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论文范例

一、英美文学特点及其发展历程

(一)英国文学特点及其发展历程

文化、历史、政治、社会的变革都会对英国文学产生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英国文学的发展和演变。文艺复兴是英国文学的重要变革时期，这一阶段出现了莎士比亚、萨里、斯宾塞、华埃特、海伍德等著名的文学家。文艺复兴过后，又先后出现了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发展阶段。到了18世纪初，又兴起了新古典主义，这使得宗教神学开始在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发展到19世纪，浪漫主义气息逐渐渗透到英国文学创作中，这一时期的文学家更加追求自由和解放。到了19世纪后半期，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影响下，英国文学的题材逐渐扩展，文学也被赋予了某种经济和政治色彩，大多数文学作品宣扬自由平等思想。在此之后，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英国文学趋于写实，在选材上更加关注现实生活。而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文化也趋于多样化发展，这促使英国文学顺应时展，呈现出更加全面、多元的特点。

(二)美国文学特点及其发展历程

相较于英国文学，美国文学发展历程相对较短，但美国民族较多，且有大量移民。这就使得美国文学呈现出更加多样性、复杂性、庞大性的特征。总体而言，美国文学先后经历了殖民时期、革命后、一战前、二战前后等阶段。在最早的殖民时期，美国文学呈现出鲜明的早期浪漫主义色彩。这一时期的美国大陆相对落后，文学仍源于生活和劳动，因此，文学作品多是赞颂人们的品格和自然风光。到了一战前后，现实主义和乡土文学出现在美国文学中，对美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使美国文学的现实性不断加强，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国文学的转型。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饱受战争摧残，对社会和人性开始反思，深入思考人性的善与恶，美国文学也一度陷入迷茫时期。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文学逐渐进入第二次繁荣时期。到了19世纪20年代，美国资本主义进入高度发展时期，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中的矛盾逐渐暴露，各种文学流派也相继出现，文学作品的现实性更加鲜明。30年代的美国文坛则以左翼文学为主导。而到30年代后期，文坛上则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文学流派纷纷出现，且大胆发表自己的文学见解，彼此之间相互争论、交流和借鉴。在此过程中左翼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逐渐成为美国文学思潮的主要引导者。与此同时，美国文学逐渐与世界相互交流，并对世界文学产生一定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人类产生了重大打击，二战后，美国文学逐渐呈现出多样化格局。

(三)英美文学评论的主要内涵

英美文学评论随着英美文学的产生而出现，并伴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革，在英美文学发展过程中，文学评论的要求越来越规范严格，理论指导也越来越系统化。英美文学评论以文学作品为主体，并依据相关的文学理论对文学作品进行系统化研究和分析，进而探索英美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以便为之后的文学创作提供理论指导，推动英美文学更快、更好发展。文学评论家通常综合考虑作品的写作手法、表现特色、思想观点、创作风格等要素，对作品进行多角度分析和评价，以帮助读者更加准确地把握作品的思想和主旨。此外，文学评论也有助于文学创作者得到更加客观的反馈，进而以此为依据进行反思，并不断进步。

