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教育论文范例

一、民族地区学前教育资源的问题

（一）学前教育管理有待加强

在民族地区，学前教育管理存在严重的问题，民办幼儿园和公办幼儿园都存在这样的问题。第一、学前儿童的安全问题存在一定的隐患，比如在学校的教室缺少灭火器，学生的饮水安全以及学生的校车安全等。第二、学前儿童的教学评价问题。在学前儿童的学习评价过程中，往往还存在以学生能回答几个问题，甚至出现学生的考试等现象和将学前教育小学化的局面。第三、教师流动频繁问题。在民族地区教师存在流动较多，由于教师待遇问题，使得“部分幼儿教师的流失。”

（二）学前教育经费严重缺乏

民族地区学前教育经费不足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在民族地区经济落后，少数民族多，人口素质有待提高以及传统的影响下，民族地区学前教育存在办学经费的不足，导致民办幼儿园和公办幼儿园都收费较高的局面。

（三）学前教育特色不足

民族地区学前教育需要彰显民族特色，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在现实的民族地区学前教育过程中，存在千篇一律的学前教育办学理念与办学模式，民族地区学前教育体现不出其民族特色。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现代化加快、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这在人类发展历程中实属罕见，也正是在这短短40年间，中国的美术教育得到快速发展。本文以“美术教育”为关键词搜索知网文献，进行计量可视化分析，对检索结果数据进行解读，通过从1980年至2019年，知网有关美术教育量，来审视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理论的发展，为做好美术教育理论工作理清思路。

关键词:改革开放；美术教育；发文量；发展趋势

美术教育，具有多重属性。从美术教育的对象来说，它可以指代高等学校美术教育、师范类美术教育、中小学美术教育、幼儿美术教育等；从美术专业教育的角度来说，它可以是专业的美术教育，如高等学校的美术类教育、美术类的师范学校教育等，此类美术教育专门培养面向非专业受众的美术教育工作者；也可指代非专业的美术教育，如义务教育阶段的美术学科教育、幼儿美术教育等，此类美术教育是以美术为基础、美育为目的的教育。本文主要论述义务教育阶段的美术教育。

1从1980年以来美术教育发文量和中国GDP来看美术教育理论的发展

以“美术教育”关键词搜索知网文献，进行计量可视化分析，对检索结果数据进行解读发现（见图1），从1980年到2018年之间的38年间，美术教育类论文发文量达到34979篇，可以具体分为四个十年的发展区间：1980年至1990年、1990年至2000年、2000年至2010年、2010年至2018年，这四个时间段对应该时间段内发文量的最高值，进行横向对比，发现两个特点，一个是发文量逐步增加，第二是发文量增长速度提升。同时参照中国经济社会大数据研究平台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图（图2），制作表1，发现美术教育论文发文量与GDP呈正相关态势。从纵向分析，特别是第四个时间段2010年至2018年，增幅明显，2017年达到峰值3000篇的发文量，而在国内生产总值GDP方面则在2018年达到900309亿元。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也体现在文化的繁荣发展。在2018年，关于美术教育的发文量相较2017年呈下降态势，我国美术教育理论已从讲究数量，发展到讲求质量的阶段。与早期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不同，在2010年以后，美术教育理论相关论文发文量增速放缓，这与严格的论文审查机制、杜绝学术腐败等一系列学术政策的严格执行相关，在另一方面，我国的美术教育理论趋向成熟，在某些领域上全球领先。

2从知网关于美术教育发文量组成分布来看美术教育理论发展

从组成分布来看（见图1），美术教育类论文分类达到40多种，其中数量最多的前六种，分别是美术教师、美术教学、美术教育、艺术教育、美术课程、美术课堂，这六种分类占据数量一半以上量。通过分析各类数据，发现美术教育类论文围绕三个中心：美术教师、美术课程、中小学生。以美术教师为中心的美术教育论文占比20%，以美术课程为中心的美术教育论文占比45%，以中小学生为中心的美术教育论文占比15%，其余20%的美术教育论文均从其他综合等角度来撰写。目前，从美术教育相关的论文发文量来看我国的美术教育理论，主要从美术教师和美术课程出发，即以美术教师和美术课程教学为主导的教育形式，而从学生为中心的角度看美术教育理论，则主要体现在心理学的认知领域上。

