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研究论文范例

一、综述意识

在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及平时研究小论文的撰写中，对古代文学选题的文献综述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应该贯穿于《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在教学中有意识地培养大学生的综述意识，这其中就应该包括针对某一问题下的知识点，可以有选择地辅以代表性话题，罗列并阐述学界对该内容及问题的研究现状，引导学生如何查引学术论文，如何把握论证主旨及要点，从而让学生知道关于这个话题，已有哪些人做过哪些研究？研究到何种程度？是否还有研究的空间？培养综述意识，还可把视野投向港台地区，以及海外，这样，在做文献综述时就能达到较为全面的效果。如果在本科阶段就培养起综述意识，那么深入学习及研究时会大有裨益。

二、问题意识

问题意识与综述意识是有连带关系的，综述意识强，往往更能发现问题，引出问题，从而做细致研讨。问题意识应体现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全过程，教与学中应抱着探问的态度，这样才能获益更多。鼓励学生本着求同、求异的思路读书，从中寻找问题点，往往这个问题就是需要去研究的东西。数年教学实践证明，问题意识的培养就是在这种有意无意的过程中萌发、成长的。如循着这样的思路，学生在课堂中针对所教学内容，提出“难道真正诗死于宋、词死于明”、“为何元曲四大家没有王实甫”诸如此类问题，教师会倍感到欣慰。这就促使学生在掌握基本知识前提下，进行更细致的阅读、研究，刺激创新欲望。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胡适所谓：“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前贤妙论，实际阐述的核心是要有问题意识及怀疑态度，对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问题意识的培养是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的。问题意识的探索与培养取决于教师与学生两方面的因素，教师是教学的主导，学生是教学的主体，教学的组织者就应该发挥引导作用，有目的地往问题探索方面靠拢，采取举一反三的方式训练，这样，整个课堂教学中就会弥漫着问题气氛；同时，学生要发挥主动性作用，“业精于勤荒于嬉”，勤于思考，勇于探索，充当“主人公”角色，而不是“观众”。鼓励学生在阅读中做笔记，将所思所想书之于卷册或笔记中，这样就能把有时灵光一闪的想法记录下来，累积下来，长此以往，就会是一篇论文，甚至是一部论稿的基础。在教师和学生合力作用下，《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问题意识氛围就会越发浓厚。

三、前沿意识

前沿意识是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培养不可忽视的环节。只有关注学术动态、发展，站在学术前沿，才能对学科中某一领域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应适当涉及知识点的前沿情况，让学生心中有数；向学生推荐相关刊物或研究文章阅读，以及邀请相关学者做学术讲座，增强大学生学科意识。本科导师制对培养学生前沿意识是一个有创意的探索，可以让学生自主选择，在双向选择的基础上，组成“教师—学生”团队，将研究型学习切实推广，导师更能依据学生兴趣、特长，因材引导，将创新意识培养落到实处。比如我班一学生对岳飞词颇感兴趣，我建议其阅读有关词集与论文，该生拟写的《岳飞〈满江红〉的传播与接受》就是一个较好的选题，既有问题意识，又紧扣当下学术前沿。学生前沿意识的培养，对任教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教师有前沿意识和前沿视野，才能在某一领域（或某一方面）总览全局，对学生做出积极有效的导引，否则只会是空谈。

四、理论意识

【提要】何其芳在任文学理论研究班(简称“文研班”)班主任最后一年(1963)的上半年，曾经指导研究生学员黄泽新、贺兴安、刘建军、李希贤撰写红学毕业论文。笔者在“文研班”一期学员的回忆录中，查到了何其芳指导黄泽新撰写《〈红楼梦〉对我国古典小说传统表现方法的继承与发展》论文的四次谈话(包括一次笔谈)的记录。黄泽新、李希贤的毕业论文流传下来。本文介绍了何其芳指导红学毕业论文写作的全过程，从中可以看出何其芳红学论文写作的思想理念和经验做法。何其芳指导文学研究生红学毕业论文写作，在新中国红学建设史上具有首创性。

【关键词】何其芳；指导意见；红学毕业论文写作

近期，笔者查阅到一件有关何其芳红学实践的新文献资料———指导文学理论研究班(简称“文研班”)学员黄泽新撰写《〈红楼梦〉对我国古典小说传统表现方法的继承与发展》毕业论文的四次谈话(包括一次笔谈)记录①。由此顺藤摸瓜，查到何其芳在“文研班”一系列红学教育实践活动和指导另外几位学员红学和涉及红学的毕业论文的资料。从1959年9月到1963年6月，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合办的“文研班”，前后共办两届，外加一期进修班。办学期间，正好赶上文艺界、文化界开展“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活动(1962—1963)。何其芳是“文研班”的班主任，他有意把《红楼梦》规定为“必读书目”之一，聘请吴组缃、俞平伯、李希凡、冯其庸等专家讲“《红楼梦》研究”专题课①，并亲自讲他的“‘红学’研究成果”和《论红楼梦》的研究心得及写作经验②。他还带领学员走出课堂，广泛接触文艺实际，向社会学习，“还组织看过美术展览，参观过鲁迅故居以及据说是《红楼梦》中大观园原型的恭王府，林姑娘‘潇湘馆’的几丛竹子，幽静的居室，以及贾母看戏的戏楼，还真有几分近似，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③。

一、论题“顺利确定”与论文“锁进抽屉”

首届“文研班”因延长一年学制，要到1963年暑期毕业。学员此时最重要的任务是撰写毕业论文，何其芳、唐弢等人担任论文导师。毕业论文选题方向可以依据所学内容自由选择，一些同学选择了《红楼梦》研究方面的选题。学员黄泽新回忆:文研班学习的最后一年，学校规定每人写一篇毕业论文。我的选题是关于《红楼梦》的，由何其芳先生负责辅导。另外，贺兴安、刘建军同学写的也是关于《红楼梦》的论文，李希贤同学写的是典型问题的论文，也都由何其芳先生指导。从草拟提纲到论文定稿，何先生辅导我们四次。头三次是去何其芳先生家里直接接受他的辅导，最后一次写的是书面意见。④为什么黄泽新、贺兴安、刘建军和李希贤同学的毕业论文皆由何其芳任导师?道理很简单，是因为何其芳在《红楼梦》研究和典型研究方面有创见，有成果，“共名说”是其显著标志，课堂上又以“讲红课”为人称道。笔者收集了何其芳辅导四位学员毕业论文的资料，结果是多寡不一。在黄泽新的回忆文章中，意外发现何其芳辅导他毕业论文谈话的全部记录，这是一件很珍贵的红学文献，因此要费些笔墨在下一节专门叙述。现在分别讲述何其芳对贺兴安、刘建军和李希贤毕业论文的指导。指导贺兴安红学毕业论文的写作贺兴安和李希贤划为一个组，每次到何其芳家谈毕业论文写作，两人总是相伴同行。李希贤回忆:何主任约定，贺兴安和我间隔一周的周三下午两点半到裱褙胡同的何宅，面谈。我俩每次提前几分钟进入导师家。此时，白瓷壶沏的热茶、三只茶杯已置于小客厅的小方桌上，三把木椅放在它的三方。据我的记忆，兴安坐在何主任的右侧，我坐在导师的对面。第一次去主要是定选题。兴安同学汇报后，他撰写《红楼梦》的论题顺利地确定了。①李希贤只讲了贺兴安的红学选题“顺利确定”，没有展开记述辅导了哪些论文写作具体意见，令人遗憾。查贺兴安回忆“文研班”学习生活的文章，他说何其芳“一直是大家暗中崇敬和学习的榜样。他在创作和研究两大领域都贡献卓著”。何其芳对贺兴安还讲过他写作《论红楼梦》花的时间很久:何其芳……他的批评理论文章最有文气，最少教条，在以情动人和以理服人结合上，大陆学人难以与之匹敌。他的《论〈红楼梦〉》是大陆那些年“红学”热浪中写得最好的。有一次，他讲到写这篇文章整整花了八个月时间，那意思是如有人想批驳他、超越他，起码在时间上得花八个月以上。②贺兴安赞佩何其芳文章“学人难以与之匹敌”，因为其“最有文气，最少教条”，“以情动人和以理服人”。这首选应该是《论红楼梦》的韵味和亮色。贺兴安没有说此事的发生时间，但何其芳在用切身体验鼓励贺兴安投入巨大精力写好学术论文，使其超不过、驳不倒、站得稳、立得住的用心，却十分明显和殷切。指导刘建军红学毕业论文的写作刘建军对论文导师何其芳也怀着一种崇敬心理。他对何其芳的总体印象是:“何其芳师是我们的班主任，也是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在对我班同学的多次讲话中，虽然非常强调马列主义的指导作用，但他循循善诱地要我们打好扎实的基本功，重视第一手资料，从实证出发，切忌空头理论。他的诗人气质很重，讲话感情色彩鲜明，有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提到何其芳对他毕业论文的写作辅导，他满怀钦敬地说:我向他汇报论文提纲时，他不太同意我引用的苏联一位理论家的艺术结构理论，他认为这位理论家的艺术结构理论有些无限扩大。也不太认同我关于《红楼梦》以四大家族衰亡为主线的说法。但他始终没有要求我改变观点，他的看法只供我参考。第二次谈论文时，他同意我关于《红楼梦》艺术结构主线的说法，认为我的论述成立。此事当时对我震动很大，一位理论权威，与一位年轻学子平等商讨，学术自由、学术民主的风范令人敬仰。①刘建军的论文选题是“《红楼梦》艺术结构主线”。这里他简要记述了何其芳的两次辅导情况:第一次是修改论文提纲，何其芳对引进的域外“艺术结构理论”持存疑鉴别态度，因其大而无当“不太同意”引用，表明他是在将独立思考的学术品格传授给学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红学界已经有了“《红楼梦》是描写四大家族衰亡史”的评论观点，但何其芳历来认为《红楼梦》“写的只是两个封建家庭”②，因此对刘建军关于“《红楼梦》以四大家族衰亡为主线”的说法“不太认同”。但是，这两个“不太同意”，只供刘建军“参考”，并不要求论者(学生)“改变观点”。第二次是肯定论文的“论述成立”。论点、论据通过论证过程才形成论述，形成论文。也许在两次辅导之间，刘建军在没有“改变观点”的情况下，部分接受了导师的意见，使论述趋向合理与完善，使何其芳转而“同意”他的“说法”。“论述成立”也就是论文总体上合乎写作要求，达到了毕业水准。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刘建军在何其芳辅导过程中感受到其令人敬仰的“学术自由、学术民主的风范”!指导李希贤典型问题毕业论文的写作李希贤1959年夏季在湖北汉口参加“考研”笔试时，面对试卷中的一道“典型”试题，有过交白卷的尴尬。录取到“文研班”深造，他时刻牢记自己这个“软肋”和“跟头”，特别“注重文艺学中的典型问题”。他也因此在临近毕业选择论文题目时，确定以研究“典型问题”为方向———这也与何其芳倡导“典型共名说”的影响有关。他自以为掌握的资料可以写一部谈典型的专著。但是，他的撰著毕业论文之路也还是不顺畅，甚至一波三折，屡遭坎坷。他回忆几次到何宅谈论选题时说:第一次去主要是定选题。……我汇报所作的准备时，何主任静心地听着。我又试探性地表示:我想撰写一部谈典型的专著。导师没有笑，没有责备，心平气和地说:“写专著，当然好，那是以后的事;现在，只要你写一篇两三万字的论文。”在科研上尚未登堂入室的我，顿时心绪紊乱，“典型”在脑海中飞舞，不知如何捕捉。其芳先生开导我:可以选典型理论中的一两个问题，也可以从典型创造类别中选题，还可以从某部名著中的典型人物入手。我感到有头绪了、有思路了，最后商定:谈阿Q典型。论题定后，我环绕论题钻研材料、准备提纲、撰写初稿。当我俩(指与贺兴安———引者注)上门听取对初稿的意见时，何主任依然先对贺后对我。他把我的初稿翻了一遍后，漫谈式地发表意见。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文章倒有些新意，可是“我读时只想瞌睡”。他透过镜片，注视着我，见我满脸绯红，又微笑道:“可能我未睡好。”对我行文中的弊病，导师来了个一针见血!……临到论文能否定稿通过时，我的心绪宛如面对法庭。他翻完《论阿Q典型和阿Q主义》文稿后，对此文只说了一句话:“你的文章，依我看，目前也只能这样。”……我脱口而出:“何主任，我的论文能不能在《文学研究》上发表?”他回答:“要发表?那还不容易，我签个字就行。”停了停，接着说:你把论文带回家，锁进抽屉，半年后再拿出来修改，改得不能再改时，誊正寄给我。他是《文学研究》杂志的主编，由他签署意见，在刊物上发表他门生的论文，显然“容易”办到。他不这样做，还指明要锁过半年，然后才可能提升。当时我就懂得，他这样说，他要我这样做，实则是对我的指引、对我的鞭策、激励和期盼。我理应如是为之。①何其芳指导毕业论文《论阿Q典型和阿Q主义》的写作，针对学员研究和写作上的薄弱环节，可谓处处把关，歩步紧逼:选题不准确，他纠正后连续指出三个“突破口”;初稿有弊端，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并用“我读时只想瞌睡”的话形容其沉闷不灵动;定稿虽然体现了作者当时所能达到的最高的写作水平，但还是令人不满足，何其芳建议暂不发表，“锁进抽屉”。怎样才能把这篇论文修改好，何其芳给出的办法是，“把论文带回家，锁进抽屉，半年后再拿出来修改，改得不能再改”，“然后才可能提升”。也就是说要“冷处理”，放一放，悟一悟，获得新的认知，一改再改，反复打磨，使其跃进升华。这是通达研究甘苦之语，懂得写作三昧之言。这体现了何其芳指导论文写作的另一种风格:所谓“严师出高徒”!李希贤对此十分理解和服膺。严师的教诲几乎影响了他后半生的教学和科研，并做出了不凡的业绩。指导黄泽新红学毕业论文写作的文献内容较多，下面设专节来介绍。

