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幸福论文范例

作者：李荣 张明聪 单位：空军空降兵学院

休闲文化兴起的经济诉求

生产与消费是一对相依相随的矛盾，共同构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离开谁都不可能完成经济发展的任务。在生产力不够发达时，生产占主体，生产什么就消费什么，消费并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卖方市场往往处于支配地位，只要有足够的市场份额和科学化管理，利润就会滚滚而来。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增强，两者的关系出现了很大的变化，由传统的生产—消费模式转向消费—生产的模式。在消费—生产的新模式中，产品非常丰富，消费选择表现很充分，人们想消费什么，社会就会生产什么。因此，消费处于经济发展的中心，生产活动必须依据消费需求来进行安排。买方处于支配地位，经济发展的目标、经济的变量关系、现代化指标体系、生产方式的变革、企业的经济行为都将紧紧围绕着客户消费需求为中心进行新的企业设计，以满足于个人和家庭的经济行为。

消费中心形成的过程中，也伴随着人们消费结构的变迁，人们从偏重物质消费慢慢向偏重精神消费转变。有人常说传统的“吃饭”，后来变成了“吃健康”，再后来发展成“吃文化”。“吃饭”意味着“吃”的主要目的是满足温饱“；吃健康”则说明“吃”不仅是为了填饱肚子，而且要“吃”出健康；而“吃文化”则偏重于精神需求“，吃”的境界一下子提高了许多。这个关于“吃”的变迁，形象地说明了消费结构的演变过程。这种变迁虽然不能说全部是现实，但却是一种大趋势，我们从日常生活中，很容易体会到这种发展趋势。中央电视台《生活》栏目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开展的“城市居民五年生活质量变化调查”表明，进入21世纪后，中国城市居民最向往的生活已从“经济富裕”转变为“身心幸福”，将更偏重“身体健康”，“心情舒畅”作为首选。人们的生活质量提高的需求，通过消费—生产模式，直接转化成了经济质量的进步。消费结构的变迁，其实也意味着经济结构的变迁。消费需求的变化趋势就演变为经济的发展趋势。人们把这种发展趋势称为休闲经济。

休闲文化兴起的理论诉求

从19世纪中叶开始，西方的哲学家就开始关注和研究休闲问题，并且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们普遍认识到休闲不仅事关个人的幸福和发展，而且事关到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仅关系到人的解放问题，而且关系到生产力的解放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地指出自由时间不仅是个人发展的重要条件，而且也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过渡到“自由王国”的根本条件，拉法格《悠闲的权利》直接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居于统治地位的劳动意识形态，为劳苦大众的悠闲权利辩护。罗素《悠闲颂》则指出“运用闲暇的能力是检验人类文明的最后手段”。凡勃伦在《有闲阶段论》系统地提出了休闲对于经济的影响，被认为是休闲学诞生的标志。至20世纪中叶，里斯曼《孤独的人群》和伯格《闲暇社会学》将休闲引入到了社会学范畴。约翰•赫伊津哈《游戏的人》从游戏的角度阐述了游戏的文化本质及对现代文明的意义，认为人只有在游戏中才最自由、最本真、最具有创造力。葛拉齐亚在《关于时间、工作与休闲》一书指出，休闲是一种难得的使人崇高与成功的理想状态，人应该在休闲中实现工作的目的。查理斯•布莱特比尔出版了《休闲的挑战》和《以休闲为中心的教育》两本书，书中对休闲之于人类价值、情感以及知识结构等方面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现代教育应以休闲为中心的理念。进入20世纪七八十年代，休闲研究进入世界范围，1970年联合国通过了著名的《休闲宪章》，并且从1988年开始，世界休闲代表大会定期举行。

中国休闲学术研究起步相当晚，1994年于光远院士才开始组织专家学者开始从事休闲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和著作，拉开了中国休闲学术研究的序幕。影响比较大的有于光远著的《论普遍有闲的社会》，作者在书中深刻地论述了休闲与社会进步的关系，认为休闲是生产力发展的目标和动力之一，闲暇时间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和一种尺度。陈鲁直著的《民闲论》，从“闲”和“劳”的基本关系入手，紧紧围绕“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思想，深刻地阐述了休闲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作者直接考察马克思主义原著，得出了不少新观点。作者认为在竞争激烈的当今社会，人们应该勇敢地休闲，真心地感悟生活的美好，自觉地减少物欲，提升自己的境界，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马惠娣、张景安主编的《中国公众休闲状况调查》，该书凝聚数十位学者近三年的调查成果，比较全面地展示了整个国家目前的休闲状况。通过分析，作者认为应加强“以闲暇时间形态存在的社会资源”的开发，应该加强国民的休闲生活教育，建立起科学、健康、文明的休闲生活方式。马惠娣著的《走向人文关怀的休闲经济》，该书从人文学科的角度观察未来经济的发展趋势，认为休闲经济将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文化资本将和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一起，共同构建经济，休闲经济将更加明显的体现“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刘海春著的《生命与休闲教育》，该书从生命本体论的角度，对休闲教育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考察。四、休闲文化兴起的文化诉求就世界范围来说，对人们影响最大的文化思潮是消费主义文化。人们消费所追求的，不是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而是它们的符号象征意义。消费主义文化的关键是消费失去了理性成分，消费主体失去了作为主体的主体地位，看似拥有丰富的消费选择权，其实是失去自由的被选择。在这里把自由时间等同于无度的消费，似乎人在消费中完成了自我实现。人们欲望的无限膨胀和对消费的无节制追求，休闲被扭曲为对感官的满足，背离了人的真正本性。

