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技术论文范例

一、刑事技术人才培养目标

（一）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培养创新型人才

刑事技术人才培养的质量是衡量学科建设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随着公安教育事业的发展，科学技术手段也在经历着日新月异的变化，社会对创新型刑事技术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刑事技术的自然学科属性也决定了应该注重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这样才能保持本学科蓬勃发展的气息。刑事技术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必须实现三个转变。第一，老师要实现由注重知识传授向重视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转变。刑事技术教育必须注重培养学生开展学术研究的能力，使学生从广度和深度两方面把握本学科领域内的重要知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刑事技术教学不能只是给学生“输血”，关键是要让学生有“造血”的功能，能够独立自主地对问题进行探索研究。第二，要让学生实现从被动接受知识到主动思考问题的转变。通过端正学生治学的态度，使学生充分认识刑事技术的学科属性，树立物证和法律的双重意识，找到自己的兴趣点，提高自主学习本学科知识的能力。第三，让知识实现由理论研究层面向实践操作层面的转变。刑事技术教育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成立学科兴趣小组、开发创新型实验设计等途径给学生提供创新实践的机会，鼓励学生进行科技制作和应用方法的研究，在必要的时候启发学生，帮助学生开拓思路，充分调动学生科学研究的积极性。

（二）服务打击犯罪需要，培养应用型人才

近年来，犯罪手段呈现出多样化、智能化的趋势，犯罪分子的反侦查意识也越来越强，如在作案时戴手套避免留下手印、作案后销毁痕迹等。这给刑事技术工作带来了更大的挑战，也对刑事技术人才的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刑事技术与犯罪活动在经历着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需要更多的应用型的刑事技术人才来充实公安队伍。俗话说“，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犯罪活动日益猖獗的同时，国内外法庭科学领域对于刑事技术手段和方法的研究也从未间断。新形势下的刑事技术教育应该注重用科学的原理和方法来武装学生，强化学生的物证意识；锻炼学生敏锐的观察力、敏捷的思维能力以及严密的逻辑分析能力；使其熟悉相关仪器设备的操作，掌握各类物证的寻找发现、勘验提取、分析判断和检验鉴定的基本方法，能够将刑事技术手段发挥得淋漓尽致，在犯罪现场勘查过程中不遗漏任何蛛丝马迹，真正做到“物证尽其用”，进而能够胜任公安刑侦工作，让犯罪分子无处遁形。同时，在传授这些专业知识的同时，也该注重学生政治立场、思想道德的培养，避免学生以后走上社会不从事警察这一职业而形成不稳定的社会因素。

二、明确刑事技术的学科属性

学科属性的明确不仅能够使学生对课程有个全面、深入的认识，学习过程中更讲究方法和目的性，还能够促进学科建设的发展和完善，更好地实现向应用型学科的转变。

一、影响性诉讼及其作为刑事法教学案例的特点

影响性诉讼案例之所以被笔者选为刑事案例教学的特定试验田，是因为此类案例具有其特定的性质，在刑事法教学中具有不同于一般案例的特有优势。影响性诉讼是指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诉讼，是可能引起制度变革，影响法治发展进程的典型个案。伴随现代传媒技术的不断进步和互联网的广泛普及，近年来，现实中发生的一些刑事案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和启发性。从佘祥林、赵作海冤案到呼格吉勒图再审案、念斌死刑改判无罪案中涉及的刑事诉讼程序问题;从许霆ATM机取款案到杭州飙车案中引发的究竟该定何种罪名、判处刑罚轻重的争议;从药家鑫杀人案到一系列反腐大案要案带来的犯罪原因和犯罪防控对策的反思等等，引发了笔者将影响性诉讼案例引入刑事法教学的冲动。这些现实发生的鲜活案例极易激起同学们学习探讨的兴趣，是将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犯罪学等刑事法律科学知识运用于实际的良好契机，同时，这些具有时代感的真实案例还具有模拟案例、编写案例等普通小案例所难以具备的综合性和延展性。

