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犯罪论文范例

摘要: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其中，对生态环境污染的治理是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本文从分析我国生态环境污染惩治的现状出发，提出一些完善建议，以期充分发挥刑法应有的作用，为建设美丽中国保驾护航。

关键词:生态环境污染;立法;司法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我国的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然而让人痛心的是环境污染事件频发，如此令人担忧的环境状况与建设美丽中国极不相符。立法上的缺陷、行政权的过于强势、以经济制裁取代刑事责任等诸多问题长期存在，让民众不得不质疑中国环境污染刑事救济体制是否能够真正发挥其作为生态保护的最后屏障这一作用。

一、生态环境污染的惩治现状

（一）处理数量、办法

2016年，全国共立案查处环境违法案件13.78万件，下达处罚决定12.47万份，罚没66.33亿元，分别同比增长34%、28%和56%。2017年，全国查办环境违法案件23.3万件，罚没款115.8亿元，无论是在案件数量上还是处罚金额上，有了大幅度的增长。但在处罚手段上，仍然是以行政处罚为主、刑事处罚为辅。

（二）立法缺陷

摘 要：与其他法律相比，刑法更加强调自身的确定性；然而，即便是最强调确定性的刑法，也不能总是以维护自身的确定性为由，全然无视变化的需要。从实质正义的要求出发，一定程度的灵活性同样也是实现刑法自身目的所不可或缺的方法原则。因此，在刑法的制度实践中，灵活性的机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始终都是存在的。灵活性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克服法律在寻求自身确定性过程中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使法律适用的结果更加符合正义要求。但是，基于对人权保障功能的重视，刑法的制度设计在总体上是以确定性来限制灵活性的，确定性虽然不是绝对的价值，但它一定是优先性的价值，因此，灵活性最终不能拆毁确定性。

关键词：刑法之确定性；刑法之灵活性；法治；罪刑法定

一、刑法之灵活性：一种可欲的追求

在人类社会法律实践的历史中，确定性始终是维护法律之社会价值的一种力量。要求法律具有确定性，是为了使法律的正义目标得到可靠的保障，法律维持秩序的功能正是由此产生。因此，法律之确定性乃是法治的一个基本前提，而罪刑法定原则作为法治原则在刑法中的具体表达，其理所当然地包含着确定性的要求。然而，由于社会生活总是会产生新的问题，使得法律经常无法在坚持其确定性的前提下满足社会的需要，确定性本身有时反而会成为走向正义目标的障碍。于是，在追寻正义的历史中，人们也将“灵活性”的特征带入到法律制度之中。正是法律的灵活性，使得法律能够满足复杂与多变的社会生活的需要，不断推动法律向前发展。基于对安全价值的偏重，刑法比其他法律更加强调自身的确定性。关于“刑法之确定性”，笔者已有专文讨论。（参见：周少华刑法之确定性及其法治意义［J］法律科学，2008（2））然而即便是最强调确定性的刑法，也不能总是以维护自身的确定性为由，全然无视变化的需要。固守一种绝对的确定性观念，只能导致刑法机体的僵化；而承认一种有限度的灵活性，则可以使刑法保持持久的生命力。?

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相对简单的规则无论如何不可能圆满地解决所有问题。有时，当法律以其确定性追求普遍的正义目标时，实际的结果往往与一定的社会目的相违背，在此情况下，不同的正义观念之间发生了冲突，人们必须解决这种冲突，而解决冲突的办法常常是需要灵活地适用规则。另外，即便在一个以法典为主的体系中，也总是会有许多法律应予规定，但因为各种复杂的原因而未加规定的事项。德国的法学家施塔姆勒就指出：法典仅仅陈述一般性的原则，填补罅隙则是法官的工作；在法律沉默的情况下，还必须求助于法律自身的基本理念——公正，这实际上是等于将道德规范引入了法律判断之中。参见：本杰明·N·卡多佐法律的成长法律科学的悖论［M］董炯，彭冰，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103这实际上就是要求法官在面对“疑难案件”时，如果法律“不够用”，就必须根据正义观念灵活地处理问题。在刑法中，人们将目的论的解释应用于构成要件的解释，将人格因素导入犯罪的评价机制中，这使得刑法的适用摆脱了僵硬、刻板的形式主义的罪刑法定。所以，即使是对于刑法来说，那种绝对的确定性观念也是虚妄的。在刑法的制度实践中，灵活性的机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始终是存在的。?

二、刑法之灵活性的理论根据

刑法之所以需要有一个灵活性的机制，主要源于两种看似相互矛盾的需要：一是为了克服刑法之确定性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二是为了对抗刑法的不确定性。而这两个需求，归根结底又是为了解决法治本身的内在矛盾，即法律的形式要求与实质正义之间有时会发生冲突的问题。?