二、“论文中主要观点应当是自己发现的”

黄泽新的论题是《〈红楼梦〉对我国古典小说传统表现方法的继承与发展》。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何其芳先生“当时正值盛年，充满热情与活力”。他“亲自为同学辅导论文”。“他的讲话如同他的诗文，是发自肺腑的声音，闪烁着真知灼见，每次讲话都给我们很多启迪。”“我这里所记的，除了第一次有几点共同性的指导意见外，其余全是对我的研究论文的指导意见。”①黄泽新与刘建军为一组。何其芳第一次辅导谈话是在1963年2月27日下午。何其芳首先讲的正是“共同性的指导意见”:我先说说写研究论文要注意的几个问题:第一，要写提纲。写一般性的文章可以不要提纲，写长篇论文，尤其是论述复杂问题的长篇论文，一定要写提纲。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结构完整而周密，说理性很强。我们恐怕很难找到比那更好的安排形式。提纲在写作实践中还要反复修改，尽量使论文层次清晰，逻辑性强，富有说服力。第二，把思想变成文章，不仅是文字表达的问题，还可以使思想更准确、更精密。一定要下工夫，要认真考虑。论文的文字要讲究。不要用随便拾来的语言，要用经过思考的语言。要培养对语言的敏感，什么是好的讲究的语言，什么是不好的不讲究的语言，要善于区分。写得太轻率不可能有好文章，要高度地集中精力，花大量的劳动来完成这篇论文。第三，写成初稿后，要认真地仔细地反复地修改。中央文件有的改了十多遍，我们也要学习这种精神。自己的稿子自己动手抄，才经得起考验。自己不耐烦抄，还有发表的价值吗?随后，何其芳就《红楼梦》的研究课题，谈了几点意见:研究《红楼梦》，首先要重视研究《红楼梦》的时代背景。为什么《红楼梦》在那个时代产生?包括社会的、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以及传统的原因都要摸一摸，搞清楚。社会背景是文艺作品的根。不论你研究什么问题，都不能忽略它的根。例如，贾府衰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有人说是“坐吃山空”。我觉得这个看法，讲得不够太深。应当从时代背景的诸多因素中探讨贾府衰败的必然性。其次，要多阅读与《红楼梦》有关的研究资料，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新的看法从材料中来。论文中主要的观点、材料应当是自己的，是自己发现的、思考的，但不可能完全新。材料要反复看，反复研究。这一次，先谈到这里吧!下一次你们谈谈个人论文的提纲，我再说说具体意见。首次谈话，是说给黄泽新与刘建军两个人的。就红学毕业论文的总体要求，何其芳强调三点:“重视研究《红楼梦》的时代背景”“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与“论文中主要的观点、材料应当是自己的”，这恰恰是最基础、最要害的法则。依据指导老师的要求，黄泽新开始考虑“论文的提纲”。他最初的论文题目是《论〈红楼梦〉的人物形象塑造》，后来改为《〈红楼梦〉对我国古典小说艺术表现方法的继承与发展》。他的思路是:鲁迅先生说过“自有《红楼梦》出现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毕业论文的主旨就是具体阐述这个“打破”，这就有必要从中国小说艺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去寻找答案。为此，他着重地研究了《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等三部有代表性的古典长篇小说艺术表现上的特点，与《红楼梦》作具体的比较，找出《红楼梦》究竟继承了哪些方面，又“打破”了哪些方面。他写出一份两千多字的提纲。第二次辅导谈话的时间是同年3月30日。何其芳听取了黄泽新的立意构想后，翻看了两遍提纲，然后说:思路可以，条理也比较清晰。不过有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思考。关于人物的阶级性与典型性的问题，有人主张阶级性是人物的本质，甚至认为一个阶级只有一个典型。可是为什么某个阶级的典型人物的某些特征能够抽出来用在其他阶级人们的身上?一种解释是借用，另一种解释是相同而又不同。阿Q忌讳癞子，不能说这是从统治阶级来的;排斥异端则可能是从统治阶级来的。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们会有不同的忌讳，各有什么特点?考虑问题尽可能从实际出发。分析人物性格要科学、辩证。刘姥姥流行的看法有两方面:一是进大观园，因无知而闹了许多笑话;二是帮闲。过去，我们叫吴稚辉为刘姥姥，就是讥讽他是个帮闲。流行的这两点对刘姥姥的看法，并不是刘姥姥的性格的全部。对于贾宝玉，流行的看法是爱女孩子，而不是叛逆，流行的看法只是表面的东西。搞研究，不要被流行的看法所误导，要运用科学的认识论独立地思考，提出自己的见解。这里还需要强调一下，评价形象的意义也好，评论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成就也好，都要从作品的实际出发，先搞具体的东西，然后再概括，再下判断。不要先有了论点，然后再在作品找有关的现象证明。现象是复杂的，不同的论点都可以找到相应的现象作例证。先有论点再找例证的做法很容易导致错误。研究论文要写得准确、鲜明、突出。要花大气力找出《红楼梦》艺术上的特点，找出它最成功最独特的地方。我们搞研究的目的是为现实服务的，因此更要关注对今天有意义的东西。拿心理描写来说，托尔斯泰写人物心理很细致，着重过程，但故事进行太慢，比较沉闷。《红楼梦》的心理描写也很细，但和生活一样，并不慢，这就是发展创造，充分显示了我国古典小说心理描写的特色。直到今天，仍值得我们借鉴。这次辅导也是黄泽新、刘建军小组两人同时听讲。但是，这里只记录下何其芳对黄泽新论文提纲修改充实“进一步思考”的意见。这些意见最为可贵的是强调研究方法的正确性，如分析人物形象要“运用科学的认识论独立地思考”;任何研究都要从作品的实际出发，“先有论点再找例证的做法很容易导致错误”的;花大气力找出《红楼梦》最成功最独特的地方，“搞研究的目的是为现实服务的，因此更要关注对今天有意义的东西”。只有这样，毕业论文才能有创见，有高度，有价值。接受第二次辅导以后，黄泽新动手草拟初稿。一个半月以后，他将稿子交给何其芳审读。6月2日，导师通知他第二天上午9点到家去，谈谈对初稿的意见。第三次辅导谈话于6月3日9点准时开始。何其芳拿出论文初稿放在茶几上，开门见山地说:稿子我看了，大体上可以，不过，还要作一些修改。1.文章对问题分析得比较细致，但是理论概括不够。文章谈的是人物塑造问题，对人物塑造的重要性就应该有所强调。另外，《红楼梦》“打破传统写法”的意义和价值，也需要进行充分的理论阐述。2.文章着重讲了《红楼梦》对传统艺术表现方法的突破与超越，继承讲得不够。对《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金瓶梅》艺术特点的概括不够完全恰当。当然，艺术分析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要做到完全的恰如其分，是很困难的，越是困难越需要认真、细心，尽量使我们的分析符合作品的实际。3.环境描写，有的能折射人物的性格，有的则不能折射人物性格。只不过是人物的居住场所，不要生硬地把一切居住环境都和人物性格联系到一起。例如《西厢记》，故事发生在寺院里，崔莺莺、张生与红娘的性格与环境有什么关系?分析其他作品，也要实事求是，不可牵强附会。第三次谈话，核心问题是修改文稿。何其芳指出了三个问题:“理论概括不够”“继承讲得不够”“生硬地把一切居住环境都和人物性格联系到一起”。同时，也辅导了解决问题的方向和方法。黄泽新用近两周时间将稿子修改一遍上交。第四次辅导何其芳变更了面谈方式，而是采取书面笔谈的办法，把他的意见写在了改稿前面的空页上，于6月22日将稿子让人送还给黄泽新。何其芳用红铅笔在稿子上写的意见如下:6.文字还不够准确、讲究，有些名词造得有些生硬，如“行动细节”“表现传统”;3.讲《红楼梦》以前小说在写人物上的区别和特色还是要讲得更恰当一些、更符合事实一些，《三国》《水浒》也并非完全没有细节描写，《水浒》就较多一些，也并非都是只能通过一件事写一两个人物。继承方面似讲得不够;1.有对塑造人物问题的概括性的理论性的论述，可是只有细致的一面，而缺少思想与理论的高度;4.心理描写一节似举例过多;5.环境描写一节中写风一例似与塑造人物无关;2.结束语未能把前面三节总结起来。①何其芳为何把所写意见的序号标为“6、3、1、4、5、2”呢?黄泽新推测:何先生随看随记，没标序号，稿子看完以后，才根据内容编列了序号。除上面所写的具体意见以外，何其芳还逐行逐句地修改文字和标点符号，共修改了十四处。这六条修改意见，还是为了使前几次的辅导内容得到贯彻，四脚落地。第四次书面辅导，表面看，意见零零碎碎，对论文修修补补;细品味，一则可看出何其芳的煞费苦心，二则说明论文基本完成，小动微调就可以定稿。黄泽新“文研班”红学毕业论文如期完成，顺利通过。笔者查阅了相关资料，就目前所能见到的文献而言，这是新中国文学专业研究生的首篇红学毕业论文。这也表明，何其芳的红学实践活动中，又有一项开创性的业绩。更令人庆幸的是，何其芳辛勤辅导这篇论文的全部意见被黄泽新原汁原味地记载、保存并公布出来，其中包含着如何进行科学研究、如何评论《红楼梦》、如何撰写红学论文等丰富思想和经验。黄泽新当年亲聆教诲，对何其芳的耳提面命、春风化雨，几十年后回忆及此仍感慨万千，他写道:“通过辅导论文，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何先生的热心、耐心与细心，感受到了他对培养学生的无私奉献精神。他对学生既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又关怀备至、体贴入微;他从不轻易地说一句赞美你的话，然而却处处感受到他对你的关心、呵护和激励。我崇敬先生的为人品格，我感激先生的教诲之恩。”①

