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思想范例

一、对于乾隆御制诗作的研究

近年来，随着对乾隆研究的深入，对其御制诗作的重视程度也日益增强，具体的研究成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从文献学的角度对其诗作进行整理出版。这些著作或将其诗作纠集成册，或以某一特定专题对其御制诗做专门性的辑录、出版，或对诗歌总集进行刊误、版本考察。如《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⑥将乾隆所有的诗文进行辑录，以便查找与研究。选本则有孙丕任、卜维义的《乾隆诗选》⑦，吴景仁的《乾隆蓟州诗集》⑧和石光明、董光和等的《乾隆御制文物鉴赏诗》⑨、《乾隆皇帝咏西苑北海御制诗》⑩等。《乾隆诗选》共选录乾隆御制诗190首，按照写作年代加以编排，并对所选诗作进行了简要的注释和题解，一些字词和典故也作了详细的笺注，有助于读者了解其诗作的概貌；《乾隆御制文物鉴赏诗》将乾隆存世的咏颂古器物诗作选录成册，全书分为《咏绘画》、《咏玉器》、《咏陶瓷》、《咏漆器》、《咏砚》五大类，为读者提供了可资研究和鉴赏的资料；《乾隆皇帝咏西苑北海御制诗》则是从光绪五年（1879）清廷刻印的《高宗纯皇帝御制诗集》中摘录咏西苑北海诗文639题701首，加上高宗御制《白塔山总记》、《塔山四面记》以及《永安寺古井记》、《御制玉瓮歌》一并结集成册，并附以建筑及景物现状照片近百幅，便于作者直观的了解乾隆咏物诗。这一类的论文如《清乾隆皇帝御制南海子诗文辑录》、《清•乾隆皇帝咏香山静宜园御制诗》等。对于乾隆诗作版本进行考察的成果主要是一些论文，晏爱红的《乾隆〈乐善堂全集〉版本改定考》对《乐善堂全集》的版本进行了考察。此外还有单嘉玖的《〈御制乐善堂记〉册页及其修复》、李人俞的《〈高宗御制诗集〉注释中的一处错误》等。这一类论文很少，都是从细微处入手，或对乾隆诗选的某一版本进行源流考订，或对其诗选的注释进行考察。从文献学角度来看，这一部分研究成果对于乾隆诗作的整理与考订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第二，从文艺学的角度对乾隆诗作进行评价或研究。这一类别还未出现专门性的著作，只是在学者撰写的清高宗的传记中附带提及。具有代表性的如钱宗范的《乾隆》，其中第九部分以若干具体诗作为例，较为深入地剖析了清高宗御制诗的艺术水平和历史价值。在思想内容上，他认为：“乾隆的多数诗歌，是紧紧结合了他的政治活动而写的，不仅通俗易懂，而且具有现实主义的色彩。”周远廉的《帝大传》中第十三章第一节也简要论及了乾隆诗作，他认为：“总的来看，乾隆帝之诗，很多是纪实之作，包含了相当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政治含义，或述某事某制，或言己之政见，或为争取汉族名流学者，或臧否人物评论史事，从政治、历史的角度看，还是颇有价值的。”孙文良、张杰、郑川水所著《乾隆帝》第八章第一节中说：“乾隆留下的诗，技巧虽不足称道，内容却很珍贵”，“简言之，乾隆的诗是他一生政治活动和日常生活的实录，在他执政期间清帝国所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都可以从诗中看到”，“水灾之重，人民苦难之深付笔端，使人们对‘康乾盛世’有更全面的了解，可补正史之不足。”郭成康在《乾隆正传》一书中也称论乾隆诗作“不暇锤炼，以整体上来看，被后人评为‘格调不高，佳作不多’”，“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审视，这些近于苛刻的评论也许并不错，但乾隆数以万计的诗章中也时见清新自然的篇什。特别应该指出的是，皇帝献给孝贤皇后的上百首诗，堪称最见真情的上乘佳作。”更重要的是，“乾隆诗的价值在它的纪实性，古人有言‘诗以证史’，数以万计的‘御制诗’弥补了《清高宗实录》的不足，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可以说是18世纪中国的一部诗史。”由此可见，乾隆诗作虽已引起学者的注意，但相对文学性而言，它的历史价值受到的关注更多，大家对其诗作的评价大多集中在史学意义的阐述上。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并不多，现有的论文或探讨其诗作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等，或通过诗歌来探讨乾隆某一时期或者某一方面的心态。典型的如戴逸的《我国最多产的一位诗人———乾隆帝》，该文第一次全面论述了清高宗御制诗的得与失，归纳其诗风为：“不拘格律，不事雕琢”、“不主张立异，不使用绮词丽句”，“他的诗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正襟危坐的道学气味，绝没有儿女情、脂粉气”。作者在深入解析、研究御制诗基础上，从历史的视角发掘出了各类御制诗的价值，并且认为“乾隆的诗，历史的价值大大超过了艺术价值。”。刘庆宇的《试论乾隆少年时代的佛教观—————以〈乐善堂全集〉为中心》从《乐善堂全集》诗文的解读中对乾隆少年时代的佛教观进行了分析。而傅东光的《御笔〈林下戏题卷〉与乾隆晚年的“林下人”心境》则从乾隆御笔《林下戏题卷》入手，籍乾隆不同时期所作的6首《林下》诗，探索其晚年归政过程中内心世界不断变迁的发展轨迹。钱宗范的《乾隆诗歌探析》，史礼心的《“十全老人”“十全”诗———清高宗乾隆的诗歌创作》、曹东方的《乾隆诗简论》等都从内容与艺术特色两个方面对乾隆诗作进行了分析；孙继心的《从避暑山庄的三块诗匾看乾隆皇帝的晚年心绪》、段钟嵘的《从山庄诗文看乾隆对儒道佛的态度》、江滢河的《乾隆御制诗中的西画观》等都通过对其诗作的分析探讨乾隆的心态。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对于乾隆诗作进行简单赏析的文章，如刘宝琴的《乾隆避暑山庄诗注释》、恩淑玲的《乾隆皇帝咏五台诗注释》等，承德师专避暑山庄诗选注小组也进行了一系列的乾隆诗作的选注。近年来，还有一些硕士、博士论文对乾隆诗作进行了专题的研究，如崔岩青的《清高宗御制纪事咏史诗研究》从史学史的角度考察御制纪事咏史诗的史学价值、史学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清高宗的历史观、史学意识与成就。刘冬的《清高宗御制水利诗与乾隆治水》从乾隆御制的水利诗入手，对乾隆年间的水害，以及所采取的一系列治水措施进行了考察。章采烈《论乾隆御制〈四库全书〉诗的史料价值》对乾隆三十九年（1774）至嘉庆二年（1797）期间所写的107首关于《四库全书》编纂的诗歌进行了分类，认为诗作客观而真实地记载了《四库全书》纂修的全过程，是其他史料的补充。可以说，这些论文皆倾向于将乾隆诗作与史实相结合来进行考察，论文的侧重点在史，而不是诗。