注释方法与思辨方法：研究方法主流地位之争

注释方法，简而言之，就是对刑法规范涵义的阐明。具体而言，就是“从既有的案件事实出发而理解刑法规范的意义， 其任务是将刑法规范具体适用于每一种特殊的案件事实”。以注释的方法构建起来的刑法学被称之为注释刑法学或者是刑法解释学。注释方法典型的特征就是其严格遵循刑法的明文规定， 在现行刑法规定的范围内运用各种解释手段对法条进行诠释，以寻求最符合案件事实的法律规范。思辨方法是对隐藏在刑法法条背后的理性（法理基础）进行寻根究底，力图在更抽象的层面，探究刑法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方法。以思辨的方法建构起来的刑法学被称为刑法哲学或者是批评刑法学。思辨方法是刑法学对哲学思辨的引入，思辨方法典型的特征就是它不拘泥于刑法的明文规定， 它注重的是探究隐藏在法条背后的理性———法理基础。因此， 思辨方法具有着深刻的批评思想和强烈的问题意识。

注释方法从两汉开始至新中国成立之前一直是我国刑法学领域主流的研究方法。但是，随着十年动乱的结束和改革开放法学研究的复兴，思辨方法逐渐开始兴起并日趋流行。思辨方法的流行，肇始于陈兴良教授的《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一书。陈兴良教授在《刑法哲学》中指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反思的时代，崇尚思辨应该成为这个时代的特征。刑法学如果无愧于这个时代的重托与厚望，必须提高自身的理论层次，引入哲学思维，使刑法的理论思辨成为对时代本质的思维，与时代变革的脉搏合拍。”[6]并呼吁刑法学研究要实现从注释刑法学到思辨刑法学的转变。由于思辨方法具有学术气息浓厚，理论自足性强，易于标新立异等特性，于是乎，思辨方法成为刑法学研究的时尚和潮流。各种运用思辨方法撰写的论文和出版的专著层出不穷，注释研究方法的主流地位也因此渐失，并被思辨方法所取代。然而，注释方法并不甘没落。以张明楷教授为代表的注释方法的支持者，对此作出了强有力的回应。 张明楷教授在《刑法学》（法律出版社1997 年版）一书中称：“刑法解释学不是低层次的学问，对刑法的注释也是一种理论，刑法的适用依赖于解释。因此，没有刑法解释学就没有发达的刑法学，一个国家的刑法学如果发达，主要原因就在于对解释刑法下了功夫。就适用刑法而言，刑法解释学比刑法哲学更为重要。”[7]在随后撰写的《法益初论》、《刑法的基本立场》、《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的专著中，张明楷教授则在更高的理论层面上论证了注释方法的重要性。由于对刑法的注释本质上也是一种高层次理论，而这种注释是在刑法的明文规定下进行的逻辑演绎，因而注释方法比思辨方法更切合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要义。思辨方法不拘泥于刑法的明文规定，其结果难免不自觉地与罪刑法定原则相偏离，因而与思辨方法相比，注释方法更具有实践性和应用性，而刑法解释学也比刑法哲学更利于刑法的适用。基于以上的认识，学者们逐渐减弱对思辨方法的热衷，对注释方法的研究也逐渐升温回暖，并旧爱重生，刑法学界的研究方法也因此由思辨重归为以注释为中心。

思辨方法与注释方法的争论，正如我国学者刘艳红教授所言，实质上是当代哲学中的本体论与认识论之争。在哲学领域里本体论与认识论到底孰轻孰重，现今或许将来都难以有定论。但是，在刑法学研究领域里，作为认识论化身的注释方法应当优先于作为本体论化身的思辨方法， 注释方法才是刑法学研究的主流方法。不可否认，思辨方法的引入，大大拓宽我国刑法学研究的视域，刑法学研究的触角，也从单纯的刑法条文延伸到刑法的精神、价值、人性基础等根基，刑法学理论研究因此得到繁荣，刑法条文本身也因此得到完善。但是，我们更需要看到，在罪刑法定的语境之下，思辨方法以“我认为”的形式存在，其不拘泥于刑法法条的自由，很容易与罪刑法定的语境相冲突， 而且通过思辨而得的理论其实践性和适用性也让适用者产生质疑。 刑法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 这样的冲突与质疑势必会影响刑法的实际运行，影响刑法对社会的调整作用。因此，在罪刑法定的语境之下，注重实践与适用的注释方法才是我国刑法学研究的主流方法，思辨方法并不适合在我国的刑法研究中担当研究方法的主流角色。