一、散文与散文文学   散文以其庞大的数量、繁多的品种在万紫千红的文学百花园中呈艳丽于一坛。散文文学既有文学的共性,又有其自身的特点而别于其它文学形式。   一篇优美的散文同一首美妙的诗歌一样令人爱不释手、回味无穷。   散文与散文文学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概念。   散文是相对韵文而言的。广义上的散文是指书面语或口头语的非格律形式,是韵文的对立面。英文的散文一词prose最初源于拉丁语prosa(oratio),它的原义是“直截了当的谈话”。十一世纪诺曼人征服盎格鲁•撒克逊人后,随着法语词汇大量涌入英国词汇之时,prose一词才由古法语变成了中世纪英语词。由此,人类最初是从语言的形式上获得散文的概念。它是一种实用性很强的语体与文体,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   然而,散文并不都是文学作品,只有当散文脱离了纯实用性目的,成为部分人或作家个人为解释某事,或对某一主题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思想感情而用散文形式创作的作品才成为散文文学。正如原始人类在高兴时所表现出来本能的手足动作尚不是舞蹈艺术一样。小说和故事也是以散文的形式写成,但散文作家的写作主要在于针对事实的逻辑性陈述与解说,以及他们的观点与态度,他们的兴趣不在于讲故事本身。   散文文学同样贴近人类生活的各方面。就其涉及的内容,文学性的散文有个人事务、情思、哲理、历史、科技、传记、游记等方面。就其文体形式,有小品、随笔、素描、特写、书信、扎记、演说辞,也有语言优美、文句典雅的散文诗。散文文学既可作茶余饭后、或劳顿疲乏的消遣休闲手段,亦可作为陶冶情操的借助,是言辞文章的范本,也是治学求知的师友。散文拥有比戏剧、诗歌、小说更多的读者。无论文人墨客,学者仕人,还是市井平民,没有人从来没有涉猎过散文作品。正是散文文学的这个特点,使它在世界各国文学中能成为繁荣的一簇奇葩。   二、早期英语散文的特点   中国最早的散文作品在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而公元7世纪至11世纪初的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语散文还处在早期阶段。文学的起源与发展和民族历史进程相联系。公元5世纪时,欧洲大陆日尔曼民族中的盎格鲁•撒克逊、朱特部落相继迁入大不列颠岛,在那里建立起各自的小王国。公元7世纪时,英伦岛上的诸小王国才慢慢统一起来,形成盎格鲁•撒克逊王国。英语散文也就从这时开始了。   与许多国家不同的是,早期的英语散文并不是直接用英语写成,而是用拉丁语写成。其内容主要为历史事件和宗教活动的记载。公元7世纪时,英国成为了基督教的国家,能够读书写字的文人都是教会人士。他们的宗教活动使用的是拉丁语。因此,用拉丁语写文章便成为时尚,是少数人的特权。7世纪末8世纪初的彼德(Bede)就是这类写拉丁文散文的杰出代表。他一生服务于教会,著作颇丰,论涉广泛,然而全都以拉丁语写成。他的代表著作《英格兰民族的宗教史》(TheEcclesiasticHistoryoftheEnglishNation)记载了罗马人入侵英格兰到公元8世纪前三十年英国历史的全过程。   人们能够用古英语读到他的这部历史著作是在9世纪末了。尽管彼德是用宗教的观点来解释历史现象,但这本书仍是研究英国早期历史的重要依据。正因为这样,彼德被誉为“英国历史之父”,而不是“英国散文之父”。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用古英语写的散文是于9世纪末由威塞克斯国王阿尔弗雷德(Alfred)发起翻译与编写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Chronicle)。这部编年史的主要部分是重要历史事件的逐年记录,它的作者主要是教会人士。   因此,它的内容也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编年史是古英语散文的杰出代表。在10世纪末与11世纪初,一名叫阿尔弗里克(Aelfric)的僧侣精通拉丁文。他也写了大量散文作品。但他用古英语写的散文几乎都是宗教布道集或圣经解说文。这类作品尚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散文文学创作。   早期英语散文的这些特点一直延续到诺曼征服后的英国。1066年,讲法语的诺曼人入侵英格兰,在英国建立了盎格鲁•诺曼王朝。英国正式步入了封建社会。古老的盎格鲁•撒克逊语逐步演变成夹杂着大量法语词汇的中世纪英语。语言的演变也引起了英国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变更。昔日流行的英雄史诗让位于讲述亚瑟王和他的园桌骑士的传奇故事以及广泛流传民间的民歌民谣,特别是关于罗宾汉和他的绿林好汉的民歌。传奇与民歌多用韵文形式,且不是个人创作的作品。这时的散文也加入了这个文学大转变的潮流。而用散文形式写的亚瑟王与园桌骑士传奇故事的却是作家个人。十五世纪的托马斯•马洛依(SirThomasMalory)是讲述骑士故事的代表人物。然而,写文章要用外语的古风在马洛依身上依然保存着。他著名的《亚瑟王散文集》(Marted’Arthur)虽然不是用拉丁文写成,而是先用法语写成,然后马洛依自己把它译成英语散文。英国早期散文以拉丁语或法语写成的习惯一直延续到16世纪上半叶。汤马斯•莫尔(ThomasMore)的著名作品《乌托邦》(Utopia)也是用拉丁语写成,然后译成英语。这种习惯直到英国文艺复兴后才最终结束。   三、英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与英国   “散文之父”的产生英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在时间上比欧洲大陆慢了一拍,在欧洲大陆主要国家里文艺复兴在16世纪已经转入尾声。而在英国,此时文艺复兴正是高涨时期。英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始于一批“牛津改革者”宣扬人文主义思想。其中,最杰出的“牛津思想家”代表人物是汤马斯•莫尔,他的人文主义思想最集中地通过他的散文著作《乌托邦》(Utopia)表现出来。《乌托邦》用拉丁文写成,在出版了31年后才译成英文。《乌托邦》不再是讲述传奇故事的文体,而是采取三者谈话的方式来表达作者的思想。这种文体表达的内容更接近现实社会生活。在这种散文文体的基础上发展出短篇小说型的散文体。#p#分页标题#e#   16世纪后期,一种新型文体盛行于英国,即“小说散文”(Prosefiction)。“小说散文”虽然包含有一个简单的故事,通常是个爱情故事,但结构并不复杂。作者并不以创造故事情节为主要目的。   “小说散文”并不是小说,而是一种突出某种语言风格的散文体裁。这种语言充溢着结构长而复杂的句子,讲究音调的平衡,句子的对仗、排比、使用人工雕凿的,牵强附会的修饰或比喻。这种散文文体又称为“华丽散文”,英文为“Euphuisticprose”,与中国六朝时期盛行的“骈文”相似。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时代,这种文体极其盛行于宫廷与上流社会的书面与口头语言交际中,特别是名媛贵妇们不仅要会说法语,而且要学会用Eu-phuism体。   英国第一个“小说散文”的作家是约翰•李利(JohnLyly)。这种文体名称“Euphuism”就是由李利的作品中的主人公的名字演变而来。词藻华丽的骈文似的散文体在伊丽莎白一世和李利死后就没落了。但是这种文体使英国散文更贴近现实生活。   在英国文学发展道路上,这种文体为散文的繁荣,为十八世纪初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英国的文艺复兴是“英国散文之父”得以在十六世纪末产生的催生婆。一个从来都没有想到要做文人作家,只想在政界官场奋斗的人,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Bacon),最终成为了英国“散文之父”有其偶然因素,但也是英国文学历史发展的必然。培根在遭受了政治上的大挫折后,只好拾起他的科学研究兴趣,从事科学实验与哲学研究,并在这方面有所建树。培根在记录和发表他的科研成果报告时,也是用拉丁语写作。而在他科研闲遐之时,对某一社会问题发表他的意见或感想时,他才用英语写出来。1597年,搜集有10篇文章,在《散文集》的书名下,培根的散文集第一版问世。   这就是英国第一部以英文写成的散文文学作品集。   此后,文集不断扩大再版,到1625年,《散文集》已包含有58篇文章了。   培根的《散文集》涵盖了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主题。培根以睿智的眼光洞察社会,解析生活。培根的一些见解在四百多年后的今天看来,也不失它的正确性。《散文集》中的一些名言,被人们反复引用,已经变成世人皆知的格言了,如“知识就是力量”。《散文集》的语言高度精炼,简洁。尽管有人说培根的散文集是他严谨的科学与哲学思想的副产品,但它的价值永存。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即使在他的写作尘土中也能找到金子。”《散文集》是英国散文文学发展史中的一个里程碑,从此后,英语散文文学进入了繁荣与具有自我特点的发展之路。培根的散文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在语言风格上,都给后世英国散文文学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英国文艺复兴的末期,十七世纪初的另一个影响到英国散文进程的大事便是《圣经》全文的英译本完成与出版。中世纪的英国在进行宗教活动时,《圣经》是直接用拉丁语诵读的。十六世纪时,《圣经》仅只有片断,章节英文翻译本。1604年,继承英国王位的斯图亚特王朝的第一个国王詹姆士一世组织了47个学者进行《圣经》全文的翻译工作。   经过七年的集体努力,英文版的《圣经》全文终于在1611年问世。这就是一直使用到今的被称为“国王钦定圣经”版本。(KingJamesBibleoftheAuthorizedVersion)《圣经》英译本除了诗篇部分外,都是以散文体译成,它的英语纯粹,表达力强,文辞生动优美,并且摆脱了“华丽散文”Eu-phuism体的文风。   十七世纪初英国散文发展进程中的另一个亮点就是罗伯特•伯顿(RobertBurton)和他的作品。   他于1621年发表的散文著作《忧郁症之分析》(TheAnatomyofMelancholy)表面上是一本医学书或医科教材。实际上,作品涉及了人类社会的许多问题,把社会与政治弊端与人的身体与精神的疾病相比拟。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性,文风活泼,文句幽默而机敏,是一部典范的散文作品。   四、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与资产阶级专政时期的散文   文艺复兴在思想上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准备了条件。英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在伊丽莎白一世女王时期获得了大发展。斯图亚特王朝对英国议会的横蛮态度终于导致了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英国清教徒是这次革命的中坚力量,反映英国清教徒思想的清教文学随之兴起。散文在革命思想的传播和舆论宣传中起了重要作用。十七世纪英国最重要的清教徒诗人,《失乐园》(ParadiseLost)作者约翰•密尔顿(JohnMilton)的早期写作主要是散文作品,在资产阶段革命前和革命期间,他的散文小册子涉及到宗教改革、婚姻、政治、王权等各种问题,成为资产阶段革命的鼓动者与宣传者,革命的代言人。   王政复辟时期散文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体现在文学评论上。这个时期之前,英国尚没有一部比较系统全面而又客观的文学评论作品。被人们称之为“趋炎附势的两面派”作家约翰•德来顿(JohnDryden)虽然在他的政治观点与政治态度上不足以取,但他的一部关于文学评论的散文著作《戏剧诗歌论》(AnEssayofDramaticPoesy)却是英国文学评论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在该著作中,德莱顿以对话的形式,对英国和法国的戏剧家作出了他的评价,特别是对莎士比亚作了比较系统全面的评价。他以两分法的观点,指出了莎士比亚的问题,甚至是苛刻的批评,但同时肯定了莎士比亚伟大的成就。作者用了一句拉丁语作为对莎士比亚的总结:QuantumLentasolentintoviburnacyprsssi.译成英文:Ascypressesgrowtoweringamongtrailinghedgerowshoots.其意为莎士比亚就像生长在低矮篱笆丛中的参天柏树一样高大、挺拔,颇有“鹤立鸡群”之势。德来顿对莎士比亚的这一评价奠定了后世人评论的基调。他的文学评论散文思想敏锐,语言简洁,风格质朴,与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华丽文体天壤之别,与同世纪的密尔顿的复杂长句亦不同。正是这样,有人称德来顿为“英国的文学评论散文之父”。#p#分页标题#e#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虽然经历了反复,以向封建王权妥协而告终,但是夺取政权的目的的确达到了。英国资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它的主要任务除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工业革命外,就是要在思想上用新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价值观教育人民群众,以取代长期以来统治人民的封建思想。这就是十八世纪英国的“启蒙时代”。英国启蒙文学的内容与形式都极其丰富多彩,这时的散文文学的发展为整个英国文学的繁荣增添了新的异彩。特别是散文的写作风格更是异军突起。   十八世纪的前三十年,在新古典主义盛行的英国文坛上,产生了一个新的散文文学部门,就是期刊散文。1704年,有“英国小说之父”之誉,《鲁宾逊飘流记》(RobinsonCrusoe)的作者丹尼尔•笛福(DanielDefoe)开始编辑出版了英国的第一个期刊《评论三周刊》(Review),发表讨论政治、道德与文学等方面的散文作品。虽然笛福开英国期刊散文先河,但是这个时期在期刊散文文学上更具影响力的却是理查德•斯梯尔(RichardSteele)和约瑟夫•艾迪生(JosephAddison)以及他们共同编辑撰稿的期刊《闲谈者》(TheTattler)和《旁观者》(TheSpectator)。这两个期刊上的文章主要是他们二人的散文作品。他们以清新流畅,简洁生动而带有淡淡讽刺味道的语言论涉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旁观者》中的文章影响深远。美国的本杰明•富兰克林(B•Franklin)曾在他自己的《自传》中回忆他小的时候,是如何模仿《旁观者》中的文章练习写作。   十八世纪下半叶,英国散文文学的不同风格更是各具异彩。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Swift)以他辛辣的讽刺文风在英国文学史上留下讽刺作家的声誉。他的散文作品《我的一点小小的建议》(AModestProposal)成为了英国讽刺散文的典范。   斯威夫特满怀深切的同情与忧虑描写了爱尔兰穷苦人民的悲惨生活,但是文章却以满篇反语讽刺的语言写成。贬语咒骂变成了深沉的爱,奉承与褒奖成了切齿之恨。作者的文句构思与语言表达充分体现了这位讽刺大家的非凡写作技巧。与斯威夫特散文风格迥然不同,撒缪尔•约翰逊(SamuelJohnson)的散文则充溢着浓郁的古典主义气息。约翰逊博士以编纂了英国的第一部《英语大辞典》的巨大成就而记入史册。而他的文学成就,尤以他的散文而驰名文坛。约翰逊散文典雅庄重,文思睿智,才气横溢,文句优雅。他绝少用俗语和口语化的句子,他善用排比对偶,明喻暗比。他把排比句发展成三联排比,把散文写作技巧推向一个新高度。他的《辞典》最终完成引起了与切斯特菲尔德爵士的风波,这导致了他的一封《致切斯特菲尔德爵士的信》(LettertoLordChesterfield)的出笼。这封信是英国古典主义散文书信的典范,历来为文学爱好者所欣赏。而他为自己的《辞典》所写的一篇《序言》,则远远超越了一般序言的俗套。它的前半部分是有关语言问题的论文,后半部分则是抒发感情的优美散文诗,把他编写英语大辞典时既自信而又胆怯的自我矛盾心情表露得淋漓尽致,他的三联排比句在《序言》里不只一次地用到。   由于有了约翰逊这一位其貌不扬,却又才智过人的奇才,“约翰逊俱乐部”的头人,英国才有了一位著名的传记作家,詹姆士•波士威尔(JamesBoswell)。波士威尔成天与约翰逊形影不离,车前马后,把约翰逊的言行统统记录下来,终于成就了他的《约翰逊传》(LifeofSamuelJohnson)这部巨著。这是英国传记文学最早的一部经典传记,也是一部优美的散文作品。   在十八世纪的启蒙时代,英国也产生了著名的历史散文作家爱德华•吉本(DewardGibbon)。吉本的历史散文巨著《罗马帝国的衰落与灭亡》(TheDeclineandFallofTheRomanEmpire)是他十二年来辛勤收集资料,访问调查的结晶,不仅史料翔实,而且语言精彩,文笔优雅,是英国启蒙时代的历史散文里程碑。十八世纪英国散文风格的大发展还表现在演说散文上。埃德蒙•伯克(EdmundBurke)写了一系列语言雄辩有力的演说散文与书信体散文。他以书信体形式写的散文《法国大革命之反思》(ReflectionontheFrenchRevolution)语言苍劲优美,但其思想内容却是对法国大革命的不解与反对。   十九世纪的英国在经历了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展。英国在该世纪完成了“日不落的大英帝国”的过渡,而资产阶级的本质也暴露无遗,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日趋尖锐。这一时期英国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经历了它的辉煌时期,反映了英国社会各阶层的现实生活。十九世纪的英国散文文学也在这样的背景中丰富了它的题材种类。   像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一样,散文的题材触及到社会生活的深层与多面,直接地批判种种社会问题。十九世纪的前二十年代,当英国还是浪漫主义思潮统治着文坛时,一批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激进散文家就写出了许多议论时政的散文作品,这些散文思想激进,内容新潮,文笔犀利,反映出被压迫人民要求民主和权利的心声,提倡改革与革命。