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文学论文范例

【摘要】当下部分偏远地区由中师升格的高职开设的语文教育专业，旨在为偏远地区培养中小学语文老师。因此，其人才培养目标与本科院校存在根本性的区别。互联网+教育时代，学生的信息来源和学习方式也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与此相适应，《古代文学》课程也必须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传统的学科式教学内容，从学科教学的理论性向高职教学的技能型、实践性转变，即以成果为导向。在具体教学中，我们改变了以史为纲、以时期为序的内容建构体系，采取分文体的方式，把古代文学课程内容按照诗歌、散文、戏剧、小说四个部分进行优化整合。既为学生进一步提升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同时紧紧围绕学生对经典作家作品的鉴赏、理解、分析这个中心，提高学生的语言和文学素养，为实现专业培养目标和岗位需求服务。

【关键词】高职《古代文学》；课程改革

一、基于成果导向的高职《中国古代文学》成果蓝图

①掌握够用的古代文学常识和古代文学发展轨迹，为从事小学语文教学和进一步学习提升打好基础。②能自主朗诵、理解古代文学作品，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可以熟练运用相关名词术语，按照一定的方法步骤完成对具体作品的解读、鉴赏和分析。③掌握学习间接经验的思维方式，能够发现古代文学作品的思想意义，提炼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古为今用。

二、以成果为导向的课程教学改革的具体实践

（一）适当调整教学内容，体现成果导向教育理念

删繁就简，围绕高职培养目标和岗位能力要求设计够用为度、紧凑集中、以作品为核心的课程内容体系。对《古代文学》课程的内容体系进行了整合和改变。那就是采用分体教学，把古代文学的内容按照题材和古代的实际情况分为诗歌、散文、戏剧、小说四个部分。小学语文教学中涉及到的古代文学作品以古诗词为主，古代文学发展中古诗词的数量也是最大的。因此诗歌单元是课程的教学重点，总课时108个，其中第一学期54个课时用于学习诗歌，第二学期学习其他三个部分。

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契诃夫的几个多幕剧都有了好几个中译本。出版规模较大的是1936年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的《契诃夫戏剧选集》。这套选集包括丽尼译的《伊凡诺夫》、《海鸥》、《万尼亚舅舅》，曹靖华译的《三姐妹》，满涛译的《樱桃园》，李健吾译的《契诃夫独幕剧集》。40年代，出现了译介契诃夫的高潮。契诃夫与其他几位俄国作家普希金、莱蒙托夫、冈察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一道被列入了出版选集的计划，但最终只有《契诃夫戏剧选集》出齐了6种译作，其他的均流产。这时期，焦菊隐开始致力于契诃夫戏剧的翻译，他翻译的《契诃夫戏剧集》于1954年出版。曹禺虽然没有译过契诃夫的戏剧作品，但在三四十年代为契诃夫戏剧在中国的推广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他曾在国立剧专给学生仔细地分析契诃夫戏剧的妙处，和学生们一道“沉醉于契诃夫深邃艰深的艺术里”。曹禺本人极为欣赏《三姊妹》，认为在这部伟大的戏里展现的是一幅秋季的忧郁。那里面没有惊心动魄的故事，有的只是能抓住人们心灵的活生生的人。50—70年代，在契诃夫作品的翻译和出版方面占据醒目位置的是小说，而不是戏剧。80年代伊始，上海译文出版社根据俄文12卷本《契诃夫文集》推出了汝龙翻译的《契诃夫文集》，其中包括小说、剧本和书信等。就在1980年，上海译文出版社还出版了焦菊隐翻译的《契诃夫戏剧集》。通而观之，中译本最多的契诃夫作品中有几部是戏剧，即《樱桃园》、《伊凡诺夫》、《三姊妹》和《万尼亚舅舅》。

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对契诃夫戏剧作品的评论早于对其的翻译。第一位介绍契诃夫戏剧的是宋春舫①。1916年，他在论文《世界新剧谭》中提到欠壳夫（契诃夫）②；1918年10月，又在发表于《新青年》第五卷第四号③上的《近世名戏百种》中推荐契诃夫的四部戏剧，即《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姊妹》和《樱桃园》，并站在世界文学的角度对它们作了高度的评价。三四十年代，评论家们着重评点的契诃夫戏剧作品是《樱桃园》和《三姊妹》。1937年，芳论在《樱桃园》译后记中谈道：“总之，抓住旧生活的悲哀的落日之余辉与新时代微熹的曙光的交错，美丽地型化了它的诗意和内在意义，在这儿就有着《樱桃园》动人的地方和价值。”此文看到并指出了契诃夫剧作的重要特征：抒情氛围。这在当时可以说是很有见地的。总的看来，“五四”以后，直至1949年，契诃夫在中国传播的主要倾向及其接受视野没有发生很大变化。1949年后，契诃夫研究在一定的框架下进行着，观点也基本一致，如契诃夫是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其作品有一定的揭露性等。直至80年代，契诃夫研究才打破原来固有的框框与思维，逐步走向立体化与系统化。1987年，第一本中国学者撰写的论文集《契诃夫研究》问世，它由徐祖武、冉国选编，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共收论文25篇，这本书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契诃夫研究的学术水平。朱逸森④、李辰民⑤、童道明⑥是我国在契诃夫研究方面成果卓著的专家，他们对契诃夫戏剧都有着精深的领悟与研究。综上，尽管我国对契诃夫小说的译介早于对其戏剧的译介，但是戏剧的译介一旦开启，很快就形成了一股潮流。这是因为契诃夫的剧本进入中国的时代已是中国现代文学走向成熟、开始反思的时代，我国的话剧事业也正方兴未艾，因此，他的戏剧一被介绍过来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契诃夫经验：契诃夫戏剧在话剧舞台上的呈现

自契诃夫戏剧首次登上中国的话剧舞台，迄今已有83年。1930年5月11日，中国第一次上演了契诃夫戏剧。演出剧目是《文舅舅》（即《万尼亚舅舅》），演出单位是上海辛酉剧社，由朱穰丞导演、袁牧之主演。在抗日战争时期，一些原在重庆、上海的戏剧工作者纷纷投奔延安，壮大了那里的文艺力量。在延安，他们演出过契诃夫的《求婚》和果戈理的《钦差大臣》等俄苏戏剧。曹禺、夏衍作为中国现代现实主义戏剧的代表人物都在艺术手法上曾经借鉴过契诃夫。尽管夏衍认为，热爱契诃夫的作品与受到影响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他更多地是从狄更斯和高尔基那里受到启迪，但有意思的是，仍有不止一位评论家提到《上海屋檐下》中的契诃夫痕迹。通观20世纪三四十年代，契诃夫对中国戏剧的最大影响在于他的“非戏剧化”倾向。这一倾向曾掀起中国戏剧理论和表现形式的革新之潮，它几乎成为三四十年代中国话剧的主流。

新中国成立以后，来自契诃夫祖国的苏联戏剧工作者被邀请参与到“契诃夫戏剧中国化”的工作中来。在50年代的中苏“蜜月期”内，苏联专家陆续应邀前来中国，为我国的艺术院校和艺术团体举办“导训班”、“表训班”。1954年，列斯里作为苏联政府第一个委派的戏剧专家来到北京。他在中央戏剧学院成立导演干部训练班，简称“导训班”。紧接着，苏联专家库里涅夫在中央戏剧学院创建了表演干部训练班。1954年夏，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决定排演契诃夫的名剧《万尼亚舅舅》，聘请苏联戏剧专家列斯里担任艺术指导。王蒙曾回忆：“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专家列斯里指导了青年艺术剧院排演《万尼亚舅舅》，我找来了焦菊隐译自英语版的《契诃夫戏剧集》，《海鸥》《三姊妹》《凡尼亚舅舅》《樱桃园》，它们使我迷狂。日常的生活，风景，烦闷，失望与不断破碎着的幻梦，怎么让契诃夫看似毫不费力地一鼓捣，就成了那样动人的戏剧。那是充溢着人生的况味，人的气息，大自然的形体与生命的无限苦恼的戏，那些戏里的对白，更是诗一样的散文，这正是我的最爱我的寻觅。我背诵着这些戏剧里的台词，万尼亚说的‘大雨过去了……’，索尼亚说的‘我们会有休息的……’《樱桃园》的结尾处作者对于效果的说明，天外传来的奇特的声音，斧子落到樱桃树上，一个时代，一个阶级，一些人就这样毁灭了，然而塔妮娅梦想着新的生活，虽然没有人知道新生活是什么样子。这些，读来如得天启，如醍醐灌顶，如脱胎换骨，如五内俱洗，如灵魂升扬……我感到的是一种战栗，一种新生，一种解脱和一种恐惧。”1956年1月6日，在人艺院长曹禺邀请下，库里涅夫①开始到人艺教学。而在1952年，即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之初，确定的目标就是要“打造成像莫斯科艺术剧院一样的剧院”。英若诚在自传《水流云在》中写道：“当时所有的演员都非常想更多地了解在苏联流行的斯坦尼的表演方法。库里涅夫有一整套根据斯坦尼理论而编的表演教程，要花六个月才能学完。而他在我们剧院一待就是三四年，必须承认北京人艺最优秀的老艺术家都是库里涅夫教出来的。”郑榕也曾回忆：“得知库里涅夫要到人艺授课排戏，我觉得很光荣，想都想不到。”［2］他记得，人艺总导演焦菊隐经常抱着笔记本认真听课。就这样，这些戏剧领域的苏联专家为新中国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话剧表演艺术家和导演。50年代的前、中期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后高等艺术院校和艺术院团集中认识并接受契诃夫戏剧的首轮高峰期。剖析其原因，除我国当时正处于中苏友好“蜜月期”、全民学习并接受苏俄文化这一宏观因素外，还有一个具体因素不容忽视，即1954年是契诃夫逝世50周年———他是该年度世界和平理事会号召隆重纪念的世界文化名人。世界多地的纪念活动都比较盛大。北京那时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茅盾既写了纪念文章也作了专题报告，巴金则应邀去苏联参加纪念活动，回国之后还写了长达数万言的《赴苏参加契诃夫逝世五十周年纪念活动琐记》。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中国话剧接受

契诃夫戏剧的“非戏剧化”倾向逐渐弱化，因为它不符合当时强调主题、强调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的文艺方针，但它的影响并未消失，而是成为80年代中国现代派话剧一度兴起的必要储蓄之一。进入90年代后，契诃夫的经典名剧再次登上中国的话剧舞台。1991年1月5日，时隔35年人艺终于迎来第二位苏联导演。莫斯科艺术剧院总导演叶甫列莫夫和苏联剧协外委会的达吉亚娜来华先行考察，和人艺敲定《海鸥》的日程安排及导演事宜①。就在首演前一个月，8月2日，叶甫列莫夫再次来到人艺，坐镇《海鸥》的排练。就这样，契诃夫的五大名剧之一最终呈现在了20世纪末中国的话剧舞台上。跨入21世纪以后，契诃夫戏剧在中国的话剧舞台上已经从忠实于原作的“演出”进入发挥，即“演绎”的境界。尤其是近十年来契诃夫戏剧在中国的魅力有增无减。与20世纪相比，中国文化语境下的契诃夫戏剧不止停留于“剧本再被搬上中国的话剧舞台”这一简单的经典翻版的层次，我们的戏剧工作者们站在新的高度上，将契诃夫戏剧摆进了戏剧类专业院校的常规化教学中、摆在了中俄戏剧学术交流、多元化戏剧学术对话、国际戏剧实践交汇的重要平台上。

