心理分析论文范例

【提要】何其芳在任文学理论研究班(简称“文研班”)班主任最后一年(1963)的上半年，曾经指导研究生学员黄泽新、贺兴安、刘建军、李希贤撰写红学毕业论文。笔者在“文研班”一期学员的回忆录中，查到了何其芳指导黄泽新撰写《〈红楼梦〉对我国古典小说传统表现方法的继承与发展》论文的四次谈话(包括一次笔谈)的记录。黄泽新、李希贤的毕业论文流传下来。本文介绍了何其芳指导红学毕业论文写作的全过程，从中可以看出何其芳红学论文写作的思想理念和经验做法。何其芳指导文学研究生红学毕业论文写作，在新中国红学建设史上具有首创性。

【关键词】何其芳；指导意见；红学毕业论文写作

近期，笔者查阅到一件有关何其芳红学实践的新文献资料———指导文学理论研究班(简称“文研班”)学员黄泽新撰写《〈红楼梦〉对我国古典小说传统表现方法的继承与发展》毕业论文的四次谈话(包括一次笔谈)记录①。由此顺藤摸瓜，查到何其芳在“文研班”一系列红学教育实践活动和指导另外几位学员红学和涉及红学的毕业论文的资料。从1959年9月到1963年6月，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合办的“文研班”，前后共办两届，外加一期进修班。办学期间，正好赶上文艺界、文化界开展“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活动(1962—1963)。何其芳是“文研班”的班主任，他有意把《红楼梦》规定为“必读书目”之一，聘请吴组缃、俞平伯、李希凡、冯其庸等专家讲“《红楼梦》研究”专题课①，并亲自讲他的“‘红学’研究成果”和《论红楼梦》的研究心得及写作经验②。他还带领学员走出课堂，广泛接触文艺实际，向社会学习，“还组织看过美术展览，参观过鲁迅故居以及据说是《红楼梦》中大观园原型的恭王府，林姑娘‘潇湘馆’的几丛竹子，幽静的居室，以及贾母看戏的戏楼，还真有几分近似，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③。

一、论题“顺利确定”与论文“锁进抽屉”

首届“文研班”因延长一年学制，要到1963年暑期毕业。学员此时最重要的任务是撰写毕业论文，何其芳、唐弢等人担任论文导师。毕业论文选题方向可以依据所学内容自由选择，一些同学选择了《红楼梦》研究方面的选题。学员黄泽新回忆:文研班学习的最后一年，学校规定每人写一篇毕业论文。我的选题是关于《红楼梦》的，由何其芳先生负责辅导。另外，贺兴安、刘建军同学写的也是关于《红楼梦》的论文，李希贤同学写的是典型问题的论文，也都由何其芳先生指导。从草拟提纲到论文定稿，何先生辅导我们四次。头三次是去何其芳先生家里直接接受他的辅导，最后一次写的是书面意见。④为什么黄泽新、贺兴安、刘建军和李希贤同学的毕业论文皆由何其芳任导师?道理很简单，是因为何其芳在《红楼梦》研究和典型研究方面有创见，有成果，“共名说”是其显著标志，课堂上又以“讲红课”为人称道。笔者收集了何其芳辅导四位学员毕业论文的资料，结果是多寡不一。在黄泽新的回忆文章中，意外发现何其芳辅导他毕业论文谈话的全部记录，这是一件很珍贵的红学文献，因此要费些笔墨在下一节专门叙述。现在分别讲述何其芳对贺兴安、刘建军和李希贤毕业论文的指导。指导贺兴安红学毕业论文的写作贺兴安和李希贤划为一个组，每次到何其芳家谈毕业论文写作，两人总是相伴同行。李希贤回忆:何主任约定，贺兴安和我间隔一周的周三下午两点半到裱褙胡同的何宅，面谈。我俩每次提前几分钟进入导师家。此时，白瓷壶沏的热茶、三只茶杯已置于小客厅的小方桌上，三把木椅放在它的三方。据我的记忆，兴安坐在何主任的右侧，我坐在导师的对面。第一次去主要是定选题。兴安同学汇报后，他撰写《红楼梦》的论题顺利地确定了。①李希贤只讲了贺兴安的红学选题“顺利确定”，没有展开记述辅导了哪些论文写作具体意见，令人遗憾。查贺兴安回忆“文研班”学习生活的文章，他说何其芳“一直是大家暗中崇敬和学习的榜样。他在创作和研究两大领域都贡献卓著”。何其芳对贺兴安还讲过他写作《论红楼梦》花的时间很久:何其芳……他的批评理论文章最有文气，最少教条，在以情动人和以理服人结合上，大陆学人难以与之匹敌。他的《论〈红楼梦〉》是大陆那些年“红学”热浪中写得最好的。有一次，他讲到写这篇文章整整花了八个月时间，那意思是如有人想批驳他、超越他，起码在时间上得花八个月以上。②贺兴安赞佩何其芳文章“学人难以与之匹敌”，因为其“最有文气，最少教条”，“以情动人和以理服人”。这首选应该是《论红楼梦》的韵味和亮色。贺兴安没有说此事的发生时间，但何其芳在用切身体验鼓励贺兴安投入巨大精力写好学术论文，使其超不过、驳不倒、站得稳、立得住的用心，却十分明显和殷切。指导刘建军红学毕业论文的写作刘建军对论文导师何其芳也怀着一种崇敬心理。他对何其芳的总体印象是:“何其芳师是我们的班主任，也是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在对我班同学的多次讲话中，虽然非常强调马列主义的指导作用，但他循循善诱地要我们打好扎实的基本功，重视第一手资料，从实证出发，切忌空头理论。他的诗人气质很重，讲话感情色彩鲜明，有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提到何其芳对他毕业论文的写作辅导，他满怀钦敬地说:我向他汇报论文提纲时，他不太同意我引用的苏联一位理论家的艺术结构理论，他认为这位理论家的艺术结构理论有些无限扩大。也不太认同我关于《红楼梦》以四大家族衰亡为主线的说法。但他始终没有要求我改变观点，他的看法只供我参考。第二次谈论文时，他同意我关于《红楼梦》艺术结构主线的说法，认为我的论述成立。此事当时对我震动很大，一位理论权威，与一位年轻学子平等商讨，学术自由、学术民主的风范令人敬仰。①刘建军的论文选题是“《红楼梦》艺术结构主线”。这里他简要记述了何其芳的两次辅导情况:第一次是修改论文提纲，何其芳对引进的域外“艺术结构理论”持存疑鉴别态度，因其大而无当“不太同意”引用，表明他是在将独立思考的学术品格传授给学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红学界已经有了“《红楼梦》是描写四大家族衰亡史”的评论观点，但何其芳历来认为《红楼梦》“写的只是两个封建家庭”②，因此对刘建军关于“《红楼梦》以四大家族衰亡为主线”的说法“不太认同”。但是，这两个“不太同意”，只供刘建军“参考”，并不要求论者(学生)“改变观点”。第二次是肯定论文的“论述成立”。论点、论据通过论证过程才形成论述，形成论文。也许在两次辅导之间，刘建军在没有“改变观点”的情况下，部分接受了导师的意见，使论述趋向合理与完善，使何其芳转而“同意”他的“说法”。“论述成立”也就是论文总体上合乎写作要求，达到了毕业水准。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刘建军在何其芳辅导过程中感受到其令人敬仰的“学术自由、学术民主的风范”!指导李希贤典型问题毕业论文的写作李希贤1959年夏季在湖北汉口参加“考研”笔试时，面对试卷中的一道“典型”试题，有过交白卷的尴尬。录取到“文研班”深造，他时刻牢记自己这个“软肋”和“跟头”，特别“注重文艺学中的典型问题”。他也因此在临近毕业选择论文题目时，确定以研究“典型问题”为方向———这也与何其芳倡导“典型共名说”的影响有关。他自以为掌握的资料可以写一部谈典型的专著。但是，他的撰著毕业论文之路也还是不顺畅，甚至一波三折，屡遭坎坷。他回忆几次到何宅谈论选题时说:第一次去主要是定选题。……我汇报所作的准备时，何主任静心地听着。我又试探性地表示:我想撰写一部谈典型的专著。导师没有笑，没有责备，心平气和地说:“写专著，当然好，那是以后的事;现在，只要你写一篇两三万字的论文。”在科研上尚未登堂入室的我，顿时心绪紊乱，“典型”在脑海中飞舞，不知如何捕捉。其芳先生开导我:可以选典型理论中的一两个问题，也可以从典型创造类别中选题，还可以从某部名著中的典型人物入手。我感到有头绪了、有思路了，最后商定:谈阿Q典型。论题定后，我环绕论题钻研材料、准备提纲、撰写初稿。当我俩(指与贺兴安———引者注)上门听取对初稿的意见时，何主任依然先对贺后对我。他把我的初稿翻了一遍后，漫谈式地发表意见。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文章倒有些新意，可是“我读时只想瞌睡”。他透过镜片，注视着我，见我满脸绯红，又微笑道:“可能我未睡好。”对我行文中的弊病，导师来了个一针见血!……临到论文能否定稿通过时，我的心绪宛如面对法庭。他翻完《论阿Q典型和阿Q主义》文稿后，对此文只说了一句话:“你的文章，依我看，目前也只能这样。”……我脱口而出:“何主任，我的论文能不能在《文学研究》上发表?”他回答:“要发表?那还不容易，我签个字就行。”停了停，接着说:你把论文带回家，锁进抽屉，半年后再拿出来修改，改得不能再改时，誊正寄给我。他是《文学研究》杂志的主编，由他签署意见，在刊物上发表他门生的论文，显然“容易”办到。他不这样做，还指明要锁过半年，然后才可能提升。当时我就懂得，他这样说，他要我这样做，实则是对我的指引、对我的鞭策、激励和期盼。我理应如是为之。①何其芳指导毕业论文《论阿Q典型和阿Q主义》的写作，针对学员研究和写作上的薄弱环节，可谓处处把关，歩步紧逼:选题不准确，他纠正后连续指出三个“突破口”;初稿有弊端，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并用“我读时只想瞌睡”的话形容其沉闷不灵动;定稿虽然体现了作者当时所能达到的最高的写作水平，但还是令人不满足，何其芳建议暂不发表，“锁进抽屉”。怎样才能把这篇论文修改好，何其芳给出的办法是，“把论文带回家，锁进抽屉，半年后再拿出来修改，改得不能再改”，“然后才可能提升”。也就是说要“冷处理”，放一放，悟一悟，获得新的认知，一改再改，反复打磨，使其跃进升华。这是通达研究甘苦之语，懂得写作三昧之言。这体现了何其芳指导论文写作的另一种风格:所谓“严师出高徒”!李希贤对此十分理解和服膺。严师的教诲几乎影响了他后半生的教学和科研，并做出了不凡的业绩。指导黄泽新红学毕业论文写作的文献内容较多，下面设专节来介绍。