一、“儿童学”概念与学科建设

在《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的《前言》中，方卫平梳理了他与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的同事们就中国儿童学学科建设所做的工作:2007年启动了《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系列的编撰和出版工作，2008年在《浙江师范大学学报》推出“儿童学学科建设笔谈”，2011年11月开始与《中国社会科学报》合作开设“儿童文化研究”专栏，2013年儿童节前夕《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以《学者呼吁“使儿童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很有必要”》的专题采访文章。方卫平自言:“这几项工作，既是对浙江师范大学原有儿童文学与儿童文化研究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同时也是想通过这一研究传统的推进，来与国际范围内持续升温的儿童研究事业形成一种及时的呼应和对接。”这段话可以视为方卫平推动儿童学学科建设的动因。这些文字出版后不久的2013年11月初，方卫平又在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主持召开了“2013儿童学学科建设高峰论坛”，邀请全国儿童研究领域的学者与会，就儿童学的学科史与儿童史、新时期儿童学的学科定位、儿童学建构与重构的合理性、儿童学的可能图像等问题进行讨论。这次会议一方面谋划儿童学学科建设问题，另一方面也是试图整合全国儿童研究队伍的一次努力。相信这些年围绕儿童学学科建设问题的大讨论在中国儿童学发展史上，会留下值得记述的一页。作为在国内倡导儿童学学科重建的学者，方卫平认为，作为一门学科的儿童学本身有广狭之分，“广义的儿童学囊括一切以儿童及其生存要素为对象的研究，这个概念里的‘学’字，与英语的‘study’(即研究)形成直接的对应关系。所以，儿童学在当代英语世界最常见的对位词，便是childstudy。狭义的儿童学则是指在独立学科建设的语境下，儿童学学科的基础理论建设。”可见，方卫平并不是以克里斯曼paidology作为中文“儿童学”的对位词。这一界定是值得关注的。他在《前言》中还说:“正是考虑到当代儿童学学科建设本身对于传统儿童研究的独特意义，近年来，我个人特别关注从狭义的儿童学范畴来探讨目前的儿童学学科建设问题。这一点也体现在2012年的《中国儿童文化年度报告》工作中。在该年度报告的‘热点聚集’板块，专门设立了‘儿童学研究’的专栏，对2012年国内学术界围绕着儿童学学科基础理论展开的探讨进行梳理、呈现并评述。”(方卫平《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前言》，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方卫平所提到的“‘儿童学’研究”专栏是由郑素华撰写的。其实方卫平这篇《前言》也是聚焦于“‘儿童学’研究”的论文。郑素华在“‘儿童学’研究”的专栏发表了《2012年中国“儿童学”研究评述》(载《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对近几年“儿童学”大讨论产生的背景作了梳理，对“儿童学”的概念界定、儿童学的一般属性和学科定位、儿童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儿童学的研究方法和思路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对儿童学未来的发展趋势做了展望，系统地提出了自己对儿童学学科建设的认识。

儿童学学科建设的起点，当然是对“儿童学”概念给予清晰界定。值得注意的是，沈俊强在其《儿童学:一种可能的建构?》(载《中国儿童文化》第八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中审慎地透露出儿童学学科成为现实的种种困难。克里斯曼的paidology试图整合分散于各学科中的关于儿童的研究，使paidology成为全面研究儿童的科学。在其以德语写作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克里斯曼首次界定了儿童学的体系:1．过去的儿童;2．当今的儿童;3．儿童学中的实验室方法。这就暴露了克里斯曼儿童学概念的自然科学本质。在我看来，他的儿童学方法论太窄狭，当然难以整合分散于各学科中的关于儿童的研究。沈俊强指出:“儿童学最终在欧美国家还是未能成为一门综合儿童各门学科相关知识为一体的独立学科，其根本原因在于它缺乏严谨规范的方法论、学科范围界定不清、缺乏具有统摄性的理论。虽然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儿童学仍不是一个具有明确内涵与外延的概念，它仍然只是一个‘儿童研究’(ChildStudy)的替代词，作为一门学科，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儿童学是继续作为‘儿童研究’的代名词，还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这是儿童学进一步发展必须解答的问题。”“关于儿童学是儿童研究，还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的认识仍然还在探讨阶段。儿童社会学、儿童文化学、儿童生态学、儿童史等研究成果的总和，若然就可称之为儿童学，那其实就是可以直接丢弃Paidology这个术语了，直接采用ChildStudy或ChildDevelopment。”(沈俊强《儿童学:一种可能的建构?》，载《中国儿童文化》第八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读到这里，读者可以看出，沈俊强是主张丢掉克里斯曼的Paidology这个概念的。我赞同沈俊强的观点。因为克里斯曼对作为学科的paidology的界定，根本无法实现儿童学作为学科而独立存在的使命。对儿童的“科学”研究是具体的局部的研究，一旦离开其所属的相应学科的支撑，这种研究就寸步难行。这就意味着，如果儿童学志在形成纯粹的科学，那么它要么空无一物，要么把具有各自独立形态的科学(如生理学、心理学、医学等学科)生硬地聚拢在一起，但这种聚拢不是逻辑的、自然的，而是人为的。克里斯曼意义上的儿童学在历史上的没落，有其自身的重要原因。那么，可不可以建设一门儿童学?或者是否可能有一门儿童学的学科?在《儿童学的回顾与前瞻》(载《中国儿童文化》第八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中，我认为克里斯曼“试图建设一个有严格的内涵与外延的儿童学学科是困难的。儿童学的学科边界不是清晰的，而是模糊的。儿童学的学科体系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如果我们抛弃克里斯曼对儿童学的那些界定，那么，一门新的儿童学是可能诞生的。“现在看来，儿童学宜分狭义与广义两种。狭义的儿童学即童年(或儿童)哲学。广义的儿童学即与童年研究相关的一切学问，包括从不同维度以儿童或儿童世界若干方面为研究对象的问题群、学科群的集合。”这些看法与沈俊强的说法是容易形成共鸣的。不过，郑素华在《2012年中国“儿童学”研究评述》(载《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中对我的看法提出了质疑:“一些论者把‘儿童学’界定为童年或儿童哲学，这一狭义的概念为儿童学划定了一个具体的范围。但是儿童哲学却并非就是儿童学，至少不是克里斯曼所设想的儿童学，其似乎也不足以视为儿童学的独特性特征。”针对这一质疑，有必要做一点点解释:我的这种想法是在抛弃克里斯曼“试图建设一个有严格的内涵与外延的儿童学学科”的想法为前提的，当然不同于克里斯曼所设想的儿童学;狭义的儿童学，即童年或儿童哲学，为儿童学划定的范围不是具体的，它是一个模糊的范围，这个范围是以作为研究对象的儿童为圆心，以哲学方法探讨儿童问题时需要走多远就可以走多远为半径。为什么要用儿童哲学作为狭义的儿童学?这是因为儿童学可能还包括儿童心理学、儿童社会学、儿童生态学、儿童史学……这些学科都是研究儿童的，但是，它们的基础理论和方法论由于是它们的母学科所提供的，因而是有所区别的。例如，儿童心理学是研究儿童的，所以可以被儿童学所容括，但事实上，儿童心理学与其说属于儿童学，还不如说它更属于心理学学科，它的基本概念、基本命题、基本原理和方法论都是属于心理学学科的。同样，儿童史学属于历史学，它的基本概念、基本命题、基本原理和方法论都是属于历史学学科的，例如《儿童世纪》这本书是一位历史学家所撰写的历史学专著，并对历史学研究的学科进展有重要贡献，当然，由于它研究的是儿童，也可以属于儿童学。

