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化论文范例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

（一）中国传统文化概述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特色，其内涵博大精深，在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中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那么中国传统文化究竟是什么呢？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上有着几千年来都不曾间断的文明发展史。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上演着一出出华夏子孙不断丰满其文明羽翼的故事，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在这样绵延不绝的演化中慢慢汇集而成的。此外，传统文化漫长的发展中也不断流入不同民族的智慧结晶和风俗习惯，反映了各民族特质与风貌。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儒、道、佛三足鼎立，互融互补，此外还包括少数民族文化、民间文化等。确切地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各种习俗、思想、观念、行为的汇总，具体通过古文、诗、词、曲、赋、民族音乐、民族戏剧、国画、书法、对联、灯谜、射覆、酒令、歇后语等形式表现出来。

（二）现代文学概述

现代文学是伴随着中国社会历史的变革并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学形式。虽然这种形式对传统文化有所继承，但它又区别于传统的文学，它不再用文言文来表达思想，而是用现代语言来呈现，表现手法上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建立了属于新时期的文学体裁，如散文诗、新诗、白话文、现代小说等。现代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充分接纳与内化外来文化，不但具有非常浓厚的现代气息，而且与世界潮流并行，这显然与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些冲突。然而，现代文学的发展不能脱离传统文化，它是建立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的。

二、传统文化对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

社会的不断发展必然会产生很多不同的思想，这些思想不断汇集，经过时间的考验、人们的雕琢，最终形成的传统文化流淌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里，因此，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必然会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文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公共环境艺术设计及其对现代文化理念的冲击

随着我国公共环境艺术设计的飞速发展，自然环境的恶化让人们尝到了环境破坏带来的恶果，使人们深刻的认识到空间环境艺术设计的重要意义。同时，随之而来的现代文化理念对公共环境艺术设计产生了一定的冲击，这一冲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设计理念僵化陈旧，缺乏创新性。现代文化理念的多元化变现形式和发展特征，严重冲击着传统文化理念，过去受公众青睐的雕塑类环境设计已逐渐被一些娱乐、实用、时代性作品取代，创新设计理念成为当下任务。二是设计局限性很大，且方式单一。目前单一的艺术设计方式很难符合现代文化发展需要，其个性化文化设计未能充分展示，使具有时代性和地方性文艺风格的作品未能问世。三是设计空谈人文内涵，严重背离大众审美观。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促使环境设计目标多元化特征的形成，设计作品不仅要体现某种艺术特征，更应该呼吁公众参与，迎合大众审美，设计以大众审美和实际需要为前提，具有深厚人文内涵的公共环境艺术作品。

二、基于现代文化理念的公共环境艺术设计

现代文化理念对公共环境艺术设计产生了极大冲击，如何在公共环境艺术设计中巧妙融合现代文化理念，使公共环境艺术设计在更好的体现现代文化理念的同时，不断满足时展要求和公众对精神文化的渴求，成为公共环境艺术设计的重中之重。那么基于现代文化理念的公共环境艺术设计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1.设计要做到实用性和公众审美的高度统一。

从公共环境艺术设计发展的历程可以得知，公共环境艺术设计是一种不同于其它艺术设计的艺术形式，具有一定的独特性。这种特性要求设计的作品具有高度的实用性和效益性。随着现代文化理念的介入，实用性的设计原则被置于更高的地位，现代人对环境规划的要求是既要满足公共环境设计的功用性也要满足大众审美的需求，这就使公共环境艺术设计要做到实用性和公众审美的高度统一。只有这样，人们才可以从环境艺术设计的作品中，通过调动多种感官细胞，身临其境地进行一场酣畅淋漓的审美体验。

2.设计要在确保经济性的同时关注环保性。

一、现代远程教育文化的基本状况

1．内涵

在认识现代远程教育文化内涵的时候，需要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来进行分析。从广义角度方面来说，现代的远程教育文化基本包括行为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在这其中，核心是精神文化，同时也是最高表现，制度文化是基本保障，行为文化是显性再现，物质文化是有形产品和固化成果。从狭义角度来说，主要是指远程教育，大部分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出于特定的学校环境中，没有过多的在校时间，以班级和专业相互沟通从而形成彼此认同的文化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以及价值取向。也可以指全日制在校生，是非日常中心的成人集体，仪器享用和创造的特殊文化。

