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价值论文范例

中国历来注重修史，正是这种注重修史的观念带来了中国史传文学的发达和繁荣。尤其到明清时代，在长篇章回体小说文类中，且不说《列国志传》、《西汉通俗演义》、《三国演义》、《两晋演义》、《隋唐演义》、《南北宋传》、《皇明中兴圣烈传》等这些“讲史类”小说占据了相当大的分量，即便是在“烟粉类”、“讽刺类”、“神魔类”和“侠义类”等小说文类中也渗透着丰富的历史内容。从《西湖小史》、《绣榻野史》、《金莲仙史》、《婵真逸史》、《儒林外史》等诸小说题目的命名就深切感受到历史题材对小说作者的巨大吸引力，也可略略体察小说作者假借历史以吸引读者眼球并提升小说地位的微妙心态。中国传统的历史小说主要是演义体历史小说，作家秉持着补正史之余的创作观念，通过小说去演义历史，《三国志通俗演义》小说作者遵照着所谓“七实三虚”的创作原则成为此类小说的典范之作。这种演义历史、再现历史的创作观念一直占据历史文学创作的主导。到了清末民初，作家吴趼人仍然看重历史小说再现历史事实的社会价值：“使今日读小说者，明日读正史如见故人，昨日读正史而不得深入者，今日读小说而身临其境”。〔1〕（86）这一论述延续了传统历史小说的美学观念。即使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现代历史小说在创作的价值取向上已逐渐摆脱了中国传统演义体历史小说补正史之余的陈旧观念，而理论批评方面却较多地与传统相连，批评思路上呈现出古典化的特征。尤其是在历史小说创作上，史实与虚构之间的考辨，本就是古典演义体历史小说批评家早已讨论的话题。

事实上，中国历史文学创作尽管源远流长，但在理论方面的探讨却非常有限，无论是金圣叹“以文运事”和“因文生事”的论述，还是毛宗岗对历史小说“据实指陈，非属臆造”的强调；无论是谢肇制对《三国演义》“事太实则近腐”的批评，还是袁于令对历史小说“传奇贵幻”的提倡；以及李渔的“虚则虚到底”、“实则实到底”和金丰“实则虚之，虚则实之”的写作原则的确立，都是想在历史小说创作的虚实之间寻找一种理想的平衡。现代历史小说批评家同样在这一问题上徘徊与沉迷。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理论正是过多地纠缠于“虚实之辩”，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历史小说理论的其他层面作深入细致的探讨，致使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理论始终在传统的阴影下徘徊游移，难以产生超越前人的宏大而精深的理论体系。那么，当代的情况又如何呢？进入新时期以来，思想运动催发了历史小说创作的空前繁荣。仅1976-1981年间，公开发表和出版的中长篇历史小说就达四十多部，短篇历史小说在百篇以上。不但题材广阔，内容丰富，数量上也远远超越了新文学前60年的总和。然而相对于创作的丰富和繁荣，历史小说的评论和研究工作却显得相当滞后。即便是有些评论的文章，基本上都局限于某一具体的作品，停留在介绍性、读后感的水平，缺乏理论深度和深厚的历史素养，没有把历史小说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对之进行综合考察和专门研究。

正是在历史小说研究这样的文化传统和学术背景下，吴秀明在教学实践中，以他所拥有的强大纯正的艺术鉴赏力，勤于思索的深刻锐利的思想洞察力以及充沛热忱的拥抱现实的激情，走进了历史小说研究的领地。如果从他1981年在《文艺报》刊发的《虚构应当尊重历史———历史小说真实性问题探讨》一文开始算起，吴秀明至今在历史文学研究的园地中已经辛勤耕耘了30年。30年辛苦不寻常，吴秀明在这个属于“自己的园地”中默默耕耘、辛苦爬梳、勤于思辨，创获颇丰，为学术界贡献了一系列关于历史文学研究的论著，总结并建构了历史文学的创作原则和理论体系。自此，中国历史文学研究终于超越了此前那种感悟评点似的评介和研究，有了属于自己的宏富而严谨的理论体系。纵观吴秀明历史文学研究的30年历程，按照他学术研究的内在理路的演进、深化与拓展，可以把他的研究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文学批评与文本解读

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门类，历史小说创作较之普通的小说创作要困难一些。近代就有人慨叹：“作小说难，作历史小说更难，作历史小说而欲不失历史之真相尤难。作历史小说不失其真相，而欲其有趣味，尤难之又难。”〔1〕（145）套用这一说法，我认为，作文学评论难，作历史小说评论更难，作历史小说评论能够论述透辟，评论得当，视野宏阔，尤难之又难。对此，姚雪垠曾感同身受地指出：“几年来，出现了几部写历史的小说。我看了几篇评论文章，都写得不能令人信服，不能让人同意。为什么呢？因为写文章的人，或者不熟悉历史，或者不熟悉小说艺术，历史小说中错误地虚构历史，评论者不仅没有指出这些描写不符合前人生活，反而加以吹捧。这原因可能就在于评论者自己也不晓得不认识这些描写不符合历史生活。”〔2〕历史小说是历史科学与小说艺术的有机融合，这种特有的艺术品性要求评论者不但要具有小说艺术的审美体悟能力，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历史素养。正如历史小说作者在进行历史小说创作时必须要熟悉所反映的这段历史一样，历史小说评论者也应该对其评论对象所反映的这段历史要了解。面对历史小说评论这一难题，吴秀明却不畏艰难，知难而进。80年代初，作为一个从事中国当代文学教学的大学教师，吴秀明的文学素养、文学鉴赏和见微知著的文学评论能力并不缺乏，而面对历史文学文本，作为一个历史文学评论者如何过历史关却是一个极富挑战又具有诱惑性的研究难题。