思辨方法与实证方法：逆向发展与横向联姻

实证方法属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之一， 将实证方法引入到法学领域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重大突破。法学领域的实证研究是“指按照一定程序规范和经验法则对法律信息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8]。实证研究分为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两大类， 具体包括四种方法即观察、调查、文献分析、实验[9]。思辨的方法如前文所述是对蕴含在法条背后对法条起支撑作用的法理的探究。 实证方法与思辨方法相比较具有以下的不同点。首先，两者的推理方式不同。思辨方法的推理一般运用的是演绎推理方式， 而实证方法的推理一般运用的是归纳推理方式。 由于演绎推理的方式是一般到具体， 而归纳推理的方式是具体到一般。所以，思辨方法注重于纯粹的理论构建，喜欢就事论事，而实证方法则注重于事实论证，喜欢用事实说话。其次，两者关注问题的细致程度不同。由于实证方法是建立在定量和定性分析的基础之上，因而实证方法更注重关注刑法个案及其他与案件事实有关的细节问题， 甚至连一些与案件无关的蛛丝马迹也不会放过。而思辨方法则注重于整体研究，对于细枝末叶的东西常常视而不见， 这与思辨方法的推理方式不无关系。最后，实践品格与理论品格不同。实证方法是对法律信息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 其具体的方法包括观察、调查、文献分析、实验四种。因此，实证方法更具有实践的品格。而思辨方法是对蕴含在法条背后对法条起支撑作用的法理的阐述，其落脚点在于对刑法及其条文的合理性进行拷问，因而思辨方法更具有理论的品格。通过两者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实证方法与思辨方法之间实质上是一种逆向发展的关系：实证方法重个别，思辨方法重一般；实证方法重细节，思辨方法重整体；实证方法重实践，思辨方法重理论。

