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司法论文范例

作者：李文沛 单位：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一、法学教育模式述评及我国存在的问题

(一)法学教育模式概述

谈论法学教育，必须关注法学教育的模式问题，世界各国目前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以英美法系为代表的实践型模式，该模式将法学教育设置于研究生阶段，以案例教学、专题研讨、模拟辩论为特点;另一种是以大陆法系的德、法为代表的学术型模式，这类国家一般在本科设置法学专业，不要求学生具有其他学科的知识背景，着重对法学理论和立法原理等基础性知识进行讲授。中国目前的法学教学模式，基本上符合大陆法系模式的特征，只是近年来随着两大法系的相互学习借鉴，中国的法学教育也吸纳了案例(判例)教学等具有鲜明英美法系的教学方法，同时也发展出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等具有特色的内容。中国目前的教学模式，是将法学设置为本科、硕士、博士三个主要梯度，在本科教学阶段突出基础理论的学习，而在后面的硕士、博士阶段则分情况进行实践型和学术型人才的深入培养。

(二)我国法学教育模式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我国法学教育模式中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学教育双重任务的失衡导致与法律职业要求严重脱节。我国现行法学教育承载着职业精英教育与民众普法教育的双重任务，实践中法学教育内容和方法等各个环节都鲜有体现法律职业相关要求，更多追求的是普法式的或是学究式的理论教学，导致法律职业能力培养严重缺失，这一问题直接体现在法科毕业生的就业难上。《2011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公布的数据表明，2010届本科毕业生就业率最低的专业是法学。可以说，法学毕业生就业能力差的原因很大部分应归于职业技能缺乏。

一、影响性诉讼及其作为刑事法教学案例的特点

影响性诉讼案例之所以被笔者选为刑事案例教学的特定试验田，是因为此类案例具有其特定的性质，在刑事法教学中具有不同于一般案例的特有优势。影响性诉讼是指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诉讼，是可能引起制度变革，影响法治发展进程的典型个案。伴随现代传媒技术的不断进步和互联网的广泛普及，近年来，现实中发生的一些刑事案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和启发性。从佘祥林、赵作海冤案到呼格吉勒图再审案、念斌死刑改判无罪案中涉及的刑事诉讼程序问题;从许霆ATM机取款案到杭州飙车案中引发的究竟该定何种罪名、判处刑罚轻重的争议;从药家鑫杀人案到一系列反腐大案要案带来的犯罪原因和犯罪防控对策的反思等等，引发了笔者将影响性诉讼案例引入刑事法教学的冲动。这些现实发生的鲜活案例极易激起同学们学习探讨的兴趣，是将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犯罪学等刑事法律科学知识运用于实际的良好契机，同时，这些具有时代感的真实案例还具有模拟案例、编写案例等普通小案例所难以具备的综合性和延展性。

1．鲜活性与时效性

影响性诉讼是真实世界中发生的真实案例，将其引入高校法学课堂，能够为刻板的照本宣科式的传统教学注入新鲜的血液。当下发生在现实中的刑事案又因其具有特别的社会影响力而极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讨论，连一般社会成员都不能熟视无睹、置若罔闻的有关法律实践，法科生怎会不跃跃欲试地加以探讨呢?并且，刑事影响性诉讼往往关乎生命、自由、重大财产利益等，更是牵动人们敏感神经的焦点。此时若将影响性诉讼案例运用至刑事法教学当中，必然能够极大程度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寓教于乐，使课堂更加生动活泼。此外，影响性诉讼案例往往还具有鲜明的时效性。也就是说，这些案例往往和特定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关联，反映时代特色。刑事影响性诉讼案例具有的时效性能够促使学生们更好地掌握现行刑事立法和司法的前沿和热点问题，更准确地了解新时期、新形势下犯罪案件的新特点、新变化，使自己能够运用的刑事法律知识不断更新，贴近时代。同时，历时性的纵向观察和思考还能促使法科学生更理性地以历史的眼光看待犯罪的发展变化以及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乃至社会的动态变迁。

