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论文范例

0总述   儿童文学翻译与其它文学翻译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不但要考虑中西文化差异，还需考虑成人与儿童在价值观、理解、和审美等方面的差异。国内对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被忽视。笔者对十年间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进行分析，以归纳出其中变迁。   1研究方法   笔者对1999年至2008年十年间发表的共69篇相关论文进行分析，其中期刊论文39篇，硕士学位论文30篇。   2分析与讨论   分析数据显示出以下两点：（1）儿童文学研究的数量有所提高。（2）儿童文学研究覆盖各领域。   2.1总体趋势   在1999年至2008年间，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数量大幅提升，笔者以五年为一个时段进行划分。数据显示，在前五年，仅有2篇期刊论文涉及该题材，而在后五年则有37篇，占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期刊论文总数的93.78%。在研究生学位论文方面，前五年，仅有1篇学位论文涉及该题材，余下的都在在后五年发表，占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学术论文总数的96.67%。据统计，95.65%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均在后阶段完成。   2.2研究内容   笔者将所分析论文归为五类：时段研究、译者研究、翻译理论和策略研究、个案研究、总体描述，其中个案研究与其它分类偶有交集。数据显示：大部分学者关注于翻译理论和策略研究，其次为个案分析。   2.2.1时段研究   着重于儿童文学翻译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块：前，后，以及前后的比较。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早期的儿童文学翻译是以成人标准进行，并非以儿童为受众，但这时期引入的国外儿童文学奠定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基础（吴雪珍，2007；陈丽娇，2007；赵国春，2006）。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真正引入国外儿童文学是在五四之后，这时的儿童文学翻译开始注重儿童的兴趣、价值观和理解能力（秦弓，2004；夏丹，2007；夏丹，2004；伍荣华，2007）。还有学者对五四前的儿童文学翻译内容和技巧进行了比较（张道振，2006；桂念，2006；杨丹屏，2006；容怡，2007；王勇，2006）。   2.2.2译者研究   一些学者对知名儿童文学译者展开了研究，如鲁迅、周作人等。这些研究从译者角度展开，如译者眼中儿童文学翻译最重要的是什么？周作人认为儿童本位是最重要的，而任溶溶认为更应关注儿童语言（张道振，2006；王珊珊，2008）。   2.2.3翻译理论和策略   在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中，学者们应用了多种翻译理论和策略对儿童文学译作进行了分析，如美学和接受美学、接受理论和儿童本位等。鉴于儿童文学翻译的受众是儿童，译者需要更多去考虑儿童的视角，学者们多从儿童认知、智力和价值观角度对作品进行了分析。在翻译策略方面，学者们关注翻译的异化和同化，基本上认为同化更为适合儿童文学翻译。秦君和应承霏认为异化应用于跨文化元素，而同化则用于语言（秦君，2006；应承霏，2007）。   2.2.4个案研究   数据显示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个案覆盖不同国家和时期的作品，其中《爱丽丝漫游奇境》的译本最受青睐，其它被研究的经典儿童文学译作有《安徒生童话》、《快乐王子》等，也不乏现代儿童文学译作，如《哈利.波特》和《小公主》等。尽管具体的研究译本具有显著差异，研究结果中亦有共性，如跨文化翻译、儿童本位等(秦君,2006;杨丹屏,2006,张代蕾,2006)。   3结论   在1999-2008年间，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数量显著增长，在后五年尤为明显，2004-2008年间的相关期刊论文和硕士学位论文占研究总数的95%以上。越来越多学者开始关注儿童文学翻译，包括时代变迁、译者、翻译理论和策略、个案分析等，但个案分析的对象范围较窄，多为经典儿童文学作品翻译。儿童文学翻译有着其独特的属性和价值，通过上述研究能够对当下中国的儿童文学翻译有较为全面的了解。

