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贷年中总结范例

摘要：

本文针对我国在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实现现代农业的过程中金融体制障化、融资渠道狭窄资金外流严重的现状分析，来探讨构建适合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农村投融资体制。

关键词：

农业产业化；市场化；投融资

农业产业化是在农村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民实践创造后各级总结完善的一种农村生产经营模式。其基本内容是以资源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以产品为龙头，以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企业为依托，以“公司＋基地＋农户”为主要形式，实行生产布局规模化，农工商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的生产经营模式。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促进农产品加工转化增值，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农村金融体制缺失、农业产业化企业资金短缺，融资困难。可以说农村投融资体制的不完善是制约和壮大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最主要的原因。2015年12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不懈厚植重农氛围，把农业农村工作放到重中之重位置。优先保障财政对农业农村投入，确保力度不减弱、总量有增加。要加大涉农资金的整合力度，发挥财政投入对结构性改革的引导作用，撬动更多社会资金投入农业农村。”可见，农村金融体系在农村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以及农村金融改革的紧迫性，如何很好地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有关文件精神，构建与农村发展相适应的农村投融资体系，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一、目前我国农村资金快速增长与金融体系的资金供给

严重不足的矛盾日益凸现，“桎梏”着农业产业化发展农村金融服务需求的包括农户、农村企业和政府。不同主体的信贷能力具有鲜明的层次性特征，需要相应的金融组织来满足其需求。根据有关对未来农业发展投资需求的研究，农业发展的目标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农业经济增长；二是农民收入增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两个目标有着同等重要地位，农业投融资总量必须能同时满足这两个目标的实现。根据两种农业发展目标分别进行预测；①到2010年，为满足农业经济增长目标需求资金需求量为6613亿元；为满足农民收入增长目标则需要6447亿元，为了满足农业发展的投资需求量，以不变价格计算，2001-2010年间农业投资总量年均增长2.5%，但是1978年以来，我国财政支农支出占农业总投资的比重逐年下降，1978年为31.4%，1985年降为19.6%，1990年降为17%。因此，为保证农业发展目标的实现，在受我国发展水平制约财政支出不可能大幅度提高的硬约束下，建立完善的农村投融资体系，促进农村信贷资金投入至关重要。从供给角度看，目前农业贷款仍是农业融资的主要形式，可以说，金融机构对农业的投入力度不足，农业获取资金的渠道单一成为制约农业投资规模快速增加的两大关键因素。从11个省100个县抽样中金融机构的支农情况看：②1984年—2002年间贷款余额年均增幅为20.73%，小于同期存款余额24.51%的增加速度，当年净增贷款额年均增长11.20%，小于同期存款净增长额增加速度6.77个百分点，并且绝对数值偏低，2002年当年净增贷款额仅为人均501.88元/人；金融机构投向农业的当年贷款净增额在18年中年均增长10.99%，2002年只有109.52元/人，仅为金融机构当年净增贷款额的21.82%。从以上分析可见，农村金融机构在很大程度上难以有效起到资金支农的作用。

[摘要]虽然经济在近几年面临着一定经济下行的压力，但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也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机遇期，商业银行作为金融机构的排头兵，要不断的开展开发绿色金融产品，绿色信贷是商业银行发展绿色金融项目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绿色信贷的快速发展对商业银行信贷结构调整、经营绩效的提高和声誉的提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一定的弊端。从理论层面探讨绿色信贷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影响，并提出政府要加强政策引导、商业银行要加快开发绿色信贷产品、政府要建立有效的惩罚和激励机制、吸取国外优秀经验和培养专业优秀人才等建议。

[关键词]绿色信贷；商业银行；信贷结构；经营绩效

一、引言

绿色信贷一词起源于绿色金融，绿色金融则属于绿色文明的一部分，绿色文明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相互相生的文明。自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经济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也正是因为人类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对环境的危害，使得人类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例如：资源枯竭、生态污染等。绿色信贷被称为可持续金融或环境金融，通过差异化定价引导企业进行绿色生产活动，引导资金流向环保产业的一种信贷方式。这种方式可以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利用经济杠杆达到事前治理的目的，与以往的事后治理不同，还有利于摆脱银行业长期存在的“呆账”、“坏账”的现象。

