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理论论文范例

1让绘画走进语文课堂

学生喜欢画，就要鼓励他们大胆去描绘，让他们描绘自己眼中的、心中的美景：学过《秋天到》之后，美丽的秋景图随之诞生了；学过《春到梅花山》，一簇簇火红的梅花便跃然纸上；学过《草原的早晨》后，一幅幅蓝天白云、马壮羊肥、碧草如茵的画面的确令人神往；学了《三个小伙伴》，三个憨态可掬的小伙伴会成为你的知心朋友。由此，教学内容得到了很好的理解、延伸与巩固。

2让音乐走进语文课堂

音乐是世界性的语言，它是心灵交汇和情感共鸣撞击出的美妙音符。爱好音乐的教师应将音乐带进语文课堂，用音乐装点文学殿堂。讲到《海底世界》一课，可以配着理查德的钢琴曲《水边的阿狄丽娜》，伴着优美的旋律进行有声有色的朗读，使他们绮丽的海底世界充满了神往和好奇；讲到《升国旗》，教师可以先用《国歌》导入课程，营造出庄严的气氛，使学生爱国之情情油然而生。

3让表演走进语文课堂

学生先天都具有较强的表现欲望和表演天分，规规矩矩地坐着听课，压制了学生潜能，十分不利于学生身心健康，也会使课堂气氛枯燥，不能够调动学生主观参与意识。同时我认为肢体语言的表达更能帮助学生加强对事物的理解和情感的表达。讲到《小河与青草》这课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模仿真诚的“小草”和善良的“小河”进行真诚的交流；讲到《小白兔和小黑兔》，同学把兔妈妈和蔼可亲以及小兔的不服和神气表演地惟妙惟肖；讲到《2008，北京!》同学手拿鲜花和彩旗将申奥成功之夜欣喜若狂的沸腾场景展现的淋漓尽致。在这由同学们尽情展示才华的舞台，若干个优秀的小演员诞生了，语文课文的内涵也随之得到了深刻的理解。

4结语

一、综述意识

在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及平时研究小论文的撰写中，对古代文学选题的文献综述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应该贯穿于《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在教学中有意识地培养大学生的综述意识，这其中就应该包括针对某一问题下的知识点，可以有选择地辅以代表性话题，罗列并阐述学界对该内容及问题的研究现状，引导学生如何查引学术论文，如何把握论证主旨及要点，从而让学生知道关于这个话题，已有哪些人做过哪些研究？研究到何种程度？是否还有研究的空间？培养综述意识，还可把视野投向港台地区，以及海外，这样，在做文献综述时就能达到较为全面的效果。如果在本科阶段就培养起综述意识，那么深入学习及研究时会大有裨益。

二、问题意识

问题意识与综述意识是有连带关系的，综述意识强，往往更能发现问题，引出问题，从而做细致研讨。问题意识应体现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全过程，教与学中应抱着探问的态度，这样才能获益更多。鼓励学生本着求同、求异的思路读书，从中寻找问题点，往往这个问题就是需要去研究的东西。数年教学实践证明，问题意识的培养就是在这种有意无意的过程中萌发、成长的。如循着这样的思路，学生在课堂中针对所教学内容，提出“难道真正诗死于宋、词死于明”、“为何元曲四大家没有王实甫”诸如此类问题，教师会倍感到欣慰。这就促使学生在掌握基本知识前提下，进行更细致的阅读、研究，刺激创新欲望。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胡适所谓：“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前贤妙论，实际阐述的核心是要有问题意识及怀疑态度，对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问题意识的培养是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的。问题意识的探索与培养取决于教师与学生两方面的因素，教师是教学的主导，学生是教学的主体，教学的组织者就应该发挥引导作用，有目的地往问题探索方面靠拢，采取举一反三的方式训练，这样，整个课堂教学中就会弥漫着问题气氛；同时，学生要发挥主动性作用，“业精于勤荒于嬉”，勤于思考，勇于探索，充当“主人公”角色，而不是“观众”。鼓励学生在阅读中做笔记，将所思所想书之于卷册或笔记中，这样就能把有时灵光一闪的想法记录下来，累积下来，长此以往，就会是一篇论文，甚至是一部论稿的基础。在教师和学生合力作用下，《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问题意识氛围就会越发浓厚。

三、前沿意识

前沿意识是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培养不可忽视的环节。只有关注学术动态、发展，站在学术前沿，才能对学科中某一领域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应适当涉及知识点的前沿情况，让学生心中有数；向学生推荐相关刊物或研究文章阅读，以及邀请相关学者做学术讲座，增强大学生学科意识。本科导师制对培养学生前沿意识是一个有创意的探索，可以让学生自主选择，在双向选择的基础上，组成“教师—学生”团队，将研究型学习切实推广，导师更能依据学生兴趣、特长，因材引导，将创新意识培养落到实处。比如我班一学生对岳飞词颇感兴趣，我建议其阅读有关词集与论文，该生拟写的《岳飞〈满江红〉的传播与接受》就是一个较好的选题，既有问题意识，又紧扣当下学术前沿。学生前沿意识的培养，对任教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教师有前沿意识和前沿视野，才能在某一领域（或某一方面）总览全局，对学生做出积极有效的导引，否则只会是空谈。