1．鲜活性与时效性

影响性诉讼是真实世界中发生的真实案例，将其引入高校法学课堂，能够为刻板的照本宣科式的传统教学注入新鲜的血液。当下发生在现实中的刑事案又因其具有特别的社会影响力而极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讨论，连一般社会成员都不能熟视无睹、置若罔闻的有关法律实践，法科生怎会不跃跃欲试地加以探讨呢?并且，刑事影响性诉讼往往关乎生命、自由、重大财产利益等，更是牵动人们敏感神经的焦点。此时若将影响性诉讼案例运用至刑事法教学当中，必然能够极大程度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寓教于乐，使课堂更加生动活泼。此外，影响性诉讼案例往往还具有鲜明的时效性。也就是说，这些案例往往和特定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关联，反映时代特色。刑事影响性诉讼案例具有的时效性能够促使学生们更好地掌握现行刑事立法和司法的前沿和热点问题，更准确地了解新时期、新形势下犯罪案件的新特点、新变化，使自己能够运用的刑事法律知识不断更新，贴近时代。同时，历时性的纵向观察和思考还能促使法科学生更理性地以历史的眼光看待犯罪的发展变化以及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乃至社会的动态变迁。

2．复合性与延展性

影响性诉讼具有真实性、影响性，常是大案、要案、典型个案，其发生的前因后果、包含的法律关系、涉及的社会问题往往复杂而非单一。与普通刑事案件相比，影响性诉讼案例更具有复合性，可以运用于其中加以解释和分析的法律理论、制度、观念等通常不止某个侧面，针对此类案例人们往往可以多角度多层次地加以看待。就某一个影响性诉讼案例而言，其可能跨越刑事和民事法律的边界，可能贯穿刑法总论的基本原理和各论的具体罪刑，可能兼具实体和程序问题，也可能需要对事实和规范分别作出评析。正因为影响性诉讼的复合性、综合性特征，使得在刑事法教学中教师能够更灵活地根据需要对之加以适用。例如，既可以提取影响性诉讼案例中的某个或某些侧面作为教学重点，穿插进某一部门法的课堂，也可以在学生已经完成先修课程的情况下让其就整个案例综合分析判断。同时，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将某个影响性诉讼案例与其他相关个案加以链接，对比案与案之间的类似或差别，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等。这些都体现了影响性诉讼作为教学案例所具有的较好的伸缩性和延展性。对于教师如何选择运用于教学的影响性诉讼案例，建立影响性诉讼教学案例库，经过实践，笔者总结了以下两点经验。一方面，可以参照官方的影响性诉讼案例。对此，至今年年初，我国正式的影响性诉讼评选活动已经正好届满十周年，在中国案例法学会的官方网站上，每年评选出的影响性诉讼案例都可以公开查询到。此外，其他一些机构也有类似的评选可以作为参考，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评选的年度最受关注刑事案件等。同时，还可以借鉴司法机关的权威指导案例，例如自2011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的诸批指导性案例，作为经过严格筛选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案，就为法学课堂的案例教学提供了极好的材料来源。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影响性诉讼案例的选择要为刑事法教学服务，这就要求教师加以甄别并各自根据特定的教学过程加以设计。首先，教师要把握其选取的案例不能是仅仅具备社会影响力、夺人眼球的新闻式案例，真正的影响性诉讼在具有影响性的同时更要有代表性，要有真正的理论研究价值。如果仅仅因为案件情节的离奇、当事人的特殊身份甚至是纯粹被各种媒体炒作而成的所谓大案名案是不适宜作为教学案例的。其次，教师还应注意案例的选择和匹配，即根据课程设置的需要和学生的已有知识、课堂规模等状况选择和使用恰当的影响性诉讼案例。

二、刑事法教学引入影响性诉讼案例教学模式的意义

作者：林南征 单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犯罪与侦查,古今有之,中外有之。侦查学自从19世纪奥地利的汉斯•格罗斯(HansCross)提出犯罪侦查概念以来,至今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但是侦查学的理论研究现状,特别是我国侦查学的研究现状,仍不尽如人意。西方国家在刑事侦查学研究上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实用主义的研究方法导致了刑事侦查学理论研究的贫瘠。我国刑事侦查学的理论研究也不丰富。有学者对三届全国侦查学术会议文集进行了一些技术上的分析,勾画出了我国侦查学的研究现状,并提出了一些问题,值得深思。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从社会科学研究的角度讲,对科学研究状况的历史性反思是相当重要的。只有不断反思,才能促使整个科学研究不断修正方向。所以说,对于侦查学研究的不断反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侦查科学理论研究向度。这也是其研究向度不至于偏离“科学”轨道的保障。

