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哲学论文范例

摘要: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水文化研究至今，学术界已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了准确掌握我国水文化研究的新动态、新形态、新业态，本文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为检索对象，采用高级检索方式，对检索出来的关于“水文化”的论文，从学科分类、发表年度、文献来源、关键词、研究机构及论文影响力诸方面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以期为构建“水文化+”研究范式提供理论基础，推动水文化研究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水文化;研究态势;分析

1988年10月25日，在淮河流域四省治淮宣传工作会议上，李宗新先生首次提出应大力开展水文化研究。①历经近30年的发展，在水文化理论、水文化建设、水文化教育、水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运用计量分析和统计学知识，对检索到的水文化论文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

一、水文化研究的学科分类与发展轨迹

我国高等学校教育专业设置按“学科门类”“学科大类(一级学科)”“专业”(二级学科)三个层次来设置。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中，设有13个学科门类，110个学科大类。水文化归属哪一个学科?经检索发现，文学、工学、经济学等学科门类文献比较集中，教育学、理学、法学、历史学居中分布，管理学、艺术学、哲学分布的较少，农学、医学、军事学没有相关文献，文化及水电工程是关注最多学科。在上述学科门类中，排本学科门类首位的是:文学是中国文学33篇，工学是水利水电工程239篇，经济学是工业经济119篇，教育学是高等教育19篇，理学是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25篇，法学是民族学13篇，历史学是考古10篇，管理学是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10篇，艺术学是美术书法雕塑与摄影8篇，哲学是中国哲学6篇。除上述研究领域文献较多外，还鲜见于作物学、农业资源与环境、植物保护、林学、中药学、医学技术、军事思想及军事历史、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等学科。由此可知，水文化研究内容广泛，不仅有文史哲人文学科内容，而且还有理工类自然学科，同时还有经管法等社会学科的内容，属于新兴的文理交叉学科。我国水文化研究历经开展宣传研究(1989—2003年)、服务水利实践(2004—2006年)、政府倡导推动(2007—2010年)和规划专项建设(2011—2014年)阶段，基本上与年度发表文章数量趋势相吻合(见表1)。特别是2011年水利部《水文化建设规划纲要(2011—2020年)》以来，《基于人水和谐理念的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体系研究》和《中国水文化发展前沿问题研究》两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点)课题相继立项，国内学者的水文化研究主要聚集在水文化理论、水文化遗产、水文化资源、水工程文化、地域水文化、水文化教育传播等方面。从表1可知，1989—2001年，水文化研究的论文较少，年均不足6篇，低于年均篇数的年度为1989年、1992年、1998年、1999年、2000年，尤其是1993年和2001年分别为0篇，这说明水文化研究处于萌芽阶段。2002—2006年，论文数量呈平稳缓慢增长态势，平均每年约20篇，这说明我国水文化研究正处于稳步发展阶段。进入2007年后，论文数量呈快速增长趋势，到2008年、2010年达高峰期，随后呈现下降趋势，这说明我国水文化研究正趋向稳定和成熟。从2011年开始，论文数量呈现直线上升趋势，年均为86篇。2011—2016年篇数占所有论文的53．4%，说明此阶段是我国水文化研究领域的探索和快速发展阶段。与此同时，1989—2003年，没有研究生以水文化选题作为学位论文。2004—2016年，学位论文共39篇(博士学位论文2篇，硕士学位论文37篇)，学位论文数占所有论文的4．06%，说明我国水文化研究在基础理论方面相对比较薄弱。在学位论文中，最早的博士学位论文是2004年艾菊红的《傣族水文化研究》②，最早的硕士学位论文是2005年刘虹弦的《水脉相连气韵横生———水文化在现代城市形象中浸润和延续》。在水文化文献中，主要来自《治淮》《河南水利与南水北调》《水利发展研究》《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中国水利》《江苏水利》《水利天地》《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学报》《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涉水行业主管部门、高校、科研院所主办的期刊。在水文化研究中，涉水行业高等院校期刊如《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学报》《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南昌工程学院学报》等成为主要学术交流阵地。尤其是《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自1985年创刊就设有“水文化研究”专栏，成为全国期刊界历史最长、影响最大、声誉最高的特色栏目。此外，《北京水务》《中国三峡建设》《山西水利》和《城乡建设》这四种期刊数量也位居前列，说明水文化研究与水利建设也紧密相连。

二、水文化研究的热点、焦点与团队分布

文献分析表明，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中还没有刊发与水文化相关的哲学、社会学、政治、法律、文化、教育、历史类文章，中文核心期刊刊发水文化研究文章更少。在水文化研究论文中，被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期刊论文较少，《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或收录论文屈指可数。这说明，水文化研究期刊层次和期刊学术影响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通过对关键词出现的频率进行分析，可以很好地体现一门学科的研究领域和研究热点、焦点。水文化研究出现频率极高且排在前列的关键词有“水文化”“水”“文化”“水文化遗产”“人水和谐”和“水文化建设”。这说明，以上述词语为关键词的文献相对比较集中，是水文化研究关注的重点和焦点之一。同时，频率在4次以上的关键词主要有“建设”“水利风景区”“保护”“内涵”“水文化教育”“水景观/开发/保护利用”“教育/水资源/水利院校/城市发展/发展”“水利/可持续发展/研究”“传承/生态文明/水文化传播/和谐/水利工程/水环境”和“水利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等，由此可见，水文化研究的范围和领域更加广泛，如水生态文明、水文化传承创新、水教育传播、人水和谐等成为水文化研究新态势。通过分析研究机构，可以了解我国水文化研究团队和研究基地分布格局。水文化研究发文排在前3位的全部来自高等院校，分别是河海大学、南昌工程学院和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其中，河海大学38篇，发表文献最多，占总数的3．94%;南昌工程学院和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发文章分别占总数的2．07%、1．87%，这与河海大学水文化研究所、南昌工程学院水文化研究中心和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水文化研究中心都是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密不可分。上述研究基地已经成为水文化研究、水文化教育和人才培养的高地。