四、理论意识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尤其是新时期以来30多年的发展与建设，是与整个国家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眼花缭乱的转型一脉相承的。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和建设的“泥泞的坦途”中，董学文先生是一位颇具特色、颇不寻常的学者。他充满着独特的理论个性，其理论其思想寂寞而精彩，与新时期以来30多年的时代脉搏共振，却又始终存在观察的距离和批判的张力。他用心血与生命去书写他的这个时代，他又用他的赤诚、单纯、质朴和热烈的信仰，执着得近乎偏执地去守护那个美好的“麦田”，那份越是远离越是渴望的理想。在他的学术生命中，在他的理论耕耘中，始终“表现出一种了不起的理论勇气和不倦的上下求索精神。他带着清醒的学派意识和学科建设意识，以一种始终如一的理论定力和鲜明的理论指向，实践着对理想形态的文学理论的追求”[1]。   一、“回到马克思”、“重读马克思”与思想解放   学界在回望中国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的历史变迁时，常常会强调文学“主体性”问题以及文学“审美”问题等对于突破之前“文艺—政治”理论模式的革命和解放意义。这固然是这段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更早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理论突破却并不是由此开始的，甚至可以说，这些理论的出现本身就是前期文学理论变革的一个继承或者变种。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结束之后，人们面对社会和人的内心世界，如何反思“”中的问题成为当时时代的最大课题。更进一步说，如何认识“”中人性的泯灭与集体的疯狂，认识人性的多面性、丰富性，认识人的多样性需要和欲望的正当性等问题，也逐渐被学界所关注。   但是“，”的理论遗产显然已经没有话语力量来阐述这些复杂问题，而当时的社会现实也并没有一种宽松的环境可以自由地研究和讨论。因此，学界主要从“回归马克思”、“重读马克思”，通过寻找真实的马克思的思想精髓来达到对现实历史的批判，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温故知新中去比较和反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过程中存在的巨大的偏差与失误，而不是从外在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批判，因而出现新一轮“马克思热”。通过这种新的解读，来解放被窒息了的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阐释效力，而西方的“主体性”理论、“审美”理论，显然是不可能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承担这一历史使命的。   正是在这种时代氛围和现实要求中，董学文先生及其同一代的学人，走上了理论的舞台。他们在与时代的互动下，开启了关于中国新时代文学理论和美学的反思与建构。以“重读马克思”的方式来反对僵化的文论格局，这不仅仅是一种文学理论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董先生等一代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自觉的理论选择。这种选择是针对之前现实社会与文化中存在着的某种“离开”马克思（这里指离开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精神与方法）的现象而提出，它试图重新复活马克思主义的活力和生命力。   新时期伊始，文学创作与理论相互发现、相互应和。文学打着“恢复现实主义传统”的旗帜重新起步，以《伤痕》、《班主任》为开端的“伤痕文学”，标志着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开始恢复。与文学创作并行的是理论上的拨乱反正，从最初批判“”的“三突出”谬论，转向突破根基牢固的“文学为政治服务”这一文学观念x，恢复现实主义真实性文学观，使文学自身特征和规律得到重视。在这里，文艺的“真实性”问题、文艺的“形象思维”问题，便不只是两个简单的理论命题，而是恢复马克思主义文艺精神非常有力的理论抓手，承担的是文艺思想解放的爆破口的使命。这里的思想资源自然是来自于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重新解读与阐释，虽然这一过程并不长，但其中蕴含着老中青学者在那样一个历史破冰过程的所有艰辛与激动。   作为当时刚过而立之年的青年学者董学文先生，敏锐地感受到时代大潮的涌动，早在1978年他就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深入阐发来考察文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文艺的真实性问题，发表了论文《文艺就是要真实地反映现实》（《解放军报》，1978），随后又相继发表了《恩格斯怎样看待文艺的真实性》（《中国社会科学》，1981）、《真实性与倾向性的统一》（《文学知识》，1981）等重要论文，并不断从多个角度，诸如悲剧的历史真实性问题、形象思维与艺术真实的关系等方面，继续深挖经典作家的这些重要思想，陆续发表《也谈形象思维》（《北京大学学报》，1979）、《谈谈马克思恩格斯的悲剧观》（《光明日报》，1979）、《论悲剧冲突的必然性》（《北京大学学报》，1981）、《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美学问题》（《美学向导》，1982）等一系列文章，为长期僵化的“左”的文论话语注入了新鲜的符合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新成分。   “拨乱反正”总归要回到时代的理论建设中。   因之“，重读马克思”和“回到马克思”当然不能单单是回到书本，也不能是简单地复述马克思的原话，而是要有当代性，要背负时代一切优秀的思想成果，使之与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视界历史地融合在一起。“重读马克思”，是要找寻更切实的理论起点、入口和方法，纠正以往研究中的偏误，以新的科学和实践成果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创造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新境界；“回到马克思”，则是要像马克思那样超越“材料的堆积”阶段，循着科学的方向，提出“自己的问题”和表述这一问题的“自己的方式”，提出有原创性意味的思想和理论。这是所谓“回到”和“重读”马克思的本义所在。因此，正是遵循这种发展逻辑，董学文先生的文艺理论研究很快就打开了一片新的理论天地。也正是从这一点上说，他被认为是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艺理论界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用力最深、成就最大的学者之一。#p#分页标题#e#   在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恩格斯经典的深入细读过程中，董先生获得了许多新的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理解，形成了一系列富有原创意味的观念、范畴和命题。这突出体现在他的一系列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体系、形态、方法的描述中，体现在他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社会政治经济为逻辑起点的研究范式的变革中，体现在他提出、加以深入探讨并在国内形成重要影响的“艺术生产论”、“马克思考察艺术规律的方法论”、“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关系”等具体范畴和命题中。这些文章，后来于1983年结集成《马克思与美学问题》一书。这是中国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的重要的代表性成果，其中提出的理论命题并没有失效，而是在其后的历史发展中生根发芽了，甚至其中的很多阐释到今日也并没有被突破。   而正是由于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的深厚而肥沃的思想土壤之中，董学文先生的理论探索随着中国社会新的历史发展而不断前行，却又始终拥有自己的“问题式”。   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追求创新和突破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一种焦虑，追求新变和拓展成了时代的一个文化症候。诸如，学界常说的所谓“文学观念年”、“文艺方法论年”等，似乎一年一个主题，各种思潮和方法，无论是新的还是旧的（但对我国学界而言好像都是“新”的），无论是科学的还是人文的，无论是来自发达资本主义的还是来自南美等第三世界的，都蜂拥而至，令人目不暇给。董学文先生也深刻感受到这一焦虑并且同样在这样的时代中努力参与翻译、传播、消化、吸收、创造的文化生产过程，他先后翻译和编写了多部西方美学、文论著作和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x。仔细考察他所编译的西方著作就会发现，他这里不是“饥不择食”地随意展开，而是有非常清晰的理论建构的宗旨，这也就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为实现新的理论建构做准备。因此，在这一译介国外理论的大潮中，他的目光始终比较集中于世界各国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的理解和建设上，无论其是来自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世界，还是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无论其是科学主义的还是人文主义的，有了一个基本的主旨和红线，所有的思想的营养都是可以也是应该加以吸收的。   而这一主旨和逻辑红线，恰恰是那样一个“嗜新成症”的时代所缺乏的必要的清醒的“拿来”的态度。   二、走向“当代形态”的文艺学建构   “回归马克思”也好，译介国外的理论也罢，其本身都是在积蓄力量，本身还不构成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董学文先生的目的，是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是为了阐释不断变化的文艺现实和时代提出的理论命题。也就是说，随着时代的进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如何既保持“自我”，又不断超越“自我”，科学地寻求和选择自身发展的生长点和突破口，这是根本的东西。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建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开始成为理论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而这个风景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就是董学文先生。   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他是最早也最积极地对“当代形态”文艺理论建构本身进行呼吁和理论探求的学者之一；其二，他通过切实的学术研究大大地推进了这一进程的真正展开。进行符合中国当代现实文艺与社会需要的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建设，这是董先生文艺思想发展的自然逻辑，也是这个时代向广大文艺理论学者提出的时代命题。董先生是其中认真从理论上予以思考，并真正付诸理论实践的人。1987年，他较早提出要“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当代形态”[2]，希望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美学要从“经典形态”走向“当代形态”。随后，这一命题在学术界引发广泛的讨论和争鸣，时至今日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理论学术史的一个重要的话题。   董先生不断地在丰富和深化自己关于这一问题的理论思考y。随后这些思考被进一步地系统化，便形成了他的重要的理论著作《走向当代形态的文艺学》。该书尝试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进行历史反思和“当代形态”的具体建设。在这部书中，他初步探讨了“当代形态的宏观设定”、“当代形态的理论依据”，以及包括“主旨论”、“生产论”、“直觉论”、“文本论”等在内的七个“当代形态的微观展现”。当时就有学者指出：这本著作的作者，把构建文艺学“当代形态”“，上升到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高度”[3]。这部书，成为第一部直接探讨这一具有时代挑战性命题的重要著述，成为此后很多关于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建设、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等理论著述的重要思想资源。当然，该著作的价值和意义，更多地体现在它关于“当代形态”文艺学的理论思考方面，至于“当代形态”文艺学建设的基本的体系框架、逻辑起点与方法论选择、基本命题及其表达、核心概念与范畴等重要问题，在这里还没有全面地展开。   “当代形态”的文艺学到底应该是怎样的呢？把它落实在真正的理论实践中又是一种怎样的面貌呢？董学文先生一直在探索，时隔十年，他从文学理论的畅想与丰富积累中进行了切实的理论实践，并在实践中日益明确自己的理想的文学理论形态，推出另一部力作《文艺学当代形态论》。这部著作，基于我国百年文艺理论发展的现实，深入揭示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发展成就、性质特征、价值与生命力，揭示了它所遭遇到的严峻挑战和现实难题，细密梳理、深入辨析了当今世界各种文艺和社会思潮及其影响，清晰阐释了“当代形态”文艺学产生的逻辑和历史必然性，论证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走向融合的历史趋势，明确提出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新的综合”的时代，认为这个“综合”也是一种创造，是一个认识深化的过程。可以说，这个著作本身就是一次“综合创新”的实验与结晶。