二、绿色信贷发展现状

相较于其他国家，我国绿色信贷处在萌芽阶段，为促进银行业发展，2012年2月24日中国银行监督委员会《绿色信贷指引》，从指引以来我国绿色信贷迅速发展，2018年中国人民银行《中国绿色金融发展报告(2018)》，对2018年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情况进行了全面总结，截至2018年年末，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信贷余额为8.23万亿元，同比增长16%；全年新增1.13万亿元，在同期企业和其他单位的贷款增长中，比例为14.2%，各家商业银行也紧跟国家经济政策改革，通过对绿色信贷的支持，调整信贷结构，减少不良贷款率。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从2013年年末至2020年年末，我国21家主要银行机构绿色信贷余额从5.2万亿元增加至11万亿元。目前，各大商业银行绿色信贷的比重还有上升的趋势。虽然比重逐年增高，但是各大商业银行的标准不一、监管不力等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绿色信贷作为绿色金融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体系的完善之路还任重道远。

三、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摘要：结合新时代邮储银行“三农”小额信贷业务发展面临的新机遇，在调研分析“三农”小额信贷业务发展现状、存在问题的基础上，结合精益管理理论，从风险防控、业务流程、队伍建设、贷后管理、资产保全、科技支撑等方面提出了加强精细化管理，推进“三农”小额信贷向内涵式发展转型的建议。

关键词：“三农”；小额信贷；精细化管理；资产保全“三农”

小额信贷是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以下简称“邮储银行”）服务“三农”、践行市场定位的重要途径。随着外部市场、监管环境及邮储银行小额信贷业务发展状况的变化，小额信贷业务扩展与风险防控的矛盾日益凸显，小额贷款业务管理能力相对滞后，部分分支机构的“三农”小额信贷增长乏力，不良率上升，加强“三农”小额信贷精细化管理势在必行。

1邮储银行“三农”小额信贷业务面临的新机遇

1.1“三农”小额信贷市场需求旺盛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粮食总产量61791万吨，为历史第二高产年，各项经济指标及主体活跃数量显著增长。同时，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迅猛，全国家庭农场已超过87万家，登记的农民合作社188.8万家，产业化经营组织38.6万个，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超过115万个。日益丰富的农业经营组织与产业形式以及土地、林权等担保的试点工作，对“三农”金融服务提出更多要求。但“三农”金融市场缺口仍然巨大，根据中国社科院2016年8月的《“三农”互联网金融蓝皮书》统计，“三农”金融的缺口达3.05万亿元。

1.2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农村金融扶贫力度

一、引言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人们逐渐认识到房地产市场与资本市场间的紧密联系。考虑到房贷是居民长期消费性贷款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旦房价波动，抵押品价值改变，则有可能对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产生影响。我国银行业1998年开始推出个人购房按揭贷款业务，使得居民购买力大大增强。近年来，伴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迅猛发展，房地产金融信贷规模的快速扩张。从1998年至2009年，银行发放的个人购房贷款余额增长了超过103倍。与此同时，房价收入比（房价收入比=商品放住宅单套价格/城镇家庭平均可支配年收入=（商品住宅平均销售价格×商品住宅平均单套销售面积）/（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家庭户均人口数））在近些年逐渐攀高，部分城市远超过国际水平。

2006年北京市房价收入比约为15.55，2007攀升至19.59，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期间略有下降，2009年又上升到23.54（根据《中国统计年检》数据整理得到）。2007年10月和2010年4月，我国两次提高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和上浮利率以对高房价进行调控，银行购房按揭贷款增速有所下降，对房地产市场具有明显的负面作用。因为本文的研究重点在投资、信贷、房价和宏观经济因素方面，所以暂不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直接对房地产市场的交易干预和调节的问题。需要注意的是：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供给和需求的政策性限制（如限购）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较大的影响，但是这种政策的作用与信贷、投资、收入等因素相比，具有更多的短期性和临时性。本文会在最后一部分简单论述这个问题。在研究房地产投资、信贷、泡沫和宏观经济互动关系的问题上，国外的代表性文献有：Green(1997)认为住宅建设投资会带动GDP波动，而非住宅投资落后于GDP波动；Kim(1993，2000，2003)使用韩国数据证明土地价格和GDP、股票价格存在协整性关系，在长期，房价与经济基本面有强相关关系；Case，K.，Quigley，J.，Shiller(2003)用美国宏观数据证明，房价上涨时存在显著的财富效应；Campbell(2007)采用一般均衡模型和微观数据考察了美国房地产的财富效应；Youngblood(2003)使用美国的微观数据测算了房地产泡沫时期；JackFavilukis(2010)采用一般均衡模型和房地产价租比等变量，考察了美国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并使用参数校准法进行研究。我国房地产市场化发展历史相对较短，目前存在一些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殊问题。近年来，房地产业逐步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部分城市房价过高、过快上涨，供求矛盾突出，泡沫初显。房地产和宏观经济相互关系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我国学者的重视。

