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文艺常识范例

科学文艺是运用文学艺术手法反映科学及其相关内容的一类文学作品的通称。苏联著名科学文艺作家伊林在澄清科学文艺概念时认为：科学文艺体裁是一种新的文学门类，它一方面接近于文学，另一方面又接近于科学。郑文光指出，“在我国，习惯地称之为‘科学文艺’的作品，可以分为两个类别，文艺性的科学读物和以科学为主题的文艺作品两类。前者包括科学童话和科学幻想小说，后者包括伊林式的长篇科学文艺读物、短篇的科学小品、科学故事、科学考察记和游记；至于科学诗，恐怕相当一部分应算是科学童话诗；而科学相声应该属于表演艺术的领域”[1]。郑文光对“科学文艺”作了广义和狭义的区分，广义是指“文艺性的科学读物和以科学为主题的文艺作品”，狭义单指“文艺性的科学读物”[2]。本文参考以上研究，考虑到科学文艺的“跨界”特质，将其涵盖的作品分为两类：一部分科学文艺作品姓“科”，以普及科学技术为宗旨，借助文学艺术手段来表现科学技术内容，其性质仍为科普读物；还有一部分科学文艺类作品姓“文”，或多或少有一点科学内容，但不过是作为服务于文艺要求的手段，并不以普及科学技术为目的。科学文艺的体裁主要包括科学幻想小说、科学童话、科学寓言、科学散文、科学随笔、科学诗、科学小品、科学故事、科学家传记、科学报告文学等多种形式，是一个巨大的门类[3]。新中国成立以来，专门刊发科学文艺类作品的期刊在时代的洪流中经历着此消彼长的历程。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主办的《科普创作》和天津新蕾出版社旗下的《智慧树》，以刊发科学文艺类作品为主。《科普创作》创刊于1979年，1992年更名为《科技与企业》，2016年复又更名为原名。《智慧树》创办于1981年，1986年停刊。专门刊发科幻作品的杂志以《科幻世界》独大，其前身《科学文艺》创刊于1979年，1991年更名为《科幻世界》，现在已成为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科幻类杂志。2000年前后，中国大陆曾经出现过将近10种科幻杂志，如《科幻海洋》《科幻大王》《世界科幻博览》等。刊发科学文艺类作品的科普杂志数量更多，如《我们爱科学》《知识就是力量》《科学24小时》《飞碟探索》《科学与文化》等杂志均刊发相关作品。科幻类作品在2015年刘慈欣获奖后迎来井喷发展时段，“以2016为例，中短篇科幻小说发表数量急剧增长。各家专业/半专业平台发表总篇数全年录得461篇，发表总字数高达数百万字。对比2011年的196篇，可见其增速之迅猛”[4]。科学文艺类作品是科学与文艺的混血儿，有不同于一般科普作品的特质，但目前习见的分法是将科学文艺类期刊统一纳入“科普”期刊的门下，相应地，科学文艺类作品也被纳入科普作品的范畴。这种看法容易泯灭科学文艺作品的特殊属性。本文将科学文艺类期刊及其作品从一般科普作品的视野中剥离出来，考虑其编辑的特殊性，从期刊发展定位、编校、组稿三方面指出科学文艺类期刊在编辑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1科学文艺类期刊需要明确发展定位

科学性和文学性兼备是科学文艺类期刊的两大本质属性，也是区别于一般科普类期刊和文学期刊的基本特质。科学文艺类期刊应在明确自身特质的基础上，走分众化、专业化、特色化之路。由综合性向专业性转变是国际期刊业在“二战”后就逐步显现的态势，目前这一趋势更为明显，曾经辉煌的大型综合类期刊慢慢走向沉寂，分工越来越细的专业性期刊却奇军崛起。例如，美国田纳西州有一家《鞋带》杂志，专门介绍各种鞋带的制作、质量和使用方法，杂志创刊五年，就成为一家拥有2500万美元资产的公司，赢得不少读者。细分市场，走专业化发展之路，期刊才能在市场竞争的冲击下获得一席之地。分众化和专业化要求期刊“有所为而又有所不为”地选择传播对象与受众范围，分清核心读者、非核心读者与潜在读者，做到突出重点，有的放矢。以《科幻世界》的发展与更名为例，1979年该刊创刊时名为《科学文艺》，办刊宗旨是“以文艺的形式普及科学”，栏目设置有报告文学、传记、小说、科幻小说、科学童话、科幻电影剧本、科学诗、随笔、科学家故事、文艺理论、科学史话等，内容驳杂，科幻小说仅是其中一个栏目。1991年，《科学文艺》正式更名为《科幻世界》，定位为面对中学生群体的科幻期刊。“这并不是简单的更名，而是把一个面目模糊的刊物，变成一个定位明晰，宗旨明了的市场杂志”[5]。明晰的定位是《科幻世界》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随着市场不断延展，《科幻世界》杂志进一步分众分层化，相继创办《科幻世界》《科幻世界•译文版》《科幻世界•少年版》和《科幻世界画刊•小牛顿》四种深受中国青少年读者欢迎的畅销期刊和幻想类图书项目。2016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在“科幻文学馆”书系的基础上创办“时尚新锐科幻杂志”《科幻Cube》，这是一本主要面向对新兴科技、科幻文化和文学等感兴趣的、具备一定经济实力的成人读者群的时尚科幻刊物，每期策划一个科幻主题，非小说栏目围绕主题组织，其读者定位较为明晰地锁定在白领读者，某种程度上也避免了与老牌科幻杂志《科幻世界》的受众定位发生冲突。

2版式设计、稿件内容的表达要遵从“三性”原则

科学文艺类期刊的版式设计、稿件内容的表达要具有科学性、文学性和思想性，这三条准则是辩证的统一体内的几个方面，缺一不可，体现了科学文艺中真善美的紧密关联，共同构建了科学文艺作品的独特质地与景观。

2.1科学性

由于科学文艺涵盖姓“科”和姓“文”的作品，在实际编辑工作中，对其科学性要采取分别对待的方法。姓“科”的作品，诸如科学小品、科学故事、科学传记、科学考察记等，必须严守科学性的要求，即这类稿件中的科学知识需要达到一定的水平和深度，表述的科学知识，包括科学思想、方法和内容，必须正确、准确、先进，避免出现科学硬伤。姓“文”的科学文艺类作品，如科幻小说、科学童话，也要注意科学性，不能违反基本的科学事实和科学常识，还要有助于培养读者的科学态度、科学思维和科学精神。同时，应考虑科学文艺作品的特殊性，它既不是数理化教材，不是科学论文，也非一般的科普文章，对其包含的科学内容，决不能以精准缜密来要求，因为这里的科学已经是艺术化了的科学。围绕科学文艺作品的科学性的争论时有发生，20世纪80年代围绕科幻小说是姓“科”还是姓“文”引发的论争就是一例。当时叶永烈的小说《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描写科考队在珠穆朗玛峰发现恐龙蛋化石并孵化出古代恐龙，被古生物学家批评为“伪科学”，会毒害青少年。《太平洋人》说从太平洋底26期年第第卷PUBLISHINGJOURNAL分裂出一个行星，上面的猿人复活了。科学评论家指出，“死而复活违反自然规律”，“陶器的出现是新石器时代的标志，新石器时代的人属于智人”，小说里200万年前的猿人能制造陶罐“无论如何也讲不通”，“是对人类发展史和考古学的极大不尊重”。无独有偶，2016年也有一场关于科学童话的科学性的论争，鄂教版小学语文二年级上册有一篇科学童话——《会上树的鱼》，里面提到海边一棵大树上有一群小蜗牛在吃树叶，弹涂鱼爬到树顶，将这群“害虫”全吃光。故事所讲的“弹涂鱼上树吃蜗牛”遭到国内相关专家批评，认为这一说法违背科学，内容“不靠谱”。该篇童话的作者张冲则找出例证反驳：弹涂鱼的视力很好，在看到树上有蜗牛时，是有可能爬到树上捕食的。之所以发生这种论争，是因为公众乃至专家没有廓清科学文艺作品的独特属性，即作品中表现的科学是艺术化的科学。这要求编辑在编校科学文艺类稿件时，对其涉及的科学问题要拿捏好分寸。对于对科学性要求较高的“科”类稿件中涉及的较为专业的知识或是新兴学科知识，慎重起见，应该请相关专家审阅，把好科学性这道关。

摘要：中学语文教师承担着重要的育人使命，其所教授的教材内容，从广义的角度看都属于文学范畴。分析鉴赏文学作品离不开文艺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最具客观性、科学性，它既是文学作品创作的指南针，也是文学作品教学的方向盘。中学语文教师应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根植心中，并用以指导教学和实践，这样才能更好地帮助学生准确分析理解和评价文学作品和文艺现象，才能更好地发挥文学涵养正气、升华境界的功能。中学语文教师还要带领学生开展多样的教学实践活动，通过实践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植于学生心中。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学语文教学；学养储备；责任担当；师道情怀；政治站位；文学作品；文学涵养；教学实践

