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论文范例

摘要:“现代汉语”系高校小学教育专业语文方向学生的核心专业课程。该课程不仅关系到学生自身汉语素养提升和教师素养培养，也影响其小学语文学科教学知识(PCK)的形成。“现代汉语”课程应始终为培养提高学生小学语文教学能力服务。运用PCK理论指导“现代汉语”课堂教学设计与实施，有利于促进学生的专业成长与发展。通过在课前、课中、课后充分利用多媒体平台与互联网资源，将小学语文学科知识与现代汉语知识同实践教学融合到整个教学过程中来。针对师范生培养过程中出现的实践性有待提高的问题，增加课内外教学实践与教育调查环节。在课堂内增补“学生知识”，使教学策略知识动态化;在课堂外开拓实践样态，进行行业导师师徒对接，构建区域小学协同培养机制等。基于此，丰富健全“现代汉语”课堂教学设计，并通过教学实践检验，探讨丰富小教专业学生学科教学知识(PCK)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小学教育专业;现代汉语;学科教学知识(PCK);教学设计与实施

引言

梅里尔(Merrill)等人在《教学设计新宣言》一文中指出:“教学是一门科学，而教学设计是建立在这一科学基础上的技术。”教学理念的更新与落实要通过教学设计及其实施来完成。“现代汉语”作为小学教育专业语文方向学生核心专业课程，应始终致力于培养提高学生小学语文教学能力。然而，师范生并不是掌握了一定量的知识就可以胜任教学工作的。20世纪末，国内外学者积极探索教师如何就特定学科进行教学，PCK理论营运而生。PCK即学科教学知识，是教师职业的知识基础，是讨论教师如何去教的知识，这一理论的提出为教师教学提供了新的视角，能有效提高教学质量。可见，PCK关系到小学教育专业学生的专业发展。联系课程知识，运用PCK理论指导“现代汉语”课堂教学设计，一方面让高校教师更能明确“教什么”和“如何教”等问题，另一方面也能让小学教育专业学生结合岗位实践，明白如何进行课程知识迁移，以及“教什么”和“如何教”等问题。本文基于PCK理论探讨小教专业“现代汉语”课堂教学设计的一般流程与方法，并以现代汉语修辞“词语的选择”教学设计与实施为例，探讨丰富小教专业学生学科教学知识的有效途径。

一、PCK理念的内涵与发展

(一)PCK的内涵

20世纪80年代，美国教授舒尔曼和同事在《新教师如何学习教学》《全国教学测评标准》的研究中提出了教师专业知识基础，其中明确提出学科教学知识(PedagogicalCon-tentKnowledge，简称PCK)。其后，他进一步阐释学科教学知识是内容和教学的特殊混合物，是指将学科内容知识转化为有利于教学的各种形式的知识，是教师独特的知识，是教师自己特殊形式的专业理解。同时，他还强烈呼吁教育研究要兼顾学科知识和教学知识［1］。学科教学知识是教师知识基础的核心，是教师如何帮助学生理解特定学科内容知识，包括如何细化学科主题、各相关因素如何组织、问题、表现方式、如何适应学生各种兴趣和能力，以及以哪种形式呈现知识等［2］。具体而言，PCK涉及到教师如何管控课堂、设置任务、分组合作、互动教学、分配时间、安排顺序、设置提问、设计课程、了解学情等多个方面。小学教育专业学生具有多少学科教学知识直接关系着其自身教学能力的高低。学科教学知识将作为教学的催化剂，直接影响课堂教学的质量。小学教育专业学生若能在大学“现代汉语”专业课程的学习过程中，不仅掌握丰富的专业知识，同时还能直接或间接构建自己的学科教学知识，内化作为教师解释、认识、评价教学活动的框架或模型，并能生成有效处理各种教学问题的原则或方法，便能助其顺利走上教学岗位，快速完成专业成长。

现代汉语课堂气氛普遍比较沉闷枯燥，环境压抑，生硬呆板，毫无生机和活力。“满堂灌”和“满堂问’，贯穿教学始终。教师始终是课堂的主角，忙忙碌碌占用了课堂大部分时间，不厌其烦地介绍汉语的特点、结构规律，而学生却无精打采，参与意识较低，开口率不高，被看成是训练对象，任人去标准化、规范化。不仅如此，厌学情绪较浓，逃课者不在少数，有时即使人在课堂，也是昏昏人睡，不认真听讲，不愿意回答问题，更不要说踊跃发言。二是理论与实际运用脱节。死记硬背音位、语义等各种概念术语，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差，运用所学知彗摒决语言生活问题能力函需提高，乱用现象比比皆是。数词“二”和“两”所指数目相同，但用法却不大一样。学生在学习它们的区别时，下大量功夫又抄写又背诵，却不讲究如何使用，没有多比较、多归纳，于是在语言实际运用中经常混淆、混用两者用法。3考核评价体系不科学考核是检测教学效果的标准和尺度，具有导向作用和激励功能。然而，现阶段这项考核基本上还停留在经验型考试阶段，注重把汉语当作一种知识来进行记忆，往往忽视学生在各个时期的进步状况和努力程度，缺乏对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进行评估，难以有效反映学生在实际运用中的对与错，在信度、效度方面与受试者真实水平之间存在一定差距，其不足之处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测试内容的封闭性。强调考试成绩，注重分数，考查偏重于知识点、概念术语、各种条条框框，强调“知道什么”，而对语言表达能力、实际交流能力、组织合适祀孔吞能力关注不够，缺乏把新出现的汉语现象引人考试内容，没有充分发挥测试对教与学的督促与检测作用。二是测试手段单一。考试多采用闭卷形式，语言能力测试项目不全，题量较少，没有建立起一整套紧贴课程标准的测试体系。书面测试几乎一统天下，而对灵活多样、富于变化的考试方式，如小论文、平时作业、读书笔记、口头测试、课堂讨论和小测验等却重视不够，从而没有使测试充分反映受试者是否全面掌握语言知识和语言应用能力。

改进和完善对外汉语专业现代汉语课教学的策略

根据本文的调查，结合相关高校对外汉语专业现代汉语课程教学现实状况，本文认为为了改进和完善对外汉语专业现代汉语课程教学，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有必要采取一些相关措施。1激发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求知欲“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兴趣是由个体与其环境发生交互作用而产生的一种现象，也指人们对事物特殊的认识倾向。培养兴趣指从目的性教育人手，通过消除心里障碍，不断激发和保持学生深层学习和内在学习动机，从而引导他们掌握汉语运用的正确性和得体性。现代汉语课专业性较强，内容丰富，对语言文字功底的夯实起着重要作用。但长期以来，这门课给人的感觉是枯燥无味、抽象难懂，出现学生厌学、教师厌教的现象。要逐步摆脱这一困境，让学习者在实现自身学习目的过程中不断提高学习兴趣，概括起来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第一，联系方言。汉语方言和普通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直互相影响和补充，并不彼此冲突，它们两者一起构成了现代汉语，构成了今天的汉语环境。地处方言区的高校，生源具有多方言性，这为我们在现代汉语教学中渗透汉语方言内容提供了良好环境。方言具有浓郁地方特色，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习俗和民俗，反映了一定的文化心理和地理历史。在教学中，结合学生实际、紧扣教材内容，重视方言调查材料，联系学生熟悉的方言特点，以其母语为例说明问题，对照汉语方言知识进行讲解，列举方言材料进行语言现象阐释，能够化枯燥为鲜活、化繁琐为简明，更容易产生共鸣。南昌方言用“坐习子”代替普通话“赶时髦”，用“麻”代替“钱”，“且了佛”意思是“玩完，终结”。这一类词语很多，多为南昌方言的特色词汇。南昌方言区的学生学习现代汉语语音时，除了纠正方言读音外，还要重视方言词语辨证，把常用方言词语收录下来，用普通话加以注释和解说，使南昌方言区学生说普通话时不夹杂方言词语，从而提高普通话水平。方言可以增进感情。充分利用汉语方言材料学习现代汉语，生动、有趣，使人感到亲切，学生很容易理解。第二，活跃课堂气氛。课堂气氛是课堂学习赖以发生的心理背景，是课堂上各个因素的综合效应，直接影响着学生情感和教学效果。Paekard对课堂气氛与汉语学习的关系作了说明，并且比较了不同课堂气氛对学生学习结果的影响。生动、活跃的课堂教学体现了科学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造就了浓郁的学习氛围，创造了语言教学的新境界。教师在课堂上的教学行为多而且复杂，消除学生与老师的距离感，以建立教师和学生之间的良好关系为前提，以培养学生语言技能、语言知识为基础，营造生动、活泼的课堂教学氛围，让课堂教学“活”起来，使学生冲破种种顾虑，主动参与、大胆发言，自由、平等地相互交流信息，把教学过程变成一种师生之间真诚、自由的对话过程，为所有学生都提供一个相对安全自由的心理学习空间，能够充分调动学生情感，大大提高学习热情，丰富课堂教学内容，改变以往现代汉语教学枯燥无味的局面，从而使学生在轻松的气氛中学习，进而消化教师所讲授的内容。第三，提高教学内容难度。现代汉语与中学语文在教学内容和要求不衔接、相互脱节，造成语言知识大量重复讲解，在很大程度上挫伤了学生学习积极性。一种语言可以分解成不同的语言项目，就教学内容来看，其难度的考察与划定，与智力和非智力发展密切相关，可以从语言学和心理学两个方面进句1]。从学生现有认知水平出发，充分挖掘学生潜在能力，采取“拔高”教育，在内容上拓宽，在理论上加深，有助于使课堂充满吸引力和挑战性。“形式学派与功能学派”是二十世纪语言研究两大学派，前者侧重研究语言的实体，后者侧重研究语言的功用。