“超循环”是圈行系统中的各部分以及整体，产生周期性的变化与旋升。②它融合自然之道与社会之道、思维之道与存在之道、研究方法之道与研究对象之道，是世界万物生发的格局与态势。近代，尤其是近几十年以来，随着地球环境污染的不断加剧，西方人文学科领域生发了拯救人类精神生态，呼吁环境保护的生态批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西方生态批评开始传入中国，中国生态批评产生。中国生态批评作为一门新生学科，其生长态势自然也遵循了超循环之道。   一、“依生”视角下的中国生态批评———与中国对应学科“看似一体”   生态批评起源于欧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见端倪，九十年代兴起。在中国发出的最初声音是司空草1999年11月在《外国文学评论》上发表的《文学的生态学批评》一文。真正传入中国并引起国内学术界的研究热潮是在2002年，以王诺教授的《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为标志。国内关于生态批评的综述文章主要有：李洁的《生态批评在中国：17年发展综述》以及其硕士毕业论文《生态批评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1999—2005》、周玮露的《欧美生态批评在中国》等，另外在鲁枢元教授的著作《生态批评的空间》和刘文良教授的著作《范畴与方法：生态批评论》中也提到了中国生态批评的兴起与发展。以上学者在阐释生态批评在中国兴起和发展的时候，一般都把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和生态文学归入生态批评的发展中来。李洁的《生态批评在中国：17年发展综述》，文章把生态批评兴起的时间定为1987年，其根据是文艺学家鲍桑葵1987年主编的《文学艺术新术语词典》中的词条“文艺生态学”；把生态批评在中国发展的时间定为1994年，其根据是有关“生态美学”论文的发表。［1］周玮露的《欧美生态批评在中国》一文提到了生态批评在中国起步的标志———司空草1999年发表的文章《文学的生态学批评》，这一说法是正确的。但她在提及国内生态批评文章和专著的时候把曾永成教授的专著《文艺的绿色之思》、鲁枢元教授的专著《生态文艺学》、姜澄清教授的专著《艺术生态论纲》和徐恒醇教授的专著《生态美学》列为生态批评的代表作，而且文章后面把国内的生态美学会议看成了生态批评研讨会，把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和生态批评看成了一体。［2］刘文良教授的《范畴与方法：生态批评论》一书中有关生态批评发展综述的论述在前言的第二部分———“当代生态批评在中国的崛起”，刘教授虽然没有把生态文艺归入生态批评，但是文中提到“2000年出版的鲁枢元教授的《生态文艺学》、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2002年出版的张皓等人的‘文艺生态探索丛书’、2000年出版的徐恒醇的《生态美学》、2003年出版的曾繁仁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等，都宣示着中国生态批评研究已经‘渐进佳境’。”［3］第三部分“生态批评理论研究的现状”，提到“国内学术界先后召开了几次有关生态批评的大型学术会议，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张皓等人的‘文艺生态探索丛书’（《中国文艺生态思想研究》、《老庄生态智慧与诗艺》、《20世纪中国文学生态意识透视》、《小说因素与文艺生态》）等生态批评研究的学术著作陆续推出。”［4］也没有把生态批评和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分开。然而，中国生态批评起步期为何会与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看似一体”？原因就在于这时候的中国生态批评是“依生”于西方生态批评、中国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而成长的。   二、“竞生”和“共生”视角下的中国生态批评———与中国对应学科“耦合并进”   生态批评在中国兴起后，马上引起了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两个学科专家学者的关注，这种关注有其必然性。首先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生态批评都是在地球生态遭到破坏的情况下而产生的，本是同根而生；另外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彼此有着学科互补性，能够耦合交融。生态批评属于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的应用研究维度，生态批评的发展能够促进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的理论构建，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的理论构建又能反之为生态批评提供更好的哲学支点和理论规范。中国的生态批评是从西方引进的，而中国本土又有其知音———生态美学和生态文艺学，所以生态批评传入中国以后，其发展有两支主流。一支主流是最初把生态批评从西方引入中国的那一批专家学者，这批学者在研究生态批评以前大都是从事比较文学或外国文学研究，一般英语水平高，能直接阅读欧美的最新学术成果，及时了解西方的学术潮流。比如王诺教授还曾去哈佛大学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为王诺教授在哈佛大学一年访问的学术成果。除王诺教授外，这一支流的代表人物还有韦清琦教授、宋丽丽教授、胡志红教授、刘蓓教授等。另一支主流是在西方生态批评理论传入中国以前就从事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文学理论等学科研究的专家学者，代表人物有袁鼎生、鲁枢元、曾繁仁、曾永成、刘文良等专家学者。   前一支主流我们主要看王诺、韦清琦教授的生态批评研究。王诺教授任教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在研究生态批评以前主要从事外国文学研究，2002年开始发表关于生态批评的文章，主要有：2002年发表《雷切尔•卡森的生态文学成就和生态哲学思想》、《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2005年发表《先秦儒家思想的生态意义》，2006年发表《北美印第安神话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批评三人谈》、《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当代西方生态思潮的核心问题》、《“我们绝对不可等待”》、《从生态视角重审西方文学》，2008年发表《论华海的生态诗》、《从寄居意识看“圣经”中的生态尺度》、《“生态批评读本”述评》、《生态批评的思想文化批判》，2009年发表《生态批评：界定与任务》、《梭罗简单生活观的当代意义》、《“生态的”还是“环境的”？———生态文化研究的逻辑起点》，2010年发表《从表现到介入：生态文学创始人卡森的启示》、《生态批评的美学原则》，从王诺教授2002年到2010年发表有关生态批评的文章特点来看，主要有两方面转化：一是其生态批评逐渐把生态美学的审美性批评引进生态学、文化学批评；二是其生态批评不断扩展批评空间，从起初的对生态文学、自然写作作品及作家的批评扩大到了对整个西方文学、中国传统经典的批评。韦清琦教授任教于南京师大外国语学院，也是在2002年开始发表有关生态批评的论文。2002年发表《用生命铸造的生态经典———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的春天”》、《方兴未艾的绿色文艺研究———生态批评》，2003年发表《全球化时代的“非典”及生态学反思》、《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枝奇葩》、《生态批评：完成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最后合围》，2004年发表《打开中美生态批评的对话窗———访劳伦斯•布伊尔》、《走向一种绿色经典：新时期文学的生态学研究》，2005年发表《生态意识的文学表述：苇岸论》，2006年发表《中国视角下的生态女性主义》、《生态批评三人谈》，2009年发表《农妇•剪纸•狼———重读贾平凹的“库麦荣”》、《生态批评家的职责：与斯科特•斯洛维克关于《走出去思考》的访谈》、《生态批评家的职责———与斯科特•斯洛维克关于“走出去思考”的访谈》，2010年发表《走向一种人文仿生学———论当代中国自然写作的一些特点》。和王诺教授不同，韦清琦教授较少的将中国的生态美学思想引入生态批评，韦教授对生态批评的研究一是努力将西方生态批评理论引入国内，以促进中西生态批评的融合；二是提倡生态批评对文本的解读，注重对生态批评的实践应用维度。#p#分页标题#e#   另一支主流我们主要看袁鼎生教授、鲁枢元教授的生态批评研究。袁鼎生教授是国内生态美学学科领域的大家之一，之前从历史、逻辑、应用、比较、元学科等五个维度系统构建生态美学学科。袁教授2009年出版著作《生态批评的中国风范》，2010年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生态批评的规范》。在《生态批评的规范》一文中，袁教授指出了“西方生态批评因强调生态功能的价值取向，忽略了文本审美批评的基础，忽略了文化批评与审美批评的结合，偏离了文学艺术本体批评的宗旨与规范。”［5］提倡中国风范的生态批评应当吸收中国生态美学的审美性因素，而构建一种文化、艺术、哲学等中和价值更为完备的新批评。鲁枢元教授是国内生态文艺学学科的创始人之一，发表过很多生态批评论文。主要有：2002年发表的《生态批评的知识空间》，2004年发表的《精神生态：批评理论与实践》，2005年发表的《生态批评的视野与尺度》、《现代都市：让我们失去了什么———关于现代都市生活的生态批评》，2007年发表的《生态批评的视域》，2009年发表的《生态批评中的“自然”含义》。鲁教授生态批评的学术思想主要集中于《生态批评的空间》一本书中，对生态批评研究的贡献主要在“生态批评的空间”这一范畴上。鲁教授指出了生态批评的知识空间是以生物学知识系统为背景的知识空间，它不同于之前的神学知识系统和物理学知识系统下的知识空间。古代文论的形态更多的体现为“精彩灵动的话语片段”［6］；现代社会的文学批评让文学艺术创作服从机械的科学定律，其理论形态多表现为“冷漠坚硬的结构”［7］；当代社会的文学批评应该是一种“既自成系统又充满活力的批评。”［8］鲁教授认为生态批评的对象“不仅仅是环境文学、自然文学和公害文学，表现人类在社会中地球上生存状态的整个文学系统都可以用生态学的眼光加以透视、研究、批评。”［9］两支主流在“竞生”和“共生”中“耦合并进”。进而为下一步中国生态批评在“整生”中的超循环发展做好了铺垫和准备。   三、“整生”视角下的中国生态批评———与中国对应学科“超循环”发展   “整生”视角下中国生态批评的超循环发展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生态批评的空间、对象的认同上；另一个是对生态批评原则、规范的探讨上。   （一）空间、对象认同的超循环   生态批评刚传入国内的时候，生态批评的批评对象一方面是自然文学、生态文学、环境文学及其作家，另一方面是中外的现当代文学及作家。前一类多以古代自然山水诗人的诗歌、生态文学、环境文学作家的文学作品及其作家为对象，比如何悦玲2001年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发表的《共生与和谐：人类家园的古典理想境界———〈花源诗并记〉生态美学解读》是对古代文学中自然山水诗人的作品的解读；张志平2001年11月于《名作欣赏》发表的《对一种生态伦理的诗意想象———贾平凹近作〈怀念狼〉解读》是对生态文学的解读；老树2004年10月于《森林与人类》发表的《草原尽头的狼风景———〈狼图腾〉与生态文化》是对环境文学的解读。以自然、生态、环境文学作家为批评对象的文章，例如李玫2005年于《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发表的文章《郭雪波小说中的生态意识》。后一类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解读的生态批评，如张艳梅2005年于《临沂师范学院学报》发表的《中国现代抒情性乡土小说的生态伦理叙事》；对外国现当代文学解读的生态批评，比如王育烽2005年11月于《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发表的《从〈老人与海〉看海明威的自然生态意识》。随着对生态批评认识的加深以及生态批评学科生命力的日益显现，国内专家学者认识到了生态批评批评对象应该扩展至古今中外整个文学系统，显示出对生态批评空间、对象认识的超循环。鲁枢元教授的专著《生态批评的空间》中认为，生态批评的研究对象“不应仅仅着眼于文学作品的题材，仅限于环境文学、自然写作、公害文学的狭小范围内。概而言之，迄今为止的文学所表现的无外乎人类在社会中、在地球上的生存状态，都是可以运用一种生态学的眼光加以透视、加以研究的。从中国古代的《诗经》，到古代希腊的神话；从曹雪芹的《红楼梦》，到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从印度的泰戈尔到日本的川端康成；一直到中国当代文坛上的巴金、王蒙、张承志、莫言、王安忆、韩少功、张炜、阿来，无不可以运用生态学的批评尺度加以权衡批判。……甚至不只是文学艺术，还应包括一切‘有形式的话语’。生态批评不仅仅是文学艺术的批评，也可以涉及整个人类文化的批评。”［10］王诺教授在论文《生态批评：界定与任务》也指出“生态批评的研究和评论对象是整个文学，绝不仅仅是生态文学，绝不仅仅是直接描写自然景观的作品，更不仅仅是‘自然书写’。……从根本上说，古往今来绝大多数文学作品都包含了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思想文化因素，对它们进行生态批评完全具有合理性。……正因为如此，生态批评对文本的解读和评论不能仅仅局限于当代文学；传统文学，特别是对人类文明和社会变迁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经典作品，也是生态批评的重要对象。”［11］王诺教授2005年发表的论文《先秦儒家思想的生态意义》以及2008年发表的论文《从寄居意识看“圣经”中的生态尺度》都是生态批评空间、对象扩展研究上的实践。袁鼎生教授在《生态批评的中国风范》一书中也指出“文学艺术批评的空间与质域，应由文本的审美批评、审美文化批评、艺术哲学批评构成。生态批评，则相应地由文本的生态审美批评、生态审美文化批评、生态艺术哲学批评构成，形成三位一体的质域。”［12］袁鼎生教授从生态学中提炼出生态艺术哲学、生态美学超循环理论和生态学术方法，将更有利于扩展生态批评的空间、对象，审视文本、社会、哲学、艺术中的生态关系。#p#分页标题#e#   （二）原则、规范探讨的超循环   2007年左右，国内生态批评研究的关注点开始转向中国生态批评的原则与规范，展示了中国生态批评的超循环发展。这方面研究的第一篇论文是刘文良教授2007年2月于《理论探索》上发表的论文《试论生态批评的原则》。文章提出了生态批评的四条原则：一是“以文化批评为本，但不忽视批评的审美性原则”；二是“跨文明，跨学科，多角度全方位审视”；三是“‘深层’透析，寻求人类‘内部自然’的回归”；四是“‘以人为本’为归指，‘生态为本’为内核”。［13］2009年4月又在《中国文学研究》上发表《本土精神：生态批评的创新之基》，认为中国生态批评的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要立足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凝练生态智慧，重视本土文学，拓展批评空间，彰显自主思维。［14］袁鼎生教授在《生态批评的规范》一文中，指出了“西方生态批评因强调生态功能的价值取向，忽略了文本审美批评的基础，忽略了文化批评与审美批评的结合，偏离了文学艺术本体批评的宗旨与规范。”［15］提出了“生态和谐标准”、“生态中和标准”和“生态大和标准”生态批评的三重标准，以及“艺术审美生态化”、“生态艺术审美化”和“生态艺术审美化”生态批评的三大规律。2006年王诺教授、韦清琦教授、宋丽丽教授在《三峡大学学报》一致认为中国生态批评需要以一种东西联合的精神进行研究，中国生态批评既要立足本体，又要突破本土而走向世界。［16］之后王诺在《欧美生态批评》一书中结合西方生态思想和我国古代生态智慧，列举了生态批评“生态美的自然性”、“生态审美的整体性”和“生态审美的交融性”三条原则。［17］鲁枢元教授认为生态时代中国学术将走向一个新格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开始发挥独立自主的作用，并成为构建当代世界生态批评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18］   基于此，鲁教授在《生态批评的空间》一书中列举了生态批评的九大尺度：（1）“自然万物之间存在着普遍联系，大自然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2）“人类……不应为了一己的利益、尤其是为了那些已经显得很不正常的利益去无度地掠夺、挥霍大自然。”（3）“生态问题……同时也是一个诗学的、美学的问题。”（4）“不能忽视人的自然醒，人与自然的一体性。……”（5）“决不能把全球化单单看作全球经济一体化，更不能为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继续破坏全球生态一体化。……”（6）“……诗意的生存，是一种低消耗的高层次生活，是人类有可能选择的最优越、最可行的生产方式。”（7）“生态文艺批评忧患中不丧失信念，悲凉中不放弃抗争，绝路上不停止寻觅，……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文艺批评。……”（8）“生态批评……更是一种姿态、一种情感、一种体贴和良心、一种信仰和憧憬。……”（9）“……生态批评并不排斥包括形式主义批评在内的其它各种类型的文艺批评，因为生态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多元共存’。……”［19］可见，中国生态批评的当前探讨都一致性的强调了生态批评的审美维度、生态整体主义思想，并提倡借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学术资源。这将是对西方生态批评单调的强调生态功能的价值取向以及生态中心主义思想的一种超越，同时也是中国生态批评超循环发展的一种显现。   四、结语   中国生态批评的发展遵循“超循环”的生发路线主要经过了上述“依生”、“竞生”、“共生”和“整生”四个阶段。从“依生”、“竞生”、“共生”和“整生”四个视角统观而看，生态批评在中国的发展从起步时与中国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的“看似一体”，到后来与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的“耦合并进”，再到目前与中国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的超循环整生发展，显示出其健康的生长态势。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生态批评一定能够把自己打造成一个体系完备、话语健全、具有中国风范的成熟学科。