……这些学科相互间往往是封闭的，但由于研究对象是围绕儿童的某一侧面或某一问题，于是儿童成为它们相互联系的纽带。我们将它们整合在一起，同时又将它们与儿童哲学整合在一起，便是广义的儿童学学科。狭义的儿童学与广义的儿童学具有怎样的关系?皮亚杰曾经将学术研究分为哲学和科学，哲学是对整体的形而上的研究，而科学是对局部的具体的研究。这刚好可以解释将儿童学分为广狭两部分。方卫平也将儿童学本身分为广狭两部分。广义的儿童学囊括一切以儿童及其生存要素为对象的研究，而狭义的儿童学则是指在独立学科建设的语境下，儿童学学科的基础理论建设(方卫平《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前言》，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这一界定遇到的难题是，狭义的儿童学在独立学科建设的语境下，儿童学学科的基础理论建设的内涵与外延应当如何界定。不过，这让我想到作为学科的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有一个庞大的学科群，但同时还有自然科学总论，这个自然科学总论如果往形而上学迈一步，便与自然哲学融在一起。方卫平的“儿童学”学科模型类似于“自然科学”学科。我的儿童学学科模型遵循的是哲学与科学的辩证关系。我的广狭两分法与方卫平的两分法是可以会通的。当然，儿童学学科在这种两分法基础上，又可以分为三部分，分别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相对应。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小林登试图建设“儿童科学”体系，这个“儿童科学”只可能是学科群，是从不同维度以儿童或儿童世界若干方面为研究对象的问题群、学科群的集合，却不可能形成一个作为独立学科的儿童科学。在儿童学学科建设的讨论中，也有学者试图论证童年学学科创建的可能性。“与倡导儿童学的旨趣有别，一些学者基于当代童年研究的进展、童年现实的复杂性，而提出一门以童年为研究对象、专门研究童年问题的学科即童年学创建的可能性。尽管‘命名’不同，意蕴有所侧重，但涉及到议题却有诸多交叉之处。这样的探讨，如果理论层面上继续深入的话，或会与儿童学形成良性的竞争性互动。”(郑素华《2012年中国“儿童学”研究评述》，载《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读者也许要问:儿童学以外还有童年学吗?或者童年学以外还有儿童学吗?在我看来，儿童学与童年学是辩证统一的。儿童在其年龄维度上就是童年。通过研究童年我们了解儿童，通过研究儿童我们了解童年。童年是儿童和成人的童年，儿童是在童年这个年龄维度上的现实形态。不可能存在分别独立的儿童学和童年学。它们其实是一个学科，因而不可能形成竞争关系。古诗云:“横看成岭侧成峰”，童年学与儿童学的关系就是这里的岭峰关系，乍看不同，其实为一。克里斯曼的儿童学曾经传遍欧美乃至全世界。然而，“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究其原因，是由于paidology的学科定位存在问题。不过，儿童研究并未因此而中断。20世纪出现了皮亚杰等著名的儿童研究者，许多学科都对童年有过出色的研究。今天我们讨论儿童学是否可作为一个学科来建设的问题，其实就是研究儿童学学科所具有的可能范式，为儿童学学科发展建构一个库恩式“范式”，寻找学科的共同话题、基本规范和基本共识，呼朋引伴，凝聚队伍，建设学术共同体，为进一步拓展儿童学学科的发展空间以及寻找儿童学大发展的可能性而努力。