中学语文教师承担着重要的育人使命，与其他学科教师相比较，更需要获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滋养，其教学实践也更需要得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强大的理论体系和高远的思想内涵深刻地影响着人类关于文学和艺术美的判断，指导着对文学作品文学现象的分析判断〔1〕。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文学作品才能深刻掌握作品的历史意义、思想内涵以及艺术特征，才能使教材中的精美选文更好地实现其价值导向功能、品德塑造功能、情操陶冶功能，其审美功能和艺术魅力也才会更好的彰显。

一、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精髓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博大精深，而以下几点尤其重要，可视作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精髓，这也是中学语文教师尤其要掌握领会的。

（一）重视文学的政治化方向和现实意义

文学作品的作用就是它对改造现实、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也就是说，要高度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1885年恩格斯在致敏·考茨基的信中指出：“在我看来，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从而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秩序的永世长存的怀疑。”〔1〕恩格斯认为，首先，文学要承担传播意识形态的责任，社会主义的文学作品比奴隶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文学作品更具有正义性，因为它要解放劳动者脑力、体力的重担，曾经的任何社会形态都具有阶级的对立和压迫，只有社会主义的文学是消除剥削阶级、消除压迫的，因此，这样的文学作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其次，文学作品要揭示社会本质，站在历史的角度、人类解放的角度讲述现实的状况。即便在文学作品中，作者没有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但只要在作品中传达了政治化的取向、揭露了社会的实质，那这部作品也已经完成了自身的使命。

一、引言   英美文学课程历来是英语专业本科教学中的一门主干课和必修课。然而，随着教育产业化和知识市场化进程的冲击，英语专业本科教学呈现出实用主义倾向。一方面，不少高等院校在课程设置过程中侧重实用翻译、商务英语、外贸英语等有助于学生就业的实用课程，忽视、冷落了英美文学等人文素质课程。另一方面，正如程爱民等指出的，大部分英语专业学生对英美文学的兴趣在减弱［1］，仅仅满足于通过考试、获得规定学分的程度。这样一来，英美文学课程的地位日益边缘化，成了英语专业课程设置中的“鸡肋”，弃之不符合高等院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的要求，学之又无法得到学生和社会的青睐。这种尴尬的地位看似取决于商品化社会等客观因素，实则源于英美文学课程本身在课程规划、教学实践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和缺陷。   二、传统授课模式中的缺陷   传统的英美文学课程授课模式在课程的整体规划、课堂教学内容和形式以及考核方式上都存在不少问题。   首先，在课程的整体规划方面，当前，我国大部分高等院校都采用了“一人言”的授课形式，即由一位教师承担整部英国文学史或美国文学史的教学任务。这种设计模式实质上违背了英美文学课程自身的独特性。众所周知，英美文学不仅历史跨度大，文学流派多，而且作家的创作风格也纷繁各异，而教师的个人研究能力及水平很难达到纵览各个时期、通晓各家各派的程度。因此，仅仅依靠个别教师的独立讲解容易造成实际授课过程中的偏差。教师往往对自己研究方向的作家及作品详尽介绍、深入讲解，而对自己研究范围之外的作家及作品粗略分析、草草带过，由此造成学生英美文学知识领域的弱点和盲点。   其次，在课堂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方面，传统的英美文学课程授课模式忽略了学生对教学过程的参与行为。目前，我国许多高等院校的英美文学课程都采用文学史和文学作品选读相结合的内容模式。依照这种模式，教师在讲授任何时期、任何体裁的文学作品时，都要先介绍作家的生平经历、创作背景、代表作品、所属流派等文学常识。灌输完这一大堆的文学常识之后，教师往往无暇顾及文学文本的深层次剖析，只能匆忙地概括一下作品的大致情节、人物特征、主要内容等，这种教学模式通常导致两种结果。其一，以教师讲授为主的教学模式迫使学生被动地接受教师对文学史内容的复述和对文学作品模式化的理解，阻碍了学生对文学作品的自主解析，从而使学生失去了利用英美文学名著提高英语语言能力的机会;其二，千篇一律的教学内容以及单一化的教学手法导致英美文学课沉闷枯燥，无法调动学生的参与热情，使学生逐渐失去了学习英美文学的兴趣。   最后，在考核方式方面，传统的英美文学课程授课模式下，教师一般采用闭卷考试和期末论文相结合的考核形式。然而，就闭卷考试而言，教师往往重点考查学生对文学常识的掌握情况，忽略了学生对英美文学作品欣赏能力的检验。因此，在英美文学试卷的题型分布上，选择题、填空题、判断题等客观题型的比例远远高于问答题、论述题等主观题型。这种考试形式在无意识中养成了学生的惰性。他们只需要在课堂上抄笔记、划重点，考前临时突击、死记硬背，并不需要发挥自己的主动思考能力，从而逐渐丧失了阅读英美文学原著的动力。此外，就期末论文而言，不少教师将论题设定在“印象最深的作品”、“最欣赏的作家”等宽泛的范围内，导致学生的论文仍然停留在复述文学作品主要内容的初级阅读层次上，并不能有效地调动学生阅读、剖析、思考英美文学原著的积极性。   综上所述，传统的英美文学课程授课模式无法充分利用教师的研究成果以及文学作品自身的资源优势。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英美文学课的教学内容枯燥，教学手法单一，难以发挥英美文学课程在培养学生英语语言能力方面的作用，更难以调动学生主动阅读、分析、思考英美文学原著的兴趣。   三、改革的途径及措施   鉴于上述英美文学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传统的英美文学教学模式不论在课程的整体规划、教学内容、授课形式还是考核方式上都需要进行新的探索和改革，努力实现以下几个转变。   1.课程规划的转变   英美文学的课程规划需要实现从“一人言”到“众人议”的转变，即英美文学课程在整体规划上可以采用讲座型的方式，由多位教师共同承担英国文学或美国文学的教学任务。例如，在规划英国文学课程时，可以根据英国文学的发展阶段，将课程划分为盎格鲁—撒克逊时期、中世纪时期、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新古典主义时期、浪漫主义时期、批判现实主义时期、现代及后现代主义时期等单元;在规划美国文学课程时，可以按照美国文学的发展阶段，将课程划分为清教主义时期、超验主义时期、现实主义时期、自然主义时期、一战时期、二战时期、美国黑人文学、美国华裔文学等单元。在划分各单元的基础上，安排教师按照个人研究方向和兴趣选择特定单元作为授课内容，以举办讲座的形式共同完成美国文学的教学任务。这种设计模式既实现了教师研究成果之间的互取所长、互补所短，又为学生提供了更为全面的文学知识。   2.教学方式的转变   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方式应当实现从“单一化”到“多样化”的转变。由于英美文学课程涵盖了各种文学体裁，且各种文学体裁拥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因此，英美文学课程在教学手法的设计上可以根据不同的文学体裁增加不同形式的课堂活动。例如，教师在讲解莎士比亚戏剧作品时，除了简单介绍剧作家的创作历程及代表作之外，还可以组织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排演莎士比亚戏剧作品中的经典场景，以此引导学生揣摩、分析剧中的经典台词和人物性格特征。在分析小说作品的过程中，除了引导学生思考与作品主题及作品风格等相关问题外，教师还可以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根据授课实际需要穿插放映忠于原著精神改编的电影片段，带给学生视觉和听觉的直观感受，从而拉近学生与经典文学作品之间的距离。在介绍诗歌作品时，教师可以安排诗歌朗诵会，让学生在朗诵过程中体会诗歌中蕴涵的意境和内涵。这些多样化的课堂活动不仅考虑到了不同文学体裁的特点，而且能够鼓励学生在实践中体会英美文学作品的魅力，提高学生阅读欣赏文学作品的积极性，并最终唤起学生参与英美文学课的热情。#p#分页标题#e#   3.教学内容的转变   英美文学课程在教学内容上应当实现从“文学史介绍”到“文学作品欣赏”的转变。根据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以下简称为《大纲》)，设置英美文学课程的目的不仅仅在于传授英美文学史的基本知识，更重要的还在于“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理解英美文学原著的能力，掌握文学批评的基本知识和方法”［2］26。换言之，英美文学课程内容不应停留在灌输文学知识的层面上，而应该侧重培养学生阅读、欣赏英美文学作品的能力。要实现这一教学目标，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可以采取“三步走”的策略。   第一步，合理设计问题，引导学生细读文学文本。所谓细读，并不只是解释生词难句，而是深入细致地理解作品的思想内容、语言风格、篇章结构等。教师可以设计有关作品内容细节和语言特色的阅读理解问题，为学生的阅读提供方向。例如，在讲解马克•吐温的小说《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第31章选段时，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讨论以下问题:该章节中哪些段落或语句描写了哈克在和黑人吉姆一起逃亡的历程中内心的犹豫?为什么哈克内心会产生犹豫?哈克最终为何不再犹豫?黑人吉姆和费恩的交谈中，双方语言是否符合标准英语?能否举例说明双方语言中不符合标准英语的地方?作者在人物交谈中为何选用非标准英语?在分析兰斯顿•休斯的诗歌《黑人谈河》时，教师可以设计以下问题:该诗歌描述了哪几条河流?诗人为何选取这些河流?这些河流各自具有什么象征意义?作者采用了哪些词语描写这些河流?作者采用了哪些修辞手法?这些问题既指出了小说选段的大致情节或诗歌的主导意象，又能够引导学生深入挖掘作品的思想内容及语言特色，并且有助于培养学生边阅读边思考的能力。   第二步，引入比较观点，扩大学生的阅读视角。教师帮助学生完成单一文学文本的细读之后，可以鼓励学生运用比较的观点进一步探索、分析作品。例如，学生把握了《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内容细节、语言特点之后，教师可以继续组织学生讨论哈克与汤姆•索亚这两个小男孩形象之间的异同，或引导学生思考美国文学史上还有哪些作品反映了黑奴制问题。在讲解美国华裔文学作品时，可以引导学生对比分析美国华裔文学各时期代表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思考美国华裔文学作者与美国其他少数民族裔作家之间在作品内容上的异同。这种做法不仅扩大了学生对特定文学作品的思考范围，而且能够帮助他们从单部文本的阅读中窥见某一主题或某一文学流派在整个文学史中的发展历程，从而打开更为广阔的阅读空间。   第三步，利用作品，提高英语的语言应用能力及人文素质。依据《大纲》，纯粹的阅读行为培养并非英美文学课程的终极目标，该课程旨在“通过阅读和分析英美文学作品，促进学生语言基本功和人文素质的提高，增强学生对西方文学及文化的了解”［2］26。因此，教师需要引导学生在主动阅读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实现两个层次的能力提高。从浅层次上看，教师可以指导学生在英语写作实践中模仿经典文学作品的篇章组织结构，引用其中的名言名句;从深层次上看，教师可以启发学生运用文学作品中的思想观点去反思现实生活中的道德现象，树立正确的道德观、伦理观乃至人生观。例如，教师在引导学生完成《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阅读任务后，应当鼓励学生思考黑人在美国历史中的生存状况，思考当代社会中种族冲突和融合的现象。在引导学生完成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的阅读后，教师应当鼓励学生思考现代文明的弊端及其对青少年的影响。只有达到这个层次的解读，英美文学课程才能真正发挥其作为人文素质课程的作用。而且正如王守仁教授所言，“这种把丰富的感性经验上升到抽象的理性认识的感受、分析、表达能力，将使学生受益无穷。”［3］   4.考核方式的转变   英美文学课程在考核方式上应当实现从“记忆能力考查”向“分析能力检验”的转变。既然英美文学课程在教学内容上要力求实现学生对文学作品的自主解读，那么该课程的考核方式也应当侧重于检验学生阅读、欣赏英美文学原著的能力。所以，教师在设计期末试卷时应适当增加问答题、论述题等分析性题型的比重;在布置期末论文时应缩小讨论范围，提出细致、明确的讨论要求。除此之外，教师还应结合学生在各种课堂活动中的表现，综合评定学生的英美文学成绩。通过这些考核形式的转变，学生才会放弃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主动参与到解读、分析、欣赏英美文学原著的活动中。   总之，英美文学课程不论在教学设计、教学内容还是考核手段上都应充分利用英美文学作品这一庞大资源，引导学生在阅读欣赏英美文学原著的过程中做到读有所学，读有所用，读有所思。只有这样，英美文学课程才能实现预想的教学效果，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并由此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