二、“论文中主要观点应当是自己发现的”

黄泽新的论题是《〈红楼梦〉对我国古典小说传统表现方法的继承与发展》。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何其芳先生“当时正值盛年，充满热情与活力”。他“亲自为同学辅导论文”。“他的讲话如同他的诗文，是发自肺腑的声音，闪烁着真知灼见，每次讲话都给我们很多启迪。”“我这里所记的，除了第一次有几点共同性的指导意见外，其余全是对我的研究论文的指导意见。”①黄泽新与刘建军为一组。何其芳第一次辅导谈话是在1963年2月27日下午。何其芳首先讲的正是“共同性的指导意见”:我先说说写研究论文要注意的几个问题:第一，要写提纲。写一般性的文章可以不要提纲，写长篇论文，尤其是论述复杂问题的长篇论文，一定要写提纲。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结构完整而周密，说理性很强。我们恐怕很难找到比那更好的安排形式。提纲在写作实践中还要反复修改，尽量使论文层次清晰，逻辑性强，富有说服力。第二，把思想变成文章，不仅是文字表达的问题，还可以使思想更准确、更精密。一定要下工夫，要认真考虑。论文的文字要讲究。不要用随便拾来的语言，要用经过思考的语言。要培养对语言的敏感，什么是好的讲究的语言，什么是不好的不讲究的语言，要善于区分。写得太轻率不可能有好文章，要高度地集中精力，花大量的劳动来完成这篇论文。第三，写成初稿后，要认真地仔细地反复地修改。中央文件有的改了十多遍，我们也要学习这种精神。自己的稿子自己动手抄，才经得起考验。自己不耐烦抄，还有发表的价值吗?随后，何其芳就《红楼梦》的研究课题，谈了几点意见:研究《红楼梦》，首先要重视研究《红楼梦》的时代背景。为什么《红楼梦》在那个时代产生?包括社会的、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以及传统的原因都要摸一摸，搞清楚。社会背景是文艺作品的根。不论你研究什么问题，都不能忽略它的根。例如，贾府衰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有人说是“坐吃山空”。我觉得这个看法，讲得不够太深。应当从时代背景的诸多因素中探讨贾府衰败的必然性。其次，要多阅读与《红楼梦》有关的研究资料，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新的看法从材料中来。论文中主要的观点、材料应当是自己的，是自己发现的、思考的，但不可能完全新。材料要反复看，反复研究。这一次，先谈到这里吧!下一次你们谈谈个人论文的提纲，我再说说具体意见。首次谈话，是说给黄泽新与刘建军两个人的。就红学毕业论文的总体要求，何其芳强调三点:“重视研究《红楼梦》的时代背景”“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与“论文中主要的观点、材料应当是自己的”，这恰恰是最基础、最要害的法则。依据指导老师的要求，黄泽新开始考虑“论文的提纲”。他最初的论文题目是《论〈红楼梦〉的人物形象塑造》，后来改为《〈红楼梦〉对我国古典小说艺术表现方法的继承与发展》。他的思路是:鲁迅先生说过“自有《红楼梦》出现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毕业论文的主旨就是具体阐述这个“打破”，这就有必要从中国小说艺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去寻找答案。为此，他着重地研究了《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等三部有代表性的古典长篇小说艺术表现上的特点，与《红楼梦》作具体的比较，找出《红楼梦》究竟继承了哪些方面，又“打破”了哪些方面。他写出一份两千多字的提纲。第二次辅导谈话的时间是同年3月30日。何其芳听取了黄泽新的立意构想后，翻看了两遍提纲，然后说:思路可以，条理也比较清晰。不过有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思考。关于人物的阶级性与典型性的问题，有人主张阶级性是人物的本质，甚至认为一个阶级只有一个典型。可是为什么某个阶级的典型人物的某些特征能够抽出来用在其他阶级人们的身上?一种解释是借用，另一种解释是相同而又不同。阿Q忌讳癞子，不能说这是从统治阶级来的;排斥异端则可能是从统治阶级来的。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们会有不同的忌讳，各有什么特点?考虑问题尽可能从实际出发。分析人物性格要科学、辩证。刘姥姥流行的看法有两方面:一是进大观园，因无知而闹了许多笑话;二是帮闲。过去，我们叫吴稚辉为刘姥姥，就是讥讽他是个帮闲。流行的这两点对刘姥姥的看法，并不是刘姥姥的性格的全部。对于贾宝玉，流行的看法是爱女孩子，而不是叛逆，流行的看法只是表面的东西。搞研究，不要被流行的看法所误导，要运用科学的认识论独立地思考，提出自己的见解。这里还需要强调一下，评价形象的意义也好，评论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成就也好，都要从作品的实际出发，先搞具体的东西，然后再概括，再下判断。不要先有了论点，然后再在作品找有关的现象证明。现象是复杂的，不同的论点都可以找到相应的现象作例证。先有论点再找例证的做法很容易导致错误。研究论文要写得准确、鲜明、突出。要花大气力找出《红楼梦》艺术上的特点，找出它最成功最独特的地方。我们搞研究的目的是为现实服务的，因此更要关注对今天有意义的东西。拿心理描写来说，托尔斯泰写人物心理很细致，着重过程，但故事进行太慢，比较沉闷。《红楼梦》的心理描写也很细，但和生活一样，并不慢，这就是发展创造，充分显示了我国古典小说心理描写的特色。直到今天，仍值得我们借鉴。这次辅导也是黄泽新、刘建军小组两人同时听讲。但是，这里只记录下何其芳对黄泽新论文提纲修改充实“进一步思考”的意见。这些意见最为可贵的是强调研究方法的正确性，如分析人物形象要“运用科学的认识论独立地思考”;任何研究都要从作品的实际出发，“先有论点再找例证的做法很容易导致错误”的;花大气力找出《红楼梦》最成功最独特的地方，“搞研究的目的是为现实服务的，因此更要关注对今天有意义的东西”。只有这样，毕业论文才能有创见，有高度，有价值。接受第二次辅导以后，黄泽新动手草拟初稿。一个半月以后，他将稿子交给何其芳审读。6月2日，导师通知他第二天上午9点到家去，谈谈对初稿的意见。第三次辅导谈话于6月3日9点准时开始。何其芳拿出论文初稿放在茶几上，开门见山地说:稿子我看了，大体上可以，不过，还要作一些修改。1.文章对问题分析得比较细致，但是理论概括不够。文章谈的是人物塑造问题，对人物塑造的重要性就应该有所强调。另外，《红楼梦》“打破传统写法”的意义和价值，也需要进行充分的理论阐述。2.文章着重讲了《红楼梦》对传统艺术表现方法的突破与超越，继承讲得不够。对《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金瓶梅》艺术特点的概括不够完全恰当。当然，艺术分析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要做到完全的恰如其分，是很困难的，越是困难越需要认真、细心，尽量使我们的分析符合作品的实际。3.环境描写，有的能折射人物的性格，有的则不能折射人物性格。只不过是人物的居住场所，不要生硬地把一切居住环境都和人物性格联系到一起。例如《西厢记》，故事发生在寺院里，崔莺莺、张生与红娘的性格与环境有什么关系?分析其他作品，也要实事求是，不可牵强附会。第三次谈话，核心问题是修改文稿。何其芳指出了三个问题:“理论概括不够”“继承讲得不够”“生硬地把一切居住环境都和人物性格联系到一起”。同时，也辅导了解决问题的方向和方法。黄泽新用近两周时间将稿子修改一遍上交。第四次辅导何其芳变更了面谈方式，而是采取书面笔谈的办法，把他的意见写在了改稿前面的空页上，于6月22日将稿子让人送还给黄泽新。何其芳用红铅笔在稿子上写的意见如下:6.文字还不够准确、讲究，有些名词造得有些生硬，如“行动细节”“表现传统”;3.讲《红楼梦》以前小说在写人物上的区别和特色还是要讲得更恰当一些、更符合事实一些，《三国》《水浒》也并非完全没有细节描写，《水浒》就较多一些，也并非都是只能通过一件事写一两个人物。继承方面似讲得不够;1.有对塑造人物问题的概括性的理论性的论述，可是只有细致的一面，而缺少思想与理论的高度;4.心理描写一节似举例过多;5.环境描写一节中写风一例似与塑造人物无关;2.结束语未能把前面三节总结起来。①何其芳为何把所写意见的序号标为“6、3、1、4、5、2”呢?黄泽新推测:何先生随看随记，没标序号，稿子看完以后，才根据内容编列了序号。除上面所写的具体意见以外，何其芳还逐行逐句地修改文字和标点符号，共修改了十四处。这六条修改意见，还是为了使前几次的辅导内容得到贯彻，四脚落地。第四次书面辅导，表面看，意见零零碎碎，对论文修修补补;细品味，一则可看出何其芳的煞费苦心，二则说明论文基本完成，小动微调就可以定稿。黄泽新“文研班”红学毕业论文如期完成，顺利通过。笔者查阅了相关资料，就目前所能见到的文献而言，这是新中国文学专业研究生的首篇红学毕业论文。这也表明，何其芳的红学实践活动中，又有一项开创性的业绩。更令人庆幸的是，何其芳辛勤辅导这篇论文的全部意见被黄泽新原汁原味地记载、保存并公布出来，其中包含着如何进行科学研究、如何评论《红楼梦》、如何撰写红学论文等丰富思想和经验。黄泽新当年亲聆教诲，对何其芳的耳提面命、春风化雨，几十年后回忆及此仍感慨万千，他写道:“通过辅导论文，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何先生的热心、耐心与细心，感受到了他对培养学生的无私奉献精神。他对学生既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又关怀备至、体贴入微;他从不轻易地说一句赞美你的话，然而却处处感受到他对你的关心、呵护和激励。我崇敬先生的为人品格，我感激先生的教诲之恩。”①