二、儿童研究与教育学的关系

儿童研究与教育学具有密切的关系。儿童的“发现”导致了教育学现代体系的诞生，便是历史给出的证明。沈俊强在《儿童学:一种可能的建构?》(载《中国儿童文化》第八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的第二部分，以“儿童学与教育学”为标题，专门探讨儿童学产生的时代背景。他写道:“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地区的儿童教育有了一个新图景。生理学、心理学、实验教育学的发展，促成了儿童研究的深入;伴随着欧洲大陆的新教育运动与美国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儿童中心论开始流行，根本性地改变了人们对儿童教育的传统看法。儿童学在这样的时代中被提出，表明人们有为儿童研究创立专门的知识体系的强烈愿望。”可以看出，沈俊强将儿童学产生的背景主要归因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儿童教育的大繁荣，或者说，在他看来，儿童学产生于教育学大发展这一时代背景中。他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儿童为研究对象的儿童学(paidology)从诞生之日起，就与教育学(pedagogy)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一结论是符合史实的。应当强调的是，美欧的儿童研究运动对于教育学“儿童中心”观念的壮大立下汗马功劳。霍尔于1891年创建《教育学园地》(Pedagog-icalSeminary)季刊，集中发表儿童研究的相关文章。值得注意的是，集中发表儿童研究的相关研究成果的这家期刊是教育学杂志。由此可窥见，当时的儿童研究与教育学的亲密关系。霍尔一定是洞见了这一亲密关系，所以便用教育学刊物发表儿童研究的相关成果。事实正是如此。早在1882年，霍尔在全国教育协会发表演讲，提议把儿童研究作为教育学的核心。他说:“儿童研究应该成为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和教学顺序的基础。”(DorothyRoss．G．StanlelyHall:thePsychol-ogistasProphet．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72，126．转引自郭法奇《欧美儿童运动研究运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1884年，霍尔建议全国教育协会在其内部成立科学的教育学委员会。

教育协会接受了建议，并号召教育工作者以儿童研究为核心建设科学的教育学，从而使儿童研究成为教育工作者的一部分。克里斯曼于1893年在《教育学园地》季刊上发表《儿童的倾听》(TheHearingofChildren)一文，首次提出儿童学(paidology)这一概念;1894年在《论坛》(TheForum)第二期上，发表《儿童研究:一个新的教育部门》的文章，详细阐述创建儿童学系的想法(郑素华《2012年中国“儿童学”研究评述》，载《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赵霞《儿童学:学科体系及其当代建构》，载《中国儿童文化》第八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克里斯曼在教育学杂志提出“儿童学”概念，又将儿童研究视为“新的教育部门”，由此可见“儿童学”甫一出世便与教育学结下不解之缘。儿童研究为教育学的创新和提升功不可没。沈俊强写道:“总体上说，随着儿童研究的深入开展，现代社会确立起来的儿童利益至上、尊重儿童、保护儿童、给儿童以参与权、倾听儿童的声音等养育原则已成为儿童教育的基本共识，它也是教育学的基本理论创新的背景性原则。”这种看法恰好印证了1918年霍尔在全美教育协会所做演讲中的说法，这个演讲是为了纪念全美教育协会儿童研究部成立25周年。霍尔说:“对童年的研究通常被认为是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因为在此之前，是儿童适应学校，而现在，整个教育体系都要根据儿童的需要与天性来建立。”(霍尔《儿童研究纵览》，载郭法奇《欧美儿童运动研究运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这段话很好地表达了儿童研究的教育学意义。事实上，在这次儿童研究运动以前，夸美纽斯，尤其是卢梭及其以后的裴斯泰洛齐、福禄贝尔、帕克等人，已经在观念或哲学上建设儿童中心主义的教育，裴斯泰洛齐、福禄贝尔、帕克等人还将这种观念作为自己所创立学校的理论基础，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在学校或幼儿园开展过“哥白尼式革命”。不过，杜威在《学校与社会》中倡导学校应当产生由教师中心或教材中心转变为儿童中心的哥白尼式革命，确实是发生于此次儿童研究运动中的。夸美纽斯，尤其是卢梭以后儿童观和教育观的革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西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所推进的人的自我发现和人的自然天性、自然权利的解放这一宏大的历史背景。有了这个背景，就不可能不“发现”儿童;“发现”儿童后，就必然产生教育学和教育的哥白尼式革命。这是时代精神使然，卢梭等人则是时代精神的体现者，———时势造英雄，此之谓也!在时代精神所营造的春天里，儿童研究成为“运动”，形成热潮，也是历史使然和逻辑必然。儿童研究运动使启蒙运动以来“儿童发现”的哲学衍生出各门科学的丛林，大大刺激了教育学、教育制度、教育实践的现代转型。

摘要：近几年专业学位教育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培养体系日趋成熟。值得重视的是数学学科教学硕士学位论文写作质量的提升面临着许多挑战和问题。文章从学生培养模式、课程设置、导师队伍建设等方面对论文写作过程管理和评价体系进行了分析，对学位论文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教育硕士论文；写作质量；保障体系构建