2．复合性与延展性

影响性诉讼具有真实性、影响性，常是大案、要案、典型个案，其发生的前因后果、包含的法律关系、涉及的社会问题往往复杂而非单一。与普通刑事案件相比，影响性诉讼案例更具有复合性，可以运用于其中加以解释和分析的法律理论、制度、观念等通常不止某个侧面，针对此类案例人们往往可以多角度多层次地加以看待。就某一个影响性诉讼案例而言，其可能跨越刑事和民事法律的边界，可能贯穿刑法总论的基本原理和各论的具体罪刑，可能兼具实体和程序问题，也可能需要对事实和规范分别作出评析。正因为影响性诉讼的复合性、综合性特征，使得在刑事法教学中教师能够更灵活地根据需要对之加以适用。例如，既可以提取影响性诉讼案例中的某个或某些侧面作为教学重点，穿插进某一部门法的课堂，也可以在学生已经完成先修课程的情况下让其就整个案例综合分析判断。同时，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将某个影响性诉讼案例与其他相关个案加以链接，对比案与案之间的类似或差别，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等。这些都体现了影响性诉讼作为教学案例所具有的较好的伸缩性和延展性。对于教师如何选择运用于教学的影响性诉讼案例，建立影响性诉讼教学案例库，经过实践，笔者总结了以下两点经验。一方面，可以参照官方的影响性诉讼案例。对此，至今年年初，我国正式的影响性诉讼评选活动已经正好届满十周年，在中国案例法学会的官方网站上，每年评选出的影响性诉讼案例都可以公开查询到。此外，其他一些机构也有类似的评选可以作为参考，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评选的年度最受关注刑事案件等。同时，还可以借鉴司法机关的权威指导案例，例如自2011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的诸批指导性案例，作为经过严格筛选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案，就为法学课堂的案例教学提供了极好的材料来源。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影响性诉讼案例的选择要为刑事法教学服务，这就要求教师加以甄别并各自根据特定的教学过程加以设计。首先，教师要把握其选取的案例不能是仅仅具备社会影响力、夺人眼球的新闻式案例，真正的影响性诉讼在具有影响性的同时更要有代表性，要有真正的理论研究价值。如果仅仅因为案件情节的离奇、当事人的特殊身份甚至是纯粹被各种媒体炒作而成的所谓大案名案是不适宜作为教学案例的。其次，教师还应注意案例的选择和匹配，即根据课程设置的需要和学生的已有知识、课堂规模等状况选择和使用恰当的影响性诉讼案例。

二、刑事法教学引入影响性诉讼案例教学模式的意义

摘要：走生态文明发展之路，已是当今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这意味着我国将需要大量的适应生态文明社会的新型法律人才，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课程的发展有很大上升空间。文章以生态文明社会新型法律人才需求为导向，以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课程为载体，以“参与式教学”为突破口，改革教学模式、优化教学内容，以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为核心，立足于民办高校教学实践进行研究。

关键词：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教学；改革

我国高等法学教育旨在培养具有系统的法律专业知识、实践技能和创新能力的现代法律人才。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7〕2号，提出深化教学内容改革，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课程体系。要坚持知识、能力和素质协调发展，继续深化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的改革，实现从注重知识传授向更加重视能力和素质培养的转变。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需要，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将新知识、新理论和新技术充实到教学内容中，为学生提供符合时代需要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要大力推进教学方法的改革，提倡启发式教学，注重因材施教。由于我国传统法学教学教育重理论、轻实践，不利于学生法学创新能力的培养，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因此，改革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教育，以适应生态文明建设人才培养的需求乃大势所趋，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教育的改革应当以培养生态文明法律新型人才为目标，为我国创建生态文明社会目标奠定基础。

一、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教学模式反思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是一门新兴学科，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自1997年被列为法学二级学科以来，已有二十年，教育部于2007年将“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增列为法学核心课程。“生态文明”写入党的十七大报告，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在提高大学生环境保护意识、树立环境法治理念、普及环境科学知识等方面的作用是其他部门法无可比拟、也无法替代的。目前我国环境立法、环境执法、环境司法方面处于蓬勃发展时期，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研究亦是近年来法学界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处于蒸蒸日上的时期。生态文明建设不仅为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教学改革带来新的契机，也为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教学改革提出了新的挑战，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教学改革势在必行。三江学院法律与知识产权学院为本科生独立开设2个学分32个课时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选修课。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是一门边缘学科，它的许多原则、制度和专业术语与宪法、法理、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刑法、诉讼法、国际法等多个法学学科紧密联系，其内容更体现出与环境伦理学、环境经济学、环境社会学、环境生态学等多个跨一级学科的交叉制式。与传统部门法相比，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这门课程本身的理论性并不是很强，但是该课程呈现出整体的理论体系比较分散的特点。笔者从事环境与资源保护法教学多年，深知传统教学方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在法学教育中是不可或缺的，但同时它也存在着诸多弊端：