一、专业“准人—准出”与多元人才培养方案的设置

1.准人方案设置

在完成所有全校通选课的学习后，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准人课程可以设置为: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公共管理导论、社会学原理、政治学原理、公共政策基础、国际政治学。准人标准为:在第二学期结束时，完成全校面向本科生开设的所有通识通修类课程。本院学生第二学期结束时须完成上述6J’丁专业准人课程的学习，并取得相应的学分。外院系申请准人的学生在第二学期结束时至少取得4个准人课程，并取得相应的学分。

2.准出方案设置

准出标准为:首先必须修完下列基础课程:西方政治思想史、宪法学、中国政治制度史、公共行政学、中国政治思想史、政治学方法论、当代西方政治思潮、公务员制度、政治社会学、比较政治制度、中外政治文化比较。其次，完成全校通识通修类课程、准人课程、专业准出课程，并取得所有学分。

3.构建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

根据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办学目标，应严格按照专业学术类、跨专业复合类以及就业创业类这三种类型的人才的培养模式进行运作和施教。首先，认真培养从事本专业学习和深造的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和学术氛围，为他们将来能成长为本专业的高级专门人才做好准备。该类学生除了要认真学习该专业的平台课程和专业课程之外，推荐选学本专业的选修课程，并且鼓励选学一级学科选修课。其次，积极支持学生们从事跨学科的、跨专业的学习和深造，在他们完成该专业的平台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之外，可以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以及社会的需要自由地选学其他学科、专业的课程。在选学过程中，系里将提供一定的专业咨询和指导。

一、实习中存在的问题与改革目标

当前管理类专业的实习普遍存在实习积极性不高，实习内容空洞，实习过程不规范、要求不严格，实习效果不明显等现象。这些现象和实习模式本身以及教育环境和社会环境有一定关系，也和大学生自身的认识有关。在当前社会环境下，大学生往往面临着较大的就业压力，为了提升自己的竞争力，他们往往将很多精力用在考各种资格证书和其他一些看似能迅速带来效果的事情上，但是对毕业实习在自身能力的提高以及未来发展方面的作用认识不足，真正投入在实习上的时间和精力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实习的形式化、空洞化。传统的实习模式很难纠正和规避实习中的漏洞和不良现象，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升实习的效果。在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本科毕业教学实习的传统模式下，实习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实习目的不明确，任务指标模糊，特别是无法精确考核每个实习学生的实习状况和客观效果，少数学生存在弄虚作假，以实习为名复习考研、找工作，甚至游玩。

通过检查实习学生必须提交的实习作业发现，许多实习学生的实习单位不合格;实习鉴定意见、单位盖章不规范;实习日志、实结相互抄袭和网上下载较多;指导老师任务职责不清，难以检查和评比，导致一部分指导老师不负责任，把精力放在其他事项上。上述状况在某种程度上使本来极为重要的本科教学环节流于形式，严重影响了本科教学质量。基于有效提升本科教学质量的目标，大力提升本科毕业教学实习效果的目的，我们对公共管理类专业以及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毕业教学实习进行了初步改革，提出了课题式实习的新思路与方法，建构起课题调研任务导向型的实习机制和新模式。课题式实习模式通过强化实习监管责任，积极预防实习形式化现象，可以大大增强毕业教学实习学生的自觉性和规范性，为学生学术论文的撰写和未来的就业提供帮助，使实习真实有效。

二、课题式实习模式的基本内容

(一)双向建构实习题库

双向建构实习题库是课题式实习模式有效展开和进行的前提和基础。实习课题的范围、内容与深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整个实习的效果和质量。好的选题既能为学生实习指明方向，利于学生将所学理论知识和实践很好结合起来，使其不仅在课题的研究过程中提高科研能力，深化理论思维，而且还将使其更好地了解社情民意，提高社会适应能力。基于此，我们首先通过到实务部门调研，广泛征集公共管理部门亟待解决的研究课题，进行实习课题的初选。在初选课题的基础上，结合相关专业，对其进行归类，形成专业类实习课题库。在课题题库中，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实习课题30个，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35个，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15个，行政管理专业12个。在92个课题库中，基础理论研究17个，约占总题库的18%左右，实证调查分析75个，约占82%左右。从上述数据可看出，无论是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还是公共事业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和行政管理三个公共管理类专业的课题构成中，都偏重和强化实证研究，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课题细化和优化

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默顿等提出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认为，社会生活之所以能维持下去，是因为社会找到了一种手段（结构）去满足人类的需要（功能），他们主张用功能分析方法认识和说明整个社会体系和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12]。鉴于其类似性，本文采用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来分析中文科技期刊面临的困境。