一、引言

1997年，我国开始设置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距今已经有22年的历史。而教育硕士培养质量主要体现在其学位论文的质量上。作为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论文的写作是教育硕士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其创新能力的过程[1]。2014年，为了保证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公布了《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办法》《关于加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和监督体系建设的意见》和《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办法》等系列文件，将学位论文抽检结果作为一个重要的观测指标，建立研究生毕业前质量反馈和毕业后质量跟踪调查制度，加大对不合格学生的淘汰力度。因此，教育硕士学位论文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就成为教育硕士培养质量研究中重要的一部分。数学教育硕士的学位论文有其自身的特点：（1）选题应来源于基础教育发展、改革的实际问题，要有明确的数学职业背景和应用价值；（2）学位论文既有教育学科性质，又具备数学学科特点，对学生的文理综合能力要求较高；（3）相对于理论创新而言，数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对应用创新能力的要求更强。数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既有内容上的要求，也有形式上的要求：学位论文在内容上的要求，主要指学位论文主体的内容结构安排以及内容水平上的要求；学位论文在形式上的要求，主要包括学位论文的形式结构、排版格式、字数等[2]。而大多数数学教育硕士在本科期间主要学习的是纯数学知识，理科综合能力较强，对于数学教育中的教育学、心理学以及论文写作等一些文科能力的培养不够好，导致其学位论文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目前数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写作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1）内容假大空，不能脚踏实地，大量摘抄往届论文成果内容，没有自己的逻辑框架，表达混乱；（2）论文地基不稳，没有经过大量的文献阅读与整理，论文内容缺少数据支撑，论证乏力；（3）态度不端正，不能严格按照学位论文写作要求规范论文格式，各种图标、数据等使用不规范；（4）缺乏创新，不能与中小学数学教育与管理实际相联系，实用性及学术价值不高。基于上述分析，将目前数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以及如何有效保障数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的质量作为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开展研究工作，探讨数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问题，以使学位论文质量保障体系更具指导性和操作性，从而达到有效地提高学位论文质量的目的，为数学及其相关专业领域的教育硕士学位论文指导和质量保障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

二、文献综述

学位论文的质量作为反映教育硕士培养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已有许多专著或者文章对其进行了研究。刘良华教授[3]对教育硕士学位论文的写作过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如怎样选题、怎样做“文献研究”、怎样写“开题报告”、怎样做“历史研究”、怎样做“调查研究”、怎样做“实验研究”、怎样做“理论研究”等。张定强教授[4]通过对数学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写作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指出目前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并给出了相应的改革建议。王林全教授[5]针对数学教育硕士论文写作的保障机制，对如何指导数学教育硕士专业论文写作及答辩进行了分析与思考。卢锷教授对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学科教学·数学）研究生教育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学位论文等几个方面提出了建设性的看法。数学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是当今社会的需要，是数学教师自身再学习、再发展的需要，也是进一步提高全民数学素质的需要[6]。数学教育硕士的培养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学位论文的写作过程便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程：从选定研究领域，到认真查阅文献、收集相关资料撰写开题报告，再到利用各种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实际的研究，得出研究结果，最终形成完整的论文，这是大多数教育硕士学位论文写作之路。由此可见，要想形成数学教育硕士论文的保障体系，就要从论文写作的每个环节入手，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

三、构建数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质量保障体系的建议

构建依据：大学职能的践行

高校国防教育是国防教育与高等教育的结合体，具有两者的共同属性，不同于初等国防教育，其外在表现形式具有国防教育的一般特征和高文化的层次特征。鉴于此，高校国防教育的外延就应该包括高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高校国防教育课程建设、高校国防体育高水平运动队建设和高校国防教育社区建设。这四种高校国防教育实践构成了我国高校国防教育的主要内容，它们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不可分割。高校国防教育是一个有组织、有目的的行为系统，其发展动力来自于现代大学职能的践行。现代大学职能有一个历史演进的过程，历史表明，大学的培养人才、发展科学和社会服务三大职能的演进是大学适应社会的结果。大学三大职能在国防教育领域的践行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在人才培养上，高校通过国防教育应该提升大学生的国防素质，增强他们国防观念和意识、传授国防知识和提高国防技能。其次，在发展科学上，高校通过对国防教育研究领域理论体系、出现的新问题等进行研究，以形成新思想、新知识、新信息和新方法。最后，在社会服务上，高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一部分，高校要充分发挥师资等资源优势，为社区国防教育服务。因此，如何将高校国防教育所包含的学科建设、课程建设、高水平运动队建设和大学社区建设整合，是构建高校国防教育发展模式的关键。正是大学这三大职能在国防教育领域的践行，推动着高校国防教育的发展，它们是高校国防教育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构建高校国防教育模式的基本依据。

模式内容：“四位一体”

在充分认识高校国防教育的内涵、外延以及高校国防教育与大学职能关系的基础上，笔者构建了“教学、科研、训练、群体”四位一体高校国防教育发展模式。“四位一体”发展模式具体内容为：高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学科建设水平的高低是衡量大学科学研究水平、人才培养质量、社会服务水平的主要标志。学科是指在整个科学体系中学术相对独立，理论相对完整的科学分支，它既是学术分类的名称，又是教学科目设置的基础。它包含三个要素：一是构成科学学术体系的各个分支，二是在一定研究领域生成的专门知识，三是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专门的人员队伍和设施。国防教育学是研究国防领域里的教育现象，并揭示其本质和规律的理论知识体系。这一科学认识明确了国防教育属于教育学的范畴。国防教育学对国防教育规律的探索所产生的新知识，是国防教育学不同于其它学科的专门知识。从教育部体卫艺司国防教育办到省教育厅国防教育办，再到普通高校的武装部军事教研室，已经形成一个体系庞大的管理、教学和科研网络体系。可见，国防教育学已具备一门学科所必须的三个要素，具有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条件。何为学科建设呢？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来分析，对于一个研究领域，学科建设主要是通过理论体系的构建使其制度化，然后通过学科设置、学科建制等过程建立起该学科的训练制度与研究制度。