（一）讲授式教学法

如果仅仅单一的讲授式教学法，学生对知识的了解限于教材和教师的灌输，对知识点的掌握靠强行记忆，会导致缺乏学习热情，不利于提高教学效果，无法达到对学生解决实际环境纠纷能力的培养。如何对现有讲授式教学方法进行改革，是法学教育尤其是在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这样一门具有强烈专业特色的学科教学中的瓶颈。法律本身就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诞生和发展的历史表明其是作为解决社会问题之利剑应运而生，是实践推动着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的建立和完善，其实践性、应用性更加明显，且环境要素本身体现出高度的社会性，是社会的整体利益和价值追求，此外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特殊性意味着其必须反映自然科学规律，在理念上吸收环境科学的研究成果，通过技术规范和标准发展出相应的法律规范即较强的技术性。因此从根本上说，对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的深入理解和灵活运用，对环境立法、环境执法、环境司法状况的了解，是单一的教师中心型教学方法无法完成的。加之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内容较为庞杂、课时较少，若教师细致讲解，会导致填鸭式教学，反而影响教学效果，若教师不讲，会导致学生只能了解教材上的知识，所学有限视野狭窄。

从历史经验来看，司法保护、行政保护、社会组织保护、权利人私力救济构成了版权保护的四大体系。每次应对因应重大信息技术变革而带来的各种版权问题时，通常也惯于从这四方面寻找出路。但于当下的学术期刊自身而言，其能力范围所能发力的领域主要还在私力救济层面。面对融媒环境中的诸多版权保护之困，学术期刊至少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寻找突围之路。

1.增强意识：版权是“命根”

与新媒体相比，纸质学术期刊虽具有利于深度学习阅读的优势，但随着电子阅读器技术的不断进步，这种优势不再为其独有，各种类纸质阅读感的设备正在逐步升级优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已将其作为主要的学习阅读工具。从长远来看，纸质学术期刊在载体上没有优势可言，学术期刊虽然有长年积累的品牌优势，但最大的优势还在于拥有大量高质量的专业内容。高品质的专业内容是支撑品牌的基础，没了它，品牌自然也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然而，诚如前文所述，如果版权保护防线丢失了，学术期刊的内容优势也会失去，广大学术期刊也可能重蹈报纸的覆辙，成为网络媒体的“免费奶妈”。因此，融媒环境下，学术期刊们应该树立版权是“命根”的意识，认识到版权是生存之基和发展之源。面对时下版权侵权可能带来的一时蝇头小利，如被网络媒体非法转载引来的社会关注的提高，应该持有足够的警惕，切莫贪小失大。试想，如果优质的内容都无偿在网络媒体刊出了，长此以往，谁还会看纸质学术期刊，纸质学术期刊还有何存在的价值。

2.自我规范：建立完善版权管理机制

有条件的单位可设立版权部门，专门管理相关版权工作。对于存量论文的版权信息做必要的补齐、归类、入库、数据化等工作；对于增量的论文，通过合法无争议的方式获取版权，尽可能与作者签订书面授权协议；在通过“用稿声明”方式获权时，尽力遵循格式合同签订的自愿、公平的原则；在要求作者承担责任时增设对价条款，使作者也享受相应的权利，如在要求作者转授信息网络传播权时，承诺在权利的使用中，作者也享受一定收益。加大员工版权培训力度，增强版权意识。自身不主动侵权，在修改论文时必须征得作者同意，作者不同意不能发表；没有获取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论文，若要在网络使用，如将论文转发至微博、微信公众号时，须得到作者的许可；对于侵权行为不回避、不放任，积极维权，有条件的可以采取技术保护措施，给论文进行加密技术、水印加载技术处理，阻止和追踪侵权行为。积极挖掘版权衍生价值，介入现代的版权运营，如利用品牌影响和掌握的作者资源开展商业性的行业学术教育培训，主动与新兴数字出版商，如百度文库、360图书馆、爱学术、道客巴巴等新兴的知识在线平台进行合作。针对“免费分享”版权文化，可尝试让网络用户免费试用，但通过与学术期刊新媒体运营商搭建各类新型的内容平台来创收，如参与建立目前在国际非常流行而且实践效果不错的开放存取（OA）开放出版平台，推出类似国内知乎、问答等模式的行业性知识付费平台等。