一、侦查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一个学科的研究现状,从不同的角度来考察,可以有不同的外观结果,且各个外观结果之间,往往互为因果或者递进关系。就侦查学在最近几年的研究现状来说,可以粗略地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从研究方向上来说,侦查学研究在其应有的轨道上有所偏离。侦查学的研究方向和侦查目的可以说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尽管侦查的目的一直都还存在争议,但是无论是哪种学说,都不可能脱离查明案件事实,查获犯罪嫌疑人这个目的。现实当中,大多数学者关注更多的是侦查合法化、侦查与人权保障等方面的问题。比如,有学者对近几年的侦查论文成果进行技术性处理之后发现,以沉默权(人权保障)为关键词的研究异常突出,成为2000年以来中国法学研究中的第一关键词,并在2002年之后显得更为明显。总的来说,关于价值理论比如侦查与人权保障、侦查的合法化等的研究比认识理论如侦查措施、侦查措施和方法的研究等要繁荣得多。既然查明案件事实、查获犯罪嫌疑人是各种学说公认的侦查目的或目的之一,那么作为研究侦查的学科,如果不研究如何加强查明犯罪事实和查获犯罪嫌疑人,即使这门学科表面上如何繁荣,也只能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二)从研究主体上来说,比较缺乏来自实践部门的侦查学理论研究群体。参加三届全国侦查学术会议的既有公安高等院校及法学院中从事法学、侦查学教学和研究的理论工作者,也有来自公安机关等侦查部门的实践工作者。从统计情况看,“2002年提交参会论文的来自院校的有34人,来自实践部门的有92人;2003年提交参会论文的来自院校的有36人,来自实践部门的有7人;2004年提交参会论文的来自院校的有33人,来自实践部门的有10人。”[1]61对侦查学研究现状的思考林南征(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100038)摘要:侦查学自创立以来已逾百年,然其研究现状却仍不尽如人意:一是研究轨道有所偏离,二是比较缺乏来自一门学科的理论研究者主要来自于高校,这对于大多数学科领域来说,本身是一种常态。侦查学本身亦是如此。但是,对于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侦查学来说,如果来自实践部门的研究者严重缺乏,则应是一种明显的不足或者存在较大的瑕疵了。

(三)从学科间的联系上来说,侦查学的研究未能紧密联系自然科学的研究。基于侦查活动对各类知识的需要,如法学、医学、物理学、化学、心理学、生物学、逻辑学等相关学科知识之于侦查的重要性无人否定,可以认为侦查是对各相关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由此也可以认为侦查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其研究必得借用前述相关学科的知识、概念、原理、研究方法与范式。但是,当前的侦查学理论研究现状如何,从研究者们在论文当中引证的知识类型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个可供参考的回答。根据学者们对三卷《侦查论坛》所刊载的论文的所有引证资料的分析数据显示,研究者们引证的知识类型高度集中于法学类,在所有的引证文献中,可归于法学类知识范畴的引证占所有引证的75.57%;对心理学的引证,占总引证数的1.71%;而在三卷侦查论坛的全部引证中竟然未能发现在侦查认识活动中具有重要作用的医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逻辑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的知识,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1]64

作者：马忠红 单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课程设置是人才培养设计图———教学计划的核心部分，是培养目标的根本体现。课程设置是否科学、合理决定着人才培养的质量。本文以台湾中央警察大学刑事警察学系本科专业课程设置①为例，探讨台湾地区侦查学专业课程设置特点，并结合大陆侦查学专业课程设置分析两者之异同，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完善对策。