那么，吴秀明是如何度过这一历史关的呢？他多年前的一段自述为我们透露出他为此的付出和艰辛：“我是根据写评文的需要，有目的地去翻看史书。比如在写到唐玄宗题材的历史小说评文时，去查看有关唐玄宗这方面的史料，在写到捻军题材的历史小说评文时，去查看有关捻军这方面的史料。”〔3〕（365）他为了弄清楚刘亚洲长篇历史小说《陈胜》所写的秦二世在上林苑观看人兽相斗的残酷娱乐表演是否符合历史事实，不但请教精通这段历史的专家，还先后查阅了《史记》、《汉书》、《秦会要》、《太平御览》等大量的历史文献乃至稗官野史、笔记小说。评论中有关此事失真的文字虽寥寥几行，却耗费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正是这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坚韧和执著，吴秀明把文本阅读与文献查询相比照，徜徉于历史与小说之间，在历史小说评论这块比较贫瘠而荆棘丛生的园地里坚持耕耘，开始走出了一条属于他自己的研究道路。80年代初的历史小说研究，吴秀明密切关注当下的历史小说文本，对于新作给予及时的研究与评论，尽管有一些如《评1976至1981年的历史小说创作》、《虚构应当尊重历史》等综述性和专题性的文章，但主要精力还是放在作品的评论上，遵循的是文学批评与文本阐释的研究路径。#p#分页标题#e#

文学批评的主要对象是文学文本，而文本细读是从事文学研究的基础。吴秀明1987年结集出版的《在历史与小说之间》对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二十余部历史小说长篇新作都一一作了品评。他评论一部作品并非孤立地就作品而论作品，其间往往以一部作品为例，生发出对于历史文学许多重大关节问题的思考，渗透着强烈的问题意识。通读这些饱含着富有学术激情与问题意识的评论文章，可强烈感受到评论者的史思与诗思的相互辉映以及辨证的思维方式的缜密展演。比如在论及俆兴亚的《金瓯缺》通过展现生活场景风俗画的细节营造小说的真实性时，吴秀明既肯定了小说作者对生活观察的细密与处理题材平中见奇的本领，同时又笔锋一转：“不过，小说毕竟属于艺术的范畴，而不是断代的风俗志，因而对一个作者来说，光有世态习俗的描写还是不够的。风俗毕竟还只是‘外景’，哪怕写得再逼真，也只能为作品提供一个好的背景或环境。要真正形象而深刻地反映历史的真实面貌，只有深入到社会关系的内部，深入到时代风云中去，准确有效地写好人物的思想性格和精神面貌才行。”〔3〕（153）这种珍贵的辨证思考在他的评论中随处可见，这样的思考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历久弥新，得出的结论令人叹服。

本文作者：刘进才 单位：河南大学文学院

中国历来注重修史，正是这种注重修史的观念带来了中国史传文学的发达和繁荣。尤其到明清时代，在长篇章回体小说文类中，且不说《列国志传》、《西汉通俗演义》、《三国演义》、《两晋演义》、《隋唐演义》、《南北宋传》、《皇明中兴圣烈传》等这些“讲史类”小说占据了相当大的分量，即便是在“烟粉类”、“讽刺类”、“神魔类”和“侠义类”等小说文类中也渗透着丰富的历史内容。从《西湖小史》、《绣榻野史》、《金莲仙史》、《婵真逸史》、《儒林外史》等诸小说题目的命名就深切感受到历史题材对小说作者的巨大吸引力，也可略略体察小说作者假借历史以吸引读者眼球并提升小说地位的微妙心态。中国传统的历史小说主要是演义体历史小说，作家秉持着补正史之余的创作观念，通过小说去演义历史，《三国志通俗演义》小说作者遵照着所谓“七实三虚”的创作原则成为此类小说的典范之作。

这种演义历史、再现历史的创作观念一直占据历史文学创作的主导。到了清末民初，作家吴趼人仍然看重历史小说再现历史事实的社会价值：“使今日读小说者，明日读正史如见故人，昨日读正史而不得深入者，今日读小说而身临其境”。〔1〕（86）这一论述延续了传统历史小说的美学观念。即使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现代历史小说在创作的价值取向上已逐渐摆脱了中国传统演义体历史小说补正史之余的陈旧观念，而理论批评方面却较多地与传统相连，批评思路上呈现出古典化的特征。尤其是在历史小说创作上，史实与虚构之间的考辨，本就是古典演义体历史小说批评家早已讨论的话题。事实上，中国历史文学创作尽管源远流长，但在理论方面的探讨却非常有限，无论是金圣叹“以文运事”和“因文生事”的论述，还是毛宗岗对历史小说“据实指陈，非属臆造”的强调；无论是谢肇制对《三国演义》“事太实则近腐”的批评，还是袁于令对历史小说“传奇贵幻”的提倡；以及李渔的“虚则虚到底”、“实则实到底”和金丰“实则虚之，虚则实之”的写作原则的确立，都是想在历史小说创作的虚实之间寻找一种理想的平衡。现代历史小说批评家同样在这一问题上徘徊与沉迷。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理论正是过多地纠缠于“虚实之辩”，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历史小说理论的其他层面作深入细致的探讨，致使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理论始终在传统的阴影下徘徊游移，难以产生超越前人的宏大而精深的理论体系。那么，当代的情况又如何呢？进入新时期以来，思想运动催发了历史小说创作的空前繁荣。