2004年是契诃夫逝世100周年。我国的话剧界对这位戏剧大师的纪念活动搞得有声有色。9月，中国国家话剧院举办了以“永远的契诃夫”为主题的“首届国际戏剧季”。戏剧季里，共上演了契诃夫的五个剧目、穿插了两次研讨会和一次童道明先生的专题讲座。俄罗斯青年艺术剧院的《樱桃园》使中国观众第一次不出国门就看到了纯粹俄罗斯版的契诃夫戏剧；林兆华戏剧工作室上演的《樱桃园》颠覆了契诃夫戏剧爱好者们传统的审美接受习惯，刷新了中国观众对契诃夫经典名剧的认识维度；以色列卡美尔剧院上演的《安魂曲》和加拿大史密斯•吉尔摩剧院上演的《契诃夫短篇》（根据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改编）表演风格也是反传统的。在中国北京，中外话剧表演艺术家们如此密集地从各自角度演绎同一位剧作家不同的剧作，这应该算开启了我国话剧界的一个“第一”。

中国古代散文是一个早熟的文体，其发展过程不同于古代的诗歌、小说，“古代散文没有经过技巧的发展过程，在战国时期随着语言的发展就已经达到了一个高潮，并且这一时期的散文还成为后人在创作中频频回顾的典范。”［1］同时，创作散文(包括骈文)和创作诗歌、小说的目的也完全不同，散文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是历代文人晋身仕林、治国安邦所必须掌握的基本生存技能，故而在古代的主流文学观念中，“文体的尊卑等级秩序是文(包括散文、骈文)第一，其次诗，为文之余，其次词，为诗之余，其次曲，为词之余，小说更是等而下之的文体。散文的至尊地位是其他文体无法企及、无法替代的。”［2］   即便是以诗闻名的李商隐、杜牧，亦工于散文写作，更遑论韩柳欧苏。然而在当代，不但散文自身逐步变得边缘化，古代散文研究与小说、诗歌、戏剧研究相比亦显得创新不足，散文研究甚至成为一种专门针对散文内容的研究，比如庄老思想、荀子思想、韩愈谏佛骨、袁宏道谈性灵等等，有学者指出，“这些所指涉的都只是一个散文家的政治、哲学、宗教、文化等思想，而未及散文这一概念本身。”［3］如此以来，古代散文研究的价值究竟体现在哪里?本文将力图呈现古代散文研究在当代所遭遇的困境，权作抛砖引玉之用，以期帮助广大研究者发现更广阔的视角。   一、古代散文自身的困境   首先，以实用为主要目的的古代散文是当时社会的产物，在当代显然失去了生存土壤，缺少用武之地。但古代散文在当今却出现了一种后现代风格的模仿式戏谑文体(或曰“恶搞”)，如《凤姐列传》《药家鑫列传》《苍井空列传》等等。由某不知名网友杜撰的《药家鑫传》云:药公家鑫者，华朝长安人氏。华朝五十年(公元1989年)，药公诞于古都长安，时天生异象，群驴乱吼，或曰:莫非如《水浒》所载之“洪太尉误走妖魔”之事再现?……人皆称:药公不亡，则法律亡。药公不死，则国家死。药公之事，举国牵动，药公之名，举国牵挂。由此观药公，真乃关系国运之达人也。在F•詹姆逊看来，这种“恶搞”只是形式上的模仿，模仿了古代散文的词汇、句式，但内容却是当代的，源于日常生活的，这种模仿被詹姆逊称为剽窃，因为“在一个风格创新不再可能的世界里，唯有去模仿已死的风格，去戴着面具并且用虚构的博物馆里的风格的声音说话”［4］，才是别具一格的、能够适应这个后现代主义消费社会的艺术形式。用古代文体记录当代日常生活的确算不上创新，“后现代主义”亦无优劣高下之别，但古代散文这种历史上的精英式文类却面临着现实中的庸俗化挑战。   其次，当代散文的创作和古代散文的创作较少直接关联，因为在当代作者眼中，前者是“文学”，后者至少不是“纯文学”。在陈剑晖先生看来，古代散文之所以被视为中国文学的正宗，“盖因其是中国正统的‘经世致用’文化的文学化和通俗化的表述”［5］。散文在中国古代的出现，不是审美需要，而是因为它的实用性，这种经世致用的实用性必然和作者的情感之间关系疏远，但在当代，情感与文学的关系才是不可分的。余秋雨2004年接受央视采访时认为，研究学术和创作散文不一样，有可能想明白的或者想明白但不一定正确的东西，可称为“学术”;而有些想不明白但又觉得很重要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带动了感情，只有在这样的“角落”里，才能写作散文。此处余秋雨并没有把散文当作“经国之大业”或者“圣贤书辞”，而是自然而然地把散文当成艺术创作的一种形式，“学术”固然不同于经世致用或者齐家治国，但其立德立功立言的功能决定了学术本身也是“实用性”的。所以，研究学术和情感注入在余秋雨看来是要一分为二的，他的散文观也因此与周作人、郁达夫、林语堂等人强调的现代散文一脉相承，现代意义上的散文作为文学艺术的一种形式和强调个性与感性的浪漫主义文学观念紧密相关，这自然和古代散文的创作目的、创作方式迥然有别。   第三，和古代小说、古代戏曲相比，古代散文在当代的传播仅限于学校教育与学术研究系统，缺少电影、电视等大众化的媒介形式，这无疑限制了古代散文对当代生活的介入。古典小说四大名著自不必说，《赵氏孤儿》《花木兰》《西厢记》《薛仁贵》《七侠五义》《穆桂英挂帅》也被多次改编为影视作品，电视剧版《红楼梦》(李少红导演)更是建构起一个全民海选女主角的媒介议程设置。①相比较而言，古代散文对于当代社会的影响力甚至不如动画视频版的古诗对于幼儿启蒙教育的影响，以优酷网和土豆网为例，用“古代散文”、“古典散文”进行搜索，赏析类、中学课件类视频不过数十段，而用“古诗”、“唐诗三百首”搜索，视频数量累以千计。此外，散文与当代媒介的结合体“电视散文”自央视三套1996年开播以来，更多地被视为一种电视专题片，是“受到文学散文影响而形成的一种新的电视艺术样式”［6］，是“中国化的电视艺术作品”［7］，而不是“散文”自身的现代媒介形式，更何况，由全国各地电视台制播的电视散文，其取材选题也大多是现当代散文作品，极少古代散文作品［8］。可见，在多媒体、宽带网络和计算机、大众传媒已经全面覆盖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甚至日常生活的前提下，古代散文正在面临着“水土不服”的尴尬。   第四，古代散文在当代的传播形式主要是图书，图书又以作品集为主，以译注、赏析等普及类读物为主，其中《古文观止》有数十种译注本，仅中华书局便出版了选译本(2010)，钟基(2009)与葛兆光(2008)的注释本，名家精译本(2007)，以及繁体竖排本(2004)等等，唐宋八大家文钞、文选、读本也有数十种版本刊行于世，散文研究类著作仅有三十余种，②形式不可谓不单调，内容不可谓不单薄。但是，古代小说、诗词、戏曲等文学形式的传播内容要丰富得多，不仅图书有单行本、选注集成、佳句赏析，音像制品也很多样化，研究类著作则涵盖文献与史料研究、宗教与文化研究、类型与理论研究等等多种角度。必须承认的是，图书是一种依靠理性思辨来完成传播与接受的媒介，但诗歌、小说、戏曲所利用的视频、音频、图片等多媒体形式能够同时激发理性思维和感性思维，这对于文学作品在大众层面的普及至关重要，古代散文在这个层面上又处于下风，其媒介不但和古代一样局限于书籍，所传播的内容也受局限［9］。#p#分页标题#e#   二、古代散文研究体系与方法的困境   首先，不得不承认的是，“散文理论是世界性的贫困，它的学术积累不但不如诗歌、小说、戏剧，而且连后起的、暴发的电影，甚至更为后发的电视理论都比不上。这是因为散文作为一个文类，其外延和内涵都有一种浮动飘忽。”［10］王兆胜先生指出:“在各种文学门类中，散文恐怕是最具边缘性、最不受重视、最缺乏研究的文体。大家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散文没有自己成熟的理论，因循守旧和缺乏创新也使之乏善可陈。”［11］笔者认为，这种局面一方面源于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散文”(Es-say)出现较晚，自蒙田1580年出版的《随笔集》而定名，与诗歌、小说、戏曲源远流长的历史不可同日而语，对散文的研究更是晚近之事;另一方面，与韵文相对立的散文在古今中西均以理性、智慧、反思甚至论辩为特点，故而和亚里士多德提出的通过情绪放纵和宣泄来净化读者(观众)心灵的“净化说”背道而驰，后者显然被几乎所有的小说、戏剧、诗歌等文学创作者奉为圭臬，在这个意义上，散文可能随时被剔出“文学”之外，更何况对它的研究想当然地被视为与文学渐行渐远。   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的尴尬之处主要体现于两个层面，一是概念体系，二是研究方法。   从一般意义上看，先确定了研究对象，才能选择一种研究方法，而这个研究对象必须能够明确自身的内涵和外延。然而，中国古代散文在现当代散文概念的影响下，或与韵文相对，或与骈文相对，有时又与诗歌、小说相并列，陈平原先生就此认为古代散文是一个“滑动”［12］的概念。南帆先生则指出:散文的定义不是肯定地列举散文的规则，而是将显赫文类排除之后的余数归诸散文，这种“否定性的定义”，不仅促使一些文类衰老，同时还催生另一些文类……散文是文类的结束，又是文类的开始［13］。在这样的前提下，针对古代散文的研究自然形不成合力:骈文研究、古文研究、汉赋研究、小品文研究各自为战，在中国期刊网(CNKI)上以“古代散文”和“古典散文”作为题名关键词搜索，粗略计算，自1980年1月到2012年1月，30多年时间，共有286篇研究文章，而与此同时“骈文”381篇，“汉赋”576篇，“辞赋”515篇，“古代小说”984篇，“古代戏曲”329篇;期间以时代或作者为维度的，并以“散文”为题的博士论文仅有16篇，而以“古代小说”为题，并从宏观整体视角进行研究的博士论文已经达到14篇，这还不包括以单个作品为研究对象的其他数量更加庞大的博士论文。兄弟阋墙、左右手互搏，这确实是古代散文研究的尴尬。   研究对象本身的概念问题因人因时而异，但研究方法却面临着裹足不前的问题。陈剑晖先生指出:长期以来，我国的散文研究者总是从谋篇布局和行文章法一类的文章做起，即仅仅从外在的组织方式来看待散文的结构［14］。古代散文学者从古至今皆习惯于从细枝末节的修辞角度入手进行研究，以《中国古代散文发展述论》一文为例，余恕诚先生将“汉以后的赋、骈体文以及说理性著作中具有才情和注意语言修辞的作品”都称为“散文”［15］。在介绍文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散文”之文学色彩时，《孟子》的“戏剧性”、《庄子的》“生动故事”、《左传》的“叙事之最”、《战国策》塑造的“形象”、《史记》创造的“人物”、南北朝时的“修辞”与“典故”、韩愈散文的“生动形象”、柳宗元散文对形象的“想象夸张”、欧阳修散文的“论说技巧”、归有光的“细心刻画”……都被余先生视为散文“文学色彩”的基本组成部分。可这些比喻、夸张、论辩、描摹、形象化、诉诸情感等语言修辞技巧实际上是语言学和修辞学的研究重点，在这个问题上研究古代散文与研究古代诗词、小说相比并无独到见解。   此外，当代的古代散文研究较为孤立，主要是作品赏析和以人物为核心的社会学、历史学模式，缺少与当代文论、西方文论的双向传播。尽管20世纪60年代已有学者认为形成《庄子》恣肆风格的最主要因素“是它的结构”，“《内篇》的结构不只是一个逻辑问题，它表现了庄子的复杂的艺术构思。”［16］可惜这种类似于结构主义分析的探索未能深入和延续。形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主要在于西方也一直没有独立的散文理论，什克洛夫斯基的《散文理论》把神话、托多罗夫的《散文诗学》把小说都归入到散文理论中来，西方文艺研究的对象并不包括散文，导致我国研究者难以直接借鉴。   最后，由于散文先天的实用性，加之作为散文作者的知识分子与官僚体制、科举制之间的紧密关系，中国文学史中能够得以流传的散文，其作者多具备官僚、学者、文学家三合为一的身份，后世学者所归类的文学之文在作者创作之时未尝不将之当作应用之文而煞费脑筋，斧削雕琢。陈平原先生曾举例，古代散文中的一些被传诵为表达感情的名篇，如书信和日记，皆是有意为之:“明知可以入文集、刊专本，文人写信时不免存了给第三人乃至举国上下、子孙后代传阅的心思”，“郑板桥的家书别出心裁，写得古怪利落，可也不脱做文章的心思。”［17］这样看来，中国古代散文或者被作者用于说服帝王将相，或者用于说服士林同僚，或者用于说服亲朋至友，那么，对它的研究就必须从修辞学角度入手，从说服的手段和表现的技巧入手。于是，针对散文的文学研究就渐渐侧重于实用主义，继而不免滑向功利主义。这又和自康德以来的浪漫主义文学传统相悖，因为康德认为，审美是无功利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才是美，而研究说服、研究手段、研究技巧，显然是功利性的，显然目的十分明确，这便是古代散文研究和现代散文研究，尤其是和近现代文学理论研究之间不断冲突的根源所在。   三、展望   丁晓原先生在2006年时提到:“过往的散文研究比较多的是一种批评，包括作家作品评论和创作史、理论批评史的梳理与述评。另外，还有大量的是散文写作指导之类书籍。真正有理论含量、高端而又切实的研究相当匾乏。”［18］不过，这种尴尬局面在2011年得到了改观，这一年内，谭家健先生的新著《中国散文史纲要》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马茂军的《中国古代散文思想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陈晓芬的《中国古典散文理论史》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古代散文研究将从此进入新的一页。#p#分页标题#e#