3.建立联盟：形成抱团取暖的集聚优势

小弱散是我国学术期刊的最大不足，也成为影响学术期刊版权保护能力不足的根本因素。尤其面对大型网络服务商的侵权时，完全处于弱势地位。如何解决，短期之内值得考虑的路径是，建立学术期刊版权保护联盟，整合资源，集体行动，形成抱团取暖的集聚优势。联盟组织合力推动学术期刊相关版权法律的完善。对关涉学术期刊媒介融合的关键法律障碍加以排除：①对于没有获得作者信息网络传播权授权的存量作品允许学术期刊网络使用时可以“先使用后付酬”。②对于“孤儿作品”在提供确凿证据证明其是“孤儿”身份的前提下可以在现行网络使用。③主张学术期刊对论文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部分分享权。即在论文的网络使用中，须经得作者和学术期刊的共同许可，因为许多学术论文如果不经过这样知识再生产的熔炼，是不能发表的，或是不能以很光鲜的状态公开发表的，特别是核心、权威期刊上发表的高质量论文，期刊及编辑发挥了重要甚至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学术界的共识。简单说，论文的知识生产不单是作者的创造，其中也有学术期刊的大量辛勤付出。集中对成员的版权侵权问题进行维权，通过群体维权行动，产生社会公益影响，进而纳入行政保护的范围。版权的行政保护具有效率高、威慑力大的效果，也是我国所特有。但是其所针对的保护客体，要求是有一定社会影响的侵权活动。单一学术期刊的版权遭受侵权时常很难借助这样的手段，但联盟成员的众多类似案件则可以为版权行政执法部门所关注。此外，联盟组织还可以主动与相关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联合，搭建坚固而通畅的版权授权桥梁，监督促使科学版权价格评估机制的形成；展开相应的版权培训和宣传，推动学术期刊版权素养的整体提升，等等。

1经济管理类专业经济法课程教学的目的和意义

1．1教学的目的

了解以公司法为核心市场主体法、以物权法和知识产权法为核心的财产法、以合同法为核心的市场交易行为法、以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为核心的市场交易秩序法、税法为核心的市场调控法、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产品质量法为核心的市场监督法、以民事诉讼法和仲裁法为核心的经济纠纷解决法。

1．2教学的意义

依法治国就是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治理国家，而不是依照个人意志、主张治理国家；要求国家的政治、经济运作、社会各方面的活动统统依照法律进行，而不受任何个人意志的干预、阻碍或破坏。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立法活动，2015年3月15日修改并实施的《立法法》第八条规定，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六）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七）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征用；（八）民事基本制度；（九）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十）诉讼和仲裁制度；……”只能制定法律的（六）到（十）项都是关于经济法的，足见经济法教学的意义重大。

2经济管理类专业经济法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2．1教师的问题

一、目前经济法课程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课程设置安排不合理。

经济法是门专业基础课，其课程安排应该在专业课程讲授之前进行。但是，学生在学习经济法的同时还需要掌握一定的法律基础知识。目前高校中已经开设有《思想品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程，但是在法律基础、经济法、专业知识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在衔接上存在一些问题。课程设置方面，按照知识学习逻辑，学生应该首先掌握法律的基础知识，例如：法律规范、法律关系等概念的学习，法律基础的学习应该在经济法学习之前进行。但是，在实际的高校教学中，《思想品德修养和法律基础》和经济法的开设时间是在同一个学期，一般是大一下学期。

（二）教学内容缺乏针对性。

不同专业的学生所学内容的侧重点原本应该是不同的，但是，实际教学中，不同的专业仍然使用同一本教材—《经济法概论》，使用同样的教案，完全忽视了不同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差异性，导致教学目标无法实现。另一方面，由于各个课程在制定教学计划并没有综合考虑相互的关联性，因此法律基础、经济学和专业课程的教学内容的协调性存在问题。法律基础教授的法律知识很有限，导致讲授法律基本知识的重担压在了经济法教学上，结果经济法教学内容所需讲的内容偏多，严重影响教学质量，无法实现素质教育。

（三）教学评价不全面。

作为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学评价不仅能够检验学生掌握理论知识的程度，也是评价教师教学水平的重要手段。然而，受传统教学方法的影响，经济法课程的教学评价和考试方法过于简单，仅仅依赖考试来评价学生和教师显然是不全面的。另外，在考核内容的选择上重理论轻技能，这种忽视学生综合技能培养的考核对于学生的实际能力的培养是极不利的。

作者：张红 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拉伦茨先生在伟大的著作———《论作为科学的法学的不可或缺性》中认为:“法学有三重任务:解释法律，按照内在的法律制度的价值标准和思想尽可能发展法律，以及不断寻求用统一的视角诠释大量的法律资料，不仅为了外部的整齐划一和条理清晰，也为了尽量实现各种规则的内部统一和客观的协调。简而言之，法学的任务就是解释法律、发展法律以及———或许可以这样说———整合法律资料。”［1］要实现这三项任务，需要法律人不断训练自己的法律思维，提高解释、发展和整合法律的能力。作为法学研究生，欲达致此三项任务，需遵循法律史、法解释与法释义学的研究路径。

何为法律史、法解释和法释义学?