其中的代表人物有高德文(WilliamGodwin),潘恩(ThomasPaine)和科伯特(WilliamCobbet)。农民出身的散文家科伯特创办的《政治纪事》周刊前后持续达三十多年,猛烈抨击了英国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揭露了选举中的丑行,强烈要求政治改革,而对英国的农民,他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他的杰出的散文作品《乡村骑行记》(RuralRides)既写了英国农村的自然景色,也写了社会现实生活。   文章以夹叙夹议的方式,把自然美景与人民的痛苦揉合在一起,以冷峻的幽默和辛辣的讽刺抒发作者的情怀。   十九世纪初期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巨大成就虽然在诗歌领域,但这个时期也是英国浪漫主义散文的黄金时代,浪漫主义散文的重要代表作家还有兰姆(CharlesLamb)、赫兹里特(WilliamHazlit)、亨特(LeighHunt)和德昆西(ThomasDeQincey)。   兰姆从一个业余诗人成为英国杰出的散文家,其作品平易近人,受人喜爱。他的早期作品就是在中国广为人知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TalesfromShakespeare)。用散文形式讲述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故事,他的前人亦有尝试,但没有人像兰姆那样能用最简洁生动的语言复述莎剧中的故事,让那些不懂戏剧原文的人,甚至儿童都能理解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故事。兰姆散文的成就主要反映在他的散文集《埃利亚散文集》(EssaysofElia)和《最后的埃利亚散文集》(LastEssaysofElia)中。他的散文风格柔和、优雅而具感染力,文句中幽默神情与哀怜情感凝重又不落俗套。#p#分页标题#e#   赫兹里特以他的小品散文而著名,而内容却涉及到政治、经济、哲学与文学评论多方面,亨特的散文也以文学批评著称。德昆西是十九世纪前期最后一位重要的浪漫主义散文家代表。他的散文作品《一个英国抽鸦片的人的自白》(TheConfessionofanEnglishOpium-Eater)描述了他自己抽食鸦片的经历,进而联想翩跹。散文词藻华丽、风格轻漫,有“散文诗”之称。德昆西关于英国“湖畔诗人”的评论散文亦引人入胜。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在英国出现的“宪章运动”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工人运动。这次革命运动,在英国文学战线上的反映就是“宪章文学”。革命性的政治散文小册子在宪章文学史上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具有号召性的散文册子、书信、演说词与战斗的诗篇一起为工人运动宣扬了舆论,号召了群众,组织了力量,鼓舞了斗志。它们在英国文学史上也占有光辉的一页。   十九世纪的英国散文在品种上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散文作家数目之众,也是史无前例的。十九世纪中期的一连串作家的名字,就代表了善长于不同题材的散文家。一个由苏格兰农民的儿子成长为维多利亚时代著名散文家的卡莱尔(ThomasCarlyle)擅长于文学评论和演说散文写作。他对彭斯(RobertBurns)的评论散文创立了一种新的文学评论方式。   他的散文反映出他对资本主义社会丑恶的认识,对劳苦大众的同情。但是,他又害怕群众的觉悟,害怕群众革命,只是寄希望于社会的“英雄”。他的这一思想在他演说散文集《英雄与英雄崇拜》(OnHeroesandHero-Worship,andtheHeroicinHistory)中暴露无遗。麦科尼(ThomasBabingtonMacaulay)则以他生动的语言写历史散文。他的历史著作《英格兰史》(HistoryofEng-land)似是断代史,却又不是断代史。他以小说的描绘加抒情的方法,把枯燥的历史事件写成生动的描述文,读起来令人兴趣横生。腊斯金(JohnRuskin)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艺术评论散文家。他在讨论社会问题的同时,把更多的笔墨蘸注在绘画、建筑的艺术评论上,他的关于中世纪建筑艺术的评论《建筑艺术的七盏明灯》(TheSevenLampsofArchitecture)影响到欧美的建筑潮流。散文家纽曼(JohnHenryNewman)的关注则投向大学教育方面。马休•阿罗德(MatthewArnold)是诗人,也是著名的文学与社会评论家。   十九世纪中期,随着科学技术的长足进步,英国散文文坛上又增添了一项新的题材,那就是科普散文的出现。1859年,达尔文(CharlesDarwin)发表了他的著名论文《物种起源》(OntheOriginofSpeciesbyMeansofNaturalSelection)。但是由于保守思想和教会势力的阻挠,达尔文主义尚没有普遍为人们所接受,更不为普通劳动人民所知晓。生物学家赫胥黎(ThomasHenryHuxley)站出来,以演讲,写文章的方式向普通劳动者宣扬达尔文的进化论。他的演说词散文《一片白垩》(APieceofChalk)把进化论以极其通俗易懂的语言,以人们熟识的事实,解说了进化论的精髓。尽管人们普遍将赫胥黎列入科学家名单,但他的作品开创了科普散文之先河,奠定了科普散文的风格。十九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里,一些现代主义的思潮,包括自然主义(Naturalism)和唯美主义(Aestheticism),在英国文坛上泛起。人们熟知的戏剧家和小说家魏尔德(OscarWilde)被称为唯美主义的代表作家。   他的小说《格雷的画像》(ThePictureofDorianGray)是唯美主义的代表作品。然而,英国唯美主义的兴起却是散文起了先锋作用。首先在英国倡导“为艺术而艺术”(ArtforArt’sSake)理论的是散文家、文艺评论家沃尔特•佩特(WalterPater)。   他在他的散文集《文艺复兴之研究》(StudiesintheHistoryoftheRenaissance)中首先提出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而“为艺术而艺术”正是唯美主义的宗旨。因此,魏尔德是用他的艺术形象,生动而具体地实践了唯美主义的理论,图解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十九世纪末,自然主义小说的代表乔治•吉辛(GeorgeGissing)也是散文家。   他的作品《狄更斯之批判研究》(CharlesDickens:ACriticalStudy)以比较现实与客观的态度评价了狄更斯在文学和语言方面的成就。这个时期,另一位广为读者所知的小说家,《金银岛》(TreasureIs-land)的作者斯蒂文森(RobertLouisStevenson),如同他的浪漫主义小说一样,写了许多散文游记、随笔和小品,为本来已经题材品种相当丰富多彩的十九世纪英国散文又增添了一个新的内容,即游记散文。   五、二十世纪的英国散文文学概况   当历史的车轮进入二十世纪后,由于英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英国文学领域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二十世纪的英国已完成了向帝国主义的过渡,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这意味着国内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与压迫更加残酷。国内劳资矛盾更进一步激化,工人阶级在觉醒。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频频发生。国际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争夺原料和市场,争夺殖民地的斗争加剧,最终导致了这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后,一步步衰落下去,昔日的大英帝国最终沦落为美国的帮凶与仆从。英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在文学领域有深刻的写照,英国散文文学的变化与发展同样映照了时代的变迁。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已经度过了它的辉煌高峰时代。   尽管现实主义的传统仍然被一些作家继承着,但小说和诗歌领域受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哲学流派的影响,现代主义的作品各显其能。未来主义(Futur-ism)、印象主义(Impressionism)、表现主义(Ex-pressionism)、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和意识流(StreamofConsciousness)等各种文学思潮像走马灯一样出现在英国文坛。英国散文文学也以它自己的特点在这个大变化的文坛上展现一角。二十世纪初期,英国散文文学最显著的一个变化就是散文写作转向非严肃性的主题。由于文学创作越来越商业化,散文写作不再用来讨论严肃的社会问题,而用以服务悠闲阶层的娱乐,或供茶余饭后的消遣。过去英国散文传统的严肃主题被轻松的议论所取代。  #p#分页标题#e# 由于轻松散文的繁荣,幽默、机敏俏皮加上淡淡的讽刺语言便成为了这类散文的基调。小品、随笔、速写一类的散文充溢于报刊杂志和集子。传统的英国散文中,典雅优美的语言风格被大量的习惯口语化的词语所代替。这类散文的代表有麦克斯•比尔波姆(MaxBeerbolm)的《再一次》(YetAgain)、《甚至此刻》(AndEvenNow)、《事情:新与旧》(ThingsNewandOld);切斯特顿(G.K.Chesterton)的《巨大的琐事》(TremendousTri-fles)、《差异的运用》(TheUsesofDiversity)、《一般说来》(GenerallySpeaking);贝洛克(HilaireBelloc)的《论没什么事》(OnNothing)、《论每件事》(OnEverything)、《论任何事》(OnAny-thing)、《论某事》(OnSomething)。然而,二十世纪的英国散文还是在它自己的领域内发展着。尽管现代主义的文学思潮支配着这个世纪的英国文学创作,但散文仍然显示出一些新的特点。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散文文学有以下特点。这个时期,传记散文有了迅速的发展。传记的写法突破了旧传统,从注意积累详细而充分的史料事实,按岁月的进程写出一个人的一生发展到有选择地安排人物一生中的重大事件加以描述,以突出人物的性格特点。代表作家如斯特雷奇(GilesLyttonStrachey)作品《维多利亚女王传》(QueenVictoria)就是一部不落俗套的传记,令人耳目一新。二十世纪中期,“小说散文”(Prosefiction)再度在英国兴起。   “小说散文”的文体人们并不陌生,英国在十六世纪就盛行过。约翰•李利在他的“小说散文”中创造了骈文式的Euphuism体。他死后,这种文体在英国衰落下去。我们在浪漫主义散文家兰姆的作品中可以寻觅到一点“小说散文”的痕迹,但也只是在作品的内容构思方面。二十世纪的散文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Orwell)重又拾起“小说散文”的创作形式,并把它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奥威尔的“小说散文”也包含着一个由简单的小故事所构成的情节。但他的语言却简朴无华,没有牵强的比喻,不刻意运用排比对偶的语言效果。没有华丽的词藻,文句却有深刻的感染力。他的代表作《大象射杀记》(ShootinganElephant)是描述性散文,描写发生了什么和可能会发生什么。文章记述了作者在缅甸当警察时的经历,故事本身并不复杂。作者以小说心理描段生动而细腻地描写了自己内心的矛盾感情,表露了作者对缅甸人民既同情,又怨恨的矛盾心理。在这篇散文中,作者夹叙夹议,把内心的矛盾,迟疑犹豫的心情袒露在简单事件的处置上。文章对射杀大象过程的细节描写使散文具有小说的特点。   然而,奥威尔的政治态度是不值得推崇的。二十世纪的一些作家在战前与战后经历了一次思想上的大转变。有的转向了左派,而奥威尔却在二战后完成了从左派到右派的大转变。二战后他的小说以反苏(联)反共为主题。对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进行恶意攻击,为帝国主义的“冷战”帮了忙。英国散文文学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一个突出进步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评论出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有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十月革命的炮响,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传播。在英国文学领域里,一些进步作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待和评论文学现象,成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家。拉尔夫•福克斯(RalphFox)和克里斯多菲•柯德威尔(ChristopherCaudwell)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福克斯的文学评论著作《小说与人民》(TheNovelandthePeople)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对欧洲与英国文学作了批判性评述,遣责了资产阶级颓废主义文学对人民群众的毒害。   作者坚定地指出,唯有用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创作才有文学的繁荣,因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是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在《小说与人民》一文中,作者更进一步提出了作家应该深入到现实生活中去,投身到革命斗争中去,“为人的灵魂而战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福克斯能有这样的思想确是难能可贵的。   科德威尔是英国另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评论家。他的文学评论著作集中在相继出版的文学评论集《幻想与现实》(IllusionandReality:AStudyoftheSourcesofPoetry)和《临终文化之研究》(StudiesinaDyingCulture)。在《幻想与现实》中,科德威尔的评论重点置于诗歌方面,但所用的观点同样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他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评论了英国诗歌的发展和诗人的作用,认为诗歌也要渗入到社会的变革中去。在《临终文化之研究》中,他以革命的观点评论了戏剧家肖伯纳(GeorgeBernardShaw)和小说家劳伦斯(D.H.Lawrence)及其作品。   二十世纪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评论代表了一种进步的思潮。它是在英国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中异军突起的一支队伍。这支队伍中的一些人自己就是共产主义者,参加了英国共产党。他们不仅是理论上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他们自己亲自投身革命活动。福克斯和科德威尔二人都参加了西班牙内战时的国际旅与西班牙人民并肩作战,反对弗朗哥法西斯主义,并为此献出了他们的生命。遗憾的是,英国资产阶级文学家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册上没有给这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评论家留下应有的一页,正如宪章运动中的宪章文学和作家们不被重视一样,而这些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家真正反映了英国劳动人民的心声,他们是英国先进思想家在文学上的代表。   六、小结   作为文学一部分的散文文学既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整个文学发展道路相一致,也有其自己的发展特点。文学发展的道路是与该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同时又给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巨大的影响和反作用。纵观英国散文文学的发展道路,我们似乎觉得英国的“散文之父”有点姗姗来迟,这正是英国散文文学发展的特点。尽管散文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兴起俱来,但长期使用拉丁语和拉丁语散文创作习惯推迟了真正英语散文文学的发展。但是一旦英语散文文学兴起后,它的发展就异常迅速,并给了英国社会的发展巨大的推动力,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联。英国散文文学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有了辉煌的成就,它与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浪漫主义时期的诗歌和批判现实主义的小说一样载入了英国文学史册。战后的英国散文文学在进步与反动,理性与沉沦相互冲突的复杂环境中艰难地发展着,历史将会选择出人民所需要的文学体裁与题材。#p#分页标题#e#