一、台湾警察大学侦查学专业主干课程设置目的

台湾中央警察大学成立于1957年，设有行政警察学系、刑事警察学系、公安安全学系、犯罪防治学系、消防安全学系、交通学系、外事警察学系、行政管理学系、法律系等系部，是培养台湾地区警察高级人才的最高学府。其中，台湾中央警察大学的刑事警察学系，与大陆地区警察院校的侦查系相类似，现设有本科、硕士、博士等多个层次，是培养台湾地区刑事侦查人才的地方。台湾警察大学侦查学专业主干课程设置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具备下列专业能力与素养：刑事侦查能力，刑事鉴识能力，刑事法学素养，人际沟通能力，组织管理能力，治安对策分析能力。

二、台湾警察大学侦查学专业主干课程设置情况

以台湾中央警察大学为例，台湾警察大学侦查学专业主干课程主要分为侦查原理、侦查科技、侦查法学、现场侦查四大领域，内容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多学科知识，强调课程内容的综合性学术内涵。

（一）侦查原理侦查原理领域的课程组主要包括以下课程：犯罪侦查学、犯罪模式分析、犯罪剖绘、犯罪侦查案例研究、组织犯罪侦查、窃盗（盗窃）犯罪侦查、性犯罪侦查、谈判与危机处理、刑事警察业务、刑事警察勤务、行为科学、刑事心理学、犯罪心理学、变态心理学、侦讯与社会心理学、侦讯实务与笔录制作等课程。台湾警察大学设置侦查原理课程组的主要目的是：1.通过全面分析台湾社会面临的多种犯罪类型，运用比较全面、系统的犯罪数据库，分析各类犯罪模式及犯案手法，并寻求最佳的侦查对策；2.深化特殊重大刑案侦查管理的探讨，强化侦查原理研究；3.研发人力、知识、装备、侦查思维之间的转化，提升刑事业务与侦查勤务的统合规划，以推动犯罪侦查与防范机制。

作者：徐嘉嘉 单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侦查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同其他学科一样，具备自己的带有普遍性、指导意义的基本原理。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侦查学界忽视甚至回避对基本原理的研究。一些学者认为，在侦查学中，只有那些能够直接应用于破案的理论才值得研究，而那些不能直接应用于破案的、，或者虽与破案关系密切但暂时发挥不了作用的基本原理就不值得去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前，正是由于这种观念的存在，使得我国侦查学界在侦查学基本原理的研究方面相当薄弱。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侦查学界逐渐意识到了对基本原理研究的重要性，一些学者开始尝试着对基本原理进行系统化的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在专著方面，武汉教授的《刑事侦察原理》、何家弘教授的《同一认定—犯罪侦察方法的奥秘》、王传道教授《侦查学原理》等著作的相继问世，表明了我国侦查学界对侦查学基本原理的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在论文方面，何家弘教授的《司法证明同一论》、刘品新副教授的《论犯罪过程中的信息转移原理》等论文为我们研究侦查学基本原理指明了新的方向。综观侦查学界对基本原理的研究，可以概括出以下五种基本原理：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物质交换原理、逻辑推理原理、同一认定原理和“三论”原理。

一、辩证唯物主义原理

20世纪80年代，一些学者开始认为，既然辩证唯物主义是所有学科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那么作为独立学科的侦查学也自然应以辩证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这些学者将辩证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原则（物质论、认识论、联系发展理论、因果关系论）深化到侦查学的理论研究中，从而形成了侦查学自身的特定的基本原理。

（一）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论

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论认为，世界统一于物质。它具体包含三层含义：第一，世界是物质的；第二，物质是客观的；第三，物质是可以被认识的。犯罪行为是受犯罪意图支配的人，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对特定的人或物进行侵害或侵犯的行为。由于构成犯罪行为的时、空、人、事、物五大基本要素全都具有客观实在性，因而犯罪行为也具有客观实在性。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论原理，具有客观实在性的犯罪行为是可以被认识的。由于受到主客观条件的制约而久侦未破的案件，随着侦查的深入和推进，始终都存在着破获的可能性。犯罪行为是终究能被认识的。于凤玲同志主编的《刑事侦察学教程》一书认为，物质论是认识犯罪的基础理论，其理由有三：第一，犯罪行为是客观存在着的物质反映。第二，犯罪行为是可以被认识的，刑事案件是可以破获的。第三，犯罪行为形态是侦查破案特定的物质基础。孟宪文教授主编的《刑事侦查学》一书认为，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是刑事侦查活动的认识基础。构成刑事犯罪行为的要件都具有客观实在性；犯罪行为结果是通过物质的运动变化展现在侦查人员面前的；侦查活动性必须以犯罪行为的“客观实在性”为依据。马忠红教授在《侦查学基础理论》一书中认为，犯罪行为的物质性和客观实在性，是决定犯罪行为可知性的根本依据；也是侦查原理的根基和出发点，是侦查的可知性原理，为侦查破案提供了可能性。