#p#分页标题#e#   该书主要从以下几条线索“综合”各种思想资源，实现了新的理论的创生：一是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的研究；二是以建构“当代形态”文艺学为明确目标，实现对古典文论的现代转化；三是充分吸收西方美学和文艺学资源，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四是全面的文艺思潮史和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尤其是深入挖掘百年文艺发展的历史过程，寻找建构的思想资源以及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借鉴；五是展开对文艺学学科本身的理论反思，为创立科学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提供自觉的理论指导。在此前提下，作者通过对文艺本体论、审美的能动反映与主体建构、文学的价值生成与价值取向等一些重大的文艺学基本问题的系统论述和对未来文学理论的发展、21世纪文学走向的展望，具体化了关于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基本蓝图，终于使得学界的理论畅想变为一次实实在在的理论实践。正如有评论者所言，该著作“在我国文艺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4]。   当我们今天重新回顾该著作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理论倾向，它不但是董学文先生文艺理论的一个未来发展维度，也是中国新世纪文学理论学科的一个基本命题：这就是该著作的清醒的科学意识和对科学形态文艺学的追求。或者说，这其中所呈现出的“当代形态”与“科学形态”之间的内在逻辑，这一点确乎明显地有别于“过去形态”的中国文艺学。在这部著作中，作者极富科学精神和理论反思意识，譬如对于“当代形态”和“中国特色”关系的辨析，对于以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概念作为“当代形态文艺学”逻辑起点的理论阐释，对于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基本原理基础上以“综合创新”作为方法论的判断，都是在历史与逻辑的结合处产生的思想风暴的产物。作者不是在一种似是而非、模糊不清的理论指导下的实践，而是不但有深入的理论思考、系统的逻辑安排，更是有着异常清醒的反思意识，力图使所建构起来的“当代形态文艺学”能够达到科学的高度，恢复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作为文艺科学的本来面目。这也直接开启了董学文先生在新世纪关于文学理论学科科学性的反思和科学学派文学理论建设的努力。   三、文学理论学科反思与科学学派的建构   “当代形态文艺学”建设，是一项没有止境的宏伟事业。它没有完成时，一切都处于正在进行时。   进入21世纪，中国“当代形态”文学理论建设迎来了又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新时期以后的二十几年时间，西方近两个世纪的各种哲学与文艺思想一股脑地被引入中国；本土的古典文艺理论以及现代文艺理论传统，也获得深入研究与拓展，这些都为新世纪文艺理论的“综合创新”提供了肥沃土壤。与西方的文化交流的深化，也进一步催生了我国当代文艺理论建设的迫切心态。更为重要的是，一批与新时期文学理论一同成长，作为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的建设者和参与者的学者更加成熟，进入学术研究的高峰期。我觉得，新世纪以来的十年是我国文艺理论发展可以与1980年代的激情澎湃相媲美的黄金时期。董学文先生的文艺理论研究，也在这一时期发展到新的阶段，取得了更为丰硕的成果。   新世纪伊始，国内学界关于文学理论学科合法性的讨论开始初露端倪。董学文先生别开生面的《文学原理》教材的问世，进一步引发国内广泛的讨论。讨论的内容，除了传统的关于文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如文学本质、文学价值等问题外，还包括文学理论教材书写与教材结构、文学理论的方法与文学知识的关系、文学理论的学科特点和性质、文学理论的学科定位、文学理论与文学现实的关系、文学理论的科学性，等等。《文学原理》一书，是作者基于对当前文学现实和理论现状的问题意识和推进性研究态度，针对新问题、新情况所做出新的阐释，是一部呈现出理论“当代性”的著作。著者贯穿于全书的一个根本指导思想，就是“接着说”，即不拘于陈说，不把研究变成他人理论的大拼盘，而是带着问题意识，质疑、清除那些陈词滥调，分析研究创作与理论现实中真正存在的问题，实现对难题的深入开掘，讲求科学研究的原创性。对真问题的发见与阐释，乃是理论的创造与生长点。该《文学原理》对许多文学基本问题，都能再深入一步探讨，抽丝剥茧式逐层追问“为什么”、“怎么样”，着重分析这些基本观点在文学理论与创作中的阐释效力，实现宏观与微观互动式研究，从而使一些纠缠不清的理论难题获得了清澈澄明的解答。   我始终认为，理论研究需要个性和风格，有“属我”的创造，方能有生命力。这部《原理》处处透射出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光辉，它以开放的心态融化吸收古今中外文艺思想，在理解的基础上实现自我话语的表述。这种表述不止于简单转述界说，而是针对新现实新问题的创造性运用，是批判的吸收、有机的转化和科学的提升。这种融合之后的创新，根本上改变了学界研究中较为普遍存在的以自己作为他人话语“跑马场”、“观点加例子”、缺乏主体性的弊病。我曾经讲过“：可以说，这是一部站在现代学术前沿，密切结合文学现实，创造性吸收前人理论成果，具有‘自己说’与‘说自己’特色、原创性很强的‘综合创新’之著，是我国文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里程碑。”[5]十一年过去了，现在反观这部书，它确乎已经成为新世纪文学理论教材的代表作，同时它所引发的关于文学理论学科自身的反思研究，也在随后取得了丰富的果实，开拓出一个新的文学理论的生长点。   进入新世纪以来，从文学理论遭遇到的时代难题与现实挑战来看，随着我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急剧转型，尤其是各种视觉图像艺术的迅速普及和无所不在，以及互联网等新兴传媒的迅速扩张，极大地冲击并深刻地型塑着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方式。整个文化领域尤其是文学的生产、传播、消费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文学理论学科的合法性出现了危机。 #p#分页标题#e#   文学的未来命运如何？文学研究还有必要吗？文学研究如果还能存在下去，那应探讨些什么问题？文学或文学理论是否需要“扩容”、“越界”？“扩”些什么？“越”向哪里？学界关于这一讨论十分热烈。但是从总体上看，或者过于纠缠于大时代的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影响，强调文学理论应该服务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或是以大而空的“战略转移”为目标，提出各种各样的“转向论”。例如，有人提出“走向大文化”，以此来为文学理论的困境解围。可是，诚如黑格尔所言“：哲学所要反对的，一方面是精神沉沦在日常急迫的兴趣中，一方面是意见的空疏浅薄。精神一旦为这些空疏浅薄的意见所占据，理性便不能追寻它自身的目的，因而没有活动的余地。”[6]从这样的哲学或理论的精神实质来看，文学理论学科在新世纪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危机，固然可以从文学的边缘化中找到根据，但是，学科内部知识的断裂和整合应当还是主要的原因。因此，立足于时代的现实与审美文化语境对中国文学理论进行理论反思，对文学理论学科性质、功能、对象、研究方法和发展规律作本体性考察，研究解决“文学理论是什么”“，文学理论何为”，如何看待这门学科的性质等根本问题，就成了当代文学理论学科健康发展的前提性难题。   董学文先生一方面很早就敏锐地感受到这一时代问题，世纪之交前后就已经开始对这些问题做具有“元理论”性质的系统思考，形成了一系列关于文学理论学科的反思研究成果，既有基于对文学理论遭遇的现实挑战的分析研究，也有更高的科学哲学意义上的关于文学理论的根本思考x。另一方面，如前文所言，这也是董先生关于“当代形态文艺理论”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必然会有的逻辑发展。2004年，他出版了具有学科开创意义的《文学理论学导论》一书。所谓的“文学理论学”，也就是关于“文学理论的理论”“，它不是企图对文学作品做出另一种解释，而是要促使我们对文学理论话语模式的规则和运作方式加以理解”[7]。“文学理论学”这一概念表明，它是对文学理论的一种反思性认识，是以思想本身作为反思内容，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从哲学上讲，就是一种“元理论”，即以理论为研究对象，研究理论的性质、特征、形成与发展规律。这里，作为具有“元理论”性质的“文学理论学”，是文学理论学科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对文学理论学科危机的一种科学的探究与内在性反思。   《文学理论学导论》所讨论的内容，是新颖独特而富有理论穿透力的。譬如，对“科学”概念的新解以及对文学理论科学性的阐释，对“文学理论”命名以及学科位置的解答，对“文学理论主体”范畴的引入以及文学理论的价值主观性与知识客观性关系的辩证分析，以及在文学理论的“生成动力”、“理论引力”和“亚理论”等概念的基础之上，对“理论的生成与转化”内在机制的深入讨论，都是别开生面，高屋建瓴，远不是热闹的就事论事，或者茫然失措、四处“转向”的研究所能比拟的。   从而，学界评价该书是“移动思维，别有洞天”。可以这样说“，在文学理论研究面临转型，理论资源需要重新整合，理论生态迫切需要改善的背景下，《导论》的问世是理论研究思维方式的转型。它形成的是一种关于解释的解释，体现出来的是一种理论探索的勇气和有气魄的真正的理论超越性。在‘文学理论学’这一新学科内，文学理论的诸多热点、难点问题都可以找到较为彻底的解决途径”[8]。正是在董先生的影响下，一个颇具声势的文学理论“科学学派”，在最近十年逐渐形成了。“科学学派”的形成，反过来又将以更大的力量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良性发展x。   从思考的结果处看“，文学理论学”学科是董先生关于文学理论的“元理论”性质的反思，呈现的是一种形而上的理论建构，但实际上，董先生并非只是进行形而上的玄虚的思考，他始终将自己的思考不断地与文学理论的历史事实相呼应，在二者的互动中把握理论实质。同时，他还努力将这种“元理论”性质的思考真正转化为一种面对文学理论的历史事实和中国复杂文学理论现实的一种阐释、反思与判断能力，一种在“破”与“立”的辩证张力中实现对理想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新的建构力量。   换言之，他以构建起的“文学理论学”去检查、辨析、判断、审思中西方各种文学理论的历史发展变化，尤其是其中所蕴含的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历史财富。譬如，他据此形成了关于西方文学理论史写作的新思路新理解，从根本上改变常见的哲学、美学、社会学、思想史等无所不包的西方文学理论史写作模式，强调应该写出“文学理论”的历史，应该突出其理论性质，挖掘其中对当代文学理论建设有价值的“细胞核”y。在《文学理论学导论》一书中，他也尝试以这种“元理论”的思想成果去解读和评判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波斯彼洛夫的《文学原理》等具体的外国文学理论主张及其得失。再如，他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始终强调其立场、观点、方法的三位统一，强调其作为思想和行动指南的意义，强调以马克思式的思考方式去面对历史和现实材料z。   既然以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新形态的建设为其理论研究之鹄，董学文先生格外强调对于百年现代中国所形成的文学理论传统和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现实实践的经验教训的反思与总结，贯穿其中的理论判断力同样源自他的“文学理论学”研究。   他曾回溯到20世纪初中国现代大学诞生以来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转型和现代文学理论的发生、成长、变化的历史语境中，深化自己关于文学基本问题和文学理论自身存在的本体性反思，尤其是从近百年来中国文艺理论课程与教材建设的历史图景中，在逻辑与历史的融合视野下，把握文学理论学科的性质、特点以及演化规律。同时，他以“文学理论学”的思考来反观各种现代文学理论教材对中国当代形态文学理论建构的真正意义{。此后，他集中力量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和美学中的一些思想观点和价值倾向进行分析、研究和评判。在我看来，这些都可以被看成是董学文先生对于“文学理论学”研究的具体运用和相关思考的进一步深化。#p#分页标题#e#   这里，董先生对于在当前学界影响较大的一些理论主张和倾向做了重点的分析解剖，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关于“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反思与批评，进而深入讨论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文学与审美的关系，以及“文学作为可以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审美意识形式”问题|；其二是关于“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反思与批评x，牵涉的内容相当丰富，既有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对“本体”、“实践”的理解问题，也有关于海德格尔存在论的评价问题；既有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的关系问题，也有将马克思的“实践论”与海德格尔“存在论”两种理论嫁接形成的“实践存在论”作为美学范式是否可能的问题；既有对中国当代美学演化路径的分析问题，也有对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判断问题。总体来看，这些论争对中国美学、文艺学的发展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这些论争对于争论双方来说，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思考的面向，促使自己的理解和阐释更加深入和精准。并且，这些争论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学界常见的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非科学态度，把文学理论和美学研究拉到科学研究的道路上来，在科学性的维度上思考各种理论和思想的价值、意义和局限性。这也是我们超越这些争论本身所能看到的学科发展的方法论意义。   文学理论不是不可衡量的纯粹主观的东西，不是私产，它是历史的产物，也是时代的回声。因而，它具有相对客观性的衡量标准，而且只有在“理论家共同体”中，各种理论与思想的真理性也才会得到敞亮，否则，所有的思考都只不过是一些琐碎的意见而已。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希望在学术上真正实行“百家争鸣”，这是美学和文艺学健康发展的必需的理论生态。