当代文学史上，1985年是一个具有非凡意义的年份。学者洪子诚论及80年代文学时说：“因为1985年发生的众多文学事件，使这一年份成为作家、批评家眼中的转变的‘标志’”，“1985年也因此被称为文艺学的‘方法年’”［1］。其他学者亦对1985年给予了高度关注和积极评价，钱理群在谈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时反复提到1985年发生的一些事件。陈平原也强调“回头看八十年代学术，一九八五年以前和以后，是两回事。……我的感觉是，一九八五年，整个京城文化界，全都‘蠢蠢欲动’，不，是‘跃跃欲试’。”［2］1985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份？它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究竟产生怎样的影响，如何认识它的意义？一、新的文学批评场域及方法建构布迪厄认为：“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架构。”［3］1985年的中国文坛正是各种力量和理论交锋所逐渐建构起来的这样一个文学新场域。“”之后，社会导向有了巨大变化，党对政治、经济、文化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政治上，拨乱反正的进行；经济上，改革开放政策的出台；文艺上，文艺方针的调整及“二为”方向的提出，为八十年代文学发展提供了较为宽广的空间。随着文联和作协的各级组织逐渐恢复正常工作，其所属的各种期刊也恢复经营。文学创作方面，配合主流意识形态清算“”的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在自身合逻辑性发展中出现了“越界”现象，文学界管理层则对“越界”现象进行“规范”，1981年展开对白桦《苦恋》的批评，1983年，开展“清除精神污染”运动。鉴于“”的惨痛教训，人们多不愿也不再盲目追随主流意识形态，而是有了更多的个人思考。这些运动以相对温和的方式进行，没有上升到对作者人身伤害等层面上来，文学界管理层对文学创作“越界”现象的规范没有对文学发展的总体趋势形成多大阻碍。1982年到1984年，文坛展开了一场关于“现代派文学”的持续讨论。   徐迟、冯骥才、刘心武、李陀等作家、批评家相继加入讨论，评论界由此展开对西方现代派，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现代化与现代派的关系等基本问题的探讨。   “现代派文学”讨论未能达成共识，却预示着中国文学发展新景观的到来。1985年前后，文学期刊活动频繁，推动了许多重要文学学术会议的召开，对文学批评与创作方法的创新产生了积极作用。1984年12月，《上海文学》编辑部、《西湖》编辑部、浙江文艺出版社联合召开了部分青年作家和部分青年评论家对话会议，就文学的当代性问题展开讨论，会议特别针对作家的创作观念作了重点分析。会议认为，批评家们要敢于形成自己的批评个性，要“操自己的犁，用自己的方法，锄自己的地”［4］。   此次会议为后来文学批评方法的进一步探索打开了局面。1985年，有两场重要文学会议应该提及，一场是3月份在厦门大学举办的“全国文学评论方法论讨论会”，另一场是4月份在扬州举办的“文艺学与方法论问题学术讨论会”。   前者就“新的文学批评方法的探索与尝试的意义”、“文学观念更新和思维方式的更新”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后者在文学批评方法引进，新方法与传统方法的关系及方法论的层次与体系等多个层面进行了探讨。两次会议不约而同指向一个主题：批评方法创新。   会议表明，方法创新已成为当时文学界的一个共识。   “厦门会议”参会单位有杂志社、作协、大学等多个部门，“扬州会议”涉及更广，有文学所、社科联、作协、研究所和大学等各个部门的几十家单位参加。两次会议的参会单位涉及文学评论界的各个层面，形成了期刊搭台、文艺唱戏的良好局面。   《上海文学》等期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1985年全年，《上海文学》共发表文学批评理论文章41篇，改革的前6期14篇，后6期27篇，几乎是前期的一倍。   前后期相比，改版后的《上海文学》理论探索性大大增强，它的“理论版将继续探索新时期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中一系列已知与未知的问题，力争在文学观念与创作论方面不断有新突破，理论要面向创作实践，面向文学的未来，既有回顾，又有预测”［5］。《上海文学》当时是一家地方性的综合性文艺杂志，它对八十年代文学发展的影响和意义却堪与“全国性”文艺杂志媲美。“文学评论双向发展的《上海文学》，与被称为‘方法年’的1985年内所发表的文学评论文章，不仅展现了特定历史处境之下欧美文艺理论移植中国的复杂过程、理论对新时期文学创作的指导作用，还揭示了评论者和编辑如何受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重新定义了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位置及功能。”［6］   《上海文学》的锐意创新刺激了文坛关于文艺批评的探讨。《文学评论》第2期发表荒煤、林非和洁泯的《评论自由与“双百方针”》，《文学的批评与内心的自由》和《因评论自由而想起的》等文章，表达了对文学批评自由的“关切”。同期及之后的第3期上，《文学评论》刊发顾骧的《评论必须自由》、殷国明的《应该冲破僵化的、封闭的文学批评方法模式》，钱谷融则于《上海文学》第3期上发表《维护创作自由必须坚决反“左”》一文，对顾骧等进行声援。荒煤等强调在党的领导的大前提下进行创作与批评，强调文艺创作与批评自由都是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他们是党的文艺政策的体现者和执行者。后者则主张大胆突破旧有的种种禁区，突破“左”的思想的束缚，进行艺术创新及批评方法的革新，强调文艺批评家要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否定那种摸行情，观风向、看气候、察“精神”的文艺批评。从当时情形看，旧有僵化思想依然存在，新的理论要破茧而出，仍面临重重阻力。毋庸赘言的是，1985年的文学界整体上走向新变已不可避免。当时那种相对开明、自由的争鸣为新的批评方法的产生提供了比较宽松的环境，各种力量的参与、纠错无形中为新事物的产生孕育了丰富的土壤。#p#分页标题#e#   《上海文学》、《文学评论》等一面在为突破禁区摇旗呐喊，一面大力引介西方各种文艺批评方法。   《上海文学》第2期刊出吴亮的《文学与消费》，该文从当时社会变革中的“消费”现象及哲学角度，指出消费问题所涉及的社会文化观念的变革，可能是新时期最早提出消费文学现象的文章之一。第3、10期，它又相继刊出林文山《小说的“人称”》、南帆《论小说的情节模式》以及孟悦、季红真《叙事方法———形式化了的小说审美特性》，以实际行动支持新锐批评家们的创新。《上海文学》第3期还刊载了周始元《文学接受过程中读者审美感受的作用———从接受美学谈起》，《文学评论》第5期则刊出了钱念孙《论吸收外国文学影响的潜在形态及其作用———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谈文学的民族化问题》，宋永毅《当代小说中的性心理学》、余凤高《心理学派与中国现代文学》等，这些文章或运用西方文艺批评方法进行阐释，或阐述西方文艺批评方法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对西方文艺理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引介与重新建构，为“方法年”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开启文学史重写新篇章   1985年夏，现代文学创新座谈会在北京万寿寺召开，会上，陈平原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其发言稿由陈平原、黄子平和钱理群共同撰写）。二十余年已经过去，至今它依然给治中国现当代文学者以深刻影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究竟在什么情况下提出，其基本内涵是什么，有何当代史意义？关于这一概念的发生，钱理群曾经谈及1983年发生的关于“‘五四’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到底是什么”的论争。钱说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界定“五四”文学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而许志英在《五四文学革命指导思想的再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是“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领导”的，许的结论与官方的结论形成严重冲突。许志英将许多人尚在头脑中思考的问题明确提出，无疑引燃了一颗待爆的炸弹，它牵涉到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认识问题，势必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果然，第3期上，陈学超发表《关于建立中国近代百年文学史研究格局的设想》，第一次提出“百年中国文学”概念，该文认为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学简单纳入古代文学是一个局限，应该将其视作一个有机的整体，其目的是为了打通近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关系。陈针对的是中国近代文学，他是否借鉴了许志英的思考，此处姑且不论。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研究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无疑具有启发意义。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究竟新在哪儿？概念提出后，同年《文学评论》第5期发表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所撰《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文，就其整体架构、主体内容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阐述。但其基本思路是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都是中国社会大变动，民族大觉醒、大奋起的产物，同时又是中西方文化互相撞击、影响的产物，因而形成了共同的整体性特征。”［7］钱理群认为它“开拓了新的学术生长点，并且逸出学科界限，影响到其他人文学科。提出者对总主题、美学特征的概括和一些具体评价，都让人耳目一新；更重要的，这一论题超越文学史分期的层面，构成了对既有文学史观和文学观的挑战，显示了一个新的历史判断和历史观念。”［8］某种意义上说，钱理群个人阐释的后一部分正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的精髓及其提出的意义所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有三个突出之处：一是整体性，它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糅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二是本体性，它力主从文学内部研究文学发展变化的规律；三是文学研究方法的更新，进行了多学科知识的整合。三个方面的突破，开创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书写的新时代。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提出开拓了新的学术生长点。它的现实性成果《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987年版，以下简称《三十年》）“后记”中讲道：“我们广泛吸收了近年来最新研究成果，力图能够显示本学科已经达到的水平，给开始学习或研究现代文学的年轻朋友们提供经过严格选择的新的知识、新的信息。同时充分注意科学性与准确性、以及文学史教材应有的相对稳定性与可接受性。”《三十年》突破了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新文学观，以改造国民性———人的文学为主轴构建新的文学史叙述线索。在此思想主导下，鲁迅、周作人在新文学中的比重有所加强，同时，“纯文学”如象征派、新月派、现代派及冯至等流派或作家的篇幅均有较大幅度增长，过去被压抑、被遮蔽的那些部分，在“当代文学”生成过程中被疏漏和清除的文学现象、作家作品被挖掘，放置在重要位置上。修订版中，曾被封建、或半封建性化的“通俗文学”，也登堂入室，成为“正统”。王瑶评价说：“他们吸收并反映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与发展趋势，打破狭窄格局，扩大研究领域，除尽可能地揭示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主流外，同时也注意到展示其发展中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力图真实地写出历史的全貌。”［9］“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提出后，不仅“人的发现”的现代文学观得到确认及大力拓展，在现代文学发生的缘起研究方面也产生了新的认识，“五四”新文学不再仅仅局限于文学革命和“五四”运动，而是将其与晚清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及通俗小说的繁荣等联系起来，时间上则将现代文学的发生上溯至晚清，美籍华裔学者王德威就认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大陆学者范伯群也认为现代文学应发端于1892年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提出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思想的一次大解放，它打破了现代文学研究的僵化模式，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拓宽了现代文学研究空间。#p#分页标题#e#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提出引发了文学史书写的重大变革。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三个年轻学人的成功，引起众多研究者与学人的关注，相当部分已经跃跃欲试了。《上海文论》主编毛时安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位。1988年上半年《新民晚报》的一篇短文《苏联重评金星英雄》激发了他的灵感，他觉得也应该对我们自己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进行重新评价，经过与徐俊西合计，他们在《上海文论》推出了“重写文学史”专栏。专栏邀请陈思和、王晓明主持，初衷是“开拓性地研究传统文学史所疏漏和遮蔽的大量文学现象，对传统文学史在过于政治化的学术框架下形成的既定结论重新评价”［10］。“重写文学史”发展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它不仅打通而且要根本“改变这门学科原有的性质，使之从从属于整个革命史传统教育的状态下摆脱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11］。后来所谓“纯文学”一说大概渊源于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重写文学史”催生了新的文学史写作潮，诞生了众多的文学史版本，如郭志刚、孙中田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93年版），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1997年版）、朱栋霖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97年版）、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1999年版）、程光炜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2000年版）等。从此，“文学史”写作出现“百家争鸣”局面，“纯文学”史亦成为文学史写作的一种基本规范，时至今日，其影响依然不小。   三、新的文学格局之形成   1985年是八十年代文学发展中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它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与西方现代文学的真正接轨。那年，刘索拉和徐星分别抛出的《你别无选择》和《无主题变奏》震动了当时整个文坛。前者以某音乐学院为背景，以黑色幽默的笔法描写了一群颓废、迷惘的大学生的灰色生活，小说卓异的风格与人物描画引起文学界的巨大震动，香港媒体称之为“刘索拉旋风”。后者超然物外，嘲笑一切的生活态度及近乎冷酷的文学风格俨然师承于黑色幽默一路。文学评论界称它们为先锋小说。所谓先锋，即新潮、与众不同，是时代精神最敏感的触觉。先锋文学并不新鲜，早在19世纪末期的西方就出现了达达主义，未来派等现代主义文学，20世纪中期以来更出现了所谓后现代主义文学。根据美国学者詹姆逊的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划分，现代主义文学应该属于中期资本主义文化现象，80年代中期的中国刚刚开放不久何以出现先锋文学呢？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并不充分，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在中国却不缺乏产生的土壤。“”结束后，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逐渐走向正常，原先政治高压下人们所产生的原罪感现在被证明只不过是一种政治的牺牲品，荒谬又没有任何意义，曾经的狂热政治追求也被证实不过是愚昧无知的表现而已。改革开放政策实行之后，一部分人在新的经济环境中无所适从，现实的荒谬感与生存的危机感时时压迫着他们。这些使得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精神与技法在中国有了新的拓展空间与传人。刘索拉、徐星等点燃了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的星星之火，之后，马原、孙甘露、洪峰、格非、韩东、于坚、高行健等纷纷加入先锋文学大军，先锋文学随后在小说、诗歌、戏剧等各个领域全面开花。这批青年“通过自身‘新的体验’来反观‘世界’的巨大变革，成为当时文学创作的一股热潮”［12］。   1985年的中国文学异彩纷呈。先锋文学异军突起之际，韩少功在《作家》杂志第3期发表《文学的根》一文，打出“寻根文学”旗号。稍后，郑万隆的《我的根》、李杭育的《理一理我们的根》、阿城的《文化制约着人类》和郑义的《跨越文化的断裂带》相继发表，推动了寻根文学思潮的形成。有关寻根文学的产生，有不同的说法，一说为受马尔克斯为代表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刺激，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激发了作家们从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中寻找创作灵感的热情。另一为文化断裂说，此说认为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割断了中华文化的血脉，需要重续。还有一说认为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失语，长此下去，中国的文学很可能变成西方意识形态与话语霸权的殖民地，而破解危机的最好办法就是寻找民族文化之根。寻根文学思潮被裹挟进八十年代中期的文化热潮之中，形成当时文化思潮中的一极。甘阳在《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两个问题》中认为，现代化归根到底是文化的现代化，当前中国根本的问题就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文化的冲突”，而这种“文化的冲突”恰恰是八十年代中国现代化深入发展的背景。因此，寻根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一个必经的阶段。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寻根文学并不是对现代文学的反动，而是对现代文学的补充，其精神有着内在的一致，它将文学从对于社会政治的关注转向对于深层文化心理结构的发现。   新的在不断崛起，固有的仍在不断发展。“伤痕”与“反思”之后，一些知青作家慢慢淡出对苦难的叙事，他们回顾过去那段历史时，渐渐地有了温馨的回忆、反思，创作理路也逸出了原有轨道，表现出新的时代环境下现实主义的多向度发展。一部分作家凭借自己对生活的独特体验，或凭吊流逝的青春岁月，或表达青春无悔的理想情怀，或对人生真谛进行不倦的探索，成为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中最为奇特，颇为凝重的部分。这部分作家以史铁生、张承志、梁晓声等为代表，代表作品有《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黑骏马》、《北方的河》、《今夜有暴风雪》和《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等。以张炜、郑义和朱晓平为代表的部分作家则沉入对现实的深刻体悟、思考中，代表作品有《古船》、《老井》及《桑树坪纪事》等。另一部分作家则走向了世俗的写实主义一路，如王安忆、刘恒、方方等。纪实现实主义———报告文学在此时也出现了繁荣景象，涌现了许多优秀作家作品。如刘心武的《5•19长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苏晓康的《阴阳大裂变》，钱钢的《唐山大地震》等。纪实小说构成了80年代中期以后现实主义小说的重要一脉。80年代中期以后现实主义作家们日渐摆脱了前一时期那种或政治或道德或人性的单一审视角度的局限，开始对社会和人生采取一种大文化观念的全方位观照。他们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由简单趋于复杂，由表层逼向深层，由单色演变为多色调，时代和人生在文学的镜子中日益显示出了它多层次、多维度、多色调的立体景观。#p#分页标题#e#   洪子诚在论述80年代文学时认为，以1985年前后为界，可以区分为前后两个阶段。1985年是80年代文学发展的鲜明界标，它既是分水岭，又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80年代乃至90年代以来的许多文学现象都可窥见1985年文学发展的踪影。在文学批评方面，它借着开放的春风，大量引进各种西方文艺理论，形成文学批评的“方法年”，为后面各式西方文艺批评理论在中国文学批评界的试验起了先导作用，以致后来有批评家说，中国短短的十几年里几乎将西方一百多年来的各种批评理论都试验了一遍。文学创作方面，后来的陈应松、阿来、张炜、洪峰等作家创作里依稀可见当年寻根文学的影子，青春的书写则在张承志和梁晓声等作家笔下有了新的进展。更需一提的是，王安忆、刘恒等开创的世俗的写实主义到后来逐渐形成新写实小说、新历史小说和消费主义的颓废文学等汤汤巨流。学者樊星说，八十年代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年代，那个年代里，虚无主义、浪漫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世俗主义共存共荣，后来的许多文学流派的发展都可从中找出源头，如现代派、新写实、寻根派以及颓废主义文学等，而1985年就是其中最值得记忆和思考的年份。诚哉，斯言!