王国军、刘水杏(2008)关注房地产业对相关产业的带动效应；段忠东(2007)使用中国数据探讨了房地产价格与通货膨胀、产出的相关关系；王松涛、刘洪玉(2009)采用计量模型分析了以住房市场为载体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探讨了货币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作用渠道；唐志军、徐会君、巴曙松(2010)使用协整性检验和VAR分析方法证明，房价波动对消费波动有显著负影响，房地产投资对GDP增长率有显著正影响，房价与通货膨胀同向变动；强林飞、贺娜、吴诣民(2010)通过协整性检验和格兰杰检验证明我国银行信贷、房地产价格和宏观经济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张红(2005)通过对房地产开发投资和GDP、货币供给(M2)的互动关系进行协整性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证明GDP对房地产开发投资有显著的单项因果关系，而M2对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则作用更加明显；吕江林(2010)认为我国房价收入比合理上限为4.38~6.78倍，我国城市住房市场总体存在泡沫。这些研究分别从经济基本面、房地产开发投资、房价泡沫和房地产周期等方面来刻画房地产与宏观经济的互动关系。然而，相对于国际比较全面深入的研究理论和方法而言，我国对房地产投资、信贷、泡沫与宏观经济互动关系的探索仍然不够充分。现有研究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未能全面系统考察房地产投资的规模、增长率、波动性与长期（短期）宏观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二是没有深入探讨信用扩张和房价之间的关系；三是没有对房地产与消费、房地产与通货膨胀的相互作用进行系统性研究；四是所采用的计量方法和数据有待完善。本文在前述的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考察了中国房地产部门发展状况，全面探讨了我国房地产部门投资、信贷、价格泡沫和宏观经济因素的相互关系。全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第二部分主要论述居民投资行为和房地产财富；第三部分以房地产金融体系和房地产信贷发展趋势为核心展开研究；第四部分研究房价泡沫与一般消费、通货膨胀的关系；第五部分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与结论。

二、房地产投资、房地产存量和居民财富

1.房地产投资的规模和波动

表1数据概括了1995-2010年我国全社会住宅投资占经济总规模(Shto)和固定资产总投资(HoustoInv)的比重。住宅投资平均占GDP的8.58%，占总投资的20.27%（浮动区间分别是(6.8%~12.13%)和(16.20%~23.66%）)。与此相对应的世界平均水平是5.5%和23.4%。表1同时汇报了标准差，CV（标准差除均值）和Skewnes（偏度）。宏观经济冲击和房地产市场环境的改变影响着房地产投资，使其发生波动。房地产部门的波动是我国总投资波动的主要组成部分。表2总结了房产投资和其他GDP组成成分的增长率和方差：GDP=总消费+总投资+其他项目；总投资=住宅房地产投资+非住宅投资过去的15年中，住宅房地产投资平均年增长率达到15.92%，超过了13.05%的GDP增长率和13.89%的消费增长率；住宅房地产投资增长率标准差3.83，小于GDP和消费增长率的方差，也小于非住宅房产投资增长率的方差；住宅投资增长率的CV值为0.51，大于非房产投资增长率的CV值，但小于GDP和消费增长率的CV值。

摘要：近几年来，国家加快数字农业农村建设，提升数字化生产力。在这个背景下农村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与数字技术有效结合，有助于扩大农村金融服务覆盖广度和贫困农户使用深度，是农村普惠金融未来的创新方向。本文在理解国家数字农业农村相关政策的基础上，深刻分析当前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现状，并总结出三种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模式，为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村的发展提供一些思路。

关键词：数字农业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创新模式

一、数字农业农村建设的提出

为加大数字农业农村建设，提升数字化生产力，利用数字农业农村切入点，让三农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数字农业农村建设主要是指利用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通过“数字技术+农业农村”的有效结合，推进农村地区生产经营的网络智能化，用互联网数据平台为农村地区实现全面现代化提供有力保障［1］。通过互联网数字技术与三农经济相结合，预计到了2025年三农数字经济占全部农业产值的比重从2018年的7.3%增长到2025年的15%，实现三农领域数字经济增长翻番；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占农产品交易额的比重从2018年的9.8%增长到15%，整个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要达到70%。