（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

摘要：走生态文明发展之路，已是当今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这意味着我国将需要大量的适应生态文明社会的新型法律人才，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课程的发展有很大上升空间。文章以生态文明社会新型法律人才需求为导向，以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课程为载体，以“参与式教学”为突破口，改革教学模式、优化教学内容，以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为核心，立足于民办高校教学实践进行研究。

关键词：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教学；改革

我国高等法学教育旨在培养具有系统的法律专业知识、实践技能和创新能力的现代法律人才。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7〕2号，提出深化教学内容改革，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课程体系。要坚持知识、能力和素质协调发展，继续深化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的改革，实现从注重知识传授向更加重视能力和素质培养的转变。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需要，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将新知识、新理论和新技术充实到教学内容中，为学生提供符合时代需要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要大力推进教学方法的改革，提倡启发式教学，注重因材施教。由于我国传统法学教学教育重理论、轻实践，不利于学生法学创新能力的培养，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因此，改革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教育，以适应生态文明建设人才培养的需求乃大势所趋，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教育的改革应当以培养生态文明法律新型人才为目标，为我国创建生态文明社会目标奠定基础。

一、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教学模式反思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是一门新兴学科，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自1997年被列为法学二级学科以来，已有二十年，教育部于2007年将“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增列为法学核心课程。“生态文明”写入党的十七大报告，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在提高大学生环境保护意识、树立环境法治理念、普及环境科学知识等方面的作用是其他部门法无可比拟、也无法替代的。目前我国环境立法、环境执法、环境司法方面处于蓬勃发展时期，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研究亦是近年来法学界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处于蒸蒸日上的时期。生态文明建设不仅为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教学改革带来新的契机，也为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教学改革提出了新的挑战，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教学改革势在必行。三江学院法律与知识产权学院为本科生独立开设2个学分32个课时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选修课。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是一门边缘学科，它的许多原则、制度和专业术语与宪法、法理、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刑法、诉讼法、国际法等多个法学学科紧密联系，其内容更体现出与环境伦理学、环境经济学、环境社会学、环境生态学等多个跨一级学科的交叉制式。与传统部门法相比，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这门课程本身的理论性并不是很强，但是该课程呈现出整体的理论体系比较分散的特点。笔者从事环境与资源保护法教学多年，深知传统教学方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在法学教育中是不可或缺的，但同时它也存在着诸多弊端：

（一）讲授式教学法

如果仅仅单一的讲授式教学法，学生对知识的了解限于教材和教师的灌输，对知识点的掌握靠强行记忆，会导致缺乏学习热情，不利于提高教学效果，无法达到对学生解决实际环境纠纷能力的培养。如何对现有讲授式教学方法进行改革，是法学教育尤其是在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这样一门具有强烈专业特色的学科教学中的瓶颈。法律本身就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诞生和发展的历史表明其是作为解决社会问题之利剑应运而生，是实践推动着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的建立和完善，其实践性、应用性更加明显，且环境要素本身体现出高度的社会性，是社会的整体利益和价值追求，此外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特殊性意味着其必须反映自然科学规律，在理念上吸收环境科学的研究成果，通过技术规范和标准发展出相应的法律规范即较强的技术性。因此从根本上说，对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的深入理解和灵活运用，对环境立法、环境执法、环境司法状况的了解，是单一的教师中心型教学方法无法完成的。加之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内容较为庞杂、课时较少，若教师细致讲解，会导致填鸭式教学，反而影响教学效果，若教师不讲，会导致学生只能了解教材上的知识，所学有限视野狭窄。