中国文学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下文称“两创”），是历代文人都会面对的学术话题。就古代文学而言，历代文学经典的建构途径与过程，事实上就是“两创”思想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具体实践。中国古代产生了无数的文学家、文学作品，经过大浪淘沙，经典性的作品一直流传下来。从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来看，作品的内在价值是其成为经典的根本和基础，这包括作品思想的广度与深度、艺术的魅力与影响力、情感的普遍性与感染力等。当然，文学作品能否成为经典，外部因素也起着重要作用。

一、经典建构与文学进步的内外动因

中国古代文学有其特定的产生、传播环境，其发展、变化也有特定的内、外因。从文学发展、演变与经典建构的外部因素来看，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第一，社会主流思想。中国古代不同时期都有占统治地位的主导思想，这是社会政治的需要。文学，包括各种学术，也是社会政治思想的表现形态之一，与政治密切相关，甚至在某个时期是政治的附庸。因此，政治意识形态对经典建构具有重要影响。这种影响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既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思想开放的时代，往往有利于经典的建构。相反，思想禁锢往往不利于经典的建构。在中国古代被官方以各种理由禁毁的书目中，既有糟粕性的，也有一些叛逆性的、与正统思想不一致的文学作品。古代官方为了适应当时的思想统治而钦定的作品，在今天看来既有许多糟粕性的东西，也有一些是非常重要的经典。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一些重要的文学典籍不断扩大传播范围，成为经典。因此，即使是一些不符合当时正统思想的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的价值也会逐渐被读者认可接受，进而成为文学经典。第二，文化政策。一个时代的文化政策，就是一个时代思想的风向标，对文学观念、文学活动、文学发展有重要影响。比如汉代把读经与文人仕途关联起来，体现儒家思想的著作便被当作经典而得到认可。为了统一经典，熹平石经的刊刻，对儒家经典的传播和建构具有重要影响。又如先秦以来官府实行的采诗制度，尤其是乐府机构的不断扩大，使得许多优秀的民间诗歌作品被保存下来，逐渐成为诗歌史上的经典。再如唐代以《史记》《汉书》《后汉书》为“三史”，并把“三史”作为科举考试的一科，从制度方面有力促进了以《史记》为代表的史传著作的广泛传播。唐代诗赋取士的文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对前代诗歌、辞赋经典的学习，也推动了当代文学经典的形成。第三，经济与科技的进步。书写载体与形式的变化以及文学传播手段的多样化也是一个时代文化发展的标志之一，对文学传播具有重要影响，而文学传播又是文学经典形成的重要因素。由简帛到纸张，由手抄到雕版，尤其是印刷术的发明，使文学的传播发生了重大变化。明代由于印刷技术的进一步提高，特别是套版印刷的兴起，给文学传播、文学评点提供了更大的便利，因而出现了大量的文学评点著作，诗歌、散文、辞赋、小说、戏曲的经典作品大多有评点本，有些经典作品还不止一种评点。除书面形式传播外，还有口头形式的传播。有些作品还传播到域外，说明这些作品得到更大范围的认可。经典建构与文学发展的内部因素，主要体现在文学思潮的发展上。文学思潮是一个时代政治文化发展的体现，对经典的建构有促进作用。古代中国文学是在不断继承和革新中发展的。当然，每个时代的文学思潮都与当时的文化发展息息相关。唐代韩愈、柳宗元掀起古文运动，举起了向先秦两汉散文学习的旗帜，其影响一直延续到宋代。这场运动使得先秦两汉散文得到高度重视。古文家对《史记》《汉书》的推崇与学习也使他们自己的文学地位得以提升。宋代诗坛的江西诗派，以杜甫等人为榜样，形成了自己的创作特色，人员众多，影响广泛。明代由于文学复古运动的反复出现，前代许多文学家和文学经典被树为典范。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散文流派，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这一散文流派，把前代的散文经典如《左传》《史记》以及唐宋八大家等作家的作品树为榜样，不仅在创作中学习，而且选编和评点这些作家的作品，这无疑巩固了前代经典著作、经典作家在散文创作中的重要地位。

二、文学批评与经典建构

中国古代文学在自身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过程中，始终离不开阅读者的鉴赏、评论，这其实也就是文学批评的过程。文学家作为创作者，也有自己的文学认识与文学批评。司马迁在《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中提出“发愤著书”说，一方面说明了创作的动力和源泉，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司马迁对前代众多经典的学习，尤其是对经典内在精神和情感的学习。西晋左思《咏史》云“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三都赋序》云“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说明他在创作中学习过贾谊、司马相如和张衡的作品。古代小说中有许多模仿《西游记》《红楼梦》等经典的作品，说明这些经典小说被作家广为认可和接受。古代诗歌中有大量的“拟体”“效体”，如《拟咏怀》《拟古诗十九首》《拟行路难》《效陶诗》等，甚至有些诗歌直接化用前代作品，这也说明被拟作品具有榜样的力量。古代作品还有大量的“续作”，如《续红楼梦》等，说明这些作品得到了文学家的普遍认可，这是经典影响史的重要体现。文学评论家对前代作家作品的意义阐释，是文学经典建构不可或缺的环节，也是推进古代文学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必要途径。文学作品中隐藏着作者设置的“密码”，读者理解作品的过程就是解密的过程。评论家对经典作品的意义阐释，能引导读者深入理解作家作品的思想感情。这类意义阐释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较为系统的理论阐释。古代文学理论在先秦时期就已萌芽，发展至汉代，逐渐有了一定的思想体系，如这一时期的“美刺”说、“讽谏”说等。魏晋南北朝以后，逐渐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如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等开启了较为系统的文学评论的先河。刘勰《文心雕龙》、锺嵘《诗品》是唐前最有代表性的理论性著作，丰富了古代的文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并且对后来的文学评论产生了重要影响。唐以后的文学理论，出现了诗话、词话、文话、赋话等多种形式。在诗文评传统进一步深入的同时，文学批评涉及的文体也在不断扩展。古代的一些赠序、题跋、书信、墓志铭等，也包含着丰富的理论思想以及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历代正史中的文学传论，对文学演变发展的评论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基本勾勒出不同时代文学发展的线索。另外在刘知几《史通》、章学诚《文史通义》等史论著作中，也有许多关于作家作品的评论，值得重视。在古代还有独特的论诗绝句，以诗论诗，很有特色，或提出理论，或评价作品。二是文学点评。宋代形成评点风气，到明代达到鼎盛。点评是在原文本上的标记与评论，并形成一种新文本。在一部文学作品中，不同符号的“点”和各种形式的“评”，对读者有很大的吸引力，是读者阅读的引导者。古代的评点著作众多，甚至一部作品有多种评点，如《史记》《杜工部诗集》《红楼梦》等经典著作的评点超数十家。一些古诗文选本，虽是作品精选，但往往也有评点。评点家对作品的评点，大到思想、感情、段落、起承转合，小到章法结构、辞藻、对仗、用典、音韵等，深入细致。三是文学赏析。文学赏析是深入理解作品的基础，是进入文学审美、文学评论的前提。古代的评论鉴赏大多是感悟式的，也有较详细的分析。进入现代以后，系统的文学鉴赏之作陆续出现，唐诗、宋词等也都成为了人们赏析和学习的典范。在古代，一些名人的序言对作品也具有推介作用，尤其是一些文坛领袖、著名人物的序言、评价，往往影响读者的选择。在文学批评层面，还有一个特殊的阶层，就是古代的帝王。他们掌握着政治权力与话语，尤其是喜爱文学的帝王，往往对一些文学家及其作品有一定推崇。这种推崇，有些具有政治因素，如汉武帝对司马相如辞赋的赞赏、唐玄宗召李白入翰林等，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作家的影响，对文学作品的传播也有促进作用。