一、思想政治教育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

在人对物质世界进行过度掠夺的同时，人的物质欲望却无法得到满足，人在追逐物质利益的同时，精神世界却更加空虚和萎靡，所以，人在满足自身物质需要的同时，也导致了其自身的异化。因此，自从20世纪初期以来，人类对行为的反思逐渐增多。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呼声更加强烈。生态文明的理论和概念也就应运而生。生态文明，是当今人类对传统工业文明进行理性反思的产物，因为“对自然的内在复杂性的过低估计和对人类的认识和控制能力的过高估计，使得传统工业文明对自然的控制和征服过程，变成了对文明的根基——自然——的掠夺和破坏的过程，变成了对人类的生存环境和自己家园的毁灭过程。因此，人类必须告别传统的工业文明，构建新的生态文明。”在这个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塑造人、影响人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承担着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对生态文明观的培养。生态文明建设首先要完成是观念的转变。观念的形成既是实践获的理论抽象，更是教育的结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首先要塑造生态文明观。生态文明观包括，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地球是我们和子孙后代唯一的家园；人类是自然生命系统的一部分，不能独立于复杂的生态网络之外；人与自然的关系制约着人与人的关系，调整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调整人与社会的关系；人类以文化的方式存在，所有先进文化都是生存于自然中的文化，生存于自然中的文化不能反自然；地球的自然是有限的，即使是科学技术也不具备无限改造自然的能力；环境的权利和义务必须统一，对环境的开发必须承担对环境的修复相平衡；自由是对自然法则的遵从，受自然法则的约束。总之，人类要认识到人是自然的中心，但不是自然的主宰。思想政治教育要通过教育实践活动在受教育者中宣传和传播生态文明观，传播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传播环境危机意识等，通过宣传活动逐渐形成人们的生态文明观，从而自觉养成生态文明的行为，自觉维护生态平衡，自觉维护生态文明。只有在全体国民都树立了生态文明理念的基础上才能够形成维护生态文明的合力。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对文明消费行为的引导。文明消费是指能够合理利用自然的赋予、有节制地使用自然提供的物质以满足人的正常需要的消费行为。不文明的消费是指过度消费、炫耀式消费和符号性消费，等等。当前，在消费的过程中，已经出现了以过度性消费为主要特征的消费异化，也就是说，消费不以满足人的合理需要为目的，而是以满足人的畸形消费心理、错误的消费取向为目的。在异化了的消费行为中，自然资源被过度开发，自然资源被过度浪费，人的劳动也被过度消耗。据统计，中国人用来购买奢侈品的数量和花费的资金已经超过日本，排名全球第一，成为全球奢侈品需求大国。奢侈品消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人的消费文化。其他的过度消费行为包括过度包装、严重产能过剩、餐饮浪费等行为。这些消费行为既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人们消费心理不成熟、社会文明程度滞后的表现。过度消费是对资源的巨大浪费，是对资源的无情掠夺，是对人类自身生存环境的巨大破坏，因此，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人们养成文明消费的习惯。思想政治教育可以通过世界观、人生观的教育使人们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和幸福观，引领社会文明消费、合理消费。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对生态文明理论的研究和挖掘。生态文明建设是对现实环境的回应，更需要理论的支撑，需要理论体系的构建。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是要在思想上和观念上处理和理解自然和人类的关系，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角度来制订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这都需要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一是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深入研究和探索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从而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较早地注意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带来的环境和资源问题。马克思早就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马克思在这里指出了人与自然的不同，也指出了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要生存就要通过人类的劳动与自然实现物质的交换，从而保证人的繁衍和生存。但是，人对自然的无限制的开发和对自然的掠夺造成了自然界的危机以及现代人类的生存危机。恩格斯也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了人类无视自然界的规律盲目开发和掠夺所带来的后果。他说：“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人与自然对立状态的途径归根结底取决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重新塑造。只有在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完全的变革，破除了资本的强制和垄断之后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共生。二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也形成了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比如，提出的节约能源、改善环境的思想；邓小平提出的转变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思想；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以及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新一届领导人提出的建设“美丽中国”、“美丽家园”的思想，这些都为生态文明建设及生态文明教育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想支撑。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也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明的思想。儒家文化的中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万物一体”的思想、“仁”的思想等都蕴含着丰富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思想政治教育可以通过深入思考和挖掘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生态文明的思想、中国共产党人的生态文明思想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理论依据。