尽管这样的内容理论性强，比较抽象，理解起来有一定的难度，但在教学中与时俱进，把这一类新知识、新理论吸引进来，及时、合理地融人教学中，能够开阔学生视野，激发学生求知的内在动力。2采用案例教学，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案例教学法于1918年产生于哈佛大学，自实施以来，通常用于医学、工商管理等领域，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在现代汉语教学中实施案例教学，已越来越引起人们广泛关注。因为它对于加深学生理论认识、提高语言能力、培养创新能力能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根据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科特点，在选取案例时应特别注重以下原则。第一，引人双向互动。教与学既是师生之间互相交流、平等对话的过程，又是彼此相互影响的行为。传统的现代汉语教学以“一言堂”为主，阻碍了学生创造力的发展。而双向互动强调教学平台上的师生交往，注重教与学双方密切协商、探讨，推动了课堂中沟通方式的变化。在论及互动时，Auwright指出:“互动是课堂教学的最基本事实，因为在课堂上发生的每一件事都经过人与人的交互过程。”班这种模式中，教师不在演“独角戏”，代之而起的是教师的积极引导，既作为导演，又作为演员，督促学生学习、思考，把学生当做课堂教学的共同创造者，与学生一起分享对课程的理解，同时为学生创造“教”的机会，把难以解决的、富有挑战性的问题放在学生面前，使学生在“教”的过程中，巩固了相应的知识，体验了参与教学的快乐感、成就感，成为知识的探索者和创造者。关于比喻、拟人等修辞格，学生在中学就已学过，具有不少这方面知识储备，尽管在知诊矽卜现形态上掌握得零碎不整，但为互动教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教学中，“以人为本，以学论教”，大力促进师生互动、互惠共赢，唤醒学生大脑深处对知识的崇敬，让学生根据自己所掌握的修辞格来阐述自己的观点，能够强化学生参与意识，拓展教学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从而为修辞的学习提供极大自由发展空间。第二，尊重个性需求。个胜差异客观存在，同时也是一种资源。由于不同学生群体在性别、性格、心理特征、生理特征、认知方式、表达特点、知识结构、语言潜能、语言基础、未来取哑发展等方面都存在诸多差异，因而导致在现代汉语课程学习上运用不同的情感策略、认知策略和记忆策略。学生是信息接受者，也是意义的主动建构者。从教学目标与教学效果统一的角度来看，学生是信息加工的主体。为了提高学生的语言构架能力和交际能力，教学客体必须适应风格各异的个性需求，充分尊重每一位学生，尤其是他们的特长、生活经历、情感体验和创造能力，将他们视为有价值的个体，让每一位学生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从而达到R.赖丁和s.雷纳指出的“利用个体差异来促进独立的学习，而不是约束、限制或降低学生的发展潜能”。#p#分页标题#e#

对于有性格内向性倾向的学生，教师应付出更多的关爱，并采取鼓励和对错误更加包容的态度，勉励其多参与语言实践，多运用汉语进行交流，并乐于冒险和尝试。而对于性格有外向性倾向的学生，则可以要求其注意语言使用的准确性，提高实际汉语交际能力。第三，力求目的性明确。冯惠敏指出:“目的是人对某种对象的需求在观念上的反映，是人在行动之前在观念上为自己设计要达到的目标，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一个要素。它表明人不满足于当前的现实，而要创造出适合自己需要的新现实’，四。教学目的是目的中的一个类别，是师生一切活动的终极指向，充分体现在教学内容、教学程序、课程设置、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等诸多方面。在现代汉语教学目的上，不同专业既有共通之处，也有差异明显的一面。就对夕卜汉语专业而言，有其特殊一面，主要目的是服务于第二语言的汉语本体研究，首先要研究“教什么”，应特别注意研究“彼有我无”、“彼无我有”的语言现象，强调汉语与其它语言在语法、语义、语音等方面的本质区别，揭示汉语所独具的特征，并将这些本质特征作为讲授的重点。在教学中，只有围绕这些目标，并以此为契机，通过整合教学内容和方法，抓住教学重点，以点带面，要求学生掌握语言知识、社刽吾言能力、语篇分析能力、语言研究能力和语言现象观察能力，才能形成学习的推动力，提高教学效果，使学生学有所获。3规范考核内容与形式，提高语言应用能力科学的能力测试评价机制是保证课程质量和教学效果的手段，也是检测学生汉语水平、促进汉语学习的工具，对教和学双方都起着直接的指导作用。用什么重要尺度进行衡量，关系到教学设计、课程建设和教案编写的科学性。为了进一步完善现代汉语评价与考试制度，强调语言测试的激励作用，使考试成绩更具准确性和客观性，必须探索教学评价手段改革规律，推行多样化考核方式，综合运用多种考试功.法，实行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教学研究相结合、静态评价与动态评价相结合的多元评价体系，从而努力把只注重结果的考核转变为注重过程的考核，使考试与课程形成互动，共同完成既定培养目标。第一，鼓励参加语言实践活动。语言不是“教”会的，而是“练”会的，正如吕必松所说:“言语要素可以传授，而言语技能是不能传授的”门。语言学习是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加大语言实践活动的力度，把语言实践纳人“现代汉语”课程考核，规定相关语言活动分数进人成绩单，未参加语言实践活动者，不能通过现代汉语考试，这样能够充分体现现代汉语课程的应用价值。现代汉语课的实践活动，包括举办讲座、故事会、讨论会、报告会，辩论赛、教学实习、教学竞赛、演讲比赛、朗诵大赛，开展汉语拼音运用、外国人汉语语音偏误描写、汉字规范化使用情况调查。学什么就要练什么，练什么才能会什么，会用了也就等于把真正的汉语知识学到手了。实践活动使学生在教师设置的语言情境中，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不同层次通过练习，将所掌握的言语技能转化为言语交际技能，从而丰富了语言表达方式，培养了学生使用语言的能力，达到了会用的目的。对它们的效果进行准确评价，对活动过程进行全面评估，不仅为学生实玫琢寸专业的认知由抽象化向感性方面转化莫定良好基础，而且能够很好地检验现代汉语的学习成果。第二，注重语言理论与基础知识。在考试设计上，根据对外汉语专业“现代汉语”课程的教学目标、教学要求、教学任务，形成单一评价与多元评价相结合的动态评价模式，要求内容涵盖汉语基本理论、基础知识。体现在考评方式上，除保留闭卷考试外，增设开卷、口试、随堂考查、小论文写作，把平时作业、课堂讨论、课堂提问、专题研究报告、语言学读书笔记列人总评成绩。这些不同类型的评价手段，侧重语言认知行为、认知能力的考核，充分体现出语言知识评价和能力评价的有机结合，让储存在语言信息网络中的节点处于交通联系的活动状态，能够大大减少死记硬背语言学概念、术语的现象，有利于多途径检测教学效果，从而找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能力。

本文作者：何干俊 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一、语言应用研究的理论方法与实践

祝克懿《互文性理论的的多元思维特征》首次将互文性理论中“多元”思维特征作为与“互动”并列的思维特征提取出来，对其进行论证分析，从语篇语言学的系统、关系、层级观等角度切入，深入讨论了互文性理论的多元思维特征。聂仁发《有关语篇结构的几个概念》将语篇的宏观结构分为基于内容的事理结构、主题结构、文体结构和基于形式的普遍结构，并简略探讨了这几种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施麟麒《孟子的话语理解观———“以意逆志”新解》对孟子关于话语理解的名言“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作了较详尽的考辨分析。杨亦鸣《言语障碍的神经机制研究》介绍了神经语言学与言语障碍的基本概念和研究历史，并从中英文阅读障碍跨文化对比、汉语成年口吃者词汇加工的ERP研究、语音与聋人词汇阅读三个方面展示了语言学与科技结合的良好前景。李怡《跨文化语用研究语料收集方法———观察记录vs角色扮演》以汉英“请求”言语行为跨文化对比研究为例，探讨了观察记录和角色扮演作为语料收集的两种方法收集的语料差异、各自的优劣及适用领域。周毅《社会符号学视野下文人画语篇结构及成因》从语言符号、视觉符号与社会文化情景的互动关系来探究文人画。周明强《埋怨性话语标记语语用功能探析》讨论了埋怨性话语标记（如“真是的”“、何必呢”等）的语用功能。

二、汉语国际教育的学科建设、汉语研究和教学法

崔希亮《汉语国际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围绕着汉语本体、教师、学生、技术保障、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五个方面，结合丰富生动的案例阐述了这个学科目前面临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周小兵《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与应用语言学》分析了汉语国际教育人才培养现状、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研究生培养与学科发展等重要问题，介绍了中山大学国际汉语学院近年在该领域的拓展。王建华《语言经济学视野下的汉语国际教育》认为汉语不仅是一种人力资源，也是一种经济资源；汉语国际教育不仅是一项语言文化事业,也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经济价值。陆俭明《要加强语言信息结构的研究———重新认识“把”字句》以语言信息结构理论为依据，针对以往“把”字句教学中的释义局限，重新定义把字句的语法意义及对汉语国际教育句法教学的功用。马真《要加强词语的用法研究》以副词“按说”、状态词“好端端（的）”、“反而”、“一概”等为例，指出外国留学生词语偏误出现的部分原因，是词语用法研究的缺位和辞书注释的缺陷（缺乏语义背景），强调了加强词语用法研究的重要性。税昌锡《面向第二语言教学的汉语体标记事态分布研究》梳理了“了”、“着”、“过”等体标记教学的历史，借用过程哲学将事件看作随时间展开的动态过程，建立了一个事件过程的事态结构模型。吴应辉《美国沉浸式汉语教学的现状、特点与思考》全面介绍了沉浸式语言教学的概念和历史、美国沉浸式汉语教学发展现状、美国沉浸式汉语教学的主要特点。严慧仙《文化认同的多模态话语分析及其对跨文化能力培养的启示———以〈舌尖上的中国〉为例》以多模态话语分析为理论框架，从文字、画面、声音三个方面对《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及加长版宣传片的多模态文本进行解码，解读该片所表达的文化认同特征。沈阳《关于汉语规范化的若干问题》阐述了汉语规范化的理论问题，也对当下语言生活实践出现的不规范乱象进行了批评。胡云晚《政府门户网站背景下的语言规范观》通过对浙江省101个地级市、市辖区、县级市、县、自治县政府门户网站的语言监测表明，政府门户网站语言失范率奇高，远大于传统纸质媒介。并提出要实现政府语言的规范表达的相关策略。赵翠阳《异形词社会使用调查与〈现代汉语词典〉两版整理规范研究》通过对北大的CCL语料库（现代汉语）、人民网语料以及国家语委的现代汉语语料库的语料考察，整理分析了四类异形词。杨同用《词的功能与语文词典的词性标注和释义》着重对词的功能与词性的关系、功能变化与词义的关系、词的功能变化对语文辞书词性标注和释义的影响等进行了讨论。