文学现实与西方理论范式在近年来不断变化，在变化中总结、反思乃至于提出问题成为中国文学理论界的当务之急。同时，“后理论”时代文学理论研究与文论教学在新语境和新挑战下也需要重新被思考。为总结与反思近年来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与文论教学方面的成果和经验，加强学界的交流与合作，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复旦大学中文系与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联合筹办的“文学理论的创新与文论教学”学术研讨会于2011年11月18日至21日在复旦大学隆重召开。会议由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朱立元主持，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周宪发来贺电，复旦大学中文系张德兴教授、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杨文虎及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李西建教授分别致辞。来自全国各大高校及《文学评论》、《文艺争鸣》、《探索与争鸣》等学术机构的130余位文论界专家学者围绕文学理论与文论教学的创新、古典文论的现代价值、信息时代文论教学的困境与出路、文学理论的前景与展望等多个议题展开了热烈的学术讨论。   一、中国当前的文论建设的策略   文艺学的知识生产是今年中国文论界学人的普遍理论诉求，而如何构建中国当代的文学理论则是其中的关键问题。朱立元教授从四个方面简明扼要地阐述了他对当前文艺学建设的新想法。第一，文艺学的哲学基础应从单纯的认识论转向马克思主义以实践为核心的存在论（本体论）。文艺学应当在马克思主义以实践为核心的存在论思路下，从文学作为人的一种基本存在方式和基本人生实践的高度，从文学活动区别于其他艺术和审美活动的基本存在方式的角度，对从作者的文学创作到读者的文学阅读（接受）活动，重新进行创造性的阐释。第二，文艺学研究的思维路向应当从寻求固定不变的文学本质的现成论转向动态建构的生成论。第三，文艺学应当从二元对立（包括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中超越出来，走向真正的辩证思维。第四，很有必要从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以人为本）出发重新认识“文学是人学”命题的生命力和现实意义。朱教授认为从以人为本的人学理论出发重新认识钱谷融提出的“文学是人学”命题，就会发现它对于深入探讨文学的本质问题，不但与其他探讨并不矛盾，而且可能更贴近文学的本质特征和多种功能，可能揭示一些过去被忽视乃至遮蔽的重要东西。王元骧教授指出文学研究的三种模式：规范性的、描述性的、反思性的，它们分别对应为固定、经验、批判。他分析了三种模式的形成、流行范围、本质以及三种模式间的区别和优劣所在。对于文艺学的选择，他认为文学批评是描述性，文学理论是反思性，文学史则是规范性的。高建平教授谈到“理论的理论品格与接地性”问题。他说当论的危机是“理论多了，问题丧失了”。高教授呼吁讨论问题应从问题而不是从“主义”出发，问题是理论的生长点。不要把理论当做时文的写作，话题应该迎接社会的挑战，理论不是智力游戏，接地性不能成为取消理论的借口，面对实际问题，它应为理论提供了契机。周宪教授在提交的论文《文学理论范式：现代和后现代的转换》中指出：现代和后现代是20世纪文学理论发展出的两种范式，它们在一系列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上有所冲突，并形成了对立的理论立场和价值观。通过转变中九个最重要的基本问题的分析，周教授认为反思其纷争、考量其嬗变，对于文论建设来说，重要的不是去评判优劣高下，而是要思考如何超越两者的对立而达致新的理论建构，“找出文学理论未来发展的路向”。李西建教授立足“后理论”的文化语境，探讨其在“知识面貌、知识范式与理论表征”上对文论知识图景将产生的影响，李教授认可伊格尔顿所言的文学应“重新置于一般文化生产的领域”，但它需要“自己的符号学”，这是文论知识生产应坚持的基本方向之一。顾祖钊教授则认为中国文论经历了“全盘西化”、“西方文论中国化”的阶段，现正走向“中西融合”的新阶段，目前已为“新阶段”做好了理论准备。他强调未来的文艺理论一定要走“中西融合”的路径，这很有可能是中国现代文论三部曲中最为辉煌的乐章，文化诗学很可能就是中国文学理论未来的形态。张伟教授的论文也认为综合应该成为文艺学创新的方向。   陆扬教授就“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学界热点指出了诸多耐人寻味又值得反思的知识生产问题。他指出该问题具有“地道的中国本土化的话语形态”，又“有直接的西方理论资源”。陆教授考察了它的直接理论来源——韦尔施的《重构美学》，该问题在韦尔施看来是“浅表的”、“荒唐透顶的”、“叫人无可奈何的”。“有意思的是”，到了中国美学语境，韦尔施反过来却成了“鼓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有力佐证”。陆教授指出成为学术热点是因为它涉及了意识形态和文化霸权的敏感问题而“招致了愤怒”。但更重要的是韦尔施强调的认知层面的“审美化”偏偏给中国学界忽略了。他感慨地说，日常生活审美化“是意味深长的。至少，它意味着美学不必在形迹可疑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之中随波逐流，相反，美学的哲学本位，其在日常生活和认识论双重层面上的崇高和超越追求的阐释，将是可以证明大有作为的”。刘俐俐教授从重读钱钟书《七缀集》获得的启发谈起，她认为文学现象是有价值的文学研究选题得以产生的丰富资源，也是文论教学的资源。同时，文学现象具有衍生功能，可将相类似或者相反现象联系起来比对，发现异同。文学现象的意义还在于它的复杂性，往往需要研究者改变文学观念和研究视野才能对之说清楚，这就间接促进了文学思想的拓展和更新。宋伟教授在提交的会议论文中认为：“只有破解传统的本体论思维方式，清洗传统形而上学的理论模式，文学理论的重构重写才可能会有一个新的开始和展开。”张荣翼教授的论文从身份、转向、媒体、对话和语境五方面梳理了文学研究的问题意识的思维模板，这对于问题意识的形成具有借鉴的意义。张永刚教授认为当代文学理论与实践的基本关系必须超越感受和信念的常识层面，在理论内部进行探讨才能深入认识。王苏生教授主张应从问题意识、批判精神和本体思考入手，最终才能达到本土化、民族化、中国特色的独创文学理论的建立。刘慧姝则揭示了存在论对学科建构的积极意义。程镇海认为从当前现实和实践出发，借鉴西方，兼顾传统的“再生性”。#p#分页标题#e#   二、古典文论的现代阐释与价值   发掘中国古典美学与文论的现代价值以及阐释其当代意义，也是此次会议学者们所普遍思考的一个理论问题。许建平教授从甲骨文的意象思维说起，谈了本土意象思维的诸多方面及本民族意象叙事特性和风格。吴子林从孔子“游于艺”、“依于仁”、“据于德”和“志于道”的过程探讨了孔子之“学”的思想，进而由此论及人的人文化、社会化、个体化的完成，并超越“人伦日用”之生活世界，“上达”超验的形上领域。由为“人”到为“己”再到为“道”，人性得以全面发展，并最终实现了自我的创造性转化。程勇从儒家思想出发考察其对文艺审美的制度建设的可能性路向。孟庆丽对道家的“善行无辙迹”理论进行了美学阐释。张艳艳关注了庄子以气构生的身体观念与中古通感审美体验存在的勾连关系，由此认为通感体验的特性不仅在五官感官的互通，其本质应在超越具体感官层面的生命一体融通。张节末教授提交的论文从《诗经》比兴循环解释现象探究了“兴”起源的比类传统。李昌舒论述生活禅的主要特点及其美学意蕴，着重探讨“境”这一范畴，并尝试从生活禅的角度解读“境”进入美学范畴的原因所在。朱志荣教授阐释了他最近对《沧浪诗话》诗歌语言观的最新成果。朱教授认为应重视诗歌语言中的语音、音韵问题，应正确看待严羽认同前人论述与自我标榜问题（独创性问题），应仔细辨析严羽所面对的诗歌及看法问题。他也提及了做学问所遇到的困难、解决的办法及学术中品格的重要。刘凯对境界概念进行了多维探察，凸显其在传统思想中的价值及意义，同时展开了对境界美学内涵的思考及揭示出其整体性意义空间。   朱存明教授提交的论文认为老子的生态观对于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自身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为新的美学创造提供了有益的成分。