印度佛教经历漫长流播之后，目前最重要的是三大派别：即南传佛教、北传佛教和藏传佛教，而这三大派别，在中国都有良好的发展。相对说来，汉传佛教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更大些，研习者也最多。其中，那些文学性强的汉译佛典，如《维摩诘经》、《法华经》、《华严经》等，最受世人欢迎，产生的影响也最大。若就学术史的角度进行总结，则可归纳为两大范式：一曰本体研究，二曰影响研究。而且，二者还经常结合在一起。中外学人，于此概莫能外。遵循《中国宗教文学史》的编撰理念，笔者拟对本体研究加以回顾与展望。   就本体研究而言，学术界用得最多的概念是佛典翻译文学和佛经文学。发其端者，在中土而言，当推梁启超民国九年撰出的《翻译文学与佛典》，是文对佛典翻译文体形成规律及其影响的宏观揭示，至今仍具有示范意义。鲁迅于1923年完成的《中国小说史略》，则比较系统地揭橥了汉译佛典及其思想观念对中古小说创作的孳乳之用。稍后，胡适出版于民国十七年的《白话文学史》，又综合二者之优长，专设两章来介绍“佛教的翻译文学”，它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把汉译佛典本身纳入了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范围，并指明了其在白话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而且，这种做法开创了中国文学史写作的一种新模式，即大家都毫无例外地要讲述一下佛经翻译或佛教文学方面的内容，时至今日，依然如故。   高观如于民国二十七年出版的《中国佛教文学与美术》前半部分所谈虽名曰佛教文学，重点却在讨论历代佛经翻译文学及其影响，眼光也相当敏锐。周一良发表在1947－1948年《申报•文史副刊》第3－5期的《论佛典翻译文学》，则从纯文学、通俗文学和语言史的角度分析了佛典翻译文学的特色所在。   民国时期，学术界重视汉译佛典文学还有一种表现，那就是有一些著名学者在高等学校开设了相关课程，如陈寅恪曾在清华国学院、中文系及北京大学开过佛经翻译文学与佛经文学课，后来季羡林、周一良之所以走上佛教文学研究之路，陈氏的影响至关重要。此外，当时的教内人士，也呼吁要重视相关问题的研究，如巨赞法师于民国三十五年就发表过《佛教与中国文学》的演讲，经整理后刊登在《佛教公论》复刊第6期。   民国学者重视佛典翻译文学的做法，在建国初期仍有所继承和发扬。如顾随在1954年编撰出《佛典文学翻译选———汉三国晋南北朝时期》，并指出佛典中文学的价值是二重的，即：“佛书本身往往自有其文学的价值，此其一；译出之后，则又成为翻译文学，此其二。”且要求研究者应超越“专从宗教的观点”，而从“文学美底认识”来检讨佛典翻译文学。凡此，仍有振聋发聩之用。常任侠则在1957年编了《佛经文学故事选》，他从汉译佛典之本缘部中精挑细选了78则既有文学趣味又富于思想教育意义的故事，注释简明，极便读者。李嘉言刊载于《开封师院学报》1964年第1期的《佛教对于六朝文学的影响》，很可能是“”到来之前大陆地区最后一篇公开发表的佛典文学之专题论文，虽说作者因受时代因素的制约，对胡适的研究结论大加讨伐，但仍有一些思想的闪光点，比如点出了宫体诗与佛教的关联。相反，港台地区及海外华人学者则一直未中断相关研究，且有不少力作问世，如柳存仁发表于香港《新亚学报》第3卷第2期上的《?沙门天王父子与中国小说之关系》，饶宗颐发表于日本京都大学《中国文学报》第19册上的《马鸣〈佛所行赞〉与韩愈南山诗》，台静农发表于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第13卷第1期的《佛教故实与中国小说》。   进入新时期以来，相关的成果日渐增多，可以说佛经文学的研究已成为中国古典文学领域的显学之一。这主要有三大表现：一是系统的资料整理，学术价值较高的有王邦维《佛经故事选》，陈允吉和胡中行主编《佛经文学粹编》、孙昌武《汉译佛典翻译文学选》等。二是扎实的研究论著（含论文集）之问世，如侯传文《佛经的文学性解读》、陈允吉主编《佛经文学研究论集》及《续集》、王立《佛经文学与古代小说母题比较研究》、丁敏《汉译佛典神通故事叙事研究》、梁丽玲《汉译佛典动物故事之研究》等。三是研究队伍的年轻化，不少硕、博士学位论文都选择了佛经文学来做专题研究，重要的有蒋述卓《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丁敏《佛教譬喻文学研究》、梁丽玲《〈杂宝藏经〉及其故事研究》及《〈贤愚经〉研究》、吴海勇《中古汉译佛经叙事文学研究》、夏广兴《佛教与隋唐五代小说》、龚贤《佛典与南朝文学》、孙鸿亮《佛经叙事文学与唐代小说研究》、温美惠《〈华严经•入法界品〉之文学特质研究》、周敏惠《〈金光明经〉文学特质之研究》、林韵婷《〈杂阿含经〉譬喻故事研究》、李昀瑾《〈撰集百缘经〉及其故事研究》、苏世芬《汉译佛典佛陀与佛弟子的诞生故事研究———以阿含部、律部为中心》、陈蓉美《〈法句譬喻经〉的叙事研究》等。这些研究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注意了汉译佛典文学性的阐发，呼应了前述顾随先生的主张；二是注意融合、借鉴西方叙事学理论及故事类型学等研究模式来做汉译佛典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性研究。   反思近百年来汉译佛典文学之研究史，我们会发现三个比较有趣的现象：一是凡取得杰出成绩者，大多具有扎实的国学根柢与国际性的研究视野，梁启超、鲁迅、胡适、陈寅恪、钱钟书、季羡林、饶宗颐等，莫不如此。而且，相关课题的提出，常常受到外国学者的启发。此例甚多，在此仅举两个人作为代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论及佛典及佛教观念影响中古小说创作时，其结论与日人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大体相似，但鲁迅给出了实证，如指出阳羡书生故事源出《旧杂譬喻经》、《观佛三昧海经》等。