三、结语

综观论文的研究议题，可以梳理出应用语言学学科发展的一些重要特点：一是“言（研）以致用”。应用语言学的研究渗透了服务国家、服务社会、关注语言生活的意识。二是“学术无疆”。应用语言学学科的研究具有越来越明显的国际化视野；学术研究需要多学科的交流互动。三是“学科有界”。应用语言学虽然多以实际的语言问题的研究为出发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缺乏理论。本次论坛的议题似乎是学者们约定俗成的一个自然疆界，其背后的学理依据，为进一步规整学科的研究任务和范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作者：施麟麒 单位：浙江科技学院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如何在当代文化架构下拓开新的研究领域，如何在当代文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重要作用，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近年来十分焦虑的母题。这种焦虑，或西延与汉学碰撞时炎时凉，或内溯于新国学探求时有执着，或立足当下语文教改有破有立，或后延于当代概念孰民孰中，或追问身份于现代汉语中渐成热点。这些焦虑，十分集中地体现在2010年9月20日至23日在四川师范大学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十届年会（以下简称“年会”）的四个分题中，会议开了四天，时间饱满，发言密集，时有交锋，新见叠出，是近年来少有的高质量的现代文学学术盛会。   一　现代文学与现代汉语   现代文学与现代汉语，是近十年来一直涌动的学术话题，年会围绕其研究史与当下课题、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等命题进行讨论，体现了现代文学研究新领域的拓展。   年会首先讨论了现代文学与现代汉语研究的历史与现实课题。高玉（浙江师范大学）以90年代为界分为两个阶段，“90年代后最大的不同就是不再把语言看作纯粹的形式，而看作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在谈到当下时，他认为有三大课题值得研究，“一是关于文学语言问题的史实清理与研究，比如晚清白话文运动历史，五四白话文运动的理论与实践等及文学史上关于语言问题的争论，以及文学现象。二是文学思想语言层面的研究，比如关键词研究，关键词研究是历史研究，通过研究概念的流变、发展来研究思想的变化和发展，这方面的研究还没有充分展开，还停留在名词解释层面，缺乏意识层面深入。三是语言诗性问题研究，我们现在还没有对语言诗性问题建立一套有效的言说方式。“诗性”问题会对未来的文学语言研究带来巨大的突破。曹万生（四川师范大学）认为，“有三个历史逻辑层次，第一层次，对文言与白话之间的形式研究以及这个形式历史的研究。深入下去就是研究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的联系。第二层次，把现代汉语作为与古代汉语不同的思维方式及思想实践的研究。第三层次，研究现代汉语诗性与现代汉语文学的关系。”二是关于现代文学与现代汉语关系历史清理的研究。   年会就总体语言与现代文学的关系、晚清时期白话文运动、现代文学时期与现代汉语、当代文学时期与现代汉语及诗体语言、散文语言分别作了讨论。   文学语言的变迁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整体思路方面，朱晓进（南京师范大学）认为“应系统地梳理五四以来的语言变迁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最终落脚点是要探讨中国现代文学形式发展的重要内在根源，即注重文学语言的变迁对中国现代文学进程（尤其是文学形式变化）影响的方式和程度的分析，”“应着重着手研究，文学语言变化的影响到底是以何种方式，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不同的文学体裁和文学样式的形式发展和导致了一些重要的文学文体特征的形成”。   进入晚清时期，围绕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困境与转化，晚清译入语与现代文学想象及初期译诗等问题，代表们发表了不同意见。王平（中国海洋大学）认为晚清白话文运动有一个“认同意识”困境的形成与缓解的过程，“晚清新知识者倡导白话文的初衷是维新启蒙，缺乏五四同人真正的语言自觉。白话、文言并行的二元性语言观凸显了晚清一代所面临的‘内俗外雅—体用分离’的认同意识困境”，“白话报这一启蒙形式使新知识者的认同意识困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咸立强（华南师范大学）认为“20世纪初中国现代文学翻译之译入语的斟酌使用，充分体现着中国现代文学汉语的现代性想像。”因为，“翻译时的译入语不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语言体系，而是一个有待生成的语言体系，是剧烈变动和生成中的语言——现代白话文。”围绕这一点，袁进（上海大学）分析了晚清译诗与现代新诗的关系，“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他们在运用汉语翻译基督教诗歌上，已经做过大量的运用白话翻译新诗的尝试，这些尝试迄今为止还没有得到文学史的承认，它们被历史遮蔽了。”进入现代，年会围绕现代汉语的产生、胡适与梅光迪、任鸿隽关于新诗语言的论辩、《新青年》标点与横书、鲁迅的语言观、钱钟书关于文言白话的观点等进行了讨论。汤哲声（苏州大学）认为，“中国‘现代汉语’是在清末民初之际由报人、作家、政论家、国家共同完成的。”“现代文学对现代汉语起到‘定型’的作用。”陈方竞（汕头大学）认为，钱玄同首先提出并始终坚持的“‘横行与标点’，作为《新青年》新文化倡导的一个重要主张”，“每一步微小的变化，都贯穿着同人间的分歧、争论乃至交锋，历时四年多，版式和标点符号才发生整体改变”。黄轶（郑州大学）以鲁迅语言观谈了晚清到五四时期的言文之分与身份之别。   “变与不变的观念都隐含着民族身份的焦虑。”近现代语言变革乃是为新文学立法。晚清到五四“言文合一”的提倡有白话化、欧化、拼音化三种思路。田建民（河北大学）认为，钱钟书对胡适和周作人的批评及对文言与白话的批评，体现了一种重史求实、新旧兼容的学术原则与治学方法。   进入当代，年会就现代汉语共同体形成与方言、孙犁的语言观、诗体语言、散文语言等进行了专题研究。刘进才（河南大学）认为，1955年相继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汉语规范化会议，对周立波方言文学的批评，使“文学作品中方言土语的运用受到不同程度的规训。”刘东方（聊城大学）认为孙犁的语言观具有承现代启当代的桥梁作用：“重视语言就是重视内容，”此后的李锐、韩少功、贾平凹、于坚、王家新，陈东东等，共同继承开拓了中国当代文学语言本体论。   可喜的是，对当代文体语言的研究也成为学者关心的问题。年会围绕现代汉语与诗趣、科学思潮与诗歌、穆旦到昌耀诗歌语言的质感、语言与当代散文等进行了讨论。王书婷、何锡章（华中科技大学）认为，“对现代诗歌文体的描述，对现代诗歌功过的整理，应该回到‘趣味’、‘游戏’”，研究了现代诗歌文体研究的现状、趣味和游戏与诗歌的关系，汉语诗歌文体的古今得失比较，以及现代汉诗文体问题的切入视角做出了探索性的考察和分析。王泽龙（华中师范大学）认为“中国汉语诗歌的现代转型，很大程度是清末明初西方近现代科学思潮影响的结果”，他从诗歌感性思维方式、语言、外在形式、意象类型扩展、传播途径等方面论述了与科学思潮的影响的直接关联和弊端。易彬（长沙理工大学）认为“穆旦时代，古典诗歌美学规范”影响了诗人写作，但后来的“昌耀有意掘用朴拙的古汉语词汇或生造词汇”，承载其情，传达滞重。“两人获得相似的诗学效果：词汇充满力度，语言获具独特质感。”渗透出对当代诗人现代汉语诗性的焦虑与感受。丁晓原（江苏常熟理工学院）从语言三维视角观察中国散文现代转型，认为“文学的现代性，基础性的表征当是语言的现代性。”工具层面由白话取代文言，是现代性显性标志；语义层面新名词和“外国语法”的“欧化”，显示内在现代性；新文体的建构与语言关联，显示分型建体功能。#p#分页标题#e#   年会在关注现代汉语与创作、新诗创作与新诗文化、现代汉语文学史学术史研究诸方面，都有深入的探讨。颜同林（贵州师范大学）认为“从语言维度进行考察，普通话写作无疑是当代文学确立的标志。”高玉对普通话语音涵义与现代汉语的关系作了回应。在新诗创作方面，吴投文（湖南科技大学）认为，“新诗的困境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困境”。他认为，建设成熟的新诗文化是新诗走出文化困境的必然结果。在现代文学与现代汉语研究日益深入的情况下，近年来这方面的文学史著作开始出现。巫小黎（佛山大学）提出了构建现代汉语文学史刍议，“整合全球汉语文化资源，构建全球汉语文学世界的现代汉语文学史，其意义和价值则超越了文学史建构本身”。赵黎民（重庆师范大学）对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的研究持疑，认为难度很大。晏红（四川外国语学院）就表达与应合、文学与学文、文人与文本谈了自己对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研究的看法。高玉、朱晓进分别作了相应的回应。   二　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与当代语文教学   现代文学经典阐释是本届年会的主要论题，也是最近十多年来现代文学界持续不断思考的问题，一方面体现了现代文学介入当代基础教育联系的动向，同时也体现了现代文学界力图介入当代社会文化建设的思路。围绕这个论题，学者们进行了广泛的思考，涉及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建构及其当代性、经典阐释与语文教学、鲁迅作品新论、其他重要作家新论、流派文体新论等等。   近年来现代文学研究有些什么变化，应怎样评价这一变化，温儒敏（北京大学）就研究的边界和价值尺度提出了看法，他认为，近年现代文学研究步入平稳，出现了值得注意的研究趋向。一是回到“史学”的路子，“重新注重文学与历史的内在关联。”二是“一大批日本的鲁迅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论著在中国翻译出版，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重要的理论资源。”三是“选题的对接，将文学领域问题与其它领域问题迅速对接起来。”利弊皆存。四是“新生代学者如何克服‘项目化生存’、弥补过分‘学院化’所造成的弊端，找回学术研究与社会责任、研究工作与生活世界的有机联系。”就社团研究与国家、个人等关系研究提出看法的有杨洪承（南京师范大学），他认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社团流派是随着中国现代文化及现代文化主体的现代知识分子诞生的国民“群”的观念，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精神载体。”他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四者关系的形态。与此相联，杨剑龙（上海师范大学）认为“应该完全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打破国家、群体、个人对立的思维方式。”冷川（中国社会科学院）对2009年的现代文学研究作了系统评述。   现代文学经典的形成与经典的社会意义，成为年会关注的问题之一。金宏宇（武汉大学）提出了副文本与现代文学经典建构的关系。认为，经典的中间层面与副文本有关。“这个经典化，一方面是文本的构成因素，另一方面也是关于其正文本的一种阐释的因素”。汪成法（安徽大学）认为，学院派文学批评“在1920年代承担的是立法者的角色，1930年代则是护法者”。王方（西华大学）提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与现代公民意识的培养”的问题，就现代文学经典对当代文化建设的意义作了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经典既有鲜明现代性特征又能够带来深刻生命体验的文化形式，是公民意识形成的精神食粮。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经典的意义上，代晓东、王小平（四川理工学院）试图用伊瑟尔的文学人类学对现代文学经典进行阐释。周云鹏（长沙理工大学）认为“经典教学的道路不失为摆脱当前困境的主要途径”，哈迎飞（广州大学）认为“当务之急首先是确定现代文学经典的价值标准”，提倡“精”、“深”、“慢”。   鲁迅作品的经典阐释与教学，成为不少学者关注的主题。陈国恩（武汉大学）简述了鲁迅研究史与当代中国社会、中学选本变化的简况，主张“中学语文教学对鲁迅作品的讲解要专注于发掘其更为内在的、更具有久远的文化意义，要对鲁迅及其作品采取一种历史的辩证的观点”。符杰祥（上海交通大学）认为，鲁迅从弃矿学医，再到弃医从文，不断走进了他自己。“决定鲁迅取舍的根本在于何种学科更能满足自我的内心需要”。张均（中山大学）从农民形象的梳离与启蒙主义之关系的角度，认为《阿Q正传》是“启蒙主义独断式的自我表演”。曾令霞（佛山大学）对鲁迅作品看客、戏子、丑角等形象的分析，讨论了鲁迅作品与“戏台文化”的关系。陈伟华（湖南大学）对大学《阿Q正传》的教学图示了新的体验。   不少学者对具体经典篇目进行了新的解释。吴晓东（北京大学）提出了关注20世纪30年代文学对传统文学借鉴的思潮问题，他以何其芳《画梦录》所写三个独立志异故事《丁令威》、《淳于棼》、《白莲教某》为例，研究了“为什么何其芳的现代散文创作选择了这三篇古代故事进行改写？三个故事之间呈现了怎样共同的特征？何其芳改写之后的散文与原著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异同？改写后的现代文本又昭示了哪些值得分析的诗学属性？”认为“《画梦录》由此给我们提供了考察中国现代创作与古典文学之关系的一个耐人寻味的文本。”马俊山（南京大学）认为过去对丁西林《压迫》解读都不能真正揭示《压迫》的思想特性“，全剧都是围绕着租不租以及退不退的矛盾展开的。这是一场权益之争，作者探讨的是现代人的自由界限问题。”“深层反映的现代中国权利和自由意识的觉醒，这是它超越同时代其它作家作品的地方，也是它的现代性、经典性之真正所在。”袁国兴（华南师范大学）研究了“我”在艾芜《山峡中》的叙述位置选择与文本价值的关系问题。贾振勇（山东师范大学）认为茅盾《蚀》等早期小说中，“政治创伤体验激发了茅盾的艺术才情，‘绚烂中的哀伤’之美”“是他艺术才情的藏身之所”。大、中学教材对茅盾作品的阐释“很大程度上是政治意识形态规训的结果”。徐仲佳（海南师范大学）认为周作人现代思想根源有一个从前期的西方埃利斯到20年代中期后中国传统文化的变化。