1.科技期刊在科学运行机制中的功能作用

科技期刊诞生于17世纪科学体制化开端的欧洲。当时的科学家通过信件发给同行和相关学会来扩散自己的研究成果，英国皇家学会的秘书亨利•奥登伯格（HenryOldenburg）也花费了大量时间从事这种通信抄写再分发给学会会员的活动[19]。正是由于交流系统的低效，奥登伯格于1665年创办了《哲学汇刊》（PhilosophicalTransactionsoftheRoyalSociety），将学会会员的通信集中起来，通过运用印刷技术大规模的复制，并且连续定期出版。在《哲学汇刊》的创刊号上，奥尔登伯格撰文指出，“促进哲学研究之提高所必需者，莫过于将他人已发现或已付之实践的东西公诸于在同一领域内进行研究或努力的这些人；因此宜用出版这一最合适的途径，以满足从事同类课题、乐于促进学术研究、推广有用的新发明，因而有权了解本王国及世界其他各地情况的人，使之时时了解科学的进展、了解博学好问的那些人的劳动和尝试及其全部发现和实践。”[13]科技期刊的出现将个人交流模式拓宽为组织交流和大众传播模式，成功地提升了学术交流的效率，也有效解决了科学发现的优先权问题，因此科技期刊成为科学共同体有效运行的核心要素之一。伴随着科学体制化和科学职业化进程的深化，科学也逐渐形成了其特有的奖励体系和运行机制。在默顿看来，科学建制的目标是增加知识，这样就把科学发现的独创性推到了独一无二的地位，而科学的规范要求科学家为了科学—也就是为了贡献出有独创性的知识—而做研究，要科学家公开他的发现，接受科学共同体之成员的有条理的怀疑，当然在怀疑考究的过程中要遵循普遍性的原则。这样，做出独创性发现的科学家把知识贡献给了整个科学界，他自己不占有其研究成果，他所有的唯一“科学财产”是获得科学同行的承认。承认是对科学家“角色履行”的认可，是科学家继续承担科学家角色的保证，因而是科学这种社会建制运转的“能源”[14]。作为科学能力和科学贡献大小的标识，“承认”的积累不仅意味着科学家获得了“名誉性奖励”，更重要的是使科学家可以在科学知识生产的职业体系中获得合适的位置，以一定方式纳入到社会分配体系之中，并获得社会的“物质性”回报[15]。尽管许多科学知识理所当然是为了雇主、技术人员和受过教育的公众的消费和运用而创造的，但受到最高评价的知识还是那些为正处于创新过程中的同事们自己消费和应用的知识，通过交流和出版系统加以评价和承认。换句话说，科学家为同行生产知识，并依赖于同行生产的知识进行知识生产，依赖于处于优势地位的研究群体以获取资源，使用被认可的研究程序和手段，研究为同行所重视的问题，而且必须说服同行使用其成果[16]。这种交流和出版系统通过科技期刊采用高度分散化而不是职业等级化的形式实施的，在控制了知识生产质量的同时形成了科学家个体的职业声誉系统。随着现代工业社会的形成与成熟发展，科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智力活动，其组织方式逐步与外部环境的变迁相适应，出现了科学与经济、社会在结构和运行诸方面相互示范、相互调适、渐趋对应的趋势。拉图尔等的研究发现，实验室科学家经常用“信用”（credit）或“可信用性”（credibility）的概念表示科学知识生产的总体模式，而不是默顿学派所偏爱的“承认”或“奖励”。他认为“事实上，获得的奖励仅仅是信用度投资大循环中的一个小部分。这一循环的基本特点是获得使再投资得以进行而获得更大的信用度。因而，没有任何科学投资的终极目标，而只有持续不断的资源积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科学家的信用度，比作资本投资的循环。”[17]从承认到信用的声誉管理的变化，固然可以看作对科学建制理解的深入，更重要的是反应了科学发展摆脱了独立于社会的科学家个人或科学共同体的行为模式，而被纳入到科层组织内的现象[16]。无论如何，“信用”的核心还是在于基于科学共同体的评价。在这方面，科技期刊发挥了重要作用。