而常任侠之所以编选《佛经文学故事选》，按其自序的交待，是因为受了法国汉学家沙畹教授研究汉文与佛经，曾著“佛经中五百故事”凡三大册之壮举的感召。二是就研究方法言，最重要的是比较。从某种意义上讲，汉译佛典文学之研究，其根本属性就是比较文学，故而其两大方法———平行比较和影响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基本手段。当然，就比较的范围而言，可以有华、梵相比，华、华自比，梵、华、日之比之类；就层次而言，则有文体、语言、语体、主题、受众、文学形象、创作方式、传播途径等方面的异同。但个人认为，即使是比较，也是综合性的，可以多层次、多角度地比，而非单一和片面之比。对此，陈寅恪《有相夫人生天因缘曲跋》、《〈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童寿〈喻?论〉梵文残本跋》、钱钟书《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季羡林《三国两晋南北朝正史与印度传说》等精彩论文所体现出的研究实绩，最能说明问题。其间，平行比较与影响比较交互生辉，综合性、多方位的视角已完全超越了纯文学的范围，因其广泛涉及到中外（印）文化交流的多个层面。三是学人的关注中心在汉译佛典中的叙事作品，因为人物、情节、故事类型之类的实际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也比较容易发现。陈引驰即深有体会地说：“佛教进入中国，在文学中的最为显著的影响应体现在叙事文学。”#p#分页标题#e#   对于今后汉译佛典文学的研究重点，笔者认为有四个大的方面工作必须加强：   一是有必要拓宽汉译佛典文学的研究对象，从狭义说回归到广义说。之所以这样考虑，主要基于两大因素：一是汉译佛典中那些文学性不强的经典，其实也有对文学创作产生巨大影响者，如《心经》、《金刚经》、《中论》、《十二门论》等；二是从早期国际上通行的惯例而言，欧美学术界在研究印度学时，都把所有佛教教典作为印度文学的种类之一，并站在印度文化的立场上加以讨论，著名者如温特尼兹的《印度文学史》。这种做法提示我们研究汉译佛典文学时，既要把全部汉译佛典视为研究对象，又要注意汉文化对佛典翻译的制约作用。果真如此，则我们关注的汉译佛典范围会宽广得多。   二是有必要加强汉译佛典文学的本体问题研究。对此，首先应注意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中、印语言文学传统的异同。众所周知，印度文学的传承重口诵（在佛典汉译中的主要表现是口译）、内容多以神话传说为主；而中土重书写（文言）与历史（史学尤其发达）。而这种差异对佛典汉译的影响如何？当以比较语言学为基础，在梵汉比较，甚至梵、巴、汉、藏等多种语言比较的基础上，方可能认识得更深入。其次，汉译佛典的主体是大乘经典，而自成体系的大乘佛教之十二部经（十二分教）是如何来的，它们的文体特征、文学表现与九分教的联系、区别如何？都是有待检讨的领域。复次，本土固有的文学思想、审美趣味是如何促成汉译佛典文体风格的形成和演变的？这也是重要的本体问题之一。   三是有必要进一步拓展影响研究的范围，注意影响的途径及效果。前文已言，过往的研究聚焦点多在叙事文学作品（如本生、因缘、譬喻等经典）的研究。其实，非叙事类佛典，也多有值得探讨的文学问题，比如“论议经”这一特殊文体，它具有动态和静态的双重特性，它的辩论原则、组织结构及伎艺化的表现，对中国讲唱文学实有相当深远的影响。   就目前影响研究最需拓展者，窃以为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曰仪式性佛典的文学研究。因为在宗教的组织结构中，仪式与仪轨的形态最为稳定。汉传佛教仪式性佛典的来源，无非两大类：一是佛典翻译，比如法显、玄奘、义净等高僧的西行求法，很大的原因是为了寻找解决中土戒律思想的印度原典，而律典的根本属性在于仪式、仪轨。二是汉土佛教依据现实需要并结合汉译律典而新撰者，如至今仍然盛行的梁皇忏、水陆道场、法华忏、金光明忏、药师忏、八关斋文、授三归五戒文等，悉属此类。但无论哪一类，其施行、信奉都有特定的对象和场合，不同对象授受的经文及接受的途径、方式不尽相同，至少有在家、出家之分，有比丘、比丘尼之别。二曰疑伪经的文学研究。疑伪经是相对于真经（翻译经典）而言的，虽说其来源不一，且多不入藏，但它数量相当惊人，如唐人智升《开元释教录》记载至唐时有疑伪经392部、1055卷，而入藏的真经为1076部、5048卷，两两相较，可以看出当时疑伪经流行的盛况。而且，有的影响力并不比译经低，如《盂兰盆经》、《十王经》、《金刚三昧经》、《地藏菩萨本愿经》等，它们在中土民俗佛教信仰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在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中也有充分的表现。但是，就目前的文学研究而言，学人们关注的重心也仅仅集中于这少数的几部疑伪经上，而绝大多数尚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   四是有必要超越文学研究本身，最好能把文学研究、艺术研究融汇为一体。因为印度佛教及汉译佛典的传播，除了利用文学这一根本手段外，也运用美术、音乐、戏剧等艺术方式，所以，汉译佛典产生的影响是综合性的。对此，前辈学者已做出了成功的尝试，如陈允吉的《论唐代寺庙壁画对韩愈诗歌的影响》、《韩愈〈南山诗〉与密宗“曼荼罗画”》二文贯通诗画，令人耳目一新；饶宗颐《南戏神咒“?哩?”之谜》一文从音乐角度，揭示了戏曲神咒及其和声与梵语四流音的关系，王昆吾《原始佛教的音乐及其在中国的影响》则系统地梳理出了印度佛教音乐对中土佛教音乐文学产生影响的途径与方式；康保成的《中国古代戏剧形态与佛教》，则是近年研究佛教东传与戏剧之关系不可多得的力作，达到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其研究模式很值得借鉴。