文学现实与西方理论范式在近年来不断变化，在变化中总结、反思乃至于提出问题成为中国文学理论界的当务之急。同时，“后理论”时代文学理论研究与文论教学在新语境和新挑战下也需要重新被思考。为总结与反思近年来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与文论教学方面的成果和经验，加强学界的交流与合作，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复旦大学中文系与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联合筹办的“文学理论的创新与文论教学”学术研讨会于2011年11月18日至21日在复旦大学隆重召开。会议由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朱立元主持，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周宪发来贺电，复旦大学中文系张德兴教授、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杨文虎及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李西建教授分别致辞。来自全国各大高校及《文学评论》、《文艺争鸣》、《探索与争鸣》等学术机构的130余位文论界专家学者围绕文学理论与文论教学的创新、古典文论的现代价值、信息时代文论教学的困境与出路、文学理论的前景与展望等多个议题展开了热烈的学术讨论。   一、中国当前的文论建设的策略   文艺学的知识生产是今年中国文论界学人的普遍理论诉求，而如何构建中国当代的文学理论则是其中的关键问题。朱立元教授从四个方面简明扼要地阐述了他对当前文艺学建设的新想法。第一，文艺学的哲学基础应从单纯的认识论转向马克思主义以实践为核心的存在论（本体论）。文艺学应当在马克思主义以实践为核心的存在论思路下，从文学作为人的一种基本存在方式和基本人生实践的高度，从文学活动区别于其他艺术和审美活动的基本存在方式的角度，对从作者的文学创作到读者的文学阅读（接受）活动，重新进行创造性的阐释。第二，文艺学研究的思维路向应当从寻求固定不变的文学本质的现成论转向动态建构的生成论。第三，文艺学应当从二元对立（包括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中超越出来，走向真正的辩证思维。第四，很有必要从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以人为本）出发重新认识“文学是人学”命题的生命力和现实意义。朱教授认为从以人为本的人学理论出发重新认识钱谷融提出的“文学是人学”命题，就会发现它对于深入探讨文学的本质问题，不但与其他探讨并不矛盾，而且可能更贴近文学的本质特征和多种功能，可能揭示一些过去被忽视乃至遮蔽的重要东西。王元骧教授指出文学研究的三种模式：规范性的、描述性的、反思性的，它们分别对应为固定、经验、批判。他分析了三种模式的形成、流行范围、本质以及三种模式间的区别和优劣所在。对于文艺学的选择，他认为文学批评是描述性，文学理论是反思性，文学史则是规范性的。高建平教授谈到“理论的理论品格与接地性”问题。他说当论的危机是“理论多了，问题丧失了”。高教授呼吁讨论问题应从问题而不是从“主义”出发，问题是理论的生长点。不要把理论当做时文的写作，话题应该迎接社会的挑战，理论不是智力游戏，接地性不能成为取消理论的借口，面对实际问题，它应为理论提供了契机。周宪教授在提交的论文《文学理论范式：现代和后现代的转换》中指出：现代和后现代是20世纪文学理论发展出的两种范式，它们在一系列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上有所冲突，并形成了对立的理论立场和价值观。通过转变中九个最重要的基本问题的分析，周教授认为反思其纷争、考量其嬗变，对于文论建设来说，重要的不是去评判优劣高下，而是要思考如何超越两者的对立而达致新的理论建构，“找出文学理论未来发展的路向”。李西建教授立足“后理论”的文化语境，探讨其在“知识面貌、知识范式与理论表征”上对文论知识图景将产生的影响，李教授认可伊格尔顿所言的文学应“重新置于一般文化生产的领域”，但它需要“自己的符号学”，这是文论知识生产应坚持的基本方向之一。顾祖钊教授则认为中国文论经历了“全盘西化”、“西方文论中国化”的阶段，现正走向“中西融合”的新阶段，目前已为“新阶段”做好了理论准备。他强调未来的文艺理论一定要走“中西融合”的路径，这很有可能是中国现代文论三部曲中最为辉煌的乐章，文化诗学很可能就是中国文学理论未来的形态。张伟教授的论文也认为综合应该成为文艺学创新的方向。   陆扬教授就“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学界热点指出了诸多耐人寻味又值得反思的知识生产问题。他指出该问题具有“地道的中国本土化的话语形态”，又“有直接的西方理论资源”。陆教授考察了它的直接理论来源——韦尔施的《重构美学》，该问题在韦尔施看来是“浅表的”、“荒唐透顶的”、“叫人无可奈何的”。“有意思的是”，到了中国美学语境，韦尔施反过来却成了“鼓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有力佐证”。陆教授指出成为学术热点是因为它涉及了意识形态和文化霸权的敏感问题而“招致了愤怒”。但更重要的是韦尔施强调的认知层面的“审美化”偏偏给中国学界忽略了。他感慨地说，日常生活审美化“是意味深长的。至少，它意味着美学不必在形迹可疑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之中随波逐流，相反，美学的哲学本位，其在日常生活和认识论双重层面上的崇高和超越追求的阐释，将是可以证明大有作为的”。刘俐俐教授从重读钱钟书《七缀集》获得的启发谈起，她认为文学现象是有价值的文学研究选题得以产生的丰富资源，也是文论教学的资源。同时，文学现象具有衍生功能，可将相类似或者相反现象联系起来比对，发现异同。文学现象的意义还在于它的复杂性，往往需要研究者改变文学观念和研究视野才能对之说清楚，这就间接促进了文学思想的拓展和更新。宋伟教授在提交的会议论文中认为：“只有破解传统的本体论思维方式，清洗传统形而上学的理论模式，文学理论的重构重写才可能会有一个新的开始和展开。”张荣翼教授的论文从身份、转向、媒体、对话和语境五方面梳理了文学研究的问题意识的思维模板，这对于问题意识的形成具有借鉴的意义。张永刚教授认为当代文学理论与实践的基本关系必须超越感受和信念的常识层面，在理论内部进行探讨才能深入认识。王苏生教授主张应从问题意识、批判精神和本体思考入手，最终才能达到本土化、民族化、中国特色的独创文学理论的建立。刘慧姝则揭示了存在论对学科建构的积极意义。程镇海认为从当前现实和实践出发，借鉴西方，兼顾传统的“再生性”。#p#分页标题#e#   二、古典文论的现代阐释与价值   发掘中国古典美学与文论的现代价值以及阐释其当代意义，也是此次会议学者们所普遍思考的一个理论问题。许建平教授从甲骨文的意象思维说起，谈了本土意象思维的诸多方面及本民族意象叙事特性和风格。吴子林从孔子“游于艺”、“依于仁”、“据于德”和“志于道”的过程探讨了孔子之“学”的思想，进而由此论及人的人文化、社会化、个体化的完成，并超越“人伦日用”之生活世界，“上达”超验的形上领域。由为“人”到为“己”再到为“道”，人性得以全面发展，并最终实现了自我的创造性转化。程勇从儒家思想出发考察其对文艺审美的制度建设的可能性路向。孟庆丽对道家的“善行无辙迹”理论进行了美学阐释。张艳艳关注了庄子以气构生的身体观念与中古通感审美体验存在的勾连关系，由此认为通感体验的特性不仅在五官感官的互通，其本质应在超越具体感官层面的生命一体融通。张节末教授提交的论文从《诗经》比兴循环解释现象探究了“兴”起源的比类传统。李昌舒论述生活禅的主要特点及其美学意蕴，着重探讨“境”这一范畴，并尝试从生活禅的角度解读“境”进入美学范畴的原因所在。朱志荣教授阐释了他最近对《沧浪诗话》诗歌语言观的最新成果。朱教授认为应重视诗歌语言中的语音、音韵问题，应正确看待严羽认同前人论述与自我标榜问题（独创性问题），应仔细辨析严羽所面对的诗歌及看法问题。他也提及了做学问所遇到的困难、解决的办法及学术中品格的重要。刘凯对境界概念进行了多维探察，凸显其在传统思想中的价值及意义，同时展开了对境界美学内涵的思考及揭示出其整体性意义空间。   朱存明教授提交的论文认为老子的生态观对于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自身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为新的美学创造提供了有益的成分。他在生态美学的视野下评价老子体现的生态观，探索其在中国当代文化发展与建设中的意义。刘毅青的论文尝试从海外汉学家的中国文论研究的比较方法出发，探讨对我们的启示，他认为中国文论若要确立自我身份，最终还是必须以自身的历史文化经验为资源，探索人类生存的共同课题。黄键指出从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发现与体认其中的审美价值”以抗拒现代工具价值体系的策略必须克服独断论思维，以新的方式处理与工具体系的关系，中国文化传统才能为文化与社会的现展作出贡献。祁志祥提出了如何把古代文论思想内涵上的潜体系用合理的叙述结构展现出来，并揭示其诸环节之间的逻辑联系，建构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的重大课题。他以个人主持并独立完成的“十一五”国家级指南类高教教材《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所精心筛选的几十个古代文论重要范畴、命题为起点，论述了建构表现主义民族文论体系的方法。   三、困境、出路与方法：对当前文论教学的反思   王元骧教授认为当前文论界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理论研究脱离实际，不是从现状出发而是盲目追求西方，缺乏人文精神，思维能力的弱化是目前的突出问题。郭世轩思考了后现代语境下地方高师文论课教学的四大困境：师生间信息源不对称与价值坐标不统一，课堂内外的热难点不同步，感性理性的双向追求不协调。他认为解决的策略是：矫正信息源，兼容多视角，实现信息同源化；深挖经典内涵，划分层次性，建立多元化文化经典；扩大文化视野，关注热点，重新调整知识建构化；重视感性价值，确立新理性，确保感性理性协调化。张文杰认为文论教学的困境在于学生兴趣和积极性不高、文论课的价值受到质疑、市场功利主义影响、影视图像文化的冲击和对理论的漠视，出路在于文论自身的不断创新和阐释运用、学科配置的互渗以及直观性教学的探索。梁晓萍认为教材的本质主义倾向，电子媒介下文学的复杂性超出了文论的解释范围，90后经典文本阅读体验和理解的缺失，西方文论的“隔”和古代文论的遮蔽共同造成了教学的困境，她认为解决此等困境：教材要践行反本质主义思维，从文学实际出发探寻文学内在规律，体悟文学相对稳定的东西。乔东义看到了当今学生文化素养的不足，他认为出路不仅在于要加强文学教育，更重要的是加强以“五经”为代表的经典文学文献方面的修养。李丹发现学士毕业论文中存在的主题不清、主次不分、观点不明、理论与材料脱节等问题，她认为出路在于设置《文学批评》为必修课。张冬梅指出文论教学的问题是难度大、灌输教育、教学效果不理想，她认为出路在于建构主义理论的借鉴意义。葛红兵教授则从创意写作的角度提出文化创意产业“产业化”发展与高校对口专业教学尤其是中文及文艺学教育教学模式存在的多方面问题，他认为创意写作可先从文艺学内部改革，让其承担中文创意写作系统的孵化器：文艺学应成为高校中文教育教学改革的促进器，用创作论研究、创作论教育教学改革来带动中文创意写作系统的创生。   在了解困境、提出出路之后，就面临另一个问题，即文论教学中创新人才培养的方法问题。对此，张玉能教授提出了在西方文论中进行研究型教学的策略。他认为研究型教学的核心是培养学生的元典精神、质疑精神、创新精神，教会学生研究的方法。应以经典原著为根据，梳理关键问题，分析问题转换，分清各流派利弊得失，审视西方文论解决中国文艺问题的可行性和适应性，鼓励学生把西方文论作为建构中国特色当代文论的参照系，做到“洋为中用”，发展中国当代文论。杨文虎教授同样强调创造对于文论要存在和发展的必要与迫切。他认为，要有新人的加入和承继，对理论遗产保持开放态度，要对“人类共同的价值”和某些“不变的东西”加以关注，要“保卫文学的梦，阐发文学之梦的内涵”，要面对和解释新现象和问题，关注社会文化精神，然后再回到阅读和思考。之外还应对形而上关心和思索，这样文论才能为“创造一种新人类的可能性而做出贡献”。刘旭光教授在分析了文艺理论能够得到什么、应当做什么、可以希望什么以及怎么教之后，认为文论在后现代语境下的使命不是关于文学规律与本质的探讨，而是关于立场与理想的表达，它是对文学活动的反思与研究，它关注文学活动内部的变化，追问变化的意义。陆扬教授从德法大学建设的实际尤其是法国巴黎高师全球招生制度侧重对学生思维能力考察的变化角度谈了对文论教学的看法。#p#分页标题#e#   四、学科、创新与西方文论   方克强教授就文艺学与文化研究的关系在“后理论”的新基点上重申了学科立场。他重申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是学科本位的彰显，是社会发展趋势，更是文学自身运动的结果。后现代为文化研究涉足和覆盖文艺学领域提供了合法性。但如果弃文学而趋文化，跨学科甚或改变学科边界，就会出现“捍卫学科独立性的生存本能”。对于文化研究的崛起，他认为这与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普及化过程“大致重合”。在“后理论”时期，重返学科本位和文学焦点是可以期待的。徐妍认为当下文学批评正置身于“知识生产”的模式化时代。批评者失去了批评意识和基本判断，批评陷入尴尬且异常虚空。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回返到“审美基点”探寻新媒体背景下文学的新质，考察文学的外部关联，进而重建审美批评新秩序。   在理论的创新方面，苏宏斌教授对身体何以能够写作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身体不是写作的对象而是主体，不是主张作家要“写身体”而是要用身体写作。真正的身体写作主张的是身体而不是心灵为创作的主体。身体是一种灵化的肉，它与世界之间的交流构成了创作经验的前提。创作的基础是身体与世界之间的存在性交流。正是通过这种交流，世界对人来说才变得生动。交流中产生的感受和体验，构成了创作所要表达的意蕴。刘锋杰教授扼要地评判了学界重建文学政治维度的四种可能性策略：反本质主义与本质主义的合流共同解构审美论将文学引向政治之维；通过重新界定政治实施文学与政治的结合、语境论与关系论的同构，反消费主义成为诉求前提。刘教授主张重建文学的政治维度，应在文学审美性的指导下来理解这个政治维度的建构，以期能够既坚持文学的审美本质，同时又含蕴充分的政治意识。赵静蓉谈了记忆转向与文学理论研究的新思路，她强调记忆的重要性以及对文学理论研究的意义，指出文论界对历史与文学关系的忽略，认为探讨理论生成比站在理论的结果更重要。朱生坚以“泛政治化”为题，期望澄清“文学性”的本来面目。寇鹏程考察了“十七年”文学批评中“歪曲”话语的逻辑，并指出主观臆想性、政治集权性与主观恶意性，是“衍生出的三驾马车。汤拥华以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观的调整为参照思考了“理论如何更好地服务文学”的问题。肖伟胜的论文追溯了图像的谱系及其与视觉文化研究的关系，傅其林的论文探讨了喜剧的异质性存在及其哲学意义，曹谦认为朱光潜诗学与存在主义美学具有一定的互文性。李涛重温了赫拉普钦科的创作个性研究。   在西方文论方面，张旭曙辨析了形式范畴之本性，他详细考察了形式范畴的形成、特点、意义及品格等，他认为形式范畴的“恰切定性应当为既是元范畴又不是元范畴。形式是型塑、彰显西方文化精神特质（两个世界、本质之学、主客两分、因果目的、精密分析等）的宿根性因素之一”。赵建军论述了后现代语义的逻辑基础、关键问题及对未来的语义穿越问题。刘晓丽认为理论的误用是造成文学批评远离文学作品现象的原因之一，它产生的各种批评危害的不仅是作品，还降低了理论的品质。詹冬华认为西方“哲性批评”的原创性和辐射力值得深思，应将理论储备化约为整体经验，不断提升人类的精神境界。刘阳阐释了存在主义与中国文学的批判性融合的可能途径。王轻鸿强调信息科学在知识、思想、哲学层面对于文学研究转型的意义和价值。张瑜通过对“实践转向”的转向的考察和比较，试图呈现当代文学观念的发展脉搏。贾玮借助巴特“文本”概念变化的悖论，思考了文学理论的创新问题。仲红卫发现新型大众读物的出现不仅催生了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同时建构了初步的“文学公共领域”，并引领了“现代化”历程。   本次会议加强了交流、密切了合作，通过对经验的总结、问题的提出与反思、学科理论的探索，相信它一定会对今后中国文论研究和教学产生积极而深远地影响，这也是与会学者们所期待的。