摘要：中学语文教师承担着重要的育人使命，其所教授的教材内容，从广义的角度看都属于文学范畴。分析鉴赏文学作品离不开文艺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最具客观性、科学性，它既是文学作品创作的指南针，也是文学作品教学的方向盘。中学语文教师应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根植心中，并用以指导教学和实践，这样才能更好地帮助学生准确分析理解和评价文学作品和文艺现象，才能更好地发挥文学涵养正气、升华境界的功能。中学语文教师还要带领学生开展多样的教学实践活动，通过实践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植于学生心中。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学语文教学；学养储备；责任担当；师道情怀；政治站位；文学作品；文学涵养；教学实践

中学语文教师承担着重要的育人使命，与其他学科教师相比较，更需要获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滋养，其教学实践也更需要得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强大的理论体系和高远的思想内涵深刻地影响着人类关于文学和艺术美的判断，指导着对文学作品文学现象的分析判断〔1〕。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文学作品才能深刻掌握作品的历史意义、思想内涵以及艺术特征，才能使教材中的精美选文更好地实现其价值导向功能、品德塑造功能、情操陶冶功能，其审美功能和艺术魅力也才会更好的彰显。

一、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精髓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博大精深，而以下几点尤其重要，可视作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精髓，这也是中学语文教师尤其要掌握领会的。

（一）重视文学的政治化方向和现实意义

文学作品的作用就是它对改造现实、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也就是说，要高度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1885年恩格斯在致敏·考茨基的信中指出：“在我看来，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从而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秩序的永世长存的怀疑。”〔1〕恩格斯认为，首先，文学要承担传播意识形态的责任，社会主义的文学作品比奴隶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文学作品更具有正义性，因为它要解放劳动者脑力、体力的重担，曾经的任何社会形态都具有阶级的对立和压迫，只有社会主义的文学是消除剥削阶级、消除压迫的，因此，这样的文学作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其次，文学作品要揭示社会本质，站在历史的角度、人类解放的角度讲述现实的状况。即便在文学作品中，作者没有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但只要在作品中传达了政治化的取向、揭露了社会的实质，那这部作品也已经完成了自身的使命。

“现代文学理论教程在中国”命题，受近年文艺学研究中“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的研究路向启示，这方面代表性的文献如殷国明《20世纪中西文艺理论交流史论》，张进《中国20世纪翻译文论史纲》，罗钢《历史汇流中的抉择：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家与西方文学理论》，陈厚诚、王宁《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等。这类研究表明，百年来我国学者对西方现代文学理论不同流派的不断译介、引进，并非如习见认为是移植照搬、“拿来”，而是依据本土文化资源与现实状况，在具体的思想文化、理论实践中，往往存在着诸多的选择与变形处理。

如罗钢分析郭沫若前期文艺思想与西方浪漫主义的关系，指出其泛神论思想等与康德、斯宾诺莎思想的联系及区别，从而说明郭沫若在接受浪漫主义影响时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与变形。罗钢认为，研究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就是认识把握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的创造性转化问题。“西方理论在中国”的命题，实际上是一种“元命题”。而“现代文学理论教程在中国”，即指现代的文学理论教程，20世纪初经由日本进入我国，百多年来经历民国、新中国的不同历史阶段，在传统文论、马列文论、西方文论三者组成的矛盾运动过程中，几代中国学者走出了一条进行文论体系建构的探索之路。本文拟在“现代文学理论教程在中国”的视域下，讨论、考察2002年以来国内陆续出版的几本探索性的文学理论教程，主要如南帆的《文学理论新读本》、陶东风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王一川的《文学理论》等。这些教程，有学者概括为“后现代语境下的文学理论教材”（方克强“后现代语境下的新世纪文学理论教材”《文艺理论研究》）。

在进入本文论题之前，对现代文学理论教程的发生、发展，做一番简要的历史回顾与梳理，是殊为必要的。现代文学理论教程在中国，实际上是中国自先秦两汉以来两千多年的传统文艺理论教育，在晚清民国之际“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大背景下，和社会文化诸多领域一样，发生现代转型的结果。中国的文艺理论原本没有教程，依托于经史子集诸多著作，靠士人举子、官宦等，以之指导、评价当时的文艺现象和文艺活动。20世纪初废八股、废科举后，经史著作不为所重，中国传统文艺理论益遭冷落。至此，在古代的辟雍、泮宫、庠、序、学校和后来的书院、私塾中，承传数千年的自《尚书》《周易》《周礼》《诗经》《春秋》以降的古老文论教育传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型与嬗变。要言之，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传承，是通过特殊的、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教育的传递方式。中国古代有文艺理论教育，但不是独立的专门的文艺理论课程的教育，而是附丽于其他的社会文化活动方式。中国古代有文艺理论著作，但不是作为讲授的教程，不是作为教程编撰的。