2．特征

远程教育是在远程环境中实施的教育活动，自然具有与传统不同的特征。从文化特性来说，具有虚拟性和服务型，基本上可以分为学习媒体性、服务大众化和理念高品位。

(1)学习媒体性

现代远程教育充分结合了教育和多媒体技术，通过充足的教育网络资源，进行自主学习。学习媒体性不仅是远程教育的学习特性，也是其文化特征。

一、梧桐的真实意义

《梧桐雨》是一部戏剧作品，元代称为末本戏，其中正末一角饰演的便是唐明皇李隆基，该剧实为描述杨玉环与李隆基的爱情，重点则都在讲述李隆基在安史之乱后失去贵妃后孤独寂寞的情感。作者也正是因为看重了梧桐具有一些能够代表唐明皇的独特品质，才选择梧桐为题。在我国古代神话中，梧桐树是凤凰的栖息地。据记载，杨玉环是一位倾国倾城的女子，天资聪慧、性格温柔，此外还擅长歌舞、音律，堪称人间少有，被称为真正的百鸟之王，难怪李隆基坐拥后宫3000佳丽而对她一人情有独钟。杨玉环经过一连串的设计，最终栖息在了李隆基这棵时间绝无仅有的梧桐树上。杨贵妃内心深知，一旦进入皇宫，一生依靠的人只有唐明皇，在这样的环境中别无选择，只能在这棵巨大的梧桐树上生活、生存，衰败荣华都在于此。梧桐树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意义才被作者用来描述李杨之间的爱情，梧桐树见证了两人从紧紧相依到阴阳两隔，恋爱时两人在梧桐树下甜言蜜语，而爆发安史之乱时，李隆基好比凋零殆尽的梧桐树，再没有能力保护杨玉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死去。梧桐树代表着李隆基，这只是一种表面的蕴意，进一步的意义则是想展现梧桐失落殆尽的特点。李延寿著的《南史》中第24卷指出，凤凰降落在梧桐树上，梧桐固然显得富贵吉祥，但是远不如松柏。“失后凋之节”本意指梧桐树在进入深秋时，树叶飘落殆尽，展现无尽的悲凉之情，用于人晚节不保的比喻。此时的李隆基，正像梧桐树一样，虽然经历过凤凰栖息，但也无法逃脱“失后凋之节”的命运。曾几何时，年轻的李隆基也有宏图大志，面对武则天后期统治的混乱，爆发的史上有名的“唐隆政变”，以此来改变政局的动荡，并积极吸纳人才，想尽办法治理国家，开辟了唐朝最兴盛的“开元盛世。但是太平盛世后的唐明皇不再励精图治，而是沉迷酒色，过分宠爱杨贵妃，朝中任由杨国忠等奸臣的胡作非为，导致最后的安史之乱，大唐也由此走向凋零。而其在马嵬坡之变后，更是被迫退位，失去了皇帝的权力，也失去了杨贵妃，最终在西宫每天想念杨贵妃来度过晚年。深处西宫中的唐明皇想着曾经朝夕相对的杨玉环，再看着繁华没落的宫殿，更加感到自己的孤独、凄凉。而曾经与杨玉环的快乐时光与当今飘落殆尽的梧桐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比较越明显就越增加唐明皇心中的痛苦与懊悔。此时的唐明皇已没有昔日的风光，失去爱妃和权力的他，正如秋雨中凄凉、萧条的梧桐树一样，寂寞地走完下半辈子。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在中国文学史上一直都是描写的焦点。白朴创作的《梧桐雨》中，梧桐树不仅见证了两人的爱情，更展现出了爱情的悲剧，它贯穿了全剧，具有深刻的文化底蕴和意义，激发后人的无尽思考。也正是白朴这样别出心裁的梧桐意蕴，才成就《梧桐雨》在类似的作品中占有一席之地，成为中国文学界的不朽之作，也是世界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佳作，梧桐也正是因为《梧桐雨》的成功才有了更为宽广的意义。