实证方法与思辨方法之所以呈现以上的逆向发展关系，究其深层原因，在于实证方法是自然科学的“舶来品”，而思辨方法则是哲学的“舶来品”。自然科学研究对象是中性无色事实，不会牵涉价值判断的问题。因此，自然科学的研究历来都奉行“观察优于想象”的规则，如果没有实证作为支撑，再好的理论也不会被接受。而哲学所研究的对象是万事万物的共同性质和普遍规律，其研究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因此，即便没有大量的实证作为支撑，而是通过哲学概念的构建以及概念之间的逻辑演绎，哲学的理论也能够实现自足与自洽。正是基于各自学科性质的原先性差异，实证方法与思辨方法之间呈现出逆向发展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换个维度进行思考，将实证方法与思辨方法这对看似水火不容的研究方法实现横向的“联姻”，那将是另一番的景象。一方面，实证方法的强实践性可以有效补足思辨方法的实践性缺失，从而有效弥补思辨方法过于空泛抽象、言之无物的缺陷，为刑法理论的构建打下坚实的社会基础，刑法学也因此具备了科学的特性。另一方面，思辨方法深厚的理论品格则可以有效弥补实证方法之理论不足。“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乃思辨方法研究的基本范式，思辨方法发现的问题越多，在客观上为实证方法提供研究的问题也会越多，同时也为实证方法指明了研究的方向。总之，在刑法学研究当中，我们应当实现实证方法与思辨方法两者之间的横向“联婚”，在思辨的指导下进行实证，在实证的检验下发展思辨，如果真正能实现这样的搭配，这对“夫妻”必将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一、问题的提出   时代的今天，中国地方教学型本科院校应如何定位，这是每个有历史责任感的人必须予以回应的一个重大问题。学界基本上赞同地方教学型本科院校应以重点培养应用型人才为己任，但对于什么是应用型人才以及如何培养应用型人才等课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较为混乱，从而严重阻滞了中国地方高等教育的正常或应有的发展。对此，怀化学院以胡建书记为核心的领导阶层在指出当前地方教学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模式存在应用型人才概念模糊、应用型人才培养难以落实、应用型人才培养缺乏核心以及应用型人才培养过于功利等突出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即“三位一体”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以市场为导向，以学校特色文化为依托，以‘应用’为特点，以专业能力素质培养为核心，确保知识、能力、素质的协调统一，确保公共能力、专业基础能力、专业发展能力的协调统一，确保课堂教学、实验实训、校园文化活动三大人才培养平台的协调统一。”［1］   毋庸置疑，“三位一体”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是对以往人才培养模式的超越与发展，是当下中国地方教学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最理性的选择。其中后一个协调统一是前两个协调统一的前提与基础，而在课堂教学、实验实训、校园文化活动三大人才培养平台的协调统一中，课堂教学又处于首当其冲的位置，因此，“三位一体”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有效实施首先应以改革课堂教学平台为突破口。改革课堂教学平台的理想路径在于：其一，课堂教学模式的设计应从“知识本位”转向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基础上的“能力本位”，并遵循能力素质靠学生主体自身内化形成的基本规律，改传统的注入式教学为启发式、探究式教学；其二，教学内容应立足于“基础与实用”，学科的系统性应让位于知识与技能的基础性与实用性，减少学术性内容，强化实用性内容；其三，教学方法和手段注重知识的自我建构，理论课向实践课学习以加强“体验”，实践课向理论课学习以加强“提炼”；其四，教学效果的测评标准应由传统的以知识技能达标（会什么）转向以能力素质综合发展程度（能干什么）为依据［1］。   显然，课堂教学平台改革的核心乃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两个问题，前者所要解决的是教什么的问题；后者所要解决的是怎么教的问题。“教什么的问题”乃“怎么教的问题”的前提，故而，地方教学型本科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必然又以各专业具体课程教学内容的相应改革为出发点。目前，法学专业中的行政法学课程相对于民法学、刑法学课程而言，在教学内容方面存在诸多缺憾，实在难以适应地方教学型本科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旨趣，但学界与教育界仍未引起高度重视，已有的关于行政法学课程教学内容改革的研究成果也极少且过于浅陋，因此，为了真正有效贯彻与实现地方教学型本科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精神与理念，必须认真对待与彰显行政法学课程内容的改革。笔者认为，行政法学课程内容的改革涉足教学内容之量与质的两个向度。　   二、行政法学课程教学内容之量的改革   地方教学型本科院校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在课程教学内容方面要求教师能娴熟地驾驭教材、学生能融会贯通所学的理论知识，从而使学生学以致用，实现理论联系实际、服务地方的目的。但我国当下行政法学课程内容的设置存在严重缺失：一方面我们认可行政法是宪法之下的三大部门法之一，是现代法治国家最重要的部门法，因为依法治国的核心与关键乃依法行政，而且与其他部门法相比，行政法律规范赖以存在的法律形式、法律文件的数量最多，行政法学乃教育部所确定的普通高等教育法学专业核心课程中十四门主干课程之一，也是最难教学的一门课程；另一方面我们对行政法学内容的设置则持歧视态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融为一体，在教材选取方面，大部分高校选择姜明安教授主编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使用该书时，学生的强烈反应是书太厚，教师讲授时也觉得内容过于庞杂、实在难以驾驭［2］。   就笔者所处的地方本科院校而言，政法系的法学专业课从总体上分为专业主干课与专业方向课两大版块，从刑法学、民法学以及行政法学三者课程数量的比较视角看，其中刑法学方面的主干课程包括刑法学（一）与刑法学（二），方向课程包括犯罪学、犯罪心理学、刑事侦查学；民法学方面的主干课程包括民法学（一）与民法学（二）以及知识产权法学，方向课程包括物权法、合同法以及婚姻家庭继承法；而行政法学仅一门主干课程并包含行政诉讼法学在内，且一个学期必须学完，每周4学时，由一个老师担任。如此，在我系导致的后果是，行政法专业的老师不想担任行政法课，即使担任也深感力不从心；至于学生，更是苦不堪言：畏惧写行政法方面的学年论文与毕业论文，担忧从事行政法方面的实践工作。诚如Sidney　A•Shapiro教授所言，法科学生对行政法学只能存在一个不完整的印象，因为行政法学内容过于广泛，老师们不可能讲授所有的内容［3］。PeterStrauss教授讲得更为生动、贴切：我们的盘里所堆放的食物过多以至于教授们难以消化食物，更不用说学生能消化多少了［4］。据此，行政法学课程教学内容之量的改革迫在眉睫、势在必行。