兰台纵横lantaizongheng季羡林（1911年8月6日—2009年7月11日），字希逋，又字齐奘。   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   精通12国语言。   在语言学、佛教学、印度学、文化学、历史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有很深厚的造诣，研究翻译了大量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2006年获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一、季羡林的成就   季羡林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10岁时开始正式学习英文，高中开始学习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   18岁时在省立济南高中求学，其国学老师，翻译家与教育家董秋芳的指教决定了季羡林一生的写作活动。1930年进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是德文。向吴宓、叶公超学习东西诗比较、英文，同时选修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等，在此期间对梵文产生了深厚的兴趣。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赴德国至哥廷根大学学习。在长期的学习研究中，季羡林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影响巨大，1936年决定选择梵文，对中印文化关系进行彻底的研究。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期间主修印度学，学习梵文及巴利文。同时选修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加学南斯拉夫文。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同时也是他唯一的听课者。1941年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斯拉夫语言、印度学、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同年成为语言学家艾密尔西克的入室弟子研究吐火罗语。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并继续研究佛教及梵语，在德国期间季羡林发表了多篇重要论文，获得了高度评价，奠定了其在国际东方学和印度学界的地位。因战争归国无路的季羡林在二战结束后不久经瑞士辗转取道东归，经恩师陈寅恪推荐于1946年进入北京大学任教至1983年，创建东方语言文学并一直担任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北大是我国最早成立东方语文系的大学，培养出了大量东方学的专业人才。1956年季羡林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期间历经磨难受尽屈辱。结束后于1978年复出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1984年，改任北京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所长。2009年7月11日因病辞世[1]50。   二、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季羡林曾评价自己是杂家，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季羡林一生著述颇丰，著作书目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罗摩衍那〉初探》、《天竺心影》、《朗润集》、《季羡林散文集》、《糖史》等，大都被收集入24卷的《季羡林文集》中。其中翻译方面的著作包括有译自德文的马克思所著《论印度》、《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译自英文的《家庭中的泰戈乐》等；译自梵文的印度古代长篇史诗《罗摩衍那》、印度著名剧作家迦梨陀娑的七幕诗剧《沙恭达罗》和五幕诗剧《优哩婆湿》、反映印度民间故事的《五卷书》等等，涵盖了印度古代语言、佛经、梵语、吐火罗语、印度的历史和文化等内容。《罗摩衍那》是印度两大史诗之一，被奉为印度叙事诗的典范，在印度文学史上占据着崇高的地位，对整个南亚地区和宗教都产生过深远广泛的影响。在中饱受折磨，被下放看门的季羡林在创作与研究都不能进行的困境中，继续坚持翻译方面的工作，并选中了这部气势恢宏的史诗巨篇《罗摩衍那》，由于历史环境的限制，季羡林只能偷偷地进行翻译，由于《罗摩衍那》是以诗体的形式写就，季羡林坚持译文也应是诗体，要将每首三十二音节的颂译成四行汉诗是非常不容易的，更何况还要考虑到八万行诗的押韵，常常为了找到一个合适的词而失魂落魄，在四年时间里，七篇的《罗摩衍那》译了还不到三篇。结束后，季羡林的翻译工作才光明正大地进行，终于在1983年2月将《罗摩衍那》翻译完毕，这是除英译本之外世界上仅有的外文全译本。   十年风雨、十载心血，方铸就了这部长达两万颂，译文达九万行，五千余页的巨著。   《罗摩衍那》的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件大事，为中印的文化交流铸起了一座丰碑，季羡林因此被印度指定为印度和亚洲文学会分会主席，被印度文学院授予名誉院士，2008年印度更是首次将印度公民荣誉奖授予当时已97岁高龄的季羡林[2]101。   季羡林在梵文翻译上的成就众所周知，而在吐火罗文的译述上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这种本已经失传的语言，仅凭着20世纪初在中国新疆发现的一些残卷而重新面世。季羡林在德国留学时曾经师从艾密尔西克对吐火罗文进行过学习与研究。1974年时，在新疆又出土了44页88面残卷，当时全世界只有不到二十个人懂这种语言，而整个中国只有季羡林懂这些文字，时年63岁的季羡林经过17年的研究，终于破译了全部残卷，并译著出《弥勒会见记》，那时候他已经是80岁高龄的老人了。《弥勒会见记》的译释，对佛教传入中国的经历，佛教在中亚的传播史等的研究都提供了新的依据。季羡林多年从事各种文字文学作品的研究与翻译，出版的译作将近四百万字。中国翻译协会2006年将首次颁发的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给予了季羡林，是对他为中国翻译事业所作贡献的一种肯定。   三、季羡林的翻译思想   季羡林一生所获荣誉与头衔非常多，但他自己乐于接受并承认的只有两个，一是教授，一是翻译家。很长一段时间内季羡林谢绝所有聘任，唯独在2004年欣然出任中国翻译协会名誉会长，其目的竟是为了便于为翻译工作提意见。季羡林认为，中国文化从未枯竭的原因是因为不停地有新思想注入，而最大的两次思想注入，一次是来自印度，一次是来自西方。这两次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因此翻译之为用大矣哉。季羡林与他在清华的恩师之一吴宓一样，赞同严复在翻译上提出的信、达、雅的标准。他认为信是忠于原著，达是忠于读者，雅则是对于文学语言的忠诚。即译者需要同时忠于作品、作者和语言。同时做到这三个字，就是上等，可以说是尽翻译之能事了。若是能信而达雅不足，则是中等，而不信不达不雅则为下等。他认为信是翻译的基础，如果不能做到忠实于原文，就不叫翻译。#p#分页标题#e#   直译是压倒一切的原则。   这点在他翻译《罗摩衍那》这部印度原始的诗时表现得尤为明显。   为了将原文的诗体译成中国的诗体，他决定采用顺口溜似的民歌体。   同时将原文分两行写的32个章节的颂译成四行，每行的字数基本整齐，并且押大体上能够上口的韵，季羡林可谓用心良苦。   译至第六篇《战斗篇》下半部时，季羡林更为严格地将每行定为七言绝句，间或也有五言，从而更接近于民歌体。除了译文更加简洁精练，保留了原文的节奏，尽可能地忠实于原文。季羡林在翻译中不但忠实保留了原诗的信息，还尽量押大致上口的韵，在忠实原著的前提下追求文体之雅[3]133。   在音韵上以偶数行押韵，韵脚灵活，音韵协调上口，译文达到了信与美的效果。   季羡林的翻译思想还体现在《罗摩衍那》的音译上。   为了保持忠实于原文，能准确地选择译音，他通过研究中国古代佛经翻译的实践与翻译文化，基本上使用过去中国和外国和尚翻译经文时使用的对音方法，尽量符合印度的原音。季羡林所主张的直译，在信的基础上，还在汉语习惯以及文法允许的范围之内，适当引进一些外国语法中比较周密的表达方式，使汉语表达方式更加丰富，从而更适应需要。这与鲁迅宁信而不顺的直译观颇有相似之处。但与鲁迅不同的是，季羡林反对重译，即不通过原文而对某国译文进行的二次翻译。他认为科学与哲学类必要时可以进行重译，文学作品则不行，并用淮南之桔淮北之枳来形容重译对文学作品的影响。   季羡林认为翻译在跨文化交流中是至关重要的，否则思想就无法沟通、文化无法交流、人类社会就难以前进。正因为翻译的重要性，季羡林十分重视翻译职业的道德，主张翻译行业的工作者，应该多学几门外语，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同时改革大学外语学法，大力培养职业翻译家，建立保证翻译质量机制，并再三公开请设国家翻译奖，足见他对中国翻译事业的关切与注重。