现代的文学理论教程在中国的开端、形成，应与西方现代文艺学、中国现代文艺学的起源、发生做一定的辨析区分，以进一步明晰认识。现代的文学理论教程在中国的发生，则与现代学科教育制度在中国的扎根与建立直接相关。1895年甲午海战的失败，进一步逼使当时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与朝廷共同发动了，最终归于失败，但变法期间建立的京师大学堂等保留下来。京师大学堂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现代教育的确立，施行现代学科教育，当时还兼有国家的教育管理职能。以此为开端，1905年废除科举后，现代所谓“新学堂”的大量中学、大学，便首先在我国各大中城市如北京、上海、南京、武汉以及江浙等先进地区，如雨后春笋般的先后建立起来了。这些学校，不同于传统的书院私塾，教授现代教育要求的各门学科课程，这直接催生了编撰现代学科教程（包括文学理论教程）的需要。民国前后现代教育制度、新学堂的建立情况，美国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叶文心在其研究专书中有周详的介绍与探讨。自1914年姚永朴在北京大学编撰《文学研究法》以来，随着新式教育的发展，大批的西方文论教程开始被翻译介绍进来，本土文学理论教程的编撰也逐渐兴盛起来。在民国时期，主要有三类。最早受“中体西用”等保守思想的影响，出现了一些以中国传统文论为内容，适当借鉴西方现代文论体系的体例框架的教程，尝试建立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此后，一些学者奉西方文学观念如情感论等为圭臬，移植理论体系、范畴原理等；三十年代后，受“革命文学”兴盛影响，出现无产阶级模式的教程，倡扬无产阶级政治功利的文学观，开始以意识形态、现实主义、典型等为核心范畴。民国时期的文论教程，政府没有统一的规划要求，故总体体现了个人著述、民间话语的特点。

新中国建立，50年代到1958年以前，应大一统意识形态的要求，教育部编写全国高校统编教材的精神，模仿苏式文论，一些学者尝试编撰新中国的文学理论教程。1958年中苏交恶“，”运动开始，新民歌运动兴起，文学理论也强调要自力更生。当时极“左”思潮日益扩大，随着学生编教材的热潮，的《讲话》被直接作为教程内容。到了1962年左右，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专家学者编写了两本文学理论教程，即以群《文学的基本原理》、蔡仪《文学概论》“。”时期，百业荒废、文苑凋零，文学理论教程也少有进展。新时期以来，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运动，使文化领域展现了丰富活跃的发展形势，文学理论教程的编撰日益多元活跃。

以“审美论”为发展契机，出现了一批反思、探索性的教程。到上世纪90年代，童庆炳以“审美意识形态论”为文艺学第一原理的《文学理论教程》，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前面对“现代文学理论教程在中国”的发展轨迹，作了一番简要的勾勒。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的市场经济日益深入，消费主义、大众文化兴起。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研究、后现代主义思潮日益占领潮头，强烈影响着文学研究者。如前所述，2002年以来陆续出版了一批思想基础、理论面貌与前迥异的文学理论教程。指导思想，是一定理论体系的根本基础。历史地看，有什么样的思想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体系构成、问题域、体例框架等。这方面，近年来有研究者作了专门的“文学理论的提问方式研究”博士论文，很富于启发性。新世纪出版的几本新著，是新中国文学理论知识体系建构的突出重围之作。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童著《文学理论教程》，虽然有很多突破与创新之处，但其基本文学观念终究未脱“意识形态”的框架，虽然童先生曾强调他的观念核心是审美，意识形态只是一种功能性借用。另外，《文学理论教程》本质论的体系与各分论来源驳杂背景相异的理论内容之间，也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与矛盾，难以形成理想的通约性与整体性。这些现象都表明了童著《文学理论教程》的过渡性。#p#分页标题#e#

这几本新著，在思想基础方面有共同性，那就是后现论，主要理论来源包括福柯、德里达的后结构主义，特里•伊格尔顿的文学意识形态理论，乔•卡勒的后结构主义文学思想等。几本新著标举历史主义、反本质主义，强调文学理论的历史化、地方化、批评化。英美的文学理论教学，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在新历史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下，就结束了韦勒克等为代表的本质主义理论传统，开始了多元开放的理论追求，日益走向批评化、流派化的理论介绍。一直持续至今，陆续出版了大批该类型的文学理论著作。试参看2007年美国耶鲁大学PaulH.Fry教授的“文学理论导论（Anintro-ductiontotheoryofliterature）”课程内容：前言；走进和走出循环解释的方法；文本结构的阅读；艺术作品内在自主结构的观念；新批评主义和其他西方形式主义；俄国的形式主义；符号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和文学；解构主义；弗洛伊德和虚构型小说；关于雅克•拉康的理论；哈罗德布鲁姆的影响理论；后现代精神；社会性的渗透在读者和文本方面；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理论；政治无意识；新历史主义；经典的女性主义传统；非裔黑人批评主义；后殖民批评主义；酷儿理论与性别操演；文学研究方面制度的建设；理论的终结；新实用主义；深思：现在谁不憎恨理论？此课程内容与拉曼•塞尔登的新文论教程基本相同。而我国文论教程发生这方面的变化，则到了新世纪，几本新著的出现。