三、文本保存方式与文学经典建构

中国古代文学自身存在一种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需求与方式，同时，从经典文本保存的外部方式看，古代文学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也有其外在的表现形式。古代文学经典的建构，就在于经典文本的多样化保存，并为经典的传播和研究、学习和接受提供了多种途径。首先，是大量的文学总集。从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开始，历代编纂的各类作品总集众多，不仅给读者提供了学习、选择文学经典的基础文献，也对保存经典作品起了重要作用。其次，是作家个人的集子（别集），往往保存了作家创作的诗、词、文、赋等作品。有些别集是作家自己编纂的，有些别集是亲朋好友编纂的，而大部分作家的集子都是后人编纂的。再次，是大量的文学选本。由于古代作家、作品数量众多，一般人很难全部阅读，所以就有选择精品的选本出现。古代还有大量的类书，在分类介绍具体条目的同时，也收录或摘录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是文学选本的特殊形式。文学选本是文学经典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它的传播范围往往更加广泛，历代的文学经典大多和选本有密切的关系。选本不只是选作品，也往往和注释、点评等结合在一起。虽然不同的选本有不同的选择标准，但优秀作家的优秀作品，会被多个不同的选本选中，这体现了选编者共同的审美追求。一般而言，同一作品在不同时代的选本中出现的频率越高，说明该作品的影响力越大，生命力越强，越可能逐渐成为不朽的经典。与文学选本相关联的是文学教育。古代的文学教育对于经典的建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古代的文学教育是大文学教育，也就是文化教育。古代的文学教育途径与整个古代教育相一致，主要有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等。文学教育的读本，经过不同层次、不同受众、不同范围的传播，人们会对它们进行经典化选择。一大批有价值的选本，经过一代一代的流传，逐渐成为经典。因此，可以说，文学教育的过程就是经典形成的过程。文学教育离不开文学教材。近代以来大学的文学史教材，从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开始，对文学经典的选择各有不同，但总体上对经典还是有共同的认识。最后，古代文学作品的改编，也是文学经典化的特殊方式。改编有两种主要形式：一种是直接取材，一种是不断累加。文学作品的改编，有的改变了作品的文体形式，有的改变了作品主题，有的改变了作品结局，有的深化了作品思想，有的增强了艺术效果，等等，使得接受的群体进一步扩大。还应特别注意的是，史书对作家生平的记载和对作品的评价、收录、保存，对经典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是英国文学期刊从产生到成型的时期，也是英国期刊文学从政治评论文学回归现实生活文学的重要阶段。本文将这一时期的英国文学期刊视为“早期文学期刊”，将该时期的期刊文学视为“早期期刊文学”。英国早期的期刊文学在传播自由主义思想、丰富大众文化生活、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是研究近代英国社会变迁、文学发展及期刊演进的珍贵史料。

一、英国早期文学期刊的类型

1．评论类刊物

18、19世纪，一批英国文学家为宣传启蒙思想，创办了《闲谈者》《旁观者》《考察者》《批评评论》《爱丁堡评论》等刊物。这类期刊多以政治评论为主，为政治宣传、思想争鸣、文化传播提供了重要舆论阵地。评论类刊物多流行于英国上层社会，最初刊发其上的评论文往往依托英法诸国大革命案例提出政治主张，抨击政治对手的政见，进而影响社会大众。例如，《批评评论》《每月评论》就是两本针锋相对的评论类刊物，二者立场、观点鲜明，均带有明显的政治性与煽动性。进入19世纪后，评论类期刊更加规范，往往能站在较为客观的角度对时政、思潮展开述评，如《爱丁堡评论》通过对评论对象的选择，评论内容已不如早期评论类刊物那么激进。当然，该刊物的政治性特征依然存在，虽然其最初只是将当时盛行的自由主义思想穿插其中，但后来也逐渐成为辉格党进行政治宣传的重要工具。

2．纯文学杂志

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英国社会阶层发生变化，社会生产力得以提升。自1817年《布莱克伍德杂志》创办后，纯文学杂志开始兴起，并迅速成为满足中产阶级文化娱乐需求的重要读本。《布莱克伍德杂志》力推精英主义的诗歌、散文等作品，致力于将精英文化广泛传播。随后出现的《伦敦杂志》则从社会现状出发，推出了众多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也使得兰姆、济慈、亨特等文学大家广为人知。《布莱克伍德杂志》《伦敦杂志》是19世纪初英国最有影响力的纯文学杂志，由于两本杂志存在文学理念上的差异，二者还开启了激烈的论战，其中，济慈的诗歌成为争论的焦点。《布莱克伍德杂志》编者团队认为济慈的诗歌粗俗、下流，在语句语法上存在诸多缺漏，叙事亦不完整，情节描写混乱；《伦敦杂志》的主创们却认为济慈的诗歌细腻而敏感，具有成熟而深邃的思想内涵。

3．文学月报、周报、日报

摘要:高校儿童文学教学具备五维空间。其一，儿童文学文体，应讲授不同的文体及特征，授课侧重有所不同。其二，儿童文学史，应提纲挈领地抓住文学史脉络，在文体的架构中穿插讲授。其三，儿童文学文本，应选择经典文本进行细读，与儿童文学有关的介绍、研究材料亦必不可少。其四，儿童文学写作，应包括各类文体的作品创作与评论。其五，小学语文教学实践，应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与提炼能力，并进行陈述式教学演练以及微课堂展示。

关键词:儿童文学；高校教学；五维空间

儿童文学是高等院校小学教育（语文）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这门课程不仅具备理论意义，更具备小学语文教学指导意义。儿童文学看似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外国文学等课程同属于一类学科，但其教学向度与目标更为复杂：学生不仅要了解文学作品，了解文学发展脉络，更要掌握多重文体的定义及特征，同时还要学会写作及教学实践方法。可以说，这是一门集理论与实践、文学史与文学概论、文学评论与文学写作于一身的学科。整体而言，儿童文学课程具备五种维度空间：儿童文学文体、儿童文学史、儿童文学文本、儿童文学写作、小学语文教学实践，儿童文学将实现从文学理论到文本再到实践的授课层次。下文即逐一论述五个维度的教学内涵。

一、儿童文学文体

学习儿童文学，首要的教学目标是悉知不同的文体及其特征。儿童文学的文体分类十分多样，很多儿童文学教材以基本文体作为重要的章节划分形式。如方卫平、王昆建主编《儿童文学教程》（第3版）[1]、蒋风《新编儿童文学教程》[2]、黄云生主编《儿童文学教程》[3]、浦漫汀主编《儿童文学教程》[4]。儿童文学文体大致可以划分为纯文学类与非纯文学类。纯文学类包括儿歌、儿童诗、童话、寓言、儿童故事、儿童小说、儿童散文，这是了解儿童文学的最基础文体。非纯文学类包括儿童科学文艺、图画书、儿童戏剧文学、儿童影视文学，是文学与科学、绘画、舞台、荧屏的结合。不同文体的授课侧重不同。纯文学类文体包含韵文类、非韵文类、虚构类、非虚构类等多样。儿歌、儿童诗属于韵文类，儿歌应重点把握押韵、节拍、结构特点，儿童诗则需把握陈述性特质。虚构类中，童话应把握拟人体、超人体、常人体形象，寓言则偏重于寓于言的表达方式。把握儿童故事的方法是请学生讲故事，儿童小说则显然是最为成熟的儿童文学创作，讲述方法上，要偏重作家创作动机与文学创作背景等问题。非纯文学类文体则需要更多的多媒形式支持。讲述儿童科学文艺，可以请学生分析文本的科学与文艺元素。图画书可由教师朗读图画书文字部分，由学生摹状绘图，然后再与原图对比。至于儿童戏剧影视文学，排演相应的剧目，以直观形式进入该种文体，则为必须。

二、儿童文学史

在文体学习的过程中，文学史的介绍成为穿插其中的重要内容。显然，这是一种以文体为架构以文学史为补充的讲述体例。儿童文学区别于国别文学史，实际包含了中国儿童文学和全部的外国儿童文学，提纲挈领地传播儿童文学史，成为儿童文学课堂的第二个维度。讲述文学史，应注意儿童文学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路径。需要向学生强调两点，一是自发成为儿童文学的古代文学作品，二是民间文学创作。儿童文学是现代以降建构而出的学科体系，授课中，应重点强调，自发到自觉的发展流变过程。在具体操作层面，儿童文学史的讲述以文体为轴心，每讲一种文体，则引入相关的文学史介绍。儿童小说、童话、寓言、儿童诗将介绍得较为全面，其他文体则相对弱化。在国别上，应以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为中心。这不仅源于对中国文学本身的重视，更源于中国儿童文学是母语写作的文学。一些儿童文学教程设有专章讨论文学史，如黄云生主编的《儿童文学教程》［3］，如浦漫汀主编的《儿童文学教程》［4］，一些儿童文学教程则仅做必要的引述，如方卫平、王昆建主编的《儿童文学教程》［1］。这就要求儿童文学教师参考更多儿童文学史著述，并推荐给学生。如王泉根《中国儿童文学概论》[5]及其所属的世界儿童文学研究丛书，如刘绪源《中国儿童文学史略（一九一六——一九七七）》[6]，如吴其南《中国童话发展史》[7]及其所属的风信子儿童文学理论文丛。如方卫平《中国儿童文学四十年》[8]、王泉根《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编年史》[9]，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学史著述。