二、生态文明建设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与转变

综上所述，思想政治教育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承担着新的社会责任，因此，为适应生态文明建设的任务，思想政治教育也要进行调整和创新。

一、平面广告设计对传统民间工艺美术传承的逻辑必然

民间工艺美术源远流长，具有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蕴含着最丰富历史文化内涵，其民族地域特征最鲜明，其民族文化表征最显著。民间工艺美术来源于群众，具有广泛的识别性和鲜明的个性。平面广告设计作为现代艺术的一种形式，无时无刻不在受着民间工艺美术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往往是被动、自发的，而不是主动、自觉的。这种被动与自发性主要体现在：或仅是平面广告设计个案中采取或选取了民间工艺美术的某一种形式，或在平面广告设计个案中受民族文化、民族美术的影响而潜意识地体现一些民族文化、民族美术的特征。事实上，作为现代艺术的特殊表现形式，平面广告设计的一条最基本原则——易读性，即能准确传达信息，让受众清晰理解广告所表达的意思。把民间工艺美术的思维、理念、特殊表现手法、表现形式、造型特征运用在平面广告设计中，更有利于为群众与广告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从而更有效地形成广告效应。尤其是品牌推广本身必须具有入乡随俗的特点，民间工艺美术为品牌推广的平面广告设计地域化、特色化提供了依据。平面广告设计要走出一条“民族个性”的道路，就必须根植于民族文化土壤中，并进行具有创造性的转化。

二、郴州民间工艺美术及对平面广告设计的启示

（一）郴州民间工艺美术郴州民间工艺美术，是郴州当地文化与中原文化、客家文化与岭南文化的相互融合的独特产物，是中国民间工艺美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艺术思维、艺术理念、艺术特征、艺术形式等方面具有鲜明的个性。但是在长期的实践中，郴州民间工艺美术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传承和运用。在分析整理郴州民间工艺美术的基础上，充分挖掘郴州民间工艺美术的积极因素，并创造性地应用于平面广告设计和平面广告设计教学中，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探索，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郴州民间工艺美术是湘南民间工艺美术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目前，专家学者们研究以郴州市民间工艺美术为主要，然后辐射整个永州市和衡阳市，即湘南地区。其研究主要从湘南古民居、湘南民间工艺美术、湘南民间石雕、湘南民间木雕等几个方面，对民间工艺美术进行了归类、分析和整理。依据研究角度的不同，对有关湘南民间工艺美术研究著作的代表作进行简要概括：（1）具有地方特色的湘南古民居著作，如唐凤鸣著《湘南民居研究》、范迎春著《湘南宗祠——建筑及装饰艺术研究》、王铁著《2012中国高等教育设计专业名校实验教学课题：湘南民居印象》等。（2）有关湘南民间工艺美术的课题与论文，如陆岚的湖南省社科基金课题《湘南民间工艺美术资源的挖掘利用与理论研究》、论文《浅析蓝印花布的色彩观》等。（3）湘南民间石雕的研究课题和论文，如何次贤的课题《湘南民间石雕的人文内涵、艺术价值及其保护与利用研究》、论文《湘南民间石雕艺术的文化寻绎》《从湘南民间石雕艺术看中国民间文化的崇德立德意蕴》等。（4）湘南民间木雕的研究论文，李曦《湘南民间家具的装饰特征研究》《湘南古民居的木材选用与木雕装饰》《湘南古民居木雕艺术》等。以上这些课题、论文、著作主要从研究郴州民间工艺美术自身的特征入手，广泛收集郴州民间工艺美术的作品，阐述民间工艺美术的概念并将其分类，系统的分析其造型、色彩及美学特征，部分著作还进一步研究了民间工艺美术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

（二）郴州民间工艺美术对平面广告设计启示（艺术造型的直接借鉴）

1.为平面广告设计注入新的设计灵感。

传统民间工艺美术是现代设计的土壤并影响其的发展，传统民间工艺美术来源于群众，并为群众所熟知，平面广告首先得被广大群众认识、认同并接受，因此将民间工艺美术引入平面广告设计，既对民间工艺美术加以提炼与创新，又能让平面广告为人民群众所理解，从而引起情感上的共鸣，以达到广告宣传的目的。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先进的平面广告是国内学习和引进的主体，西方文化也在其中自然而然的传入，从而使中国传统文化面临严峻挑战，特别是民间工艺美术正面临消亡的边际，将其引入到平面广告设计中，既为中国平面广告设计注入新的设计灵感，又为民间工艺美术的继承和延续寻找到新途径。