仅1976-1981年间，公开发表和出版的中长篇历史小说就达四十多部，短篇历史小说在百篇以上。不但题材广阔，内容丰富，数量上也远远超越了新文学前60年的总和。然而相对于创作的丰富和繁荣，历史小说的评论和研究工作却显得相当滞后。即便是有些评论的文章，基本上都局限于某一具体的作品，停留在介绍性、读后感的水平，缺乏理论深度和深厚的历史素养，没有把历史小说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对之进行综合考察和专门研究。正是在历史小说研究这样的文化传统和学术背景下，吴秀明在教学实践中，以他所拥有的强大纯正的艺术鉴赏力，勤于思索的深刻锐利的思想洞察力以及充沛热忱的拥抱现实的激情，走进了历史小说研究的领地。如果从他1981年在《文艺报》刊发的《虚构应当尊重历史———历史小说真实性问题探讨》一文开始算起，吴秀明至今在历史文学研究的园地中已经辛勤耕耘了30年。30年辛苦不寻常，吴秀明在这个属于“自己的园地”中默默耕耘、辛苦爬梳、勤于思辨，创获颇丰，为学术界贡献了一系列关于历史文学研究的论著，总结并建构了历史文学的创作原则和理论体系。自此，中国历史文学研究终于超越了此前那种感悟评点似的评介和研究，有了属于自己的宏富而严谨的理论体系。纵观吴秀明历史文学研究的30年历程，按照他学术研究的内在理路的演进、深化与拓展，可以把他的研究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文学批评与文本解读

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门类，历史小说创作较之普通的小说创作要困难一些。近代就有人慨叹：“作小说难，作历史小说更难，作历史小说而欲不失历史之真相尤难。作历史小说不失其真相，而欲其有趣味，尤难之又难。”〔1〕（145）套用这一说法，我认为，作文学评论难，作历史小说评论更难，作历史小说评论能够论述透辟，评论得当，视野宏阔，尤难之又难。对此，姚雪垠曾感同身受地指出：“几年来，出现了几部写历史的小说。我看了几篇评论文章，都写得不能令人信服，不能让人同意。为什么呢？因为写文章的人，或者不熟悉历史，或者不熟悉小说艺术，历史小说中错误地虚构历史，评论者不仅没有指出这些描写不符合前人生活，反而加以吹捧。这原因可能就在于评论者自己也不晓得不认识这些描写不符合历史生活。”〔2〕历史小说是历史科学与小说艺术的有机融合，这种特有的艺术品性要求评论者不但要具有小说艺术的审美体悟能力，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历史素养。正如历史小说作者在进行历史小说创作时必须要熟悉所反映的这段历史一样，历史小说评论者也应该对其评论对象所反映的这段历史要了解。

面对历史小说评论这一难题，吴秀明却不畏艰难，知难而进。80年代初，作为一个从事中国当代文学教学的大学教师，吴秀明的文学素养、文学鉴赏和见微知著的文学评论能力并不缺乏，而面对历史文学文本，作为一个历史文学评论者如何过历史关却是一个极富挑战又具有诱惑性的研究难题。那么，吴秀明是如何度过这一历史关的呢？他多年前的一段自述为我们透露出他为此的付出和艰辛：“我是根据写评文的需要，有目的地去翻看史书。比如在写到唐玄宗题材的历史小说评文时，去查看有关唐玄宗这方面的史料，在写到捻军题材的历史小说评文时，去查看有关捻军这方面的史料。”〔3〕（365）他为了弄清楚刘亚洲长篇历史小说《陈胜》所写的秦二世在上林苑观看人兽相斗的残酷娱乐表演是否符合历史事实，不但请教精通这段历史的专家，还先后查阅了《史记》、《汉书》、《秦会要》、《太平御览》等大量的历史文献乃至稗官野史、笔记小说。评论中有关此事失真的文字虽寥寥几行，却耗费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正是这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坚韧和执著，吴秀明把文本阅读与文献查询相比照，徜徉于历史与小说之间，在历史小说评论这块比较贫瘠而荆棘丛生的园地里坚持耕耘，开始走出了一条属于他自己的研究道路。#p#分页标题#e#

一、一体化的原点：元概念的界分及关系接榫

一体化是整体性的一体化，体现为在关系网络中追索整体性的研究理路。要研究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一体化议题，就要整体性地研究两者的关系。究其实，先要界分两个核心概念：儿童文学和现当代文学。更确切地说，两者的一体化夯实于各自清晰的概念特性的基石上。辨析一组概念，异与同都不容偏废。仅有异或同的比照却无法形成张力，更遑论一体化了。类似于分科立学的理路，两种文学类型各自概念的独特性构筑了边界，从而规避了用一个概念覆盖或取代另一个概念的褊狭。换言之，中国儿童文学之所以能与现当代文学存在一体化关联，其理论前提在于两者的类同性及差异性。没有类同性就没有对话、贯通的可能。两者的类同性体现在百年新文学体系中的同源、同质与同向性。没有差异性的类同往往容易丧失各自的自主性，进而销蚀这种一体化的理论基础。从学理的层面看，界分是确立概念内涵与外延的方法。想要探析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一体化，先要弄清楚两者在整个新文学系统中的身份，从而在厘清概念的前提下展开一体化的关系学研究。