摘要：医患会话研究是研究医患矛盾和医患关系的关键，从社会学和语言学的视角，对国内外的医患会话研究进行了梳理。社会学和语言学视角对会话的分析有很大的差异。社会学家是研究如何进行会话，认为会话能透视社会生活，而语言学家则研究语言如何建构以产生会话，认为作为社会生活资源的会话可以帮助发现语言的本质。医患会话研究还应该拓展到认知神经科学、心理学和医学领域。只有更好地开展医患会话的研究才能指导医生的会话策略，提高医患沟通能力，改善医患关系。

关键词：医患会话，话语分析，系统功能学

在一个特定群体中或整个社会中围绕着一个主要话题、争论或主旨所进行的一切谈话和写作称为会话［1］。学者们都在不同的时期，运用不同的方法，从各个侧面去探寻和描述语言的工作机制。会话研究开创性的工作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社会学家，如早期的会话研究者Sacks、Schegloff和Jefferson等，他们采用实证的方法，结合民族方法学的理论发现会话规律。20世纪70年代Byrne和Long进行了关于医患关系的开创性研究，他们基于2500份医疗治疗录音，出版了DoctorsTalkingtoPatients一书，书中仔细地分析了医疗诊治的各个阶段，并对每个阶段的医生行为特征作了详尽研究。随着对诊疗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医患会话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由此对医患会话的研究也大量展开。

1医患会话概述

作为机构性话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医患会话，被视为两个最基本的治疗要素之一，即通过会话不但能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促进医患交流的有效进行，而且能起到治疗疾病的作用。具体地说，通过有效的会话能提高患者对诊疗的理解并产生正效应，也能促进患者更好地执行诊疗方案，医患会话的效果常常直接关系着患者的满意度。国外的医患会话研究成果颇丰，研究者重点从社会学尤其是话语分析和语言学视角对医患会话进行了描述性和实证性研究。我国的医患会话研究则起步较晚，从CNKI检索结果看，包括期刊文章，硕士、博士论文尚不足100篇，研究成果还不多，大多借鉴了国外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内容主要涉及会话的语言技巧，医患角色关系对医患会话的影响，和医患会话的语言特征等。社会学和语言学视角对会话的分析有很大的差异。社会学家研究如何进行会话，认为会话能透视社会生活，而语言学家则研究语言如何建构以产生会话，认为作为社会生活资源的会话可以帮助发现语言的本质。

2社会学视角的医患会话研究

从社会学视角对医患会话进行的研究占相当大的比例。社会学视角下的医患会话研究主要归纳为过程研究和微观研究。

摘要：本论文以2015年开始的全国统考教师资格证为背景，结合统考的基本情况来对体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予以分析，找到影响其通过率的几个问题，例如文化课偏少且教学质量低；和社会需求对接不紧密，导致学生体能技能优秀但是综合创新不足等。在此基础上形成针对性的培养模式改革意见，希望对我国体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和我国体育教师队伍整体水平提升有所促进。

关键词：教师资格证；全国统考；体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分析

2015年我国开始针对教师行业实行全国统考，考试内容涉及较为广泛，可以说各科都有涉猎，这对于体院教育专业人才来说无疑是一个挑战，主要是体育教育专业成员较为复杂，但是同一特点是文化课水平较低，在全国统考面前通过率极低，如何有效保证体育教育专业人才通过全国统考拿到教师资格证，这是所有打算从事体育教学者都在关心的问题。

1全国统考下体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面临考验

2015年我国开始对教师这一职业开始执行全国统考，即凡是想加入教育行列的人必须要通过国家统一考试且过分数线才能拿到从业资格证即教师资格证，而且从业后每五年都要考核一次。这就决定了师范类或者师范体育类专业毕业生将不能直接拿到教师资格证，想要从业必须通过全国统一考试。全国统考成为了体育教育专业学生就业拦路虎，从国家的角度来看这样统考是有必要的，是提高教师队伍水平的关键一环。然而从开始执行这一政策到如今，统考存在考试一刀切的问题，即不管文科教师还是体育教师，亦或者是音乐教师，考试内容相差无几，而对于专业方面的内容较少。即基本上考核的都是教育心理学、教育学，还有物、理、化、数、语、英等科目。现如今进入体育教育专业的学生大部分都是文理科较差，而体育技能较强的群体，这就决定了其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需要直面综合考试，需要提升各个学科水平。另外，笔者认为随着统考制度不断完善，未来国家会考虑体育教师在“学生体育核心素养培养”中的重要作用，继而会在统考中制定相关专业试题，这对于体育教育专业学生来说绝对也是一大压力，需要其在信息技术、心理分析、思想沟通等方面拥有一定的能力。即在国家统考之下，未来的体育教师不再是“体育棒子”“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而是专业水准高，综合能力强的教育界中流砥柱［1］。