摘要:商业保险的社会管理职能是在其基本职能的基础上派生出来的，对于商业保险的基本职能，主要体现在对各种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造成的损失进行分摊和补偿上，即分散风险和损失补偿。作为一种社会广泛运用的分散风险工具，商业保险一直在各行各业的飞速发展中保驾护航，扮演着“安全垫”、“协调员”等重要角色，发挥好保险的社会职能作用对整个国家的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主要以商业保险在部分行业中的实施和运用来体现其担负的社会管理职能。

关键词:商业保险;社会管理;保障

一、商业保险与社会管理职能的关系

商业保险，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等条件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①。本质是分散社会风险，组织经济补偿。社会管理职能是指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的一系列管理活动或过程。大量的事实和经验证明，商业保险发挥出来的社会管理职能是在其基本职能的基础上派生出来的，是发展到一定阶段对社会产生的正外部效应，对政府职能的实现起促进作用。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和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保险人在经营保险产品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这种“外溢效应”不断扩大，并形成一定规模从而发挥显著效果。

二、商业保险的社会管理职能

商业保险的经营涉及千家万户的利益，具有广泛的社会性，经营的好坏直接决定整个社会的稳定。在分散风险和组织经济补偿方面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完善的风险防控机制，能够很好地保障群众利益，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效率。

(一)社会风险管理

摘要：中国互联网经济飞速发展，旅游业正处于转型数字文旅的重要阶段。本文基于实证调查数据，以沙家浜风景区为例，研究发现官方账号宣传面窄、内容缺乏辨识度等问题，并提出红色旅游在新形势下的网络营销策略，传承红色传统，推动红色旅游的发展。

关键词：互联网+；红色旅游；网络营销

“互联网＋”，是已实现全网跨平台、用户、场景相结合的新经济形态。国家旅游局于2015年9月“旅游+互联网行动计划”，为旅游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疫情期间，以无接触服务为主的数字化生活方式逐渐普及，信息、资金、物流的渠道多元化，旅游产业应当抓紧转型升级的机遇，更好地融入到“互联网+”的时代浪潮中来。基于实证调查的“互联网+红色旅游”景区的实际应用及问题对策探讨仍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本文基于问卷调查和网络文本分析“互联网+红色旅游”景区现状以及对策研究，为业界日后红色旅游网络营销提供参考。

1文献综述

1.1“互联网+”。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新应用、新业态方兴未艾，互联网迎来了更加强劲的发展动能和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1]。在此背景下，旅游行业应当把握这一机遇，积极推动旅游行业与互联网深度融合，加速数字文旅高质量发展，实现旅游产业转型升级为现代服务业。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了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PDF）。报告称，截至2020年6月中国网民总数达到9.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67.0%。与此同时，互联网拓展了传统媒体的传播方式，深刻地变革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网络宣传内容和口碑对消费者的消费决策和消费行为影响越来越大。因此，旅游目的地网络营销尤其是新媒体营销策略应当给予重视。

1.2红色旅游。红色旅游是红色文化和旅游业结合的一种新型旅游形式，是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新形式，目前已成为我国旅游产业的一个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可以加深人们对共产党的理解，提高对党的认同[2]，而且，可以形成一定程度的国民幸福感认同，并强化国家、人们、道路的整体价值认同[3]。为充分利用红色资源、全面发扬红色传统，使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结合，因此努力做好红色旅游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宣传和推广具有重要意义。

1.3“互联网+红色旅游”。盛正发在研究红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中，曾提出红色旅游开发时，策划宣传力度不够；红色品牌产品特色不鲜明，优势不明显[4]。目前已有学者进行关于“互联网+”与产业融合的研究[5]，关于红色旅游资源创新传播研究[6]，以及新媒体营销推广策略[7]。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信息源的去中心化，游客获得目的地旅游信息变得更加容易。目前有学者通过SPSS软件对调研问卷进行研究，旅游消费者对于传播渠道的认知以及选择倾向于消费行为之间的关系[8]。还有人提出利用一站式旅游平台以及搜索引擎投放广告并结合虚拟现实技术还原历史场景，以吸引目标客户群体以及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其中[9]。然而，关于“互联网+红色旅游”在网络营销方面的具体应用情况、旅游消费者反馈以及对应的策略较少，因此本文展开研究。