他在生态美学的视野下评价老子体现的生态观，探索其在中国当代文化发展与建设中的意义。刘毅青的论文尝试从海外汉学家的中国文论研究的比较方法出发，探讨对我们的启示，他认为中国文论若要确立自我身份，最终还是必须以自身的历史文化经验为资源，探索人类生存的共同课题。黄键指出从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发现与体认其中的审美价值”以抗拒现代工具价值体系的策略必须克服独断论思维，以新的方式处理与工具体系的关系，中国文化传统才能为文化与社会的现展作出贡献。祁志祥提出了如何把古代文论思想内涵上的潜体系用合理的叙述结构展现出来，并揭示其诸环节之间的逻辑联系，建构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的重大课题。他以个人主持并独立完成的“十一五”国家级指南类高教教材《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所精心筛选的几十个古代文论重要范畴、命题为起点，论述了建构表现主义民族文论体系的方法。   三、困境、出路与方法：对当前文论教学的反思   王元骧教授认为当前文论界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理论研究脱离实际，不是从现状出发而是盲目追求西方，缺乏人文精神，思维能力的弱化是目前的突出问题。郭世轩思考了后现代语境下地方高师文论课教学的四大困境：师生间信息源不对称与价值坐标不统一，课堂内外的热难点不同步，感性理性的双向追求不协调。他认为解决的策略是：矫正信息源，兼容多视角，实现信息同源化；深挖经典内涵，划分层次性，建立多元化文化经典；扩大文化视野，关注热点，重新调整知识建构化；重视感性价值，确立新理性，确保感性理性协调化。张文杰认为文论教学的困境在于学生兴趣和积极性不高、文论课的价值受到质疑、市场功利主义影响、影视图像文化的冲击和对理论的漠视，出路在于文论自身的不断创新和阐释运用、学科配置的互渗以及直观性教学的探索。梁晓萍认为教材的本质主义倾向，电子媒介下文学的复杂性超出了文论的解释范围，90后经典文本阅读体验和理解的缺失，西方文论的“隔”和古代文论的遮蔽共同造成了教学的困境，她认为解决此等困境：教材要践行反本质主义思维，从文学实际出发探寻文学内在规律，体悟文学相对稳定的东西。乔东义看到了当今学生文化素养的不足，他认为出路不仅在于要加强文学教育，更重要的是加强以“五经”为代表的经典文学文献方面的修养。李丹发现学士毕业论文中存在的主题不清、主次不分、观点不明、理论与材料脱节等问题，她认为出路在于设置《文学批评》为必修课。张冬梅指出文论教学的问题是难度大、灌输教育、教学效果不理想，她认为出路在于建构主义理论的借鉴意义。葛红兵教授则从创意写作的角度提出文化创意产业“产业化”发展与高校对口专业教学尤其是中文及文艺学教育教学模式存在的多方面问题，他认为创意写作可先从文艺学内部改革，让其承担中文创意写作系统的孵化器：文艺学应成为高校中文教育教学改革的促进器，用创作论研究、创作论教育教学改革来带动中文创意写作系统的创生。   在了解困境、提出出路之后，就面临另一个问题，即文论教学中创新人才培养的方法问题。对此，张玉能教授提出了在西方文论中进行研究型教学的策略。他认为研究型教学的核心是培养学生的元典精神、质疑精神、创新精神，教会学生研究的方法。应以经典原著为根据，梳理关键问题，分析问题转换，分清各流派利弊得失，审视西方文论解决中国文艺问题的可行性和适应性，鼓励学生把西方文论作为建构中国特色当代文论的参照系，做到“洋为中用”，发展中国当代文论。杨文虎教授同样强调创造对于文论要存在和发展的必要与迫切。他认为，要有新人的加入和承继，对理论遗产保持开放态度，要对“人类共同的价值”和某些“不变的东西”加以关注，要“保卫文学的梦，阐发文学之梦的内涵”，要面对和解释新现象和问题，关注社会文化精神，然后再回到阅读和思考。之外还应对形而上关心和思索，这样文论才能为“创造一种新人类的可能性而做出贡献”。刘旭光教授在分析了文艺理论能够得到什么、应当做什么、可以希望什么以及怎么教之后，认为文论在后现代语境下的使命不是关于文学规律与本质的探讨，而是关于立场与理想的表达，它是对文学活动的反思与研究，它关注文学活动内部的变化，追问变化的意义。陆扬教授从德法大学建设的实际尤其是法国巴黎高师全球招生制度侧重对学生思维能力考察的变化角度谈了对文论教学的看法。#p#分页标题#e#   四、学科、创新与西方文论   方克强教授就文艺学与文化研究的关系在“后理论”的新基点上重申了学科立场。他重申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是学科本位的彰显，是社会发展趋势，更是文学自身运动的结果。后现代为文化研究涉足和覆盖文艺学领域提供了合法性。但如果弃文学而趋文化，跨学科甚或改变学科边界，就会出现“捍卫学科独立性的生存本能”。对于文化研究的崛起，他认为这与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普及化过程“大致重合”。在“后理论”时期，重返学科本位和文学焦点是可以期待的。徐妍认为当下文学批评正置身于“知识生产”的模式化时代。批评者失去了批评意识和基本判断，批评陷入尴尬且异常虚空。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回返到“审美基点”探寻新媒体背景下文学的新质，考察文学的外部关联，进而重建审美批评新秩序。   在理论的创新方面，苏宏斌教授对身体何以能够写作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身体不是写作的对象而是主体，不是主张作家要“写身体”而是要用身体写作。真正的身体写作主张的是身体而不是心灵为创作的主体。身体是一种灵化的肉，它与世界之间的交流构成了创作经验的前提。创作的基础是身体与世界之间的存在性交流。正是通过这种交流，世界对人来说才变得生动。交流中产生的感受和体验，构成了创作所要表达的意蕴。刘锋杰教授扼要地评判了学界重建文学政治维度的四种可能性策略：反本质主义与本质主义的合流共同解构审美论将文学引向政治之维；通过重新界定政治实施文学与政治的结合、语境论与关系论的同构，反消费主义成为诉求前提。刘教授主张重建文学的政治维度，应在文学审美性的指导下来理解这个政治维度的建构，以期能够既坚持文学的审美本质，同时又含蕴充分的政治意识。赵静蓉谈了记忆转向与文学理论研究的新思路，她强调记忆的重要性以及对文学理论研究的意义，指出文论界对历史与文学关系的忽略，认为探讨理论生成比站在理论的结果更重要。朱生坚以“泛政治化”为题，期望澄清“文学性”的本来面目。寇鹏程考察了“十七年”文学批评中“歪曲”话语的逻辑，并指出主观臆想性、政治集权性与主观恶意性，是“衍生出的三驾马车。汤拥华以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观的调整为参照思考了“理论如何更好地服务文学”的问题。肖伟胜的论文追溯了图像的谱系及其与视觉文化研究的关系，傅其林的论文探讨了喜剧的异质性存在及其哲学意义，曹谦认为朱光潜诗学与存在主义美学具有一定的互文性。李涛重温了赫拉普钦科的创作个性研究。   在西方文论方面，张旭曙辨析了形式范畴之本性，他详细考察了形式范畴的形成、特点、意义及品格等，他认为形式范畴的“恰切定性应当为既是元范畴又不是元范畴。形式是型塑、彰显西方文化精神特质（两个世界、本质之学、主客两分、因果目的、精密分析等）的宿根性因素之一”。赵建军论述了后现代语义的逻辑基础、关键问题及对未来的语义穿越问题。刘晓丽认为理论的误用是造成文学批评远离文学作品现象的原因之一，它产生的各种批评危害的不仅是作品，还降低了理论的品质。詹冬华认为西方“哲性批评”的原创性和辐射力值得深思，应将理论储备化约为整体经验，不断提升人类的精神境界。刘阳阐释了存在主义与中国文学的批判性融合的可能途径。王轻鸿强调信息科学在知识、思想、哲学层面对于文学研究转型的意义和价值。张瑜通过对“实践转向”的转向的考察和比较，试图呈现当代文学观念的发展脉搏。贾玮借助巴特“文本”概念变化的悖论，思考了文学理论的创新问题。仲红卫发现新型大众读物的出现不仅催生了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同时建构了初步的“文学公共领域”，并引领了“现代化”历程。   本次会议加强了交流、密切了合作，通过对经验的总结、问题的提出与反思、学科理论的探索，相信它一定会对今后中国文论研究和教学产生积极而深远地影响，这也是与会学者们所期待的。