第三，从文化学的角度对于乾隆诗作进行考察。如郭黛姮的《乾隆御品圆明园》通过乾隆的诗词，结合圆明园所构建的实体，阐述了园林特点，以及圆明园发展、变化缘由等，这属于建筑文化方面的探讨。蔡镇楚、施兆鹏的《乾隆皇帝茶诗与中国茶文化》则是从《御制诗集》中收录的近200首茶诗说起，纵论博大精深的中国茶文化,认为其茶诗开拓了中国茶诗与茶学研究的文化视野,这些诗作亦是诗文化与茶文化结合的产物,是中国文人饮茶之习的生活情趣和审美理想的诗化,是中国茶文化美学的艺术结晶与重要载体。诸如此类的文章还有巩志的《清朝乾隆皇帝诗赞建茶》、童光侠的《乾隆皇帝的陶瓷诗》、杨平的《乾隆御制诗文与圆明园植物特色》等。然这一部分的研究成果仅仅限于文化层面上的考虑，与其诗学思想的探讨也并没有关系。

二、对于乾隆御选书籍的研究

乾隆曾亲自为一些书籍撰写序言，表达对文学的观点，如《御选唐宋文醇序》、《新刻稽古斋文集序》等等。学者们对于这一方面的研究如下：第一，大部分成果集中于《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等文献的研究。如郭伯恭的《四库全书纂修考》輱訛輨中第一章探求纂修四库全书的目的，其中就乾隆的编书动机做了一番分析，“高宗诏访遗书，编纂《四库》，其政治作用，一言以蔽之，即寓禁于征也。”作者从政治角度对乾隆的编书目的进行考察；而陈晓华的《〈四库全书〉与十八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中也有涉及乾隆的内容，如第四章《学术与政治之间》中将乾隆朝的政治与当时的学术相联系，对当时一系列的文学现象进行了解读，但对乾隆的文学思想却没有过多的阐述；再如司马朝军的《〈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其中第四章《清高宗与〈四库全书〉》中，引用了大量乾隆帝颁布的诏令来论证其编纂思想，“《总目》的纲目出自钦定，帝王著作编列出自钦定，体例出自钦定，去取出自钦定，存目根据钦定”，行文中大量引用了乾隆帝的诏令，但作者着力于编纂过程，没有过多论及乾隆的文学思想。研究论文也大多着力于分析乾隆与《四库全书》编纂之间存在的政治因素，如张小芹的《〈四库全书〉乾隆谕旨中的“不收、改、删、销毁”等问题评议》，作者从乾隆在《四库全书》编修过程中下达的二十五道谕旨入手，将它们分为“不收”书籍的谕旨、关于改与删书籍的谕旨、关于销毁书籍的谕旨，从而对于乾隆在编纂过程中所体现的政治倾向做出梳理；此外如党为的《清高宗四库全书谕旨内史学与正统观研究》、张明海《谈编纂〈四库全书〉的目的及其时代特征》等亦从这一角度进行阐述。王作华的硕士论文《乾隆皇帝与〈四库全书〉的纂修》中第四章论述了乾隆学术思想以及满清皇族思想对《四库全书》的影响。这些研究成果集中对于《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等的考察，通过对编纂过程以及删订标准的考察来解读乾隆的编书思想。第二，对其他御选书籍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于《四库全书》的系列研究来说要分散得多，但其中也不乏对其文学思想进行探讨的文章。典型的如莫砺锋的《论〈唐宋诗醇〉的编选宗旨与诗学思想》輰訛輩，作者认为《唐宋诗醇》的编选体现了乾隆的编选宗旨———尊唐与尊杜，诗集特别强调诗歌的政治教化功能，对涉及民族斗争的内容相当敏感。