［摘要］休闲德育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不可忽视的新领域。当前，在德育回归生活世界的大趋势下，生活德育理论为休闲德育提供了理论资源。在生活德育视野下，应该针对休闲德育问题系统设计建构课堂教学、生活体验、环境熏陶“三位一体”的休闲德育模式。

［关键词］生活德育;休闲德育;三位一体

大学生活与中小学生活相比，存在更多的课余自由时间，即闲暇时间。闲暇作为特殊的时空存在，成为重要的德育资源。然而，当前大学生的休闲生活状况不容乐观。2016年，本项目团队对广东省5所高校大学生闲暇现状开展调研，发现大学生中存在一定程度的“休闲贫困”问题。具体表现为休闲异化(不懂休闲、不能休闲、不愿休闲)、休闲层次低(浅休闲、假休闲、逆休闲)、休闲伦理失谐(休闲与自身、他人、自然失谐)等，这些现象应引起我们的关注。“德育回归生活世界”作为德育现代转型的重要内容，使“生活德育”成为新的德育理论研究热点，也为大学生德育创新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因此，从生活德育角度探讨大学生休闲德育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生活德育理论为休闲德育提供理论资源

(一)何谓生活德育

不论是中小学，还是大学，德育与生活世界的脱离，导致德育中存在“三化”(政治化、专门化、知识化)问题，这是造成学校德育困境的主要原因。针对这一问题，近年来，生活德育理论被提出并受到普遍认同，成为当前德育理论和实践的一大热点。不论是美国杜威的“教育即生活”，还是我国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理念，都是提倡德育回归生活实践，倡导教育生活化的理论支撑。我国德育专家鲁洁教授较早呼吁德育回归生活。杜时忠教授在《论德育的走向》一文中提出现代德育“走向生活”的趋势。高德胜教授的著作《生活德育论》对生活德育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为大学生德育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他在《生活德育论》中指出，生活德育是一种新的德育范式，是对以往和现行的割裂、知性和技术化管理为特征的德育范式的转换和超越，生活德育的基本进路是“通过过‘有道德的生活’来学习道德”。［1］74生活德育观指导下的学校德育，应该是通过学校的整体生活进行的、对学校所有成员都起作用的、提升人的精神追求的教育活动。［1］89

(二)何谓休闲德育

一、西方经济学应培养学生的理性思考能力

从教育功能来说，西方经济学教学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在学生增长自身能力上给予更多的帮助，帮助他们学会用理性思维来对待生活和工作，利用经济学这门科学获得有价值的人生。作家萧伯纳曾说过“：经济学是一门使人幸福的艺术。”十八世纪的欧洲形式教育论也认为，教学的任务主要不在于给学生多少知识，应该主要培养学生的能力，特别是所谓悟性或理解能力和思维能力。凯恩斯曾指出：“经济学是一种方法，是一种帮助拥有它的人得出正确结论的思维技巧。”观察西方经济学的学科特性，笔者认为是“理性思维”，而经济学这门学科就是研究人在理性状况下如何选择的科学。因此，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师应通过对学生进行理性思维训练来培养正确思考的能力。

二、西方经济学应培养学生能力的内容

能力是完成一项目标或者任务所体现出来的素质。阿玛蒂亚森（1992年)认为能力是“一个人在不同的生活中间做出选择的自由”。“能力是指一种最基本的自由，即一个人所拥有的能够给他带来何种生活的选择范围。”(德热兹和森,1995年)景维民、周立群（2008年）认为经济学人才要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许成钢（2006年）认为一个好的经济学家至少应具备三方面的能力：观察能力、分析能力、创造能力。笔者在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认识到：在教给学生书本知识和研究方法的同时，更应该领悟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学习像经济学家一样去思考社会和选择人生，并从中受益。

（一）观察能力

观察能力是指在观察现实中发现问题、提出疑问的能力。从认识论的角度上来看，经济学理论是认识主体与客体相互之间的关系，并予以解释，力图不断接近客观现实的一种思维方式。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首先应该理解和掌握经济学理论，包括市场供求、生产者行为、消费者行为、政府行为、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等理论，建立起观察的坐标和基准，并以此来观察事物。其次，应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在讲授课程时，不能局限于讲解书本上的理论和方法，还要引导学生观察社会现象，并根据所学理论解释现实问题。这个教学过程实质上是应引导学生将经济学基本理论和知识内生化，培养学生对经济问题的直觉性思维。