2.科技期刊的业态演化及其商业模式

科技期刊自诞生起，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不具备盈利能力，而是作为科学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参与科学共同体的内部管理。当时，科技期刊主要依靠学会或大会出版。尽管科技期刊能收取一定的订阅费或作者的文章处理费，但一般需要学会或大学的补贴才能生存。这种状况直到二战之后才发生了根本改变，并且表现出规模化和数字化的两种阶段性变化，科技期刊也从科学共同体中相对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多方参与的、具有高技术特征的新兴产业。二战期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战时科学研究与开发取得了空前成就。人们也从“曼哈顿计划”中看到了科学研究尤其是基础研究的社会重要性以及科学社会功效的可靠性。自此，科学开始与国家紧密结合，进入了大科学时代[18]。大科学时代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世界各国纷纷加大研发投入，大量资金涌入科学研究领域，科学从业人员逐渐增加，新兴学科不断出现，科技信息以及科技期刊的数量也随之大幅度增长。在此同时，学术交流与合作的范围从单一学会、单一组织和单一国家扩大到全球范围，学术交流的全球化也带来了科技期刊的国际化，读者群、作者群向全球化拓展。在全球化的巨大网络中，科研成果不但为科学家积累相应职业声誉，也为科技期刊积累声誉。换句话说，科学家通过职业声誉系统进行了社会分层，而科技期刊也由此建立了相应的声誉系统进行了分层（区）。因此，优质稿源的竞争是科技期刊发展面临的永恒命题。尽管科学本身和科学家的期刊对出版需求不断增大，不断增长的新兴市场拓展了科技出版的生存空间，政府对图书馆系统的投入增加也保证了科技期刊出版的利润增长，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科技期刊出版需要满足集约化、规模化的新要求，以便在创办新刊、印刷出版、信息集成和全球发行等方面提供专业化的运作，而一些中小型学会和大学出版机构却很难有大的作为。许多商业出版机构看到了科技期刊业所蕴含的商机和学会出版能力的不足，凭借自己强大的资本和专业化的运营能力，逐渐接管了学会和大学的部分期刊，提供了除科学编辑之外的出版、发行等多方面的服务。另外，商业出版机构通过和学会会员、科学家的合作开始创办自己的刊物，而科学家由于传统的学会期刊体系难于满足自己的需求也积极寻求与出版商的合作，成为了出版商的主编、编委和作者。巨大利润带来的是巨型商业出版集团的出现，通过兼并和重组，一些小的商业出版社逐渐被吞并或者消失，巨型商业出版集团带来的垄断效应更进一步扩大了科技信息数据库的规模和质量，提高了订阅费和利润空间，成为了真正的出版巨人。同时，一些较有实力的学会、大学出版机构也同样看到了科技信息这种爆发趋势，适应了市场需求，形成了实力较强的出版实体[19]。例如美国化学会将信息供应商和会员的互惠性组织作为自身定位，而信息供应商的信息源和消费者来自于会员或潜在会员，通过高质量、快速反应的信息服务促进化学领域的健康发展和学会的影响力，达成“运用化学的力量来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的组织愿景。由此，科技期刊也形成了其特有的产业形态，具体表现出以下特点：第一，出版主体多样化，形成了以巨型商业出版机构为主，学会、大学等科学共同体出版为辅的多种出版主体共存的局面；第二，科技期刊服务对象全球化，对新兴市场的拓展加快，对新兴市场本土出版机构的成长具有很强的抑制作用；第三，科技期刊商业模式是建立在规模化基础之上，主要以向图书馆系统提供数据库的形式呈现；第四，尽管科技期刊中的论文作者、评议人都属于科学共同体，并且产品最终服务于科学共同体，但科技期刊从社会建制来说开始脱离科学共同体而相对独立。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数字化进一步形塑着科技期刊的产业形态。巨型商业出版机构通过资本并购实现规模化及多元化发展、打造数字化信息服务平台并持续创新、全球性网络化销售、建立战略投资体系等发展路径打造了扩张型商业模式，形成了运营集群化、质量精品化、手段信息化、市场细分化、竞争全球化的期刊群和产业链[20]。在数字化技术和资本的推动下，科技期刊产业的技术依赖度和专业化服务能力更高，产业聚集度更加集中，呈现出以下两个新的方向：第一，信息服务平台成为出版机构运营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这既是顺应数字化用户处理海量信息时检索快捷的要求，也是契合业务发展和创新运营模式的需要；第二，融合大数据、人工智能、多媒体等多种新兴技术，建立以用户为中心的知识社区，为作者、科研管理者、行业从业者和专业人员等持续提供增值信息服务。在科技期刊的业态发展中，商业出版机构成为科学共同体、图书馆系统三方博弈中最强势的一方。2002年，《布达佩斯开放获取计划》正式确认了开放获取（OA，OpenAccess）的概念，从此OA在科技界、出版界和图书馆界成为了广泛关注的话题，但OA对科技期刊业态发展的影响有待进一步关注。

3.中文科技期刊的功能作用与管理体制

2019年3−5月，中国科学院学部“中文科技期刊困境与发展思考及对策建议”咨询项目组通过网络问卷的形式对科研人员和科技期刊从业人员开展的广泛调查。调查显示，尽管65.24%的受访科研人员表示投稿中文期刊的目的是在国内同行中传播，但分别有46.06%和42.01%的受访者表示是出于学生毕业要求和项目考核需要；85.17%的受访者表示选择发表英文而非中文（母语）论文的原因是评价导向；63.57%和61.5%的受访者认为在中文期刊投稿的最大障碍是学术影响力不够和绩效评价不管用（见图1−3）。科技期刊的出现源于学术交流效率的提升，并在科学共同体的声誉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上数据表明，中国科研人员的作用主要是用于绩效管理，服从于科研管理的需要。这种科技期刊和论文的功能异化与近年来媒体热议的“以论文论英雄的评价体系”、“垃圾论文”、“论文质量问题”等相关主题讨论的内涵一致。在这个问题上，中文科技期刊和中国英文期刊是类似的，只是前者表现出的问题更迫切，并且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我国科研人员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相关问题越来越严重。究其原因，固然有科研经费过度竞争、终身教职变得更加稀缺[21]、太多的论文被发表[22]等全球科研环境恶化的原因，也反映出中国当前科研管理行政化以及科学共同体交流不充分、学术自治功能没有发挥作用等问题。换句话说，中文科技期刊在很大意义上是为中国科学共同体自身建设的不足背书。科技期刊功能异化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科技期刊的管理体制密切相关。中国科技期刊出版实行主管、主办单位制度和审批制度。主管、主办单位制度要求期刊由出版单位出版，出版单位必须有主办单位和主管单位，主办单位和主管单位须履行相应的管理职责；审批制度则明确出版资源由国家配置，创办期刊和设置期刊出版单位须经国家出版行政部门批准。在主管、主办、地域等专属性很强的管理体系下，科技期刊往往因为是主办单位的一个组织单元而不免形成了鲜明的单位意识和服务对象区隔化，也正是因为将科技期刊看作是科学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强化了其学术属性弱化了运营主体功能，在行政和学术的双重制约下，实际运营主体的经营运作空间有限。当前科技期刊管理体制与行政化的科研管理形成了相互印证关系。科技期刊为众多因提职称、学生毕业等引发的巨大刊发文章的工具需求提供了有效供给，这种局面强化了相关单位将科技期刊作为一种工具资源的需求。此外，在数字化的背景下，现行出版管理体制上发挥着对于传统出版业的保护的角色，以行政的方式维护了我国纸质科技期刊出版的垄断地位，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将我国科技期刊的纸质出版同新兴媒体出版人为区隔开，这虽然对于众多科技期刊编辑从业人员具有保护意义，但事实上这是一种“托底”式的保护，只能提供被保护者最基本的保障，而不利于传统纸质科技期刊向其他出版形式的转化[23]。众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固化了科技期刊的管理体制，使科技期刊只能更多地发挥其工具作用而弱化甚至丧失其原本应有的功能，在国际化竞争不力时形成中文科技期刊低水平循环及难以解脱的发展困境。