当今文学价值已进入学术视野。上世纪90年代，北京师大李春青先生著述《文学价值学导论》一书，对文学价值做过系统探讨，富有启迪性。本文试从文学影响力、文学传播力、文学增值力三个普适性向度切入，考量文学价值。   一、文学影响力   文学影响力，是指文学作品在社会传播过程中所引发的感染效应、震惊效应、辐射效应、证同效应、启迪效应、净化效应、弥补效应、幽默效应、谐谑效应、衍生效应、溢出效应、诱导效应、象征效应、心理对应效应、美感效应。考量文学价值，文学影响力是一个绕不开的因素。一部文学作品一经问世，便成为社会公共精神财富，人们消费它、臧否它。越是经典名著，文化品位越高，其影响力就越大。任何作品，都要在公众参与、时间检验的文化坐标上接受考验、评定价值。时间成就经典，读者点评价值。   考量文学价值，基本条件要看文学作品是否体现了文学永恒性元素。古今中外的所有文学创作，有许多本质相通、相同或相近的永恒的思想蕴涵，如历史感、民族感;人性美、人情美、个性美;爱情、生死、苦难;正与邪、善与恶、美与丑的搏斗，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情感与理智的矛盾等，这些跨越时代与国度的共同的文学因素，称之为文学永恒性元素。［1］   丹纳在《艺术概论》中讲，一部作品要吸引人，必须写出时代、地域、种族的特性，只有如此，才能在作品里表现出广阔的空间。   审视文学影响力，应关注读者参与、社会环境融入两个向度。   1．形成读者群。文学传播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以作品为中心，以作家、读者为基本点。美国当代文艺理论家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与批评传统》一书中提出“艺术家、艺术品、欣赏者和世界”的文学四要素说。读者是文学作品的消费群体，离开了读者，文学作品就会失去文化消费市场。   文学作品在传播过程中，形成了特定的读者群、阅读场。譬如儿童读者群、青年读者群、妇女读者群、老人读者群、知识分子读者群等。离开了特定读者群，作家作品等于失去人脉市场。作品培养了特定的“追星族”“粉丝”。拥有广大读者群的文学作品当数小说、民间传说、故事。拥有广大观众群的文艺当数影视剧、戏剧、相声、小品。   2．融入社会度。文学反响力由其融入社会度来考量。文学作品问世后，大致产生以下三种传播效应:轰轰烈烈、平平淡淡、冷冷清清。轰轰烈烈者，如曹雪芹的《红楼梦》问世后风靡京都，民谣云:“开谈不说《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又如被称为“无产阶级战歌”的《国际歌》及“全世界规模最大、战斗力最强的群众诗歌总会”的天安门诗歌运动。   有些文学作品，由于不合时宜，被列入“禁书”惨遭封杀，此属文学影响力的反例。大部分作品由于读者群小，或无人问津，而泯没于世。   关注文学作品的社会融入度，涉及多维要素。   《唐诗排行榜》前言，推出的评价唐诗排行榜标准是:“为了统计唐诗在后代传播接受过程中的关注度，我们采集了四个方面的数据:历代选本入选唐诗的数据，历代评点唐诗的数据，20世纪研究唐诗的论文数据和文学史著作选介唐诗的数据。”并依此标准评出了唐诗中关注度知名度最高的一百首诗。［2］   凡能入心、入目、入口、入耳、入用、入评(评论、评奖)的作品，即使产生一次性审美效应，也可算做有影响力。读者人群、文学评论、文学运动、文学事件、小说点评、诗话、创作逸闻轶事、文坛花絮等，都可视为考量文学价值影响力的切入点与参照系数。   二、文学传播力   1．出版率。出版发行量大，反映社会需求强劲，覆盖面广。名著与时尚读物，发行量较大。有的作品曾多次再版，说明文化消费市场畅通。   2．翻译率。翻译是实现跨文化交流的津梁，许多文学名著是通过翻译走向世界的。通过翻译，拓宽了传播途径，繁荣了文坛，实现了文化资源共享。   3．评介率。评价推介是为作品做广告，把文学作品广而告知大众，起着导读领航作用，促进作品尽快进入读者的阅读视野，是出版发行中的造势行为。历代流传的诗话、文学轶事，当今的《中华读书报》《中华书目报·社科新书目》《新华书目报·读者新书目》等即是。   4．阅读率。文本只有经过阅读，进入阅读期待视野，才能转化为作品。阅读率高，说明作品有市场占有率，作品魅力大，辐射力强，有人脉。   5．解读率。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决定文学作品历史地位和价值的因素是读者的接受意识。对于作品的解读，是读者参与阅读的反馈行为。解读是深度阅读，是二度创作，是践行“对话理论”，从而发现意义、创造意义，从“显文本”中发掘“隐文本”。古代的小说评点、现代的文艺评论即是解读行为。   6．摘抄率。阅读过程中，好作品常能引人入胜，有人寻章摘句、探赜索隐，精心摘录名言警句、精彩片段，整理成名人名言录、编成描写词典、比喻词典、议论文大全类的压缩饼干式辞书，供青少年学生作为写作参考工具书。近年来，剪报、文摘报之类的媒介，专事摘录工作，为读者提供阅读快餐。   7．转载率。经过阅读市场筛选，有价值的好作品被人们认可选择，被纷纷转载应用，扩大了作品影响，实现了信息共享。   8．收视率(上座率)。文学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或戏剧，通过大众传媒进入千家万户，扩大了作品的传播范围。收视率、上座率成为追求票房价值的衡量指标。   9．点击率。在互联网时代，文学作品进入网虫视野，任由人们曝晒浏览下载。因此，点击率成为透视作品市场占有率的重要窗口。#p#分页标题#e#   10．引用率。在写作、交谈、演讲活动中，人们采取“拿来主义”，常引用诗文佳句、文学典型，既开发了作品的使用价值，也契合了学术界影响因子之说。   11．争鸣率。有的文学作品问世后，引发强烈争鸣，叫好者有之，叫骂者有之。毁誉参半，置身焦点。从传播角度分析，这种争鸣有利于扩大作品知名度。那些被打成“毒草”、列入“禁书”的作品，尤能引人关注。   12．获奖率。获奖是对于文学作品价值的认可评价，具有一定荣誉效应。譬如诺贝尔文学奖、鲁迅文学家、茅盾文学奖、冰心散文奖、“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具有一定的权威性。相对而言，能入奖的作品，具有一定的文学品位。   13．反弹率。优秀的文学作品在沉寂一段后，又“梅开二度”，显示出新的价值。文学反弹，是一种文学资源开发、价值再现。接受美学认为:文学作品具有“功能潜力”，即具有发挥某种社会功能的可能性，但功能的实现，是在接受的过程中完成的。   14．入教材率。某些经典作品，作为范文入选教材，成为文学启蒙读物:载入文学史，供读者研习欣赏。语文课程，为青少年涉猎文学提供了文本、时间、师资保障，是一种有效的学习方法。人们通过语文课程走近名家名著。   15．传承率。文学的生命力在于传承，否则就会中断“文脉”。作品不仅要有老读者，还要培养新生代读者。唯此，作品才有生命力。文学作品的常青藤，是靠前赴后继的读者群接力打造的。民间文学是靠世代口耳相传维系生机的。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奇”、哈萨克族的“阿肯”(民间歌手)，就是本民族民间文学的传承人。传播形式多样，如哈萨克族民间文化艺术有“木沙依拉”(诗歌朗诵)。   三、文学增值力   1．续编率。作品续编是指后续作者在阅读原著基础上，遵循“空筐结构”“召唤结构”理论，运用发散性思维，在原著基础生发出新的内容。这是一种踵事增华或狗尾续貂式的工作。一则表明作品的辐射效应;二则表明续编者的灵感创意。名著孕育续编，不乏范例。作品的文化底蕴越厚，孕育新作的概率越高。   2．改编率。根据原著改写成另一种著作，叫做演绎作品，如把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改编是再创作。最近几年，文学作品借助大众传媒，实现美丽转身。例如，把小说、神话传说、民间史诗、报告文学等文本，改编成电影、电视、动漫、戏剧、相声、小品、广播剧、舞蹈、歌剧等形式，快速传播到民众之中，寓教于乐。作家蒋子龙指出:“经典是经得住改编的，中国的所有戏剧门类都从四部古典名著中吸收了无尽的营养，仅京剧就有200多部‘三国戏’。经典同样也经得住糟蹋，无论现代影视作品怎么随心所欲地改编和解读，都伤害不了经典，并让他们照样能大赚其钱。［3］   互联网普及千家万户，许多人不看书，往往通过观看影视了解作品。今后，作品的传播，唯有与大众传媒联姻，走改编之路，才能畅销。   3．戏说率。大众文化时代流行俗文化，年轻人以讽刺、幽默、搞笑的视角戏说名著。恶搞是一种网络亚文化现象，解构传统、颠覆经典、自娱自乐成为网络风尚。戏说拓展延伸了原作的传播，戏说运用剥皮诗、仿词、套用修辞手法寓庄于谐，催生谐谑效应。   4．研讨率。文学作品一旦发表，便进入评论家视野，任人评说。文学评论家们撰写文章，臧否作品，褒贬得失。有的作品竟然引发研讨会，评论家们激扬文字，或美化，或恶评，探究其文化意义。   出乎意料，有时一个作家、一篇文章、一首诗、一本书，被演化为一个文化圈、一个文化符号，或形成一个流派。无疑，能引起人们敬畏的作家作品，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能跻身“?学”或“研究会”的作家作品，具有较高的文化品位。   5．商业率。近年来，人们不仅追求文学的社会效益，更追求文学的经济效益。千方百计地开发文化产业，从中“淘金”。鲁迅作品中的许多地名、人名成为注册商标，就是明例。   总之，考量文学价值，文学影响力是表象，文学传播力是过程，文学增值力是结果。