赵京华（中国社会科学院）通过对周作人致日本友人松枝茂夫信114封（1936年3月至1964年12月）“解读日伪时期周作人对战争、国家、文化、个人际遇的认知和感守约同时，试图提出那段战争期间出现的‘汉奸’现象的历史性和普遍性问题”。高恒文（天津师范大学）通过“破门”事件集中分析，考察了沈启无与周作人文学关系沿革及变化，从独特视角考察周作人40年代思想文风的另一面。陈希（中山大学）分析了近十年来《雷雨》演出由传统主题到超越现实的人性探索、传统表现形式到融入表现主义、象征主义，突破固定“三一律”等形式的变化，认为更体现了《雷雨》创作原意。吴晓梅（昆明学院）分析了张爱玲、苏青小说与40年代都市女性生存的关系和独立价值。夏中义（同济大学）认为1949年前的“朱光潜个人学术史”“最具创意”。#p#分页标题#e#   谢家顺（池州学院）对张恨水小说作了民俗学的阐释。方维保（安徽师范大学）认为苏雪林从个人书写向国家叙事的转变，体现“国家情怀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成年镜像”。   还有学者对整体现代文学创作进行了探讨。刘勇（北京师范大学）认为“文学流派的价值和意义不仅仅在于体现出地域文学的某些特质，它们还有新的研究空间，这就是文化资源的开掘与发现”。邱雪松（西南大学）考察了现代文学与现代出版关系的演变，“自1920年代中期开始，新文化运动人士主政的出版社大量诞生，呈现为古旧书店，大书局，新书业三足鼎立的局面。”黄晓华（湖北大学）分析了寓言型修辞中作为先觉者的癫狂，到诗意化修辞中作为高蹈者的癫狂，再到写实化修辞中作为毁灭者的癫狂的三种现代癫狂叙事，是“现代人认同境遇的一种隐秘的集体隐喻”。肖向明（惠州学院）研究了清代以来民间信仰与中国小说叙事的演变，追溯有其叙事潜在的“近代性”因素。   诗歌经典研究，体现了学者们不同的关照角度，特别是对现代诗学涉及个人真实等哲学相关命题作了探讨，如段从学（四川师范大学）认为冯至《十四行集》是“在个人与世界的关联中，在个人的变化和丰富中来寻找个人真实性的生存论道路”，与鲁迅《墓碣文》“把自我当作客观认识对象”构成潜在的对话关系。陈茜（江西师范大学）在比较废名的“浑圆”与朱英诞的“清浅”之差异中，思考朱英诞被文学史家忽视的原因。陈卫（福建师范大学）以朱自清20、30、40年代的相关诗论的影响与贡献为据，认为“朱自清是中国现代诗学的奠基人”。马云（河北师范大学）分析了李金发诗歌与罗丹的关系，认为“《弃妇》是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雕塑家多那太罗的《圣马德莱娜》和罗丹的《丑之美》的艺术感悟。”“他的诗是象征的，也是写实的。”在散文研究中，陈啸（南通学院）从京派散文的生成、理论言说、创作实践等方面探讨京派文人把纯“美文”以及对散文文体本体性回归为鹄的的一次极具价值的散文文学尝试的内涵及意义。小说研究方面，罗晓静（中南财经政大学）对晚清小说《孽海花》“对个体欲望、情感、微观社会乃至日常生活予以充分的注意”、消解精英等奇异之处作了分析。   陈思广（四川大学）对1927——1939年间三次长篇小说征文与获奖小说作了发掘与分析，并分析了三次长篇小说征文为人们所忽视的原因。阎浩岗（河北大学）对近年来《李自成》的评论进行了反思。   三　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关联   近二十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界，对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关系的思考，一直处于转型的焦虑之中，并成为多次会议研讨的主题，随着当代文学的延伸，这个问题得到的关注越多，这既关系到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学科的关系问题，也关系到如何书写现代文学史。本次年会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对问题的研究开始深入。   关于民国文学、共和国文学的命题，关于近代、现代、当代的整体性思考以及如何打通的问题，都继续引起一些学者的重新思考。丁帆（南京大学）在大会发言中，更把这个问题提为“新旧文学的分水岭——寻找被现代文学史删除和遮蔽了的1912—1917七年”。他把新文学开端期放在1912，理由有四：民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体制诞生；法律保证了言论等现代人权；法律保护对倡白话、开报禁、言论自由、启蒙产生了巨大作用，使现代文学一直比当代文学质量高；通俗文学得到长足发展。张福贵（吉林大学）继续他2003年提出的“中华民国文学”作为现代文学命名的说法，同时主张把当代文学称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他从文学的性质和观念、作品构成因素、形象的置换、作家身份以及文学组织机制的变化四方面论证了这是两种“本质差异”的文学史。李怡（四川大学）看到了国家形态诸如法律、经济、教育、宗教、生活习俗以及文学生产、传播过程等等“结构”性因素形成了某种综合性的效应，因而赞同民国文学史的说法，谓为“民国机制”。黄万华（山东大学）提出，要“跨越1949”的命题，认为1945后十年，解放区文学“扩展”到大陆和国统区文学“萎缩”至台湾、以及香港接纳现代文学各种传统，要结合在一起考察。朱栋霖（苏州大学）在现代与古代的基本差异比较后，提出“现当代中外文学比较史就是现当代中国文学史”，认为这是“最具概括性的、最具有理论深度的形态，是治史不可回避的学术方法与思路”。高旭东（中国人民大学）以1894年出现翻译小说为始，认为1894到1917应称为“前五四的现代热身阶段”，1919到1949是“多元混杂的现代性与超现代的一元确立”，1949到1979是“超现代的一元模式从僵化到自我解体”。谢昭新（安徽师范大学）从“政治意识的演化”并通过这种演化的具体形态变化，论及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关联”。   在打通现当代文学的角度上，更多学者选择了从题材、主题、艺术、地域、民族等角度进行的打通研究研究，是这次年会的一个新的动向。段美乔（中国社科院）以40年代的九叶诗人在80年代的重新出发，探讨了现当代文学关联的一个独特现象：学界对40年代九叶派的研究，共性的关注大于个性。“在80年代的命名和重现的过程中，九叶诗人们表现出的差异性却远远大于共性。”王本朝（西南大学）谈到了“当代”建构过程的种种合力，并分析了现代作家在建构中自我更新与认同。王卫平（辽宁师范大学）提出重返文学中心，对经典进行重新厘定，对学科进行新的整合，强调经世致用。袁盛勇（重庆师范大学）认为对时代“鲁迅现象”的清理，“其实也包含了对于当代知识分子和鲁迅思想缺陷的清理”，主张要对鲁迅采取一种较为古典的学术研究态度。白浩（四川师范大学）认为“西部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也曾有两次作为策动中心的机会。他以延安与当代为角度，研究了“西部本土文化特有的正负能动力量、以及这种动能的有限、动能的衰竭之原由均值得再加探究”。常彬（河北大学）以晚清以来中国作家的朝鲜题材关联，认为经历了认知，亡国镜鉴、休戚与共、南方缺席、“华风”“韩流”四个阶段。张鸿声（中国传媒大学）以北京空间叙述为线索，研究了现当代文学的差异，认为“现代文学主要对北京进行古典性叙述”，当代文学“新北京”空间叙述转向对一些新的城市景观，其间所体现的，是新旧城市不同的政治经济学意义。刘永丽（四川师范大学）认为，现代历史时期中国文学中“反城市主义”主题“在当代文学中得到继承和发展”，20世纪该主题与儒家文化、西方反现代性思潮、殖民主义及民粹主义有关，“当代文学的‘反城市’的内在原因又有新质表现。王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以中西文化碰撞下产生“跨国恋”叙事为题，研究了晚清王韬、周瘦鹃和现代徐?、无名氏的相似相异。俞敏华（浙江师范大学）比较鲁迅《我的第一个师父》和汪曾祺《受戒》，认为“这两位常常被指认为风格迥异的作家，却在同一个问题上，表现出了趋同的价值观念”。张丽军（山东师范大学）以老舍《骆驼祥子》、苏童《米》和贾平凹《高兴》为例，研究了百年农民与城市关系的审美嬗变：即“以善抗恶”、“以恶抗恶”到“以善寻善”。赵凌河（辽宁大学）以施蛰存到余华为例，描述了“现代走向后现代，从‘内在现实’的追求走向‘不确定’的甚至是颠覆性的表述”。葛涛（北京鲁迅博物馆）提出要以鲁迅“立人”主张的思想在当代网络文化中“立网民”。李继凯（陕西师范大学）认为“书法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是被忽略的领域，“可以提供新的学术增长点”。钱晓宇（华北科技学院）提出中国当代幻想文学的传承与新变的问题。#p#分页标题#e#   汪卫东（苏州大学）认为“从五四到80年代，中国的人道主义言说都只能是到人为止”，“无法生成真正摆脱非人存在的新资源，也无法拓展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刘殿祥（大同大学）以闻一多学术研究为例，提出在国学热背景下“现代作家的学术经典之于当代文化建设的意义”。罗绂文（贵州大学）从新诗对旧诗借鉴的角度，梳理了百年新诗之“旧路”，研究了“中国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关系的几种模式”。   张莹（四川师范大学）认为，王朔、刘恒，池莉、晚生代，美女作家、网络小说等，表现出文学的影视转向。   在打通的学术背景下，本次年会出现了专门把注意力转向当代研究的正面研究。李俊国（华中科技大学）认为近二十年中国文学里面呈现出四大“症候”：简单的“日常”与慵懒的“审美”、堕落的“身体”与货币化的“欲望”、价值误置的“戏谑”与审美倒错的“狂欢”、温馨复制的“底层”与精神撤退的“民间”。耿传明（南开大学）认为，在“掊精神而张物质”的当下，正显示“《红旗谱》的文学魅力”以及“至高的善、真正的公平和原始的正义”。刘海军（重庆大学）从乡村脱序的全貌、城乡冲突的文学表征与农民底层身份的焦虑这三个方面着重探讨新世纪乡村小说的特征与变化。   四　现代文学与成都   现代文学的地域文学研究日渐与地方文化研究相渗透，拓展了现代文学研究的领域，本次年会围绕现代文学与成都的主题，对现代文学与成都形象成都书写、对郭沫若、巴金、李?人、艾芜等与成都以及抗战时期在成都生活和工作过的朱光潜、朱自清等人进行了研究，描绘出成都与中国现代文学几位大家的渊源关系，同时探讨对地域与文学的独特关系与美学意义。   在总体概括现代文学与成都作家的关系时，吴定宇（中山大学）用多元构成的“西蜀文化之气”加以概括，认为郭沫若乐山沙湾的“匪气”、李?人成都的“市井气”、巴金成都“文翁石室”的书卷气尤为突出。谭桂林（湖南师范大学）认为，抗战时期向大后方迁移的众多佛教期刊，“对发掘新文学作家的新的史料，把握现代佛教文学的发展趋势”有重要意义。李永东（西南大学）认为，外省作家的成都书写，能让我们领略“他者”文学视野中成都形象的文化审美风格：倾向选择阴柔、静穆、低沉格调的意象来摹写成都，发现北平情调或江南风味，“旧中国都市的风度”和熟悉的民族氛围。逄增玉（中国传媒大学）以四川现代作家反映“九一八”后东北和四川抗战小说为例，分析了典型化、本质论的偏差与学术界评价同一，认为“需要还原，以呈现文学史的多元面貌和声音。”郝明工（重庆师范大学）描述了抗战时期“双城书写”现象：纵向历时性成渝书写、横向共时性京渝书写、纵横交错整合性苏渝书写，体现出“以趋向民族史诗的艺术高度”。秦方奇（平顶山学院）以南阳《前锋副镌》为例，认为“在关注‘大后方’文化中心的大刊物外，要对为数众多‘小后方’的地方文学报刊给予足够的重视。   年会对巴金创作关注最多。陈思和（复旦大学）对新近刊发的巴金1928年计划写的中篇小说《春梦》残稿作了阐释，认为“《春梦》是巴金在1928年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以后开始创作的未完稿”。“《春梦》残稿的发表构成了对巴金研究界既定看法的一个挑战。”他认为“目前我们看到的《春梦》残稿并非是原来巴金回忆中的《春梦》，而是一部已经走样了的书稿的片段，它与巴金曾经告诉我们的创作设想中的《春梦》并非是一回事”。吴双（西华师范大学）认为《憩园》、《第四病室》、《寒夜》里“来自故土被反复强化的记忆在深层无意识中形成文化象征符号”，汇聚成了巴金笔下独特的“川渝意象”。金进（马来西亚拉曼大学）认为《家》通过巴金及其信仰变化透视了30年代的文学视界：高老太爷、觉新形象“人性善恶的揭示”的体现，觉新、觉民和觉慧的象征反映（分别代表传统性格、五四余绪、社会主义）。魏建（山东师范大学）对《沫若诗词选》不同版本的篇目校勘，回答了《沫若诗词选》何以出现版本问题，并依据所得校勘数据纠正对单行本《沫若诗词选》与《郭沫若全集》中的《沫若诗词选》作品篇目的一些模糊和错误的认识。张全之（重庆师范大学）据1923年《国家的与超国家的》一文提出郭沫若早期创作中的“超国家”意识的问题“来自于当时泛滥的无政府主义思潮”。邓伟（重庆工商大学）认为“李?人的文学选择与新文学主流明显有着某种的距离感与疏远感”、“其小说有着某种明显‘旧式’的底色。”詹玲（杭州师范大学）认为李?人、沙汀笔下的成都茶馆叙事“以介于传统与现代的多元样貌体现了现代性与传统之间对抗消匿、变异融合或因势而上等多种样态。”除了对四川籍特别是在成都出生、成长的作家进行与成都风情关系的考察外，一些代表考察了刊物及抗战时期旅蓉作家的创作。李琴（四川师范大学）以清末民初四川报刊出现的首个专门文艺副刊《娱闲录》为例，考察了主笔李?人及吴虞等人创作的百余篇小说，并论及《娱闲录》并入《四川群报》副刊后李?人成为《四川群报》首任主笔及副刊编辑的史料及意义。在对旅蓉作家的研究中，王攸欣（湖南师范大学）认为朱光潜在成都的经历表明朱光潜并不是一般读者所了解的沉浸于超功利审美的学者，而是一个积极介入现实斗争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王晓冬（西南大学）以《巴山夜雨》分析了张恨水抗战小说特有的空间意识，以及这种意识在社会化小说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温儒敏，在大会闭幕式上，对大会取得的成功作了总结，他认为，“年会开得很好”，有三个特点。一个特点，是一个年轻的会，有差不多三百人，有接近三分之一是年轻人。这个学科已经有五代学人。第五代就是70后80后。这次会很多第五代参加进来了，很踊跃。#p#分页标题#e#   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第二个特点，这个会有很大投入、论文有120多篇，都很认真。现在这样认真的会很少了。第三个特点，有生长的态势和新的生长点。现代文学与语言的问题，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也是最难的一个问题，也出现了一些好的著作，殷实的著作。研究文学语言要进入它很深的机理，必然要触及到个性的问题。这次会议问题提得很好，还有些问题像汉语文学史的问题，像曹万生老师那个书，很有意思。但是也有不同看法，汉语文学史跟国别文学史怎么说。这个可以讨论。我提几个希望。第一，我希望我们这个学科能够参与现实，但又保持活力、要有一个持重的风格。第二，希望更年轻的学者把现当代打通。第三，期望年轻一代应该从我们的教训中走出来，做更大气的文章。