二、数字普惠金融的内涵

2016年G20国会议首次将数字普惠金融界定为“一切通过使用数字金融服务以促进普惠金融的行动［2］。”数字普惠金融可理解为“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的结合，通过“数字技术”实现“普惠”的目标。这正是数字农业农村发展倡导的以数字技术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的一个改革方向。为加快数字农业农村的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应运而生。数字普惠金融的潜在优势是“成本低、速度快、覆盖广”。数字技术可以跨时间、跨空间地为人们提供金融服务，无须设立物理网点，大大节省了经营成本。而且，互联网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在普惠金融领域的广泛使用，使得对缺乏信用信息的群体进行风险评估与控制、降低服务成本、设计与提供相适应的金融产品成为可能。因此，不仅有利于解决各种排斥问题，还可以大幅度降低金融服务的门槛和成本，增强普惠金融的可持续性，提升金融服务质量，从而为数字农业农村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数字普惠金融是将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相结合，可以减少普惠金融服务的成本，提高普惠金融服务质量和覆盖面，使农村地区能够获取价格合理、安全便捷的金融服务，从而为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其重要性和可行性在国内外已形成基本共识。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课题组（郭峰等，2016)编制了一套“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3］，比较清晰地揭示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和成效。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覆盖范围，二是使用深度，三是数字支持程度。数字普惠金融的全方位发展主要体现在其所提供的金融服务能够广泛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所享有。这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相比于传统普惠金融，数字普惠金融能够达到更全面的可得性；第二，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地区差异能够逐渐缩小［4］。

三、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情况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农村金融市场论逐渐取代了在农村金融理论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农业信贷补贴论。其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同时其理论前提是 1. 农民无论贫困与否是有储蓄能力的。2. 低息政策易降低人们储蓄的积极性，妨碍金融的发展。3. 运用资金的外部依存度过高，是导致贷款回收率低的重要因素。4.农村资金机会成本较高，助推了非正规金融的高利率。该理论主张完全依赖市场机制，极力反对政策性金融对市场的扭曲，特别强调利率的市场化。20 世纪 90 年代后，以 200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为首的对不完全竞争市场和信息不对称问题的研究成果，构成了农村金融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的基础。该理论的主要内容是: “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不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尤其是贷款一方对借款人的情况根本无法充分掌握，如果完全依靠市场机制就可能无法培育出一个社会所需要的金融市场。为了补救市场的失灵部分，有必要采用诸如政府适当介入金融市场以及借款人的组织化等非市场要素。”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强调，借款人的组织化等非市场要素对解决农村金融问题是相当重要。同时其也为新模式的小额信贷提供了理论基础。新模式的小额信贷强调解决农村金融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和高交易成本问题，而旧模式的小额信贷强调通过便宜的资金帮助穷人。旧模式的小额信贷基本上是信贷补贴论的翻版，由于忽略机构的可持续性而难以为继。

国内相关文献研究综述对于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研究，目前国内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大量研究，集中表现在金融组织体系、金融制度、金融模式选择、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等。如张红宇( 2004)［1］从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历史与现状分析入手，着重讨论了农村金融组织结构的不同分工与功能绩效，指出相对于我国农村多元化经营主体的不同资金需求，对多样化的农村金融机构进行不同功能的定位，在一定时期内是一种不失理性的选择，同时针对目前我国农村金融组织的功能缺陷从全局的角度提出了新时期农村金融组织创新改革的思路;罗海林( 2011)［2］提出从制度学派来看，我国农村金融既往的制度生成模式是“以国家强制主义为核心的行政主导模式”，但是如今农村经济和市场的发展已经证明此种模式的种种弊端，农村金融的制度供给模式应该逐步过渡到“以市场为核心的法治模式”，这一改变的核心在于如何减弱和控制国家对农村金融的过度干预，弱化行政主导的色彩，建立真正符合农村市场逻辑的法制框架和法治机制; 马若微等( 2008)［3］通过讨论我国农业发展与金融与投资之间的关系，为我国农业发展提供一种新的视角，提出在支持农村发展问题上，存在着低息贷款加扶贫救济、农业补贴、小额信用贷款等金融突破模式，而这些模式并不是彼此独立的，它们都是促进农村城镇化的重要金融手段，混合使用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各方面发展迅速; 而世界也处于大变革大发展的时期，所有制度性思想性的东西都要发展进步，否则将会落伍甚至被淘汰出局。正如同志所说: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态度决定一切、观念决定成败。因此，农村金融发展需要创新，更需要观念创新。