一、整体总论

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形象学突破了原有的文学阵地，从文学形象转向文化形象的研究，异国形象的文化问题也因此备受关注。如吴鸿志、蔡艳明的《异国形象的文化误读》、姜智芹的《文化过滤与异国形象》、姜源的《异国形象研究中的文化意义》、杜平的《异国形象创造与文化认同》等文章探寻了异国形象在不同文化中的认同、误读、过滤等现象，揭示了这些现象形成背后的文化根源和动机，阐释了不同文化中异国形象的复杂性和多元性。需要指出的是，形象是对文化现实的一种描述，本身就包含着文化的成分，形象学的文化转向和异国形象的文化研究只是一种文学的文化审视，二者都不能脱离“文学性”这个根本。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理论体系，理论体系的建构决定着学科的定位。具体来说，国内的形象学理论体系主要表现出三种形态:一是基本沿袭欧洲形象学理论。这是国内早期形象学研究的常见形态，并被大部分比较文学教科书所采纳。二是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一些观点的确为形象学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如周宁的《跨文化研究:以中国形象为方法》。也有一些观点表面上充实了形象学理论，但缺乏坚实的个案研究，经不起深入推敲。三是在形象学文本研究和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理论见解，如孟华等著的《中国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这种个案研究对形象学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代形象学对传统理论进行革新，从对形象真伪的辨析转向形象建构者的讨论，从实证主义“是什么”的关系考证转向审美批评“为什么”的本质探求，从注重求同的个体研究转向注重差异的总体研究，这需要我们坚持经验和批判并重的立场，在一种宏观的视域中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对形象学给予全景式的关照。

二、基本问题探究

理论体系的建构离不开学科基本问题的探究。形象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主要包括形象学的定义、研究内容、范畴、方法、意义功能、学科归属等问题。

形象学的界定是形象学理论的首要问题，而形象学定义的核心在于对“形象”的理解。国内对形象的定义和理解或者直接沿用法国学者巴柔的形象学定义:“形象是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认识的总和。”或者是对此定义的进一步阐释，如李勇的《形象:想象的表意实践》、王瑜嘉的《中国之“形象”与西方形象学之“形象”比较》，褚蓓娟、徐绛雪的《“他者”在注视中变异———论比较文学中的“形象”》、张月的《观看与想像———关于形象学与异国形象》等论文都对形象有所界定，观点大同小异，大多是对巴柔定义的替换和延伸，形象学的不同定义直接影响着研究对象的理解和研究方法的选择。一些教材有时将研究对象和方法相互包含，有时又将研究范畴和研究对象混为一谈。如杨乃乔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一书认为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他者”形象，“研究领域不再局限于国别文学范围之内，而是在事实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跨语言、跨文化甚至跨学科的研究。”实际上，形象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是两个不同的系统，它们之间往往呈现出一种交叉渗透的形态，需要我们仔细地辨析。在研究内容上，中国文学中的外国形象、外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普遍为人熟知，但一些论述忽视了自塑形象、游记、地域文学形象、少数民族形象等也是形象学研究的组成部分。在研究方法上，文本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是最基本的方法，方法比较单一，有待新方法的探寻。在形象学的功能和目标定位上，学界观点不一，综合起来就是在考察异国形象在异质文化中产生的原因、机制和复杂表现。而目标的实现，则必须审视和辨析形象的功能。

摘要是学术论文的概括性内容摘取，是读者迅速了解论文研究内容、研究成果、研究意义的窗口。随着我国学术研究的国际交流不断深入，中文期刊的英文摘要就显得越来越重要。英文摘要既是中文学术期刊国际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也是体现我国学术发展的重要指标。

一、中文期刊学术论文英文摘要存在的主要质量问题

（一）中英文摘要不一致

从国际学术惯例来看，摘要是体现学术论文研究内容、研究成果、研究意义的核心段落。中英文摘要的区别仅在于语言形式的区别，在内容上应当保持一致，以防止因信息增减导致的认知差异。然而，通过对中文期刊英文摘要案例分析，中文期刊学术论文仍然存在着大量中英文摘要不一致的情况。其中，篇幅过短是最为突出的一类问题，即英文摘要的字数和内容并没有完全展示与中文摘要同等的意思，往往只是通过一些概念性的字句，简要翻译了中文摘要，缺乏对结论、过程的准确阐述。如中文摘要中帮助读者更深入理解内容的案例实证过程，在英文摘要中往往不被重视。此外，英文摘要也存在内容过长的现象，有些英文摘要没有忠于中文摘要，而是增添了一些辅助理解的“简单句”——由于中英文语法差异，英文摘要使用简单句过多而带来的篇幅过长问题较为普遍。