最近在审读医学期刊发表的几篇医学论文时，先后多处惊诧地见到“粘膜”“粘附”“粘蛋白”“粘结”“黏连”等错用词，因此很有必要对“黏”“粘”的正确使用再进行一次辨析。

“粘”“黏”原是同字异形，但“粘”有2音2义，而“黏”只有1音1义。

按《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释义:“粘”读zhān时，是动词，义为“使连接”，即“黏的东西附着在物体上或者互相连接:麦牙糖粘在一块儿了”，或者“用黏的东西使物件连接起来:粘信封”;读nián时，是形容词，同“黏”字。“黏”只有nián一个读音，是形容词，义为“像糨糊或胶水等所具有的、能使一个物体附着在另一物体上的性质:黏液，黏米，黏稠，胶水很黏”。

为什么实践中会频频出现“粘”“黏”使用混淆的情况呢?原因确实比较复杂。在古汉语中，“粘”“黏”2字是通用的，均读作nián。1955年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将“黏”作为“粘”的异体字予以淘汰，而2013年国务院的《通用规范汉字表》又确认“黏”为规范汉字。此后“粘”“黏”2字的使用就有了《现代汉语词典》明确指出的分工:“粘”读zhān，只表示“使连接”;“黏”读nián，表示“具有连接的性能”。遗憾的是不少人不了解这一文字变迁历史，至今仍在执行已废除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的规范，这是亟须纠正的。

根据《通用规范汉字表》，参照《现代汉语词典》，本文开头提及的错用词“粘膜”“粘附”“粘蛋白”“粘结”，均应改为“黏膜”“黏附”“黏蛋白”“黏结”(如黏结力，一种将物体黏合在一起的力);“黏连”，因其是动词，义为身体内的黏膜或浆膜由于炎症病变如腹膜发炎时，腹膜与肠管的浆膜粘在一起，所以应改为“粘连”。

在科技期刊中，与“黏”相关的词常见的有:“黏度”，表示液体或半流体流动难易的程度，作为量名称，GB/T3102―1993《力学的量和单位》中列出的“［动力］粘度”和“运动粘度”，均应改为“［动力］黏度”和“运动黏度”;“黏液”，指人和动植物体内分泌的黏稠液体;“黏着力”，一种用胶质把物体固定在一起的力;“黏合剂”，一种能使2个或多个物体粘在一起的物质;“黏土”，含沙粒很少并具有黏性的土壤;“黏虫”，一种昼伏夜出专门为害稻、麦、玉米等的昆虫，其成虫的前翅中央有2个淡黄色的圆形斑纹，后翅尖与边缘黑灰色;“黏菌”，一类介于动物和植物之间形态各异的微生物，是研究生物化学、遗传学等的重要材料;等等。