观念创新与农村金融市场分析

( 一) 观念创新概述

美籍经济学家熊彼特在 1912 年的著作《经济发展概论》提出: 创新是指把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结合”引入生产体系。观念我们理解为人们在实践当中形成的各种认识的集合体。观念创新就是更正人们在实践对事物不正确的认识形成正确的认识，从而更好地推动事物向前发展。在一个系统内部如果具有正确的观念可以对事物进行决策、计划、实践、总结等活动，从而不断丰富生活和提高实践水平，进而促进事物的发展使系统处于正常运转; 反之，则不然，要进行观念创新。要通过观念创新视角对农村金融进行研究，首先要了解农村金融，对农村金融市场进行分析。

( 二) 农村金融市场分析

理想的农村金融市场是只有金融机构和农户两个参与者，金融机构根据农户的贷款申请发放贷款，农户到还款日期归还本息给金融机构。根据不完全竞争市场论和现实生活，这种理想的农村金融市场只能存在在理论中，现实的情况是农村金融市场是由金融机构、政府和农户组成。市场有失灵的缺陷此时就需要政府参与进来进行干预实施宏观调控政策，从而实现金融交易在金融机构和农户之间能够正常进行。在这个市场中政府的作用主要是政策的制定修改，消除农村金融机构和农户之间金融交易的障碍。然而要分析我国的农村金融市场，还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特别是农村金融的发展历程以及农村金融机构、政府与农户之间关系的变化，尤其是他们三者的观念。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建国初期到 1978 年; 第二阶段，1978 年到1996 年; 第三阶段，1996 年到 2003 年; 第四个阶段，2003 年至今。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为了稳定农村物价及金融市场成立了合作金融组织，“一五”计划完成后为了配合国家赶超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此时政府更是加强了对金融的控制特别是农村金融，而农村金融机构所能起到的就是储蓄动员机器的作用，农户要做的就是“支援建设多储蓄”; 这一阶段政府的观念就是农业支持工业，农村金融机构就是农村金融市场的“抽水机”把资金从农村抽走，而农户此阶段正如周立( 2009)［5］等人所言中国农民事实上走上了集体“扶富”，成了资金的净供给者。第二阶段就是以改革开放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到 1996 年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脱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随之农民的收入也相对在增加，而相应的农民由于出于安全的考虑纷纷把增加的进行储蓄;城市实行政企分开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速度明显加快，而工业化城市化需要大量的资金，城市由于之前的发展是低效率的资本积累不够，政府又把目光转向农村金融，1979 年国家又恢复中国农业银行同时把信用社划归为其基层营业网点从而又牢牢控制了农村金融，农村金融机构又成了一根根安装在农村的金融管道把农村资金抽走，而农户又继续扮演着集体“扶富”的角色; 但是，资本短缺的状况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以 1996 年为标志中国的金融体系的资金由短缺走向连年过剩，随着金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四大国有银行进行商业化股份制改革同时这一时期产生了许多中小型金融机构。1996 年农村信用社从中国农业银行脱离，农村金融初步形成了农村信用社，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足鼎立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体系，这标志着农村金融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第三阶段，在全国金融体系连年出现存差的背景下，国家出台了财政金融政策来支持“三农”来促进农民增收但是依然扭转不了农民增收幅度连年下滑的势头。农村金融机构的储蓄存款却连年增加，可是农户贷款难却是不争的事实，像向来冠名以“农村金融主力军”的农村信用社，实际上农户从农信社获得的贷款仍不足其向农信社存款的三分之一，而相反农村大量资金却从其流出，例如［6］1999 － 2002 年其资金净流出量分别达到 281． 2 亿元、507． 6 亿元、651． 9 亿元和 646 亿元。第四阶段，是以 2003 年央行向农信社注入 1 650 亿元对其不良贷款进行处理标志着我国农村金融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006 年底国家批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试点，2007 年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成立。目前兴起的各种小额信贷、村镇银行、农业保险等农村金融组织，对农村经济发展、农户融资需求的作用并不明显。#p#分页标题#e#