本文作者：黄丹莉 黎亮 单位：宜春市第三中学 浙江师范大学国际学院

歌谣研究的最初动因

《歌谣周刊》第一期发刊词阐述了歌谣收集的目的:“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业，虽然还没有学者注意及此，只靠几个有志未逮的人是做不出什么来的，但是也不能不各尽一分力，至少去供给多少材料或引起一点兴味。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他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因此我们希望投稿者不必自己先加甄别，尽量地录寄，因为在学术上是无所谓卑猥或粗鄙的。从这学术的资料之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意大利的卫太尔(GuidoVital)曾说:‘根据在这些歌谣之上，根据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所以这种工作不仅是在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将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这是第二个目的。”从上述话语中，可以知道，北大歌谣征集活动第一个目的即是学术的目的，主要是将民间歌谣作为民俗学研究的资料。而民俗学研究本身也有其社会改良的思潮背景，即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为改造社会一方面学习西方，另一方面则是去民间寻找国民的心声。中国20世纪初改造国民性的时代风声构成了歌谣收集的真正历史动因。第二个关于文艺的目的主要是受到西方歌谣研究运动的刺激和影响。虽然文人编纂整理前代歌谣古已有之。最早的是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之《杂歌谣词》篇，收入上古至唐五代谣谚一百二十余则。

以后历代都有编纂，尤其以明代成果最丰富，而清代杜文澜《古谣谚》则被认为是继《乐府诗集》之后最好的选本。北大歌谣征集活动却与传统的歌谣编纂有所不同，主要是对近世歌谣的全面收集整理以便为新诗创作提供启示和借鉴。为文艺的目的与黄遵宪“诗界革命”引民间歌谣入诗一脉相承。但直接的冲击恐怕还是受外国影响。英国1878年成立的民俗学会专去采集英格兰岛以及欧洲大陆的传说故事、歌谣、风俗及宗教。最早被介绍的歌谣理论是意大利人vital1896年编的《北京歌谣》的序文，其中提到“真的诗歌可从中国平民的歌找出”和“民族的诗歌”，周作人提出“为文艺“的口号受到外域研究的冲击不可忽视。争议问题:为学术还是为文艺研究工作的重点是民歌的社会科学还是文学方面曾经有过明显的踌躇。周作人在1924年的会议上提出除搜集民间散文和韵文之外，还要包括民俗一支，因此在《歌谣周刊》里出现了许多关于结婚、节日的文章。而1936年《歌谣周刊》复刊时，胡适在《复刊词》中说:“我以为歌谣的收集与保存，最大的目的是要替中国文学扩大范围，增添范本。我当然不看轻民谣在民俗学和方言研究上的重要，但我总觉得这个文学的用途是最大的，最根本的。”为文艺的结果呢?也有争论，有人怀疑“已经搜集到的许多歌谣和故事，对于民族的纯文学(诗歌、小说、戏剧)的复兴究竟会有什么益处。”鲁迅也曾经说，文人的文学僵死了，就从民间去寻找新的生命，然后再一步一步把它绞死。

值得思考的是:这个为文艺的目的完成到什么程度，以及为什么民族的诗歌迟迟没有出现。为文艺和为学术其实可以囊括在新文化运动改造国民性的需要这个最大的历史动因之下，为改造国民性去民间寻找民情和民文艺，就是从内部完成启蒙的努力。这个动因可以一直追述到清末民初黄遵宪、严复、梁启超等人的民族救亡运动。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新文化运动中的国民性改造运动，我们如何把这个运动看作是切身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为学术而学术的问题这同样很重要。且不论歌谣运动最后是否达到这个目的，但是歌谣研究的地位和方向却在这个时期得到了确立，后来歌谣研究的方法也基本上从中生发。

研究方法的开拓与传承

田野调查。歌谣研究是在歌谣征集活动(1918)中开始的，这为中国歌谣研究奠定了田野调查的优良传统。歌谣研究会(1920年2月)与风俗调查会(1923年5月)组织的田野调查工作使得近十年收集歌谣达一万三千九百零八首。风俗调查会所列风俗调查表将歌谣放在“思想”一栏中，与环境、习惯两个大项并列，可以说为歌谣研究打开了视野。遗憾的是，此表没有注意歌谣在什么时间、场合吟唱、吟唱的功能和参与者的反应。歌谣的曲调也没有保留下来。不过这些遗憾在后来的研究论文中稍稍得以弥补。比如孟森在《有关山歌的史料》中，讲到他家乡每年七月最后一个晚上的歌谣比赛。随笔中涉及杵歌，说明了是舂米时唱的歌，甚至在葬礼中也唱。比较研究法。常惠在《向投稿人进一言》中提到“在每一个省，有时甚至是邻近地区，对同一首歌却有不同唱法。”胡适在《民歌比较研究之一例》中提出了“母题”和“细节”两个重要的比较研究概念。董作宾的《一首歌谣整理研究的尝试》则在收集异文的基础上具体展开了歌谣母题的比较研究，并发现水路和陆路传播的效果与地方特色的形成。文史结合法:周作人在《歌谣周刊》16号上提出了歌谣研究文艺的和历史的两个方面。在解释历史方面的价值时，他写道“其资料固然很需要新的歌谣，但旧的也一样重要”。文史结合法在张竞生拟定的风俗调查表中有所体现，表中所列将实地调查、记载的材料、器物三者相参。此法的另一个重要代表人物顾颉刚将考古、史料、风俗歌谣一视同仁地对待，进一步巩固了歌谣的国学地位。

[摘要]

实践与创新是中药学学科发展的必要条件。本文主要阐述了河南大学将中药学“阶梯式”教学模式与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项目相结合的培养模式以及此教学模式在教学实施过程中取得的成绩，也对此教学改革及创新培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为中药学实验教学改革与创新培养模式提供借鉴。

[关键词]

中药学；教学改革；创新性

综合性与实践性是中药学专业的特点，培养学生科研思维及动手能力的实践就显得尤为重要，也是学生掌握中药学专业最直接、最有效的教学方式。在现阶段，高校本科实验教学多以验证性试验为主，涉及交叉学科知识少，教学目的过于单一，学生通过课本可以提前得知实验结果，只是在实验课堂上机械式地重复书本上的实验步骤，或不积极动手参与实验，缺乏对实验原理的透彻理解和独立思考的过程，学生很难掌握中药学最新且适应社会应用知识的实践。提高大学生实践和创新能力一直是大学教育不变的宗旨，培养学生爱学习、爱思考、爱动手、爱实践和爱分析解决问题等良好习惯，对于培养应用型、技能型、创新型人才至关重要[1]。笔者通过几年天然药物化学实验教学带教工作，尝试做了一个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与中药学“阶梯式”实践教学相结合培养模式，体验到了此教学培养模式对中药学实验学科建设、教学改革方面的益处，并取得了一些良好的效果[2-3]，为此进行归纳总结。