2现阶段体育教育专业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

在国家进行教师资格证统考的大背景下，体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仍然在考试教学的影响下前行，还没有对这一特殊局势形成良好的反应机制，在教学上还存在着不少问题，笔者认为主要有：

作者：马利红 申丽 单位：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模糊语言，作为一种弹性语言，是指外延不确定、内涵无定指的特性语言。模糊语言生动形象、委婉含蓄、灵活多变，看似模糊却显示了语言的严谨性与客观性。商务英语作为一种专门用途英语，具有其特殊的语言风格，在选词造句、语体特征和修辞运用等方面都形成其鲜明特色。商务英语一般要求语言表达精确严密，滴水不漏，但是由于商务场合本身的不稳定性，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商务英语中也会使用适量的模糊语言，这不会影响商务英语表达的精确性，相反，还会提高商务英语语言的灵活礼貌性。国内外很多语言学家和学者通过大量实例分析研究了商务英语中的模糊语言及其语用功能，并得出了一些有借鉴意义的结论。商务英语中大量使用模糊语言不但具有语用功能，还蕴含了很多社会文化心理因素。笔者查阅了中国期刊网，从1999年至2011年已发表的关于模糊语言的论文共540篇，其中关于商务英语模糊语言的期刊论文29篇，大都是分析商务英语中模糊语言的语用功能，但对商务英语中模糊语言蕴含的社会文化心理因素的研究还是空白，本文对此进行探索。

1模糊语言概述

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和客观世界的多变性决定了语言的模糊属性。语言是模糊与精确的统一体，二者既对立又统一，共存于语言系统中，有些时候言语交际需要精确，有些场合言语交际又不得不模糊。模糊语言作为言语交际中不可缺少的语言现象引起了众多语言学家及学者的关注。模糊语言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Lakoff[1]最早提出了模糊限制语的概念，Brown和Levinson[2]认为，模糊限制语是指在某种前提条件下可以一定程度地改变话题精确程度的词语，Prince等[3]从语用的角度把模糊限制语分为变动型模糊限制语和缓和型模糊限制语。美国控制论专家Zadeh[4]于1965年提出了完整的模糊理论。1979年我国知名语言学家、北京师范大学名教授伍铁平[5]首次将模糊理论引入到我国的语言学领域。虽然语言学家和学者们对模糊语言的概念各持己见，但对模糊语言的“不确定性”达成了共识，都认为模糊语言暗指的范围看似不定，但核心意思实则明确。模糊语言充分利用客观世界的多变性和语言表达的含蓄性，在一定语境能提升言语交际的效率和沟通合作的灵活性。近年来，各国语言学家就经贸、科技、医学、文学等领域的模糊语言现象展开了多层次研究，视角由单纯的语义探讨发展至语用策略和语篇建构，分别从模糊逻辑的角度、修辞的角度、话语分析的角度、认知的角度以及语用的角度对模糊语言现象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得出模糊语言可以改变话语的真实条件，掩盖知识的不足，或者出于礼貌和尊重，减缓语气，提高语言的表达效率、准确性、灵活性等结论。

2模糊语言在商务英语中的应用

模糊语经常出现在日常交际或文学作品中，但是在商务英语中，适度运用模糊语言也司空见惯。商务英语作为一种特殊用途英语，指英语在商务场合中相对独立的应用，也是英语发挥社会功能的最佳表现。由于商务活动较强的目的性、趋利性，商务英语具有较强的语用合作色彩，表述简练而准确、有力而温和，语气坚决而不失风趣，用词明白易懂、正式规范。然而在商务活动中存在较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适度地使用模糊语用策略，可以提高商务英语表达的精确性、严谨性和灵活性。在国际商务交际中，运用模糊语言可以使沟通交流更加灵活委婉，尤其是对一些双方都敏感在意的事项、矛盾之处、核心利益问题等，模糊语言可以使话语更加可信稳妥、委婉客气，起到掩饰回避、迂回表达、声东击西的作用，既能保全双方面子，维系合作关系，又能避免承担不必要的责任或招致批评，这主要体现在商务英语广告、商务英语信函、商务英语合同和商务英语谈判中。

2.1商务英语广告

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现代文学研究中有人“放大”鲁迅对“小说作法”的批评，甚至将其夸大成一个“杰出理论贡献”，完全否定了小说创作方法，甚至提出：“（一）做得再好的‘小说作法’对于小说写作来说，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片面性；（二）‘小说作法’体现不出小说最基本的艺术特征，因此谁也不能‘如法’制做出小说作品。（三）从‘小说作法’学习小说写作是不符合认识规律的”。这篇发表于近30年前的文章没有辩证地看待问题，而且文章的论点和结论既没有任何材料的支撑，也过于“斩钉截铁”，是立不住脚的。回望新文学近百年的发展历程，20世纪80年代初和“五四”时期在引进和接受西方新鲜的文学经验方面恰恰具有很多相似之处。当时的情况都是封闭已久的国门开始敞开，各种域外的文学思潮和创作技巧蜂拥而入，让人有些应接不暇，也给文学创作带来了两次重大转折：一次是由传统转向现代，一次则是由现代转向了后现代。另外当代作家其实也很注重小说创作经验和新鲜的技巧，例如高行健1981年出版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就是当时比较出名的一本“小说作法”，它从创作方法上将中国小说与西方现代小说进行比较的同时，从叙事语言到情节结构等方面全面介绍西方的“现代小说”，对当时的作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与震动，冯骥才看完这本“小说作法”之后说：“我像喝了一大杯味醇的通化葡萄酒那样，刚刚读完高行健的小册子《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目前‘现代小说’这块园地还很少有人涉足的情况下，好像在空旷寂寞天空，忽然放上去一只漂漂亮亮的风筝，多么叫人高兴！”由此可见，小说创作在受到这些新鲜的小说写作技巧的启发之后往往能够焕然一新，甚至能够引领文学创作的潮流，开文学风气之先。例如李劼在他的《中国八十年代文学历史备忘》中就曾经这样评价高行健对西方小说技巧的介绍：“然后是八十年代初，高行健发表《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在北京文学界所引起的轰动。……王蒙读了高行健此书，盛赞道，妙极了。王蒙当时的意识流写作，显然受到高行健此书的影响。……但中国小说走向现代派，应该说是高行健此书和王蒙在意识流写作上的实验，起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将中国当代文学从死气沉沉的为人生的文学，写真实的文学，干预生活的文学，什么什么的文学当中，解救了出来，从而标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学时尚”。