对于一个具体的学科或院、系而言，学科建设主要是指学科群的建设，即通过学科划分、学科设置、学科建制，从而使得一级学科下面的分支学科不断增多，建制不断扩大，研究的经费更加充足，对问题的认识进一步深入。而对一个学校而言，学科建设则主要涉及学位点设置，学科门类、学科结构与体系，交叉学科的形成等一系列更为宏观的问题，其目的在于形成一些有影响的学科群或一流学科，以此提升学校的学术声誉。高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是大学学术组织围绕“国防教育学”而进行的所有建设活动的总称。尤其是指设置专门的学术组织进行制度化的体育科学研究。高校国防教育课程建设。通过前面分析，学科建设是整个学校发展其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功能的龙头部分，只有通过学科建设才能增强学校的科研实力，才能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但学科建设是宏观层面的，学科建设一般体现在课程建设上。因此，课程建设是学校实现其教学与科研发展的核心。何谓课程？课程是指一定学科有目的的、有计划的教学进程。国防教育学课程是指以促进全体学生国防素质提升为目标，由学校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开展的教学活动的总和。高校国防教育课程建设涵盖了国防教育课程目标的确定、教材设计、课程实施、课程评价、师资建设、课程改革和研究等。其主体部分是教学，教学的完善与改进是课程建设的核心。

高校国防体育高水平运动队建设。高校国防体育是我国国防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高等教育中加强学生综合素质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加强当代大学生国防体育教育对培养未来国家合格的建设人才，塑造大学生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道德品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国防体育高水平运动队目前主要项目有定向越野运动和射击等，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的关键是训练机制和竞技机制的完善。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国防教育体系还不是十分完善，在开展大学生国防体育教育活动中存在着诸多问题亟需解决。高校国防教育社区建设。高校国防教育社区建设是国防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建设以学校学生、教职工为主体、周边居民参与的“校园———社区”一体化的国防教育体系。它能够将学生的课余国防教育活动、教职工的国防教育活动和周边居民的国防教育活动整合在一起。这一措施有利于大学国防教育资源的充分利用，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在充分整合大学国防教育工作中的教学、科研、训练、群体等工作的同时，将大学国防教育的外延一一涵盖，并将各项内容有机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

以上四个部分工作内容侧重点不同，学科建设以科研为重点，课程建设为教学为关键，高水平运动队建设以训练为基础，而社区国防教育建设则为群体为服务对象。它们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形成“教学、科研、训练、群体”四位一体模式。科研活动能促进国防教育教学和高水平运动队训练水平的提高，教师在科研活动中能接触并创造新思想、新知识和新信息，并在教学和训练活动中传播给学生，有助于改进和丰富教学和训练活动，提高教学和训练水平。国防教育教学和高水平运动队训练也可以促进科研发展，在教学和训练过程中能发现教学和训练内容、手段、方法、管理等一系列问题，科研活动可以围绕这些问题有的放矢地开展研究活动。有了以上科研、教学和训练的基础，高校就可以充分整合并利用相关资源为社区群体提供优质国防教育服务。#p#分页标题#e#

［摘要］提出新时期公安院校职业道德教育研究的重要性。通过对国内期刊文献的搜索，认为国内学者对警察职业道德教育有一定的关注，但就职业道德教育整个领域来看，涉及的研究成果较少。根据项目组的文献综述和资料收集，对新时期公安院校职业道德教育做了一些思考。

［关键词］新时期；公安院校；职业道德教育；思考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加强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建设。职业道德教育是警察道德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为警察职业道德教育开辟了广阔的语义空间，在社会问题冗繁杂糅与警察压力持续增强的语境下，意义非常重大[1]。公安院校承担着培养公安后备人才和培训在职民警的双重任务，对新时期公安院校职业道德教育的研究是公安院校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是培养合格预备警官，提高受训民警综合素质的重要举措[2]。笔者2022年2月24日通过CNKI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对题名“警察职业道德教育”的文献进行检索，检索到相关论文35篇。时间分布情况见表1（P1表示警察职业道德教育论文数；P2表示职业道德教育论文数；R表示警察职业道德教育论文数与职业道德教育论文数百分比），数据不一定完全精准，但具有参考意义。从国内期刊文献的搜索情况来看，国内学者对警察职业道德教育有一定的关注，但就职业道德教育整个领域来看，涉及的研究成果较少。