（二）词类误用

与中文一样，英文作为一种讲究语境、语气和语法的语言，同样需要考虑词类使用的场景、状态和顺序。中文期刊学术论文的作者虽然是具有一定英语表达能力的研究者，但是其在英文文献阅读和英文学术写作方面还较为薄弱，用词不准确的现象十分普遍。在英文摘要撰写过程中，作者往往通过翻译软件或者基于个人词汇储备进行直译，忽视了其实际使用语境，因而极容易导致读者的误解。如在我刊录用的某论文摘要中，有“经费保障机制”一词，作者原稿译为“financialsupportmechanism”，但是根据语境，“mechanism”常用来表达实体的机械装置，并不适用于管理学中的“体制”“机制”。最终建议作者将“mechanism”修改为“policy”，这样就能够较为贴切地表达出中文的含义。又如英文中有大量的形容词，在翻译中需要选择最为准确的词汇才能实现有效表达，否则就容易产生误解。在中文中常用的“解释力”一词，许多作者翻译为“interactive”，意在体现能够有效交互，但是这一词汇常用于社交场合，而在学术领域，则常用“responsive”来表示较强的解释力。

（三）语法表达不规范

汉译特色分析

近三十年来，在多样多元的文化背景和自由开放的社会形势之下，俄罗斯文学汉译在译介选题、译介趋势、译介版本、译介方式、译介主体以及翻译理念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丰硕而系统的成就，表现出不同于以往的鲜明特点，为中俄文学交流做出重要的贡献。

（一）译介选题多样化

随着政治因素对文学译介干预的逐渐减少与文化界和文学界的思想解放，俄罗斯文学翻译在选题内容上愈加开放，愈加自由，愈加多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先锋派、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各种文学流派、不同艺术手法、不同表现方式的文学作品先后被译介到中国文坛，并在相当范围内产生不小的影响。

1980年代，先前被视为“修正主义文学”的当代俄罗斯文学，重又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恰科夫斯基、斯塔德纽克、邦达列夫、贝科夫、巴克拉诺夫、瓦西里耶夫、阿斯塔菲耶夫、加姆扎托夫、拉斯普京、别洛夫、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叶甫图申科、艾特玛托夫、阿尔布卓夫、罗佐夫、舒克申、万比洛夫等作家，以及过去受冷落、边缘化、被批判、被打击的叶赛宁、帕斯捷尔纳克、布尔加科夫、左琴科、巴别尔等作家作品，先后被译介过来，甚至出现了多个不同版本。八九十年代，最受中国读者欢迎、对中国作家创作有重要影响的作家是吉尔吉斯斯坦的艾特玛托夫，他与海明威、马尔克斯、卡夫卡被认为新时期对中国文学影响最大的四位外国作家之一。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小开本《艾特玛托夫小说集》（上、下册）收录作家早中期的主要作品，其后期代表作《一日长于百年》也于1990年代译介成汉语。这一时期，文学译介对象较多集中于当代俄罗斯文学作品，在近万种俄罗斯文学译作中，当代俄罗斯文学作品约占六七成。究其原因，大致有三：其一，俄罗斯古典文学作品已大多译介为汉语，当代俄罗斯文学则相对陌生令人好奇；其二，同时代俄罗斯人的日常生活和作家的创作体验，对封闭国门多时的国人具有相当吸引力；其三，苏联当代文学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对民族健康心态的追寻，对杂色生活底蕴的开掘，对改革趋势的深刻揭示，对当代人性的多侧面描摹，契合着彼时彼刻中国文学的精神内核和社会历史的时代话语。

198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上海译文出版社南北联手，合作“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的出版工作，其中俄罗斯文学名著占据很大比例。为了弥补丛书下限过早（截至一战）的不足，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联袂，编辑出版“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其中包括不少苏联文学作品。自1987年起，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佳作选”小型本丛书，其中第一辑包括《黑桃皇后》、《舞会之后》和《圣诞树与婚礼》。此外，上海译文出版社还单独编辑出版了《苏联文学丛书》、《外国文艺丛书》，其中既有苏联当代文学，又有俄国古典作品，诸如十七卷《托尔斯泰文集》、十二卷《契诃夫文集》、十卷《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四卷《莱蒙托夫文集》、五卷《冈察洛夫文集》、五卷《涅克拉索夫文集》、八卷《奥斯特洛夫斯基文集》。值得关注的是，在出版二十卷《高尔基文集》之外，因政治原因而长期遮蔽的《不合时宜的思想》一书也被译介到中国：1998年，朱希渝翻译的该书中译单行本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2010年，余一中和董晓复译的单行本由花城出版社出版。这既让人看到高尔基对文化建设的高瞻远瞩，也让人触摸到高尔基多样而鲜活的形象。这种大规模译介现象和出版行为，对于中国读者补充因1960年代中后期中俄文学交流阻滞造成的封闭无疑大有裨益，充分表现出中国知识界强烈的求知欲和对俄罗斯文学的一贯重视。不过，不加选择地译介二三流作家作品，而置经典作家于不顾，会造成翻译成本的低下和翻译成果的浪费，不利于中国俄罗斯文学翻译的整体发展。

（二）译介趋势丛书化

摘要:本文以海洋类论文英文摘要为例，分析了人工译文和机器译文术语的异同，指出术语机器翻译产生问题的成因多源于海洋学研究的综合性、复杂性及前沿性。鉴此，为使计算机辅助海洋学论文摘要的术语翻译更加规范，达到各个国际检索机构的收录标准，作者需仔细核查机译的术语是否符合所属学科的概念，是否精确严谨，是否符合目的语的规范。