（二）分析能力

一、导言：我与《江海学刊》的结缘

我是20世纪80年代初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学习的。在改革开放刚开始的年代，由于荒废了十几年时间，我进入大学后，读书的欲望十分强烈，总是希望能够找到更多的书来读，所以每个星期都会到上海的南京路及福州路的书店里淘书。我在上海上学7年，那种淘书之乐趣也保持了7年。直到现在，到书店淘书仍然是我最大的嗜好。但是，在那个时代，由于出版物少，即使有经济能力也是无书可买。所以，要满足自己读书的欲望，只好到学校的图书馆寻找。我算是十分幸运的，在那个找不到书的年代能够在华东师范大学上学。因为华东师范大学具有久远的历史，她是1954年由上海几所老牌大学合并组成，包括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华夏大学等。当时，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的图书收藏量是非常丰富的。所以，在上海读书7年的时间里，泡在图书馆里是我最幸福的时光。那时候，我只要不上课，图书馆开门，就会坐在图书馆固定的位子上。后来去多了，我也与图书馆的管理员结下友谊，他们有什么事情，我都会帮着做，成了当时图书馆的编外管理员。就当时来说，对此我也感觉到非常自豪。也正是这样，我与《江海学刊》结缘了。我最早是在图书馆期刊的过刊书架上看到《江海学刊》的，翻阅之后就觉得是一本可读的杂志，很有学术品位。所以，在上海读书的7年里，几乎每一期都会借来阅读，从中获得了许多知识。在此，我还得向《江海学刊》说一声感谢，感谢我在那个时代遇见了你。离开上海之后，在外工作及学习十几年，后来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做学术研究，论文写好之后投稿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大学期间读过的几本杂志，《江海学刊》自然是我的心爱之选。有一年单位年终总结，单位的领导就问我，你为何老是把文章投稿到这几本杂志去，我说我喜欢。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与《江海学刊》结下了不解的情缘，我与《江海学刊》的友谊也没有间断过。2018年6月初，战炤磊编辑告诉我，《江海学刊》要搞一个出版发行60周年的纪念活动，要我写一篇与《江海学刊》建立友谊的文章，我欣然答应。但是，接到任务之后，一直在琢磨到底写什么好，拿着这本杂志翻来覆去，最后眼睛一亮，终于找到本文的聚集点。《江海学刊》作为一本“关注学术前沿，倡导标新立异、引领学术争鸣”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性期刊，它是如何获得首届“国家期刊奖”的？《江海学刊》作为一本地方性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性期刊，如果没有特别的功夫，要在众多的期刊中脱颖而出并非易事。而这也许就是《江海学刊》60年来点点滴滴升华的结果。本文先是简单地从知网所统计的三本同类型学术刊物被引用最多的12篇论文来做一个比较分析，据此洞察《江海学刊》的实力所在，并由此引申出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公共理性的基本特性；然后在此基础上讨论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本质及内在价值；最后在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公共性的基础上讨论保证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得以发展与繁荣的条件及环境。