我这里所说的法律史，确切地讲是私法史，私法制度史，它不是关于某一历史阶段法律、法律思想等发展特点的板块式概述，也不是一种全面的法律史解读，而是一个个具体制度的历史纵向发展线索的梳理，如不当得利制度从罗马法———普通法———德国民法(BGB)以及现在的历史发展。此种意义上的法律史常常被誉为“法律胚胎学”，其研究的动力在于为现行法解释提供历史线索，为现行立法的构建提供历史证据。法律史主要不关注当下的法律问题，它是解构的学问，虽然其为当下服务，但其梳理过程本身对法律制度发展流变过程的完整展示(再现)才是其最终归属。还历史于本来面目，具体制度的解构及其功过得失析出，都使其与历史研究本质无异。法律史并不对当下的法律问题直接发表对策性意见。

法律史在统一的制定法之前是法学研究的主要素材和矿藏，《德国民法典》之前的19世纪法学———历史法学派以研究罗马法为主要任务，从古代法中发现和提炼裁判规则，来构建法律体系和法律原则。在那样的时代，法律史的研究是法学研究的主流。但是，《德国民法典》之后，制定法成为唯一法源，法律实证主义取代法学实证主义，法学研究的主要任务转向对《德国民法典》本身的注释，对《德国民法典》具体条文的解释和应用是司法实践的需要，法律史的研究从此不再成为主流。与此相应地，法学院课程设置中的罗马法课程也大为缩减，因为法学教育的主要任务在于培养学生依据《德国民法典》来处理案件，在于教会学生法律职业的技术———法律解释和法释义学，而不是培养学生如何去处理史料和已经死去的法律。

法律解释与法释义学是不同的。法解释是解释法律的技术概称，如萨维尼所言的三大解释方法:文义、历史和体系解释。此外，还有目的、扩展、缩减等解释方法。法律不经解释无法运用，解释法律的过程也就是法律条文与案件事实不断来回穿梭的过程，解释者的眼光不断在此二者之间来回徘徊，进而依据法律得出裁判结果。一定法解释方法是科学判决结果得出的基础。法解释是一个法律应用的过程，也是一种法律应用的方法。

司法参与者必须掌握良好的法解释能力，方能科学裁判。法学院的教学主要的任务在于法解释的传授与演练。共同的法解释技术掌握也是法律职业共同体构建的一个基础和对话的平台。专门的法解释技术使得法律适用是一门科学，大众感觉并不宜成为裁判依据，司法应在这项技术的基础上保持独立。正是因为这样，耶林在《法律是一门科学吗?》这篇著名的文章结尾写道:“如果要将我已经说过的事情，做一个总结，那么可以这么说:法学就是在法律事物(DingedesRechts)中的科学意识。这种意识，必须往法哲学的面向发展，以便探求现实世界法律之起源与效力所赖以成立之最终基础;它必须在法律史的面向上，追溯自己曾经走过的所有道路，好能使自己从一个阶段迈向下个阶段，以臻于更高之圆满;它也必须在释义学的面向上，将所有我们借着对法律之认识与掌握，而获致之暂时性的高点与终点，汇集于经验与事实，并且基于实际使用之目的安排这些素材，进行科学的阐释。”［2］Rechtsdogmatik、法释义学、法教义学，是指从同类的众多有既判力的判决(判例)中总结相对更加具体的规则或裁判标准，精心类型化、体系化，形成一套比法律条文更加细致、更具接近性的实践规则，然后再应用于实践。法释义学的结果是形成体系的规则群，法释义学的过程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如果学者仅仅解释法律本身而得出了某种结论，或者从历史史料中得出了某种结论，那仅仅是Auslegung(学说)，没有案例基础的学说或者解释不是法释义学，不是以实践为目的的学说或解释也不是法释义学。在德国民法中，典型的法释义学结果比如关于§242BGB诚实信用、§134BGB违反保护性法律的侵权行为、§138BGB违反善良风俗的法律行为等等类型化的总结，这些可以从权威学者的教科书及法典评释书(Kommentar)中找到。法释义学结论的得出需要运用法解释学的各种方法，二者的关系某种层面可以说是手段与目的、方法与结果的关系。当然，法释义学的结果不是法解释学的唯一目的。