2011年6月20日，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第八届年会暨“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当代文论建构”国际学术会议在四川大学召开。会议由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联合主办，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承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马克思主义文学与文化理论研究中心协办。来自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佛罗里达州立大学、香港岭南大学、台湾大学、台湾南华大学、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研究所、杂志社近250名学者参加了这次学术盛会。大会在主题“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当代文论建构”的统领下，就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及其他文艺流派、中国当代文论建构、中西文论比较研究、现代传媒、网络文学与当代文艺理论建构等论题进行深入讨论与对话，对当前我国文艺理论建设将起到推动作用。   一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及其他文艺流派的讨论   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依然是当前文艺学研究的重点，参会学者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及其他文艺流派的关注热度不减。高建平就消费社会和电子媒介冲击下的艺术如何寻找新的意义进行了思考，指出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艺术思想尽管因社会背景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却有着自身的连续性和共同性，应该坚持一种介入的艺术观，使美学回归到批判的立场。金雅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文化建设问题的精神和论断在当代依然具有启示意义，应该以世界视野发展民族文化，以辩证扬弃的胸怀建设民族文化，高度重视以艺术为代表的民族精神文化的独特属性及其价值。冯宪光指出中国学界的流行观点是只有苏联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才是正宗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因而“西马非马”的问题一直没有充分讨论。他梳理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代表人物、主要观点，指出西马理论家从资本掌控着现实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现实出发来研究不断演变的文化与文学，坚持对资本主义文化的全面异化进行不懈批判，他们的思考和探索始终未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底线。赵毅衡从符号学出发，提出一般叙述学的几个可能的出发性课题，如虚构性/事实性叙述区分，记录性/演示性/意动性的基本分类，叙述的复合媒介之间的互动方式等，并提出合一叙述者的基本形态，及其各种可能的变形。张永清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形态的建构做出了深入分析。谭好哲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边界、问题与方法，对当代学界具有重要启示意义。陆建德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与文学修养的问题。支宇以实证的方法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知识的合法性与象征资本做了深入研究。徐行言通过比较的方法探讨了表现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共识与分歧，澄清了学界的一些模糊认识。   二对中国当代文论建构的讨论   西方文论对中国当代文论建构影响深刻。朱立元概述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争论及其发展现状，分析了实践美学的主要局限，说明了在当代语境中实践存在论美学提出的现实背景及实践论美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朱先生认为中国当代美学走向实践美学只是拓展实践美学、建设和推进当代美学的诸多尝试和努力的一种。美国学者张英进回顾了近年来有关空间、地点的社会理论并思考了全球化对国家、地区与地方等概念的影响，提出面对全球———本土流动的变化多端的风景，重新定位当代文化，探索文化人在不同规模与不同领域内所采用的多种立场与策略。姚文放重新阐释了文化政治的概念，从后阶级政治/阶级政治、微观政治/宏观政治、审美政治/实践政治三个维度对其进行探讨，在每一个维度上，“文化政治”概念的内涵都可以在与社会政治概念的相互参照中得到揭示。许明指出在消费至上、GDP主义愈演愈烈的现状下，我们的国民精神正遭受着物欲的消磨和资本的腐蚀。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千年文化需要现代化的路径重新开启，西方现代性的东移也要因地制宜，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正面临着重新思考、重新表述的新局面。因此，这个时代的仁人志士需要建设一种新的理性立场。这种新的理性精神是一种文化价值，是当代中国应该有的而不是已经有了的一种人文理想。陶东风论述了现代性反思之神学维度和后学维度在余虹那里并不是和谐共处，而是有着张力，进而全面介绍了余虹的为人为学，对余虹进行了悼念与追思。张荣翼从几个方面对文学知识的合法性进行分析，首先辨析文学知识的普适性和历史性，前者是超越地区、民族乃至历史的，具有普遍有效性，后者则表明文学知识产生于一定历史阶段，并且在历史的特定阶段才有意义。其次，文学知识具有超越个人的学科性，同时它需要研究者的个人感受而不是纯粹实验性质的。再次，文学知识的对象是文学，可是在对文学的关注和言说中，贯穿着对于话语权力的争夺。通过以上几方面的分析，论者最后在文学知识的效用合法性与体制合法性的关系上进行了总结，前者是文学知识的目标，但往往后者才是文学知识建构的基础。靳大成以刘师培和章太炎为例论述两人既继承了中国学术传统又受到西方现代学术的洗礼，追述了刘师培与章太炎的文学理论研究的历史状态。彭修银论述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的结构张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哲学基础的支撑张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的实践性张力、包容吸纳张力。高楠概括了中西马克思主义的差异，说明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实践论基点。刘方喜从马克思经济哲学的角度研究当代“符号经济”及其中的文艺、文化，以“符号经济”为理论焦点，揭示“符号经济”无度扩张带来的政治后果与生态后果。阎嘉认为在今天文学思想和理论极为混乱的语境之中，急需强调文学与文学理论的公共性和体制性的问题。   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及中国当代文论的母体，在全球化的今天理应继续关注和进行深入探讨。李天道认为中国古代美学的意境说注重言说的心灵性、游移性、模糊性和点悟性，倾向于意境营构的诗意性和开放性，以意境构筑的姿态强调意境构筑的张力和弹性，追求意在言外。吴兴明指出在上古时期“兴”主要是一种以《诗》进言的活动，其后的种种变迁系由此活动演化而来，因此，把“兴”作为一个言语行为的类型来分析是一种新的研究方向。单正平认为现在的文艺学需要抛弃三个东西:体系意识，真理信仰，权威幻觉。他认为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研究应在五个大的领域进行:其一，中国新文学开始于梁启超提倡的新民说与小说界革命。其二，新小说来自西方，翻译西方小说实际是中国新小说的开端，因此，中外文化或中西文明的翻译交流成为一个极为重大的问题。其三，与翻译密切相关，白话文也是现代中国文学的重大理论问题，文言与白话之争未能受到文学理论家的重视。其四，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的现代中国文学，从一开始就把建构中国历史作为自己的重大使命，现代早期小说家是以史家自命的。其五，文学批评的方法问题。#p#分页标题#e#   三对中西文论比较及跨学科研究的讨论   与会学者就中外文论的交流与共生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与讨论，曹顺庆教授的论文《中外文论比较新视野》指出了中西文学、诗学比较的学科理论合法性的问题，指出当前学界忽视了中西文论比较的另一重要维度，即:异。曹教授在发言中指出，美国比较文学学者韦斯坦因指出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学文化不具备可比性。而在当前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无论是注重实证的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还是注重类同性的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二者都是从同出发，法国学派影响研究强调同源性，美国学派平行研究注重类同性。同样，国内学者钱钟书也非常注重“同”，用钱先生的话来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显然，中西文论之间是有共通性的，不同文明之间具有可比性，但仅仅强调同是不够的。曹教授指出，关于当代西方文论与我国文论之间有无可通约性的问题，学界是有不同看法的，到底通约还是不通约?钱钟书先生认为是可以通约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张隆溪写了一本书《道与逻各斯》就是建立在可通约性的基础上的。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不可通约，余虹写的《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说的就是中西方文论不可通约。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于连对钱钟书先生首次提出了批评，他认为钱先生只讲同不讲异，忽略了异是一个重大失误。于连对钱先生的批评有无道理，这是需要我们反思的。我们应当将差异性作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纳入可比性内涵当中，惟此，才能为中西比较文学与文论在学科理论的高度建立合法性。我们提出变异学这样一个概念，为中西比较诗学建立学科理论的合法性。   曹顺庆教授谈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外文论研究如何深化，这是一个建设性的问题。其一是研究领域的更新。原来的中西诗学主要是古代的和古代的比，古代文论与当代西方文论做得较少。其二是中外文论影响关系的梳理及当代有关学者的理论的重要突破。其三是中国与世界学术前沿的问题。曹教授讲了以下三点，一从影响研究看中国古代文论与当代西方文论的建构，指出以往学界很少将目光关注到中外文论有影响关系。如两个大哲学家笛卡尔、莱布尼茨曾指出中国思想对西方的影响，促使了西方多种学术的方方面面的展开。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传统思想本来就是西方现代思想的摇篮之一，西方文化也是多元化的，跟中国文化是一样的，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东西。曹教授提出，跟中国文化有影响关系的西方哲学家思想及思潮，将成为今后重要的研究方向。另外，中国古代文论受西方文论的影响，这个方面案例很多。中国古代文论有论、有批、有评，但是批评两个字放到一起是从西方学来的，我们整个从名称到体系都是从西方来的，所以中国文学批评这门学科是建立在西方影响的基础上的。包括从王国维到刘若愚用西方文论来批评中国文论，我们当代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来定义我们的文学，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我们自觉不自觉地将西方文论作为一个普适性的东西来应用，但是，这个西方也是一个有影响关系的西方。综上所述，当代西方文论光怪陆离，但其中不乏中国文论与中国文化的因素，探讨这样一个关系，加强对话意识，进一步清理他们之间的渊源关系加以比较，一定会有非常好的收获。中西方的文论要求交流与对话，其中一条就是西方文论中国化。二从平行研究看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对话的意义，曹教授认为不要局限于为比较而比较，为对话而对话，而是通过对话解决世界学术前沿的问题。另外，中国文论还有影响变异，随着影视传媒的发展，图像化存在逐渐取代语言文化艺术，西方学者曾说随着图像化时代的到来，文学即将死亡，这是希利斯•米勒说的，真的有那么可怕吗?中国古代文论并不过分地依赖语言文字，道可道，非常道的最有效方法是立象尽意，也就是通过图像来解决语言问题。这将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直接立象，另一个通过语言描绘出来的形象，立象尽意的图像化方法走上了一条诗性化的道路。庄子讲哲学是形象化地讲，中国文论走向图像化的道路。二十四诗品更如此，通过这种比较或许可以发现图像化时代文学起死回生的新路径。诸如此类，皆可以打开我们进行中外文论比较研究的视野，为当代文论的建构与发展提供一种新思路。   香港学者丁尔苏的发言《中西符号理论之沟通》指出了符号学理论在中西皆源远流长，但在20世纪之前双方的互动不多，20世纪以来，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为中西符号理论之间的对话及互动提供了可能，美国符号学家皮尔斯的理论就可以借来研究中国文字，而中国学者钱钟书的修辞学理论则可以运用于在西方正在走红的认知科学。这种跨文化的双向阐释与互动正在给中西文论带来新的机遇与启示，对中西当代文论建设起到推动作用。邓军海认为我国学界许多关于中国文化、中国哲学或中国美学的探讨是建立在中西对立的理论预设上的，而中西对立的理论框架只是近代历史的特定产物，现在正是对这一思维方式进行反思和质疑的时候。黄念然指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人文关怀的融通与差异，指出厘清其同与异对于建构当代中国文论有重要意义。   朱志荣指出了邓以蛰所受的西方影响及其将西方影响运用于中国传统美学的研究，如邓借鉴克罗齐的直觉表现来解释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中的气韵和性灵等，并在克罗齐历史“复活”论思想的影响下提出“境遇”论思想，激活了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其目的在于最终回归中国学术传统，达到中西诗学相互观照。   四对现代传媒、网络文学与当代文艺理论建构的讨论   随着技术对文学领域的渗透及传媒网络的发展，网络小说近年来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台湾学者侯作珍在大会上作了《宅男白日梦，都市恐怖病:论九把刀网络小说中的恋尸癖人格》的报告，指出继痞子蔡之后九把刀创作的恐怖小说再领创作风潮，九把刀小说中出现的暴力病态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破坏性人格。欧阳友权指出网络文学用新的技术逻辑解构传统的价值理念，网络的草根情怀介入“新民间文学”的大众狂欢，以开放的话语权解放了文学生产力，但其所导致的平庸崇拜可能颠覆传统文学的价值、崇高与经典性，这种状况让人喜忧参半。文学如何在网络时代重塑自己新的意义模式，是当代学者亟需思考和解决的问题。网络文学对价值取向的自逆式消解是今日媒介文化的表征，也是我们认识和调适网络文学的一个重要维度。单小曦从文艺学的角度对数字文学的生产类型、文本观照、意义生产、审美向度等问题进行了初步论述，拓展了文艺学研究的疆域。陈定家指出，20世纪以来的文学发展史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文学与媒介之间存在着一种极为复杂的多重互动关系，对于作家来说，媒介绝不只是文学创作的工具和手段;对于作品及传播来说，媒介也不只是作品贮存的载体与流布的通道;对于读者来说，媒介也不仅仅是认识理解文学的门径与渠道。在一定意义上说，媒介作为文学跨时空传播的物质载体，它们既是文学生存发展的重要历史条件，也是文学实现社会价值的主要依托，而且还是艺术理念与审美精神的寄身寓所。媒介在与文学长期相互依存的互动过程中，已日渐深入地由形式因素转化为文学的内容与本质因素。此外，江伟娇从社会意义的角度对网络文学进行了探讨，李金来则从生态学的视角对网络文学进行批判，进而使我们充分地认识网络文学的产生、发展与现状及其未来走向。李明洁提出网络写作的发展促使文学的言语行为变异，导致了社会性言语行为广泛而深刻的变异，“网话文”异军突起，网络文学引起的文学转型已经呈现出新的“语言转向”的征兆。#p#分页标题#e#   本次会议立足现实，放眼全球，立足当下，放眼未来，既关注世界学术前沿又具极强的本土性和现实性。与会学者就以上重要论题展开充分的交流与对话，从不同角度发表各自的深刻见解，显示了当代文艺理论研究的活力与热情。会议所取得的丰硕学术成果将对我国当代文艺理论的建构起到重大推动作用。