1“阶梯式”教学实践方法

1.1启蒙阶段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尤其是新时期以来30多年的发展与建设，是与整个国家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眼花缭乱的转型一脉相承的。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和建设的“泥泞的坦途”中，董学文先生是一位颇具特色、颇不寻常的学者。他充满着独特的理论个性，其理论其思想寂寞而精彩，与新时期以来30多年的时代脉搏共振，却又始终存在观察的距离和批判的张力。他用心血与生命去书写他的这个时代，他又用他的赤诚、单纯、质朴和热烈的信仰，执着得近乎偏执地去守护那个美好的“麦田”，那份越是远离越是渴望的理想。在他的学术生命中，在他的理论耕耘中，始终“表现出一种了不起的理论勇气和不倦的上下求索精神。他带着清醒的学派意识和学科建设意识，以一种始终如一的理论定力和鲜明的理论指向，实践着对理想形态的文学理论的追求”[1]。   一、“回到马克思”、“重读马克思”与思想解放   学界在回望中国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的历史变迁时，常常会强调文学“主体性”问题以及文学“审美”问题等对于突破之前“文艺—政治”理论模式的革命和解放意义。这固然是这段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更早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理论突破却并不是由此开始的，甚至可以说，这些理论的出现本身就是前期文学理论变革的一个继承或者变种。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结束之后，人们面对社会和人的内心世界，如何反思“”中的问题成为当时时代的最大课题。更进一步说，如何认识“”中人性的泯灭与集体的疯狂，认识人性的多面性、丰富性，认识人的多样性需要和欲望的正当性等问题，也逐渐被学界所关注。   但是“，”的理论遗产显然已经没有话语力量来阐述这些复杂问题，而当时的社会现实也并没有一种宽松的环境可以自由地研究和讨论。因此，学界主要从“回归马克思”、“重读马克思”，通过寻找真实的马克思的思想精髓来达到对现实历史的批判，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温故知新中去比较和反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过程中存在的巨大的偏差与失误，而不是从外在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批判，因而出现新一轮“马克思热”。通过这种新的解读，来解放被窒息了的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阐释效力，而西方的“主体性”理论、“审美”理论，显然是不可能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承担这一历史使命的。   正是在这种时代氛围和现实要求中，董学文先生及其同一代的学人，走上了理论的舞台。他们在与时代的互动下，开启了关于中国新时代文学理论和美学的反思与建构。以“重读马克思”的方式来反对僵化的文论格局，这不仅仅是一种文学理论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董先生等一代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自觉的理论选择。这种选择是针对之前现实社会与文化中存在着的某种“离开”马克思（这里指离开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精神与方法）的现象而提出，它试图重新复活马克思主义的活力和生命力。   新时期伊始，文学创作与理论相互发现、相互应和。文学打着“恢复现实主义传统”的旗帜重新起步，以《伤痕》、《班主任》为开端的“伤痕文学”，标志着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开始恢复。与文学创作并行的是理论上的拨乱反正，从最初批判“”的“三突出”谬论，转向突破根基牢固的“文学为政治服务”这一文学观念x，恢复现实主义真实性文学观，使文学自身特征和规律得到重视。在这里，文艺的“真实性”问题、文艺的“形象思维”问题，便不只是两个简单的理论命题，而是恢复马克思主义文艺精神非常有力的理论抓手，承担的是文艺思想解放的爆破口的使命。这里的思想资源自然是来自于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重新解读与阐释，虽然这一过程并不长，但其中蕴含着老中青学者在那样一个历史破冰过程的所有艰辛与激动。   作为当时刚过而立之年的青年学者董学文先生，敏锐地感受到时代大潮的涌动，早在1978年他就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深入阐发来考察文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文艺的真实性问题，发表了论文《文艺就是要真实地反映现实》（《解放军报》，1978），随后又相继发表了《恩格斯怎样看待文艺的真实性》（《中国社会科学》，1981）、《真实性与倾向性的统一》（《文学知识》，1981）等重要论文，并不断从多个角度，诸如悲剧的历史真实性问题、形象思维与艺术真实的关系等方面，继续深挖经典作家的这些重要思想，陆续发表《也谈形象思维》（《北京大学学报》，1979）、《谈谈马克思恩格斯的悲剧观》（《光明日报》，1979）、《论悲剧冲突的必然性》（《北京大学学报》，1981）、《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美学问题》（《美学向导》，1982）等一系列文章，为长期僵化的“左”的文论话语注入了新鲜的符合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新成分。   “拨乱反正”总归要回到时代的理论建设中。   因之“，重读马克思”和“回到马克思”当然不能单单是回到书本，也不能是简单地复述马克思的原话，而是要有当代性，要背负时代一切优秀的思想成果，使之与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视界历史地融合在一起。“重读马克思”，是要找寻更切实的理论起点、入口和方法，纠正以往研究中的偏误，以新的科学和实践成果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创造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新境界；“回到马克思”，则是要像马克思那样超越“材料的堆积”阶段，循着科学的方向，提出“自己的问题”和表述这一问题的“自己的方式”，提出有原创性意味的思想和理论。这是所谓“回到”和“重读”马克思的本义所在。因此，正是遵循这种发展逻辑，董学文先生的文艺理论研究很快就打开了一片新的理论天地。也正是从这一点上说，他被认为是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艺理论界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用力最深、成就最大的学者之一。#p#分页标题#e#   在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恩格斯经典的深入细读过程中，董先生获得了许多新的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理解，形成了一系列富有原创意味的观念、范畴和命题。这突出体现在他的一系列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体系、形态、方法的描述中，体现在他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社会政治经济为逻辑起点的研究范式的变革中，体现在他提出、加以深入探讨并在国内形成重要影响的“艺术生产论”、“马克思考察艺术规律的方法论”、“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关系”等具体范畴和命题中。这些文章，后来于1983年结集成《马克思与美学问题》一书。这是中国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的重要的代表性成果，其中提出的理论命题并没有失效，而是在其后的历史发展中生根发芽了，甚至其中的很多阐释到今日也并没有被突破。   而正是由于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的深厚而肥沃的思想土壤之中，董学文先生的理论探索随着中国社会新的历史发展而不断前行，却又始终拥有自己的“问题式”。   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追求创新和突破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一种焦虑，追求新变和拓展成了时代的一个文化症候。诸如，学界常说的所谓“文学观念年”、“文艺方法论年”等，似乎一年一个主题，各种思潮和方法，无论是新的还是旧的（但对我国学界而言好像都是“新”的），无论是科学的还是人文的，无论是来自发达资本主义的还是来自南美等第三世界的，都蜂拥而至，令人目不暇给。董学文先生也深刻感受到这一焦虑并且同样在这样的时代中努力参与翻译、传播、消化、吸收、创造的文化生产过程，他先后翻译和编写了多部西方美学、文论著作和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x。仔细考察他所编译的西方著作就会发现，他这里不是“饥不择食”地随意展开，而是有非常清晰的理论建构的宗旨，这也就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为实现新的理论建构做准备。因此，在这一译介国外理论的大潮中，他的目光始终比较集中于世界各国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的理解和建设上，无论其是来自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世界，还是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无论其是科学主义的还是人文主义的，有了一个基本的主旨和红线，所有的思想的营养都是可以也是应该加以吸收的。   而这一主旨和逻辑红线，恰恰是那样一个“嗜新成症”的时代所缺乏的必要的清醒的“拿来”的态度。   二、走向“当代形态”的文艺学建构   “回归马克思”也好，译介国外的理论也罢，其本身都是在积蓄力量，本身还不构成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董学文先生的目的，是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是为了阐释不断变化的文艺现实和时代提出的理论命题。也就是说，随着时代的进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如何既保持“自我”，又不断超越“自我”，科学地寻求和选择自身发展的生长点和突破口，这是根本的东西。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建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开始成为理论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而这个风景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就是董学文先生。   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他是最早也最积极地对“当代形态”文艺理论建构本身进行呼吁和理论探求的学者之一；其二，他通过切实的学术研究大大地推进了这一进程的真正展开。进行符合中国当代现实文艺与社会需要的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建设，这是董先生文艺思想发展的自然逻辑，也是这个时代向广大文艺理论学者提出的时代命题。董先生是其中认真从理论上予以思考，并真正付诸理论实践的人。1987年，他较早提出要“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当代形态”[2]，希望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美学要从“经典形态”走向“当代形态”。随后，这一命题在学术界引发广泛的讨论和争鸣，时至今日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理论学术史的一个重要的话题。   董先生不断地在丰富和深化自己关于这一问题的理论思考y。随后这些思考被进一步地系统化，便形成了他的重要的理论著作《走向当代形态的文艺学》。该书尝试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进行历史反思和“当代形态”的具体建设。在这部书中，他初步探讨了“当代形态的宏观设定”、“当代形态的理论依据”，以及包括“主旨论”、“生产论”、“直觉论”、“文本论”等在内的七个“当代形态的微观展现”。当时就有学者指出：这本著作的作者，把构建文艺学“当代形态”“，上升到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高度”[3]。这部书，成为第一部直接探讨这一具有时代挑战性命题的重要著述，成为此后很多关于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建设、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等理论著述的重要思想资源。当然，该著作的价值和意义，更多地体现在它关于“当代形态”文艺学的理论思考方面，至于“当代形态”文艺学建设的基本的体系框架、逻辑起点与方法论选择、基本命题及其表达、核心概念与范畴等重要问题，在这里还没有全面地展开。   “当代形态”的文艺学到底应该是怎样的呢？把它落实在真正的理论实践中又是一种怎样的面貌呢？董学文先生一直在探索，时隔十年，他从文学理论的畅想与丰富积累中进行了切实的理论实践，并在实践中日益明确自己的理想的文学理论形态，推出另一部力作《文艺学当代形态论》。这部著作，基于我国百年文艺理论发展的现实，深入揭示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发展成就、性质特征、价值与生命力，揭示了它所遭遇到的严峻挑战和现实难题，细密梳理、深入辨析了当今世界各种文艺和社会思潮及其影响，清晰阐释了“当代形态”文艺学产生的逻辑和历史必然性，论证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走向融合的历史趋势，明确提出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新的综合”的时代，认为这个“综合”也是一种创造，是一个认识深化的过程。可以说，这个著作本身就是一次“综合创新”的实验与结晶。