一、我国青少年法制教育研究的诞生期

综观整个80年代，我国对青少年法制教育的研究从对苏联相关文献的翻译，开始有了初步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继续深入介绍研究国外青少年法制教育举措，重点反映国外(主要是苏联)对青少年法制教育的重视，希望我国也予以重视。第二，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从单纯重视对青少年的法制教育拓展到法制教育与预防青少年犯罪之间的关系研究，并提出要加强对青少年的道德教育，协调好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之间的关系，强调预防青少年犯罪是全社会的责任。此外，除了研究领域的拓展外，也有人提出拓展对青少年进行法制教育的场所与方式。第三，明确提出对青少年进行法制教育的重要性。客观地说，20世纪80年代是青少年法制教育的起步期和诞生期，出现了青少年法制教育方面的研究论文，相关研究成果涉及的面比较广泛，有突出青少年法制教育重要性的，有域外借鉴的，有拓展青少年法制教育的场所和方式的。这个时期的研究基本上奠定了未来青少年法制教育的研究基础和发展方向，是我国青少年法制教育研究的诞生期。不过由于当时整个国家尚处于法制的初创阶段，相关研究还比较少，研究的水平深度还不足，有待进一步发展。

二、我国青少年法制教育研究的发展期

进入90年代，青少年法制教育的相关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其中明显的表现就是研究成果比80年代有了一定的增加。当然这只是表面的，深入的分析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笔者发现围绕青少年法制教育这一主题的研究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方面是理论水平的进一步加深，呈现出从多维度、多视角研究这一问题的趋势;另一方面表现在实证研究的出现，开始出现了以某一地区为代表的研究成果。具体来说，在理论研究方面的深入主要表现在:第一，对青少年违法犯罪高发现象进行了反思，认为学校教育存在失衡，学校之外大环境恶劣，家庭教育不当是开展青少年法制教育的障碍。提出了青少年法制教育的对策，用立法的形式保障青少年学习法律常识，实行多种形式的教育方法，加强综合治理。第二，法制教育是青少年行为规范教育的必然选择，而法制教育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在政府，并提出了政府青少年法制教育工作的对策性建议，即以学校为中心，依托社区，包括边缘青少年，进行规范性教育，构筑法制教育的管理体系。第三，青少年法制教育存在法制教育目的偏差、流于形式化、过分依赖学校、农村青少年法制教育落后等亟待解决的问题。第四，首次出现了对邓小平法制教育思想的研究，认为加强法制根本在于教育人，重点是领导干部思想觉悟，目标是使全体公民知法、懂法、守法和护法。在具体的工作中，要切实培养青少年的公民意识，树立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培养自觉维护社会秩序、校园秩序的观念;学习市场经济的法律知识。第五，在青少年法制教育的思路方面也出现了专门的文章讨论。在实证研究方面表现在:第一，结合具体地区的案例型研究。青少年法制教育伴随着上海社区化的过程，上海市通过积极探索社区化的过程，努力开展针对青少年进行社区化法制教育的实践，利用华东政法大学等研究优势资源，推进这一工作的开展。第二，结合具体地区的调查型研究。共青团河北省委的工作人员赴沧州、衡水等地进行了专门调研，在调查的基础上进行了分析，认为一方面青少年法制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另一方面由于青少年法制教育尚处于探索阶段，还有一些问题，有待完善。并分析了青少年法制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剖析了相关原因。最后结合法制教育的相关特点，提出了一些建议。这些实证研究在当时应当说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许多问题与建议都是建立在调查的基础之上，比较有说服力。不过对于青少年法制教育的整体判断不甚准确。此外，媒体对青少年法制教育的报道与宣传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报道内容简单通俗，易于理解，对青少年法制教育走进普通人的视野中、引起大家的重视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其中，采访相关专业的专家也成为一种凸显青少年法制教育重要性的形式。

三、我国青少年法制教育研究的繁荣期

进入21世纪，青少年法制教育相关研究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研究呈现出多层次，多视角，研究方法也更加多元，研究成果丰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体现。这一时期，青少年法制教育研究进入繁荣期，表现是多方面的。

(一)专门以青少年、青年群体为研究中心的学术期刊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