一、“反诗意化”问题

根据对诗意化的理解，笔者把固化了的理性思维、唯科学主义；脱离生活情趣，按事先预设好的路径、“范式”、框架进行逻辑演绎；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活动；刻板地贯彻某种理念，灌输某种知识，或者掌握某种技能，而缺乏轻松、愉快的环境和积极向上的生活情趣。刻意把认识对象与我自体分离开来进行观察、测量、研究的活动都认为是“反诗意化”的。就幼儿教育而言，“反诗意化”的活动让幼儿产生“累”“疲倦”“逆反”“厌恶”“淡漠”“被迫”等多种不良情绪；通常这些活动主要分布在国家的幼儿教育行政控制、家庭教育、幼儿园教育以及各种针对幼儿设计的教育之中，其中幼儿园教育方面主要表现在，学校的教育理念、道德塑造、教育管理、教学活动、研究活动、幼儿保育等各个层面。

1．政府层面的“强大的外力”推进

近十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幼儿教育的发展，颁发了一系列文件，提出了未来10年幼儿教育发展的宏伟目标和幼儿教育标准化建设的诸多措施。例如，《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计划》、《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等。但是，从一系列文件中可以看出，政府的工作仍然仅仅停留在入园难、入学率等方面，还是外围式的命令式的宣言，主要是基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逻辑来平衡幼儿教育的发展。政府总是强调教育要为社会服务，却忽略了社会如何为教育提供更好的服务。政府是执行者，往往把教育理论、信仰、观念进行实体化建构———贯彻落实。把所谓“顶层设计”向下落实到实践；把崇尚唯理性、崇尚根据说、信仰、经验等等综合实体扩展至幼儿园微观环境、幼儿个体、教师个体的自由教育情境时，原有的生态和结果必将遭到破坏。

2．家庭层面的功利需求

现在家长生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极其重视幼儿教育，普遍把幼儿教育拔高，把幼儿教育理解为知识学习和技能训练。比如唱歌、演讲、跳舞、绘画、下棋、讲故事、认识汉字、认识英语单词、认识数字并会计算、会弹钢琴、读古书经典、习武等等五花八门的内容。林林总总的内容也在各种培训班、民办幼儿园中大行其道，成了他们招生的资本和竞争优势。幼儿所掌握的知识、技能成了家长相互攀比的资本和衡量幼儿园教育质量的潜在标准。此种功利逻辑本质上是忽视幼儿生命成长的存在，忽略幼儿生命和生活体验的存在，是违背自由生长逻辑的。

3．幼儿园研究与教学的“泛技术性”崇拜

一、学术期刊及其评价

学术期刊作为一种重要的学术评价机制，其学术功能和社会角色经历了历史性的演变，它不仅是学者进行学术发表、知识交流和知识产权确认的重要载体，更是一种由点到面的学术社会生产网络，是汇聚学术共同体和引导知识生产方向的关键性要素。学术期刊评价是学术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评价领域要建构科学合理、公正权威的学术期刊评价体系，发挥学术期刊的学术引领、学术共同体凝聚、科研诚信监督的作用，激发学术创新力、引领学术风气。在评价政策方面，2016年5月，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建立科学权威、公开透明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价体系[1]；2018年2—7月，中办和国办相继印发了《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和《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2018年1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这些文件对期刊评价提出新要求，着力解决评价标准一刀切问题，实行差别化的分类评价，体现“破四唯、分类评价、关注差异、鼓励特色发展”的精神。这些指导性文件指出开展期刊评价要充分发挥同行评议的作用，论文引用榜单和影响因子排名等仅作为各类评价的参考。期刊评价方法主要有自上而下的行政评价、同行评议、量化指标评价和综合性评价[2]。但是，近年来，随着科学文献计量学的发展，量化指标不断生成，并成为期刊评价的主旋律，例如引用率、转载率、影响因子、自然指数、H指数等[3]。期刊的定性评价法主要是同行评议，即同一学科研究领域或同一研究方向的专家，按照一定的学术标准，对学术期刊的研究成果、人员和机构进行评价[4]。一些学者指出了期刊量化评价作为一种临时性的政策手段面临的困境，“以刊评文、过度量化、行政主导、功利性、同质化、忽视差异性和人文社会科学发展规律等”[5-7]，认为合理的评价应以学术共同体主导的同行评议为主，辅之定量和定性数据作为支撑。而所谓的定量与定性结合的综合评价法，是将同行评议引向一种定量化和技术性的维度，由专家对评价对象进行打分，将打分结果进行统计，并进一步提出同行评议质量控制的方法，如采用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模糊数学法等[8-9]。这种量化倾向往往忽视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特点和学术评价的社会文化环境。量化框架下的同行评议在期刊评价中处在辅助和边缘地位，还需建构完善的定性评价的理论和方法框架。