学术期刊是现代科学研究成果表现的重要载体，它传播前沿性科技知识、发明创造，弘扬先进的学术思想、学术观点，传承辉煌灿烂的精神文明、社会价值。优秀的学术期刊是一门或多门学科的一面旗帜，其风格、定位对一个或多个学科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学术期刊的地位离不开科学工作者所创造的科研成果的贡献和价值，同样也离不开期刊编辑不可或缺的劳动。对学术期刊来说，坐等自然来稿这种方式，对于办好刊物实无益处。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办刊环境下，需要编辑积极地走出办公室采取约稿、组稿等方式来促进刊文质量的提高，和作者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QQ、微信等即时通信工具广泛应用在选题策划、组稿、审稿、编辑加工、校对等多个编辑流程中，其相互之间的交互性得以充分的体现。如今，新技术已经完全渗透到编辑工作的每个环节，使编辑工作更加高效和便捷。新媒体环境下的期刊编辑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编辑，是集策划、采写、多种能力于一身的全媒体从业人员，编辑工作已经逐渐从幕后转向幕前，更多的时候充当起主持人的角色。在期刊办刊实践中，编辑沟通不力现象时有发生。究其原因：一是审稿因人而异。有的编辑利用手中掌握的“生杀大权”，处理稿件因人取舍，重权威专家，轻一般作者。二是编辑加工随意，缺乏与作者必要的沟通。有的编辑过于自信，不经作者同意，对稿件进行内容性修改，造成误改或修改不当，侵犯了作者的权益。三是不注意沟通技巧，在与作者沟通的过程中，语言生硬，态度盛气凌人。这种种现象的发生，主要是由于期刊编辑责任意识不强、服务意识薄弱、对自身角色定位出现偏差造成的。

一、学术期刊编辑尽好职责润色作者文章

期刊编辑帮助作者修改文章自属工作职责，不过修改并不是编辑“自说自话”的修改，而是和作者充分沟通，共同促进文章质量的提高。以下从三个较易被作者忽视的方面展开论述。

（一）提醒作者锤炼选题和标题拟定

根据处理来稿的经验，很多作者只顾文章内容的论述和自己擅长的角度分析，而忽略了文章标题的重要性。在万千来稿中，优秀的稿件正是基于好的选题和标题脱颖而出，更能激发编辑锤炼一篇优秀稿件的热情。如有的作者很喜欢写“如何加强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这样的题目，但是流于普通，很难引起编辑的兴趣，对于读者来说同样如此。因此，一篇好的文章不仅需要编辑发现的眼睛，更需要作者对选题和标题引起重视。在这一过程中，不是编辑直接改动标题，而是和作者沟通，共同探讨更好的表述方式和更有逻辑性的结构。写作学术论文不仅要根据自身的研究专长来写，也要注意理论结合现实，选择好选题方向才是成功的第一步。编辑要提醒作者不要“撒网式投稿”，要根据自己文章的特征和刊物的风格来“选择性投稿”。标题的拟定，是对全文观点和结构的浓缩，因此应尽量简练、突出重点；其次，大多数情况下不需要副标题，副标题就像在眼睛上罩了一层纱，或是戴了一副眼镜，让读者与作者难以沟通和交流；第三，题目要尽可能形象生动、铿锵有力，让人过目不忘①。有些作者对其重要性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就需要编辑提请作者对标题拟定反复斟酌。如有篇文章《国家战略的企业路径：日本对大湄公河次区域的战略运作》是笔者从会议论文集中选出，原本计划和另外几篇合并做专题，此文作为“日本对东南亚实施战略影响”的角度，后因组稿被打散而单独刊出。原文梳理了DSR模型下的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接近历程、日本的国家战略的企业路径缔造，内容太多，可以拆分成单独的两篇文章，字数太长且结论不明晰，考虑到背景部分太多，全文重点在介绍“泰国+1”，内容与标题不完全对应，如果重点是谈东盟，应该重点介绍日本对东盟的影响，内容也没有涵盖标题中“日本对大湄公河次区域的战略运作”，因此笔者建议作者调整内容、将标题修改为《日本国籍战略背景下的“泰国+1”企业路径探析》，得到了作者的认同。