而与“粘”相关的词不多，常见的有“粘贴”，义为用具有黏性的物质使纸张或其他东西附着在另一种东西上，如粘贴大字报。

“范畴”一词可以指“类型”、“范围”。“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范畴是反映客观事物本质联系的思维方式,是各个知识领域的基本概念”[1]573。在认知语言学中,“范畴”“是个用途很广且含义模糊的术语。一种事物及其类似的成员(如椅子)可以构成一个范畴,一类事物(如家具)及其包含事物可以构成一个范畴”[2]55。因此,认知语言学中的“范畴”是指“事物在认知中的归类”[2]55。“同一范畴的成员总是具有相近或相似的本质属性,在认知语言学上称之为家族相似性”[3]90。同一范畴内不同的成员共同特性的多寡是不同的,因此,同一范畴的不同成员之间的地位也是不同的。一个范畴中具有更多共同特性的成员是该范畴的典型成员或中心成员,即原型,其他成员则是该范畴的非典型成员或边缘成员。范畴内部各成员之间的边界是渐近的、模糊的。范畴中的边缘成员还往往带有相邻范畴的某些特性,因此,范畴与范畴之间的界限或边界往往也是不清晰的或模糊的。汉语外来词也是这样一个具有模糊性的范畴,这就是汉语外来词范畴某些成员的外来词资格有争议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拟从外来词语言文化二重性的视角,运用原型范畴理论和模糊理论,对汉语外来词范畴加以探讨。   一、汉语外来词范畴研究现状   从语言文化二重性的角度来探讨汉语外来词范畴的学者主要有史有为教授和李彦洁博士。史有为教授在其专著《汉语外来词》(2000)中,对汉语外来词的语言文化二重性进行了模糊量化分析,并根据量化结果讨论了外来词范围问题。李彦洁博士在其博士论文(2006)中,对汉语外来词的范畴进行了研究,文中对汉语外来词进行了重新分类,对其语言文化二重性进行了模糊量化分析,并对各类外来词对汉语外来词范畴的隶属度进行了研究。   (一)语言文化二重性模糊量化分析   史有为教授在《汉语外来词》第三章“外来词的性质”中提出外来词的语言文化二重性概念。外来词是不同民族间语言文化接触的产物。汉语外来词承载着外民族和汉民族两种语言文化信息。“两种语言文化在外来词上的融合自然就造成了外来词的语言文化二重性”[4]114。   各类外来词所含外来因素与固有因素各不相同,因此,各类外来词在汉语外来词范畴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史有为教授从模糊理论的视角采用量化手段,分析各类外来词所含外来因素和固有因素的多寡,以确定汉语外来词的范畴。该研究将外来词构成因素分为三类:内容,形式,文字。三类构成因素又细分为五项:词义,词音,构成,词形,字形。书中将两种语言文化因素各自的分值定为0—10分。各项的分值分别为:词义(2分),词音(5分),构成(1分),词形(1分),字形(1分)。   史有为教授对包括意译词在内的22种外来词进行了量化分析,“如果连上汉语固有词和外族词这两个极端,则整个系列就有24种,形成一个由固有词到外族词的完整的连续系统”[4]117。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主要对汉语外来词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几类外来词进行探讨。按照史有为教授的表中所列,其顺序分别是:纯意译,仿译,日语音读,日语训读,音译+意译,谐意音译,纯音译,拼音借形词。在史有为教授的列表中,表中各类外来词依其外来因素和固有因素的消长排列,构成一个连续统一体(continuum)。根据不同种类的外来词的得分情况,我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区分各类外来词所含外来因素与固有因素的多寡,判断它们在外来词系统中的位置及其外来词资格问题。   (二)运用原型范畴理论与模糊理论的分析   李彦洁在其博士论文《现代汉语外来词发展研究》第二章“汉语外来词的范畴”中,对汉语外来词语言文化二重性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他在肯定史有为教授研究的价值的同时,指出了该研究在分类方面、评分方面和结论方面的一些不足。李彦洁认为其在分类方面虽然已经比较详细,但仍有某些种类不能包括进去,而在打分方面由于一人打分,不能有效地避免主观性。他还针对这些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李彦洁博士的论文根据汉语吸收外来词的“音译、意译、形译三种基本形式”[5]37之间不同的结合方式派生出的各种处理方式,确定出22种汉语吸收外来词的方式。文中根据原型理论确定汉语外来词中纯音译词是“外来词范畴的核心部分,典型的外来词,是外来词的原型”[5]35,然后运用模糊数学的方法,对这些词进行量化评分。为了使量化结果更为直观,李彦洁博士还以音译词为原型,进行了各种外来词对汉语外来词集合的隶属度的研究,最后采用截集的方法确定外来词的范畴,得出结论:意译词和仿译词不属于外来词[5]55。   并对外来词作出了相应的定义。   二、上述研究的价值与不足   (一)上述研究的价值   史有为教授提出的汉语外来词“语言文化二重性”这一概念,明确揭示了外来词所具有的外来语言文化因素和固有语言文化因素,他进一步从模糊角度对各种外来词“语言文化二重性”进行了量化分析,揭示了两种语言文化在汉语外来词中的融合及各种外来词所具有的“语言文化二重性”的程度。对外来词语言文化性质的研究和外来词范畴的确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李彦洁博士在探讨汉语外来词的范畴时,运用语言学原理探讨了汉语外来词的类型,运用模糊数学的方法对外来词的“语言文化二重性”进行了量化分析,并对外来词集合进行了隶属度研究,使得汉语外来词语言文化二重性的研究更为深入、更为具体,拓宽了汉语外来词范畴的研究视野,对汉语外来词范畴的确定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二)上述研究的不足之处   史有为教授和李彦洁博士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第一,在语言文化二重性量化分析中词义赋分太低。量化分析中对“词义”一项只赋2分,而“词音”一项是5分,两项分值差别太大,显然失之偏颇。第二,对外来词的文化因素考虑不足。上述研究中的“语言文化二重性”包括词义、词音、构成、词形、字形等五个方面,可以认为这些方面都属于语言方面。因此,上述研究中的“语言文化二重性”也可称为“语言二重性”。#p#分页标题#e#   三、汉语外来词范畴的重新审视   汉语外来词范畴中各类外来词所含外来语言文化因素和本民族语言文化因素的不同决定了它们在外来词范畴中的地位也不相同。上述两位专家关于外来词语言文化二重性的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但是,两位专家在研究语言文化二重性时都是将语言文化作为一个整体考察的。虽然语言与文化密切相关,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是一种特殊文化,但是语言与文化又各有其独立的内涵,它们对外来词的影响途径也是不同的。本文试图将外来词的语言二重性和文化二重性区分开来,分别探讨。   (一)汉语外来词范畴的模糊性   世间万物是纷繁复杂的,客观世界中各种事物的类属分界与性态有其不确定性。同时“人类自身的认知机制本身就有着这样那样的局限,因而对范畴的划分常常也是不明确的,带有一定的模糊度”[3]89。因此,范畴往往是模糊的,相邻的范畴之间常常有交叉或重叠部分,处于这些部分的事物,它们的类别归属是模糊的,不明确的,具有“亦此亦彼”的特征。   动物分类中有“鲸鱼不是鱼”的说法,因为虽然鲸生活在海洋里,但它却具有“用肺呼吸”和“胎生”的特性,属于哺乳动物。伍铁平教授的《模糊语言学综论》一文中谈到亦果亦蔬的西红柿。“一对概念之间常常存在一些介乎两者之间的现象。例如在水果与蔬菜之间,苹果和梨等可称为典型的水果,无花果就不那么典型,西红柿则介乎于水果和蔬菜之间”[6]89。在食物与药物之间也有许多“亦此亦彼”者。就像山药、山楂、姜、大枣等,这些都是我们平时常用的食物,它们又是很常用的中药材。它们具有食物与药物双重身份,我们既不否认它们是食物,也不否认它们是药材。   汉语外来词范畴也是一个具有模糊性的范畴。尤其是从外来词语言二重性来看,各类外来词所含外来语言因素和汉语固有语言因素是不同的。处于外语和汉语之间的汉语外来词范畴,一头连着外语词,如拼音借形词,一头连着汉语词,如意译词。其边界是模糊的,处于两端的边缘成员具有“亦此亦彼”的特征。但是,从文化二重性来看,则情况有所不同,各类外来词所含外来文化因素和本民族文化因素并不因其类别不同而不同。   (二)汉语外来词语言二重性的模糊量化分析   1.汉语外来词语言二重性模糊量化的依据   外来词作为异文化的使者,带有外民族和本民族两种语言文化因素,在语言方面表现为外来词的语言二重性。对外来词语言二重性的模糊量化,主要依据外来词的构成要素来进行。高明凯、石安石认为:“词除了具有一定的语音特征之外,必须具备一定的意义。”[7]105这一论述强调了词的语音和意义。叶蜚声、徐通锵认为:“语言是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   词是语言中能够独立运用的最小符号。”[8]138这一论述除了强调词的语音和意义之外,还强调它是一种“符号”。符号自然是书面符号。人类语言自从有了文字就具有了音、义、形三个方面的要素。   词是能够独立运用的最小语言单位,它的构成要素有音、义、形三个方面。其中音和形属于形式,音是语音表现形式,形是书面表现形式,包括词形、字形、结构;义则是内容,是词所表现的意义。音和形与义之间的关系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内容决定形式。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往往是因为先有新的概念、新的物品在不同民族间传播,然后才在新的文化中以适当的语音和书写形式形成新词。