本文作者：黄丹莉 黎亮 单位：宜春市第三中学 浙江师范大学国际学院

歌谣研究的最初动因

《歌谣周刊》第一期发刊词阐述了歌谣收集的目的:“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业，虽然还没有学者注意及此，只靠几个有志未逮的人是做不出什么来的，但是也不能不各尽一分力，至少去供给多少材料或引起一点兴味。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他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因此我们希望投稿者不必自己先加甄别，尽量地录寄，因为在学术上是无所谓卑猥或粗鄙的。从这学术的资料之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意大利的卫太尔(GuidoVital)曾说:‘根据在这些歌谣之上，根据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所以这种工作不仅是在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将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这是第二个目的。”从上述话语中，可以知道，北大歌谣征集活动第一个目的即是学术的目的，主要是将民间歌谣作为民俗学研究的资料。而民俗学研究本身也有其社会改良的思潮背景，即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为改造社会一方面学习西方，另一方面则是去民间寻找国民的心声。中国20世纪初改造国民性的时代风声构成了歌谣收集的真正历史动因。第二个关于文艺的目的主要是受到西方歌谣研究运动的刺激和影响。虽然文人编纂整理前代歌谣古已有之。最早的是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之《杂歌谣词》篇，收入上古至唐五代谣谚一百二十余则。

以后历代都有编纂，尤其以明代成果最丰富，而清代杜文澜《古谣谚》则被认为是继《乐府诗集》之后最好的选本。北大歌谣征集活动却与传统的歌谣编纂有所不同，主要是对近世歌谣的全面收集整理以便为新诗创作提供启示和借鉴。为文艺的目的与黄遵宪“诗界革命”引民间歌谣入诗一脉相承。但直接的冲击恐怕还是受外国影响。英国1878年成立的民俗学会专去采集英格兰岛以及欧洲大陆的传说故事、歌谣、风俗及宗教。最早被介绍的歌谣理论是意大利人vital1896年编的《北京歌谣》的序文，其中提到“真的诗歌可从中国平民的歌找出”和“民族的诗歌”，周作人提出“为文艺“的口号受到外域研究的冲击不可忽视。争议问题:为学术还是为文艺研究工作的重点是民歌的社会科学还是文学方面曾经有过明显的踌躇。周作人在1924年的会议上提出除搜集民间散文和韵文之外，还要包括民俗一支，因此在《歌谣周刊》里出现了许多关于结婚、节日的文章。而1936年《歌谣周刊》复刊时，胡适在《复刊词》中说:“我以为歌谣的收集与保存，最大的目的是要替中国文学扩大范围，增添范本。我当然不看轻民谣在民俗学和方言研究上的重要，但我总觉得这个文学的用途是最大的，最根本的。”为文艺的结果呢?也有争论，有人怀疑“已经搜集到的许多歌谣和故事，对于民族的纯文学(诗歌、小说、戏剧)的复兴究竟会有什么益处。”鲁迅也曾经说，文人的文学僵死了，就从民间去寻找新的生命，然后再一步一步把它绞死。

值得思考的是:这个为文艺的目的完成到什么程度，以及为什么民族的诗歌迟迟没有出现。为文艺和为学术其实可以囊括在新文化运动改造国民性的需要这个最大的历史动因之下，为改造国民性去民间寻找民情和民文艺，就是从内部完成启蒙的努力。这个动因可以一直追述到清末民初黄遵宪、严复、梁启超等人的民族救亡运动。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新文化运动中的国民性改造运动，我们如何把这个运动看作是切身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为学术而学术的问题这同样很重要。且不论歌谣运动最后是否达到这个目的，但是歌谣研究的地位和方向却在这个时期得到了确立，后来歌谣研究的方法也基本上从中生发。

研究方法的开拓与传承

田野调查。歌谣研究是在歌谣征集活动(1918)中开始的，这为中国歌谣研究奠定了田野调查的优良传统。歌谣研究会(1920年2月)与风俗调查会(1923年5月)组织的田野调查工作使得近十年收集歌谣达一万三千九百零八首。风俗调查会所列风俗调查表将歌谣放在“思想”一栏中，与环境、习惯两个大项并列，可以说为歌谣研究打开了视野。遗憾的是，此表没有注意歌谣在什么时间、场合吟唱、吟唱的功能和参与者的反应。歌谣的曲调也没有保留下来。不过这些遗憾在后来的研究论文中稍稍得以弥补。比如孟森在《有关山歌的史料》中，讲到他家乡每年七月最后一个晚上的歌谣比赛。随笔中涉及杵歌，说明了是舂米时唱的歌，甚至在葬礼中也唱。比较研究法。常惠在《向投稿人进一言》中提到“在每一个省，有时甚至是邻近地区，对同一首歌却有不同唱法。”胡适在《民歌比较研究之一例》中提出了“母题”和“细节”两个重要的比较研究概念。董作宾的《一首歌谣整理研究的尝试》则在收集异文的基础上具体展开了歌谣母题的比较研究，并发现水路和陆路传播的效果与地方特色的形成。文史结合法:周作人在《歌谣周刊》16号上提出了歌谣研究文艺的和历史的两个方面。在解释历史方面的价值时，他写道“其资料固然很需要新的歌谣，但旧的也一样重要”。文史结合法在张竞生拟定的风俗调查表中有所体现，表中所列将实地调查、记载的材料、器物三者相参。此法的另一个重要代表人物顾颉刚将考古、史料、风俗歌谣一视同仁地对待，进一步巩固了歌谣的国学地位。