二、对新时期公安院校职业道德教育的若干思考

根据笔者“新时期公安院校职业道德教育中的心态调整策略研究”项目组的前期文献综述和资料收集，在此对新时期公安院校职业道德教育做如下思考。

（一）发挥学管干部在职业道德教育中的引导作用

本文作者：肖来付 单位：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近十年来高职院校通识教育研究的定量分析

目前高职通识教育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对以“通识教育”为主题检索出的结果进行比较，研究高职通识教育的论文数量仅占全部通识教育研究论文总数的4．8%。实际上，高职院校的通识教育研究不论是论文、论著的研究数量，还是研究人员的数量及构成，与普通本科院校通识教育研究相比，还是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与目前高职院校已经占据国内高等教育半壁江山的实际地位是极不相称的②。如果说CNKI的文献可以反映高职通识教育研究的广度，那么，硕博学位论文则能够反映高职通识教育研究的深度。选取“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包括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增刊)，以“通识教育”为主题进行检索，共得到835条结果;若以“通识教育”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可得258条结果;而以“通识教育”为题名加以检索，则得到118条结果。若再以“高职”+“通识教育”为主题，在上述数据库检索，则得结果46条，去除与高职通识教育不相关的文献后，其中有效结果为10条。若以“高职”+“通识教育”为题名再次在以上检索结果中进行检索，则只有3条有效的相关研究文献，分别为“高职院校加强通识教育研究”(刘秀波，2006)、“高职通识教育的可行性研究”(吴地花，2007)、“通识教育视阈下的高职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研究”(吴继红，2009)。在研究通识教育的硕博论文中，以“通识教育”为主题进行比较，研究高职通识教育的论文仅为全部论文数的5．5%，若以“通识教育”为题名进行比较，所占的比例仅为总数的2．5%。可见，目前对普通本科院校通识教育进行研究的硕博论文占了绝大多数，而真正对高职通识教育展开深入专题研究的硕博论文目前尚不多见，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高职院校虽然已占高等教育“半壁江山”，但却并未真正地进入公众视线的尴尬现实境遇。

近十年来高职院校通识教育研究的定性分析

建国后，受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的体制和苏联的影响，在“一面倒”向社会主义阵营的形势下，我国大学也以当时苏联老大哥专业教育模式为模板，大多是以专业教育来培养当时各行各业所急需的专业技术人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上个世纪就提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改革开放后，我国教育学者逐渐开始重视和研究通识教育理论。通识教育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文献考究法、调查研究法和比较分析法。虽然运用调查法、比较法的研究文章也在增加(尤其是在介绍外国著名高校的通识教育以及我国部分高校通识教育的实践做法)，不过，由于需要进行大量的资料检索、梳理与挖掘，目前学者多采用文献法进行研究。因此，通识教育的研究论文中，虽然也有一定数量的定量研究，但是多数仍为定性研究。同时，我国通识教育实践存在着教育目标不够明确、课程设置不够合理、课程体系较为分散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是由缺乏科学的通识教育理论的指导所致。当前，能够查找到的最早的通识教育相关文章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陈卫平等人的《香港中文大学的通识教育及启示》一文。上世纪末，当时的国务院做出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通识教育或者说素质教育，随之在国内的各大高校加以推行。在通识教育的研究人员与队伍中，有一些著名的教育家、学者(如杨叔子、胡显章、王义遒、季羡林、顾明远等)，而自90年代以来，通识教育的研究群体主要是各高校的专职研究与管理者(如潘懋元、李曼丽、乐毅、张慧洁、檀钊等)、教育界的理论工作者(刘曙雄、甘阳、王晓渔等)、在读博硕研究生等。其中，成果被引用比较多的是王义遒、潘懋元、李曼丽、甘阳等人所做的理论与调查研究。而通过对高职通识教育论文作者的工作单位进行分析，发现:研究高职通识教育的人员多数集中在高职院校系统内，多数为高职院校的教师、教学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以及专门从事高职教育研究的相关研究人员，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高职通识教育尚未引起整个教育学界的关注，当前教育学界和社会大众关注的更多的是实行专业教育而带来众多问题的普通本科院校的通识教育。

通过对检索到的论文主题进行归类分析，我国学者对高职通识教育的研究主要涉及通识教育的基本理论、支持技术、实践与应用等三个方面:通识教育基本理论。包括通识教育概念及内涵、通识教育理念及与其他教育理念(如专业教育、素质教育、自由教育等)的关系、通识教育的目标、内容、意义和价值、通识教育的必要性等研究。国内学者对于“通识教育”的涵义众说纷纭。通识教育是一个多层面的概念，它既是一种面向所有人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内容，同时也是一种是体现通识教育理念、实现通识教育目标的一种人才教育模式。李曼丽将通识教育表述为“就性质而言，通识教育是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是所有大学生都应接受的非专业性教育;就其目的而言，通识教育有志在培养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有责任感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的人和国家的公民;就其内容而言，通识教育是一种广泛的，非专业性的、非功利性的基本知识、技能和态度的教育〔1〕18。”陈卫忠〔2〕、梅醒斌〔3〕、陈智〔4〕等人对高职对高职院校通识教育的理念、策略，彭振宇〔5〕对高职院校通识教育的目标、内容和实现途径作了一些较为深入的研究。通识教育的支持技术。这里主要是指通识教育的可行性研究，包括通识教育的物质基础、制度基础等，如计算机科学、互联网技术、管理制度等。“近年来我国通识教育的深化进程并不理想，很多大学的通识教育遇到了发展阻力，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的通识教育还缺乏足够的制度化保障。”〔6〕88不管是落实通识教育理念，还是深化通识教育的实践，都必须以物质基础、制度保障和管理制度为前提的。刘训华从生源、教师、社会、学校与学校管理四个角度对高职通识教育的影响因子做了研究〔7〕。吴地花在其硕士论文《高职通识教育的可行性研究》中认为:当前人们对做人与做事同等重要和对于“学会做事”的新诊释、校园文化概念的提出以及高职教育目标与通识教育目标的契合、特别是高职的实践课程等，为高职通识教育的实施提供了更多的可行依据〔8〕。#p#分页标题#e#