从表面看，儿童文学元概念的独异性体现在儿童这一观照对象和阅读主体上。相对于成人，儿童是人的初始阶段，也是成人曾经历但始终无法返归的生命状态。因而，“儿童”是探究儿童文学的原点。围绕着“儿童是什么”“谁的儿童”“哪个儿童”所展开的讨论，都对儿童文学概念的界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需要明确的是，这里的“儿童”首先应该是具有独立主体的人，具有儿童之为儿童的属性。否则，就无法标识其为“儿童”，完全可以用另外一个词汇替代。既然儿童是独立且独特的生命体，那么书写或表现儿童的文学也应该是独特的。由儿童的独特性推衍出儿童文学的学科属性是符合逻辑的。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儿童文学概念中还内含着另一个关键词“文学”。这样一来，儿童性与文学性的关系也成为需要辨析的理论议题。按照一般的理解，儿童文学中文学不是无边的、泛化的，它受控于儿童这一思想或价值主体。为了表现和服务儿童，文学的思想和语言都要服膺于儿童的独特性。不可避免的是，文学的自主性也因这一描述性逻辑而隐藏着危机。在中国儿童文学现代化的历程中，文学性的表达需要思想的牵引，作为思想资源的儿童性也借此获得了合法性的条件。无论是“写儿童”还是“为儿童”的文学，都因儿童性的过剩挤压了文学性，而衍生出思想性与文学性的紧张关系。抛开儿童性与文学性谁先谁后的问题，单就儿童文学概念的整体性看，如何理顺“儿童的”与“文学的”内外两面的语法关系，关乎儿童文学创作、理论与批评的一体化。儿童文学是文学的子类，自然不能脱逸文学普遍性的要求和规范。纵使儿童性或思想性异常强势，但也不能忽略文学本身的自主性及反抗性。这种反抗性的动力源恰恰来自思想意识形态的挤压，它保障了儿童文学的文学性不会离场。确立了儿童文学的文学性后，探究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一体化就顺理成章了，两者关系的讨论是在文学的层面展开的，落脚于文学门类的关系比较。不可讳言，学科化是现代知识生产的必要环节，要确认学科的合法化首先应界定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为了给儿童文学寻找科学的理据，有研究者立足于人类文学大系统的结构，从消费者的角度析离出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分类结构。这种界分看似有一定的道理，从生产与消费的链条中确实能窥见两者的差异性。但从接受者的角度来界分仍有问题。毕竟儿童文学的消费者不限于儿童，而成人文学的接受者中也可能有儿童读者。要界分概念还是要返归儿童文学发生的历史语境，从儿童文学的内在结构肌理来廓清概念。

由于儿童文学缺乏古代的传统，其发生具有鲜明的寄生性，先驱者力图将儿童文学从与之相关的其他学科门类中分离出来。这种分离实质上就是一种界分，是儿童文学学科化的重要步骤。在讨论学科界分与跨学科的关系时，朱自强以周作人的实践为例指出，“如果在一开始就不对儿童文学进行‘跨学科’研究，恐怕不可能指向科学、正确的儿童文学‘学科界分’”［5］。在他看来，学科界分与跨学科之间不是一先一后的逻辑关系，跨学科意识一开始就存在于学科界分之中。但从其前述观点看，他遵循的仍是一先一后的逻辑关系，只不过他将两者先后的顺序颠倒过来。简言之，从跨学科到学科界分是一种先融合再分立的理路，而从学科界分到跨学科则是一种先分离再融合的路向。两者的先后关系因人因时而变，并不恒定。不论何者为先，只要有利于儿童文学概念的澄清及学科自主，就都具有合理性。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一体化，可以化用上述学科化的界分方法。

从学科归属看，在很长的时间里，儿童文学是归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这种划分实际上将前者视为后者的附属形态。既然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探讨两者一体化的关系似乎就没有必要了。对此，贝塔兰菲论定整体与部分关系的看法可说明这一问题：“复合体的特征与元素特征相比是‘新的’或‘突然发生的’。”［6］（P46）之所以是新的或突然发生的，其中内隐着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意涵。如果是一种部分与整体的关系，那么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一体化关联就缺乏必要性，只需要在整体的谱系中归类、定位即可。事实上，现当代文学并不等同于儿童文学与非儿童文学之和。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有同源性，但并不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更进一步说，儿童文学既不是现当代文学的副本，也不是现当代文学的缩小版，而是具有本体性价值的文学门类。具体而论，这种本体性体现在思想和语言两个层面上。从思想本体上考察，儿童文学并不排拒百年中国的重大现实议题，尤其是在新文学的整体推进下，当儿童文学成为“儿童问题”之一［7］（P418），并上升为“中国问题”时，它就被纳入现代人学系统之中，与现当代文学一道并行不悖地推动“为人生”的现代工程。在该过程中，两者的思想资源、运思方式、话语表达和艺术技法同中有异。从语言本体上看，儿童文学并非现当代文学的简化、浅化，以浅易表现深刻恰是儿童文学语言的特质。