邓斌的《凉月》，是恩施州本土文坛第一部公开出版的散文集。这部约40万字的散文作品，选入了作者自1988年下半年至1999年上半年近H年间的创作13()多篇。文集共分为八卷，其中卷七主要是关于文学与作家写作的一些随笔，较为集中地体现了作者的文学思想与文艺观点。本文试图对此进行初浅解读。如有不当，敬请指正。   一、文学艺术与现实生活   所谓文学思想，归根结底，就是对“文学是什么”，或者“文学能做什么”，“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怎样”等问题的看法。   邓斌认为，文学，其实就是现实人生一种艺术化的折射。“艺术的使命就是感受生命，把握生命，表现生命。”“艺术可以总结与回答人生中悲欢离合爱憎生死的诸多现实问题及其缘由，可以架起人与人心灵沟通的桥梁和叫人学会从各种世俗欲望中走向超脱，可以从百花中采摘花粉酿成甘美异常的蜂蜜，可以凭作家艺术家的理想与意志去弥补天然的缺陷，创设生命的至境……”“艺术虽不能替代人生但可以使人生艺术化，艺术虽不能改变世界但可以赋予世界些许亮色而使人明朗起来高尚起来。”‘”总体说来，邓斌是现实主义的。其文学主张与创作，始终贯穿着现实的、社会的、民族的精神。在“论鄂西文学的民族化”等文中，作者谈到了文学与生活、作家与现实的关系等问题。   “要想达到鄂西文学事业空前繁荣直至形成流派的良好愿望，文学工作者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深入体察，正确认识鄂西现实的社会生活，了解它的历史进程、人文心理、风土自然，从分析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入手而推断将来。”“文学作为一种上层建筑，相对于客观存在的社会生活永远是第二性的。鄂西文学如果不能准确反映鄂西带有民族地方色彩的各族人民的社会生活，它的生命力无疑十分脆弱。”‘”邓斌非常重视文学的认识作用、教育作用、美感作用，尤其看重作家的社会使命。“文艺家的任务不仅在分析现实，描写现实，而尤重在于分析现实描写现实中指明了未来的途径。”(茅盾语)，由此，“文学作者既不应粉饰现实，把现实看得完美无缺;也不应一味地感伤现实，认为现实人生漆黑一团，毫无希望可言;又不能回避现实，做只会吟风弄月、顾影自怜的浅薄文人。我们只有以哲学的眼光和深度，通过冷静地凝视鄂西的现实，透视历史与现实善恶并存、美丑驳杂的社会生活现象，才能深刻认识到本民族地区壮丽多姿的将来，从而坚定信赖，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趋势。”阴只有如此，我们的创作才能走向广阔的天地，“写出紧扣时代脉搏、与历史规律相一致的具有强烈认识作用、教育作用、美感作用的鸿篇巨制，”川并以此酬答故土，弘扬民族精神，为生活增色添彩。   真正的文学应站在为时代而写作的高度，通过恰当的表现形式，以最大的真诚和绝对的真实描写现在。   向外部世界推出作品，最可靠的办法就是要忠实于自己经过提炼的社会生活经验，忠实于自己熟悉的人和事。“真正经得住实践和时间检验的文学，应是历史的、创造的、批判的、民族的、美感的”，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是取材于现实生活和现代人的思想体系的。”‘51要写出真正的文学作品，达到文学的繁荣，文学作者“要深入体验生活，从情感上贴近人民群众;让脉搏与时代共振，让眼光穿透各种历史的尘封和现实的假象触及生活本质并投向遥远的将来。”“作家需要有一种殉道精神，永远不为眼底功利所惑。”囚二、文为情动，长歌当哭文学是什么，或者文学能做什么。言说的方式不同，得出的结论有异。王先需先生在他的《国学举要.文卷》里将其概括为中国古人对文学的三种基本态度以文为用，以文为哭，以文为戏。万丁一直以来，邓斌坚守着积极的心态，为鄂西南这块母性的土地而歌唱，为世代生息在这块土地上的苦难的灵魂而哭泣。他一直以自己的创作，实践着他的文学主张与梦想，探索着鄂西南文学的发展强盛之路。   可以说，他是在用心体验现实，用血与泪来书写文学，用真诚与良知来回报社会。   “灵性生感情，感情生哭泣”(刘鹦语)。情从何来，爱向何生?文章不是无情物。没有对世界、对人生真诚的情与爱，是写不出好的作品的。作家正是凭着敏锐的心灵，深深体验人世间的离合之情，生死之变，兴亡之感，把万千优愁化为一声叹息，用嫣然一笑概括皆大欢喜，就“歌哭”成了或悲或喜的诗歌、小说、散文，“歌哭”成了许多长长短短形式各异的文学艺术作品。   “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邓斌喜欢引用艾青的这一诗句表达他的故土深情。他满怀着对故土的爱，用一片赤子之心，为故乡的母性土地、为世代生息在这片土地上的苦难的民族而哭歌。在他的《写作随谈之一》中，有这样的一段话:作品感情的流泻，人物的命运，与作者的真情实感是一脉相通的，作品的魅力在创造中打动了作者，然后才能打动读者C，只有作者热爱生活，信守真理，多思善感，关心人的命运并视普通劳动人民为上帝，才会在作品中以其澎湃的激情撼动读者的心魄，使“快者掀髯、愤者扼腕，悲者掩泣、羡者色飞”，从而收到“握拨一弹，心弦立应”的效果。一”了邓斌是位积极的入世者，其文学思想深得中国古人进步文学思想之精髓。他正是以文为用，长歌当哭，在用真情实感抒写我们民族的历史与现实，企望着用辛勤的创作将我们这个民族伟大的人文精神奉献于世人。   三、作家的选择邓斌认为，文艺不是为了功利，是为人民服务并由人民群众评价，作家在创作中就要时时想到人民的生存状态与人民的本质愿望。“文艺的精魂也就是民族的精魂;作家的声音也应该是人民大众喷发悲愤、倾吐苦难的声音，追求完美、寻找光明的声音，声讨邪恶、反抗压迫的声音，讴歌幸福、表达爱情的声音”。 #p#分页标题#e#   一”作家必须以最佳的方式，去读懂我们民族的灵魂。用什么方式最佳?邓斌以为，以下几种选择，是为作家最佳选择。   (一)作家必须选择平常人的生活   写作的人以平常人之心，才可度平常人之腹。如果作家远离人民，高高在上，不愁衣食住行，疲于追名逐利，或把自己关在小圈子里划“级”为牢，其作品必然远离现实生活，陷于庸俗和矫情而不能自拔。作家本身是平常人，又长期与平常人一起生存、奋斗，同甘共苦，才能逐步理解平常人心灵深处所蕴含着的共同的民族精神。   (二)作家必须选择苦难   纵观千古，大凡文学名家，多是一些生活坎坷多难、命运潦倒落魄的社会中下层知识分子。活得越窘迫，作家的感情愈丰，愈能深入底层，张扬正义，揭示苦难;愈能深刻感受大自然的奥秘，接触到社会人生千姿百态的现象。逆境与苦难，对于写作的人是一种财富，无数中外文学名著都是苦难的写照。作家经受苦难，饱含忧愤，才能认识复杂与沉重的人生，并通过作品激起人们改革与追求的愿望。   (三)作家必须选择孤独   海明威在他的获奖演说中有这么一段话:“写作，在其颠峰状态时，是一种孤独的生涯。”“当作家摆脱了他的孤独，他的名声日甚，但他的作品也随之衰落。   因为作家总是在孤独中工作，而且如果他是一名称职的作家的话，他会每天面对永恒的或是缺乏永恒的事物。”是的，平常、苦难、孤独，会促动作家读懂自己民族的灵魂，从而把本民族文化精神的大旗树立到世界文苑。邓斌，亦正是如此，以他的平常、苦难、孤独，执着地耕耘于鄂西南文坛，用他的心他的泪，来品读大山与大山的子民，为鄂西南文学的繁荣而奋斗不息呼号不止。