目前，对于高职通识教育可行性进行专题研究的文献很少，尤其是对高职通识教育实行过程中的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风险的研究更少。目前较有代表性的是檀钊2007年7月在《高校教育管理》上发表的《高职院校应慎行通识教育》(该文随后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9〕。檀钊认为，尽管通识教育似乎已经成为大学教育的必然趋势，然而，现时的通识教育已经步入了尴尬的境地。高职院校的许多特点实际上也正是其弱势所在，主要表现在生源素质不高、师资欠缺以及学制问题上，为此，高职院校应慎行通识教育。这在当前主张推行高职通识教育的众多观点中，保持着一种难能可贵的清醒认知。通识教育的实践与应用。主要包括通识教育的课程体系建设，如课程编制、授课形式、课程评价、设置标准以及课程师资等;港澳台地区和欧美等国通识教育的历史发展、当前进展、可资借鉴的经验与存在的问题等;我国大陆部分著名高校实施通识教育的调查与分析。彭振宇、向丽、韩凝等人对当前大陆的高职通识教育现状、进展作了一定研究〔10〕;王前新〔11〕、李斌〔12〕等人对高职通识教育的课程设置提出了一些建议，盛光希对高职高专通识教育课程评价及效果检测作了一定分析〔13〕，而王秋梅、黄星君则以武汉职业技术学院等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为例，对湖北省高职院校通识课程体系建设做了个案式的实证分析〔14〕;蔡景界〔15〕、徐辉、季诚钧〔16〕、陆启光〔17〕、冯增俊〔18〕等人对国外与港台地区的通识教育及其课程设置进行了较多的分析。对于高职院校应该如何具体开展通识教育，刘秀波在其硕士论文《高职院校加强通识教育研究》中，较为深入地阐述了高职院校加强通识教育的必要性，就高职院校通识教育存在问题和原因作了分析，并从思想观念、人才培养模式、教学管理体制和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19〕;吴地花在《高职通识教育的可行性研究》一文中着重分析高职通识教育可行性的同时，对高职通识教育的实施内容和实施途径也作了深入的研究〔8〕;而吴继红则在其硕士论文中从通识教育的角度考察了高职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研究〔20〕。“但国内研究者更习惯于在一种应然的状态下论述通识教育的概念、内涵、意义、效果或方法，面对操作进程中的问题大都采用问题呈现的形式，论及实践中怎样解决或理论上怎样分析时，就有些不知所措了。”〔6〕87

一、引言

党的报告指出，要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创新型国家，关键是培养创新型人才，基础是加强创新创业教育。创新创业教育的质量和水平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和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密不可分。1998年，我国高校开启了创新创业教育。清华大学举办首届“创业计划大赛”，率先创设“创新与创业管理”方向，开设“高新技术创业管理”课程。1999年，《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加强对教师和学生的创业教育”。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高等教育要重视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精神和创业精神”。2002年，清华大学等9所高校被教育部确定为创业教育试点高校。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加强就业创业教育和就业指导服务”。同年，《关于大力推进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和大学生自主创业工作的意见》要求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2014年，总理首次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新理念。2015年，《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指出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是推进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突破口。2017年，教育部出台了《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对学生参加创新创业、社会实践活动等可折算成学分做了说明，实现创新创业教育与学分对接。在党和国家的重视下，我国“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呈现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创新创业教育”正走进综合、师范、理工、医科、农林等各类高校，逐步从外围、边缘状态向圆心聚向，已成为当前高等教育改革的一大热点。目前，创新创业教育研究进展如何?其研究方向、范围、主题、趋势如何?为全面了解我国创新创业教育发展情况，本文分析了创新创业教育研究核心文献的主要特征，为推进我国创新创业教育研究和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二、文献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一)文献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中国知网(CNKI)为检索数据库，使用高级检索，以“创新创业教育”作为篇名，检索方式为“精确”，在期刊来源类别中，勾选了核心期刊和CSSCI数据库，检索到549篇文献为本研究的来源数据。经检索发现，我国核心期刊最早刊发“创新创业教育”的论文始于2001年，故本文以2001—2017年为文献数据分析年段。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计量法，对原始文献从发表年份、来源期刊、作者分布、研究机构、基金分布、关键词等进行计量分析，梳理创新创业教育发展的研究主题，了解和分析创新创业教育研究的主要特征，展望其研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