二、思想的破灭

阅读文学作品时，特别是类似唐明皇和杨贵妃这样类型的文章，我们只有通过理解作者的创作思想，并结合其所在时代来对文章进行系统的研究和分析，才能够读懂作者的中心思想。结合作者的经历和时代背景，充分理解作者是在用生命去谱写《梧桐雨》，通过一个极具感染力的历史故事来描述作者自身的情感经历及思想的幻灭、人生的无奈，这种幻灭的思想是贯通全文的。《梧桐雨》中还表达了唐朝从繁荣到衰败的悲凉。《梧桐雨》是一部末本戏，而剧中全部的安排、构思以及故事情节都是为了唐明皇专门设计，其他无关的情节也是对他的铺垫，因此想要发掘作品的主题以及作者的创作目的、创作构思都只能从李隆基一人身上得到解答。在《梧桐雨》中前部分展现了他的权力之大、无所不能，在爆发安史之乱后，则表现出权力薄弱而臣子强大的姿态。安史之乱中六军逼迫唐明皇处死奸臣杨国忠和红颜祸水的杨玉环，这里能够看到曾经无所不能的皇帝，此时却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宠爱的妃子，亲眼看她香消玉殒，甚至想给死后的杨贵妃盖一座杨妃庙，终究因为自己没有权力而放弃。唐明皇遭受了安史之乱，失去了皇位和权力，也没有了昔日的繁华，以前种种的美好事物都变成了回忆，此时的唐明皇是怎样的孤独和凄凉。而《梧桐雨》的第四折中描述的是唐明皇在平定叛乱后苦苦思念杨贵妃的情景，将戏剧的抒情部分推向高潮，展现出强有力的艺术表现力。这里的艺术感染并非要烘托出唐明皇与杨贵妃之间的爱情，也不是想要表露作者的人情化，重点想要表达的是唐明皇的悲剧，他从一代圣明天子到失去皇位、失去权力、失去爱妃的孤家寡人，最终被关在西宫中安度晚年，此时个人悲剧上升到极点。综上所述，无论是那种痛失美好的悲伤，还是那朝代更迭的惨痛，作者都是通过文章中对唐明皇的描述来表达一种对人世间无常变化的无奈之举，一种个人之力有限的空旷感受，作品中通过以唐明皇角色为中心，依托其人生爱情和政治两方面来展现这种无奈，此种无奈源于爱情和政治，又胜于爱情和政治，是一种超脱想象的人生体会，我们可以用幻灭一词来准确理解作者的中心思想。

三、李杨情愫与作者创作的意境和审美观

作家白朴非常喜爱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他通过描述李杨的情愫来流露出自身的写作心态与审美观。作者出生于金元更迭时期，尝尽战乱苦楚，常年逃难在外。他八岁时，母亲在南京政变中不幸身亡。白朴追随父亲的至交元好问离开南京城，向北逃离躲避战乱。战争让白朴早年尝尽人间疾苦，父亲的经历对白朴的成长影响很大，让他知道生命之宝贵，他的目标就是活着。白华由朝中重臣瞬间变为亡国难民，这种经历使得白华教授后辈要多读书但绝不能做官。元朝的官场凶多吉少，忠良老实的人很难生存，也正有如此教诲，白朴虽然学富五车但不愿做官，甘愿与世隔绝，过着山水田园般的诗酒生活。身世如此，白朴虽然对金朝的现实状况不满，但也存在着些许的眷恋，他选择了不问世事的道路，逐渐封闭那份报国的情结。这种并不一般的人生历程和文化素养带给白朴特殊的创作心态，这些都表现在其作品中的亡国之叹、无奈之感和沧桑之情中。如果我们用这种心态去看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故事，就能理解白朴的悲剧情怀和审美角度。亲身经历战乱带给民众的伤痛、社会的堕落、经济的萧条，那种渴望生存的欲望如同尖刺扎入白朴内心深处一样，唤起了白朴的共鸣，激起了白朴的创作欲望。作者在选材时并不是喜欢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而是想借这个极具色彩的故事来表达他对美好事物转瞬即逝的伤感与哀怜，还有他对世间万事万物无法预知未来走向的无奈之举，这可以理解，白朴虽然带着怀旧的情愫和对现实的不满、历史的哀伤，但并不关心唐明皇和杨贵妃爱情故事的本身，没有对这个故事进行惟妙惟肖的刻画，没有对李杨的悲欢离合的过程做一个详细的描述，而是重点讲述唐明皇痴迷杨贵妃，荒淫无度，误国误民，终将唐朝推向灭亡。文章不仅描述了白朴对祖国的思念之情，也反映了他对元朝的排斥心理，其中映射了他对人生无常的无奈之情。作者通过一折来讲述唐明皇在深秋时节那种孤苦伶仃、凄凉痛处的情景，原本那种令世人艳羡的爱情突然烟消云散，甚至记忆都是断的。阴沉的天空，孤冷的秋风，发黄的落叶烘托出一幅寂寞、凄冷、孤独的情景，作者发挥出自身的最大能事将这种凄惨苍凉的情景渲染到了极致。我们从文章表面看，貌似觉得作者主要意在描述唐明皇对杨贵妃的深深怀念，其实却并未谈及两个人的唯美爱情，哪怕是在描述唐明皇对杨贵妃的思念时，也没有那种甜蜜浓情的画面，而是欢声雀跃、歌舞升平的场景，所以作者主要是讲述唐明皇在丧失权位、丧失奢侈生活后体会到的凄楚与悲伤，更贴切地说是作者想借唐明皇的酒述说心中的烦恼。