作者：陈如毅 单位：荆楚理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

范仲淹(989年—1052年)，字希文，北宋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谥号“文正”。作为政治家，范仲淹大胆革新，励精图治，是庆历新政的中流砥柱;作为军事家，范仲淹白首守边，苦心经营，在西北构筑了一道坚固的国防屏障;作为文学家，范仲淹是北宋诗新运动的先驱，提出了一系列力矫文弊的文学主张，并以出色的创作实绩卓立文坛，对宋初文学的拨乱反正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作为历史名臣大家，范仲淹一直是人们研究的热点。上世纪研究者多关注作为政治家、军事家的范仲淹，对其政治思想、政治功绩、军事理论、军事成就等探讨较多，宏观微观，成果斐然，对于文学家的范仲淹相对倾力较少。21世纪以来，范仲淹的文学成就逐渐引起了人们的重视，研究者日渐增多，论文论著频出，但综观之，对范仲淹诗词文赋等创作实绩的研究偏多，对其文学思想、文学理论的研究偏少，即使有论及，也多侧重于文学功能论、文学风格论，对其文学本体论、文学创作论、文体论等阐发不够。本文拟从宏观角度对范仲淹的文学思想作一梳理，对其中主要观点进行一定探讨，以期能引导对范仲淹文学思想研究的深入。

一、文质相救，宗经复古

宋自开国历太祖、太宗、真宗七十余年，墨守祖宗家法，政尚循谨，社会承平日久，不思进取，但同时，浮华奢靡的背后潜伏着种种危机，正如范仲淹所说:“我国家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这种积贫积弱的局面使他发出“不可不更张以救之”的呼声［1］524。早在天圣五年，范仲淹就已指出在“朝廷久无忧矣，天下久太平矣”的假象下所掩盖的国用无度、百姓困穷、民力已竭、邦本不固的真实情况，发出“傥不思变其道，而但维持岁月，一旦乱阶复作，使天下为血为肉数百年”的警告，提出改革吏治的主张，以期达到“朝廷无过，生灵无怨”的目的［1］212－213。

在这种经世济时思想的影响下，范仲淹十分重视文学的政治教化作用。他说:“臣闻国之文章，应于风化。风化厚薄，见乎文章”［1］200，“某闻前代盛衰与文消息，观虞夏之纯，则可见王道之正;观南朝之丽，则知国风之衰”［1］238，认为文章是政治的重要的、有机的组成部分，关系到社会风俗的醇善讹薄、国家的兴衰成败，因此，统治者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视。范仲淹不满于宋初文坛的柔靡卑弱，说:“今文庠不振，师道久缺……文章柔靡，风俗巧伪”［1］238，“以至靡靡增华，??相滥。仰不主乎规谏，俯不主乎劝诫。抱郑卫之奏，责夔旷之赏，游西北之流，望江海之宗者有矣”［1］186，要求变革文风，以厚其风化。《论语•雍也》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2］61文章的形式与内容相统一，才是正常现象，针对宋初文坛柔靡文风，范仲淹提出了文质相救、厚其风化的文学思想。他在《奏上时务书》中说:故圣人之理天下也，文弊则救之以质，质弊则救之以文。质弊而不救，则晦而不彰;文弊而不救，则华而将落。前代之季，不能自救，以至于大乱，乃有来者，起而救之。故文章之薄，则为君子之忧;风化其坏，则为来者之资。惟圣帝明王，文质相救，在乎己，不在乎人［1］200。

文章厚薄通过文与质体现，质弊则内容晦涩，难起教化作用，文弊质木无华，导致行而不远，只有文质相救，才能文质彬彬，有补于时，因此，圣人理世均重视文质相救，以厚其风俗，平治天下。范仲淹认为宋初文弊是“文章之薄”，需“救之以质”。怎样“救之以质”呢?他分析“文章之薄”原因是“为学者不根乎经籍，从政者罕议乎教化”［1］238，“惜乎不追三代之高，而尚六朝之细”［1］200，由此，他提出了宗经复古的主张“救之以质”。他说:夫善国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劝学;劝学之道，莫尚宗经。宗经则道大，道大则才大，才大则功大［1］238。五代以还，斯文大剥，悲哀为主，风流不归。皇朝龙兴，颂声来复。大雅君子，当抗心于三代［1］186。