关键词:术语;海洋学;英文摘要;计算机辅助翻译(CAT);对比分析

引言

近年来，很多作者在撰写论文时习惯借助计算机辅助翻译(Comput-er-AssistedTranslation，CAT)等手段，将论文的中文摘要直接翻译成英语，这种方式虽然便利，但是也存在很多术语翻译的问题。术语集中反映了学术论文的前沿概念和主要内容，是科技信息的主要载体，也是科学论述的必要条件。准确无误地翻译术语是正确理解和再现原文内容的前提和科技翻译的基础。研究显示，术语在学术论文英语摘要各语步的覆盖率均超过10%［3］，使用频率较高。然而在学术论文摘要的翻译中，术语翻译错误却成了最常见的错误类型［4］。相较于医学、语言学、材料学等传统学科，海洋学研究领域更广泛、近年来在研究广度和深度上一直不断拓展，其在计算机辅助论文摘要翻译中的术语错误更为突出，也更具代表性。

1研究内容

1.1语料来源

目前，国内约有55种海洋学类期刊(含渔业、石油、工程等涉海类刊物)，其中中文期刊46种，如《太平洋学报》、《海洋渔业》、《海洋地质》等。为使语料选取更加客观准确，笔者检索了这46种期刊2000-2018年发表的所有论文摘要，在专家的帮助下，按照Nwogu提出的代表性、权威性、可获性三原则［5］选取了其中的5篇论文，涉及到水文学、海洋地质、海洋生物等基础研究，也包含了渔业水产、军事海洋学等应用研究。将这5篇论文的英文摘要作为本次研究的人工撰文语料库(ArtificialTranslationCorpus，ATC)。我们借助目前较为常用的谷歌翻译软件，将上述论文的中文摘要译成英语，作为本研究的机器翻译语料库(MachineTranslationCorpus，MTC)。应指出的是，本文所列举的机译错误截止于完稿时，由于谷歌团队后续的工作，某些错误可能已得到修正。