文艺学或文学理论课程在大学中文系中是重要的理论课,文艺学分支较广,包括文学概论、西方文论以及古代文论等。在多年的理论课教学中,本人发现了很多与之相关的教学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文学关注与理论严重脱节、教材观念陈旧、内容老化,教材编写者与教学者、文学脱节。这些问题已经积弊成疾,亟待解决,如若不然,则教师不爱教,学生不爱学。久而久之,本来就很差的学生的理论水平会越来越差。我看了国外大学文学系文学理论课的教学视频,感觉完全和我们不一样。我们的教学,无论是国家级的,还是地方级的,在教材的编写上大同小异,讲课内容也大同小异,即使是文学概论精品课也基本逃不出既定的樊篱。而国外的文学理论课,完全就是关于文学的纯理论,比如耶鲁大学文学系的文学理论课就是如此。他们讲起来也不受教材所限,从心所欲不逾矩。我们国内的高校,几乎每个高校都有精品课,文学概论这门课程在各个高校称得上精品课的不在少数。然而,统观教材,讲课模式、方式基本就是大一统的局面,就像当前的电视剧,看得多了基本脉络一致,令人提不起兴趣。而且,更为严重的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大家都是这么教,学生都是这么学,最终的所获寥寥无几,文学理论课失去了它的血色,沦为一架干瘪的教学工具。   那么,这些问题的症结在什么地方?我们究竟如何才能突破这张无形的大网,把自己拯救出来,把学生拯救出来呢?还有,我们怎样能够力所能及地、自为地做这些事,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善自己,改良这些令人痛苦的现状?怎样自反地看待这些问题,应最起码成为我们思考的问题,成为解决问题的缺口和出站口。   一或许,在所有的问题中,教材才是问题的症结。时下所用的教材,不仅文学观念陈旧,而且意识形态色彩强烈。文学可以随心所欲地写,作为文学姊妹的文学理论却与之相去甚远。这不能不是一个令人绝望的现实,本来同宗同系的文学理论似乎专意于一项严肃的事务,将文学抛得远远。   文学理论能否简短一些,能否淡化意识形态,或者改变体例,我认为这是我们应该重新考虑的事务。在中国传统文学史上,文学理论都与文学本身没什么两样,比如《文心雕龙》、《诗品》,以及各类诗话词话等,既是文学理论,又是文学作品。   不仅文学理论,文学史在之前也出现过如此问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意识形态色彩太浓,淹没了文学本身的文学性,后来谢冕、陈思和等人所编写的文学史就像大雨之后的街道,焕然一新。从1980年代夏至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到1988年之后直至今日的文学史已经卸去了沉重的历史包袱,转换成新的面孔。如今文学史已经不是问题,而文学理论却到了相应的时期,它的痼疾一部分和当年的文学史所面临的问题一样。是到了重写文学理论的时候了!   要重写文学理论,首先,要一扫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解放思想,抛去沉重的包袱、沉重的枷锁。   要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凸显文学性,抛弃八股体例,根据现有的实际情况灵活制体。文学理论应跟得上文学的发展轨道,不能文学已经变样了,多元化了,文学理论依然是老面孔、老思维。目前的情况是,文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文学作品数量与年剧增,而且文学的表现形式,文学创作观念,文学思潮以及文学体裁都发生了变化。作为重写的文学理论,要能及时地将这些新的东西融入进去,比如文学思潮里的在场主义散文、小说创作的神实主义创作理念等就是很新鲜的现象。   不仅如此,既要加进新的东西,更要淘汰一部分陈旧的东西。有些已经非常陈旧的或者已经退化为普及性知识的内容可以不再重复编写进去。比如文体学一章,我认为就没必要再浓抹重彩,略略提及即可。比如什么是小说,什么是散文,什么是诗歌,这些大家都知道的没必要再去重复。相反,应力将新出现的东西浓彩重抹。再比如,当下新媒体对文学的影响也应作为一个新的问题来研究。   目前的教材多将视听艺术、新媒体文学排斥在外,或者还没有办法顾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文学理论应该跟进文学进程。此外,有关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流派方面的内容,过去的教材总是在文末最后的部分稍微提及,我认为这个应该重笔来写。国外的文学理论课就是讲各家各派的文学理论,而不是像我们一样从本质讲起,讲什么是文学、然后再讲文学的种类等等,这样讲下来的内容所涉猎的都是大文学(泛文学)或者表象文学的基本常识,没有深入到文学真正的内层去。这些浅表性的理论大而化之,缺乏具体坚实的文学根基,因而看起来什么都讲到了,但实际上什么也得不到。对文学批评或理论流派加重笔墨,目的在于突出理论而不是“概论”的作用,既然涉及到了理论,那就将理论落到实处,至少有一部分要落到实处。在大的方向上,是否可以抛开先入为主的本质主义观念及其做法,我想这个问题值得重新思考。本质主义观念指导下的教材容易搞成千书一面的格局,只要有个统一的核心,其它都能填充进去,于是呈现出大同小异的面目,乏有新意和新鲜感。   二上面所述是目前教材存在的问题。其次,教师本人的问题也很严重,目前中文系的理论课已经变得面目狰狞,乏善可称。这主要表现在,教理论课的教师文学素养并不高,或者说文学素养高的不多。他们长期以从事教育为生,为谋生手段,学院派的体制以及职称制度的单一化使得教师们以论文的数量作为生存之道,他们往往不在文学现场,或者很少关注文学现象,作为批评者的教师只是根据自己所需选取很少量的作品来看,对于文学现实缺少现场性和关怀。由于批评者不在文学现场,所以对文学的批评缺乏足够的感性认识。   他们或者以卖弄艰深的理论示人,体例为严格论文形式的八股文,或者以吹捧为主,不讲真话实话,人云亦云。这两种情况都是以功利为目的,对于文学的现状及其发展没有多少建设性意义。教师应处于批评领域的前沿阵地,应是批评话语强有力的持有者。但是,由于教师只是将文学作品当作自己从事科研的工具以及上课的佐料,所以文学作品在他们那里不过就是文学理论的附庸,不过就是他盛装自己所谓的知识的器皿。大多数学院派的批评者们所写的文学理论或文学批评生硬难懂,读者看不懂,作家不认可。他们的文章哲思多于诗思,把充满美感的文学作品解读得面目全非,令人望而生畏,就像是把一朵鲜花一瓣一瓣地撕落在地。#p#分页标题#e#   由于批评者或者学院派教师长期从事教学,以及为职称等体制所压迫,很少有人既能从事创作,又能从事研究。大多数教师都以科研为主,真正要搞创作,对他们来说,一方面不实用,不划算,因为评职称不算数,一方面大多数教师理性思维有余,感性思维不足,真正要他们创作,实际水平很难示众。教师既不熟悉文学、不关心文学,不在场,自己又不会创作,两方加起来,就会越来越脱离真正的研究对象。不仅思维习惯固化,僵化,而且语言也缺乏文学性。如果文学修养高的话,文学性的语言和理论化的语言原本也可以互为表里,不相冲突。但如果自身文学修养都不高,那难免使理论语言玄奥深涩,读来味同嚼蜡,无味可留。一旦脱离了源头活水或真正的对象,文学理论或文学批评就干枯无味、乏善可陈了。这样教下去,年复一年,文学理论越来越成为一门独立的理论课,跟文学的关系越来越疏离,也逐渐失去了文学性。它的美感、它的感性的一面消失殆尽。   教材当然也是学院派的教师们写的,长期的不诗思,导致他们在编写教材时,就会出现上述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于教师本人,虽然我们无法改变体制,但可以改变自己。作为从事文学批评工作的教师,如果处处以工具理性为指导,那么做任何事就会以看其是否有用为主,而且往往看到的是眼前的利益。教师应尽可能地放下包袱,尽量用多的时间看大量的文学作品,关注、关怀文学的现状及发展态势。如果有可能的话,最好自己利用业余时间,亲自操刀,搞点文学创作,这样就有了经验。有了经验性的体会,有了切身的感受,才能理解作家、理解文学,也才会给予人温暖与感动,就像文学给予我们的温暖和感动一样。否则,那种冷冰冰的理论者的姿态只会使人们对理论望而生厌、望而生畏,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文学的兴趣。如果读者的面前同时摆放了小说和理论书,大概拿起小说看的人还是比理论书的人多。文学创作是鲜活的、及时的,是生命之树,而理论总是滞后,是理性的。如果自己缺乏文学的感悟、缺乏对文学的理解,那只会使理论更为理论。如果能够真正体会文学、体验文学,那文学理论也会锦上添花或变成一朵花。我本人很喜欢看既是作家或诗人又是评论家的作者们的批评类文章,他们在写批评类文章时,得心应手,似信手拈来,轻轻点到,又新锐无比,看他们的评论你会将之混同于他们的创作。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在思维上和语言上都是审美化的,没有被理论格式化。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学习作家。   我们也可以说教材只是所有事情的一个引线,它引出了一串与之相关的问题。但教材有时无形当中也控制了主体。就拿考研来说,文学理论所考内容基本也都出自教材本身。为了考研的学生,将该教材看得很重,教师为了增加学生的考研率,也会将此教材奉若神明。暗中的、无形的力量在牵引着教师和学生,都抱有极强的功利心理。   如何打碎这样一个链环,可以说是全盘之事,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要怎样去改变这些种种现状,实在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三我们不妨可以借鉴下国外文学理论课的教学经验和教学方法。他们重论我们重史,他们的文学理论课是名副其实的文学理论课,而不是文学概论。理论一旦概化了,容易搞成一刀切,搞成本质主义的东西,一旦成为史,很容易滑入黑格尔逻辑主义的窠臼。即先设立一个起点,也就是从文学本质论开始,然后逐章逐节地按照逻辑的、历史的线索演绎下去,最后得出一个圆满的答案,国内教材一般都这样。教师也是这样上,考试也是这样考,循规蹈矩的教材与教学方法固化了教师和学生的头脑。久而久之,大家都把它当作是一门课程,是否能够真正起到什么作用或者达到什么社会效果,没人关心。相反地,国外的文学理论课就是讲各家各派的文学理论,从柏拉图一直讲到现当代,讲得很具体很实在。我们的文学概论上下来,基本也跟写作课差不多,看起来什么都讲了,但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只是大而化之的一些皮毛的内容。我认为,这样的科目教下来对学生没什么真正的用处。   文学理论到了要改革的时候了,只有改革才能给死气沉沉的理论课带来新的曙光和生机。如果把文学看作一朵花的话,她的姊妹文学理论也应该是一朵花。那么,它还能够成为一朵花吗?