一、散文与散文文学   散文以其庞大的数量、繁多的品种在万紫千红的文学百花园中呈艳丽于一坛。散文文学既有文学的共性,又有其自身的特点而别于其它文学形式。   一篇优美的散文同一首美妙的诗歌一样令人爱不释手、回味无穷。   散文与散文文学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概念。   散文是相对韵文而言的。广义上的散文是指书面语或口头语的非格律形式,是韵文的对立面。英文的散文一词prose最初源于拉丁语prosa(oratio),它的原义是“直截了当的谈话”。十一世纪诺曼人征服盎格鲁•撒克逊人后,随着法语词汇大量涌入英国词汇之时,prose一词才由古法语变成了中世纪英语词。由此,人类最初是从语言的形式上获得散文的概念。它是一种实用性很强的语体与文体,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   然而,散文并不都是文学作品,只有当散文脱离了纯实用性目的,成为部分人或作家个人为解释某事,或对某一主题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思想感情而用散文形式创作的作品才成为散文文学。正如原始人类在高兴时所表现出来本能的手足动作尚不是舞蹈艺术一样。小说和故事也是以散文的形式写成,但散文作家的写作主要在于针对事实的逻辑性陈述与解说,以及他们的观点与态度,他们的兴趣不在于讲故事本身。   散文文学同样贴近人类生活的各方面。就其涉及的内容,文学性的散文有个人事务、情思、哲理、历史、科技、传记、游记等方面。就其文体形式,有小品、随笔、素描、特写、书信、扎记、演说辞,也有语言优美、文句典雅的散文诗。散文文学既可作茶余饭后、或劳顿疲乏的消遣休闲手段,亦可作为陶冶情操的借助,是言辞文章的范本,也是治学求知的师友。散文拥有比戏剧、诗歌、小说更多的读者。无论文人墨客,学者仕人,还是市井平民,没有人从来没有涉猎过散文作品。正是散文文学的这个特点,使它在世界各国文学中能成为繁荣的一簇奇葩。   二、早期英语散文的特点   中国最早的散文作品在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而公元7世纪至11世纪初的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语散文还处在早期阶段。文学的起源与发展和民族历史进程相联系。公元5世纪时,欧洲大陆日尔曼民族中的盎格鲁•撒克逊、朱特部落相继迁入大不列颠岛,在那里建立起各自的小王国。公元7世纪时,英伦岛上的诸小王国才慢慢统一起来,形成盎格鲁•撒克逊王国。英语散文也就从这时开始了。   与许多国家不同的是,早期的英语散文并不是直接用英语写成,而是用拉丁语写成。其内容主要为历史事件和宗教活动的记载。公元7世纪时,英国成为了基督教的国家,能够读书写字的文人都是教会人士。他们的宗教活动使用的是拉丁语。因此,用拉丁语写文章便成为时尚,是少数人的特权。7世纪末8世纪初的彼德(Bede)就是这类写拉丁文散文的杰出代表。他一生服务于教会,著作颇丰,论涉广泛,然而全都以拉丁语写成。他的代表著作《英格兰民族的宗教史》(TheEcclesiasticHistoryoftheEnglishNation)记载了罗马人入侵英格兰到公元8世纪前三十年英国历史的全过程。   人们能够用古英语读到他的这部历史著作是在9世纪末了。尽管彼德是用宗教的观点来解释历史现象,但这本书仍是研究英国早期历史的重要依据。正因为这样,彼德被誉为“英国历史之父”,而不是“英国散文之父”。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用古英语写的散文是于9世纪末由威塞克斯国王阿尔弗雷德(Alfred)发起翻译与编写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Chronicle)。这部编年史的主要部分是重要历史事件的逐年记录,它的作者主要是教会人士。   因此,它的内容也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编年史是古英语散文的杰出代表。在10世纪末与11世纪初,一名叫阿尔弗里克(Aelfric)的僧侣精通拉丁文。他也写了大量散文作品。但他用古英语写的散文几乎都是宗教布道集或圣经解说文。这类作品尚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散文文学创作。   早期英语散文的这些特点一直延续到诺曼征服后的英国。1066年,讲法语的诺曼人入侵英格兰,在英国建立了盎格鲁•诺曼王朝。英国正式步入了封建社会。古老的盎格鲁•撒克逊语逐步演变成夹杂着大量法语词汇的中世纪英语。语言的演变也引起了英国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变更。昔日流行的英雄史诗让位于讲述亚瑟王和他的园桌骑士的传奇故事以及广泛流传民间的民歌民谣,特别是关于罗宾汉和他的绿林好汉的民歌。传奇与民歌多用韵文形式,且不是个人创作的作品。这时的散文也加入了这个文学大转变的潮流。而用散文形式写的亚瑟王与园桌骑士传奇故事的却是作家个人。十五世纪的托马斯•马洛依(SirThomasMalory)是讲述骑士故事的代表人物。然而,写文章要用外语的古风在马洛依身上依然保存着。他著名的《亚瑟王散文集》(Marted’Arthur)虽然不是用拉丁文写成,而是先用法语写成,然后马洛依自己把它译成英语散文。英国早期散文以拉丁语或法语写成的习惯一直延续到16世纪上半叶。汤马斯•莫尔(ThomasMore)的著名作品《乌托邦》(Utopia)也是用拉丁语写成,然后译成英语。这种习惯直到英国文艺复兴后才最终结束。   三、英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与英国   “散文之父”的产生英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在时间上比欧洲大陆慢了一拍,在欧洲大陆主要国家里文艺复兴在16世纪已经转入尾声。而在英国,此时文艺复兴正是高涨时期。英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始于一批“牛津改革者”宣扬人文主义思想。其中,最杰出的“牛津思想家”代表人物是汤马斯•莫尔,他的人文主义思想最集中地通过他的散文著作《乌托邦》(Utopia)表现出来。《乌托邦》用拉丁文写成,在出版了31年后才译成英文。《乌托邦》不再是讲述传奇故事的文体,而是采取三者谈话的方式来表达作者的思想。这种文体表达的内容更接近现实社会生活。在这种散文文体的基础上发展出短篇小说型的散文体。#p#分页标题#e#   16世纪后期,一种新型文体盛行于英国,即“小说散文”(Prosefiction)。“小说散文”虽然包含有一个简单的故事,通常是个爱情故事,但结构并不复杂。作者并不以创造故事情节为主要目的。   “小说散文”并不是小说,而是一种突出某种语言风格的散文体裁。这种语言充溢着结构长而复杂的句子,讲究音调的平衡,句子的对仗、排比、使用人工雕凿的,牵强附会的修饰或比喻。这种散文文体又称为“华丽散文”,英文为“Euphuisticprose”,与中国六朝时期盛行的“骈文”相似。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时代,这种文体极其盛行于宫廷与上流社会的书面与口头语言交际中,特别是名媛贵妇们不仅要会说法语,而且要学会用Eu-phuism体。   英国第一个“小说散文”的作家是约翰•李利(JohnLyly)。这种文体名称“Euphuism”就是由李利的作品中的主人公的名字演变而来。词藻华丽的骈文似的散文体在伊丽莎白一世和李利死后就没落了。但是这种文体使英国散文更贴近现实生活。   在英国文学发展道路上,这种文体为散文的繁荣,为十八世纪初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英国的文艺复兴是“英国散文之父”得以在十六世纪末产生的催生婆。一个从来都没有想到要做文人作家,只想在政界官场奋斗的人,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Bacon),最终成为了英国“散文之父”有其偶然因素,但也是英国文学历史发展的必然。培根在遭受了政治上的大挫折后,只好拾起他的科学研究兴趣,从事科学实验与哲学研究,并在这方面有所建树。培根在记录和发表他的科研成果报告时,也是用拉丁语写作。而在他科研闲遐之时,对某一社会问题发表他的意见或感想时,他才用英语写出来。1597年,搜集有10篇文章,在《散文集》的书名下,培根的散文集第一版问世。   这就是英国第一部以英文写成的散文文学作品集。   此后,文集不断扩大再版,到1625年,《散文集》已包含有58篇文章了。   培根的《散文集》涵盖了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主题。培根以睿智的眼光洞察社会,解析生活。培根的一些见解在四百多年后的今天看来,也不失它的正确性。《散文集》中的一些名言,被人们反复引用,已经变成世人皆知的格言了,如“知识就是力量”。《散文集》的语言高度精炼,简洁。尽管有人说培根的散文集是他严谨的科学与哲学思想的副产品,但它的价值永存。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即使在他的写作尘土中也能找到金子。”《散文集》是英国散文文学发展史中的一个里程碑,从此后,英语散文文学进入了繁荣与具有自我特点的发展之路。培根的散文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在语言风格上,都给后世英国散文文学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英国文艺复兴的末期,十七世纪初的另一个影响到英国散文进程的大事便是《圣经》全文的英译本完成与出版。中世纪的英国在进行宗教活动时,《圣经》是直接用拉丁语诵读的。十六世纪时,《圣经》仅只有片断,章节英文翻译本。1604年,继承英国王位的斯图亚特王朝的第一个国王詹姆士一世组织了47个学者进行《圣经》全文的翻译工作。   经过七年的集体努力,英文版的《圣经》全文终于在1611年问世。这就是一直使用到今的被称为“国王钦定圣经”版本。(KingJamesBibleoftheAuthorizedVersion)《圣经》英译本除了诗篇部分外,都是以散文体译成,它的英语纯粹,表达力强,文辞生动优美,并且摆脱了“华丽散文”Eu-phuism体的文风。   十七世纪初英国散文发展进程中的另一个亮点就是罗伯特•伯顿(RobertBurton)和他的作品。   他于1621年发表的散文著作《忧郁症之分析》(TheAnatomyofMelancholy)表面上是一本医学书或医科教材。实际上,作品涉及了人类社会的许多问题,把社会与政治弊端与人的身体与精神的疾病相比拟。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性,文风活泼,文句幽默而机敏,是一部典范的散文作品。   四、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与资产阶级专政时期的散文   文艺复兴在思想上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准备了条件。英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在伊丽莎白一世女王时期获得了大发展。斯图亚特王朝对英国议会的横蛮态度终于导致了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英国清教徒是这次革命的中坚力量,反映英国清教徒思想的清教文学随之兴起。散文在革命思想的传播和舆论宣传中起了重要作用。十七世纪英国最重要的清教徒诗人,《失乐园》(ParadiseLost)作者约翰•密尔顿(JohnMilton)的早期写作主要是散文作品,在资产阶段革命前和革命期间,他的散文小册子涉及到宗教改革、婚姻、政治、王权等各种问题,成为资产阶段革命的鼓动者与宣传者,革命的代言人。   王政复辟时期散文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体现在文学评论上。这个时期之前,英国尚没有一部比较系统全面而又客观的文学评论作品。被人们称之为“趋炎附势的两面派”作家约翰•德来顿(JohnDryden)虽然在他的政治观点与政治态度上不足以取,但他的一部关于文学评论的散文著作《戏剧诗歌论》(AnEssayofDramaticPoesy)却是英国文学评论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在该著作中,德莱顿以对话的形式,对英国和法国的戏剧家作出了他的评价,特别是对莎士比亚作了比较系统全面的评价。他以两分法的观点,指出了莎士比亚的问题,甚至是苛刻的批评,但同时肯定了莎士比亚伟大的成就。作者用了一句拉丁语作为对莎士比亚的总结:QuantumLentasolentintoviburnacyprsssi.译成英文:Ascypressesgrowtoweringamongtrailinghedgerowshoots.其意为莎士比亚就像生长在低矮篱笆丛中的参天柏树一样高大、挺拔,颇有“鹤立鸡群”之势。德来顿对莎士比亚的这一评价奠定了后世人评论的基调。他的文学评论散文思想敏锐,语言简洁,风格质朴,与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华丽文体天壤之别,与同世纪的密尔顿的复杂长句亦不同。正是这样,有人称德来顿为“英国的文学评论散文之父”。#p#分页标题#e#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虽然经历了反复,以向封建王权妥协而告终,但是夺取政权的目的的确达到了。英国资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它的主要任务除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工业革命外,就是要在思想上用新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价值观教育人民群众,以取代长期以来统治人民的封建思想。这就是十八世纪英国的“启蒙时代”。英国启蒙文学的内容与形式都极其丰富多彩,这时的散文文学的发展为整个英国文学的繁荣增添了新的异彩。特别是散文的写作风格更是异军突起。   十八世纪的前三十年,在新古典主义盛行的英国文坛上,产生了一个新的散文文学部门,就是期刊散文。1704年,有“英国小说之父”之誉,《鲁宾逊飘流记》(RobinsonCrusoe)的作者丹尼尔•笛福(DanielDefoe)开始编辑出版了英国的第一个期刊《评论三周刊》(Review),发表讨论政治、道德与文学等方面的散文作品。虽然笛福开英国期刊散文先河,但是这个时期在期刊散文文学上更具影响力的却是理查德•斯梯尔(RichardSteele)和约瑟夫•艾迪生(JosephAddison)以及他们共同编辑撰稿的期刊《闲谈者》(TheTattler)和《旁观者》(TheSpectator)。这两个期刊上的文章主要是他们二人的散文作品。他们以清新流畅,简洁生动而带有淡淡讽刺味道的语言论涉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旁观者》中的文章影响深远。美国的本杰明•富兰克林(B•Franklin)曾在他自己的《自传》中回忆他小的时候,是如何模仿《旁观者》中的文章练习写作。   十八世纪下半叶,英国散文文学的不同风格更是各具异彩。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Swift)以他辛辣的讽刺文风在英国文学史上留下讽刺作家的声誉。他的散文作品《我的一点小小的建议》(AModestProposal)成为了英国讽刺散文的典范。   斯威夫特满怀深切的同情与忧虑描写了爱尔兰穷苦人民的悲惨生活,但是文章却以满篇反语讽刺的语言写成。贬语咒骂变成了深沉的爱,奉承与褒奖成了切齿之恨。作者的文句构思与语言表达充分体现了这位讽刺大家的非凡写作技巧。与斯威夫特散文风格迥然不同,撒缪尔•约翰逊(SamuelJohnson)的散文则充溢着浓郁的古典主义气息。约翰逊博士以编纂了英国的第一部《英语大辞典》的巨大成就而记入史册。而他的文学成就,尤以他的散文而驰名文坛。约翰逊散文典雅庄重,文思睿智,才气横溢,文句优雅。他绝少用俗语和口语化的句子,他善用排比对偶,明喻暗比。他把排比句发展成三联排比,把散文写作技巧推向一个新高度。他的《辞典》最终完成引起了与切斯特菲尔德爵士的风波,这导致了他的一封《致切斯特菲尔德爵士的信》(LettertoLordChesterfield)的出笼。这封信是英国古典主义散文书信的典范,历来为文学爱好者所欣赏。而他为自己的《辞典》所写的一篇《序言》,则远远超越了一般序言的俗套。它的前半部分是有关语言问题的论文,后半部分则是抒发感情的优美散文诗,把他编写英语大辞典时既自信而又胆怯的自我矛盾心情表露得淋漓尽致,他的三联排比句在《序言》里不只一次地用到。   由于有了约翰逊这一位其貌不扬,却又才智过人的奇才,“约翰逊俱乐部”的头人,英国才有了一位著名的传记作家,詹姆士•波士威尔(JamesBoswell)。波士威尔成天与约翰逊形影不离,车前马后,把约翰逊的言行统统记录下来,终于成就了他的《约翰逊传》(LifeofSamuelJohnson)这部巨著。这是英国传记文学最早的一部经典传记,也是一部优美的散文作品。   在十八世纪的启蒙时代,英国也产生了著名的历史散文作家爱德华•吉本(DewardGibbon)。吉本的历史散文巨著《罗马帝国的衰落与灭亡》(TheDeclineandFallofTheRomanEmpire)是他十二年来辛勤收集资料,访问调查的结晶,不仅史料翔实,而且语言精彩,文笔优雅,是英国启蒙时代的历史散文里程碑。十八世纪英国散文风格的大发展还表现在演说散文上。埃德蒙•伯克(EdmundBurke)写了一系列语言雄辩有力的演说散文与书信体散文。他以书信体形式写的散文《法国大革命之反思》(ReflectionontheFrenchRevolution)语言苍劲优美,但其思想内容却是对法国大革命的不解与反对。   十九世纪的英国在经历了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展。英国在该世纪完成了“日不落的大英帝国”的过渡,而资产阶级的本质也暴露无遗,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日趋尖锐。这一时期英国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经历了它的辉煌时期,反映了英国社会各阶层的现实生活。十九世纪的英国散文文学也在这样的背景中丰富了它的题材种类。   像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一样,散文的题材触及到社会生活的深层与多面,直接地批判种种社会问题。十九世纪的前二十年代,当英国还是浪漫主义思潮统治着文坛时,一批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激进散文家就写出了许多议论时政的散文作品,这些散文思想激进,内容新潮,文笔犀利,反映出被压迫人民要求民主和权利的心声,提倡改革与革命。