二、期刊评价研究进展

学术期刊作为知识生产的一个特殊部门，具有深刻的政治性、社会性和情感性，学术期刊与社会转型的关系决定着期刊特点与发展方向，这也决定了学术期刊评价的复杂性。期刊评价是对期刊上发表的学术成果的优劣、编辑人员的专业素质和水平、编辑部的管理运营能力、期刊的学术影响力等进行的综合评价，如利用影响因子高低核定期刊等级，确定核心期刊分布；通过同行评议来识别优秀成果形式[10]。期刊评价是学术活动和学术评价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导向作用是推进我国学术评价伦理化、合理化的路径之一。期刊的定量和定性评价体现了质化和量化研究在期刊评价中的应用。现阶段，对期刊评价两种方法主要集中在同行评议和科学计量法。同行评议法是主要依赖专家问卷的定性评价法，科学计量主要是影响因子类指标法，它主要是依赖于论文高被引的定量评价法。对期刊评价理论和方法的研究主要有三大理论脉络。第一，沿着科学计量中文献计量学的理论和方法框架，文献计量学家侧重于期刊评价的量化方法和具体技术的研究，不断细化和推进期刊量化评价方法。遵循引文分析法的理论路径以影响因子为核心，深化拓展期刊影响因子类指标的设计，从影响因子到H指数、G指数、Z指数和HC指数的推进[11-12]。以及开始探索一种基于大数据的模糊集的分析方法，将模糊综合评价法将文献计量法应用于内容评价，建构矩阵检验、权重分析和综合判断[13]。在定性评价的同行评议法方面，文献计量专家采用专家问卷的打分排名法，利用分值量表和等级量表等对评价结果进行层次分析，并进行归一化处理和一致性检验。对科技类期刊的同行评议则将其引向一种量化方法技术路线，研究质量控制方法，如控制时间、成本、对评价结果进行量化处理[9]。也有一些文献计量学者关注定性和定量评价方法的关系，并集中讨论同行评议与影响因子的相关性，从纯技术手段对比两种方法在科研评价中的作用[14-16]。文献计量学的期刊评价法仅是量化评价的一个的维度，它更侧重对评价的技术方法层面的探讨，现阶段，期刊的量化评价仅停留在简单量化阶段，纯粹的技术主义路线不能解决学术评价中的问题，它忽视了中国学术发展特点和学术评价的社会环境。第二，一些人文学者开始从方法论角度批判期刊量化评价的弊端和问题，他们认为“量化评价扼杀了人文学术”[18]，它是一种功利性的评价，不是一种学术批评和评判[19]，期刊评价的分裂和异化在于评价主体的分裂、评价定量和定性方法的二元对立，特别是评价主体归于评价机构后，以文献计量学家为主的定量评价盛行，这致使学术共同体丧失了评价主体的资格[20-21]。人文学者还指出评价机构评价人员大多是文献计量学家，他们缺乏学科专业背景，不了解数据的价值和数据背后的社会意涵[6]，他们设计的通用性、纯量化的指标抹杀了不同评价目的对评价方法和标准选择的差异性，掩盖了个性化的数据，扭曲了定量评价。一些研究站在学术评价的视角审视期刊评价，认为定量和定性评价方法应相互补充，合理、科学的评估应该使用多种工具组合，围绕研究目的实现定量与定性的结合。科学计量学在学术评价中虽然存在局限和缺陷，但作为一种辅助性的工具以及数据的提供具有其意义，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指标的价值和内涵，以及评价工具使用的社会情境性。学术评价的困境体现为两种方法存在内在的张力，没有完美的方案，应坚持定性为主、定量评价为辅的方法[3]。这些研究从哲学方法论层面，对现今以文献计量为主的期刊量化评价法进行批判，它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但是，一方面，探讨评价方法大多停留在对期刊简单量化评价的批判上，而对社会科学的量化方法的内涵讨论并不充分，因为文献计量为主的简单量化评价仅是定量评价的一个维度。另一方面，这些讨论集中在哲学思辨层面，在评价方法上并没有提出建设性的方案，可谓“只破不立”。虽然他们提出期刊评价要回归学术共同体，采用同行评议法，但缺乏对其方法论和具体操作方法的探讨。一些文献计量学家针对人文学者的批判开始探讨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特殊性，提出定量与定性评价两种方法要结合[22]，他们渐渐认识到文献计量法不能进行不同群体的比较研究、不能处理个体和历史经验层面数据，他们也开始探索优化的科学计量方法，将学科差异和社会属性纳入量化分析，关注不同研究成果的测量层次、不同学科的知识集中和分散规律，解决评价同质化标准的差异性和可比性问题。在数据分析过程加入社会人口学属性的控制变量，关注科研成果相关的复杂因素：年龄、职业生涯周期、性别、研究领域、合作范式等变量[23-25]。但这些研究并没有跳出量化研究的框架，也没有提出具体的定性研究方法。第三，在知识社会学视野下关注同行评议过程，它从知识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层面切入，关注期刊评价在整个知识系统中的角色，这对期刊评价的研究具有启发性。评价涉及到价值和伦理层面，我们可以从知识的特性和知识传播的特点关注期刊评价的政治性、社会性和情感性。特别是对同行评议的社会学研究，从评议体制角度研究学术生产体系和学科文化对评价的作用，关注评价的社会情境性、认知建构性和反思性[26]。关注同行评议的社会文化和价值层面，揭示同行评议制度中权力关系和认知文化。进而建构知识认知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关联，揭示学术生产、评价体系和学科文化的特点。综上所述，现阶段期刊评价方法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纯技术和哲学思辨层面，文献学派注重于评价方法的技术路线，侧重在技术层面探讨两种方法的优缺点、考虑评价结果的一致性和差异性。这种技术主义路线缺乏从方法论层面关注两种期刊评价方法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内涵。在期刊评价方法体系上，这种对评价方法的在理论基础和方法框架方面，都未触及期刊评价过程中的学科文化和评价文化。人文学者的哲学思辨层面的批判，缺乏对方法论和评价方法的具体研究，总体来说，量化和质化研究方法在期刊评价中的应用相对比较滞后，期刊评价研究需建构一种中观层面的理论和方法框架，在定性评价方面需要探索质化研究体系在期刊评价中的应用，建构期刊评价的定性研究的方法论框架。