本文作者：徐鹏绪 张咏梅 单位：青岛大学文学院

一、周作人对传统文学价值的宏观认识

“五四”是一个狂热反传统的时代,西方的文化和美学观念被大量引进和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典艺术由此失去了过去被崇尚和仿效的地位,甚至成为被质疑的对象。周作人却用另一种理性的眼光审视传统,发掘中国传统文学资源的价值,并赋予它们新的意义。在“五四”那个文学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许多人倾向于把传统的文学形式和文学语言作为传统思想的载体,一概加以否定。但是周作人对中国传统文学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大胆肯定传统文学的价值,认为文学艺术的发展具有必然的连续性,新文学的发展必然受到传统文学的影响,因为“一个人的思想艺术无论怎样杰出,但是无形中总受着他的民族的总文化的影响,———利益或限制”[1](P43)。他说传统有两种,一种是“不适宜于现在”的“过去的道德习俗”;一种是“混在我们的血脉里”的“趣味的遗传”[2](P13)。传统思想中坏的东西,我们应该尽量摒弃,而“超越善恶而又无可排除的传统,却也未必少,如因了汉字而生的种种修辞方法,在我们用了汉字写东西的时候总摆脱不掉的”[2](P40)。在他看来,文学是本能的属于一个民族的,一个民族的文学传统就像血液中的东西一样,不会轻易地因外来的影响而改变。他非常自信地说:“凡是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以不模仿什么人为惟一的条件,听凭他自发的用任何种的文字,写任何种的思想,他的结果仍是一篇‘中国的’文艺作品,有他的特殊的个性与共通的国民性相并存在,虽然这上边可以有许多的外来影响。这样的国粹直沁进我们的脑神经里,用不着保存,自然永久存在,也本不会消灭的。”[3](P12)他在给青年讲怎样作文学时说,有一点必须注意,即“了解中国文学的传统”,因为“无论现在文学新到哪里去,总之还是用汉字写的,就这一点便逃不出传统的圈子。中国人的人生观也还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立起一条为人生的文学的统系,其间随时加上些道家思想的分子,正好作为补偏救弊之用,使得调和渐近自然”[4](P9)。

“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打倒文言文,建设白话文。但周作人认为“讲国语文学的人不能对于古文有所歧视,因为他是古代的文章语,是现代文章语的先人,虽然中间世系有点断缺了,这个系属与趋势总还是暗地里接续着,白话文学的流派决不是与古文对抗从别个源头发生出来的”[5](P64)。对有些人骂古文学不好,说20世纪的人不应当看19世纪的东西,周作人说,20世纪的人,也是从18世纪19世纪一步一步进化来的,虽然一时代有一时代可喜可悲的事体,前后的情形不同,但是古今的感情一样,并没有什么多大的特殊。他认为“文学是借用文字了解人的意思的”,“对于古文白话,拿常识作根据去应付他,达到不要限制自由的目的”[6](P104)。在周作人看来,古文“并不是全要不得的东西”,而是“有许多原是可用的材料”[7](P1),正如前清的一套衣冠,经过一番挑拣、洗刷、改裁,仍然大有用处,只是不能再那样穿戴。他把自古以来的古文分作两类,“一类是左国庄韩司马的古文,一类是韩愈以后的古文。第一类是以古文体写的文章,里边有写得很好的,我们读了知道欢喜知道赏识,却又知道绝对做不来,至多只好略略学点手法拣点材料来加入我们自己的文章里”,第二类则“文章自然不至于不通,然而没有生命”[8](P125),不值得读,却易学易模拟。鲁迅在答复《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时主张青年不看或少看中国的古书,是极端的反复古主义的态度,在这一问题上,周作人与鲁迅的态度不同。他主张“古书是绝对的可读,只要读的人是‘通’的”[9](P101)。如果是强迫的全读,则古书是绝对的不可读。周作人并不是要复归于封建传统,并不是一个穿着现代衣服的士大夫文人,他是非常理性地对待传统文学资源的。他甚至提议“大学里———至少是北京大学应该正式地‘读经’,把儒教的重要的经典,例如《易》,《诗》,《书》,一部部地来讲读”,目的是要以宽宏的历史的眼光,“照在现代科学知识的日光里,用言语历史学来解释它的意义,用‘社会人类学’来阐明它的本相”[10](P76)。即使对程式化发展到极致的旧文学的代表———八股文,周作人亦认为它是“中国文学的结晶”,因为它“集合古今骈散的菁华,凡是从汉字的特别性质演出的一切微妙的游艺也都包括在内”[10](P78)。