#p#分页标题#e#   该书主要从以下几条线索“综合”各种思想资源，实现了新的理论的创生：一是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的研究；二是以建构“当代形态”文艺学为明确目标，实现对古典文论的现代转化；三是充分吸收西方美学和文艺学资源，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四是全面的文艺思潮史和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尤其是深入挖掘百年文艺发展的历史过程，寻找建构的思想资源以及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借鉴；五是展开对文艺学学科本身的理论反思，为创立科学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提供自觉的理论指导。在此前提下，作者通过对文艺本体论、审美的能动反映与主体建构、文学的价值生成与价值取向等一些重大的文艺学基本问题的系统论述和对未来文学理论的发展、21世纪文学走向的展望，具体化了关于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基本蓝图，终于使得学界的理论畅想变为一次实实在在的理论实践。正如有评论者所言，该著作“在我国文艺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4]。   当我们今天重新回顾该著作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理论倾向，它不但是董学文先生文艺理论的一个未来发展维度，也是中国新世纪文学理论学科的一个基本命题：这就是该著作的清醒的科学意识和对科学形态文艺学的追求。或者说，这其中所呈现出的“当代形态”与“科学形态”之间的内在逻辑，这一点确乎明显地有别于“过去形态”的中国文艺学。在这部著作中，作者极富科学精神和理论反思意识，譬如对于“当代形态”和“中国特色”关系的辨析，对于以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概念作为“当代形态文艺学”逻辑起点的理论阐释，对于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基本原理基础上以“综合创新”作为方法论的判断，都是在历史与逻辑的结合处产生的思想风暴的产物。作者不是在一种似是而非、模糊不清的理论指导下的实践，而是不但有深入的理论思考、系统的逻辑安排，更是有着异常清醒的反思意识，力图使所建构起来的“当代形态文艺学”能够达到科学的高度，恢复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作为文艺科学的本来面目。这也直接开启了董学文先生在新世纪关于文学理论学科科学性的反思和科学学派文学理论建设的努力。   三、文学理论学科反思与科学学派的建构   “当代形态文艺学”建设，是一项没有止境的宏伟事业。它没有完成时，一切都处于正在进行时。   进入21世纪，中国“当代形态”文学理论建设迎来了又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新时期以后的二十几年时间，西方近两个世纪的各种哲学与文艺思想一股脑地被引入中国；本土的古典文艺理论以及现代文艺理论传统，也获得深入研究与拓展，这些都为新世纪文艺理论的“综合创新”提供了肥沃土壤。与西方的文化交流的深化，也进一步催生了我国当代文艺理论建设的迫切心态。更为重要的是，一批与新时期文学理论一同成长，作为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的建设者和参与者的学者更加成熟，进入学术研究的高峰期。我觉得，新世纪以来的十年是我国文艺理论发展可以与1980年代的激情澎湃相媲美的黄金时期。董学文先生的文艺理论研究，也在这一时期发展到新的阶段，取得了更为丰硕的成果。   新世纪伊始，国内学界关于文学理论学科合法性的讨论开始初露端倪。董学文先生别开生面的《文学原理》教材的问世，进一步引发国内广泛的讨论。讨论的内容，除了传统的关于文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如文学本质、文学价值等问题外，还包括文学理论教材书写与教材结构、文学理论的方法与文学知识的关系、文学理论的学科特点和性质、文学理论的学科定位、文学理论与文学现实的关系、文学理论的科学性，等等。《文学原理》一书，是作者基于对当前文学现实和理论现状的问题意识和推进性研究态度，针对新问题、新情况所做出新的阐释，是一部呈现出理论“当代性”的著作。著者贯穿于全书的一个根本指导思想，就是“接着说”，即不拘于陈说，不把研究变成他人理论的大拼盘，而是带着问题意识，质疑、清除那些陈词滥调，分析研究创作与理论现实中真正存在的问题，实现对难题的深入开掘，讲求科学研究的原创性。对真问题的发见与阐释，乃是理论的创造与生长点。该《文学原理》对许多文学基本问题，都能再深入一步探讨，抽丝剥茧式逐层追问“为什么”、“怎么样”，着重分析这些基本观点在文学理论与创作中的阐释效力，实现宏观与微观互动式研究，从而使一些纠缠不清的理论难题获得了清澈澄明的解答。   我始终认为，理论研究需要个性和风格，有“属我”的创造，方能有生命力。这部《原理》处处透射出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光辉，它以开放的心态融化吸收古今中外文艺思想，在理解的基础上实现自我话语的表述。这种表述不止于简单转述界说，而是针对新现实新问题的创造性运用，是批判的吸收、有机的转化和科学的提升。这种融合之后的创新，根本上改变了学界研究中较为普遍存在的以自己作为他人话语“跑马场”、“观点加例子”、缺乏主体性的弊病。我曾经讲过“：可以说，这是一部站在现代学术前沿，密切结合文学现实，创造性吸收前人理论成果，具有‘自己说’与‘说自己’特色、原创性很强的‘综合创新’之著，是我国文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里程碑。”[5]十一年过去了，现在反观这部书，它确乎已经成为新世纪文学理论教材的代表作，同时它所引发的关于文学理论学科自身的反思研究，也在随后取得了丰富的果实，开拓出一个新的文学理论的生长点。   进入新世纪以来，从文学理论遭遇到的时代难题与现实挑战来看，随着我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急剧转型，尤其是各种视觉图像艺术的迅速普及和无所不在，以及互联网等新兴传媒的迅速扩张，极大地冲击并深刻地型塑着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方式。整个文化领域尤其是文学的生产、传播、消费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文学理论学科的合法性出现了危机。 #p#分页标题#e#   文学的未来命运如何？文学研究还有必要吗？文学研究如果还能存在下去，那应探讨些什么问题？文学或文学理论是否需要“扩容”、“越界”？“扩”些什么？“越”向哪里？学界关于这一讨论十分热烈。但是从总体上看，或者过于纠缠于大时代的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影响，强调文学理论应该服务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或是以大而空的“战略转移”为目标，提出各种各样的“转向论”。例如，有人提出“走向大文化”，以此来为文学理论的困境解围。可是，诚如黑格尔所言“：哲学所要反对的，一方面是精神沉沦在日常急迫的兴趣中，一方面是意见的空疏浅薄。精神一旦为这些空疏浅薄的意见所占据，理性便不能追寻它自身的目的，因而没有活动的余地。”[6]从这样的哲学或理论的精神实质来看，文学理论学科在新世纪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危机，固然可以从文学的边缘化中找到根据，但是，学科内部知识的断裂和整合应当还是主要的原因。因此，立足于时代的现实与审美文化语境对中国文学理论进行理论反思，对文学理论学科性质、功能、对象、研究方法和发展规律作本体性考察，研究解决“文学理论是什么”“，文学理论何为”，如何看待这门学科的性质等根本问题，就成了当代文学理论学科健康发展的前提性难题。   董学文先生一方面很早就敏锐地感受到这一时代问题，世纪之交前后就已经开始对这些问题做具有“元理论”性质的系统思考，形成了一系列关于文学理论学科的反思研究成果，既有基于对文学理论遭遇的现实挑战的分析研究，也有更高的科学哲学意义上的关于文学理论的根本思考x。另一方面，如前文所言，这也是董先生关于“当代形态文艺理论”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必然会有的逻辑发展。2004年，他出版了具有学科开创意义的《文学理论学导论》一书。所谓的“文学理论学”，也就是关于“文学理论的理论”“，它不是企图对文学作品做出另一种解释，而是要促使我们对文学理论话语模式的规则和运作方式加以理解”[7]。“文学理论学”这一概念表明，它是对文学理论的一种反思性认识，是以思想本身作为反思内容，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从哲学上讲，就是一种“元理论”，即以理论为研究对象，研究理论的性质、特征、形成与发展规律。这里，作为具有“元理论”性质的“文学理论学”，是文学理论学科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对文学理论学科危机的一种科学的探究与内在性反思。   《文学理论学导论》所讨论的内容，是新颖独特而富有理论穿透力的。譬如，对“科学”概念的新解以及对文学理论科学性的阐释，对“文学理论”命名以及学科位置的解答，对“文学理论主体”范畴的引入以及文学理论的价值主观性与知识客观性关系的辩证分析，以及在文学理论的“生成动力”、“理论引力”和“亚理论”等概念的基础之上，对“理论的生成与转化”内在机制的深入讨论，都是别开生面，高屋建瓴，远不是热闹的就事论事，或者茫然失措、四处“转向”的研究所能比拟的。   从而，学界评价该书是“移动思维，别有洞天”。可以这样说“，在文学理论研究面临转型，理论资源需要重新整合，理论生态迫切需要改善的背景下，《导论》的问世是理论研究思维方式的转型。它形成的是一种关于解释的解释，体现出来的是一种理论探索的勇气和有气魄的真正的理论超越性。在‘文学理论学’这一新学科内，文学理论的诸多热点、难点问题都可以找到较为彻底的解决途径”[8]。正是在董先生的影响下，一个颇具声势的文学理论“科学学派”，在最近十年逐渐形成了。“科学学派”的形成，反过来又将以更大的力量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良性发展x。   从思考的结果处看“，文学理论学”学科是董先生关于文学理论的“元理论”性质的反思，呈现的是一种形而上的理论建构，但实际上，董先生并非只是进行形而上的玄虚的思考，他始终将自己的思考不断地与文学理论的历史事实相呼应，在二者的互动中把握理论实质。同时，他还努力将这种“元理论”性质的思考真正转化为一种面对文学理论的历史事实和中国复杂文学理论现实的一种阐释、反思与判断能力，一种在“破”与“立”的辩证张力中实现对理想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新的建构力量。   换言之，他以构建起的“文学理论学”去检查、辨析、判断、审思中西方各种文学理论的历史发展变化，尤其是其中所蕴含的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历史财富。譬如，他据此形成了关于西方文学理论史写作的新思路新理解，从根本上改变常见的哲学、美学、社会学、思想史等无所不包的西方文学理论史写作模式，强调应该写出“文学理论”的历史，应该突出其理论性质，挖掘其中对当代文学理论建设有价值的“细胞核”y。在《文学理论学导论》一书中，他也尝试以这种“元理论”的思想成果去解读和评判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波斯彼洛夫的《文学原理》等具体的外国文学理论主张及其得失。再如，他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始终强调其立场、观点、方法的三位统一，强调其作为思想和行动指南的意义，强调以马克思式的思考方式去面对历史和现实材料z。   既然以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新形态的建设为其理论研究之鹄，董学文先生格外强调对于百年现代中国所形成的文学理论传统和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现实实践的经验教训的反思与总结，贯穿其中的理论判断力同样源自他的“文学理论学”研究。   他曾回溯到20世纪初中国现代大学诞生以来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转型和现代文学理论的发生、成长、变化的历史语境中，深化自己关于文学基本问题和文学理论自身存在的本体性反思，尤其是从近百年来中国文艺理论课程与教材建设的历史图景中，在逻辑与历史的融合视野下，把握文学理论学科的性质、特点以及演化规律。同时，他以“文学理论学”的思考来反观各种现代文学理论教材对中国当代形态文学理论建构的真正意义{。此后，他集中力量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和美学中的一些思想观点和价值倾向进行分析、研究和评判。在我看来，这些都可以被看成是董学文先生对于“文学理论学”研究的具体运用和相关思考的进一步深化。#p#分页标题#e#   这里，董先生对于在当前学界影响较大的一些理论主张和倾向做了重点的分析解剖，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关于“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反思与批评，进而深入讨论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文学与审美的关系，以及“文学作为可以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审美意识形式”问题|；其二是关于“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反思与批评x，牵涉的内容相当丰富，既有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对“本体”、“实践”的理解问题，也有关于海德格尔存在论的评价问题；既有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的关系问题，也有将马克思的“实践论”与海德格尔“存在论”两种理论嫁接形成的“实践存在论”作为美学范式是否可能的问题；既有对中国当代美学演化路径的分析问题，也有对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判断问题。总体来看，这些论争对中国美学、文艺学的发展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这些论争对于争论双方来说，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思考的面向，促使自己的理解和阐释更加深入和精准。并且，这些争论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学界常见的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非科学态度，把文学理论和美学研究拉到科学研究的道路上来，在科学性的维度上思考各种理论和思想的价值、意义和局限性。这也是我们超越这些争论本身所能看到的学科发展的方法论意义。   文学理论不是不可衡量的纯粹主观的东西，不是私产，它是历史的产物，也是时代的回声。因而，它具有相对客观性的衡量标准，而且只有在“理论家共同体”中，各种理论与思想的真理性也才会得到敞亮，否则，所有的思考都只不过是一些琐碎的意见而已。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希望在学术上真正实行“百家争鸣”，这是美学和文艺学健康发展的必需的理论生态。