改革的理想对策在于：一是独立行政诉讼法学以合理界定行政法学主干课程；二是增设相关方向课程以保障行政法学主干课程的有效实施。   （一）独立行政诉讼法学以合理界定行政法学主干课程   相对于刑法学、民法学而言，行政法学是一门发展较晚的课程，因此课程内容建设方面十分滞后。   但随着中国行政国时代的到来，依法行政乃依法治国的关键，从而要求不断培养合格的从事行政实务的应用型人才。因此，我们首先应对行政法学课程进行“瘦身”运动，即把行政诉讼法学从行政法学中分离出来，还行政法学的本来面目，使刑法学、民法学及行政法学三大实体法学与刑事诉讼法学、民事诉讼法学及行政诉讼法学三大诉讼法学一一对应、相得益彰。这样，行政法学这门主干课程的教学内容仅包括行政法本论（讲授行政法的基本概念、行政法的历史、行政法律关系、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以及行政法的理论基础等问题）、行政法主体论（讲授行政机关、其他行政主体、公务员、行政相对人以及行政法制监督主体等问题）、行政行为论（讲授行政行为的概念、分类以及行政程序等问题）以及行政复议论（讲授行政复议的概念、主体范围以及程序等问题）四大板块，至于行政赔偿，因与行政诉讼联系较为密切可纳入到行政诉讼法学内容中去。#p#分页标题#e#   （二）增设相关方向课程以精简行政法学主干课程内容   地方教学型本科院校的法科生为什么喜爱刑法学、民法学并乐于学以致用、服务于地方法律实务工作，而对行政法学则敬而远之，这不外乎两个主要的原因：其一，刑法学、民法学课程与刑事诉讼法学、民事诉讼法学相互独立皆为法学专业的主干课程，但行政法学与行政诉讼法学融为一体、极为庞杂；其二，法学专业还设置了与刑法学、民法学密切相关的方向课程，如犯罪学、犯罪心理学、刑事侦查学、物权法学、合同法学以及婚姻家庭继承法学等。显然，这些方向课程基本上是刑法学与民法学主干课程中的一些主要组成部分，这样，即使任课老师对主干课程讲授得不太理想，但能进一步经由方向课程的讲授予以弥补，从而使学生最终能心领神会。相反，行政法学本身极其繁杂，加之无适当的方向课程对其分解，只能导致学生囫囵吞枣、有苦难言。据此，我们既要敢于坚持独立行政诉讼法学还行政法学的庐山真面目，又要大胆增设与行政法学密切相关的方向课程以精简行政法学课程教学内容。具体而言，我们可以对上述行政法学课程教学内容的四大板块中的行政主体论与行政行为论予以精简，因为这两大板块的内容较为繁多，学生难以吸收与消化。对于行政主体论可以把公务员、行政相对人增设为公务员法学与行政相对人法学两门方向课程；对于行政行为论可以把行政程序增设为行政程序法学方向课程。如此，则行政法学课程教学内容中的公务员、行政相对人以及行政程序问题的设置必然较为宏观简洁，而公务员法学、行政相对人法学以及行政程序法学方向课程对这些问题会进一步予以阐释，从而使学生最终能轻松地理解与把握这些问题。　　   三、行政法学课程教学内容之质的改革   我国法学高等教育主要分为法学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法学硕士、法律硕士、法学博士）教育两个层次，研究生教育根本上是一种法学理论教育，它要求受教育者必须已经具备掌握了法学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的前提条件，是在大学本科教育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专门化、理论化学习和研究，所培养的是法律学术型人才，而法学本科则应要求受教育者掌握各主要法律部门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具备从事法律职业工作的基本能力和素质，所培养的是法律应用型人才，即法学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应该重点定位于为法律实务领域输送专门人才的角度，将律师业、司法机关、警察机关以及其他一些行政执法机关作为人才输送的主渠道，因此，应充分考虑这种职业性质，要按照这些法律职业部门的人才引进要求和标准制定培养方案，有针对性地设置课程体系［5］。具体到行政法学课程教学内容的设置，一方面必须精简，使教学内容保持适当的量，因为如果内容过于繁杂，学生在有限的课时内无法正常吸收与消化，则谈不上运用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另一方面还必须在内容总量恒定的基础上削弱内容的理论深度（减少学术性知识），增强实用性知识内容，使内容的质符合法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   （一）内容的理论深度须削弱   目前，地方教学型本科院校所开设的行政法学课程的内容设置存在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太注重理论的深度，即学术性内容偏多，结果所培养的人才既不像学术型人才，也不像应用型人才，从而使地方性法律人才的合理需求陷入严重的困境之中。因此，削弱行政法学课程的学术性内容乃培养真正的地方应用型法律人才的必要条件之一。行政法学这门主干课程的教学内容的量包括行政法本论、行政法主体论、行政行为论以及行政复议论四大板块，那么减弱其学术性内容的方案体现在：在行政法本论板块中，行政、国家行政与公行政、行政与公权力、行政与行政国家、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以及行政法与行政法学的历史发展应当简单介绍，不要广征博引，尤其是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及各国行政法学的主要流派内容可以删掉，因为这纯属于学术性的内容；在行政法主体论板块中，对于行政法主体的概念以及行政法主体与行政组织法的关系应当仅作简单说明；在行政行为论板块中，对于抽象行政行为、行政立法、行政程序的价值应当仅作简要说明，尤其是行政行为的模式完全可以删除，因为其理论性太强，缺乏实际操作性，适用于学术型人才的培养；在行政复议论板块中，对于行政复议的概念、性质及特征无需作过多阐述。   （二）内容的实用性知识须增强   削弱行政法学课程的学术性内容为地方应用型法律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基础，但只有同时增强实用性知识内容才能真正落实地方应用型法律人才的培养，因为应用型法律人才必须在法律实务能力方面有所彰显，而大量或丰富的法律实用性知识的理解与把握之于法律实务能力的培育不可或缺。据此，首先，我们应在行政法学课程教学内容，即行政法本论、行政法主体论、行政行为论以及行政复议论四大板块中增强行政机关的职责、职权与管理手段、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的条件和范围、受委托组织的条件与范围、行政许可条件与程序、行政给付的条件与程序、行政征收条件与程序、行政处罚的条件与程序、行政强制条件与程序以及行政听证的条件与程序等实用性知识；其次，我们还应在上述诸实用性知识内容中穿插适当的案例，这是对行政法学课程实用性知识内容的进一步强化，因为在行政法课程教学内容中先设置法律典则、法律制度、法律原理这样的大前提，再用经过筛选的典型行政案件说明这些法律典则、法律制度、法律原则的法定性和合理性，从而使学生能更好地掌握法律典则和制度［6］。譬如，在设置行政主体中的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的内容时，可以先着重说明其条件和范围，然后设置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诉讼案来诠释高校的行政主体资格问题，如此，通过以案说法，使受教育者能进一步地理解与掌握相关实用性知识，以使法律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最终得以达成。