二战后，日本政府废除了战前、战时的统制经济，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   日本政府还从国情出发，在总结传统经验的基础上，吸收了欧美各国市场经济的经验教训，并参考了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的某些经验，形成了具有日本特点的宏观经济管理模式，而且建立了一整套的宏观经济管理手段，如计划手段、政策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等。日本政府运用这套管理手段，总的来说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是，也发生过几次失误.给经济发展带来一些消极影响。因此，研究日本宏观管理上的失误并吸取其中的教训，对于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我国，是有必要的。   政策失误与“物价狂乱”6。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美国实力的下降，美元霸权地位逐步衰落，在美元不断爆发危机的情况下，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总统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这一政策猛烈地冲击了资本主义国际货币制度，并导致了世界性通货膨胀。日本的价格体系也陷入了混乱之中。批发物价、消费者物价都出现了高达2位数的上涨率，日本人称之为“物价狂乱”，国民经济受到严重通胀的袭击。   对于这次通胀的原因，不少人把它归结于“尼克松冲击”和石油涨价.但主要原因实际卜址日本政府金融政策的失误。   第一在各国都改行浮动汇率制情况下.仍坚守固定汇率制。由于美国停止r美元与黄金的兑换，美元进一步贬值已势在必然，西欧各国金融当局为防止出现抛售美元、抢购硬通货风潮的产生，纷纷关闭外汇市场。一周后，在重开的外汇市场上大多数国家都放弃了固定汇率制，改用浮动汇率制。而日本金融当局认为，日本的汇兑交易由于实行了严格的限制，能够防止美元大量抛售;另方面也担心日元升值会给出口一产业和造船业等拥有巨额美元演权的产业带来损失，因而大藏省和日本银行决定暂不关闭东京外汇市场，继续保持1美元兑换360日元的固定汇率。结果在东京外汇市场上仅8月16日这一天就卖出了6.2亿美元，大约是平时的10倍.到8月27日日本银行买进的美元约达40亿。据大藏省正式统计，外汇储备额1971年7月底为79.27亿美元，8月底则达125、14亿美元，增加45.87亿美元，仅8月份，外汇储备就增加近60%，中央银行由于被迫买进大量外汇.不得不增发本国货币，由此成为通胀的第一根导火线。   第二，实行了扩大财政预算和放松银根的政策。日本政府为了减少国际收支顺差幅度，促进经济增长，采取了扩大的金融政策，使得财政支出和财政投融资大幅度增加;同时降低利率，扩大货币供应量，增加对民间企业的贷款。1971年货币流通量.MI比上年增长29.7%，MZ比上年增长24.3%.是1956年以来增长幅度最高的一年。1972年货币发行量继续扩大，Ml和MZ分别比上年增长24.7%。银行券也大量增发，日本银行在1971年和1972年增加贷款8万亿日元。全国银行贷款规模从1970年的39万亿日元猛增到1972年的62万亿日元。日本政府想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扩大对民间企业的贷款，以抵消“尼克松冲击”的影响，但这种扩大的财政金融政策为通货膨胀埋下了祸根。   土地价格暴涨，据1973年4月建设省公布的全国5490个地点的地价表明，这一年中全国地价平均上升了30.9%。建设投资的扩大，又使建筑材料的价格猛涨这就引发了全面的通货膨胀。不久，“列岛改造计划”也就不了了之。   “列岛改造”与通货膨胀“泡沫经济”与政府资任日本是西方国家中利用计划手段管理国民经济的国家之一。日本政府制订的经济计划虽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其提供的各类数字和信息对国民经济整体和整体中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具有指导和诱导的作用。因此，某个大型计划出台的时机如果选择不当，则可能造成不良后果，田中角荣首相的《日本列岛改造论》便是一例。   田中在1972年5月出版了《日本列岛改造论》一书，在该书中他提出了一系列国土开发设想.为了把日本建设成为一个福利社会，消除由于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城市集中、人口过密等弊病，田中提出三个“医治日本列岛的处方”.还主张要充分发挥财政税收的调节作用，增加财政投资规模，以保证“工业重新布局”所需资金。1972年7月，田中担任首相后，“列岛改造计划”虽没有正式作为政府的计划文件，实际上是被看作政府对内政策的施政纲领。8月，田中首相的咨询机构“日本列岛改造问题恳谈会”宣告成立，日本迅速掀起列岛改造热潮。   1971年8月27日日元改行浮动汇率制后，到年底升值为1美元兑换308日元。在“尼克松冲击”已经造成一定的通货膨胀情况下，为应付日元升值出口减少造成的国内需求扩大，日本政府又实施了积极的金融缓和政策。在这种形势下，田中内阁提出的列岛改造计划，更助长了土地投机风。根据改造计划.凡有希望开发的地区，不论是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投资都很活跃.结果导致了全国性1985一1988年日本名义国民生产总值从3一7.4万亿日元增长到367.4万亿日元，增长率为15.7%，但同期土地资产价格从1015.7万亿日元上升到1842.4万亿日元，升值81.4%，折合14万亿美元，足以买下4个美国;股票资产也从241.87万亿日元上升到668.97万亿日元，价格上升176.6%.