与现当代文学语言相比，儿童文学语言的特殊性体现在“谁来言说”与“如何言说”的关键点上。尽管都使用现代汉语作为语言工具，但两者的语言风格、语体形态都存在着差异。一旦以特殊性来标示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界分，两者的一体化联结就具有了尊重主体的理论自觉。没有差异的融合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主与从、整体与部分、中心与边缘的关系隐含了决定论或一元论的属性定义，容易斩断一体化的基础，无法实现真正的对话融合。当然，如果将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视为两个无法切近的概念，那么想要实现一体化也只是徒劳。在当前的学术界，可能不再有人将两者绝对化地割裂，但儿童本位观所制造的儿童文学本位主义仍值得警惕。那种固化儿童文学的做法不仅阻滞了一体化协同，而且也销蚀了儿童文学的本体特性。从本义和性质看，中国儿童文学是一种现代的文学，也是一种民族性的文学，它与现当代文学同构了“文化共同体的新伦理”［8］。中国古代没有自觉的儿童文学，中国儿童文学实质上是“现当代儿童文学”的另一称谓。于是，就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既然古代没有自觉形态，儿童文学何以在“五四”时期横空出世？这一问题看似只关涉古已有之还是现代生成的论争，实质上却与儿童文学的性质及与现当代文学关系接榫的议题更为相关。与西方儿童文学无异，中国儿童文学也是一个现代概念，其发生源自儿童这一现代概念的绽出。儿童的发现是一个现代装置，它驱散了以往儿童主体性被抽空的阴霾，儿童重新回到儿童本有的位置。基于知识观及现代文学制度的重建，儿童也成为一种现代知识，纳入了现代中国人文学想象的意识之中。

从这种意义上说，有关儿童的知识论和“人的发现”一样，都是现代的产物，凸显了“儿童”观念之于儿童文学的特殊意义［9］。然而，“儿童”又是一个充满歧义的概念，立于不同的语境、出于不同的主观意图都会使其语义诡谲多变。儿童到底是“发现”还是“发明”出来的？儿童是从方法论还是价值论的角度来判定的？儿童的产生到底是建构的还是本质的？儿童又是如何变成了历史的主题？这些关涉儿童概念的疑问最终都指向了“儿童文学”概念的本体，进而制导了儿童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困境。吊诡的是，这种儿童观念并不存在儿童那里，而是专属于成人。换言之，儿童观是成人的儿童观，它关乎儿童本体，但又脱逸于儿童自身的思想。由于儿童的缄默，成人的儿童观就无法单纯地指向儿童，加之儿童文学不是儿童自己创作的文学，儿童文学的思想和艺术不可避免地铭刻着成人的鲜明印记。于是，在成人思想的容器里，儿童只能沦为“一个空泛的概念，有效地沉默”［10］（P47）。但是，成人的话语权利也是有限度的，完全无视儿童必然会抽空成人本有的话语优势，两代人关于童年的对话才是保障儿童文学存在的基础。因而，不管成人话语如何强势，儿童文学都不会彻底掐灭儿童的声音。这种结构生成了“真实的儿童既不会被‘发明’，也不会‘消逝’”的结果［11］。事实上，儿童这种“在却非在”的缺失也隐含了“不在却在”的张力。成人作家与儿童读者的分立体现了儿童文学概念的特殊性，也因此保留了两代人话语交互与转换的可能性。可以说，儿童文学的这种特殊性自成一体，在被现当代文学吸附的同时又拉开了距离。现当代文学是一种现代性的成人文学，其结构内部没有预留两代人对话的空间，作家与读者的界分也比较模糊宽泛。正是基于两个概念的差异性，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一体化讨论才得以开展，类同与界分的一体化实践才能落到实处。

第一篇：大学生文化安全教育改革

摘要：

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到今天，外来文化对国家文化安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外来文化入侵的重灾区是高校，重点人群是大学生，因此高校必须加强对学生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使大学生树立起高度的文化自觉、坚定的文化自信、强烈的文化担当，主动承担起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任。

关键词：

国家文化安全；外来文化；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

一、大学生国家文化安全教育

1.国家文化安全的内涵。文化是国家和民族价值理念、文明传承和精神追求的外在体现。国家文化安全根源于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文化，是随着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冲突而出现的。国家文化安全的主要内容包括语言文字安全、风俗习惯安全、价值观念安全和生活方式安全四个方面。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潘一禾认为：国家文化安全是“指一国的观念形态的文化（如民族精神、政治价值理念、信仰追求等）生存和发展不受威胁的客观状态，它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期刊评价方法的历史与转向：从同行评议到文献计量