2018年4月16日晚，美国商务部公告称，美国政府将在未来7年内禁止中兴通讯从美国企业购买芯片[1]。2018年4月19日，针对中兴被美国莫名制裁的问题，中国商务部就表示，中方密切关注事件的进展，随时准备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应有的合法权益[2]。2018年4月20日，中兴通讯公司了关于美国商务部激活拒绝令的声明，称在相关调查还没有结束之前，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就执意单方面对公司施以最严厉的制裁，对中兴通讯公司极其不公平，中兴通讯公司表示不能接受[3]。由此，2018年美国制裁中兴通讯公司的事件（以下简称中兴事件）正式开始发酵，一时间成为中国民众纷纷讨论与议论的热点话题。对于美国针对中兴公司的制裁做法如何界定、中国将会采取哪些反制裁措施、中兴通讯公司的未来将会何去何从、中国的芯片产业能否在逆境中崛起等等这些问题都是中国人当务之急所必须直面的。而如何透过芯片产业去看待中国其他的一些产业同样可能会面临的困境，这也许才是中兴事件给每一个中国科研工作者提出的更深层次的考验。作为一名普通的高校教师，笔者参照中兴事件的问题也做了深度的思考，对于中国高校科技期刊数据库的建设所存在的类似问题有一些新的感触，并对于如何解决此类问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解决措施。那么首先让我们先回顾一下近期发生的美国政府宣布对中兴通讯公司进行制裁的事情经过。

一、中兴事件的前因后果

（一）中兴通讯公司在美国市场屡次被限

其实早在2012年10月8日，中兴通讯公司就被美国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为由，建议阻止其在美国开展投资活动[4]。2016年3月7日，美国政府宣布以中兴通讯公司秘密向伊朗出口产品为由，对中兴通讯公司进行了出口管制。由于中兴通讯公司遭受美国出口管制的存在，直接导致了中兴通讯公司从美国进口产品的周期受到了极大影响，到货的时间长短就存在了极大的不确定性，从而使得中兴通讯公司整个供应链蒙受了非常巨大的损失[5]。整整一年之后的2017年3月7日，中兴宣布以8.92亿美元（约62亿人民币）罚款的代价，与美国政府达成和解。而中兴通讯公司2011~2015年的净利润一共加起来也不过是59.85亿元。相当于这五年都白干了[6]。再加上2018年4月16日来自美国商务部的芯片禁令，中兴通讯公司在短短五、六年时间内就连续三次遭到了美国政府的行政禁令，而且美国政府一次比一次下手还要狠，一次比一次更加不讲道理。

（二）中兴以外中资企业在美国市场同样被限

2005年8月3日，由于美国政府的行政干预，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宣布退出对美国优尼科公司的收购计划[7]。2008年，华为曾经试图联合贝恩资本对3Com公司进行并购，但却以国家安全为由被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否决[7]。2010年8月，华为尝试与美国电信商Sprint公司进行电信领域合作，却被美国政府以或对美国公共和私人部门客户构成重大风险为由禁止参与合作。2010年10月，华为试图收购美国3Leaf公司的专利技术，却再次被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2012年9月28日，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签发总统令宣布禁止三一重工在美国进行风电投资项目。可以说，中资企业的发展随着自由贸易的步伐越走越大，可是在原本应该享受自由贸易的美国市场却遭受到了来自美国政府的连续多次不间断的野蛮干涉。