1920年左右孙俍工为适应新文学教育的需要编写了《小说作法讲义》，“讲义”的核心内容是介绍现代小说的创作方法，同时也涉及了作者理论以及小说创作与批评和研究的关系等问题。1919年的“五四事件”之后，白话文教学很快遍及中等以上学校。当时由于受到杜威教育学说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国文教学的方法也开始走向“现代”，开始趋向于启发式的自动主义，国文课程的内容“开始参用新文学作品或译品，侧重人生问题或社会问题的讨论，而忽略文字或技巧方面的研究”。但当时在新文学教材的编纂上存在着严重的问题，现代著名教育家周予同曾经就当时的“国文”教材问题特别指出：“国文一科，教材选择的混乱，与教授方法的无标准，几乎无法形容”。另外当时白话文和新文学仍然立足未稳，文学的新旧之争还在持续，就此孙俍工另外特别编写了《新诗作法讲义》和《戏剧作法讲义》，用白话来介绍现代小说、戏剧、诗歌及其创作方法。孙俍工在《小说作法讲义》的《自序》中谈到了他从新文学建设的立场出发对于战胜传统文学以及当时的“国粹派”的良苦用心：“教小说的时候应该教小说的作法，这个讲义就是依照这个宗旨而编的。现在这样的出版界对于解决国语文教材建设这样一个问题太不勇敢了，这样下去不但国语文建设底希望达不到，就是已有的这点根基肯怕都难于保存，这样岂不叫一班醉心国粹者在一旁齿冷？”如上所述，新文学在建设之初要尽快立稳脚跟并最终在竞争中取得胜利，自身还存在很多劣势，其中缺乏创作实绩就是重要一点。所以，利用文学教育来推广普及现代小说就显得非常重要。对于创作实绩的缺乏，鲁迅在1924年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曾经清醒地概括：“至于民国以来所发生的新派小说，还很年幼——正在发达创造之中，没有很大的著作，所以也姑且不提它们了”。而茅盾对此则以创作的实际来说明：“民国六年（一九一七），《新青年》杂志发表《文学革命论》的时候，还没有‘新文学’的创作小说出现。民国七年（一九一八），鲁迅的《狂人日记》在《新青年》上出现的时候，也还没有第二个同样惹人注意的作家，更其找不出同样成功的第二篇创作小说。民国八年（一九一九）一月……也还没有说得上成功的作品；……那时候（民国十年春），《小说月报》每月收到的创作小说投稿——想在‘新文学’的小说部门‘尝试’的青年们的作品，至多不过十来篇，而且大多数很幼稚，不能发表。”孙俍工等新文学提倡者由于不能以创作实绩做后盾，多少也有些底气不足，只能一再强调现代小说对人生和社会的重要性以及现代小说的意义，这让人想起了当年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一再拔高小说的地位。当然，孙俍工没有梁启超的“雄辩”，其文字更多是文学的色彩，而且用的是白话：“小说的意义在人生和社会两方面……所以有人说小说能使人乐，能使人忧，使人歌，使人泣，使人富于情绪，使人梦，使人笑，使人震动，使人引泣，使人思量，这真是极其了解小说在人生和社会里的重要的话啊！”

新文学建设初期创作实绩的薄弱从孙俍工的《小说作法讲义》的内容中也能体现出来。由于中国传统的文学资源完全被排斥（新文学的提倡者早期特有的和惯常的表现），现代小说又没有大的实绩为其所用，所以只剩下了“西方”作为理论资源。“讲义”中所有作品的实例都是国外的现代作家和作品，其中西方的作家主要包括托尔斯泰、易普生、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德以及莫泊桑等人，而这些正是“五四”前后被介绍到中国来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是“五四”前后中国现代作家创作思想的重要来源与依据，不仅对鲁迅等早期现代作家影响巨大，对“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作家亦是如此。例如谢冰莹就曾说，“那时我崇拜的作家是莫泊桑、左拉、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仲马等”。由于现代小说在早期理论大于实绩，所以对于“小说”的定义，孙俍工以当时的“为人生派”与“为艺术派”为例来加以界定，同时作者也旗帜鲜明表达了自己支持“为人生派”的文学倾向。而在现代小说文体方面，孙俍工的理论资源和作品实例也是西方的。孙俍工提出现代小说的文体至少应该包括“日记式”“书简式”“自叙式”“他叙式”等，其中日记体包括果戈理《狂人日记》，屠格列夫《猎人笔记》，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等。而“日记体”“书信体”等也正是“五四”作家在小说创作中经常使用的。不仅如此，当时的国文教育中主要还是以文言作为文选的主要内容，当然这主要还是和现代小说等新文学创作实绩的薄弱有关，所以孙俍工等教育家对新文学的理论普及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梁启超等新文学教育的设计者认为白话文学作品暂时不宜选入国文教材，梁启超在《中学国文教材不宜采用小说》一文里断言近人白话文中“叙事文太少，有价值的殆绝无”，“议论文或解释文中虽有不少佳作，但题目太窄，太专门，不甚适合中学生的头脑”，“大抵刺激性太剧，不是中学校布帛菽黍的荣养资料”。梁启超的结论是：“希望十年以后白话作品可以充中学教材者渐多，今日恐还不到成熟时期”。他还说：“国内白话文做得最好的几个人，哪一个不是文言文功底用得很深的?”在梁启超思想的深处，显然认为学好文言文是写好文章的根本。这就与新文学的创造者胡适等人发生了根本的分歧。

与此同时，胡适和梁启超等人进一步讨论到底要不要将“小说”作为教学的对象收进当时的国文教材。胡适对此持支持态度，梁启超仍然持反对态度，这就是当时著名的“胡梁”之争的内容之一。梁启超在《中学国文教材不宜采用小说》中明确地表示小说不适合选进国文教材。首先因为小说是纯文学；其次因为小说是想象性的文学，更注重于想象力，“学生须有相当的有欣赏美文的能力，我是承认的；但中学目的在养成常识，不在养成专门的文学家，所以他的国文教材，当以应用文为主，而美文为附。除却高中里头为专修文学的人做特别预备外，我以为一般中学教材，应用文该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纯文学作品不过能占一两成便了。此一两成中，诗词曲及其他美的骈散文又各占去一部分，小说所能占者计最多不过百分之五六而止”。由于现代小说很难入选当时的国文教材被教学，《小说作法讲义》等“小说教材”的出现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而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如果从学科和教育以及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来分析新文学教育中对“小说作法”的教学，我们会有新的启发。1912年之后现代教育体系在中国逐渐确立，“语文学科”也逐渐建立起来。这样，与传统的私塾教育不同，“考试、评分和书写等新的教育技术也被引进到中国来，改变了学生的学习方法以及教育者与学生的关系”。新文学开始借助教育体制进入文学教育，文学也变成了一种知识被教学。当时的新文学建设者胡适等人利用手里掌握的话语权力使新文学通过教学变成知识，而连接知识和权力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反复的教育实践，新文学通过教师讲解，学生的阅读以及考试和书写等现代教育手段，使新文学的地位逐渐确立，以至慢慢成为“经典”。利用现代意义上的新式学校刚刚建立这一契机，使现代小说等通过教育体系进入国文课程和教材得到普及与推广，这的确是新文学包括现代小说最终战胜旧文学的重要途径之一。而孙俍工等人还尤其注重现代小说创作方法的教授，这对于繁荣小说创作，增加小说创作实绩以至于培养现代小说创作队伍都是意义深远的。因为即使在当下的文学教育中不光是小说的教学，诗歌、戏剧和散文的教学也不再注重“作法”的教授，这是颇值得我们深思与反省的。

孙俍工1921年开始在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多部短篇小说，1924年结集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海的渴慕者》。小说集中共包括《疯人》《看出殡》以及《看禾》等共18篇小说。其中被茅盾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三集•小说一集》的一共三篇：《前途》《隔绝的世界》和《家风》。入选数量仅次于同集中的作家冰心、庐隐、叶绍钧和王统照。《海的渴慕者》可以看做孙俍工对小说“作法”在创作上的实践。这种实践主要表现在小说的叙事文体上，他使用了“日记体”“书信体”“演讲辞体”等。例如在《医院的故事》中，他将故事以“女友在医院中的日记”的形式展开，使叙事的容量增大，情节得以妥当安排和铺开。小说《家风》使用了书信体，同样使叙事容量增大，避免了情节的简单化。而《几篇不重要的演讲词》则使用了一个中学里暑假之前学生聚会上的几篇演讲词来结构全篇，使作者“说教式”的叙事目标得以实现。当然以今天的眼光看来，孙俍工的小说叙事在文体上还只能是一种“实验”，叙事中过多的议论和技法尚不成熟的心理描写大大影响了小说的水准。所以在整个小说集中水准最高的小说是《看禾》。小说写少爷“我”和作为地主的爷爷到佃户家里去“看禾”，也就是看看今年的收成怎么样，然后来确定佃户该交多少田租。小说透过儿童的视角来叙述整个“看禾”以及在佃户家吃午饭的过程。小说《看禾》只有叙述，很少心理描写和过多的议论，从而取得叙事上的成功。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依然是一篇非常优秀的小说，有点鲁迅的小说《社戏》的味道。所以小说集《海的渴慕者》中所有注重“故事”的作品明显要比连篇的说教性议论的作品要优秀。另外小说中也开始出现了类似“意识流”的手法，或者可以称之为精神分析，例如小说《命运》对女主人公惠斯的心理分析和梦境的描写颇为成功，让我们不禁想起了施蛰存的小说《梅雨之夕》。孙俍工的小说在内涵上更加表现出“五四”时期的“现代”特征和时代精神。孙俍工的小说主要表现出两个主题，一个是早期的“安那其主义”（无政府主义），一个是后期的人道主义。这两个“主义”都是“五四”时期的文学思潮和社会思潮。从小说创作可以看出，孙俍工从一个追求自由、人权，反对权威和束缚的无政府主义者逐渐转变为一个人道主义者。夏丏尊在为小说集《海的渴慕者》所作的《序言》中对孙俍工小说的上述特征作了总结：“论到文艺上的意见，我和俍工原一向不甚一致，俍工是人道主义者，他的作品也不失为人道主义的作品。我见了那篇《看出殡》，在我的趣味上以为远过于《疯人》……《疯人》和《看出殡》都可以算作俍工的处女作，里面却包裹着两种不同的文艺上的倾向的萌芽。可是在这以后，俍工专向《疯人》那一方向发展，并且竟发展到《海的渴慕者》那样深，于是俍工遂成了一个人道主义的作家了”。当然，有些“五四”作家的“人道主义”的表达是相对温和的，但是孙俍工不同，“他的作品简直就是他对于一切迫害的直接的叫喊与抵抗，作品中自题材以致主人公的思想无一不染着愤世不平的色彩，带着狂叫改革的调子，情绪的热烈俨然像个说教……有许多地方很像北欧作家的作品”。而茅盾对孙俍工小说的风格与转变是这样分析的：“孙俍工抑制住了主观的热情的呼号，努力想用理知的光来探索宇宙人生的‘何故’，倘使我们说他的《命运》表示了他的探索的半途，那么，他的《海的渴望者》就表示了他的探索的终点了，不过这终点并非‘前途’中提出的‘何故’的答覆，而是跨过了‘何故’这一关的一种对于人生问题的主张——‘我们应当怎样做了’！……他渐渐从‘一切都要不得’变到‘人道主义’了”。