（一）期刊评价的历史演进与量化转向

学术期刊评价初始是文献计量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的初衷是为图书馆采购学科重要期刊和引文数据库遴选来源期刊服务，为优化学术期刊的使用提供参考。其评价结果渐渐应用于科研管理、学者成果评价、学术奖励、学术资源分配等方面。文献计量学派主要通过量化方法研究期刊发展规律、增长趋势和分布规律。其中，引文分析法是通过学术期刊增长趋势和分布规律进行期刊分级量化评价。作为学术期刊定量评价法，文献计量法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早期阶段，主要研究文献集中与分散分布规律，关注发文量指标；第二，引文分析法阶段，通过引文量测算平均被引率和影响因子，进行量化分级，以及设计发文和引文量结合、数量和质量结合的H指数，进行复杂评价；第三，在模糊评价阶段，将定性数据进行量化统计，进行综合混合评价[4]。现阶段，国内学术期刊评价体系基本都采用文献计量学的量化评价法，公布定量指标和权重，根据指标算法、数据结果排序对期刊进行等级分类，拟定“核心期刊”[21]。一些评价机构声称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但在评价过程中定性指标和权重并未提及，定性评价仅仅作为参考和补充。定量评价法为什么会成为期刊评价的主流方法呢？我们知道，早期的学术评价主要采用的是依托学术共同体的同行评议机制。“同行评议”的概念则最早出现在17世纪中期，在英国皇家学会期刊《哲学会刊》的论文评审中，通过同行专家评议对论文内容进行评价，判断作品的有效性、重要性和原创性，为学术期刊选稿提供参考。同行评议被誉为“汇聚专家智慧、识别重要思想、更正研究错误，确保研究团队获得更大支持的学术评价方法”[27]。同行评议是一种依托学术共同体的重要评价方法，评议人体系的制度化深刻体现了期刊发展的社会属性，作为一种精英化的学术交流和评价活动，同行评议主要存在于学术精英的小圈子中。在现实中，同行评议易受到人缘、师承、权力利益关系的影响，如学术人情关系、行政权力干预、圈子文化、学术评价标准丧失和评价不公开、不公正的问题[28]。学术系统内部的等级结构下，少数精英可能会主宰学术认可和资源分配过程。成熟的同行评议体系需要依托强大的学会和自律的学术共同体，遵循学科同行性、学术民主性、学术交流性、利益超越性等原则，在学术争鸣和交锋中建构学术共同体[27]。量化评价替代同行评议的根本原因在于学术生产模式的改变，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化，知识生产在不断地去神圣化、日常化、公共性，日益成为科研生活的日常[29]，随着学术GDP竞争的加剧，科研劳动分工更加细化和复杂化，科研管理需要以量化评价去迅速识别成果的价值。另一方面，科研成果和交流形式从一种精英化的学术活动变成一种高度职业化、专门化的科研活动。科研成果从在传统无形的学术共同体的内部传播，并获得学术同行内部认可，发展到成为一种特殊的公共和社会属性的私人产品。随着学科的体系逐渐成熟，门类逐渐繁多，出现了一些跨学科的小众研究领域。学科差异的分化和复杂性，造成彼此之间难以进行公正的度量和评价[3，30]。方法转向的现实动力主要来自量化评价为科研管理带来的便利，在科研管理方面，政府治理模式的改变，技术治理逻辑更偏重绩效和问责。量化评价可操作性强，标准明确，而同行评议的交易费用过高，具有主观性和不确定性。量化评价利于政府确定科研成果的知识价值与社会贡献价值，进行科研管理和学术资源分配。在期刊评价领域，文献计量学的评价方法适应了知识生产、传播体制和科研管理体制的变化，在期刊评价领域获得发展的土壤。文献计量提供的数据具有简便、经济、易操作，少生是非，效率偏好，研究结果可测量、计算和比较。文献计量方法可以提供学科领域组织性、结构性较强的描述数据，可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体现评价的科学性、权威性和准确性[22]。

（二）期刊评价中的定量与定性研究

期刊的定量和定性评价法主要体现为文献计量法和同行评议法，这体现了社会科学的定量和定性研究在期刊评价中的应用。两种评价方法具有不同的方法论取向，定量与定性研究在理论假设、资料收集、论证逻辑和结果应用等方面存在差异[31]。谢立中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从研究范式上有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之分，研究模式可以采用定量和定性研究[32-33]。定性研究强调情境性和文化性，在理论与经验之间，理解理论的历史主义取向，对人类心智固有属性的准确描述，这是一种更深层的整体结构，不能够通过运算得到。定量研究通常是以定性的结果为基础，对社会现象变化过程，社会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数据的分析和结论的验证，总结出具有规律性的结论。比如研究社会现象之间的变异，根据大数定律和中心极限定理，设定理论假设，验证理论的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因果命题等。首先，文献计量法作为一种期刊量化评价方法，其应用于评价的研究假设和价值论在于一切外在的物态表现可以反映内容和度量分级，并通过指标化的统计分析，建立数学模型获得直观结果。在具体操作中，评价对象的内在的质量和价值都可以转化为外在的表现形式，是可测量、可记分和进行横向比较的。它通过数据的“精确化、客观性”量化评价，从一个方面展示了期刊发展的规律和特点，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同行评议的“不稳定性、模糊性和权力博弈”的问题，这无疑说是一种进步。以此，文献计量学的期刊引文分析评价建构了“核心期刊”的概念，1934年，布拉德福从文献的集中和分散规律提出核心期刊的概念，继而20世纪60年代出现从引文分布角度证实核心期刊的存在，并开发了SCI、SSCI、A&HCI等数据库，期刊引证报告（JCR）[10]。归根结底，文献计量法是从整体宏观层面把握数据的趋势性和呈现纯量化和通用性的指标，如强调影响因子、转载率等。纯量化和通用性的指标体系往往会抹杀不同评价目的对评价方法和标准选择的差异性，忽视评价对象的差异和个性。其在定量研究方面，缺乏数据背后的理论假设和对数据的分析解读。期刊量化评价应按照社会科学量化研究的原则，具有自由、开放、公正、分散和随机的特点[30]，而对核心期刊的影响因子追捧却是量化数据使用的异化和功能错位。我们需要思考如何优化期刊量化评价，避免简单量化评价的弊端。在此认识基础上，一些文献计量学家则针对人文学者对简单量化评价的批判，开始探索将学科差异性和社会属性纳入文献计量的量化分析中，比如分析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医学工程学专业不同的知识集中和分散规律，着手解决评价的同质化和一般化标准中的差异性和可比性问题，开始关注不同研究成果的测量层次。张琳等人对科学家个人成果的文献计量评价方法的研究，重点解决的如何在个体层面更准确地反映成果信息，在数据分析过程加入社会人口学属性的控制变量，关注科研成果相关的复杂因素：年龄、职业生涯、性别、研究领域、合作范式等变量[23-24]。另一方面，同行评议作为定性评价法，则更强调发挥学术共同体评价主体作用，学术同行评价可以理解量化数据背后的含义、关注指标的价值和内涵，理解它所使用的社会情境性，建构评价的理论假设和价值原则。学术期刊作为知识生产的重要载体，并不是一个天然纯净的领域，而是具有深刻的社会性、公共性、政治性和情感性。评价要认识到学术领域的公共属性和社会属性，才能建立公正、权威、科学的评价体系。一些研究指出，期刊评价要关注科研管理体制和学术评价的关系，将期刊评价放在更广阔的社会文化空间下，审视学术期刊的公共性、社会性和情感性，认识学术生态、学术活动和学术评价的复杂性[29]。科学的学术评价和期刊评价机制应该发挥学术共同体的评价主体地位，评价权力回归学术同行，认清“学术江湖”、重建学术民主[6]。培育富含创造力和凝聚力的学术共同体，推动中国学术常态发展，但这些研究往往停留在哲学思辨层面，他们指出了文献计量下简单量化评价的问题，却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定性评价方案。