教育的宗经，政治的教化，与文章的厚薄是因果关系，因此这里的“宗经”不仅关乎教育，而且就是文章之道。范仲淹欲救时文之弊，故提倡宗法六经，恢复古道。对于师经探道、施行古道者，范仲淹均赞赏有加:“仲涂门人能师经探道，有文于天下者多矣……师鲁深于《春秋》，故其文谨严，辞约而理精，章奏疏议，大见风采，士林方耸慕焉。遽得欧阳永叔，从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变而古，其深有功于道欤。”［1］183对于不根经籍、不行古道者，范仲淹提出了尖锐批评:“洎杨大年以应用之才，独步当世。学者刻辞镂意，有希仿佛，未暇及古也。其间甚者专事藻饰，破碎大雅，反谓古道不适于用，废而弗学者久之。”［1］183在具体的操作上，范仲淹一方面重视当政者对世风文风的引导作用，上书建议皇帝“可敦谕词臣，兴复古道，更延博雅之士，布于台阁，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风化也，天下幸甚”;［1］200另一方面要求朝廷采取积极措施改革科举，选用通经人才:“今朝廷思救其弊，兴复制科，不独振举滞淹，询访得失，有以劝天下之学，育天下之才，是将复小为大，抑薄归厚之时也。斯文丕变，在此一举。”［1］238范仲淹的“文质相救”、“宗经复古”文论立足点在于政而不在于文，根本目的是“辅成王道”，本质上属于其政治论范畴，在价值取向上与杨雄、李鄂、王勃、韩柳以及宋代其他复古文论一样，具有历史意识和复古精神，［3］424虽缺乏独创性，但对于宋初文风的革新，引导北宋诗文运动的健康开展均具有积极作用。

作者：杨倩

乔纳森•斯威夫特是英国启蒙主义时期的作家，但却不同于大多数反对封建主义，讴歌资本主义的启蒙主义作家，他对资本主义本质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并反应了普通人生活的艰辛与困苦，同时他放弃了长期统治英国文学界的古典主义文学标准，进行现实主义创作，从而使他的作品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

斯威夫特通过《格列佛游记》反映了十八世纪英国的社会现实问题。当时英国是一个经历巨大变革与动荡的国家，自然科学的发展以及它们在工业领域的成功应用提高了人们的认知水平，并帮助资产阶级获得了巨额的商业利润。因此资产阶级试图扩大自然科学的影响，他们宣扬自然科学取得的成果，并想把自然科学法则推广到人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他们说服人们利用自然科学开发世界，从而树立自信心；他们鼓励人们进行科技创新并将科技成果运用到工业生产中，从而迅速积累财富，确立自己的社会地位，并肯定天赋人权的思想，资产阶级希望在此基础上建立一套新的政治和法律体系。显然理性主义已经成为反对封建主义的武器和审视一切新事物的标准。这种社会浪潮激励了许多作家创造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品来歌颂资本主义制度和理性主义精神。

斯威夫特注意到自然科学被资产阶级利用，成为他们牟取暴利的手段，成为他们宣传统治理念，欺骗普通群众的工具。因此斯威夫特在小说中揭露了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本性，他塑造了愚蠢的小人国君主和两个无能的政党，他们从不做有实质意义的工作,不提出有益于国民生计的建设性议案，而是整日沉迷于跳高比赛中，跳得越高代表能力越强，获得的职位就越高，显然他们关心的是夺取政治资源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利益。与斯威夫特同时代的爱尔兰人民被英国侵略，奴役的遭遇使斯威夫特认识了资产阶级永远无法满足的扩张野心。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本家就等于是殖民者。因此他刻画了飞岛国统治者的凶残行为，当他发怒时，他会把所有臣民都压成碎片。

斯威夫特还刻画了很多典型人物来讽刺由于过度推崇理性主义所导致的人的荒唐的思维模式，奇怪的行为方式。由于被巨大的经济利益所利诱，许多高级知识分子，比如哲学家，科学家都对科学技术产生了狂热的心理。在他们看来，科学是社会进步的唯一动力源泉，因此他们不顾一切的投入到普通人都会认为荒唐的科学实验之中，比如从黄瓜中提取阳光，将粪便还原成食物。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脱离了实际和偏离了正常人的生活轨道。当斯威夫特把资产阶级和动物进行比较时，斯威夫特进一步深刻的剖析了他们的本性，在他笔下，半人半兽的耶胡比野兽慧因更好斗，更野蛮，从而证明了人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动物。

因此斯威夫特认为理性主义的目标是虚幻的，标准是不切实际的，作用是负面的，所以它不具备成为社会运动纲领的资质。资本主义所珍视的核心理论框架是虚假的，因此资本主义是空中楼阁。

小说中奇特的人物外形，夸张的行为和充满幻想色彩的情节被很多学者认为是童话故事的标志，但读者很容易从这些人物身上找到资产阶级的影子，在阅读故事情节时能够很自然地联想到现实生活中的场景，因此它们只是作者独特的创作手法，作用是使读者对小说的内容有更深刻的印象，对资本主义制度有更深刻的认识。此外正是这些丰富大胆的想象体现了作者的现实主义美学思想。古典主义文学通常以贵族为小说的主人公，并对他们的生活和心理状态进行描写，而作品中一个故事情节多是发生在同一地点之内，因此古典主义文学是一种缺乏创作素材，创作灵感，并且只属于一少部分人的刻板的文学作品。而《格列佛游记》的中的主要人物显然是资产阶级，而主人公冒险奇遇的足迹更是遍布了很多国家。