越过上述对作者的创作风格及其转变的宏观分析，在微观上“五四”时期主要的“现代”观念和时代精神在孙俍工的小说集中都有体现：《疯人》中对觉醒者“疯人”的关注；对妇女、儿童以及下层社会弱者的命运的思考，如小说《命运》《小孩的哭声》《医院里的故事》和《隔绝的世界》等；对传统的家庭观念、节孝观念和婚姻制度的反思与抨击，如《家风》《命运》和《海的渴慕者》等。确实，曾经亲身参加过“五四事件”的孙俍工和当时许多具有新思想的新青年一样，“集浪漫主义和悲观主义于一身，在与官僚、军阀和动荡的社会相抗争之后，大多经历了从呐喊到彷徨的过程。此时，旧文明已经动摇，青年人对传统的伦理原则和生活观念产生了怀疑。他们梦想一个新的光明的未来，但是传统的负担依然是沉重的。社会、政府和学校都与理想中的相去甚远。各种新思想混杂不清。应当采取什么立场？应当向何处去？应当做什么？”而这些在他的小说作品中都有体现。

孙俍工1926年以后“已经绝念于创作”，停止了对现代小说“作法”的实践。而孙俍工对现代小说的积极意义不仅在于对现代小说理论的普及，更在于他充满了“五四”时代精神的小说创作实践。因为文学教育不仅仅是一种文学本位的“审美教育”或“理论教学”，“立人”才是文学教育最终要实现的根本目标，也正是文学“教育功能”的体现。在当下文学“去政治化”的思潮中，“审美”仿佛已经代替“立人”成了文学教育的首要目标和评价标准。而作为新文学教育的设计者之一的梁启超在近一个世纪前就已经意识到了小说的教育意义的重要，例如小说与“新民”和“群治”的关系等。这也是今天的文学教育者需要认真反省的。