二、从三本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看学术刊物的公共理性

对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质量的评价，目前国内有各种各样的评价体系、评价机构及评价标准等。目前国内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评价指标有20种以上，其中影响因子、引用率等量化指标最为重要。黄颂杰教授也认为，学术期刊发文被引用量或引用率和被转载量或转载率这两个量化指标是学术期刊质量高低的主要评判标准，特别是被引用量或引用率更具有客观性，最为重要。《江海学刊》之所以能够在1000多种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中脱颖而出，获得首届“国家期刊奖”，肯定有其过人实力。本文从知网上简单地选取了3本有代表性的同类型的学术期刊：《江海学刊》《学术月刊》《社会科学战线》，每一种期刊选取被引用量最多的前12篇论文，并列出这12篇论文的下载量和下载量排序。通过对这些数据进行简单分析，看到了下面有趣的现象，并对此进行简要地分析解释，由此一叶知秋。首先，从三本杂志引用量最多的12篇论文的情况来看，《江海学刊》所刊出论文的最高引用量为1178，最低引用量为242；《学术月刊》所刊出论文的最高引用量为676，最低引用量为170；《社会科学战线》所刊出论文的最高引用量是394，最低引用量是160。从这些数据来看，《江海学刊》所刊出论文的最高引用量分别是《学术月刊》和《社会科学战线》所刊出论文的最高引用量的1.74倍和2.99倍；《江海学刊》第12篇论文的引用量分别是《学术月刊》和《社会科学战线》同样位置论文的引用量的1.42倍和1.51倍。尽管这种量化比较受采集数据量少的限制，存在某种程度上的不足，但同样不失一般性。由此可以容易地推导出，在整体上《江海学刊》所刊出论文的引用量要高于另外两本杂志，如果以所刊出论文的引用量为衡量学术期刊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志，那么《江海学刊》当然优于另外两本杂志。其次，从三本杂志引用量最多的12篇论文的下载量的情况来看，《江海学刊》所刊出论文的最高下载量是17533(1)（括号中的数字是三本杂志下载量的各自排序，下同），最低下载量是1499（174）；《学术月刊》所刊出论文的最高下载量是8292（2），最低下载量是692（1160）；《社会科学战线》所刊出论文的最高下载量是11206（1），最低下载量是835（726）。也就是说，《江海学刊》所刊出论文的最高下载量分别是《学术月刊》和《社会科学战线》所刊出论文的最高下载量的2.11倍和1.56倍；《江海学刊》的前12篇论文中的最低下载量分别是《学术月刊》和《社会科学战线》同样位置论文的1.42倍和1.51倍。论文下载量可以反映对社会重大问题的关注程度。上述比较意味着《江海学刊》所刊出论文所讨论的话题的社会关注程度远远高于《学术月刊》和《社会科学战线》。第三，对于三本学术期刊的质量比较，为何不选择通行的所刊出论文的被转载量或转载率，而是选择所刊出论文的引用量及下载量呢？因为论文的引用量和下载量比论文的转载量更具客观性，学术期刊所刊出论文的引用量和下载量是直接面向读者。只不过，学术期刊所刊出论文的引用量和下载量所面临的读者有所不同。论文引用量对应的读者更多的为专业性读者，由此显示出所刊论文的专业性，而论文下载量对应的读者是专业性读者与一般性读者之和，两者都是读者行为的直接结果，更具有客观性。而转载量往往会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如转载期刊篇幅、编辑人员能力及取向等限制），其评价客观性可能会降低。所以，黄颂杰教授认为，以转载量为评价标准，意味着凡是被转载的就是优，而未被转载的则是非优，这是一个未被验证的似是而非的虚假命题。本文基本上认同这种观点。第四，从上面所选择的36篇论文的主题来看，除了几位学术大家（如谭其骧、邓广铭、顾颉刚等）所讨论的论题较为小众化之外，所涉及的论题基本上都是现代社会生活中的重大课题（或既重大又热点），如城市化、农村、农民工、公共政策、金融危机、产业链、法治建设等，而这些论题又都是当前我们社会所面临的最为重大的公共问题。正如韩璞庚教授指出的那样，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就是多元性知识主体进行多元化异识整合的一个平台或者说学术交流的公域，同时也可以说是催生与促进公共理性的摇篮与温床。可以说，人文社会科学期刊通过一套严格的编辑程序，把当代最具学术性的论文汇集到这个平台上，同时通过这个平台把这些学术思想、知识和信息传播给社会。正是从这意义上说，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具有公共品的特性，它所形成的是每一个时代的公共理性。当然，这里所指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具有公共品的特性，不仅是指它在消费上具有完全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特征，更是指学术思想的创造或生产只能通过公共的方式来实现。与这类公共品所产生的效益相比，学术期刊出版发行所支付的成本及读者购买期刊所付出的成本完全可忽略不计。所以，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质量高低，既可以通过所刊出论文的引用量来衡量，也可以通过所刊出论文的下载量来反映。后者正是反映了学术期刊通过一套严格的编辑程序对现实生活中重大问题与热点问题所具有的公共性的理论回应。在这个意义上，上述的三本学术期刊相比较，《江海学刊》同样略胜一筹。而下一节对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本质特征和内在价值的讨论，则是对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所具有的公共理性特征的进一步展现与深化。