通常意义下，文本细读被视作文学批评的一种方法，“文本细读是语义学对文本进行解读的重要方法和显著特征。”文本细读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而且是一种“精神”。所谓“精神”一般有三种含义:“哲学范畴;表现出来的活力;内容实质。”本文取二、三种含义，即“文本细读”能呈现出研究对象的“内容实质”，并显示一种“生命的活力”。“细读”即为“表示任何以详细研究文学作品的语义、方法、韵律、格律等方面之内，以结构为主要任务的批评分析方法”。文本细读之方法理所当然地为现代文学教学研究者所运用，并结出了硕果。然而，综观现代文学的诸多研究成果，许多研究者虽然秉持了文本细读的研究方法，但似乎并未遵循文本细读的“精神”。即没有如实地呈现出研究对象的“内容实质”，从而也就放逐了文学研究的“生命活力”，于是滑入“感性”的文本细读层面。

一、引注混乱:“文本细读”中的臆想性

赵树理于20世纪40年代创作的农村题材小说受到较大关注，与此同时出现了一些评论文章，如郭沫若的《〈板话〉及其他》、李大章的《介绍〈李有才板话〉》、茅盾的《关于〈李有才板话〉》，以及荃麟、葛琴的《李家庄的变迁》等等。在这之后，关于赵树理的研究著述也往往以茅盾等人的评论文章为参考依据。但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后来的这些研究著述在参考前人成果时，无论是引述还是标注都存在诸多错误。

首先，引述“原文”语段错误百出。例如，一本为中文系学生编撰的现代文学指导用书中有一段话说到赵树理发表的《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等乡土题材小说，是“走向民族形式的一个里程碑”，这段表述是存在问题的。茅盾当年评价赵树理小说《李家庄的变迁》时认为，该小说是“走向民族形式的一个里程碑”，而不是评价《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的》这两部小说的。竟然还有学者把茅盾的这句评语当作是20世纪60年代一个现代文学研究者的观点，着实令人不可思议。此外，有著述引用了郭沫若评价赵树理乡土小说《李家庄的变迁》中的一段话，所引用的话是“我(指郭沫若)”完全被陶醉了，被那新颖、健康、简朴的内容和手法”，这儿有“新的意义”。这段话中所引用的郭沫若评语有着明显错误，首先是搞错了研究对象，其次是引文内容不准确。郭沫若于1946年8月16日在《文汇报》上刊发了一篇评论文章是《〈板话〉及其他》，不是评价《李家庄变迁的》，文中原话是“我(指郭沫若)”被那“新颖、健康、朴素的内容与手法”，这儿有“新的感情”。该编著在引用原文方面错了三处，即误用“简朴”“和”“新的意义”三个词语。

其次，标注“引文”混乱不堪。所谓标注，是指标出资料的来源出处。例如，一本研究赵树理的专著中有个页下标注是:茅盾《论赵树理的创作》。这儿把文章名称也标错了，茅盾当时写的评论文章是《论赵树理的小说》。一本关于中国现代文学漫谈的书中，标注茅盾的评论文章《论赵树理的小说》一文的出处是“《文萃》1947年第10期。”这里把发表年代搞错了，茅盾是于1946年12月在《文萃》第2卷第10期上发表《论赵树理的小说》。另有两本中国现代文学史著述中都有个页下的引注:茅盾《谈〈李家庄的变迁〉》，《文萃》第2卷，1946年第10期。查阅研究资料发现，茅盾从没有写过《谈〈李家庄的变迁〉》这篇文章，而写过《论赵树理的小说》，就发表在《文萃》第2卷第10期上。窥一斑而见全豹，诸多错误和硬伤存在于赵树理等作家作品的研究中。究其原因，不外乎是研究者的惰性心理和捷径习惯使然，研究者虽然也阅读了文本资料，但不是真正的细读，更不是对“原始资料”进行的文本细读，于是在引注方面错误百出，混乱不堪。

二、妄加评论:“文本细读”中的定势性

长期以来，梁斌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红旗谱》备受称赞，被纳入“三红一创”经典之列，溢美之词如《红旗谱》的“作者是有着很强烈的史诗意识和史诗追求的，而作者也的确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史诗的高度”。这种从思想内容层面的评价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内容往往是形式的内容，就文学作品而言，形式主要指向文体中的语言、修辞和结构等层面。于是，若从语言修辞层面来细读《红旗谱》，则会发现学界已有的评价不够客观，并且产生评价定势倾向。然而，直到2010年6月，标题为《〈红旗谱〉每一页都是虚假和拙劣的》一文刊登在《当代作家评论》上，冲击了一直以来阅读《红旗谱》的定势模式，如该评论文章标题所示，《红旗谱》“每一页都是拙劣的”。这虽有夸张之嫌，但小说《红旗谱》中的语言表述确实存在诸多问题，值得商榷。例如，小说开端一章中有段话讲到主人公朱老忠在候车地方看见一个男的背身站在售票窗口处，朱老忠乍看到这个男人的形象是“长身腰，长脑瓜门儿，挺实的腰膀”，朱老忠便嘀咕了一句:“嗬!好面熟的人!”这段话意思是说朱老忠在车站里认出了20多年不曾见过的童年伙伴严志和。可是，20多年不曾见过的一个人背对自己站着，怎么可能会一下子认出来呢，这个情节显然不太符合生活逻辑。文学来源于生活，然而，《红旗谱》中像这般“非生活化”的语言表述与情节安排比比皆是，但长期以来研究者赋予这部小说的溢美之词则多而泛滥。究其原因，固然与注重作品内容而忽略艺术形式的社会历史批评语境有关系，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文本细读”中的定势思维———人云亦云在作祟，这显然背离了现代文学应有的研究精神。