二、期刊评价定性研究体系的构建：对同行评议的质化研究

（一）知识社会学视野下的同行评议

第一篇：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探析

［摘要］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大众文化对高校校园文化的影响不断加强。面对大众文化的冲击，高校应积极促进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良性互动，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重视科学精神的培养，不断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使高校成为创建21世纪新文化的主力军，不断提高大学生对大众文化的审美能力。

［关键词］

大众文化；高校；校园文化

伴随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推进，社会文化也随之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转向，即大众文化以较快的速度发展起来，逐渐成为与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相抗衡的一种社会文化。高校校园文化归属于精英文化的范畴，它以深厚的人文精神为底蕴凝聚着该学校的历史和精神传统，融合了社会主流文化和传统文化，是中国当代主流文化在校园中的体现，其浓郁的学术气息、高雅的审美趣味、蕴含的科学精神，发挥着为社会服务和引领社会文化的重要作用。校园文化是高校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源泉，其主张伦理价值的严肃性、规范性，追求学术性和创造性，具有不断超越的精神动力。大众文化的基本目标是追求娱乐，具有可复制性、通俗性、无深度感。作为受市场经济导向的市民文化，以个性化、非主流为追求，亦被喻为快餐性消费文化。大众文化作品一般都是通过现代技术或科技手段以较快的速度复制或炮制并抛售给大众。大众文化之所以占有市场一席之地，是因为其产品某种程度上是大众所需的。大众文化也并非全无进步的、合理的、有用的要素。大众文化所表达的平等性、亲民性、全民性和世俗性的融合思想，有利于促进整体社会文化多元化、自由化和民主化的进程，同时它能让平民百姓深深地感受到个人存在的价值和地位，从而极大地激起了民众的主体意识和积极的热情［1］。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大众文化客观上正使当代的中国意识形态发生着调整和改变，拓宽了民众交往的公共文化领域，促进了弱势群体逐步向具有自主意识和价值的文化主体的转变，加速了当代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步伐，这些作用都是有目共睹和毋庸置疑的。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大众文化发展得很快，如我们广为熟知的大众文化形式肥皂剧、选秀节目、娱乐性广告、报纸杂志等畅销的消遣娱乐版面、KTV、街舞、追星、摇滚、流行歌曲、家居装修、时装展示乃至产品的包装与企业的文化形象等等。高校校园文化预示和引领着社会文化的前进方向。相比较而言，大众文化是一种受众较广的世俗文化，更具有平民性，能够满足不同层次百姓的精神享受。高校校园文化与大众文化虽有差异，但也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精英文化为大众文化提供精神思想、学术指导与智力支持，大众文化也为校园文化提供了思想资源和应用领域。两者之间是一种相互弥补、渗透的矛盾与冲突，这一过程最终导致双方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彼此升华与提高，而非共同否定与消亡［2］。对社会文化发挥引领作用的高校校园文化与满足百姓个人价值需求的大众文化间的冲突是相对的。包括校园文化在内的精英文化虽然在百姓中的受众群相对较少、普及率也不高，但因其注重价值意义的精神追求，对于提升民族精神具有重要的引领和导向作用；同时，大众文化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因此，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其特有的价值和意义。它来源于广大群众，能够代表广大群众的思想、情感与理想，深受百姓的喜爱。我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有利于扩宽受众者的广度与宽度。加之，高校校园文化的社会辐射功能也将发挥更大亦更广泛的作用、将更多地被广大群众所接受。