（二）提醒作者写好摘要和调整结构

很多作者常常忽视摘要的写作，认为只是格式之一，写完了事。殊不知摘要的重要性仅次于选题和标题，如果摘要不能突出文章的亮点、使人看不到研究的重点和新意，那么面对巨大的学术文章信息，读者和编辑也许不会产生深入阅读下去的兴趣，也许就错过了一篇有价值的文章。还有些作者不认真对待摘要写作，甚至写出不合格的摘要，对于文章整体来说也是一种瑕疵。如有篇摘要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进行了几次机构改革，虽然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没有真正厘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所以没有达到既定目标。在现有的政治理论中，政府、市场和社会各自有其发挥作用的领域，因此只有处理好政府与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大力实施简政放权，才能更好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的目的。在此过程中，政府还需进一步转变自身观念，鼓励多主体参与政策制定，建立简政放权的落实监督机制，最终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一句可以保留，后面都可以删去，应突出文章解决了什么问题、提出了什么观点，至少要让读者一眼就明白你说了什么，而不是空话套话。文章的论证结构通常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可以根据文章选题不同各有侧重，但是一般情况下这样的结构是需要的。基本观点是一篇文章必不可少的“骨髓”，最主要的原因是论文的基本观点在最大程度上反映了该论文的学术贡献，即原创性。全文的结构要注意逻辑性，不可想到哪里写到哪里，因此导出问题、做完综述或者交代完背景之后，需要理清论证结构，有的放矢。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部分要对应，对策建议部分不要为了建议而建议，切忌大而全地提出建议、空泛而谈，要切实与现实生活实际对应，看对策建议对现实生活是否适用、是否真的对解决问题有所帮助、使读者得到启发。有的作者选题很好但是论证不到位，也是十分可惜的。如有篇来稿谈东盟安全，从经济、军事、法律三个角度谈，那么是否这三个角度就足够了？为什么选取这三个角度，有何必要性和合理性？都应该在文首加以交代。而且三个角度在各个大部分之中，时而分开论述，时而合并两个角度进行论述，前后逻辑不统一，有混乱之嫌。

作者：张能全 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建国六十年来，我国法治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建成，国家司法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法律权威和法律信仰得到逐步强化，全社会正在形成尊重法治与自觉守法的良好风尚。但毋庸讳言，我国法治水平还处在较低层次，公平正义价值目标彰显还存在着诸多不足，等级特权观念与集权思想意识还在一定社会层面存在。具体到刑事司法领域，尽管刑事诉讼法进行了比较大的修改，司法改革与量刑程序规范化改革持续推进，但由于刑事司法整体权力配置未作任何调整，加之配套制度未能全面建立，刑事诉讼中的老问题在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的同时又出现了许多新问题，例如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的形成，检察官对刑事程序控制程度加强，合议法庭受控方左右甚至被支配现象时隐时现;被告人的主体地位与辩护权利在复印件模式下更加恶化;程序的正当性仍然严重不足，我国刑事程序法治化程度不高的现状未得到根本改变。［1］这既与刑事司法系统诸要素结构功能缺损密切相关，更与其外部环境条件缺失不无联系。本文尝试全面分析我国刑事程序法治建设进程中存在的社会生态环境障碍，提出破解具体举措，旨在开辟中国刑事程序法治的全新改革道路，最终通过刑事程序法治全面推进国家法治，从而增进人民幸福，拓展人民权利，最大限度地促进公平正义在刑事司法领域内全面实现。

一、刑事程序法治的普遍价值及中国刑事程序法治进程简要回顾

刑事程序法治是国家法治的核心领域与关键环节，刑事诉讼作为解决国家与个人之间严重冲突的法律机制，必然关涉公民个人的基本权利与自由，因为它是以发现犯罪、证实犯罪和惩罚犯罪为主要内容的刑事司法活动，通过对罪犯的必要惩戒达到消除其再犯可能性，警示社会其他公民并保障所有人的合法利益和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为目的。但是，尊重和保障个人人权是所有法律制度的最高目的和最终价值取向，维护社会秩序是必要的，但不得随意剥夺公民个人人权。“国际公认的原则是不得以牺牲司法公正或威胁基本人权为代价来控制犯罪或建立秩序。”［2］(P4)