（三）中资企业在美国市场被限的主要原因

一、大众文化的转向与大学生朋辈文化的特色

改革开放活跃了经济、丰富了生活、解决了物质短缺的问题。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也带来了西方科学技术、管理模式、观念文化。技术化、工业化和消费主义文化语境下，一方面传统的精英文化、士绅文化、高雅文化迅速没落，与传统文化相适应的价值观濒临崩溃。另一方面，大众文化、流行文化甚至是低俗文化迅速崛起，新的以金钱为主导的功利性价值观正在形成。在媒体与网络时代，大众文化、流行文化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主体文化，庸俗文化、低俗文化则成为娱乐甚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当今中国文化正发生着“从审美的文化到消费的文化，从神圣的文化到世俗的文化、从批判的文化到娱乐的文化、从灵性的文化到技术的文化、从有根的文化到时尚的文化”的转变。大学生站在大众文化、流行文化的前沿，对新生事物好奇、标榜个性、紧跟时尚，他们的价值追求与行为模式不可避免的受到社会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流行文化的影响，其价值认同在形而下的生活方式中不自觉的跟随时尚潮流，形成了与大众文化总体方向一致，与科学的高校校园主导文化错位、偏差，但又与自己的年龄阶段、心理发展相适应的特定的朋辈文化。庄子认为，受制于外物的功利满足是卑微的，人不应当“为物所累”。德国哲学家康德则说“鉴赏是凭借完全无利害观念的快感和不快感对某一对象或其表现方法的一种判断力。”可见中西方思想家都将无功利性的愉悦感当作真正“美”的判断标准与向度，追求不为物质所绑架的高尚人格和高雅情趣。现实中，当大学生遇到物质的诱惑与胁迫时会怎么做呢？部分大学生身上所呈现的精神危机、精神贫困告诉我们：精神文化的发展严重滞后于物质发展。问题在于尚未真正投身社会的大学生何以会形成这样的文化认同与价值认同？大学生朋辈文化在大学生的心理模式、行为选择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要求全世界的市场，也要求把人们的消费欲望与消费能力释放到极致。以消费主义文化为特征的大众文化通过品牌效应、符号标识诠释成功、地位与能力，大学生所使用的物品、参与的活动与部分人际关系的建构无不以自己的方式悄悄开口说话———人们倾向于认为“成功就是掌握财富，财富赋予你所有期望的东西”。受这种文化影响，大学生对成功、能力的理解与物质、消费能力挂钩，崇拜商人（金钱）、政客（权力），对科学、艺术、人文研究缺乏热情。媒体面向市场之后，以报刊、杂志、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媒体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竞争压力加大。为了占有市场、提高收视率与点击率、获取经济效益，媒体推出的节目、栏目刻意迎合大众，宣传中的金钱色彩浓厚。身处信息时代前沿的一部分大学生跟着媒体走，自觉将金钱的光环放大，工具理性取代了价值理性。还有一些大学校园则被部分大学生通过各种活动将大学俨然演绎成了名利场、生意圈、社交圈，大学生之间的关系除了亲密的朋友关系之外往往还混杂有功利的色彩，以图建立一个以后为我所用的关系圈。高校的主导文化如“修德、博学”成为了悬挂在学校宣传栏里的标语，成为远离学生现实生活的目标，抄袭之风、逃课之风悄然盛行。大学生年轻有活力，关心国家与政治，关心社会发展走向。他们深知国家的发展变化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期待体制改革与完善、期待国家进步与发展。与上个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所不同的是，他们关心政治却又以娱乐的心态谈论政治、评价政治，对国家政策、学校教育的看待功利化、金钱化。一部分大学生将自我确立为价值评估的中心，评价指标以有形的物质为基准，以可估的、确定的报酬返还为目的，人际关系网络化、情感功利化、政治态度娱乐化、审美情趣庸俗化、休闲消费时尚化，学习态度技术化。激烈的竞争、不可预知的风险、未来的不确定性使大学生压力倍增、焦虑、短视，为了在就业市场上能够有主动权与比较优势，他们不得不去学习各种实用的技术、考取各种资格证。学习实用的技术原本无可厚非，它能促进社会的技术进步与生产力的提高。但是大学生过度重视技术而轻视人文素质、科学素养的培养。他们中一部分人将人文科学与“忽悠”、“吹水”划等号，把综合素质等于证件、成绩单、参加社团活动、人际关系的简单相加。这种朋辈文化一方面强化了大学生的技术意识与学习精神，提高了大学生的动手能力、观察能力；另一方面由于短视、过于功利化、个人主义化弱化了大学生的人文素养与科学素养，不利于大学生、高校、社会、国家与民族的长远发展。消费主义文化让他们在物质的狂欢中陷入精神的“囚牢”，迷茫、焦虑的大学生身上少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社会担当，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襟，短了教育“而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眼光。

二、科学的校园文化与现实朋辈文化的错位

校园文化和朋辈文化同属于社会亚文化，不同的是校园文化对大学生群体而言是校园主导文化，而朋辈文化是在校园文化的影响下自主自发形成的文化，它包括宿舍文化、班级文化、社团文化、学院文化等。校园文化作为校园“应然文化”是“表达社会主体意志、国家意志、利益和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精神文化主流，是促进社会与人健康向上发展的精神动力。”是贯彻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以马克思主义及其最新成果为指导的文化，校园制度与管理更是与大学生的日常行为、学习生活紧密相联的文化，这二者之间应该是紧密相联、良性互动的关系。校园文化集中展现学校师生员工的精神面貌、生活作风、价值取向、行为选择，是大学生及教师心理文化、行为文化的反映。它的建设承载着国家、社会、教育主管部门的办学理念、教育理想、社会期望，在文化选择上具有稳定性、系统性、传承性与高层次性。然而，科学的校园文化与现实的大学生朋辈文化之间却表现出了脱节与错位，他们之间的互动性差、一致性低，主要表现如下：

（一）大学行政化倾向将大学生引向权力崇拜，科学的吸引力不足

大学是一个小社会，没有行政事务、行政管理是不可能的，那也不符合学校健康发展的方向。大学的行政组织与管理应当服从于真正的大学精神，也就是“纯粹为了研究对象而研究的精神”。各个大学更应该根据自己的专业设置、培养目标、国家需要培育自己独立的大学精神，教师当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与思想。事实却是中国的公立大学都被赋予官级，管理人员的职级、教职人员的专业技术职务聘任与政府官员级别一一对应，级别不同则话语权不同、拥有的社会资源不同，学术受到行政的左右。科层制管理模式在政府内是一种相对比较科学、合理、有效的管理模式，但是对学术教育则具有一定的弊端。相当院校的管理模式都是学本位让位于官本位，部分教授为行政事务缠身，偏离科学研究的道路，学术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当一个学校的教授们争当官员，为了行政职务、职称的晋级而学术造假、上课敷衍学生时，学生们将准确无误地收到信号———做科学研究是没有地位的，科学研究得服从于行政权力的安排。自由、公平、竞争的科研环境被破坏了，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丧失了，国家的科研发展受到阻滞，大学的科研精神失落。大学生看到这些又当如何？他们将根据自己看到的听到的对大学、对教师、对社会予以评价，也重新建构自己的价值观与行为模式，他们也将选择远离科学而深究权术，将权力与金钱奉为宗教。如此，学生便会重视关系圈的建立与官员素质的培养，而轻视人文素养、科学知识的学习。

（二）考试制度不科学致学风懒散，社团活动组织过多、管理欠科学致学生于活动中迷失求学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