一讨论创造社倡导的“革命文学”，不应以创造社的“前”、“后”分期，而应以“元老”和“新锐”划界。其理由主要有二：一、创造社“元老”郭沫若、郁达夫等人在创造社“前期”就已经发表涉及“革命文学”问题的文章。比如郭沫若的《我们的文学新运动》、郁达夫的《文学上的阶级斗争》都发表于1923年5月，都被文学史家看作是“革命文学”的先声。李何林认为郭沫若的这篇文章“简直是‘革命文学’的呼声了”［1］110。刘绶松把这两篇文章都判定为“已经是后来‘革命文学’运动倡导的前奏了”［2］131。二、虽然创造社“元老”们的“革命文学”观在“五卅”以后有比较大的变化，但总体看来仍保持着前后的一致性，且后来的变化也与创造社“新锐”们的观点明显不同。按郭沫若在《文学革命之回顾》［3］84中的说法，创造社“元老”们在“五卅工潮”前后的剧变，“也是自然发生性的，并没有十分清晰的目的意识”。在他看来，“这个目的意识是规定一个人能否成为无产阶级真正的战士之决定的标准”。持有这种“清晰的目的意识”的，正是创造社“新锐”李初梨、冯乃超、彭康等人。   创造社“元老”们在创造社前期主要以张扬浪漫主义文学闻名，并没有过像文学研究会、早期共产党人那样，在较为固定的报刊上展开相对集中的关于“文学与革命”问题的讨论，其“革命文学”的观点都零星地发表于刊物之上，一般文学史著作往往只把它们作为创造社“后期”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萌芽，并认定其中“包含了许多不正确的观念”［2］131；对于“五卅”以后“元老”们的“革命文学”言论，一般文学史著作多从同一团体的角度强调其与创造社“新锐”们的一致性，却忽略了他们之间的重大差别，从而使创造社“元老”们的“革命文学”观的真实面目长期处于遮蔽状态。   笔者认为，创造社“元老”们的“革命文学”观，是与文学研究会、早期共产党人的“革命文学”观并列的重要文学观念，可以也应该作为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进行考察。那么，创造社“元老”们的“革命文学”观到底有哪些特点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不妨先简单地了解一下创造社的“变”与“不变”。   创造社以善变闻名。最明显的或者说是“翻着筋斗”的变，是从崇尚“天才”、注重“灵感”、标榜艺术的“无目的”、追求文学的“全”与“美”，到遵从“时代”、主张“写实”、强调艺术的“功利性”、赞美文学的“同情于无产阶级”的转变。这种“善变”有两种情况：一是因掌握话语权的成员的变化而显现出“团体性”的变，二是它的一些重要成员因主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发生的文学观点的变。   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元老”们的“革命文学”理论，在创造社的前、后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这不仅表现在其前期只是零散的萌芽，而直到后期才有比较系统的论述，更表现在一些重要理论观念的改变。   1925年底郭沫若在《〈文艺论集〉序》［4］146里就曾开诚布公地说过，他的思想、生活和作风“在最近一两年间，可以说是完全变了”。这话说得有些过头，但变化是确实存在的。比如，郭沫若在《我们的文学新运动》［3］3中是把“无产阶级的精神”与“精赤裸裸的人性”并列的，他既要“反抗资本主义的毒龙”，也要“反抗不以个性为根底的既成道德”；而他在三年后发表的《革命与文学》［3］32中，则明确表示“对于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要根本铲除”。郁达夫在《文学上的阶级斗争》［5］46中“大声疾呼”的，是基于“反抗”意义上的“斗争”而不是“阶级”；而在三年多以后发表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文学》［5］287中，他则“断定”：“真正无产阶级的文学，必须由无产阶级者自己来创造。”成仿吾在《革命文学与它的永远性》［6］205一文中还强调“如果要是永远的革命文学，它的作者还须彻底透入而追踪到永远的真挚的人性”；但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6］241一文中，他就呼吁“我们要努力获得阶级意识，我们要使我们的媒质接近农工大众的用语，我们要以农工大众为我们的对象。”但是，这就是创造社吗？笔者以为不能这么说。   善变只是创造社的一个方面，甚至极端一点地说，还只是创造社理论观念层面的一种表现。创造社其实还有许多不变或只是变形而没有变质的东西。这在个性鲜明成就非凡的“元老”们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关于创造社的理论观念与意识本质相分裂的状况，王富仁、杨占升在《冯雪峰与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一文中曾有一段分析：“在他们那里，先进理论只是一种‘知识’、一种‘主张’，只要有了这种‘知识’和‘主张’，他们便以为完成了自己的‘奥伏赫变’，因而先进理论对于他们只是一种身外物、异化物，而自己的意识本质、自己的思想感情、自己的世界观、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还是旧的一套。”［7］12虽然王富仁、杨占升所指称的主要是1928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中的创造社与太阳社，但把这段话移用到创造社“元老”们身上，也是非常适用的。从某种意义上看，“元老”们倡导“革命文学”的文章中，或隐或显地存在着的那些根深蒂固的“不变”的因素，或许更能体现其“革命文学”的真实内涵。#p#分页标题#e#   二这些“真实内涵”，概括说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始终强调文学的重要作用   一方面，他们的“革命文学”论文本身就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这表明在他们的潜意识中非常注重文学形式的感染力。郭沫若文艺论文的这种特点特别突出。他的《我们的文学新运动》、《自然与艺术》、《桌子的跳舞》等一系列论文，都不讲究严密的论证逻辑，而是洋溢着一种澎湃的诗情。不少学者曾尖锐地指出过郭沫若谈论文艺的文章，存在概念含混和误用甚至自相矛盾的说法，其实，这正体现出郭沫若那种容易冲动、多变的诗人特性。郁达夫的文艺论文同样富有文学感染力。他的《文学上的阶级斗争》从“风光明媚，空气澄清的奥灵泊斯（Olympus）山”说起，又以诗性语言结束。文中不断出现的充溢着作者个人感情色彩的形容词、带有鲜明的音乐节奏感的句子、以及流贯在整篇文章中的那种无法抑制的激情，都能给人一种巨大的情感冲击力。相比而言，成仿吾的文艺论文显得朴实些，逻辑思维严密些，但其在语意回环中突出重心的技巧，如《新文学之使命》，在嬉笑怒骂中点破疑团的功夫，如《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以及对后浪推前浪式的表达思想的气势的强调，如《祝词》，也都颇具文学特色。   另一方面，他们的“革命文学”观念也始终注重文学。郭沫若在《革命与文学》中再三强调：“真正的文学永远是革命的前驱。”两年多以后，在特别强调文学的时代性和阶级性的时候，他在《英雄树》［3］44中仍然说：“文艺是应该领导着时代走的。”在《桌子的跳舞》［3］51中又重申：“文艺是阶级的勇猛斗士之一员，而且是先锋。”成仿吾在《新文学之使命》［6］89中说：“文学是时代的良心，文学家便应当是良心的战士。在我们这种良心病了的社会，文学家尤其是任重而道远。”五年后他在《全部的批判之必要》［6］248中还是说：“文艺决不能与社会的关系分离，也决不应止于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它应该积极地成为变革社会的手段。”郁达夫的“革命文学”观念与郭沫若等人有着很大的分歧，但在强调“革命文学”运动中文学的重要作用方面，他们还是一致的。郁达夫在《文学上的阶级斗争》中认为：“法国的大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德国的反拿破仑同盟，意大利的统一运动，都是些青年的文学家演出来的活剧。”后来在《创造月刊•卷头语》［5］183中仍然表示：“我们的志不在大，消极的就想以我们无力的同情，来安慰安慰那些正直的惨败的人生的战士，积极的就想以我们的微弱的呼声，来促进改革这不合理的目下的社会的组成。”创造社“元老”们注重文学，源自他们对“革命”、“文学”、“革命文学”等基本概念的理解。虽然他们的理解同中有异，但导向的都是对文学的看重。   郭沫若理解的革命，是“进化论”意义上的“革命”，他只是在社会进化的宽泛意义中加进了“阶级斗争”的“进化”模式。他说：“革命本来不是固定的东西，每个时代的革命各有每个时代的精神，不过革命的形式总是固定了的。每个时代的革命一定是每个时代的被压迫阶级对于压迫阶级的彻底的反抗。”郭沫若理解的文学，是基于人的“气质”和“感情”意义上的文学。他认为“文学的本质是始于感情终于感情的”，“神经质的人感受性很锐敏，而他的情绪的动摇是很强烈而且能持久的。这样的人多半倾向于文艺”，所以，“文学家并不是能够转移社会的天生的异材，文学家只是神经过敏的一种特殊的人物罢了。”郭沫若所理解的“革命文学”具有动态的特征。   他认为在“社会进化的过程中，每个时代都是不断地革命着前进的。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时代精神一变，革命文学的内容便因之而一变”。“所以革命文学的这个名词虽然固定，而革命文学的内涵是永不固定的”。既然把革命看成是一种进化，把文学看作是神经敏锐的人所进行的一种感情活动，文学家能够最早感受到阶级的压迫，能够最早喊出反抗的呼声，那么，文学就不但是“和革命是一致的”，而且还是“能为革命的前驱”［3］37－39。他注重文学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郁达夫对革命的理解也是基于社会进化的角度，不同的是，郁达夫的阶级意识并不够强。他特别强调，谋取“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只是革命的一个阶段，“革命的最后的目的，是在谋绝对全体的绝对幸福，不能说少数人就可以牺牲不顾的”［5］287。这种人类意识，使得郁达夫对于一些人可能“利用民众”来压迫人保持着高度的警惕。郁达夫对文学的理解是众所周知的自叙传思想。这与郭沫若基于“气质”和“感情”的文学观也有相似之处。不同的是，郁达夫更强调直接经验在文学创作中的意义，主张“作者的生活，应该和作者的艺术紧抱在一块”。他坚信：“无产阶级的文学，非要由无产阶级自身来创造不可。”［5］341他把文学的作用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类。值得注意的是，他对所谓“消极的”文学的看法。他在《文学上的阶级斗争》一文中认为，“表面上似与人生直接最没有关系的新旧浪漫派的艺术家，实际上对人世社会的疾愤，反而最深。不过他们的战斗力不足，不能战胜这万恶贯盈的社会”，“只好逃到艺术的共和国里……以表明他们对当时的社会怀抱着的悲愤”。郁达夫对文学的看重由此可见一斑。   成仿吾的观点也很有特色。他在《革命文学与它的永远性》一文中把革命理解为“一种有意识的跃进”。他认为，人类的进化存在“被移动着”和“有意识的能动的跃进”两种。至于文学，成仿吾也是把它看作与革命相一致的，他说：“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多少总可以说是革命的。”但不同的是，成仿吾基于人性的立场更具体地论证了“一般文学”和“革命文学”的不同。他认为“一般文学”如果同时具备了“真挚的人性”和“审美的形式”，也就具有了它的“永远性”。而“因为革命文学究不过在一般文学之外多有一种特别有感动力的热情”，所以，永远的革命文学＝真挚的人性＋审美的形式＋热情。尤其是，成仿吾理解的“革命文学”更多地具有历史的延续性，而不特别强调其“时代效力”。他说：“一个作品自成一个世界，它是不受时代效力的影响的。”在他看来，拜伦的《哀希腊》“在希腊已经独立自由了的现今”，我们今天仍然能“感到他原来的热力”。#p#分页标题#e#   创造社“元老”们是以强调文学艺术要忠实地表现自己“内心的要求”而走上文坛的。文学艺术既是他们安身立命的处所，也是他们开展社会活动的重要媒介。深厚的文学修养、过人的艺术才华、以及对文学艺术事业的深深热爱，使得他们无论接受什么新奇的理论，都无法割断与文学丝丝相连的血脉姻缘。他们在倡导“革命文学”时不忘文学的重要作用，完全合乎他们的“个性意识”，也可以说，这正是他们借以表明“自我存在”的一种方式。   （二）始终强调“叛逆与反抗”的精神   创造社“元老”们的“阶级对立”意识有一个从获得到逐渐清晰和成形的过程，而“叛逆与反抗”的精神，则贯穿了他们文学活动的始终。   郭沫若《我们的文学新运动》的核心思想就是“叛逆与反抗”。他之所以要掀起“黄河扬子江一样”的“文学新运动”，根本原因就在于“黄河扬子江”能够做到“有崖石的抵抗则破坏，有不合理的堤防则破坏，提起全部的血力，提起全部的精神，向永恒的和平海洋滔滔前进！”由此，郭沫若进而得出结论：“我们的事业，在目下浑沌之中，要先从破坏做起。我们的精神为反抗的烈火燃得透明。”郭沫若的这种“叛逆与反抗”的精神，在他的思想发生“剧变”之后同样存在。他在《革命与文学》一文中，把革命理解为“被压迫阶级对于压迫阶级的彻底的反抗”，把文学的进化看作是线性的一种思潮取代一种思潮的“反抗斗争”。在《英雄树》一文中，郭沫若更是直言“文艺界中应该产生出些暴徒出来才行”，应该“一齿还十齿，一目还十目！”郁达夫与郭沫若有些不太一样，但他的文学思想也有着鲜明的“叛逆与反抗”精神。当然，在郁达夫看来，所谓“灰色和感伤的情调”也是一种反抗，是“艺术家对现实社会绝了望”［5］46以后的反抗。他的《文学上的阶级斗争》一文，把古往今来的艺术创作，归结为艺术家的“满腔郁愤，无处发泄；只好把对现实怀着的不满的心思，和对社会感得的热烈的反抗，都描写在纸上”。直至1926年，在《创造月刊•卷头语》中，郁达夫还是言词恳切地希望《创造月刊》“能坚持到底”，“为天下的无能力者被压迫者吐一口气”。   成仿吾更加特别。郭沫若、郁达夫毕竟都属于“神经质”一类的创作家，他们的文章虽充满了浓烈的叛逆情绪，却具有情感的亲和力。成仿吾的理性制约情感的能力相对较强，他的文章原本就显得比较生硬，再加上经常出现真理在握的教训式口吻，因而往往具有一种居高临下的“粗暴”的特点。他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一文甚至使用“十万两烟火药”那样的文字，来表达他对“北京的乌烟瘴气”的不满。他此后不久发表的《打发他们去！》［8］152一文，又把军事名词“工事”应用于文艺斗争中，主张必要时需用“武力”“把一切封建思想，布尔乔亚的根性与它们的代言者”“踢他们出去”。其实，就成仿吾整个的“反抗斗争”思想而言，他是很注重理论的“分析与批判”的。他在《新文学之使命》一文中主张：“现代的生活，它的样式，它的内容，我们要取严肃的态度，加以精密的观察与公正的批评”。四年多以后，他在《〈洪水〉终刊感言》［9］501中还诚恳地反思自己“只是反抗，也教人反抗”，却“不曾有观察与推考的余暇”，“忘记了这种种旧的恶势力的批判”，他为此感到遗憾。他的《全部的批判之必要》一文，更是全面地分析了“批判”的涵义及目标。他把批判理解为“文艺理论方面的努力”。所谓的“全部的批判”，并不是一般所指的“横扫一切”，而是指“意识形态”以及它的各种形成要素（包括他所理解的“纯经济过程”、“生活过程”、“意识过程”等）的“全面的批判”和“表现方法的批判”。他认为经过批判，既“把旧的意识形态奥伏赫变”，也“把旧的表现样式奥伏赫变”，这样才能真正做到“转换方向”。   （三）或隐或显地张扬自己的个性意识   从显在的观念层面看，创造社“元老”们的个性意识随着他们接受并倡导“革命文学”而呈现出逐渐消减的趋势；但从他们说话写文章的字里行间所表现出来的感情倾向和气质特点来看，骨子里仍然保有浓厚的个性意识。王富仁、杨占升说的创造社理论观念与意识本质相分离的情况，在个性意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郭沫若前后“剧变”的具体表现非常典型。他公开对自己的个性意识展开批判性分析是在1925年底。那时他在《〈文艺论集〉序》里说了一段非常有名的话：“我从前是尊重个性、景仰自由的人，但在最近一两年间与水平线下的悲惨社会略略有所接触，觉得在大多数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个性的时代，有少数的人要来主张个性，主张自由，未免出于僭妄。”所以他主张：“在大众未得发展个性、未得享受自由之时，少数先觉者倒应该牺牲自己的个性，牺牲自己的自由，以为大众人请命，以争回大众人的个性与自由！”先不论他的这种逻辑是否合适，仅就他对个性意识的态度而言，也是既有批判，也有肯定的。他所批判的只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实现的“自我的个性与自由”，仍然肯定“大众人的个性与自由”，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一般意义上的“个性与自由”。而且，他的那种“拯救大众”的豪情，牺牲自我的悲壮，也正是其个性意识的一种无言的展示。   郭沫若的这种思想在他1926年发表的《文艺家的觉悟》、《革命与文学》等文章中，还在不断地重复着。直至1928年发表《英雄树》一文，号召文艺青年们“当一个留声机器”，要做到“无我”，才可以说他对个性意识真正进行了“清算”。但是，郭沫若的这种“清算”仍然主要是观念层面的。不必说他在《桌子的跳舞》一文中对无产阶级的想象，仍然带有浓厚的个性意识，他把无产阶级想象为“他们是日日站在生死关头与死神搏斗；他们的生产力、爆发力，是以全生命、全灵魂为保障的”，仅就他在《英雄树》中鼓吹的“睚眦必报”的精神和“有笔的时候提笔，有枪的时候提枪”的率性生活，在《桌子的跳舞》中强调的“作家也要费无限的心血然后才能”“把捉着时代精神”的艰难过程，和“不怕他昨天还是资产阶级，如果他今天受了无产者精神的洗礼，那他所做的作品也就是普罗列塔利亚的文艺”的自信而言，都散发出了浓浓的个性意识。#p#分页标题#e#   郁达夫的情况与郭沫若有些相似。他在《文学上的阶级斗争》中大谈文学“对现世社会的厌弃与反抗”，但并不否定个性。一方面，他明确指出“目下的政府法律和道德”都是“箝制个性发展的”，应该成为“攻击最烈的目标”，自然主义文学“没有进取的态度，不能令人痛快的发扬个性”，应该成为反抗的对象；另一方面，他对“有权有产阶级”激烈的反抗态度，以及“即使失败了，死了”也“非要一直的走往前去不可”的决心和意志，也鲜明地表达出了他的个性意识。直至1926年，郁达夫的这种矛盾依然存在。   他在《创造月刊•卷头语》中还是一方面哀叹“社会的混乱错杂！人世的不平！”一方面又坚持宣称：“我们所持的，是忠实的真率的态度！”与郭沫若不同的是，郁达夫没有那么自信，没有像郭沫若那样发生天马行空式的剧变。他在《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文学》中认为，人的感情和个性不是在短时间内通过学习和改造可以根本改变的，始终坚持文学创作要忠于自己的感情和个性，坚持“真正无产阶级的文学，必须由无产阶级者自己来创造”。他批评那些“抄袭外国的思想，大喊无产阶级的文学”的人“是不忠于己的行为”。他把文学的阶级意识、社会责任与作家的个性意识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如果两者不能够做到统一的话，则把前者作为一种目标和理想来推崇，而在具体创作中则依然强调的自己的个性。   个性意识与使命意识的矛盾，在成仿吾身上也是长久地存在着。他发表《革命文学与它的永远性》时，一方面极其坚定地认为“文学的内容必然地是人性”，一方面又热情地鼓吹“文学的感化的功劳实在不小”；一方面强调“维持自我意识”与“个人感情”，一方面又主张“维持团体意识”和“团体感情”。既然文学的根柢在人性，人性又是可以有意识地加以改造的，那么，把文学应用于革命就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因为人性具有永远性，那么“革命文学”也具有永远性。在1927年发表的《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文艺战的认识》、《文学革命与趣味》等一系列文章中，他依然坚持这种矛盾着的思想。只有在1928年发表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一文中，他强调“还得再把自己否定一遍”，要“努力获得辩证法的唯物论”，要“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根性”，要走向“农工大众”，才可说他不再从理论上论说文学的人性，不再强调作品的个性精神，而专注于文学的社会使命了。这种思想在《全部的批判之必要》一文中更明确地表述为：“我们的文艺现在已经到了应该实行方向转换的阶段”。转换的内容，一是“由自然生长的成为目的意识的”，二是“由文艺的武器成为武器的文艺”。   但成仿吾的这种变化，更多地也还是在观念层面进行。不必说他文章中那种真理在握、唯我独尊的气势，即就他文章中时时流露出来的一些与他的早期个性思想极为相似的词句，也可以感受到其中所隐伏着的个性意识。比如，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他告诫革命的“印贴利更追亚”要“自觉地参加这社会变革”，“莫只追随，更不要再落在后面”，要“以明了的意识努力你的工作”，“以真挚的热诚描写”；在《全部的批判之必要》中，他反复强调“有意识”：“我们有意识地革命”，“有意识地促进文艺的进展”。诸如此类的词句，在他前期主张自我表现的文章中是屡见不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