一、大众文化对高校校园文化的影响

第一篇：中国传统文化与智慧本土管理探析

摘要：

目前我国的管理学研究深受西方管理研究的影响，变成了以西方旨趣和需求为导向的管理研究，这既不是我们的比较优势，也不符合我们的学术使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企业在经营和管理实践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为管理学的研究提供了无限的机会。当前，关于如何探索基于中国的文化智慧来理解当代中国的管理实践，进而发展中国本土管理的新概念和新理论已经成为许多海内外华人学者热衷的研究课题。华为、乐高等优秀企业应用阴阳思维不断进行创新，取得了商业的成功。国内外本土管理研究学者应凝聚中华文化的精华，把中华智慧归纳起来，发展成为有系统的理论架构。中华智慧可补充西方理论的不足，进而将管理之道提升至一个更高的层次。

关键词：

传统文化智慧；本土管理研究；新概念；新理论

在过去一个世纪，管理学成为西方的一门显学。经过几代学者的探索与研究，管理学已被学术界确立为一门对行为科学有实质及重要贡献的独立学科，而管理学发展出来的概念和理论，例如马斯洛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波特提出的五力模型和一般竞争战略（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和聚焦战略）、以及麦卡锡提出的4Ps（营销组合）等，已被视为每一位管理人员必须认识和掌握的管理工具和模式。自1979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管理学的理论也随西方的商品及意识形态一起被引入并学习借鉴。经过30多年的实践，从事管理实务的高管人员及从事相关研究的中国学者开始反思以下两个问题：①植根于西方土壤的管理学理论和分析架构，是否完全适用于不同的文化和政治环境，例如中国；②中国传统的智慧和哲学思想，能否补充主要由西方发展出来的管理学的不足之处，并为其未来发展提供养分。要回答以上两个问题，需要对中西文化和管理的差异有深入的了解和分析。

1东西方文化和管理的差异

（一）

一、高校哲学发展繁荣现状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意识形态的主要组成部分，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外来哲学，仍需要中国化。相当一部分青年学生对其既缺少本质性认识，也不能正确地对待与中国哲学的矛盾与冲突，出现了信仰的“盲目性”、“无根性”，不能真正地发自内心的信仰，出现“信仰危机”。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既存在冲突又存在融合，既存在对立又存在统一，故必须对其本土性进行研究，以更好地对青年学生信仰的塑造起到积极作用，而国内外、市内外同类课题对此研究较少，故自该角度进行切入，从哲学发展主体“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培养方面对高校哲学繁荣发展之路径进行研究，甚为必要。

二、高校哲学发展繁荣之主体意识障碍破解

一个人只有“自觉”、“自信”，方能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顺应时代潮流，适应社会竞争和优胜劣汰的规律，在事业上和生活上具有良好发展。一个人如此，一个组织如此，一个民族更是如此。惟其如此，一个民族也只有“自觉”、“自信”，方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被淘汰，从而发展、壮大而繁荣。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全会还强凋“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由此也可以看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文化发展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关键之处，也是重要的一环。概而言之，也就是，只有文化“自觉自信”，方能文化“自荣自强”。“自觉自信”是前提，是手段，是意识观念和先决条件；“自荣自强”是结果，是目标，是发展成果和客观收获。作为文化之一种的高校哲学，其发展繁荣亦如此。

1、文化自觉

何为“文化自觉”？拿书记的话来讲，就是要“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一项理论只有与实践相结合方能发挥其功能和效应。古代著名的哲学家王阳明曾讲：“知而不行，非真知。”也曾指出：“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这就是文化自觉，说白了也就是“文化信仰”问题。自清末以来，我们便受到欧风美雨的疯狂冲击和野蛮洗礼，又加之“破四旧”的泛化、滥化，导致对传统文化批判过度，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气息尚存。一些人精神出现懈怠，信仰成了危机，整天在忙却不知为了什么，成了“房奴”“、车奴”。目标实现之后，争取下一个目标的利益最大化，物质极度丰富，思想却一片空虚。文强和众多贪官锒铛入狱之后的自我表白无不说明了这一点。没有民族精神，没有民族信仰，道德飞速滑坡，信用极度危机，“金钱主义”泛滥成灾，“利益至上”弥天漫地，“仁义礼智信”成了稀缺品、奢侈品。这便是“文化自觉”缺失之表现。清末梁公《少年中国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寥寥数言，寄托了对少年的殷切期望，也揭示了“文化自觉”即信仰的重要性。有“国智”“、国强”、“国独立”“、国自由”、“国进步”、“国胜”、“国雄”之信心、决心和信仰，中国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之目标方能达致。我们是要信仰马克思主义，但必须要根植于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根基和民族土壤。历经数千年亘古未变未来也不应当变的民族之根、民族之魂，是我们区别于其他民族所应当操守的。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践证明“城市中心论”是不适合我们中国的，坚持“农村包围城市”思想，凭借“工农革命、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三大法宝，我们却赢得了革命胜利。我们是要信仰，但不能盲目信仰，要“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不能痴热，更不能迷信，重要的是适应中国实际。这也正是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出现的重要意义和原因之一，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便是“文化自觉”。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是可怕的，也是可悲的。我们必须要实现“文化自觉”，树立民族和文化信仰，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从而实现文化“自荣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