他认为如果要了解中国文学而不通八股文,结果是“既不能通旧的传统之极致,亦遂不能知新的反动之起源”[10](P76)。周作人这么说并非要复古,相反,他对复古与排外都是有着深深忧虑的。早在1922年,由当时思想界复古的情形,推测将来的趋势,他就推断国粹主义勃兴的“必然的两种倾向是复古与排外”[9](P88),而复古与排外都是周作人所不愿看到的。他不遗余力地与复古进行斗争,对五四文学新人、新作竭力加以扶植。当文坛上道学家们围攻新文学作品———郁达夫的《沉沦》、汪静之《蕙的风》时,他写出了《沉沦》、《情诗》、《什么是不道德的文学》等文为之辩护,以明晰的眼光对新文学加以评判,提出“无论凭了道德或法律的名去干涉艺术,都是法赛利人的行为”,并且预言“倚了传统的威势去压迫异端的文艺,当时可以暂占优势,但在后世看看往往只是自己‘献丑’”[6](P730)。可以看出,周氏是以一种科学辩证的眼光来审视中国传统文学的。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他既不像文化激进主义者那样彻底否定传统文学的价值,也不像文化保守主义者那样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更非“复古”。他以经过科学洗礼的现代眼光看待传统,既识别传统残留的野蛮遗迹,又重视探究中国传统文学的正面影响和民族特色,显示出对“五四”时期传统现代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理性审视与思考。

二、周作人对传统文学的不同价值取向之原因考察

周作人在科学地认识传统文学价值的基础上,开始向传统文学发掘其具有现代意义的价值资源。他推崇晚明文学,喜读各种杂书和笔记文,抨击唐宋八大家尤其是韩愈的文章,这里自有周作人个人的性情偏好,但更深层的原因应该是对“文以载道”说的一种反拨。周作人对晚明文学颇有好感,他推崇公安三袁的文章,并且把中国近代文学的源头上溯到晚明,认为“五四”现代文学是晚明文学的复兴,主要因为晚明是一个思想和文章都解放的时代,和“五四”时期正有许多相似之处。他说:“明季的乱世有许多情形与现代相似,这很使我们对于明季人有亲近之感,公安派反抗正统派的复古运动自然更引起我们的同感……我佩服公安派在明末新文学运动上的见识与魄力,想搜集湮没的三袁著作来看看,我与公安派的情分便是如此。”[8](P61)周作人推崇六朝散文,说南北朝人著书,“多以骈俪行之,亦均质雅可颂”,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郦道元的《水经注》,杨之《洛阳伽蓝记》等都是“篇章之珠泽,文采之邓林”[6](P404)。因此他说读六朝文要比读八大家好,“即受害亦较轻,用旧话来说,不至害人心术也”[11](P35)。他说“读周秦文以至汉文,总是华实兼具,态度也安详沉着,没有那种奔竞躁进气”[4](P60)。在周作人看来,所谓古代的东西并非就是难于接受的,相反愈是古代留下来的精华愈为现代人所理解,古典文学中他喜欢《诗经》,以国风为主,陶渊明的诗向来喜欢。#p#分页标题#e#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群众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性已取得广泛共识。泸溪县作为湖南省少数民族聚居区，其群众文化事业发展有一定特殊性。强化基层群众文化人才队伍建设；丰富活动内容、创新活动形式，打造更多群众文化活动品牌；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强化对外交流，共同推进群众文化事业建设与发展。

〔关键词〕新时代；群众文化；建设；发展

发展群众文化尤其是基层群众文化，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有利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将“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纳入2020年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主要目标之一，并对“活跃群众文化生活”做出具体政策要求；党的报告明确提出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群众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性已取得广泛共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群众文化发展迎来大好机遇的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

一、民族地区开展群众文化建设和发展的特殊性

一是促进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泸溪县是土家族苗族聚居地，具有独特语言、习俗和思想；拥有踏虎凿花、辰河高腔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傩面具、苗族跳香等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群众文化建设奠定基础。而在群众文化活动开展过程中，融合民族传统文化元素，依据时代需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利于促进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二是促进各类民族文化相互渗透。民族文化是在与传统汉文化、其他民族文化融合中不断发展的。泸溪县以土家族、苗族和汉族为主，分布少量白族、侗族等少数民族。以各族传统文化为基础，开展多种形式的群众文化活动，有利于促进民族间文化交流、渗透和融合。三是部分传统民族习俗为群众文化开展带来挑战。传统的神灵崇拜、生活禁忌、丧葬习俗等对群众文化建设产生一定负面影响；由于语言、地理位置等原因，部分少数民族群众对新生和外来文化有着天然的排斥，影响群众文化活动开展。四是民族地区较为落后的经济状况制约了群众文化事业发展。泸溪县是国家级贫困县，GDP常年居于湖南省靠后位置。