如此看来,在外来词形成过程中意义是非常重要的,是外来词的核心。没有意义,文化传播将成为不可能,外来词将无从产生。   由此看来,外来词的意义在外来词的音、义、形三方面要素中的重要地位是不容忽视的,其重要性不亚于外来词的音与形两个方面。笔者认为,鉴于外来词意义的重要性,我们在对外来词的语言二重性进行量化分析时应适当提高词义的分值。   2.汉语外来词语言二重性的模糊量化   模糊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它决定了人们对事物认识的模糊性。但是,人的认识对事物类别的划分又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如人们从什么角度认识该事物,人们在判断其分类时依据什么标准,采取什么方法,都会对事物类别的划分产生直接的影响。   为避免量化赋分的主观性,我们采用了问卷调查的方式。我们做了两种问卷,问卷一用来调查有关专家对外来词的音、义、形各方面分值范围的意见。调查对象有中文系讲授现代汉语等课程的相关研究者五人,外语系讲授翻译课程和语言学课程的相关研究者六人。通过问卷调查,各类外来词分值范围被确定为:词音4分,词义和词形各占3分。问卷二用来为外来词的音、义、形每一项打分。我们在上述人员中发放问卷,分别赋分,得出下表所示结果。   从表中可以看出,纯意译词外来因素最低,固有因素最高,处于外来词集合中连接汉语词的一端。拼音借形词外来因素最高,固有因素最低,处于外来词集合中连接外语词的一端。中间几类外来因素和固有因素逐渐变化,构成一个连续统一体。由于分值分配有变化,各类外来词的外来因素和固有因素得分与本文前表(史有为教授列表)相比略有变化。   如纯意译词的外来因素提高了0.5分。拼音借形词的固有因素降低了1.5分。但总体来说,表中反映出的各类外来词的相对位置与本文前表基本一致。   3.汉语外来词集合的隶属函数   从上表对汉语外来词语言二重性的量化统计中,已经可以看出各类外来词所含外来因素与固有因素的程度。为了进一步探讨各类外来词在汉语外来词范畴中的地位,下面根据上表中对汉语外来词语言二重性的模糊量化,运用认知语言学的原型范畴理论,确定外来词范畴的原型,构造汉语外来词的隶属函数。   “原型是物体范畴最好、最典型的成员”[2]60,是“处于中间部分的”成员[6]89。因而,确定“原型”时,应在外来词范畴的“中心区域”选择。所选原型所含外来因素和固有因素应该分别接近它们的平均数,更重要的是两种因素分值应该相近或相同。这样才能够代表外来词范畴的基本特征,才能够作为汉语外来词范畴的“原型”。#p#分页标题#e#   在汉语外来词范畴中,“拼音借形词”是音、义、形同时借用,外来因素最高。但它同时也是完整的外语词,在汉语外来词集合中处于连接外语词一端的位置,因而不能作“原型”。音译词是汉语外来词集合中标志性比较强的一种外来词,外来因素较多,固有因素较少,在汉语外来词范畴中处于接近外语词一端,也不适合作“原型”。从上表来看,“谐意音译”词最符合条件。它是汉语外来词中的理想形式之一,也是外来词研究的重点之一。它的外来因素和固有因素相同,也比较接均值。可以认为它在外来词集合中处于“中心区域”。因此,本文以谐意音译词为“原型”来构造汉语外来词集合的隶属函数。   设外来词范畴为模糊集合A,那么,谐意音译词为原型a1,其他元素分别为a2、a3、…、a8。以谐意音译词为核心,以上表中的外来因素为x,固有因素为y。用坐标系方法计算出其他7种元素与谐意音译词的距离。然后,根据这一组数值,用倒数法求出各元素与谐意音译词之间的相似度,作为它们对外来词范畴的隶属度。然后按照该距离和隶属度顺其次是音译+意译词,然后是日语音读词和日语训读词,二者隶属度相同。隶属度较低的有仿译词、意译词和拼音借形词,拼音借形词隶属度最低。   外语中有很多同类的词,但进入汉语并成为稳定成员的拼音借形词只是少数。《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中收入“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一百多个[9]1831,它们在汉语中出现频率较高,被接受为汉语外来词。纯意译词处于连接汉语词一端。只有在引入新的概念、新的物品时,因意译而产生的新词才是外来词。而且部分纯意译词随着它代表的概念和物品一起本土化以后,人们已经感觉不到它们是外来词。仿译词比意译词隶属度稍高一点,也处于接近汉语一端的位置。这一结果与前面两表的结果是一致的。整体来说,从汉语外来词的语言二重性来看,在外来词范畴中拼音借形词、意译词和仿译词属于边缘外来词。   (三)汉语外来词的文化二重性的量化分析   1.汉语外来词文化因素的消长   外来词是异域文化的使者,是文化交流的产物。在文化交流中,外来词带着外民族文化因素进入本民族中并获得新的文化因素,构成外来词的双重文化因素,亦可称之为外来词的文化二重性。   一切事物都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外来词也是一样。外来词一旦形成并进入日常使用之中,成为本民族语言的一部分,就会在使用中不断发展变化,其文化因素也在不断变化。下面我们从动态的视角来考察一下外来词文化因素的发展变化。   从外来词的文化含义来看,各种外来词的外来文化因素与本族文化因素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如音译词“沙发”,其英文sofa原意是“至少供两人坐的长沙发”[10]1443。而汉语中“沙发”的意义已经演变,可指各种各样、大小不同的“沙发”。   其含义在原英语词sofa的含义的基础上有所延伸,它的西方文化意义也在淡化。沙发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坐具,融入汉民族文化之中,获得了汉民族文化因素。再如,“夹克”译自英语的jacket,但与jacket的意义有所不同。在现代汉语中它指“一种长短只到腰部,下口束紧的短外套”[9]652。英语中的jacket是指“夹克”、“短上衣”[10]798。实际上包括汉语中的“夹克衫”和“西装”。《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对它的图解是一件“西装”[10]798。由此可见,“夹克”一词的意义已经发生变化。   有的意译词却有着浓厚的西方文化色彩。“圣诞节”作为一个意译词,早已经进入《现代汉语词典》。近些年来,圣诞节前后在中国也有很多活动开展,“圣诞老人”、“圣诞树”等随处可见。然而,“圣诞节”代表的仍是一种西方文化,并非我们自己的节日。“总统”、“议会”等词最初被音译为“伯理玺天德”、“巴力门”。后来,意译词代替了音译词,但其代表的依然是西方某种社会制度,对中国大陆来说仍然是异域文化,语言是汉语化的语言,却并没有获得本土文化因素。   来自日语的音读词“手续”一词,已经成为汉语中的常用词。《现代汉语词典》对它的释义是“(办事的)程序”,并举例“报名手续│借款手续│办理转学手续”[9]1256。但是,手续和程序显然是不能画等号的。比如我们可以说“办手续”或“办理转学手续”,却不能说“办程序”或“办理转学程序”。显然,这里“办手续”是指“按程序办理相关事宜”。如果在网上输入“手续齐全”,可以搜索到上千条有关信息。显然这里的“手续”已经具体化为“按程序办好的相关证明文件等资料”。   如此看来,“手续”一词的含义及用法在汉语中别的词已经无法替代。而同为日语音读词的“物语”,在汉语中却使用范围很小。《汉语外来词词典》对它的释义是“童话,故事”[11]364。   但是因为汉语中有“童话”、“故事”等这样的同义词在广泛使用,所以“物语”一般仅限于与日本的“物语”有关的表述中,对汉语的影响不大,无法获得很多汉语的本土文化因素,至今没有进入《现代汉语词典》。其他种类的外来词也有很多类似的情况。由此可见,外来词文化因素的多寡并不是由其译入方式决定的。音译词也可能失去或部分失去其外来文化因素,意译词也可能保留其外来文化因素。同一类词中,有的词没有广泛流行开来,有的词却得到广泛使用。这与它们代表的物品或概念的本土化状况有直接的关系。   2.汉语外来词文化二重性量化分析   为了更清楚地认识各类外来词文化因素的发展变化与本土化程度,我们将上述几类外来词引入时的文化因素与现在的文化因素对比,进行量化分析。我们再次邀请了前述接受“语言二重性”问卷调查的十一位有关研究者,经过讨论将文化因素的分值定为0—10分,然后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如下表。#p#分页标题#e#   由表中可见,各类外来词所含外来文化因素与本民族文化因素的多寡主要取决于其本土化程度,取决于它们进入汉语以后的发展变化及文化因素的消长,而不是取决于其引入方法。同类的外来词由于本土化程度的不同,所失去的外来文化因素及所获得本民族文化因素也可能不同。外来词的文化二重性,展现了同类外来词内部词之间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各类外来词类别之间的差异,展现了外来词范畴中各成员之间在文化层面的相似性。   四、结语   综上所述,汉语外来词是一个具有一定模糊性的范畴。   从外来词的语言二重性来看,各类外来词所含外来因素和固有因素各不相同,因而它们在汉语外来词范畴中的地位也是不同的。在汉语外来词范畴中,谐意音译词的外来因素与固有因素相同,也分别接均值,处于范畴的“中心区域”。   本文以谐意音译词为原型来构造汉语外来词集合的隶属函数,计算其他各类外来词与原型之间的距离及它们对外来词集合的隶属度。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隶属度较低的有拼音借形词、意译词和仿译词。从外来词的文化二重性来看各类外来词所含两种文化因素的多寡主要取决于它们的本土化状况。外来词的文化二重性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各类外来词之间的差异,展现了外来词范畴中各成员之间的家族相似性。综合起来看,汉语外来词集合中每一类词都属于外来词范畴涵盖的对象。但是,不能否认汉语外来词范畴中各类外来词的地位是不同的。谐意音译词处于中心区域;纯音译词、音译+意译词、音读日词、训读日词都处于接近中心的区域;拼音借形词、意译词和仿译词处于边缘地带,是汉语外来词范畴中的边缘成员。