一、影响性诉讼及其作为刑事法教学案例的特点

影响性诉讼案例之所以被笔者选为刑事案例教学的特定试验田，是因为此类案例具有其特定的性质，在刑事法教学中具有不同于一般案例的特有优势。影响性诉讼是指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诉讼，是可能引起制度变革，影响法治发展进程的典型个案。伴随现代传媒技术的不断进步和互联网的广泛普及，近年来，现实中发生的一些刑事案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和启发性。从佘祥林、赵作海冤案到呼格吉勒图再审案、念斌死刑改判无罪案中涉及的刑事诉讼程序问题;从许霆ATM机取款案到杭州飙车案中引发的究竟该定何种罪名、判处刑罚轻重的争议;从药家鑫杀人案到一系列反腐大案要案带来的犯罪原因和犯罪防控对策的反思等等，引发了笔者将影响性诉讼案例引入刑事法教学的冲动。这些现实发生的鲜活案例极易激起同学们学习探讨的兴趣，是将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犯罪学等刑事法律科学知识运用于实际的良好契机，同时，这些具有时代感的真实案例还具有模拟案例、编写案例等普通小案例所难以具备的综合性和延展性。

1．鲜活性与时效性

影响性诉讼是真实世界中发生的真实案例，将其引入高校法学课堂，能够为刻板的照本宣科式的传统教学注入新鲜的血液。当下发生在现实中的刑事案又因其具有特别的社会影响力而极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讨论，连一般社会成员都不能熟视无睹、置若罔闻的有关法律实践，法科生怎会不跃跃欲试地加以探讨呢?并且，刑事影响性诉讼往往关乎生命、自由、重大财产利益等，更是牵动人们敏感神经的焦点。此时若将影响性诉讼案例运用至刑事法教学当中，必然能够极大程度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寓教于乐，使课堂更加生动活泼。此外，影响性诉讼案例往往还具有鲜明的时效性。也就是说，这些案例往往和特定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关联，反映时代特色。刑事影响性诉讼案例具有的时效性能够促使学生们更好地掌握现行刑事立法和司法的前沿和热点问题，更准确地了解新时期、新形势下犯罪案件的新特点、新变化，使自己能够运用的刑事法律知识不断更新，贴近时代。同时，历时性的纵向观察和思考还能促使法科学生更理性地以历史的眼光看待犯罪的发展变化以及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乃至社会的动态变迁。

2．复合性与延展性

影响性诉讼具有真实性、影响性，常是大案、要案、典型个案，其发生的前因后果、包含的法律关系、涉及的社会问题往往复杂而非单一。与普通刑事案件相比，影响性诉讼案例更具有复合性，可以运用于其中加以解释和分析的法律理论、制度、观念等通常不止某个侧面，针对此类案例人们往往可以多角度多层次地加以看待。就某一个影响性诉讼案例而言，其可能跨越刑事和民事法律的边界，可能贯穿刑法总论的基本原理和各论的具体罪刑，可能兼具实体和程序问题，也可能需要对事实和规范分别作出评析。正因为影响性诉讼的复合性、综合性特征，使得在刑事法教学中教师能够更灵活地根据需要对之加以适用。例如，既可以提取影响性诉讼案例中的某个或某些侧面作为教学重点，穿插进某一部门法的课堂，也可以在学生已经完成先修课程的情况下让其就整个案例综合分析判断。同时，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将某个影响性诉讼案例与其他相关个案加以链接，对比案与案之间的类似或差别，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等。这些都体现了影响性诉讼作为教学案例所具有的较好的伸缩性和延展性。对于教师如何选择运用于教学的影响性诉讼案例，建立影响性诉讼教学案例库，经过实践，笔者总结了以下两点经验。一方面，可以参照官方的影响性诉讼案例。对此，至今年年初，我国正式的影响性诉讼评选活动已经正好届满十周年，在中国案例法学会的官方网站上，每年评选出的影响性诉讼案例都可以公开查询到。此外，其他一些机构也有类似的评选可以作为参考，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评选的年度最受关注刑事案件等。同时，还可以借鉴司法机关的权威指导案例，例如自2011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的诸批指导性案例，作为经过严格筛选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案，就为法学课堂的案例教学提供了极好的材料来源。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影响性诉讼案例的选择要为刑事法教学服务，这就要求教师加以甄别并各自根据特定的教学过程加以设计。首先，教师要把握其选取的案例不能是仅仅具备社会影响力、夺人眼球的新闻式案例，真正的影响性诉讼在具有影响性的同时更要有代表性，要有真正的理论研究价值。如果仅仅因为案件情节的离奇、当事人的特殊身份甚至是纯粹被各种媒体炒作而成的所谓大案名案是不适宜作为教学案例的。其次，教师还应注意案例的选择和匹配，即根据课程设置的需要和学生的已有知识、课堂规模等状况选择和使用恰当的影响性诉讼案例。