作者：龙雨辰 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

陶渊明是两汉魏晋南北朝800年以来最杰出的诗人、文学家，也是杰出的词赋家与散文家。在中国文学史上,陶渊明可谓一枝独秀。魏晋之世，他的文学上的造诣并未得到认可，而其却赢得了高评价的身后名。在辞世六百余年以后,从宋代苏轼、朱熹等人的高度赞许开始,陶渊明其人其诗其文的地位受到了一致的推崇,直至被定位于能与屈原等人相比肩的人物。论及陶渊明，国人可以脱口吟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诗句。《桃花源记》为古今世人提供了一个长远的精神寄托。陶渊明开创中国古典诗歌新境界———田园诗，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不可磨灭的里程碑。然而陶渊明现仅存诗125首，计四言诗9首，五言诗116首。文章今存12篇，计有词赋3篇、韵文5篇、散文4篇，数量不可谓之为丰硕，甚至过少了。影响深刻和作品数量少形成鲜明对比，充分说明陶渊明作品的艺术成就，证明其文学思想在中国古思想史上，也可算卓然而立，影响深远。故而，陈寅格先生慨然叹息“:然则就其旧义革新、孤明先发而论，实为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岂仅文学品节居古今之第一流，为世所共知者而己哉!”[1]。“旧义革新”，“孤明先发”，这是陶渊明文学思想的一大特色。

然而陶渊明生活在一个朝权更迭，社会动荡的年代，文坛同时受各种思潮影响，陶渊明本人也受各种思想的影响，出仕归隐如此数次。陶渊明的文学思想是他自身体悟各种思想流派和人生经验相参照的结晶，本文试从生活经历角度论述其文学思想形成的过程。

一、少年时期到出仕为官之前

东晋初期，中原沦落在异族手里。司马氏依靠大族的拥戴，在江南偏安一隅建立了政权。生长在这个动荡时代里的陶渊明，在年轻时候，曾意气慷慨想开创一份事业。“少年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2]（《拟古》）这首诗表达了陶渊明对于古代游侠的向往，显示出了少年时代陶渊明慷慨有为的精神。“忆我少年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2]《(杂诗八首》)，在回忆自己的少年时代，即使没有什么快乐的事也高兴，因为抱着一个远大的志向，发奋地想张开翅膀向天外飞去。这种积极入仕的情感源于少年时候深受儒家经典思想影响，他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中第一首诗描绘了在自然美景中劳动过程，同时抒发亲自劳作的高尚情操。其二描写其谨记祖师教诲“忧道不忧贫”，继而联想到古时隐士做法，更感心怀天下不易。这两首诗体现出来心怀天下的儒家思想对陶渊明影响很深。受儒家经典影响，中原沦陷时代，怀抱着救世的精神，意欲宏图大展，追随祖上的功业，“在我中晋，业融长沙。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命子》）陶渊明从少年时期到入仕之间，接受儒家的价值观念，修身齐家治国。“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与子俨等疏》）；修身治国相辅相成，陶渊明曾想在仕途上留下光辉一页,如曾祖一样平治天下,救天下苍生于水火。此时文学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思想以儒家思想为主，抒发发自内心的愉悦，追求真情实感，不言虚。言报国之志，入仕为国为民，建言建德，泽福后世。

二、入仕为官

少年时代的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激情，在入仕不久后便被沉重的现实击垮。当时的东晋是一个讲究门第的时代，出身高门大族的，无论朝廷或地方上都会请他做官，从而逐渐掌握实权，有所作为。可是当时陶渊明距离高门大族很远，只能从小官做起，竭力巴结上司。可是陶渊明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断然不会如此。一时间壮志成为空想。“总发抱孤介”，“贞刚自有质，玉石乃非坚。”（《戊申岁六月中遇火》）于公元393年，迫于生活压力，他不得不出仕为官，任江州祭酒。与一流高门子弟通常起家就担任中央政府清闲且待遇优厚的郎官相比，陶渊明出仕时间相对较晚，官职也较低。州祭酒事务繁杂，取权较大。但是陶渊明不久后却辞去官职，一方面受当时官场风气影响，耻于处理具体事务，另一方面是陶渊明思想中儒家思想“道不同,不相为谋”根深蒂固。因此不久便辞官了。此后又先后三次入仕为官，出任桓玄幕僚，刘裕的参军，彭泽县令。这三次为官期间，陶渊明已表现出田园生活的向往。“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山川一何旷，巽坎难与期。”（《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古以来就有人感慨外出远行的艰难，我今天才真切地体会到了。表达了长期生活在外的陶渊明开始想念自己的母亲，由此更觉得田园生活的安逸，向往田园生活。但是虽心中向往世外，但是陶渊明的行动上并没有倦怠，努力实现造福百姓的政治抱负，而且心系家中老母，孝顺之至，恰和儒家思想中的孝道“，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中陶渊明又表达了积极入世为官，开创一番事业的远大目标。此时陶渊明虽向往田园生活，但仍心系天下，积极实现抱负。至此陶渊明两次入仕,发现少年政治抱负与现实发生的巨大反差,内心受到极大冲击，思想上有巨大的震动，但是陶渊明并没有放弃儒家思想，仍在积极践行其政治抱负。