其中的代表人物有高德文(WilliamGodwin),潘恩(ThomasPaine)和科伯特(WilliamCobbet)。农民出身的散文家科伯特创办的《政治纪事》周刊前后持续达三十多年,猛烈抨击了英国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揭露了选举中的丑行,强烈要求政治改革,而对英国的农民,他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他的杰出的散文作品《乡村骑行记》(RuralRides)既写了英国农村的自然景色,也写了社会现实生活。   文章以夹叙夹议的方式,把自然美景与人民的痛苦揉合在一起,以冷峻的幽默和辛辣的讽刺抒发作者的情怀。   十九世纪初期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巨大成就虽然在诗歌领域,但这个时期也是英国浪漫主义散文的黄金时代,浪漫主义散文的重要代表作家还有兰姆(CharlesLamb)、赫兹里特(WilliamHazlit)、亨特(LeighHunt)和德昆西(ThomasDeQincey)。   兰姆从一个业余诗人成为英国杰出的散文家,其作品平易近人,受人喜爱。他的早期作品就是在中国广为人知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TalesfromShakespeare)。用散文形式讲述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故事,他的前人亦有尝试,但没有人像兰姆那样能用最简洁生动的语言复述莎剧中的故事,让那些不懂戏剧原文的人,甚至儿童都能理解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故事。兰姆散文的成就主要反映在他的散文集《埃利亚散文集》(EssaysofElia)和《最后的埃利亚散文集》(LastEssaysofElia)中。他的散文风格柔和、优雅而具感染力,文句中幽默神情与哀怜情感凝重又不落俗套。#p#分页标题#e#   赫兹里特以他的小品散文而著名,而内容却涉及到政治、经济、哲学与文学评论多方面,亨特的散文也以文学批评著称。德昆西是十九世纪前期最后一位重要的浪漫主义散文家代表。他的散文作品《一个英国抽鸦片的人的自白》(TheConfessionofanEnglishOpium-Eater)描述了他自己抽食鸦片的经历,进而联想翩跹。散文词藻华丽、风格轻漫,有“散文诗”之称。德昆西关于英国“湖畔诗人”的评论散文亦引人入胜。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在英国出现的“宪章运动”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工人运动。这次革命运动,在英国文学战线上的反映就是“宪章文学”。革命性的政治散文小册子在宪章文学史上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具有号召性的散文册子、书信、演说词与战斗的诗篇一起为工人运动宣扬了舆论,号召了群众,组织了力量,鼓舞了斗志。它们在英国文学史上也占有光辉的一页。   十九世纪的英国散文在品种上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散文作家数目之众,也是史无前例的。十九世纪中期的一连串作家的名字,就代表了善长于不同题材的散文家。一个由苏格兰农民的儿子成长为维多利亚时代著名散文家的卡莱尔(ThomasCarlyle)擅长于文学评论和演说散文写作。他对彭斯(RobertBurns)的评论散文创立了一种新的文学评论方式。   他的散文反映出他对资本主义社会丑恶的认识,对劳苦大众的同情。但是,他又害怕群众的觉悟,害怕群众革命,只是寄希望于社会的“英雄”。他的这一思想在他演说散文集《英雄与英雄崇拜》(OnHeroesandHero-Worship,andtheHeroicinHistory)中暴露无遗。麦科尼(ThomasBabingtonMacaulay)则以他生动的语言写历史散文。他的历史著作《英格兰史》(HistoryofEng-land)似是断代史,却又不是断代史。他以小说的描绘加抒情的方法,把枯燥的历史事件写成生动的描述文,读起来令人兴趣横生。腊斯金(JohnRuskin)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艺术评论散文家。他在讨论社会问题的同时,把更多的笔墨蘸注在绘画、建筑的艺术评论上,他的关于中世纪建筑艺术的评论《建筑艺术的七盏明灯》(TheSevenLampsofArchitecture)影响到欧美的建筑潮流。散文家纽曼(JohnHenryNewman)的关注则投向大学教育方面。马休•阿罗德(MatthewArnold)是诗人,也是著名的文学与社会评论家。   十九世纪中期,随着科学技术的长足进步,英国散文文坛上又增添了一项新的题材,那就是科普散文的出现。1859年,达尔文(CharlesDarwin)发表了他的著名论文《物种起源》(OntheOriginofSpeciesbyMeansofNaturalSelection)。但是由于保守思想和教会势力的阻挠,达尔文主义尚没有普遍为人们所接受,更不为普通劳动人民所知晓。生物学家赫胥黎(ThomasHenryHuxley)站出来,以演讲,写文章的方式向普通劳动者宣扬达尔文的进化论。他的演说词散文《一片白垩》(APieceofChalk)把进化论以极其通俗易懂的语言,以人们熟识的事实,解说了进化论的精髓。尽管人们普遍将赫胥黎列入科学家名单,但他的作品开创了科普散文之先河,奠定了科普散文的风格。十九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里,一些现代主义的思潮,包括自然主义(Naturalism)和唯美主义(Aestheticism),在英国文坛上泛起。人们熟知的戏剧家和小说家魏尔德(OscarWilde)被称为唯美主义的代表作家。   他的小说《格雷的画像》(ThePictureofDorianGray)是唯美主义的代表作品。然而,英国唯美主义的兴起却是散文起了先锋作用。首先在英国倡导“为艺术而艺术”(ArtforArt’sSake)理论的是散文家、文艺评论家沃尔特•佩特(WalterPater)。   他在他的散文集《文艺复兴之研究》(StudiesintheHistoryoftheRenaissance)中首先提出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而“为艺术而艺术”正是唯美主义的宗旨。因此,魏尔德是用他的艺术形象,生动而具体地实践了唯美主义的理论,图解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十九世纪末,自然主义小说的代表乔治•吉辛(GeorgeGissing)也是散文家。   他的作品《狄更斯之批判研究》(CharlesDickens:ACriticalStudy)以比较现实与客观的态度评价了狄更斯在文学和语言方面的成就。这个时期,另一位广为读者所知的小说家,《金银岛》(TreasureIs-land)的作者斯蒂文森(RobertLouisStevenson),如同他的浪漫主义小说一样,写了许多散文游记、随笔和小品,为本来已经题材品种相当丰富多彩的十九世纪英国散文又增添了一个新的内容,即游记散文。   五、二十世纪的英国散文文学概况   当历史的车轮进入二十世纪后,由于英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英国文学领域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二十世纪的英国已完成了向帝国主义的过渡,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这意味着国内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与压迫更加残酷。国内劳资矛盾更进一步激化,工人阶级在觉醒。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频频发生。国际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争夺原料和市场,争夺殖民地的斗争加剧,最终导致了这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后,一步步衰落下去,昔日的大英帝国最终沦落为美国的帮凶与仆从。英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在文学领域有深刻的写照,英国散文文学的变化与发展同样映照了时代的变迁。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已经度过了它的辉煌高峰时代。   尽管现实主义的传统仍然被一些作家继承着,但小说和诗歌领域受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哲学流派的影响,现代主义的作品各显其能。未来主义(Futur-ism)、印象主义(Impressionism)、表现主义(Ex-pressionism)、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和意识流(StreamofConsciousness)等各种文学思潮像走马灯一样出现在英国文坛。英国散文文学也以它自己的特点在这个大变化的文坛上展现一角。二十世纪初期,英国散文文学最显著的一个变化就是散文写作转向非严肃性的主题。由于文学创作越来越商业化,散文写作不再用来讨论严肃的社会问题,而用以服务悠闲阶层的娱乐,或供茶余饭后的消遣。过去英国散文传统的严肃主题被轻松的议论所取代。  #p#分页标题#e# 由于轻松散文的繁荣,幽默、机敏俏皮加上淡淡的讽刺语言便成为了这类散文的基调。小品、随笔、速写一类的散文充溢于报刊杂志和集子。传统的英国散文中,典雅优美的语言风格被大量的习惯口语化的词语所代替。这类散文的代表有麦克斯•比尔波姆(MaxBeerbolm)的《再一次》(YetAgain)、《甚至此刻》(AndEvenNow)、《事情:新与旧》(ThingsNewandOld);切斯特顿(G.K.Chesterton)的《巨大的琐事》(TremendousTri-fles)、《差异的运用》(TheUsesofDiversity)、《一般说来》(GenerallySpeaking);贝洛克(HilaireBelloc)的《论没什么事》(OnNothing)、《论每件事》(OnEverything)、《论任何事》(OnAny-thing)、《论某事》(OnSomething)。然而,二十世纪的英国散文还是在它自己的领域内发展着。尽管现代主义的文学思潮支配着这个世纪的英国文学创作,但散文仍然显示出一些新的特点。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散文文学有以下特点。这个时期,传记散文有了迅速的发展。传记的写法突破了旧传统,从注意积累详细而充分的史料事实,按岁月的进程写出一个人的一生发展到有选择地安排人物一生中的重大事件加以描述,以突出人物的性格特点。代表作家如斯特雷奇(GilesLyttonStrachey)作品《维多利亚女王传》(QueenVictoria)就是一部不落俗套的传记,令人耳目一新。二十世纪中期,“小说散文”(Prosefiction)再度在英国兴起。   “小说散文”的文体人们并不陌生,英国在十六世纪就盛行过。约翰•李利在他的“小说散文”中创造了骈文式的Euphuism体。他死后,这种文体在英国衰落下去。我们在浪漫主义散文家兰姆的作品中可以寻觅到一点“小说散文”的痕迹,但也只是在作品的内容构思方面。二十世纪的散文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Orwell)重又拾起“小说散文”的创作形式,并把它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奥威尔的“小说散文”也包含着一个由简单的小故事所构成的情节。但他的语言却简朴无华,没有牵强的比喻,不刻意运用排比对偶的语言效果。没有华丽的词藻,文句却有深刻的感染力。他的代表作《大象射杀记》(ShootinganElephant)是描述性散文,描写发生了什么和可能会发生什么。文章记述了作者在缅甸当警察时的经历,故事本身并不复杂。作者以小说心理描段生动而细腻地描写了自己内心的矛盾感情,表露了作者对缅甸人民既同情,又怨恨的矛盾心理。在这篇散文中,作者夹叙夹议,把内心的矛盾,迟疑犹豫的心情袒露在简单事件的处置上。文章对射杀大象过程的细节描写使散文具有小说的特点。   然而,奥威尔的政治态度是不值得推崇的。二十世纪的一些作家在战前与战后经历了一次思想上的大转变。有的转向了左派,而奥威尔却在二战后完成了从左派到右派的大转变。二战后他的小说以反苏(联)反共为主题。对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进行恶意攻击,为帝国主义的“冷战”帮了忙。英国散文文学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一个突出进步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评论出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有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十月革命的炮响,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传播。在英国文学领域里,一些进步作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待和评论文学现象,成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家。拉尔夫•福克斯(RalphFox)和克里斯多菲•柯德威尔(ChristopherCaudwell)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福克斯的文学评论著作《小说与人民》(TheNovelandthePeople)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对欧洲与英国文学作了批判性评述,遣责了资产阶级颓废主义文学对人民群众的毒害。   作者坚定地指出,唯有用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创作才有文学的繁荣,因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是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在《小说与人民》一文中,作者更进一步提出了作家应该深入到现实生活中去,投身到革命斗争中去,“为人的灵魂而战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福克斯能有这样的思想确是难能可贵的。   科德威尔是英国另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评论家。他的文学评论著作集中在相继出版的文学评论集《幻想与现实》(IllusionandReality:AStudyoftheSourcesofPoetry)和《临终文化之研究》(StudiesinaDyingCulture)。在《幻想与现实》中,科德威尔的评论重点置于诗歌方面,但所用的观点同样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他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评论了英国诗歌的发展和诗人的作用,认为诗歌也要渗入到社会的变革中去。在《临终文化之研究》中,他以革命的观点评论了戏剧家肖伯纳(GeorgeBernardShaw)和小说家劳伦斯(D.H.Lawrence)及其作品。   二十世纪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评论代表了一种进步的思潮。它是在英国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中异军突起的一支队伍。这支队伍中的一些人自己就是共产主义者,参加了英国共产党。他们不仅是理论上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他们自己亲自投身革命活动。福克斯和科德威尔二人都参加了西班牙内战时的国际旅与西班牙人民并肩作战,反对弗朗哥法西斯主义,并为此献出了他们的生命。遗憾的是,英国资产阶级文学家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册上没有给这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评论家留下应有的一页,正如宪章运动中的宪章文学和作家们不被重视一样,而这些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家真正反映了英国劳动人民的心声,他们是英国先进思想家在文学上的代表。   六、小结   作为文学一部分的散文文学既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整个文学发展道路相一致,也有其自己的发展特点。文学发展的道路是与该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同时又给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巨大的影响和反作用。纵观英国散文文学的发展道路,我们似乎觉得英国的“散文之父”有点姗姗来迟,这正是英国散文文学发展的特点。尽管散文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兴起俱来,但长期使用拉丁语和拉丁语散文创作习惯推迟了真正英语散文文学的发展。但是一旦英语散文文学兴起后,它的发展就异常迅速,并给了英国社会的发展巨大的推动力,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联。英国散文文学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有了辉煌的成就,它与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浪漫主义时期的诗歌和批判现实主义的小说一样载入了英国文学史册。战后的英国散文文学在进步与反动,理性与沉沦相互冲突的复杂环境中艰难地发展着,历史将会选择出人民所需要的文学体裁与题材。#p#分页标题#e#