二、刑事法教学引入影响性诉讼案例教学模式的意义

作者：马忠红 单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课程设置是人才培养设计图———教学计划的核心部分，是培养目标的根本体现。课程设置是否科学、合理决定着人才培养的质量。本文以台湾中央警察大学刑事警察学系本科专业课程设置①为例，探讨台湾地区侦查学专业课程设置特点，并结合大陆侦查学专业课程设置分析两者之异同，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完善对策。

一、台湾警察大学侦查学专业主干课程设置目的

台湾中央警察大学成立于1957年，设有行政警察学系、刑事警察学系、公安安全学系、犯罪防治学系、消防安全学系、交通学系、外事警察学系、行政管理学系、法律系等系部，是培养台湾地区警察高级人才的最高学府。其中，台湾中央警察大学的刑事警察学系，与大陆地区警察院校的侦查系相类似，现设有本科、硕士、博士等多个层次，是培养台湾地区刑事侦查人才的地方。台湾警察大学侦查学专业主干课程设置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具备下列专业能力与素养：刑事侦查能力，刑事鉴识能力，刑事法学素养，人际沟通能力，组织管理能力，治安对策分析能力。

二、台湾警察大学侦查学专业主干课程设置情况

以台湾中央警察大学为例，台湾警察大学侦查学专业主干课程主要分为侦查原理、侦查科技、侦查法学、现场侦查四大领域，内容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多学科知识，强调课程内容的综合性学术内涵。

（一）侦查原理侦查原理领域的课程组主要包括以下课程：犯罪侦查学、犯罪模式分析、犯罪剖绘、犯罪侦查案例研究、组织犯罪侦查、窃盗（盗窃）犯罪侦查、性犯罪侦查、谈判与危机处理、刑事警察业务、刑事警察勤务、行为科学、刑事心理学、犯罪心理学、变态心理学、侦讯与社会心理学、侦讯实务与笔录制作等课程。台湾警察大学设置侦查原理课程组的主要目的是：1.通过全面分析台湾社会面临的多种犯罪类型，运用比较全面、系统的犯罪数据库，分析各类犯罪模式及犯案手法，并寻求最佳的侦查对策；2.深化特殊重大刑案侦查管理的探讨，强化侦查原理研究；3.研发人力、知识、装备、侦查思维之间的转化，提升刑事业务与侦查勤务的统合规划，以推动犯罪侦查与防范机制。

作者：林南征 单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犯罪与侦查,古今有之,中外有之。侦查学自从19世纪奥地利的汉斯•格罗斯(HansCross)提出犯罪侦查概念以来,至今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但是侦查学的理论研究现状,特别是我国侦查学的研究现状,仍不尽如人意。西方国家在刑事侦查学研究上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实用主义的研究方法导致了刑事侦查学理论研究的贫瘠。我国刑事侦查学的理论研究也不丰富。有学者对三届全国侦查学术会议文集进行了一些技术上的分析,勾画出了我国侦查学的研究现状,并提出了一些问题,值得深思。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从社会科学研究的角度讲,对科学研究状况的历史性反思是相当重要的。只有不断反思,才能促使整个科学研究不断修正方向。所以说,对于侦查学研究的不断反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侦查科学理论研究向度。这也是其研究向度不至于偏离“科学”轨道的保障。

一、侦查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一个学科的研究现状,从不同的角度来考察,可以有不同的外观结果,且各个外观结果之间,往往互为因果或者递进关系。就侦查学在最近几年的研究现状来说,可以粗略地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从研究方向上来说,侦查学研究在其应有的轨道上有所偏离。侦查学的研究方向和侦查目的可以说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尽管侦查的目的一直都还存在争议,但是无论是哪种学说,都不可能脱离查明案件事实,查获犯罪嫌疑人这个目的。现实当中,大多数学者关注更多的是侦查合法化、侦查与人权保障等方面的问题。比如,有学者对近几年的侦查论文成果进行技术性处理之后发现,以沉默权(人权保障)为关键词的研究异常突出,成为2000年以来中国法学研究中的第一关键词,并在2002年之后显得更为明显。总的来说,关于价值理论比如侦查与人权保障、侦查的合法化等的研究比认识理论如侦查措施、侦查措施和方法的研究等要繁荣得多。既然查明案件事实、查获犯罪嫌疑人是各种学说公认的侦查目的或目的之一,那么作为研究侦查的学科,如果不研究如何加强查明犯罪事实和查获犯罪嫌疑人,即使这门学科表面上如何繁荣,也只能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二)从研究主体上来说,比较缺乏来自实践部门的侦查学理论研究群体。参加三届全国侦查学术会议的既有公安高等院校及法学院中从事法学、侦查学教学和研究的理论工作者,也有来自公安机关等侦查部门的实践工作者。从统计情况看,“2002年提交参会论文的来自院校的有34人,来自实践部门的有92人;2003年提交参会论文的来自院校的有36人,来自实践部门的有7人;2004年提交参会论文的来自院校的有33人,来自实践部门的有10人。”[1]61对侦查学研究现状的思考林南征(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100038)摘要:侦查学自创立以来已逾百年,然其研究现状却仍不尽如人意:一是研究轨道有所偏离,二是比较缺乏来自一门学科的理论研究者主要来自于高校,这对于大多数学科领域来说,本身是一种常态。侦查学本身亦是如此。但是,对于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侦查学来说,如果来自实践部门的研究者严重缺乏,则应是一种明显的不足或者存在较大的瑕疵了。