二、我县群众文化事业发展现状

（一）群众文化事业发展取得的成绩

1　问题的提出   针对翻译工作，著名翻译家王佐良先生曾经说过：“翻译里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就是两种文化的不同。在一种文化里一些不言而喻的东西，在另外一种文化里却要花费很大的力气加以解释”。从事中医药英语翻译（以下简称“中医英译”）的工作者，可能对这番话有着最直接的感受。   我国的中医药事业是几千年来由中华民族对人体疾患从哲学、道教、佛学、儒教、环境与人和谐并存等方面，不断总结、深化、精炼、提高而自成体系的。据史料记载，中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殷朝，有着悠久的历史，是历代华夏儿女扬精华、弃糟粕与传承的结果，承载着厚重的华夏文化。   现代医学的历史仅有两三百年，是16世纪文艺复兴以后由传统的希腊古医学发展而来的，后来的发展基本上背离了古希腊医学的原始道路。   很显然中医和现代医学在文化基础、发展理念、发展道路、发展趋势、语言（汉语和英语）等各个方面都是截然不同的，这就给中医英译工作带来诸多困难。本文试图结合上述因素论述中医英译中应当引起重视的几个问题，使中医英译既能完整准确地让目标语读者真正了解中医，又能切实保留中医的特色。   2　中医英译中应引起重视的几个问题   2．1　文化的冲突   中医英译过程中存在着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不可调和性。中医文化当前作为一种弱势文化，无论是其本身的传承还是其翻译著作的推广，都会受到强势文化的排挤和冲击，处于挨打的地位［1］。当今中国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得到了巨大发展，国际地位日益提升，全世界开始瞩目中国和中国文化。因此，中医英译者应在外来强势文化与本土弱势文化冲突中，通过中医英译捍卫我们的民族文化，呼吁世界认同［2］。但人们对任何事物都有一个认知过程，对于中医也是如此。因此，在西方社会还没有接受中医药文化时，中医英译不能仅翻译中医的基础理论、古老药方和经典著作等，而应该更多地介绍一些中医药治疗世界性医疗难题的典型案例。大力宣传中医药疗效，是让西方文化接受中医药文化的重要措施，这一点应当成为中医英译者的首要任务，也是促使中医文化走向“强势”的必由之路。   2．2　与时俱进的中医理论   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医药理论也在不断弃旧更新。如果中医英译者不能及时了解中医药的最新发展和弃旧更新的知识内容，仍然按照原始的著述进行翻译，势必降低中医药在新时代的地位。如对板蓝根药理作用的认识，板蓝根本身并不具有杀灭病毒的作用，它作用于人体后，对人体免疫系统产生了作用，激发了人体潜能，促进患者病愈［2］。而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人们对“板蓝根”并没有如此深刻的认识。类似的中医药新理论、新发展在中医英译工作中必须及时体现，与时俱进，才能确保中医英译的准确性。   2．3　学院教育和传承教育的区别   “默会知识”的概念最早由英国化学家、哲学家波兰尼提出。他认为人类知识有两种：一种是显性知识，一种是默会知识。所谓“默会知识”是指高度个体化的、难以形式化的或沟通的、难以与他人共享的知识，通常以个人经验、印象、感悟、团队的默契、技术诀窍、组织文化、风俗等形式存在。波兰尼认为，默会知识是一种理解力、是一种领会。默会知识是一切知识之源，默会知识显性化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知识创新的过程。默会知识的获得需要经过特定的过程，其中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潜移默化。   潜移默化是个体间共享默会知识的过程，其默会知识的获取要通过共同的活动来进行，潜移默化得以实施的最佳模式是“师傅带徒弟”的模式［3］。   学院教育体制使中医教育的主体脱离了师承教育的模式。学院教育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其最大的缺陷就是教材和课堂不能完整的反映中医的深奥内涵，课堂教育的形式很难实现中医知识的潜移默化。因为中医文化的内涵恰恰就是中医药知识的隐性部分，师承教育对传递这部分隐性知识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就给中医英译者带来一个现实问题，即目前的教材和古籍基本上是以学院式教育为基础的，翻译成西方文化所能接受的译文也是学院式教育的文本，这与传统中医药理论和实践是相违背的。如何在中医英译过程中，充分体现中医的传承式教育，使西方学者能够懂得中医药的真正内涵从而获得“默会知识”，这是中医英译中一个非常尴尬却又十分现实的问题。   我们认为，中医默会知识的获得离不开师带徒的传承模式。因为隐性知识往往无法用语言直接表达出来，只有师带徒的形式才能实现对这种隐性知识的传授。因此，在中医英译中译者应当具有比较丰富的中医临床诊治经验，同时具有比较丰富的英语日常俗语，而不是满篇呆板的直译。   张功等云：“日读《黄帝内经》，反复多遍，每读每有新意，多有不同，最后‘一头雾水’。查字典，询国学师，复又明。”“知识像加了密的电码，要翻译‘滴滴答’、‘嗒滴答’，只有向‘师傅’要密码”［4］。简短几句感言对肯定师带徒的传承式教育很有说服力。   2．4　谨慎翻译名称   在汉语中，人的名称可以用不同字形表示，这是鉴于汉语起源于象形文字。汉语中一种发音可以有几个甚至几十个不同的汉字相对应，采用繁体字或简体字也会使人的名称不同。在中医英译中，由于西方文化采用的是字母拼接的形式，中国人的名字又以汉语拼音标注，因此，稍不注意而出现误解是中医英译最容易出现的问题。   在中医英译中，刘九茹建议，我国历代著名医学家如张仲景、王叔和、李时珍等名称的英译按照惯例一般采用汉语拼音音译的方法，如“张仲景”译为“Zhang　Zhong－jing”，“王叔和”译为“Wang　Shu－he”，“李时珍”译为“Li　Shi－zhen”等；朝代的名称，如“元朝”译为“Yuan　Dynasty”，“商朝”译为“ShangDynasty”等。由于汉语拼音在标注名称类词汇时经常出现音同字不同的现象，如不加以特别处理极易被误译。例如Huang　Di可以代表“皇帝”或“黄帝”；Qi可以是“岐”、“齐”、“祁”或“戚”；jin可以是“金”或“晋”等诸如此类［5］。为避免错译或误解，英译时此类问题建议结合两种方式，即侧重人物和朝代名称的可以在拼音后加注汉字，例如ZhangZhong－jing（张仲景），Wang　Shu－he（王叔和），JinDynasty（晋朝）；侧重人物和朝代生卒年代的，可以在人名汉语拼音直译后面加注时间标识，例如：孙思邈Sun　Si－miao（AD581－682）、汉朝Han　Dynasty（BC206－AD220）等。#p#分页标题#e#   总而言之，中医药英译与一般性文学资料的翻译有明显不同，出现汉字和汉语拼音标注是保持中医药文化特色的一个重要标志，不可省略，更不可随意。文字翻译又与口译不同，口译时遇到这种情况可当场做额外的解释。   2．5　等值翻译   等值翻译，字面理解就是两种语言的信息量对等，而不是文字、词汇数量的大致对等。古代汉学文化基本上由古汉语、文言文、词赋、四字格成语、六字诀、七言五字诗等构成。这些古代汉学文化的特点是文字简练但信息量大，翻译成现代文字往往在词句数量上不成比例。中医药文化孕育于汉学文化，发展于汉学文化，上述特点同样突出。因此，中医英译必须重视等值翻译，即信息量对等。从数学角度理解即为等号两侧的信息量相等而非语言词汇数量相等，即“汉语词汇表达的信息量＝英译文词汇反映的信息量”。   从中医英译的角度说，还有另一层意思，那就是译文传递的信息量应满足双向互译的原则。如果从汉语译成英文后，再反向回译，回译反映的信息量不能满足源语言表达的全部信息量，那这个翻译是不成功的，没有实现“信、达、雅”的标准要求。郭先英在《中医英语等值翻译的语用研究》一文中对此做了比较深入的论述［6］。   2．6　长句的翻译   中医英译工作，除了带有中医药专业特点之外，其本质是语言文字的翻译。尽管中医英译中有大量的汉语拼音标注甚至是汉字直接加注，但是还要遵从目标语的语法结构和顺序。特别是长句的翻译［7］，决不能走目前网络上中式英语的道路。对此曾有人提出顺译法、逆译法、综合法、拆离法、改变顺序法、插入法和重组法等，还有人提出长句的翻译应视具体情况结合意群的分布等因素综合考虑。我们在参与《国际标准化英文版中医教材•中医基础理论》的编译工作中遇到不少此类句子，现举两例如下。   例1：《难经》内容简要，辨析精微，涉及生理、病理、诊断、病证、治疗等各个方面，尤其对脉学有较详悉而精当的论述和创见。译文：The　contents　in　The　Classic　of　DifficultIssues　involve　various　respects　of　physiology，pa－thology，diagnostics，disease　patterns　and　therapeu－tics，especially　pulse　lore　in　which　comprehensiveand　clear　explanation　and　new　ideas　are　given．   翻译特点：此例该长句采用的是分译法。   例2：人体是由若干脏腑、形体、官窍组成的，而各个脏腑、形体和官窍各有不同的结构和机能，但它们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相互制约和相互为用的。译文：The　human　body　is　composed　of　severalviscera，body　constituents，and　orifices．Each　ofthem　has　it　sown　structure　and　function；however，they　are　not　isolated，but　mutually　relative，restric－tive　and　dependent．   翻译特点：此例采用了重组或综合译法。   2．7　不同的学术观点   出于不同的目的和思想意识，对中医药持不同观点和态度的人很多。近几年出现了对中医药的质疑和毁誉之声，有的人甚至是某个专业的知名人士。   对待这些对中医药持不同观点或持反面意见的评价和言论，中医药从业者或中医药事业的热爱者当然会据理力争、强力反驳。如文献［8］从孙中山、鲁迅、章太炎等历史名人对中医药的维护，甲骨文及巫在历史文明进步中的积极作用，对中药常识的误解，对“医为仁术”的误解等多个方面有理有据地进行了分析和辩驳。类似问题中医英译者应当给予充分重视，将这类反驳诋毁中医药言论及时翻译给西方中医药学者，使目标语读者从正反两个方面认识中医药具有现实意义。   2．8　“四字格”语体   人们通常把汉语四字言体形成的格式统称为“四字格”。“四字格”在中医古籍书中经常出现，占有很大的比例。有人进行过统计，在《素问》中仅前30篇，“四字格”词组就占了约39％。在中医术语类词典《WHO　International　Standard　Terminologieson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the　Western　Pacific　Re－gion》和《传统医学名词术语国际标准》中，“四字格”术语所占比例也高达21．4％。可见在中医语言词汇中，“四字格”语句极其重要，中医英译针对“四字格”语句也显得十分重要。   张登峰提出了几种中医“四字格”语句的翻译技巧，即译语与原文基本保持一致的，可完全对应翻译；原文与译语词序和结构部分对应的，可采取不完全对应翻译；完全不对应的，即无法对应［9］。   完全对应的翻译例句：扶正祛邪：reinforce　the　health　qi　an　deliminatethe　pathogenic　factors；痰热结胸：phlegm－heat　accumulated　in　chest；不完全对应的翻译例句：面色晦暗：darkish　complexion；胞生痰核：phlegm　node　of　the　eyelid；无法对应的翻译例句：关节疼痛：arthralgia；经期延长：menostaxis．这里我们应当注意的是，汉语与英语在词组组合的规则上存在较大差异，翻译时应先对“四字格”词组的修饰关系进行分析，然后再整体考虑符合英语表达方式的译文。#p#分页标题#e#   3　结论   中医英译工作应引起重视的事项有很多，本文仅从几个方面做了提示性论述。在中医英译过程中考虑多方面因素，不仅不会削弱翻译水准，相反会大大提高中医药信息量的译释质量。因此我们主张不仅要翻译教材、教学大纲、中医药古籍、药典等，还应通过对有利于促进中医药传播的信息资料的翻译，提升中医药的国际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