民国时期成都戏剧期刊的演进特点

民国时期成都戏剧期刊的演进与同时期各种戏剧运动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民国不同的历史阶段中，成都的戏剧期刊承担了不同的角色任务、与各种戏剧运动结合的程度也不尽相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与规律。

（一）从分布时段上来看，抗战时期成都涌现出的戏剧期刊最多，而之前或之后的戏剧期刊则较少。从概述中可看出，在共计24种戏剧期刊中，抗战之前为5种，抗战之后为4种，分布时段以抗战时期最为鼎盛，共15种之多，可以说整个抗战时期是成都（乃至四川）戏剧发展的鼎盛阶段和黄金时代。对此，耿祥伟有较为详细的论述，他说：“与以上城市不同，四川与重庆的期刊发展呈现橄榄型的特点，从分布上来看，该时期正好覆盖整个抗战阶段。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两个地区一直处于后方，没有沦陷，也相对较为稳定，同时，该地区一直又是抗战爆发后政治和文化活动的中心地带，为戏剧期刊的发展提供了温润的土壤。因此，将成都和重庆说成是整个抗战阶段中国戏剧期刊发展的“双塔”，亦不为过。”

（二）从编辑和作者群来看，民国时成都戏剧期刊的编辑和作者人数众多，和分布时段一样，也呈现出中间大、两头小的趋势（即抗战时期编辑和作者人数最多），其中不乏翘楚之才。从编辑群来看，先后有刘念渠、刘振美、徐昌霖、熊佛西、周人、冷然、王徐、龚圣俞、刘明扬、费文兆等人，他们大多热爱戏剧或直接进行戏剧创作。刘念渠曾是山东省立剧院的教师，撰写有《一九三五年国内剧坛》，1943年4月《戏剧月报》第1卷第4期曾刊有他的《论历史剧》一文，重庆图书馆现在仍藏有1940年由中央青年剧社出版的他的作品《北地狼烟》。刘振美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投身抗日反蒋爱国斗争，被反动当局无理逮捕。1936年回川，从事进步文化宣传活动，写了不少充满爱国热情和革命精神的诗歌、小说、戏剧、文艺评论等作品。1939年10月，考入四川省立戏剧教育实验学校，不久，又创办《戏剧教育》月刊，任编委主任委员。1945年到江安，任国立戏剧学校讲师和省立江安中学教员。徐昌霖被认为是中国影视导演、评论家。生于杭州，就读于杭州三江大学（1937）、成都剧校（1940）。历任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编辑（1940），上海中电三厂编剧导演（1947）。著有：《向民族文艺探胜求宝》、《电影的蒙太奇与诗的赋比兴》、《电影民族形式探胜》、《论早期中国电影的民族风格》。龚圣俞是四川大学的教授尤以打鼓板著称，亦是文艺界名人。刘明扬民国六年（1917年）考入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史学系，民国九年（1920年），学成返川，任成都省立第一中学教务主任，历史教员。民国廿七年（1938年），在重庆筹建抗战建国协进会。其中最有名者当推熊佛西，他是中国话剧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之一。1924年，他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戏剧文学，后获得硕士学位。回国后，担任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戏剧系主任、兼燕京大学教授，后进北京大学艺术学院，任戏剧系主任。1932年前后，在河北省定县主持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农村戏剧实验，并举办了戏剧学习班，成立了数十个农民剧团。“卢沟桥”事变之后，他率领师生奔赴长沙成立了抗战剧团，进行抗战宣传，并赴多地巡回演出。1939年初他在成都创办了四川省立戏剧教育实验学校，并出任校长，为抗战戏剧运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从作者群来看，先后有郭沫若、老舍、茅盾、丁玲、萧红、曹禺、陈白尘、夏衍、吴祖光、洪深、熊佛西、田汉、宋之的等大家的参与。以《戏剧新闻》为例，在1938年5月至1939年1月间，洪深就写有《戏剧的突击》和《导演<李秀成之死>的片段意见》两文、田汉发有《第三期抗战与戏剧》、老舍写有《照样儿办吧》、宋之的写有《怀乡曲》和《关于“全民总动员”》。抗战爆发后，正是由于大批剧作家来到成都，他们不仅带来了早期创作的优秀剧目，而且在成都期间也创作了许多好的戏剧作品，使当时成都的剧作家队伍的面貌得到改观，使这期间成都的戏剧作品质量、样式、品种等许多方面都获得了飞跃，成都戏剧舞台也出现了一派繁荣的景象。