(三)从学科间的联系上来说,侦查学的研究未能紧密联系自然科学的研究。基于侦查活动对各类知识的需要,如法学、医学、物理学、化学、心理学、生物学、逻辑学等相关学科知识之于侦查的重要性无人否定,可以认为侦查是对各相关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由此也可以认为侦查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其研究必得借用前述相关学科的知识、概念、原理、研究方法与范式。但是,当前的侦查学理论研究现状如何,从研究者们在论文当中引证的知识类型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个可供参考的回答。根据学者们对三卷《侦查论坛》所刊载的论文的所有引证资料的分析数据显示,研究者们引证的知识类型高度集中于法学类,在所有的引证文献中,可归于法学类知识范畴的引证占所有引证的75.57%;对心理学的引证,占总引证数的1.71%;而在三卷侦查论坛的全部引证中竟然未能发现在侦查认识活动中具有重要作用的医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逻辑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的知识,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1]64

摘要：走生态文明发展之路，已是当今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这意味着我国将需要大量的适应生态文明社会的新型法律人才，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课程的发展有很大上升空间。文章以生态文明社会新型法律人才需求为导向，以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课程为载体，以“参与式教学”为突破口，改革教学模式、优化教学内容，以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为核心，立足于民办高校教学实践进行研究。

关键词：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教学；改革

我国高等法学教育旨在培养具有系统的法律专业知识、实践技能和创新能力的现代法律人才。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7〕2号，提出深化教学内容改革，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课程体系。要坚持知识、能力和素质协调发展，继续深化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的改革，实现从注重知识传授向更加重视能力和素质培养的转变。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需要，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将新知识、新理论和新技术充实到教学内容中，为学生提供符合时代需要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要大力推进教学方法的改革，提倡启发式教学，注重因材施教。由于我国传统法学教学教育重理论、轻实践，不利于学生法学创新能力的培养，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因此，改革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教育，以适应生态文明建设人才培养的需求乃大势所趋，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教育的改革应当以培养生态文明法律新型人才为目标，为我国创建生态文明社会目标奠定基础。

一、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教学模式反思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是一门新兴学科，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自1997年被列为法学二级学科以来，已有二十年，教育部于2007年将“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增列为法学核心课程。“生态文明”写入党的十七大报告，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在提高大学生环境保护意识、树立环境法治理念、普及环境科学知识等方面的作用是其他部门法无可比拟、也无法替代的。目前我国环境立法、环境执法、环境司法方面处于蓬勃发展时期，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研究亦是近年来法学界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处于蒸蒸日上的时期。生态文明建设不仅为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教学改革带来新的契机，也为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教学改革提出了新的挑战，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教学改革势在必行。三江学院法律与知识产权学院为本科生独立开设2个学分32个课时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选修课。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是一门边缘学科，它的许多原则、制度和专业术语与宪法、法理、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刑法、诉讼法、国际法等多个法学学科紧密联系，其内容更体现出与环境伦理学、环境经济学、环境社会学、环境生态学等多个跨一级学科的交叉制式。与传统部门法相比，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这门课程本身的理论性并不是很强，但是该课程呈现出整体的理论体系比较分散的特点。笔者从事环境与资源保护法教学多年，深知传统教学方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在法学教育中是不可或缺的，但同时它也存在着诸多弊端：

（一）讲授式教学法

如果仅仅单一的讲授式教学法，学生对知识的了解限于教材和教师的灌输，对知识点的掌握靠强行记忆，会导致缺乏学习热情，不利于提高教学效果，无法达到对学生解决实际环境纠纷能力的培养。如何对现有讲授式教学方法进行改革，是法学教育尤其是在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这样一门具有强烈专业特色的学科教学中的瓶颈。法律本身就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诞生和发展的历史表明其是作为解决社会问题之利剑应运而生，是实践推动着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的建立和完善，其实践性、应用性更加明显，且环境要素本身体现出高度的社会性，是社会的整体利益和价值追求，此外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特殊性意味着其必须反映自然科学规律，在理念上吸收环境科学的研究成果，通过技术规范和标准发展出相应的法律规范即较强的技术性。因此从根本上说，对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的深入理解和灵活运用，对环境立法、环境执法、环境司法状况的了解，是单一的教师中心型教学方法无法完成的。加之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内容较为庞杂、课时较少，若教师细致讲解，会导致填鸭式教学，反而影响教学效果，若教师不讲，会导致学生只能了解教材上的知识，所学有限视野狭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