作者：胡火清 左芳 单位：九江职业大学公共教学部 九江职业大学基础教学系

一、孔子的文学思想

孔子所说的文学是指“文治教化之学,也即儒家文化学术之总称”,这一文学概念相当宽泛,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孔子一生致力于利用他的儒家学说改良当时纷乱的政治,他的文学也是为政治服务的,“孔门四科”与“孔门四教”的提出都是基于其恢复周礼的政治理想。孔子眼中的文学并不是指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文学艺术,而是指“能够付诸政治实践的文治教化之学”,后来成为儒家文化典籍和学术思想的总称。”

1.孔子文学思想的核心———“文与德并”。在《论语•宪问》中,孔子特别强调了文与道德的联系,认为“有德者必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将文学创作的最终目的归根于宣扬儒家的“仁”“礼”的思想。孔子在其文学思想中,始终认为诗与道德、文学与道德修养是必不可分的,将“文与德并”的文学思想核心阐述为“志之所致,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坚决反对任何不宣扬“仁”“礼”的文学创作,认为不能“文与德并”的作品,其实就是“恶紫之夺朱也,恶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论语•阳货》)。从《诗论》和《论语》总的来看,可知孔子在与学生论诗时,着重在谈诗的政治伦理的教化功能。政治和伦理的诉求,是孔子论诗、论文学的归宿。

2.孔子文学思想的目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中,孔子认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他认为文学的功能在于教育人们知礼而成于乐,强调文学作品要有感染力,能“感发意志”,这就是兴;强调文学作品要遵循于儒家的道德规范,能“文质彬彬”,这就是礼;强调文学作品要给人们予娱乐,能“乐则韶舞”,这就是乐。可以说,孔子言语教学的培养目标是君子儒,即将言语教学落实到君子个人的心性修养和社会制度的设计上,将文学与自己的思想道德和政治理念结合起来,最终回归于自己理想的世界。孔子对文学的艺术性已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因此他对文学的社会性作用论述比较全面。孔子在概括前人成果的同时,对诗的作用作了较系统的理论表述,在理论上比前人发展了一步。同时,也为先秦时期的社会道德规范进行了一次质变性的理论化,形成了中国社会长期以来渗透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仁”“礼”思想体系,影响着中国社会生活和文学创作,体现出孔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文学思想目的。

3.孔子文学教育的内容———“四教”“四科”。孔子关于文学教育的内容的论述,依《论语》记载,有“四教”“四科”。所谓“四教”,即“文、行、忠、信”;而“四科”,是同“十哲”,即十个拔尖的特长联系着的。孔子非常重视通过《诗》来进行文学教育,“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他甚至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孔子对弟子进行的教育本着这样的方针:“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就是要弟子们树立远大的目标,把德当作行为的根据,把仁当作行为处世的方法,最后落实到具体的本领上。这是德智并提又重视德育的主张,要对弟子进行明道、树德、行仁的思想教育,最主要的方式是讲道理,而“诗教正是讲道理最形象、最深刻、最有效的一种方式”。

4.孔子文学思想的形式———“文、质”。孔子认为文学创作的表现形式在于“质胜于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文质彬彬”就是文学创作达到的完美君子境界,“《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所谓中和之美,就是孔子哲学理论上中庸之道在文学思想上的反映,是对文学创作内容与形式的要求。这种思想直接导致了后来以“温柔敦厚”为基本内容的“诗教”的建立。孔子基于这种思想,排斥任何形式不符合中和之美的民间音乐和文学创作,说“郑声淫”,主张“放郑淫”,推崇《韶》《武》;要求文学创作必须“行百般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文学创作应遵循正统和复古,引经执典,从而达到内容与形式上“文质彬彬”的完美结合。孔子对文学关于“文质彬彬”的完美阐述影响了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学历史,引起历代文学正统与诸子的斗争,始终主导着中国文学思想的主流,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思想体系。

作者：汪耀明 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一、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极为重视立言不朽，提出“成一家之言”的目标。正是为了立言不朽，司马迁甘受屈辱，百折不挠，努力著书立说。《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分别谈到“成一家之言”及其具体内容，即是对六经异传、百家杂语进行总结，搜集遗佚的文献资料，探究自然与人事的至理，通晓历史变化的规律，写成有独特的完整体系的著作。因此，《太史公自序》概括了《春秋》的笔法，同时表述了写作《史记》的指导思想。为了阐说治理社会的基本法则，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叙述来辨明是非，对人物和事件进行表彰与批评，比之空发议论要深刻、切实、明白、显著得多。作者在创作实践中正是这样，“藉人以明史”(《饮冰室合集》第九册《要籍解题及其读法》)［1］20，因事而见义。如“巨鹿破秦，鸿门张楚，高祖还沛，长卿如邛，范蔡之倾，仪秦之辩，张陈之隙，田窦之争，卫霍之勋，朱郭之侠，与夫四豪之交，三杰之算，十吏之酷，诸吕七国之乱亡，货殖滑稽之琐屑”(《水浒资料汇编》卷一汪道昆《水浒传序》)［2］3。这些精彩的篇章展现出一幅幅历史和现实的图画，浸染着司马迁的褒贬之意和爱憎之情，也显示了他是自觉继承和发展《春秋》的写作传统的。