（三）从刊物的审美倾向、内容、性质来看，民国时成都戏剧期刊在其演进过程中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从审美倾向来看，抗战前成都的戏剧期刊苑囿于本地意识，其俗野之气更浓，对川剧的关注更多一些。像《戏剧周刊》主要登载影剧杂谈类作品；《戏剧新闻》主要刊戏剧消息与评论；《阳春小报》主要刊戏剧电影研讨与评述，其中第3版主要刊登川剧消息（有演员艺闻、演员轶闻，演员小传、新编及修改的川剧剧本或唱段等栏目）；《蓉风三日刊》主要刊登川剧新闻。这些总是同蜀地的生活、习俗、语言、审美趣味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表现着川人的意识和情感。抗战爆发后成都的戏剧期刊趋于文雅。如《战时戏剧》刊载戏剧理论文章占主要篇幅，剧本较少；《戏剧战线》则“主要发表短小剧本，兼及戏剧动态报道、评论及演出知识，共发表各种形式的剧本近50个，从各个不同侧面反映抗战主题．代表作有《飞》、《未死的人》、《牧师之家》、《战时婚姻》(契诃夫著)等。该刊以戏剧为武器，以抗日为目的，以鼓励人们投入抗日洪流为己任，具有鲜明的进步性。”[8]从刊物的内容来看，抗战前成都的戏剧期刊较为轻松活泼，有的专发愉悦性的剧本，有的登轶闻掌故；抗战后的戏剧期刊偏重于戏曲理论的探讨，更多地关注各地的抗战剧运，承担了更多的抗战宣传任务。从刊物的性质来看，抗战前成都的戏剧期刊中纯戏曲刊物居多，像《阳春小报》和《蓉风三日刊》更多地关注于川剧；抗战后的戏剧期刊更倾向于办综合性的文艺期刊，常常将电影、戏剧、文学、娱乐融于一体。像《戏剧精英》杂志研究戏剧理论、探讨戏剧各流派的艺术手法，介绍戏剧舞台百科知识，报道戏剧界动态消息和艺人的生活，刊载剧本并发表分析评论。以川剧为主，也涉及平剧、昆剧等其他剧种。栏目有剧艺知识、特写杂述、剧本等。

民国时期成都戏剧期刊的贡献

民国时期成都戏剧期刊是当时四川乃至全国的戏剧创作和戏剧批评的主要阵地，是当时戏剧文化传承、戏剧艺术积淀和戏剧信息传播的有效载体，在抗战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文学语言研究,实际上主要是要解决三个问题:文学语言应该是什么样的?为什么文学语言应该是这样?怎样创造应该是这样的文学语言?在现当代,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围绕这三个问题展开的文学语言研究,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使现代文学语言学得以创立,并初步具备了独自的理论体系。今后,根据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依照促进先进文化的目的,按照繁荣文学艺术的大众需求,参照外来文化的价值判断,现代文学语言学必须大力发展。为此,发挥文化反省机制和文化选择机制的作用,对文学语言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加以严肃而审慎的学术探讨和学术反思,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迫切的。经过爬梳清理,笔者认为文学研究中至今存在的几个误区值得语言学界和文论界本着学术争鸣的精神,协同展开检讨和评说。   一、观念误区   观念之一:变异是文学语言的实质;文学语言的最主要的特质是“变异性”。持这类观点的学者认为,文学语言是一种变异的语言,是变异的语言艺术,变异是文学语言的阐释基点,是文学流派的主要特征。   (一)文学语言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这是关系文学语言是什么或者说应该是什么的根本问题,关系文学语言为什么是这样的根本问题。   文学语言,实际上就是文学文本的实际语言形态,进一步讲也就是文学语体的语言形态体系。笔者在拙作《文学语言性质综论》一文中指出:“文学语言是作家(或作者)在创作文学作品时使用规范的民族共同语塑造艺术形象,反映社会生活,表达独特体验,从而实现文学的各种功能所形成的言语特点的综合语态。简言之,就是民族共同语的文学的审美功能变体。”[1]这是笔者在分析借鉴关于文学语言的文艺学本体定位、修辞学本体定位、语言学本体定位的学理基础上界定文学语言的。根据这个界定的哲学思辨过程,笔者明确提出文学语言的本质应该是语言的、文学审美的,是语言型和审美型的双向融合。关于语言型,勿庸置疑,就是指文学语言这个极端复杂的语言形态体系存在本身。对此,我们既可从语言层面作多角度的静态考察,也可从言语层面作多侧面的动态认识。先看语言层面,文学语言是个构成极端复杂的语言形态体系,是个表达手段或者说修辞手段极端丰富的语言形态体系,是个语言表达方式或者说修辞方式包括修辞格极端丰富的语言形态体系;再看言语层面,创作主体的文体创新意识造就的一部部(篇篇)作品的言语形态呈仪态万千的气象,创作主体对语言手段或者说修辞手段的选择创新造就的一部部(篇篇)作品的具体言语形式或修辞形式和言语意义或修辞意义呈千姿百态的风貌,创作主体的语言表达方式、方法或者说修辞方式、方法的选择创新造就的一部部(篇篇)作品的言语表达方式、方法或者说修辞方式、方法呈万紫千红的景观。而其中的组成部分——变异的方式方法,只是一点点抢眼的奇特的风景。[2]关于审美型,也勿庸置疑,这是由文学语言学的学科定位——美学语言学决定的。   从文学的整体功能看,审美的功能是文学功能的基本功能和主导功能。文学的功能是个复杂的流动系统,一般来讲,它由政治的、认识的、伦理的、审美的等功能构成。   这些功能都蕴含在文学作品本身之中,也就是蕴含在作为文学的美学形式之中。其它各项功能必须融合于审美功能才能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其它功能的实现都要通过主导的审美功能。由此而论,文学语言的审美具有表现和再现的功能,自然制约并服务于文学的审美功能。综上所述,文学语言语态是由多层级多个元素构成的复杂语态,具有语言性和审美性双重属性。如果把这个复杂事物的本质归于单级化即单一的层次,简化为单元化即单一的元素,是很不科学的。也就是说,对文学语言的本质,任何一种单方面的学科把握(不论是文艺理论的,还是语言学的、修辞学的、语体学的),都是片面的。如果不是由多层级多个元素构成的复杂文学语态作阐释基点,关于文学语言的一系列相关问题就得不到满意的阐释。   因此,我们这样认识和把握,完全符合列宁在《哲学笔记》中阐述的事物本质的多级原理,完全适应现代美学、现代语言学、现代修辞学、现代语体学的理论科研水平。[3]   再看文论界和修辞学界对文学语言本质的最新的具有代表性的论断和看法。著名的文学理论家童庆炳主编的《文学概论》是本新说颇多、份量颇重的高校文学理论新权威教材。该书中指出:“文学中的语言,也就是文学文本的语言,是经过作家加工的、旨在创造艺术形象并表达意义的语言形态。一般说来,各种语言形态,如口语、土语、方言、书面语和文学语言,以及文言和白话等,都可以经过作家艺术加工后进入文学文本,成为文学文本语言组织的组成部分。”[4]这是个既有继承又有创新的具有时代水平的界说,它建立在对文学语言形态的整体把握和深刻认识上,无疑具有较鲜明的科学性。知名修辞学者高万云在《文学语言的多维视野》中指出:“文学语言应是以言意并重的审美形态为主要目的,以情趣想象为主要构建方法,以二度规约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话语。”[5]这里的话语,从书中前后行文看,指话语形式,又指功能变体,还指存在方式。这是作者在探讨文学语言的语言内核、逻辑基础、民族品格、心理机制、审美追求、修辞意识、个性特征、游戏旨趣等诸问题的基础上抽象概括的界说。由此可见,作者的学术视野是开阔的,学术积累是厚重的,这等学术胸襟和气魄,值得称道。知名文论学者王一川在《近五十年文学语言研究札记》一文中指出:“在我看来,这五十年文学在语言上呈现大致四种演化形态:大众群言(1949—1977)、精英独白(1978—1984)、奇语暄晔(1985—1995)和多语混成(1996至今)。”[6]这里勿需评论其概括的科学性程度,单就纵的历时考察看,视野开阔,根据充足,认为文学语态呈多样性和开放性的总体看法是不可否认的。从纵横结合的学术背景看,以上引述的三家代表性界说和看法,对文学语言本质等的研究基本上都能站在文化哲学的高度,遵循一般与特殊的关系的哲学原理,采用超验和经验相结合的哲学研究方法,作总体的根本的观念把握和建构。#p#分页标题#e#   尽管它们也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不具备绝对的真理性,但对文学语言本质的认识和把握离真理是较贴近的。   总而言之,如果我们把上述文论界和语言学界的四家的界说和看法加以比较、加以综合,绝不会得出“变异是文学语言的实质”的结论。   (二)文学语言的最主要特征是变异吗   这是关系到变异在文学语言中的地位的大问题。   笔者曾对当代文论界和修辞学界关于文学语言特征的研究作了比较研究。总起来看,文论界和修辞学界概括的文学语言的特征不那么集中,主要有形象性、情意性、音乐性、丰富性、独创性、模糊性、含蓄性、美感性、精确性、变异性、口语性等十一个特征[7],再加上童庆炳概括的内指性、陌生性、本色化[8],合起来就有十四个。   显然,这十几个绝不会都是文学语言整体的特征,虽然都有各自提出的成为特征的依据。笔者在《文学语言特征的科学指数及其关系》一文中提出,从文学语言整体看,其特征依次应为:形象性、情意性、音乐性、丰富性、独创性。这“五性”是完全跟文学的内容和属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完全适应文学语言的总体特征和根本性质的,是将经验和超验结合在一起的,也是符合文学语言的现代性要求和发展趋势的。也就是说“五性”着眼于整体,而不是局部;着眼于整个结构层,而不是某个层。因而适应面广,抽象水平高,概括力强。这样的根据或者说条件,从经验乃至超验看,除美感性外(下面还要谈到)变异性等其他性是所不具有的,因而,变异性不会是主要特征。[9]这还以语用频率调查为据。以变异中的变异句为例,据笔者对现当代22位著名作家的24篇(首)代表性作品(包括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的手工调查,变异句总数约占调查总句数的3.5%。那么,主要特征是什么?主要特征应是形象性。著名修辞学家张静曾说:“文学语言的特征很多,像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精炼性、音乐性等。这性,那性,我看都离不开形象性。所以说,形象性是文学语言的总特点。”[10]这样的论断,文论家和修辞学家大都是赞同的,并极力加以阐发的。这样的论断,不会也不该质疑并轻易变更。在这里,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上面说的“五性”都应具有美感性。换句话说,美感性应主导“五性”,生成形象美、情意美、音乐美、丰富美、创新美,使文学语言构成以美感性为灵魂的“五性”有机统一整体,成为美感性以及“五性”的载体和本体的统一体。如前所说,这是由文学语言的本质所决定。因此,不宜单列美感性。   (三)究竟如何看待文学语言变异   这关系到文学语言变异的名分问题。   从上面的探讨可以看出,本文所谈的文学语言变异是指文学语言的修辞变异。而有的论著中的文学语言“变异”的含义,大致有三个:语言变异、言语变异和修辞变异。因此我们这里所说的观念误区之一,可以说是跟“变异”的诸多含义联系在一起的。这里,有必要逐个清理。   语言变异和言语变异、修辞变异,是分属语言层面和言语层面的两类变异。语言变异,简单地讲,是存在于语言体系中的变异,主要有语音变异、语汇变异、语法变异以及文字变异等。言语变异,简单地讲,是语言运用过程中,在特定语境中产生的具体的、特殊的、个别的言语形式和言语意义。[11]这两类变异往往成为语体和风格的重要构成要素,学者们称其为语体变体和风格变体,并把它们当作语体学和风格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加以研究。   如果把它们的运用跟语体特征和风格特征的生成联系起来,并认为它们是文学语言的“主要特征”、“阐释基点”,是有道理的,这叫“广义变异”似乎也无可厚非。但是,按照语体学原理,这两类“变异”也有跟科技语体、政论语体、公文语体的语体特征相适应的,换句话说,科技语体、政论语体、公文语体的语体特征,也可由两类中的相应“变异”来体现。那么,照此推论,语言变异和言语变异不也是这些语体的“主要特征”、“阐释基点”吗?可见,文学语言是一种变异的语言,变异是文学语言的“主要特征”的说法,也是不够科学的。如果言语变异具有明确的修辞选择的特征,它就是修辞变异,即有的学者所说的“狭义变异”。严格来讲,文学语言变异应该指修辞变异。这才是文学语言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如果把它当作文学语言的主要特征,看作文学语言的实质,如同前面所论,人们是很难理解的,也是很难赞同的;如果把它们看作是构成语体和风格的鲜明要素,人们是赞同的。   总而言之,对研究对象的名分能否正确认识和把握,直接关系到结论的科学性和可信度。   观念之二:文学语言在本质上是反规范的。有人提出文学语言要挣脱语法的桎梏,扭断语法的脖子;有的大讲文学语言要“超越语法”、“突破语法”;有的鼓吹“变形”理论、“陌生化”理论、“疏离化”理论。他们认为非如此,就不会有“变革”、有突破、有创新。   观念之三:变异是文学语言的生命力所在,是文学语言的追求目标。有的学者认为“明白如话”、“朴实无华”没有艺术生命力,只有超常使用才能造成最佳的艺术效果;有的学者认为,没有变异,文学语言的生命力就完结了。   对于这些看法的评析,见诸有关论著的颇多[12],由于篇幅的限制,不必再仔细地深入地评说。笔者认为只要通过探讨明确了文学语言的实质,这些误区定会消除。但笔者还想简要强调如下几个问题:其一,在处理变异与规范的矛盾对立关系时,应该时刻牢记规范是基础,规范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自古至今的语频效应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变异修辞与逻辑理据的关系应是既“无理”,又“有理”,也就是既背理又合理,具体地说,从显性语言表达看,是不合理的,但从隐性逻辑事理看,又是合理的。其二,文学语言的研究方向、追求目标,决不能脱离文学语言的文学审美功能,要遵循为充分实现文学的审美功能服务的规律;文学语言的生命力源泉在于文学语言再现和表现社会生活的广度、深度和力度,采用“陌生化”等手法创造的文学语言变异虽然具有变异美、具有生命力,但它只是刻意艺术加工之美,它的审美价值是有限的,如果过分追求,变异和“疏离”等过度,大众是不欢迎的。其三,思维的片面化、孤立化、绝对化不能不说是这些误解的逻辑根源。#p#分页标题#e#   二、语体误区和方法误区   这两个误区,跟观念误区密切相关,可以说是由观念误区派生的误区。这里只作简要评析。   (一)语体误区:注重诗歌语言、小说语言,不注重散文语言、戏剧语言语体误区实际上是材料误区。这是专门研究文学语言的论著普遍存在的问题。请看笔者手工抽样调查的下列数据(按时间先后为序)。[13]以群主编《文学的基本原理》(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12月)第七章文学语言共举文学语言例43例,其中小说、诗歌、散文、戏剧例分别占总例句数的62.8%、20.7%、13.9%和2.7%。冯广艺、冯学锋著《文学语言学》(中国三峡出版社1994年8月)共举616例,其中小说、诗歌、散文、戏剧例分别占总例句数的50%、21.1%、16.8%和12.1%。童庆炳主编《文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第二章文学语言组织共举67例,其中小说、诗歌、散文、戏剧例分别占总例句数的67.2%、19.4%、8.9%和4.5%。高万云著《文学语言的多维视野》(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9月)的开篇文学语言的规范之争、第一章文学语言的逻辑理据、第四章文学语言的审美追求、第八章文学语言的变异规律、结语文学语言的哲学思考五部分,共举158例,其中诗歌、小说、散文、戏剧例分别占总例句数的58.2%、31%、6.3%和4.5%。中国文学语言研究会编《文学语言研究论文集》(华东化工学院出版社1991年3月)刊载文学语言研究论文共计19篇,其中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的篇数分别占总篇数的47.4%、26.3%、26.3%和0。《修辞学习》编委会编《修辞学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度(1—6期)共收文学语言研究论文19篇,其中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的篇数分别占总篇数的52.6%、31.5%、10.5%和5.4%。   上述两个系列的多组调查数据,足以说明在文学语言研究范围方面,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偏枯状况,这不利于文学语言材料的广泛积累和全面整理,不利于对文学语言的总体把握和系统建构。固然,“小说是积极修辞手法使用的集大成者”,某些“诗歌语言有系统地违反规范标准的艺术变异”,投入足够的精力去研究是合情合理的,但对戏剧语言绝不能轻描淡写,甚至漠然置之。这里谈两个主要理由:戏剧语言的研究内容绝不是一个“个性化”所能概括得了,它的研究内容大有拓展的必要和可能,是大有可为的开发领域;戏剧语言主要是对话语言,难以数计的电视剧等的对话语言,跟大众的语言联系最密切,奋力研究它有利于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向更高层次、更高境界的提升,有利于为现代语用学提供活生生的实践材料。   (二)方法误区:研究方法钟爱归纳法的例证法,还喜欢频频采用分析法,其它方法很少使用,或几乎不用从本质上讲,科学研究方法同科学研究对象是互融的,是某种客观对象的内部各种关系的反映。它也是个系统,具有客观性、依存性、层次性和多样性。[14]既然文学语言是由多层级多个元素构成的复杂文学审美语态,就应该根据具体的研究内容和目的、要求,选择相适应的具体方法,或者是综合运用多种方法。方法的过分单一,势必会产生公式化的“套板反应”等后果,给研究价值带来严重影响。再者,某些具体方法只适用于某个层面,或某个范围,功能是有限的。如果过分夸大它的价值,就会引出脱离语言实际的结论,比如,前面举的对文学作品中变异句的语频调查数据就证明,从文学语言整体看,变异不可能成为文学语言的主要特质。   