作者：范永康 单位：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20世纪后期的西方文论发生了“范式”转换，即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向了文学的外部研究，希利斯•米勒描述道:“而今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回到更富于同情心和人情味的工作中来，论述权力、历史、意识形态、文学研究的‘惯例’，阶级斗争，妇女受压迫的问题，男人女人在社会上的真实生活情况及其在文学中的‘反映’。我们还可以重新问关于文学在人生中和社会里的用途这类实用主义问题。文学理论的关键词不再是传统文学研究所关注的“审美”、“价值”、“经验”和“作品有机体”，而是“符号系统”、“意识形态”、“性别”、“身份/认同”、“主体位置”、“他者”和“机构。以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新左派”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批评、生态批评、散居族裔批评乃至同性恋和酷儿理论为主体的当代西方文论颠覆了以“新批评”为代表的20世纪上半叶“文学性”研究的总体走势，都超出了纯粹“文学的”范畴，以突出的政治性、批判性、反思性、颠覆性、解构性、公共性而强化了文学理论的政治言说维度。对此，拉曼•塞尔登等人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观点:“这些理论在全球范围内促进了对一切话语形式的重新解释和调整，成了激进的文化政治的一部分，而‘文学的’(研究和理论)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多少有点意义的再现形式。，文学理论成为“文化政治”的组成部分，可以说，这一观点深刻地阐明了当代西方文论的实质，进人“后现代”时期的20世纪西方文论的确大规模地走向了“理论化”，走向了“政治化”。陆贵山先生指出:“正当中国新时期的某些学人着意淡化和消解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的时候，当代西方社会却掀起了这样那样的论述文艺和政治关系的热潮。这是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文化政治与当代西方文论的政治化问题已经引起学界的重视，既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也存在不足之处，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①。

一、国外相关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文化政治”为关键词的研究几乎遍及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领域，文化政治可以切人文学、历史、音乐、绘画、舞蹈、影视、传媒、出版、教育、翻译、身份、种族、宗教、伦理、阶级、经济、法律、国家、建筑、医疗、科学等各种观念、现象和学科，为之提供全新的阐释和研究视角。但是，从总体上宏观地探讨文化政治与文学理论之关联的研究并不多，尚处于起步阶段。据笔者查阅，最早以“文化政治”为题名关键词的单篇论文是吉拉德•格拉芙写于1973年的((审美主义与文化政治》!文章主要质疑了以超功利、自足、自律为理念的审美主义的纯粹性，即审美主义自身陷人政治和反政治的窘境之中而不能自圆其说。米雪儿•巴瑞特的论文《女性主义和文化政治的定义》被收人1982年的一本文集’，该文强调了雷蒙德•威廉斯在人类学意义上对文化做出的理解，明确意识到文化政治会涉及到意义之争。论文通过考察“女性主义艺术”与“艺术”、“妇女的艺术”的区别，认为艺术作品不能与媒体意识形态的再现艺术相混同，从而得出结论:任意扩大艺术的政治意义是危险的，我们不应该忽视艺术作品的虚构、想象和审美之维，艺术的许多方面不能缩减为意识形态的概念分析。作者在文化政治渗透艺术领域的时尚之中能够做出如此深刻的反省，着实难能可贵。这两篇论文对文化政治文论的研究有首创之功，但都没有清晰地界定“文化政治”概念。成规模的有关文化政治对文学艺术渗透的研究出现于1990年前后。乔纳森•多利莫尔和阿兰•辛费尔德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主编出版了一套“文化政治”丛书②，两位总主编在《前言:文化政治》中明确认识到，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和后结构主义话语的冲击下，197()年以来英国文学研究与传统的文学研究模式发生了“断裂”，新的“文化唯物主义”研究方式重点关注历史和文化语境、(文化)理论的方法、政治义务以及文本分析，因为“文化意义最终总是政治意义”，故而名之曰“文化政治”。他们强调指出，作为文化政治的文化唯物主义研究方法不再伪装政治中立，“相反，它将其任务定位于改造社会秩序，这一秩序正在以种族、性别、性态和阶级的名义压榨着人民。

显然，这套丛书就是运用文化唯物主义方法研究各种文化现象，并以发掘其政治含义为旨归。莲达•赫哲仁的((后现代主义的政治学》虽然没有直接使用文化政治概念，但主要是研究后现代的摄影、绘画、小说、历史等文化形式的“表征的政治”，关注它们表意实践背后的意识形态编码策略和意义版图的争斗，所以，此书所要探讨的正是文化政治与后现代艺术之间的密切关联。莫克西著于1994年的《理论的实践:后结构主义，文化政治和艺术史》‘，’一书以“表征”、“意识形态”、“作者”为三个关键词，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符号学理论加以剖析，凸现出这些理论的文化政治功能，打破了传统的认识论艺术史观，而代之以符号学的建构主义的文化观、历史观:一者，处于历史语境中的理论所包含的文化政治含义深刻地影响着历史叙述和知识建构;再者，新的政治观和表意实践会使得文化价值、文化意义观变动不居、不再固定。但赫哲仁、莫克西的著作和上述文化政治丛书的共同缺陷是:有关文化政治对文学理论的影响研究涉及甚少。托斌•希伯斯的《冷战批评与怀疑论之政治》第一次从“怀疑论政治”的角度全面评述和反思了战后兴起的各种批评理论。作者认为，新近出现的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精神分析、新马克思主义等政治化文论以“种族、性别、阶级”为三大主题，克服了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乃至新历史主义批评局限于“学院政治”的弊端，有所贴近现实政治，但还是处于政治隐喻的言说状态，难以落实于实际行动。

希伯斯希望强化文化政治文论的实践性和批判性，要求“后冷战批评”应当加强现实政治关怀，发挥实践功能。从全书来看，他局限于美国一隅，对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西方当代文化政治文论把握得不够全面，且评价过低。格林•乔丹和克里斯•威登合著的《文化政治:阶级、性别、种族和后现代世界》‘川对“文化政治”概念作出较为清晰的界定，他们认为文化政治是文化产品在意义、价值、主体性形式和身份建构方面所体现出的权力关系，关涉文化在阶级、种族、性别、身份等社会区分中所扮演的中心角色。不过，他们放弃了文化的人类学含义，只是指艺术产品，包括音乐、文学、绘画、雕塑、戏剧和电影。作者从20世纪60年代的自由人文主义的文化和教育理论开始，重点分析了文化艺术对近现代西方社会的阶级、性别、种族的分化和抗争所起到的政治作用。此书的缺点是对于“文化政治”概念使用得过于宽泛，按照他们的用法，近代甚至古代时期即已经存在文化政治文论，这就模糊了它的时代性。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后现代解构普遍性、元叙事、主体本质和意义的稳固性的做法表示担优，因为后现代欢呼差异政治而容易忽略真正的社会差异，在书的结尾，他们意味深长地反问道:我们是将文化政治当作一项严肃的事业，还是游戏?这种对后期文化政治逐渐脱离经济、制度、权力的忧虑，同晚期马克思主义者，如詹姆逊、伊格尔顿、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等人的观点倒颇为接近。这也正预示着文化政治随同文化理论一起，在新世纪的“后理论时代”步人反思阶段。2000年前后，随着马丁•麦克奎兰等人编写的《后理论:批评的新方向》、瓦伦丁•卡宁汉的《理论之后的阅读》、让一米歇尔•拉巴特的《理论的未来》、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等一批著作的涌现，西方文论进人了“后理论时代”。对于文学理论而言，恢复文学的审美、诗性、形式、伦理、价值等被“理论”所遮蔽的层面似乎又成为新的时尚。在“后理论时代”背景下，学界面临的任务是要正确估价和承接“理论时期”所馈赠的政治化文论的遗产，对文化政治与文学理论的深层关联作出新的思考。#p#分页标题#e#

二、国内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