为了真正实现“成一家之言”的崇高理想，司马迁在长期的创作活动中，注意收集资料，观察体验，分析研究，实事求是。《报任安书》强调“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3］2735。作者广泛获取大量的历史事实和思想资料，尽可能地建立和扩大写作的材料仓库。他博览众多的书籍，收集重要的文献。《太史公自序》谈到《易》、《礼》、《书》、《诗》、《乐》、《春秋》的特点与长处。这表明作者只有阅读和理解这些典籍，才能比较正确地论述它们。《史记》广泛反映社会生活:《礼书》、《乐书》叙述文化生活的情况;《河渠书》描写武帝时治河的场面;《平淮书》涉及武帝时经济和政治的问题;《货殖列传》“洞达世情，敢质言而不为高论”(《管锥编》第一册)［4］382，谈到各地生产和交易的现象;《匈奴列传》、《南越列传》、《闽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和《大宛列传》等记载周围各国和民族的历史。这又表明作者如果没有详细地占有资料，充分地了解情况，就不可能以空前的规模出色地反映经济、政治、文化和民族关系等各个方面。《史记》在人物塑造、性格刻画和细节描绘等方面，在写人叙事的材料方面，在语言风格方面，都从《左传》、《国语》和《战国策》中获得丰富的教益和有用的东西。这还表明正因为作者熟悉和掌握这些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所以能够集先秦散文之大成，开史传文学之先河。由此可见，司马迁写作《史记》是与网罗天下史料分不开的。当然，这也是与“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栾城集》)卷二十二《上枢密韩太尉书》)［5］477，体验现实生活，有密切的关系。漫游的经历对司马迁积累生活的各种知识和打下写作的良好基础，是极为重要的。

司马迁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是仅仅积累洋洋大观的历史资料和写作素材，而是进一步辨别书籍记载和遗文古事的可靠性，从而考察历史上成败兴衰的规律。《伯夷列传》说:“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6］2121考信是司马迁处理史料的原则。虽然他主张以六艺即六经为考信的标准，但是实际上他在处理史料时更着重通过自己对文献资料和写作素材的考核辨证来确定其可信程序。作为富有理想的史官，他深知写作信史的重要性。他依据左图右史，更注重实际考查勘察，调查人物和事件的全部历史，探求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本质联系和必然趋势。《孔子世家》载，“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6］1947。《屈原贾生列传》载，“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6］2503。《淮阴侯列传》载，“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6］2629。类似篇章不胜枚举。它们足以证明司马迁通过实地考察，分辨真伪，去粗取精，掌握了真实可靠的材料，加深了对所写人物和事件的了解。特别是《项羽本纪》肯定了项羽推翻暴秦的功绩，也批评了他弃智独专和迷信武力的过错，反映了作者如实记载和公正评论历史人物的正确态度。正因为司马迁按照考信的原则处理史料，安排素材，调查研究，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所以能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历史发展的规律，对社会经济生活有所注意，对陈胜等人反抗暴政加以肯定，对世俗所谓的“天道”表示怀疑，从而实现了成一家之言的理想。

由于司马迁编撰《史记》时能够秉笔直书，注重翔实可靠，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赞》就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3］2738实录的确是司马迁写人叙事的基本原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司马迁写作时坚持实事求是而决不虚美隐恶，这是非常可贵的。实录的思想光辉照耀着后世成千上万的作家前进在我国古代历史记载和文学创作的道路上，他们自觉遵循实录原则，努力写出各个时代的名篇佳作。

二、提出发愤著书

摘要:

孔子的文学思想总的来说可分为以下五点:一，“美、善”说;二，“文、质”说;三，“无邪”“中”说;四，“兴、观、群、怨”说;五，“诗论”。对于孔子的学说，可以去伪存真，将其看作探究孔文学的珍贵史料。本文分别解析了孔子的五大文学思想和传统文学功利观、创作模式、审美取向、接受思想和“诗教”的关系，希望能为我国古代文学和孔子的文学思想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

古代文学;孔子;文学思想

孔子在我国乃至世界都非常有名，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也是传统文化的推动者。他的“美、善”说立足于功利角度，是我国古代具政治性和功利性的文学创作渊源，但其着重突出文学的外在力量，忽略了其内部研究;“文、质”说是我国主要的文学评论标准;“无邪”“中”说衍生出温柔含蓄之审美需求;“兴、观、群、怨”提出了这一观念物化之后的意义;“诗论”之说则是我国汉儒诗派的起源，也是其思想和理论的根基。

一、“美、善”学说和古代文学功利观

《论语•八佾》中曾道:“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汉朝郑玄注:“《韶》，舜乐也。美舜自以德禅于尧，又尽善美，谓太平也。《武》，周武王乐，美武王以此定功天下。未尽善，谓未致太平也。”学者认为，其中“美”指的是乐曲声音婉转，“善”指代音乐内在完善。但事实上，从郑玄所注可看出，“美”与“善”都是其音乐语言的特质。而“美”指的是歌者的赞美，“善”指代被赞者之良善。也可以说，“美”是艺术，“善”是生活。［1］如孔子所说，《韶》尽善又尽美，是因为“舜自以德禅于尧”，天下统一，歌舞升平，对乐曲的赞美就如同对舜功绩的景仰。但“武”尽美却不尽善，是因为武王伐纣，虽属正义之举，但仍然掀起了腥风血雨，人民难逃战火之殇。孔子学说的中心是“仁”，即“爱人”，看重人的地位和作用，反对奴隶社会将平民看做受贵族随意支配的私人财产。因此，孔子的“美、善”说反映了他“仁”和“为政在人”的思想，同时也带有功利色彩。孔子的“美、善”说对我国文学史造成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继孔子之后，许多儒学大师都推广并发展了“美、善”说，包括孟子的“以意逆志”，荀子的“明道”主张等。大汉王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孔子思想推到了封建王朝统一思想的地位上，使其替政治教育服务。这一文学功利观，在魏晋时曾遭到玄学挑战，到了南北朝和唐朝时期又被唯美主义齐梁风冲击，然而仍旧保持着主流思想的地位，引导着我国古文学发展。但“美、善”说有其片面性，单独强调文学的外在功能而忽视了对其内在规律的探索，因此对我国古文学发展也有消极影响，使古代文学前进的步伐相较于西方文学而言要缓慢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