作者：杨荣广，孙媛，李铮    单位：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安托瓦纳•贝尔曼关于翻译伦理的论述进一步拓展和丰富了翻译研究的内容，并且直接启发了皮姆和韦努蒂等其他学者关于翻译伦理的论述。国内外近年来探讨“翻译伦理”的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便是一个最为直接的佐证。然而，现有研究也存在诸多亟待深入和改进的地方。   1．翻译伦理与翻译中的伦理问题:理论的误读还是理论的发展?   贝尔曼关注的是翻译本质上的伦理规范问题。贝尔曼批评翻译中常用的一种“自然化”(naturalization)(基本上等同于瓦努蒂的“归化”(domestication))策略，认为这种策略抹杀了原文的异质性。在他看来“翻译的合乎伦理的目标是以异为异”［4］［P285］，“翻译伦理包含着对翻译之为翻译的纯目的(pureaim)的阐释、证实和辩护，是由如何定义‘fideli-ty’而构成。”［3］［P5］。在他看来，译者不可避免的要受到“我族中心主义”力量的影响，这种力量决定了译者“翻译的欲望”和目的语的最终面貌，只有通过心理分析式的剖析(psy-choanalyticanalysis)才能使译者意识到这种力量。这种欲望也可以看成是翻译的形而上的哲学，后者与翻译的纯伦理目的相关联。纯翻译的欲望应是翻译伦理目的的心理基础，是要通过与非本土的、优良的、更加灵活的，更加游戏的，更加纯的语言的正面的冲突来改变本土的语言。但是真正的翻译伦理目的并不仅止于此，而是要“在外来语言和本土语言之间建立一种对话的关系”。   从这些论述中不难看出，施奈尔马赫、荷尔德林、本雅明等有关翻译的论述对贝尔曼有着深深的影响。所不同的是，贝尔曼意识到了翻译过程中所蕴含的“自我”对异质的“他者”的暴力，提倡保持原文异质特征的翻译方法，并将其作为抵抗我族中心主义暴力的手段。贝尔曼认为，要实现这一目的只有通过“字面翻译”(Literaltranslation)的策略，要通过“忠实”和“准确”的再现原文。“字面翻译”忠实”准确”这些在翻译研究中最普通的几个字眼，被贝尔曼提到了伦理的高度，“对译者而言，‘忠实’和‘准确’是两个附在他身上的精灵。它们是译者的激情所在，这个激情既不是文学的，也不是美学的，而是伦理的。”［16］［P81］   那么什么是“字面翻译”?贝尔曼是这样解释的:“这里‘字面’的意思是:紧贴(文本的)字(letter)。翻译时在字上下功夫，一方面恢复作品的特定的意指过程(这种过程不仅仅局限于原作的意义)，另一方面，改变译语”［4］［P297］。贝尔曼在另一篇文章《译与字－遥远的客栈》中给出的答案是“翻译即是译‘字’，翻译以‘字’组成的文本”。西奥•赫尔曼斯对此的理解是:贝尔曼提倡“字对字的翻译(word－for－wordtranslation)，以求尊重原文与身俱来的他异性”［17］［P98］。那么怎么理解“字”(lalettre)，贝尔曼并没有给出清晰的说明。瓦努蒂在讨论“字面”的理解时将“Letter”解释成“目的语中一系列意指的可能”［8］［P146－147］。在他的另一篇文章中，他将翻译与契约作了一个类比“忠实于一个合同意味着遵守合同的条款，而不是合同的‘精神’，忠实于一个文本的‘精神’是自相矛盾的”，“翻译伦理的目的是以接纳他者的肉身来接纳他者”［16］［P81］。“肉身”是什么呢?原文的形式?是否合乎伦理的翻译就是要字对字的翻译呢?贝尔曼之后的论述就显得含糊其词。为了使这一近似于乌托邦式的设想得以实现，他又提出了“翻译的分析”的概念，认为只有通过翻译分析才能真正实现翻译的伦理目的。在1995年出版的《关于翻译批评:约翰•多恩》［18］一书中，贝尔曼力图是自己的理论具有更强的实践性，提出了一个建设性的翻译批评模式，将伦理和诗学作为翻译批评的两个标准条件，其中伦理标准即在于对原作的尊重，而诗学标准则要求译作必须能够具有原文的语篇性，这样才能保证译作既尊重了原作又具有创造性，从而丰富和发展目的语。   国内对于翻译伦理的论述更多的是从微观的、文本对照的层面上展开，采用的是一种描述性的研究方法。研究的重点是翻译实践过程中，伦理因素(如:译者个人伦理动机(实现政治目的等)、目的语文化的社会伦理等)对于翻译活动的影响。较为突出的是以下两个案例:一是，彭萍博士的专著《伦理视角下的中国传统翻译活动》。该书以中国佛经翻译、明清科技翻译以及耶稣会士的基督教经典翻译为分析对象，探讨不同时代的伦理因素是如何影响译者的翻译动机、翻译决策和译本的接受［14］。二是，王大智教授的《翻译与翻译伦理－基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思考》。他基本也是将伦理因素纳入到中国传统的翻译活动中，分析了“以夏变夷”和“立夏夷之防”的族际伦理和儒家伦理、实学伦理对当时的翻译实践的影响以及明清之际西学汉译活动中所反映出来的伦理价值判断［15］。对比上述国内的两本专著可以看出，国内基本是文化转向研究思潮的结果，更多的是探讨的是伦理因素影响下造成的译者对文本的操纵与改写，这与贝尔曼的初衷相去较远，可以是对贝尔曼思想的误读，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却又是对这一理论的补充。   贝尔曼专注于拉美小说和德国哲学的翻译，他的思想源自于列维纳斯的伦理观，关注的中心是翻译活动的伦理目的，以及翻译所必须具有的尊重“他者的”义务。对贝尔曼来说，翻译伦理既是是理论的起点，也是问题的焦点。但是从所有的论述来看，他对于翻译伦理并未加以准确、清晰的界定。也许正如AlexisNouss为他辩护的那样:“当伦理是对他异性的接受时，如果它要保持自身不变，就必须是不确定的，也不能够被准确表达的”［19］［P133］。他的研究将哲学观点与翻译研究结合起来，直接启发了瓦努蒂的研究，但是瓦努蒂的影响要远远大于贝尔曼，这不仅仅是因为贝尔曼是用法语写作，因而读者接受起来相对困难，更重要的或许是贝尔曼的逻辑思辨性过强，反而忽略了对自己的核心术语体系做清晰的界定而造成的。这种模糊性一方面客观上促使了当前翻译伦理研究多角度、多元化的现状，另一方面又使得研究者缺乏统一的术语而阻挠了其进一步的发展，并在理论旅行的过程中发生变异。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也反映了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性和多向性，是从本土文化出发对翻译伦理研究的有益尝试。#p#分页标题#e#   2．“翻译伦理”本身存在的理论悖论   翻译与伦理有极大的相似性。任何从事翻译活动的译者都必然受到自身所处的语言、历史、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诸多内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伦理问题是一种价值判断，人们在做出价值判断或者说伦理判断的时候也往往受到根深蒂固的文化框架的约束。同样的，翻译研究要回答两个问题“应该怎样翻译?”实际上怎样翻译?”伦理研究者也会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伦理学所关心的主题，主要不是有关事实的问题，而是属于价值或价值判断”［20］［P11］。翻译伦理所给出的价值判断，在面对翻译事实或者说指导翻译实践活动时往往会发生背离。   从贝尔曼的理论本身而言，翻译的伦理强调译者要尊重原作，对原作负责。这种尊重有两个层面:一是保留原文的异质性特征;二是要用目的语进行一定程度的再创作，以延续原作的生命。尽管“尊重”、“负责”这样的道德标准消解了忠实与再创造之间的二元对立，却仅仅是掩盖了矛盾，而非提出一个可行的实践方案。从伦理学本身来说，道德规范规定了人们应该怎样去做，但是这种先验性的规定并不能强制人们实际上去按照这种规范来行事。这种先验的规定性和实践的多样性之间的悖论必然导致译者在从事翻译活动时的主观动机和最终结果之间产生巨大的差异。比如:鲁迅先生的在《域外小说集》的翻译中几乎是完美的体现了贝尔曼对于再现原文异质性的强调，其目的也是希望通过外来的文学、语言改造社会和本土的文化风俗。然而，小说两册各卖了20本左右，影响甚微。相比较而言，林纾的归化翻译可以说是人尽皆知(若用贝尔曼的标准看确实是不好的翻译)，但其译本却“风行海外”，且“传播了西方资产民主、自由的新思潮”［21］［P200］。   3．翻译伦理研究的分类   在贝尔曼之后的众多关于翻译伦理的讨论尽管拓展了翻译研究的领域，却在本就“众声喧哗”的理论争论中增添了更多的不同声音。究其原因，翻译伦理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和系统，众多的研究者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从某一个侧面展开讨论。尽管吕俊、侯向群提出了建立翻译伦理学的呼吁，杨洁、曾利沙曾试图从学科层面对拓展翻译伦理学研究的范畴做出了有益尝试。当前这种自说自话的局面丝毫没有改观。唯有从伦理学视角来整合现有的研究，才能进一步推进翻译伦理研究的进展。根据现有研究的内容，笔者试图用图1(见文末)整合现有的研究成果。   元翻译伦理学就是要以伦理学和道德哲学为理论基础，运用逻辑和哲学思辨的方式，讨论翻译伦理研究的基本术语(如“不正但/正当”的翻译(unethical/ethicaltranslation)等)、反思建立翻译伦理的理论前提和依据，批判和考察翻译伦理研究的其他分支相关理论是否合理有效。判断元伦理学主要有两个较为重要标准(1)元伦理学主要讨论论学术语或命题如“正当”不正当”、“善”、“恶”等的意义和定义、这些术语或命题的规则及其使用的功能;(2)伦理判断和价值判断能否被证实、证明、或显示其有效性?如果能，怎样证明，在什么意义上证明?［22］［P197］从细读贝尔曼对于翻译伦理的论述不难看出，贝尔曼主要是从语言和逻辑上，通过哲学分析的方式阐释了翻译伦理，并且通过翻译解析来证明自己这些术语的有效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将贝尔曼翻译伦理说归结为“元翻译伦理”是有道理的。规范性翻译伦理研究则主要是研究翻译伦理价值判断的标准，确立价值判断规范，探讨这些标准和规范对译者的翻译行为、译文最终的形态、对原文本在目的语文化中的传播以及与译入语文化的互动等，目的是找到和明确表述具有一定普适性意义的翻译伦理规范体系，以指导翻译实践活动。切斯特曼和皮姆的研究应该就属于此类。应用性翻译伦理研究则主要是研究规范性翻译伦理在翻译实践中应用的问题，并将应用性研究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认识升华成理论，改进和提升规范性翻译伦理的研究。贝克有关翻译伦理的讨论可以划分到此类中。   描述性翻译伦理研究主要是对翻译活动中所出现的与伦理价值判断相关的行为进行共时和历时的描写，目的在于描述或解释翻译操作现象或提出与翻译伦理问题有关系的本性理论，为翻译伦理学研究积累研究的素材。国内很多利用切斯特曼的五个伦理模式对翻译文本进行分析的论文大多属于此类。这五个大类之间相互关联，互相渗透，在具体的研究中很难将其完全的分割开来。整个框架是开放式的，随着翻译伦理研究的深入，或许还会出现翻译伦理比较研究等新的领域。在应用性翻译伦理研究之下还有很多的小类，限于篇幅，暂且言尽于此。   综上所述，翻译伦理研究在经历一段时期的发展后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理论自身在概念界定、体系构建方面还不够完善，因而引起各种批评的声音。与任何理论一样，在传播的过程中必然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发生变异，从而促使研究者往往会从不同的侧面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些难免会造成分散、混杂、众声喧哗的局面。翻译伦理研究在国内外呈现出了不同的场面，关注的焦点也不太相同。尽早理清翻译伦理研究的基本概念，廓清翻译研究的不同方向和类别，对当前的研究成果加以整合才有利于翻译伦理研究的不断深入。

开放获取（OpenAccess，以下简称OA）出版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当时由商业出版社统治的期刊出版市场一方面基于严谨高质的论文出版所需要的资金成本，一方面出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的，长期持续上涨期刊订阅费用。许多科研机构无法负担快速增加的订购费用。价格持续大幅度的增长已经严重威胁到包括图书馆在内的教育科研机构文献资源的可持续保障，阻碍了对学术研究成果的利用，这就是期刊危机（serialscrisis）。此外，纸本学术期刊出版时滞及其使用上的局限，也影响了学术传播效果。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和电子期刊的出现，学术界、图书馆界和出版界共同提出了OA出版模式。作为数字出版类型之一的开放获取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绿色OA，即研究机构或作者将学术研究成果存档在OA知识库中供学术交流；另一种是金色OA，即出版OA期刊。随着开放获取的发展，OA知识库和OA期刊的数量不断增多。截至2016年10月30日，“开放获取期刊名录”（DirectoryofOpenAccessJournals）收录的金色OA期刊达9156种，收录经同行评审的论文2322691篇。