一、全球化与“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   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中国同世界其他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密切，但遗憾的是，我们在文化输出方面做得并不理想。“如果这种文化输入和文化输出的局面长期继续下去，势必会造成西方文化对我国的影响越来越大，而我国的文化在世界影响越来越小，久而久之，很可能造成我国文化的民族特色越来越模糊，甚至逐渐失去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在东西文化趋同过程中被融合乃至消亡。”（包惠南、包昂，2004：序言）基于“文化逆差”现状，中国政府在不同场合强调了要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总书记在2003年12月5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要求我们“大力发展涉外文化产业，积极参与国际文化竞争。”2004年6月，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在北京召开了“中国文化企业走出去研讨会”，就中国文化企业如何才能走出去并在国际市场站稳脚跟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二、“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背景下我国对汉英翻译人才的需求   为贯彻“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我国政府和相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在国外开设“孔子学院”、举行“中国文化年”、召开世界汉语大会、主办“汉语桥”演讲比赛等等。在所有的措施中，其中重要的一项是汉籍英译，中国外文局支持的“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版）翻译出版工程、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设立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等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汉籍英译需要大量合格乃至优秀的汉英翻译人才。自明末清初至上世纪末，汉籍英译大多由西方译者完成。但是，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汉籍英译既需西方译者鼎力相助，更需中国翻译家勇挑重担。中国译者都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长期浸润在中国语言文化语境当中，翻译时能够从语言层面和文化层面正确理解原文，做到忠实传达原文内容、尤其是忠实传达原文中的文化成分；西方译者英译中国文化典籍可能还有其他的目的，再者由于受自己所处文化立场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翻译过程中会有意识地进行跨文化操纵，结果导致中国文化经典在翻译过程中的扭曲和变形。但是，目前中国合格的汉译英人才十分缺乏，高端的汉译英人才更是寥若星晨。针对这种现状，中国译协副会长、国际译联理事及副主席黄友义先生呼吁中国教育界抓紧时间、花大力气培养更多合格的中译英人才，以便承担起汉籍英译这项历史性的任务。   三、汉英翻译人才培养的几点建议   笔者结合当前中国外语院系英语专业的翻译教学现状，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3.1 英语专业设置“汉译英”课程   根据穆雷教授（1999：33-38）的调查，尽管国内几乎所有的外语院系都将翻译列为英语本科阶段的一门必修专业课，但课时数有限。笔者调查了省内外一些兄弟院校的外语院系英语专业的翻译教学情况，发现由于受总课时数的影响，大部分外语院系的英语专业只在大三学年开设一个学期的翻译课，约32-36个课时。在这有限的课时内，有些教师只讲授“英译汉”；有些教师则既讲授“英译汉”，又讲授“汉译英”。很少有外语院系的英语专业独立开设“汉译英”课程。要想培养合格的汉籍英译人才，为英语专业学生开设“汉译英”这门课程很有必要，通过为学生讲解汉译英基本理论和技巧，为他们的汉译英能力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外语院系的英语专业在进行课程设置时，应该考虑到“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背景下我国对汉英翻译人才的需求，独立开设“汉译英”这门课程。   3.2 加强学生翻译能力培养   现在，许多英语专业的学生毕业走向社会后，面对一个个汉译英翻译任务时要么显得束手无策，要么翻译出来的英语译文错误百出，令外国人看得如坠云雾。这些都是因为他们在大学期间翻译能力没有得到有效的培养所致。英语专业汉译英教学过程中，教师除了应该向学生讲授基本的翻译理论外，尤其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因为翻译能力是一名合格的汉英翻译人才的必备素质。教师在翻译教学过程中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双语能力、百科知识能力、翻译策略与技巧能力、翻译技术能力以及交际能力。首先，培养学生的汉英双语能力是根本，因为汉英双语能力是确保译文准确和通顺的必要条件。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国内的外语院系大多忽视了培养英语专业学生的汉语能力，因此，教师在翻译教学过程中应向学生强调汉语对于翻译的重要性，要求学生在课外多读一些可以提高汉语水平的书籍。其次，培养学生的百科知识能力也不容忽视。翻译家不但得是个“专家”，还得是个“杂家”。合格的汉英翻译人才必须具有宽广的知识面，对中西文学、历史、艺术、政治、文化、经济等各方各面的知识都要有所涉猎。再次，培养学生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技巧能力也至关重要。一名合格的汉英翻译人才应该精通并能够灵活运用一些常用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技巧，教师在汉译英教学过程中，应该向学生讲解异化和归化、全译和变译这些基本的翻译策略，告诉他们什么时候采取异化翻译策略、什么时候采取归化翻译策略、什么情况必须全译、什么情况最好采用增、减、编、述、缩、并、改等变译手段。再者，应该培养学生的翻译技术能力。近十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各种各样的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层出不穷，如机器翻译软件、电子语料库、在线词典、桌面排版系统、本地化工具、搜索引擎、网上百科全书和网上报刊杂志等等，有效使用它们可以大大提高翻译效率。美国学者Angelelli就曾经指出，“能否熟练地使用翻译工具，是翻译新手和资深之间的一大区别”(肖维青，2011：44)。教师在汉译英教学过程中应该向学生介绍这些常用的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最后，也是最值得强调的是，应该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如如何与客户谈判、和其他译者合作、恪受翻译职业道德等。教师在翻译教学过程中应向学生强调翻译职业道德的重要性，促使学生树立严守翻译职业道德的意识，培养出德才兼备的学生。#p#分页标题#e#   3.3 改善翻译教学模式   长期以来，国内英语专业翻译教学都是沿袭传统的翻译教学模式：首先由老师向学生讲授基本翻译理论与技巧，然后给学生布置翻译练习，最后对答案。这种传统的翻译教学模式以教师为中心、以纠错为主要教学手段、以教师向学生传授翻译知识和翻译技巧为终极目的，存在如下几个弊端。首先，不能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传统翻译教学模式中，教师处于“中心”和“主导”地位，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知识，主观能动性得不到发挥。其次，教学方法缺乏现代翻译技术的参与。最后，学生翻译实践机会不多。翻译水平的提高是以大量的翻译实践为基础的。传统翻译教学中，除了教师平时布置的少量课后练习，学生很少有机会进行其它的翻译实践活动，这就造成了学生的翻译理论同翻译实践脱节这种“致命伤”。正是由于以上传统翻译教学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学生的翻译能力得不到有效的培养。近年兴起的建构主义翻译教学理论可以解决传统翻译教学的许多弊病。建构主义翻译教学理论提倡用“学生中心”替代传统翻译教学的“教师中心”，其指导性原则是“让学生在真实情景中，在专业人员指导下自主学习、合作学习与外界环境和知识结构进行互动，进而获得翻译经验，发展翻译能力。它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1) 基于项目的学习：从练习转移到实践（Project-based learning: From practiceto praxis）; (2) 提倡重视翻译实践的课堂；（3）教师是翻译项目的管理者，是学生的示范者、鼓励者和帮助者；（4）学生的目标是培养翻译能力、自信和专业行为。显而易见，建构主义教学范式在注重学生与外部环境互动和个体对经验的构建、发挥学生的能动性上具有积极意义”（薄振杰、李和庆，2011：79）。在建构主义翻译教学理论的指导下，教师在翻译教学的具体操作过程中可以采取“基于真实翻译项目的过程教学法”，即将真实的翻译项目引入到翻译教学过程中，从而将翻译练习转变为翻译实践，增强翻译教学的真实性。例如，笔者将本校外国语学院承担的学校所在地市政府的英文网站建设项目引入到汉译英翻译教学过程中，将整个翻译教学过程分为“确定翻译项目—分配翻译任务—小组翻译—班级讨论—翻译评估”五个阶段，很好地培养了学生的各种翻译能力，取得了比较好的教学效果。   此外，教师可以很好地利用英语专业学生毕业论文撰写这个环节。目前国内英语专业学生毕业时都需要用英语撰写毕业论文，选题大多集中在文学、文化、语言学、翻译等方面。其中翻译又是一个热点选题范围。例如，笔者所在学校的英语专业学生的毕业论文中，每年翻译选题约占了论文总数的30%。由于学生数众多，每年翻译选题中都会出现重复现象，至于不同届学生之间的重复选题现象则更加普遍。此外，由于太多的学生以翻译为选题，导致论文内容陈腐，很少有新意，且许多学生的论文存在抄袭现象。凡此种种，导致学生的毕业论文流于形式。因此，笔者建议：对于对翻译感兴趣的学生，可以要求其将一篇长度和难度适中的中文文章翻译为英语，并就翻译过程的某个问题写一篇1000英文词左右的评论。这样既避免毕业论文流于形式的弊病，又可以在翻译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各种翻译能力。   四、结语   在全球化的今天，要将中国的优秀文化译介到其他国家，既需西方译者鼎力相助，更需中国译者勇挑重担。因此，我们自己应该培养大量合格乃至优秀的汉英翻译人才。中国高校外语院系的英语专业是培养汉英翻译人才的起点，我们应该重视外语院系英语专业学生的汉译英翻译教学，从“汉译英”课程设置、加强学生汉英翻译能力培养、改善翻译教学模式三方面进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