摘要:高校儿童文学教学具备五维空间。其一，儿童文学文体，应讲授不同的文体及特征，授课侧重有所不同。其二，儿童文学史，应提纲挈领地抓住文学史脉络，在文体的架构中穿插讲授。其三，儿童文学文本，应选择经典文本进行细读，与儿童文学有关的介绍、研究材料亦必不可少。其四，儿童文学写作，应包括各类文体的作品创作与评论。其五，小学语文教学实践，应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与提炼能力，并进行陈述式教学演练以及微课堂展示。

关键词:儿童文学；高校教学；五维空间

儿童文学是高等院校小学教育（语文）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这门课程不仅具备理论意义，更具备小学语文教学指导意义。儿童文学看似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外国文学等课程同属于一类学科，但其教学向度与目标更为复杂：学生不仅要了解文学作品，了解文学发展脉络，更要掌握多重文体的定义及特征，同时还要学会写作及教学实践方法。可以说，这是一门集理论与实践、文学史与文学概论、文学评论与文学写作于一身的学科。整体而言，儿童文学课程具备五种维度空间：儿童文学文体、儿童文学史、儿童文学文本、儿童文学写作、小学语文教学实践，儿童文学将实现从文学理论到文本再到实践的授课层次。下文即逐一论述五个维度的教学内涵。

一、儿童文学文体

学习儿童文学，首要的教学目标是悉知不同的文体及其特征。儿童文学的文体分类十分多样，很多儿童文学教材以基本文体作为重要的章节划分形式。如方卫平、王昆建主编《儿童文学教程》（第3版）[1]、蒋风《新编儿童文学教程》[2]、黄云生主编《儿童文学教程》[3]、浦漫汀主编《儿童文学教程》[4]。儿童文学文体大致可以划分为纯文学类与非纯文学类。纯文学类包括儿歌、儿童诗、童话、寓言、儿童故事、儿童小说、儿童散文，这是了解儿童文学的最基础文体。非纯文学类包括儿童科学文艺、图画书、儿童戏剧文学、儿童影视文学，是文学与科学、绘画、舞台、荧屏的结合。不同文体的授课侧重不同。纯文学类文体包含韵文类、非韵文类、虚构类、非虚构类等多样。儿歌、儿童诗属于韵文类，儿歌应重点把握押韵、节拍、结构特点，儿童诗则需把握陈述性特质。虚构类中，童话应把握拟人体、超人体、常人体形象，寓言则偏重于寓于言的表达方式。把握儿童故事的方法是请学生讲故事，儿童小说则显然是最为成熟的儿童文学创作，讲述方法上，要偏重作家创作动机与文学创作背景等问题。非纯文学类文体则需要更多的多媒形式支持。讲述儿童科学文艺，可以请学生分析文本的科学与文艺元素。图画书可由教师朗读图画书文字部分，由学生摹状绘图，然后再与原图对比。至于儿童戏剧影视文学，排演相应的剧目，以直观形式进入该种文体，则为必须。

二、儿童文学史

在文体学习的过程中，文学史的介绍成为穿插其中的重要内容。显然，这是一种以文体为架构以文学史为补充的讲述体例。儿童文学区别于国别文学史，实际包含了中国儿童文学和全部的外国儿童文学，提纲挈领地传播儿童文学史，成为儿童文学课堂的第二个维度。讲述文学史，应注意儿童文学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路径。需要向学生强调两点，一是自发成为儿童文学的古代文学作品，二是民间文学创作。儿童文学是现代以降建构而出的学科体系，授课中，应重点强调，自发到自觉的发展流变过程。在具体操作层面，儿童文学史的讲述以文体为轴心，每讲一种文体，则引入相关的文学史介绍。儿童小说、童话、寓言、儿童诗将介绍得较为全面，其他文体则相对弱化。在国别上，应以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为中心。这不仅源于对中国文学本身的重视，更源于中国儿童文学是母语写作的文学。一些儿童文学教程设有专章讨论文学史，如黄云生主编的《儿童文学教程》［3］，如浦漫汀主编的《儿童文学教程》［4］，一些儿童文学教程则仅做必要的引述，如方卫平、王昆建主编的《儿童文学教程》［1］。这就要求儿童文学教师参考更多儿童文学史著述，并推荐给学生。如王泉根《中国儿童文学概论》[5]及其所属的世界儿童文学研究丛书，如刘绪源《中国儿童文学史略（一九一六——一九七七）》[6]，如吴其南《中国童话发展史》[7]及其所属的风信子儿童文学理论文丛。如方卫平《中国儿童文学四十年》[8]、王泉根《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编年史》[9]，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学史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