1OA的运营模式

OA期刊运营模式包括运营主体、生产模式、收入模式、营销模式等主要内容。不同运营主体的OA期刊生产模式和营销模式大同小异，但在收入模式选择上却有较大区别。OA期刊的不同运营主体决定了其不同的收入模式，而OA期刊的收入能否弥补其运营成本问题是其能否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

1.1OA期刊的运营主体

根据OA期刊的运营主体及其自我定位，OA期刊可分为非商业性OA期刊、商业性OA期刊、半商业性学会OA期刊。（1）非商业性OA期刊。20世纪90年代后期涌现了一批非商业性OA期刊。这类期刊往往由在大学从教的研究人员、博士生或研究机构内部的秘书无偿完成编辑工作。由于没有传统期刊纸张、印刷、装订、发行成本的压力以及较为低廉的管理成本，因而此类期刊启动门槛较低。然而，随着文章数量的增加及随之产生的工作量的增加，仅靠少数人在正职工作之余的无偿劳动很难完成编辑工作，如何找到自愿无偿工作的后备力量也成为问题。同时，文章数量的增加导致稿件管理的复杂程度日益增加，期刊管理系统运营的资金投入以及随之产生的长期人力投入导致总体运营成本大幅提升。入不敷出是其面临的最大挑战，其可持续性与可拓展性都因资金不足而成为难题。（2）商业性OA期刊。商业性OA期刊的主要资金来源是文章处理费（APC）。商业性OA出版商普遍认为，APC是唯一可以支持OA出版可持续运营的收入模式，如BMC（BioMedCentral，英国伦敦生物医学中心）成立伊始便以向作者收取文章处理费用为主要营利渠道，同时探索多样化的营利途径。根据2017年BMC网站报价，旗下期刊文章处理费约为每篇一两千美元。最贵的是BMC的核心刊物BreastCancerResearch，平均处理费达2910美元。（3）半商业性学会OA期刊。学会期刊在学术交流中的地位非常重要。这类期刊的半商业性是由其自我定位与现实情况综合决定的。比如美国化学学会运营期刊的方式是商业性的，但其定位是非营利机构。当前许多传统学会期刊面临着两难局面，一方面对开放获取运动持积极态度并有意探索向OA转型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基于会员的意向不统一而难于迅速推进OA转型，因为会员每年支付的会费是其重大的资金来源，同时维系会员与学会的纽带关系是其重要职责。因而一些学会在保留原有传统期刊的同时，创建了新的OA期刊。如2014年英国皇家学会创办了其首个OA期刊《皇家学会开放科学》（RoyalSocietyOpenScience）。

1.2OA期刊的收入模式

尽管OA期刊甫一问世便被打上了“免费”的标签，但事实上这种针对读者的免费是通过其他收费或筹资模式进行补偿才得以实现的。因此，OA期刊的资金来源能否弥补其运营成本问题是其能否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常见的OA期刊筹资模式包括以下几种：（1）文章处理费。作者或其所在机构承担文章发表的费用。这是OA期刊最常见的资金来源。但研究表明，这一筹资模式主要存在于混合型期刊中。文章处理费主要包括提交费、版面费、插图费、彩印费等。不同期刊的文章处理费差别较大，文章处理费与期刊的学术领域、知名度都有关系。“开放获取期刊名录”当前收录的期刊中，文章处理费可低至10美元，也可高达几千美元。（2）广告费。期刊出售其官网主页或论文中的广告位以赚取广告费。如广告收入是BMC营利的重点。BMC提供网站广告、邮件广告等不同形式的广告。网站广告包括旗帜广告、视频广告、Flash广告等，根据其所占空间大小、位置显著程度收取不同的费用。如网站页首横幅广告，每获得1000次有效点击收费55美元。（3）捐助与会费。期刊通过吸引长期的或一次性的外部资金支持来维持运营。如期刊Esoterica设立了专门的捐助网页“捐给Esoterica”，捐助款项通过其出版社的捐赠处进行收集。有的杂志如OtherVoices则通过支付平台Paypal收取捐助。作为回报，捐助者会得到受助期刊的允诺，其所捐款项将会用于期刊的可持续发展与研究工作。会费与捐助不无相似之处。如美国期刊《美国流行文化杂志》等多数期刊会将捐助者自动列为会员。（4）出售纸本杂志。在线开放获取的成本通过出售印刷本的收入来弥补。学会杂志在发行印刷本、收取订阅费的同时，也会推出开放获取版本，如瑞士的《心理分析杂志》。这样既满足了学会会员对印刷本的需求，又实现了开放获取。（5）增值收费。这种收费模式即freemium，是free（免费）和premium（收费）两种模式的结合。OA期刊的“免费+收费”模式即在所有期刊以网页形式免费开放获取的同时，针对其中一部分期刊提供额外的服务（比如提供PDF和e-Pub格式的全文下载）并就此收取订购费。（6）第三方资金。科研机构或科研资助机构为期刊提供部分或全额资助。这类机构包括研究所、大学、高校图书馆、基金会等。这一资金来源的可持续性难以保证。一些研究所和大学虽然有大型的出版项目，但准入门槛较高。基金会则倾向于提供新建OA期刊的启动资金或帮助传统期刊向OA期刊转型的资金。（7）非货币收入。即人们在期刊生产过程中提供的无偿服务。一般来说，所有期刊都会利用无偿服务。无偿服务的提供者可以是作者、同行评议者或编辑。一方面，他们付出劳动以换取非货币报酬，如学术圈的认可、学术研究的最新动态、扩大学术社交网络等。另一方面，他们所服务的期刊也获得了收益。但这种“自我剥削”式的收入模式持续性较差，无法单独或主要依赖此模式保持期刊正常运营。

（一）

一、后现代文学对中国产生的影响

西方文学流入中国文学界,因此,大量后现代主义作家的代表作品也相应出现在中国文学界,这充分说明了后现代主义确实对中国文学产生了莫大影响,也将中国文学流派划分成具有明显后现代文学思潮的几个流派。80年代末期。中国文学界刮起了评论后现代文学思潮的文学风,但是,后现代文学也并非只是带来了正面影响,它对中国文学界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

1、后现代文学对中国产生的正面影响

首先,后现代文学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后现代文学的创作方法和手段的多样性打破了我国文学创作的思维定势。后现代文学使得我国专家学者开始着手考虑如何构建国际文学关系的标准。包括中国文学界在失去了创作中心和准则以后,与全世界的人民处在了同一个起跑线上。全球文学界的态势形成多元化发展,但是多元化发展又集合成一个流派。这些发展实现了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自由平的文化交流。第二点,现代文学主义提倡“自我为中心”,而后现代文学主义主张以“语言为中心”,后现代文学摘掉了现代文学的虚假的面具。后现代文学的“语言为中心”主要强调的是语言的本身的含义,要增强语言的能指性,淡化语言的所指性。在中国众多后作品中,如《宿命》《边缘》等均符合后现代文学作品的思想特征。这些文学作品受到了后现代文学思潮的严重影响,其风格与中国传统文学完全颠覆,无时不刻体现反传统的叛逆思潮。第三点,随着后现代文学的潜移默化,中国文学逐渐趋向于大众化。一些更为新颖、构词更加大胆的语言出现在了人们生活中,因为后现代文学的没有理想就是一切创作的最高境界很大程度上使中国文学作家的作品趋于平凡化,作家群体开始消散,在其作品中人们看不到追捧和拥戴,正所谓后现代文学“零度”创作的象征。同时,中国文学界也开始出现多种风格的文学风格,比如新状态小说、新都市小说、新写实小说等。

2、后现代文学对中国产生的负面影响

任何影响都不是绝对的正面影响,因为突如起来的后现代文学思潮,让一直处于封闭状态的中国出现了一些极端主义现象的产生。首先,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家为达到一种纯客观写作角度,将自己的主观感受遏制,完全强调客观写作手法,这些就造成了中国原本存在的文学形态,使众多流派作家变得盲目跟风,失去了传统中国文学的韵味和特色;其次,后现代的特色即消散一切凝聚物质,化整为零。这种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主流文学失去了文学深度,使文学的整体形态趋于散乱不规、没有信仰、没有理想,最终导致文学变得肤浅单薄。对此,中国应理性对待,进行客观批判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