“超循环”是圈行系统中的各部分以及整体，产生周期性的变化与旋升。②它融合自然之道与社会之道、思维之道与存在之道、研究方法之道与研究对象之道，是世界万物生发的格局与态势。近代，尤其是近几十年以来，随着地球环境污染的不断加剧，西方人文学科领域生发了拯救人类精神生态，呼吁环境保护的生态批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西方生态批评开始传入中国，中国生态批评产生。中国生态批评作为一门新生学科，其生长态势自然也遵循了超循环之道。   一、“依生”视角下的中国生态批评———与中国对应学科“看似一体”   生态批评起源于欧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见端倪，九十年代兴起。在中国发出的最初声音是司空草1999年11月在《外国文学评论》上发表的《文学的生态学批评》一文。真正传入中国并引起国内学术界的研究热潮是在2002年，以王诺教授的《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为标志。国内关于生态批评的综述文章主要有：李洁的《生态批评在中国：17年发展综述》以及其硕士毕业论文《生态批评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1999—2005》、周玮露的《欧美生态批评在中国》等，另外在鲁枢元教授的著作《生态批评的空间》和刘文良教授的著作《范畴与方法：生态批评论》中也提到了中国生态批评的兴起与发展。以上学者在阐释生态批评在中国兴起和发展的时候，一般都把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和生态文学归入生态批评的发展中来。李洁的《生态批评在中国：17年发展综述》，文章把生态批评兴起的时间定为1987年，其根据是文艺学家鲍桑葵1987年主编的《文学艺术新术语词典》中的词条“文艺生态学”；把生态批评在中国发展的时间定为1994年，其根据是有关“生态美学”论文的发表。［1］周玮露的《欧美生态批评在中国》一文提到了生态批评在中国起步的标志———司空草1999年发表的文章《文学的生态学批评》，这一说法是正确的。但她在提及国内生态批评文章和专著的时候把曾永成教授的专著《文艺的绿色之思》、鲁枢元教授的专著《生态文艺学》、姜澄清教授的专著《艺术生态论纲》和徐恒醇教授的专著《生态美学》列为生态批评的代表作，而且文章后面把国内的生态美学会议看成了生态批评研讨会，把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和生态批评看成了一体。［2］刘文良教授的《范畴与方法：生态批评论》一书中有关生态批评发展综述的论述在前言的第二部分———“当代生态批评在中国的崛起”，刘教授虽然没有把生态文艺归入生态批评，但是文中提到“2000年出版的鲁枢元教授的《生态文艺学》、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2002年出版的张皓等人的‘文艺生态探索丛书’、2000年出版的徐恒醇的《生态美学》、2003年出版的曾繁仁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等，都宣示着中国生态批评研究已经‘渐进佳境’。”［3］第三部分“生态批评理论研究的现状”，提到“国内学术界先后召开了几次有关生态批评的大型学术会议，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张皓等人的‘文艺生态探索丛书’（《中国文艺生态思想研究》、《老庄生态智慧与诗艺》、《20世纪中国文学生态意识透视》、《小说因素与文艺生态》）等生态批评研究的学术著作陆续推出。”［4］也没有把生态批评和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分开。然而，中国生态批评起步期为何会与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看似一体”？原因就在于这时候的中国生态批评是“依生”于西方生态批评、中国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而成长的。   二、“竞生”和“共生”视角下的中国生态批评———与中国对应学科“耦合并进”   生态批评在中国兴起后，马上引起了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两个学科专家学者的关注，这种关注有其必然性。首先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生态批评都是在地球生态遭到破坏的情况下而产生的，本是同根而生；另外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彼此有着学科互补性，能够耦合交融。生态批评属于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的应用研究维度，生态批评的发展能够促进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的理论构建，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的理论构建又能反之为生态批评提供更好的哲学支点和理论规范。中国的生态批评是从西方引进的，而中国本土又有其知音———生态美学和生态文艺学，所以生态批评传入中国以后，其发展有两支主流。一支主流是最初把生态批评从西方引入中国的那一批专家学者，这批学者在研究生态批评以前大都是从事比较文学或外国文学研究，一般英语水平高，能直接阅读欧美的最新学术成果，及时了解西方的学术潮流。比如王诺教授还曾去哈佛大学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为王诺教授在哈佛大学一年访问的学术成果。除王诺教授外，这一支流的代表人物还有韦清琦教授、宋丽丽教授、胡志红教授、刘蓓教授等。另一支主流是在西方生态批评理论传入中国以前就从事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文学理论等学科研究的专家学者，代表人物有袁鼎生、鲁枢元、曾繁仁、曾永成、刘文良等专家学者。   前一支主流我们主要看王诺、韦清琦教授的生态批评研究。王诺教授任教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在研究生态批评以前主要从事外国文学研究，2002年开始发表关于生态批评的文章，主要有：2002年发表《雷切尔•卡森的生态文学成就和生态哲学思想》、《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2005年发表《先秦儒家思想的生态意义》，2006年发表《北美印第安神话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批评三人谈》、《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当代西方生态思潮的核心问题》、《“我们绝对不可等待”》、《从生态视角重审西方文学》，2008年发表《论华海的生态诗》、《从寄居意识看“圣经”中的生态尺度》、《“生态批评读本”述评》、《生态批评的思想文化批判》，2009年发表《生态批评：界定与任务》、《梭罗简单生活观的当代意义》、《“生态的”还是“环境的”？———生态文化研究的逻辑起点》，2010年发表《从表现到介入：生态文学创始人卡森的启示》、《生态批评的美学原则》，从王诺教授2002年到2010年发表有关生态批评的文章特点来看，主要有两方面转化：一是其生态批评逐渐把生态美学的审美性批评引进生态学、文化学批评；二是其生态批评不断扩展批评空间，从起初的对生态文学、自然写作作品及作家的批评扩大到了对整个西方文学、中国传统经典的批评。韦清琦教授任教于南京师大外国语学院，也是在2002年开始发表有关生态批评的论文。2002年发表《用生命铸造的生态经典———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的春天”》、《方兴未艾的绿色文艺研究———生态批评》，2003年发表《全球化时代的“非典”及生态学反思》、《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枝奇葩》、《生态批评：完成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最后合围》，2004年发表《打开中美生态批评的对话窗———访劳伦斯•布伊尔》、《走向一种绿色经典：新时期文学的生态学研究》，2005年发表《生态意识的文学表述：苇岸论》，2006年发表《中国视角下的生态女性主义》、《生态批评三人谈》，2009年发表《农妇•剪纸•狼———重读贾平凹的“库麦荣”》、《生态批评家的职责：与斯科特•斯洛维克关于《走出去思考》的访谈》、《生态批评家的职责———与斯科特•斯洛维克关于“走出去思考”的访谈》，2010年发表《走向一种人文仿生学———论当代中国自然写作的一些特点》。和王诺教授不同，韦清琦教授较少的将中国的生态美学思想引入生态批评，韦教授对生态批评的研究一是努力将西方生态批评理论引入国内，以促进中西生态批评的融合；二是提倡生态批评对文本的解读，注重对生态批评的实践应用维度。#p#分页标题#e#   另一支主流我们主要看袁鼎生教授、鲁枢元教授的生态批评研究。袁鼎生教授是国内生态美学学科领域的大家之一，之前从历史、逻辑、应用、比较、元学科等五个维度系统构建生态美学学科。袁教授2009年出版著作《生态批评的中国风范》，2010年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生态批评的规范》。在《生态批评的规范》一文中，袁教授指出了“西方生态批评因强调生态功能的价值取向，忽略了文本审美批评的基础，忽略了文化批评与审美批评的结合，偏离了文学艺术本体批评的宗旨与规范。”［5］提倡中国风范的生态批评应当吸收中国生态美学的审美性因素，而构建一种文化、艺术、哲学等中和价值更为完备的新批评。鲁枢元教授是国内生态文艺学学科的创始人之一，发表过很多生态批评论文。主要有：2002年发表的《生态批评的知识空间》，2004年发表的《精神生态：批评理论与实践》，2005年发表的《生态批评的视野与尺度》、《现代都市：让我们失去了什么———关于现代都市生活的生态批评》，2007年发表的《生态批评的视域》，2009年发表的《生态批评中的“自然”含义》。鲁教授生态批评的学术思想主要集中于《生态批评的空间》一本书中，对生态批评研究的贡献主要在“生态批评的空间”这一范畴上。鲁教授指出了生态批评的知识空间是以生物学知识系统为背景的知识空间，它不同于之前的神学知识系统和物理学知识系统下的知识空间。古代文论的形态更多的体现为“精彩灵动的话语片段”［6］；现代社会的文学批评让文学艺术创作服从机械的科学定律，其理论形态多表现为“冷漠坚硬的结构”［7］；当代社会的文学批评应该是一种“既自成系统又充满活力的批评。”［8］鲁教授认为生态批评的对象“不仅仅是环境文学、自然文学和公害文学，表现人类在社会中地球上生存状态的整个文学系统都可以用生态学的眼光加以透视、研究、批评。”［9］两支主流在“竞生”和“共生”中“耦合并进”。进而为下一步中国生态批评在“整生”中的超循环发展做好了铺垫和准备。   三、“整生”视角下的中国生态批评———与中国对应学科“超循环”发展   “整生”视角下中国生态批评的超循环发展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生态批评的空间、对象的认同上；另一个是对生态批评原则、规范的探讨上。   （一）空间、对象认同的超循环   生态批评刚传入国内的时候，生态批评的批评对象一方面是自然文学、生态文学、环境文学及其作家，另一方面是中外的现当代文学及作家。前一类多以古代自然山水诗人的诗歌、生态文学、环境文学作家的文学作品及其作家为对象，比如何悦玲2001年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发表的《共生与和谐：人类家园的古典理想境界———〈花源诗并记〉生态美学解读》是对古代文学中自然山水诗人的作品的解读；张志平2001年11月于《名作欣赏》发表的《对一种生态伦理的诗意想象———贾平凹近作〈怀念狼〉解读》是对生态文学的解读；老树2004年10月于《森林与人类》发表的《草原尽头的狼风景———〈狼图腾〉与生态文化》是对环境文学的解读。以自然、生态、环境文学作家为批评对象的文章，例如李玫2005年于《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发表的文章《郭雪波小说中的生态意识》。后一类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解读的生态批评，如张艳梅2005年于《临沂师范学院学报》发表的《中国现代抒情性乡土小说的生态伦理叙事》；对外国现当代文学解读的生态批评，比如王育烽2005年11月于《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发表的《从〈老人与海〉看海明威的自然生态意识》。随着对生态批评认识的加深以及生态批评学科生命力的日益显现，国内专家学者认识到了生态批评批评对象应该扩展至古今中外整个文学系统，显示出对生态批评空间、对象认识的超循环。鲁枢元教授的专著《生态批评的空间》中认为，生态批评的研究对象“不应仅仅着眼于文学作品的题材，仅限于环境文学、自然写作、公害文学的狭小范围内。概而言之，迄今为止的文学所表现的无外乎人类在社会中、在地球上的生存状态，都是可以运用一种生态学的眼光加以透视、加以研究的。从中国古代的《诗经》，到古代希腊的神话；从曹雪芹的《红楼梦》，到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从印度的泰戈尔到日本的川端康成；一直到中国当代文坛上的巴金、王蒙、张承志、莫言、王安忆、韩少功、张炜、阿来，无不可以运用生态学的批评尺度加以权衡批判。……甚至不只是文学艺术，还应包括一切‘有形式的话语’。生态批评不仅仅是文学艺术的批评，也可以涉及整个人类文化的批评。”［10］王诺教授在论文《生态批评：界定与任务》也指出“生态批评的研究和评论对象是整个文学，绝不仅仅是生态文学，绝不仅仅是直接描写自然景观的作品，更不仅仅是‘自然书写’。……从根本上说，古往今来绝大多数文学作品都包含了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思想文化因素，对它们进行生态批评完全具有合理性。……正因为如此，生态批评对文本的解读和评论不能仅仅局限于当代文学；传统文学，特别是对人类文明和社会变迁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经典作品，也是生态批评的重要对象。”［11］王诺教授2005年发表的论文《先秦儒家思想的生态意义》以及2008年发表的论文《从寄居意识看“圣经”中的生态尺度》都是生态批评空间、对象扩展研究上的实践。袁鼎生教授在《生态批评的中国风范》一书中也指出“文学艺术批评的空间与质域，应由文本的审美批评、审美文化批评、艺术哲学批评构成。生态批评，则相应地由文本的生态审美批评、生态审美文化批评、生态艺术哲学批评构成，形成三位一体的质域。”［12］袁鼎生教授从生态学中提炼出生态艺术哲学、生态美学超循环理论和生态学术方法，将更有利于扩展生态批评的空间、对象，审视文本、社会、哲学、艺术中的生态关系。#p#分页标题#e#   （二）原则、规范探讨的超循环   2007年左右，国内生态批评研究的关注点开始转向中国生态批评的原则与规范，展示了中国生态批评的超循环发展。这方面研究的第一篇论文是刘文良教授2007年2月于《理论探索》上发表的论文《试论生态批评的原则》。文章提出了生态批评的四条原则：一是“以文化批评为本，但不忽视批评的审美性原则”；二是“跨文明，跨学科，多角度全方位审视”；三是“‘深层’透析，寻求人类‘内部自然’的回归”；四是“‘以人为本’为归指，‘生态为本’为内核”。［13］2009年4月又在《中国文学研究》上发表《本土精神：生态批评的创新之基》，认为中国生态批评的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要立足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凝练生态智慧，重视本土文学，拓展批评空间，彰显自主思维。［14］袁鼎生教授在《生态批评的规范》一文中，指出了“西方生态批评因强调生态功能的价值取向，忽略了文本审美批评的基础，忽略了文化批评与审美批评的结合，偏离了文学艺术本体批评的宗旨与规范。”［15］提出了“生态和谐标准”、“生态中和标准”和“生态大和标准”生态批评的三重标准，以及“艺术审美生态化”、“生态艺术审美化”和“生态艺术审美化”生态批评的三大规律。2006年王诺教授、韦清琦教授、宋丽丽教授在《三峡大学学报》一致认为中国生态批评需要以一种东西联合的精神进行研究，中国生态批评既要立足本体，又要突破本土而走向世界。［16］之后王诺在《欧美生态批评》一书中结合西方生态思想和我国古代生态智慧，列举了生态批评“生态美的自然性”、“生态审美的整体性”和“生态审美的交融性”三条原则。［17］鲁枢元教授认为生态时代中国学术将走向一个新格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开始发挥独立自主的作用，并成为构建当代世界生态批评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18］   基于此，鲁教授在《生态批评的空间》一书中列举了生态批评的九大尺度：（1）“自然万物之间存在着普遍联系，大自然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2）“人类……不应为了一己的利益、尤其是为了那些已经显得很不正常的利益去无度地掠夺、挥霍大自然。”（3）“生态问题……同时也是一个诗学的、美学的问题。”（4）“不能忽视人的自然醒，人与自然的一体性。……”（5）“决不能把全球化单单看作全球经济一体化，更不能为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继续破坏全球生态一体化。……”（6）“……诗意的生存，是一种低消耗的高层次生活，是人类有可能选择的最优越、最可行的生产方式。”（7）“生态文艺批评忧患中不丧失信念，悲凉中不放弃抗争，绝路上不停止寻觅，……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文艺批评。……”（8）“生态批评……更是一种姿态、一种情感、一种体贴和良心、一种信仰和憧憬。……”（9）“……生态批评并不排斥包括形式主义批评在内的其它各种类型的文艺批评，因为生态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多元共存’。……”［19］可见，中国生态批评的当前探讨都一致性的强调了生态批评的审美维度、生态整体主义思想，并提倡借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学术资源。这将是对西方生态批评单调的强调生态功能的价值取向以及生态中心主义思想的一种超越，同时也是中国生态批评超循环发展的一种显现。   四、结语   中国生态批评的发展遵循“超循环”的生发路线主要经过了上述“依生”、“竞生”、“共生”和“整生”四个阶段。从“依生”、“竞生”、“共生”和“整生”四个视角统观而看，生态批评在中国的发展从起步时与中国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的“看似一体”，到后来与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的“耦合并进”，再到目前与中国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的超循环整生发展，显示出其健康的生长态势。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生态批评一定能够把自己打造成一个体系完备、话语健全、具有中国风范的成熟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