作者：李莎 单位：郑州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摘要】

本文分析了陕西中医药大学现代文学课程的教学现状，探讨了课程改革构想、实施方法和改革目标，主张应建立精讲——实践——自主研究相结合的教学模式，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建立量化考核评价体系。

【关键词】

陕西中医药大学；现代文学课程；现状分析；改革构想；实施方案

一、陕西中医药大学文学课程现状

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转型导致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化，文史哲学科遭遇冷落，文学课程也出现边缘化倾向。高校扩招以来，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转向大众化教育，高校教学为适应社会和市场需求，加大课程改革力度，淡化专业，强化素质教育，增加大量通识课和选修课，导致专业课课时压缩。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陕西中医药大学文学课的教与学急需加强。文学课程是高等院校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包括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等不同内容。陕西中医药大学文学课程有一支精良的教学团队，他们不断革新教育理念，根据学生特点，不同程度地进行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革，贯彻“以学生发展为根本”的教育理念，以适应当前素质教育的目的，为社会培养优秀的语言文学工作者。本课题组授课教师积极参与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方案实施的各个环节，认真开展各项教学和实践工作。与学生交流，了解学生本专业知识现状和需求；转变教育理念，调整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变革课程评价体系；督促学生阅读文学原著，查阅相关论著论文，撰写读书笔记；充分运用现有教学条件，开展多媒体、影像等多种教学手段，重视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撰写学术论文和教改论文多篇，并将科研成果应用于教学中，以期达到教研相长的效果。

二、陕西中医药大学现代文学课程改革构想

【摘要】

本文分析了陕西中医药大学现代文学课程的教学现状，探讨了课程改革构想、实施方法和改革目标，主张应建立精讲——实践——自主研究相结合的教学模式，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建立量化考核评价体系。

【关键词】

陕西中医药大学；现代文学课程；现状分析；改革构想；实施方案

一、陕西中医药大学文学课程现状

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转型导致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化，文史哲学科遭遇冷落，文学课程也出现边缘化倾向。高校扩招以来，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转向大众化教育，高校教学为适应社会和市场需求，加大课程改革力度，淡化专业，强化素质教育，增加大量通识课和选修课，导致专业课课时压缩。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陕西中医药大学文学课的教与学急需加强。文学课程是高等院校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包括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等不同内容。陕西中医药大学文学课程有一支精良的教学团队，他们不断革新教育理念，根据学生特点，不同程度地进行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革，贯彻“以学生发展为根本”的教育理念，以适应当前素质教育的目的，为社会培养优秀的语言文学工作者。本课题组授课教师积极参与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方案实施的各个环节，认真开展各项教学和实践工作。与学生交流，了解学生本专业知识现状和需求；转变教育理念，调整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变革课程评价体系；督促学生阅读文学原著，查阅相关论著论文，撰写读书笔记；充分运用现有教学条件，开展多媒体、影像等多种教学手段，重视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撰写学术论文和教改论文多篇，并将科研成果应用于教学中，以期达到教研相长的效果。

二、陕西中医药大学现代文学课程改革构想

【提要】本文中对中国古代与现代文学理论的异同进行了探讨。无论古代文学，还是现代文学，其理论均是对文学发展的高度概括。不过现代文学理论和古代文学理论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研究文学理论的相同和不同之处，对梳理我国文学发展脉络，更好的理解文化发展方向，有着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中国;古代与现代文学理论异同;探索

新视野和新方法推动着学术发展，正是因为如此，人们对于文学的研究不断取得突破。学术界始终将文学理论作为文学研究的重点，对理论批评和创作实践的关系、如何运用现代纯文学理论研究古代文学观念等，是主要研究的内容。新视野和方法的应用，为提高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在研究文学理论时，要从多个视角进行分析，探索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理论基础形成的差异点和相同点，进而为文学实践与发展，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持。

一、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范畴的研究

（一）古代文学理论范畴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范围具有执行性以及解释性特征，具体来说，在不同的文学作品中，相同的词汇所揭示的意义和指代意义常常是不同的，指代的内容宽泛。以“气”这个词汇为例，差异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1.本体性含义。白居易说：“天地间有粹灵之气，万类皆得之，而人居多。就人中文人得之又居多。……盖是气，凝为性，发为志，散为文。”这里的“气”就是实际存在的，指的是天地之气。2.人格品性含义。人格品性具体指的是人的修养和气度。3.拟人化含义。在古代文学理论范畴内，文气论为内在艺术表现形式，赋予了文学作品灵魂。从袁准的《才性论》文学作品来说，物何故而美？清气之所生也；物何故恶？浊气之所施也”等，其中的“气”具有拟人化特征，指的是生命力和生命的由来。

（二）古代文学理论范畴的丰富经验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