房地产和股票价格脱离实际而狂升猛涨，人们称之为“泡沫经济”。   这次从80年代后期延续到90年代初的泡沫经济，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深在日本历史上都是空前的。泡沫经济崩溃后给日本经济带来的打击是巨大的，它使金融面临危机，资源配置扭曲，产业结构调整受挫，企业素质普遍下降;国民贫富差距扩大，劳动观念减弱而投机心踵增强，它还使社会风气败坏，政治丑闻不断发生.关于这次泡沫经济产生的原因，研究者多有论述和分析，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虽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日本政府的责任则是主要因素。1986年8月，日元从上年9月对美元的汇率由244:l上升到153:1.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升值60%.日元急剧升值，对日本出口业是一沉重打击。为扭转日元升值所引起的不景气局面，日本采取了大幅度的放松银根政策，官方利率从1986年1月的5%降至1987年2月的2.5%、并一直延续到1989年5月，达2年3个月之久。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从1987年至1990年连续4年保持在2位数。1986年9月旧本政府为扩大国内需求.又决定采取支出总撅达3.6万亿日元的综合经济对策，次年5月又制定了总额为6万亿日元的紧急经济对策，以此来促进大规模的经济笼荣。日本经济衰退在1986年11月已达谷底，并在1987年5月开始回升，这时仍采取这种放松银根和大规模的财政扩张政策，必然会促使泡沫经济的产生。在政府金融扩张政策的冲击下，金融机构一为争夺市场占有率，在收益至上的指导思想下，尽全力扩大融资，煽动起疯狂的不动产和股票投机活动，使泡沫经济急剧膨胀。#p#分页标题#e#   几点教训我国现在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市场经济会不会导致通货膨胀，这是大家都关心的一个问题。应当提出的是，市场经济并不等于通货膨胀。日本是市场经济体侧国家，但从战后近50年的历史看，它的物价水平总的说来还是比较稳定的，虽然也发生过通货膨胀、“泡沫经济”一类问题，但主要原因还是出在致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上.日本政府这几次失误，给我们的教训主要有:第一，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应当根据变化了的内外形势及时作出调整，以保证经济的稳定增长。   政府运用金融政策从宏观上调节经济活动，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即控制信贷资金和放松信贷资金。把货币和信贷的增长率控制在不致引起通货膨胀的限度内，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是大多数国家金融政策所追求的目标。而日本政府实行的低利率和超额贷款、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政策，虽然在刺激经济高速增长方面起到很大作用，但如果不顾客观形势的变化，片面迫求经济增长速度，而采取盲目的金融扩张政策就不可避免地会带来通货膨胀。   第二，政府只能通过各种有效手段调节市场，而不能操纵市场。   政府正确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于减弱市场波动、防止宏观失调是很重要的.但政府对市场的调节应当是相机性的、有限度的，只能通过适当的政策介入市场。在“尼克松冲击”后，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已经瓦解，出现世界性通货膨胀，在此情况下，本国货币对外国货币的升值，是防止外国通胀波及国内市场，稳定物价的有效方法。日本政府为防止日元升值带来的出口不利，死守其固定汇率，坚持开放东京外汇市场，结果适得其反，引发了通货膨胀。   第三，重大政策出台必须掌握适当时机。   宏观经济管理的主要对象是总需求和总供给，宏观经济政策的目的也就是要达到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大致平衡.战后日本为了摆脱经济落后状况，把实现赶超欧美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因而日本政府十分注重扩大投资，这就造成了长时期的需求膨胀和供应不足。如果在已经出现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又推出大型经济发展规划，则会更加剧危机，出现严重的通胀。“日本列岛改造论”出台就是因为时机选择不当，使总需求大大超过总供给，引起物价飞涨。   日本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几次失误告诉我们、制订政策的时候，必须进行综合考虑，它不仅包括正确的估计和分析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形势及其发展趋势，还包括应当在财税、金融、投资和计划体制方面，建立一种相互配合和制约的机制。抓住了这几个环节，再加上竺公要的产业政策、价格管理、基础设施建设和国有资产管理几个方面，并运用法律和行政手段加以规范，就能在市场经济的海洋中，把握正确的航向，驶向胜利的彼岸。