一、对外汉语教育取得的成就

在研究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首先，学科具有了初步的理论基础。对外汉语教学作为一门科学，它的存在、发展是建立在一定客观规律之上的。它的学科理论是建立在语言学习研究、应用语言学研究、语言教学法研究和跨文化交际研究等方面的研究之上的。其次，明确了教学研究对象。就是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和教学，其实就是研究外国人如何学习汉语和习得汉语的教学规律。另外，研究方法有了独到的见解。在所谓难点方面，侧重汉语的文化背景和民族特点，在词汇、语法、语音等方法上更注重了“习惯用法”和“例外现象”的研究。再有，学科正在拓宽研究领域。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决定了不同语言间的学习存在着严重的文化差异，这种差异会对学习第二语言产生很大的障碍。在语言学习中注入文化因素应考虑到外国学生的母语和汉语在文化上的异同，不要把语言课讲成文化课。在教学方面，同样也取得了很多的进步，有很多的研究成果。首先，在教学方面，对“结构———功能———文化”达成了一致;其次，明确了在教学中的四大实践环节。对教学环节中涉及到的多种语言技能训练，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论知识，对教学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明确了以提高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为教学目的。为了达到使用语言交流的目的，对教材内容的选择和课程的设置，以及教学方法的使用都以培养学生实际运用语言的能力为基础，通过教学活动来掌握语言技能。在教学中强调运用以培养技能为主的教学手段。在语言教学中，听、说、读、写这四项技能的培养始终是贯穿在各种教学活动当中的。只有强化这些语言技能，才有可能提高学生的运用语言能力，达到交流的无障碍。另外，语言教学和文化相结合的模式在教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对外汉语教学本身不是单一的学科，是一门综合的跨文化交际的学科，它的教学过程也是一个跨文化的语言学习过程。语言教学放到一定的文化背景当中，才会让学生在语境中了解语用，对语言的把握更加全面，到位。目前国内已有将近三十多所大学设立了这一专业。向世界各国输送了大量的人才，对外汉语专业的大学生成为了中国文化在国外传播的主力军。即使是这样，汉语教师的资源仍然无法满足国际推广的需求。当前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出国或者准备出国，那么以他们为主力的在校大学生和来自其他各行各业的中青年志愿者，完全可以成为向世界推广和传播汉语的有生力量，从中培养汉语师资和汉语国际推广志愿者。

二、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在研究方面，首先是关于对外汉语教学的定位问题。近年来，对外汉语教学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对学科的定位一直存在分歧。有些专家把对外汉语定位为现代汉语下面的一个分支，属语言文学类;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由于语言和文化是相辅相成的，对外汉语教学离不开文化的渗透，应该是属于语言学类下面的二语习得专业等。其次是关于研究的方向和视角。在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文章中，探讨教学法的文章偏多，而探讨汉语语言具体要素的文章显得尤为少数。同样在探讨学习方法中，有价值的教学实验和各种调查报告缺乏一定的数据。所以，研究对外汉语教学应该从多方面、多视角、有侧重的进行科学的研究。在教学实施过程中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第一，学习汉语从开始就是注重语言知识和技能，反映在教学中就是太多的强调听、说、读、写，课程目标非常的单一。其实，在汉语学习中应该重视汉语的思维和语言意识的培养，只有增强文化交流才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语言的内涵。第二，教学中需要具有针对性的教学资源，对不同对象的学生应具有他们本国特色的教材和教学辅助资源，贴近教学对象的思想、习惯和生活，创造合适的教学环境，设计合理的教学活动，通过唱中文歌曲，收看中文视频节目，参与中国的文化节日活动等以达到不同的学习目的;另外，制作的学习资源力求浅显易懂，结合视听教学，渗透中国文化。第三，在汉语教学中还存在一些误区。首先，有些人认为不会写就相当于没学会。在汉语言文字的实际应用过程中，能熟练写出来的字比能认识的字要少很多，比如“懵懂、尴尬、蹊跷、痉挛、貔貅”等词语。像这类很多人不能正确地写出来的汉字在日常生活中不胜枚举，但我们在日常的读书、看报、交谈中，我们能够运用自如，因此不能说不会写就等于没掌握，完全不会。其次，不理解文字的深层次含义就等于没学会。在我们平常使用的语言文字中，很多字词是很难有明确解释的。比如“既然”两字，有谁能一下子解释清楚这里的“既”、“然”是什么意思，而“既然”这个词组为什么会出现在语句中呢?搞清楚这两个问题固然很好，不明白也并不影响我们熟练地使用它。同样，“所以、即使、但是”等等这样的词汇用法也很多，我们在掌握了他们的基本含义后就可以轻松自如地应用它们来进行交流。再有，很多老师认为听、说、读、写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诚然，这四项技能是语言学习的基本技能，能同时掌握固然好。但是，听、说、读、写，音、形、字、义全面推进的教学理念是传统教学要求的，这对于成人来说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在课堂教学中发现，小孩子对笔画多的字反而比笔画少的字印象深刻。所以，我们要结合汉语特点，对不同学习对象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最后，我们不认为“随课文识字”是唯一的教学思路。对外汉语使用的教材通常是课文、字词、练习等传统教法。其实，“随课文识字”即分散识字的优点是可以阅读课文来学习文字，其缺点是认识生字的效率极低。在针对海外儿童的汉语教学中运用这种教学法，往往生字生词太多和孩子们想通过阅读来了解文章、理解文化现象的期望有差距，致使孩子们因为生字量的拖累而不能自主阅读与其年龄匹配的读物。

三、国际汉语教师将成为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主力军

作为国际汉语教师，首先要了解和教授中国的地理、历史等文化背景知识，然后分类介绍;在讲授汉语知识时还需要要把各类知识融会贯通到课堂教学当中。当前有关介绍中国文化的教材也逐渐增多，教学中可选择的教材范围也比过去多很多，在选用教材时应该坚持因材施教原则，在进行课堂教学时，可以在视听说课里把相关文化知识直观地、动态地表现出来，让外国学生在语境中学习到地道的文化。当然，要让外国学生多体验到生动的中国文化在汉语学习中是非常必要的。教师可根据学生需求特点，开设多种让学生感兴趣的文化课供学生选修;可根据不同阶段开设比如像书法，绘画，中国古典音乐欣赏等课程，力求多样性;在选修的同时提高学习兴趣，在文化语境中潜移默化地理解所学知识，加深知识印象。中国文化向海外传播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要想把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传播到世界各地，需要国际汉语教师作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同时也需要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事这项事业。让他们不断的学习和接受新知识，学习对外汉语教学理论和教学法，走出国门，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四、远程教育对外汉语教学的思考

【摘要】概述、梳理英语教育专业的相关研究。选取三所外语院校作为研究对象，基于英语教育专业学生的培养方案，通过文献分析和数据统计，对三所外语院校英语教育专业课程设置进行比较分析，并提出通识教育课程中增设汉语语言和文化课程；整合相关语言技能课程，增加学术写作课时；增加教师教育课程的课时，提供教学实践课程；丰富实践教学环节，适当延长实习时间等建议。

【关键词】英语教育；课程设置；外语院校

引言

英语教育指的是英语作为外语的英语学科教育学，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英语教育专业已经成为一个专门服务于英语教师教育的独立学科（胡银萍2016）。我国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基础阶段的英语教育，且英语教育专业一直承担着培养英语教师的责任，因此英语教育专业本科生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培养方式逐渐受到英语学界的广泛关注。英语教育专业通过“英语＋教育”的模式培养具有扎实英语语言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掌握教育教学的基本规律，拥有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的合格外语教育人才。本科学校建设英语教育专业，能够推进教师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一体化，促进我国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高中小学英语教师的专业化水平，提升英语教师队伍的质量。

一、相关研究综述

英语教育专业在国外又称TESL、TESOL、ELT、TEFL、EE，美国有200多所院校开设了英语教育专业（李辉2011）。课程设置是人才培养目标的具体体现，是实现人才培养的根本途径，也是高等学校教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英语教育专业的课程设置关系着培养未来英语教师的目标能否实现。在提高英语教育专业学生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方面，课程设置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关于英语教育专业课程设置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季舒鸿（2012）提出了英语教育专业课程设置的基本原则，分别是思想性、实践性、师范性和学术性；刘蕴秋和邹为诚（2012）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分析了教育见习课程对英语专业师范生的教育理念、专业素养和职业需求的影响；陈卫安和申玉革（2014）认为运用实践教学模式，能够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所以英语教育专业的课程设置应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模式。英语教育专业的学生不仅要学习英语专业的所有课程，还要学习教育教学类课程。孙旭春和刘立伟（2014）对两所地方师范院校英语专业教师教育类课程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两所师范大学英语教育专业课程设置均不重视教师教育课程。李宏强（2018）研究发现西北6所高校英语教育专业的课程设置不合理，部分教师职业技能课程没有开设，因此他提出要合理开设英语专业课程，培养高素质英语教师。现有研究主要以高职院校和地方师范院校为研究对象，针对外语院校的研究几乎没有；另外，以往的研究者只选择课程类别中的一个方面进行研究，对课程设置的全面研究较少。外语院校开设英语教育专业，旨在打造具有外语院校特色的英语学科教学和英语师范教育专业。本研究选取三所重点外语院校为研究对象，从课程设置的现状入手，具体分析课时学分、课程组织和课程内容，并针对现有的问题提出建议。

二、课程设置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