况且，社会是由所有公民个人组成的共同体，每个人的基本人权保障又构成社会利益和社会秩序的重要内容，个人基本人权被侵犯将直接危及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谐。鉴于公共权力扩张和滥用的高度危险性，在惩罚犯罪的同时，更有必要预防与遏制公共权力对于公民人权的侵犯，有必要对公共权力进行分解以实现相互制衡成为国家刑事司法运作的重中之重，刑事裁判也由此构成公民人权保障的最后制度屏障。刑事司法理性运作直接关系着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社会秩序的有效维护与公民个人权益保障等重大问题，其解决严重争端的基本方式决定了对于公民人权处分的严重性与广泛性，刑事司法运作正当性水平成为了衡量刑事法治乃至国家法治的根本标志。而且，刑事司法本身处于国家活动的核心区域，刑事程序法治由此构成国家法治的关键环节。刑事程序作为规定国家专门机关与诉讼参与人推进刑事诉讼活动的行为规范和步骤程式，其制定和实施直接决定和影响着公民个人的基本人权，故而必须对刑事司法行为进行严格的程序规制与严密的司法控制，刑事诉讼法的动态宪法特征正是由此而决定的。从西方主要国家法治历程可以十分清晰地判断刑事程序的发展演变俨然构成了国家制度发展的主旋律，从最早英国的《自由大宪章》到现代《联合国宪章》乃至今天完整的国际人权法体系可以看到一根鲜明的红线，那就是刑事程序正当化贯穿于整个人类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的兴衰更替，贯穿于社会制度从神治模式经人治模式最终发展到法治模式的漫长历程。难怪法学家拉德布鲁赫感叹到，“刑事程序的历史，清楚地反映出国家观念从封建国家经过专制国家，直到宪政国家的发展转变过程。”［3］(P143)

中国法治进程肇始于清朝末年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瓜分我中华民族之际，亡国灭种的危险迫使国人变法图强，思想观念更新与制度变革探索风起云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创立的“中华民国”吸收借鉴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法律理论，创设了五权分立、司法独立的新型司法制度，确立了罪刑法定、无罪推定、有效辩护、自由心证等现代刑事诉讼诸原则，民国历届政府也都不同程度地推进了中国法律制度近代化进程。新中国成立之初，总结继承了革命根据地时期刑事司法基本经验，确认和肯定了诸多现代刑事诉讼的思想、原理与制度，推动了刑事诉讼制度的继续发展。但是在50世纪50年代后期，国家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十分曲折的发展阶段，乃至“十年动乱”时期全面陷入停顿。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制定颁布刑事法律之后，刑事司法才逐渐做到有法可依，国家及社会生活也才走上法制轨道。但由于法治文化根基比较薄弱，立法技术欠缺，该阶段刑事司法着重于社会秩序的维护而突出严厉打击犯罪，公民人权保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受前苏联影响和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法理论的片面理解，相当时期比较强调法律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政策是法律的灵魂等传统思想理论，严打刑事政策也一度成为政法工作的指导思想与最高准则。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与国际交流的不断增多，保障人权与国家法治日益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并最终入驻国家宪法，刑事司法如何实现在有效惩罚犯罪的同时保障人权，这个制度根本问题就必然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热点。1996年刑事诉讼法与1997年刑法相继修改标志着中国刑事法治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刑事法典相继完善反映了国家法治的根本诉求，表达了人们对刑事司法公正所寄予的热切期盼。当然，从中国法治道路的百年追求来看，中国对于法治道路的认识探索与西方国家有相当差异:西方国家属于自觉主动选择，有学者就指出，西方宪政是西方社会、文化自然演进的结果，是传统发展不期而至的产物。［4］(P61)中国则是不自觉被迫选择，没有一个国家的宪政像我国的这么多灾多难。那就是，在国难重重中酝酿和准备宪政，在炮火下制定和实行宪法。［5］(P279)很大程度上，西方国家将法治看作实现公民人权的唯一手段;中国则将法治看做是国家与民族强盛的必经之路。这一关键结点不可忽视，因为国家法治宏观大环境恰恰决定和影响着刑事程序法治进程的自身面貌与具体状况，国家法治的工具色彩必将深刻作用于刑事程序法治的微观结构。

二、中国刑事程序法治的社会生态环境障碍#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