一、企业信用管理方法及其起源

自1832年起，应英国议会的要求，英国的商业银行在资金方面大力支持本国商人的商品赊销活动，而且法定的银行信贷年利率不得超过5%。为了减少因赊销产生的信用风险，赊销货品的商人学会仔细挑选赊购货品的买主。但是，这种做法还远提不上是全面控制来自赊购客户的信用风险，也没有“科学管理方法”的特征。也就是说，企业信用管理方法并不是随赊销方式出现而诞生的。企业信用管理方法是随着征信行业的出现而逐渐形成的。征信服务最早出现在英国。

1810年，世界第一家征信机构在英国首都伦敦成立，机构名称为Perry’sOriginalBankruptandInsolventRegistryOfficeinLondon，它提供企业征信服务。英国早期出现的征信机构还有Stubbs＆Company(1836)和Estell＆Company(1860)。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企业征信机构———美国邓白氏公司始建于1847年。分期付款式的赊销方法最早出现在1850年前后，美国的一家缝纫机制造厂率先使用此方法推销“蜜蜂牌”缝纫机，采用的是零售信用方式。美国的珠宝行业是最早向消费者提供信用消费服务的。1878年，美国第一家专门提供消费信贷的金融机构成立，为购买珠宝的消费者提供现金信用。

1906年，美国的联合信用局(ACB，后于20世纪90年代更名为CDIA即ConsumerDataIndustryAsso-ciation)在纽约成立，该组织把分布于美国大部分地区的征信机构联合起来，提供的征信业务覆盖了全美国。若对企业信用管理方法进行技术上的细分，它可以被分为4大类，分别是:(1)企业信用管理，即防范、控制和转移来自企事业法人客户和地方政府的信用风险;(2)消费者信用管理，即控制和转移自然人类客户的信用风险;(3)金融机构信用管理，即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控制信贷和信用工具投放信用风险的方法，以满足每一版《巴塞尔协议》的要求;(4)企业信用制度，即在企业信用管理功能完善的基础上，增加建立企业守信制度。

二、企业信用管理理论的断代

关于企业信用管理理论的起源和形成，迄今未发现有西方的相关研究。有证据显示，最早的信用管理教材是在美国问世的。早在1924年，为了解决“人们进入信用领域而没有准备”的问题，时任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的西奥多尔•贝克曼出版了《信用和追账的理论与实践》，这是一部大学教材，是作者在调研了征信机构服务的基础上编写的。另一种说法是，企业信用管理方法是由征信机构研发出来的。例如，早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邓白氏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向其员工和客户提供一门名为《财务和信用管理(CreditandFinancialAnalysis)》的函授课程。这门函授课程销售了60余年，一直受到欧洲信用管理专家们的赞扬。因此，企业征信机构也有可能是企业信用管理理论的“催生婆”。

早期的征信机构千方百计地向赊销商品的厂商提供征信产品和服务，例如了解赊购客户的声誉;取得赊购客户的背景资料;评估赊购客户的信用价值并推荐信用额度。比较赊销商品的厂商和放贷的商业银行，征信机构能用更宏观和独到的眼光找到信用风险的来源，发现和控制信用风险的经验更丰富，也非常有意愿与客户们分享其见识和经验。因此，征信机构更愿意系统地和有逻辑性地向赊销商品的厂商提供消弭信用风险的经验，开发出信用风险控制的理论和方法。以企业信用管理功能健全与否为断代标准，第一代企业信用管理理论应该形成于20世纪初期。西奥多尔•贝克曼教授出版的《信用和追账的理论与实践》一书应该是标志性著作。该专著是世界上第一部企业信用管理的专著，它标志着企业信用管理的操作方法上升到理论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