三、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本质特征和内在价值

学术期刊是刊登学术研究成果的载体，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是刊登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成果的载体。这是学术期刊的本质特征。从1665年法国的《学者杂志》问世开始，这一宗旨或本质特征从来就没有改变过，否则就不是学术期刊了。也就是说，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本质就是其学术性，其本质特征就是刊登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成果，离开了这种本质特征就不是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了。现在的问题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性是什么？其学术研究成果又是什么？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识别和评价其学术性及学术研究成果？一般来说，学术通常是指对存在物及其规律的学科化论证，是指知识的累积和系统专门化的学问。英文通常用Academia这个词来表示，并由此引申出学术是进行高等教育和研究的科学与文化群体，即学术界或学术机构。就此而言，学术的内涵应该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学术研究机构，二是学术，三是思想。所以，在古希腊Academia最早起源于一种地名，是一种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研究或荣誉会籍的机构，它是对专门化知识进行讨论与研究的场所。此涵义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本文的重点在于学术与思想的两个层面。在中国古代，学术的含义有分而治之，有合而为一。如有人把学术看作是治国之术，也有人把学术理解为影响人们生活的思想。所以，在中国的不同时期，有专注考据的汉代公羊学及专注义理的宋明理学。但实际上，学术与思想两者既相互联系，又可区分为不同的观念形态。就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而言，学术侧重于实然性，专注研究对象的事实性，即实际上如何，又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与存在。比如，表现为文献考证的学术形态，它所关注的是相关文献中文字中的文本含义和它的演变，文献自身的本来形态和它的变迁沿革等；而表现为社会现实的学术形态，更关注研究对象的现实状况，通过何种实证性的工具来把握等。所以，学术活动或学术研究的内在要求，就在于追求事实的完整性或充分性，否则无法形成专门化和科学化的知识，以此来帮助人类认识与把握外部世界的真实性。一般来说，思想就是学术研究所遵循的范式。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它强调的是价值取向与价值选择。它所关注的是世界为何如此，这种事件或这种现象为何会出现，其前后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因果关系，未来又会发生什么，等等。所以，思想更关注理论的分析和理论的解释，强调对事实所蕴含的因果关系的追溯与把握，强调理论上的自洽，追求观念形态上的系统性。所以，如果我们进入了某门学科的研究，就得遵照这门学科的范式来进行推理与演算，来寻找答案、解决问题或处理事情。也就是说，思想更强调研究对象的价值与意义，强调这些价值与意义对人类生存的影响等，并由此累积成系统性的知识或学科。不过，尽管学术与思想有观念形态上的分野，但学术所涉及的事实层面和思想所涉及的价值层面，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都是不可或缺的。也就是说，学术与思想可以在观念形态分开解释，但更多的是整合在一起的。因为，对于学术研究来说，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无论是考据还是实证，如果没有思想作为其内在的灵魂，那么史料与文献仅是一堆故纸，现实的数据与信息也只能是毫无关联、冰冷冷的数字。只有站在新的视角、用新的观念和新的范式，才能显示出这些材料和数据的内在逻辑及生命力。同时，任何思想都是建立在前人的思想基础上的，都与一定的文化积累和文化传承有关，都与现实生活的事实性有关，这些是思想创造的根基与前提。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中，学术与思想应该是合而为一的。可是，在中国现实的学术研究中，把学术与思想两者分离开、对立起来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从而使得不少学术研究成了相关从业者自娱自乐、博取名利的“学术工业”。比如，当前经济学的不少研究，把整个现实世界都数学化，从而使得现在经济学所面临的世界不是理性思维所发现的事物的秩序，而是研究者心灵构造的秩序或世界。当人类把自然和世界作为自己构造与控制的对象时，他实际上“在世界中失去了他的位置，或者更加确切地说，人类失去了他生活于其中，并作为思考对象的世界”，从而让世界也离人而去。所以，学术期刊有责任引导一个国家的学术研究，让一个国家的学术研究回归到它的本源，阻止自娱自乐、博取名利的“学术工业”。这也是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内在功能。俞伯灵研究员认为，一个国家或学术期刊的水平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这个国家或地区学术研究的水平，不同时期学术期刊的状况大体也可以反映出不同时期学术研究的状况。也就是说，对于学术研究而言，学术期刊既是一种筛选机制，也是一种评价机制和引导机制。这是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内在价值及基本功能。首先，在现代社会，学术研究成果不仅是个人能力的重要体现，也是大学、学术机构甚至各种事业单位，职称晋升、获得学位、学术成果考核、各种项目申报、奖项评价等的评判标准和依据。在这种过强激励机制的推动下，各种所谓的学术研究成果或学术论文蜂拥而出，泥沙齐下。所以，一本优秀的学术期刊或有价值的学术期刊，它就是一种筛选机制，把有价值的学术论文筛选出来，把那些不成熟及不良的论文剔除出去。而学术论文良好的筛选机制不仅在于编辑知识的专业性、广泛性，还需要给予编辑一个好的环境。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法律与经济学》杂志，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60年代初问世不久就能够刊出著名经济学家科斯后来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论文，就能够成为有学术影响力的名刊，就是与这样的学术论文筛选机制有关。其次，学术期刊也是一种学术研究成果的评价机制。学术期刊对学术研究成果的评价功能在当下的主流表现在于，学术研究成果的好坏、质量高低、能够获得多少奖励完全取决于学术论文所刊出的学术期刊的级别。比如，刊登在《自然》和《科学》等全球顶级杂志的学术研究成果一般都会被科研管理机构认定为顶级学术论文，而刊登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论文一般都会被认定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优秀成果。尽管这样的认定也存在不少缺陷，但不失一般性。因为，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没有找到一种比这更好、更科学的学术科研成果评价方式。所以，在这里，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建立起一套科学、客观、有效的学术研究成果的筛选机制和优秀学术期刊的评价机制。这对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更是十分重要的。第三，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引导机制，并不单单是指宣传引导、舆论引导、意识形态引导，还包括更重要的学术规范或学术范式的引导。也就是说，优秀的学术论文，必须建立在严密的学理及严格的学术规范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才让中国的学术研究走向成熟，并逐渐地走向国际化。

四、绝对保证期刊的公共品性质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繁荣与发展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