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博士论文范例

作者：黄硕 初广志 单位：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

研究缘起

任何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积累数量庞杂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在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等方面的价值都值得探究。为此，整理学术发展脉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既有学术史方面的价值，又可以对当前的研究提供借鉴。走过三十年历程的我国广告学正处于这一阶段。部分学者已经从新闻传播类、广告类期刊上的学术文章以及硕士论文入手，运用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梳理了国内广告学术研究的发展轨迹。归纳起来，这些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两类：

（一）梳理广告学术发展轨迹以定量研究手法进行历时分析，描绘广告学术研究文章在数量与分布、研究主题、论文著者、原载刊物及其他方面所体现出的特点，并对中国广告学术研究发展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加以阐释，揭示出我国广告事业的阶段性发展历程。例如，何佳讯、王智颖分析了《中国广告学研究20年主题分布与阶段演进》[1]；姚曦、李名亮选取了1979-2002年《全国报刊索引》收录的共计2375篇广告学文献，统计了广告学论文的发表时间、著者、研究方法、研究取向、研究主题及刊载情况，对中国大陆广告学论文研究现状做了详细的评析[2]；于静对广告学期刊论文的数量及主题分布、著者及机构、期刊类别及核心期刊进行了定量分析[3]；郑欢在分类界定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广告三大学术期刊在2008年所发表的学术研究文章的研究方法[4]。

（二）对广告学术研究的反思和规范李彪通过对1995-2007年我国四种主要新闻传播学术期刊的考察，发现大量的文章采用定性研究方法为主，尤其是思辨论证法，而定量方法很少运用[5]；丁俊杰等对1979-2008年我国五种主要新闻传播学术期刊的梳理，指出广告学术论文研究方法简单陈旧、论证深度不强、缺乏实质性理论突破等问题[6]；杨柳基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新闻与传播》的统计和分析，认为我国广告业存在“重术轻学”、研究领域不平衡、广告专业学术期刊缺失等问题[7]。此外，彭子玄基于对1998到2006年九年间美国《广告杂志》杂志的内容分析，从研究主题的变化预测了西方广告理论研究的发展[8]；郑欢等基于传播类博士论文选题的实证研究，对传播学“5W”领域的研究进行了评述[9]。可是，目前关于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仍是空白。在正常的学术环境下，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方法和结论应代表本学科发展的前沿和最高水平。

研究思路

本研究试图以历年的广告学博士论文为对象，从研究主题分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参考文献的专业性、学科之间的交融性等方面进行分析。本文所提到的广告学博士论文，包括研究者所能搜集到的不同学科以广告为研究对象的论文。

一、古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一）先唐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先唐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庄子》、《楚辞》、《史记》和陶渊明等的接受研究。杨柳《汉晋文学中的〈庄子〉接受》（巴蜀书社2007年版）从庄子生命意识、理想人生境界和言说方式三个方面来探讨汉晋文学对庄子的接受，著者认为《庄子》强烈的生命精神及由此生发的诗性精神是汉晋士人和文学对其进行选择接受的一个主要兴奋点。白宪娟《明代〈庄子〉接受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从文学、注本和理性阐释三个方面来探讨明代《庄子》接受的纵向走向。《楚辞》的接受研究虽然还没有专著出版，但也有不少论述文章。如刘梦初《论贾谊对屈原精神的接受》（2004）、孟修祥《论初唐四杰对楚辞的接受与变异》（2002）、《论李商隐对楚辞的接受》（2002）、《试论刘禹锡接受屈骚的契机与必然》（2004）、姚圣良《初唐革新派诗人对〈楚辞〉的接受》（2005）、蒋方《唐代屈骚接受史简论》（2005）、张宗福《论李贺对〈楚辞〉的接受》（2008）、叶志衡《宋人对屈原的接受》（2007），等等。这些文章主要是探讨唐人对屈原《楚辞》的接受情况。

陈莹《唐前〈史记〉接受史论》（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和俞樟华、虞黎明、应朝华《唐宋史记接受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分别对唐前、唐代和宋代的《史记》接受情况进行了个案研究。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齐鲁书社2002年版）把元代以前的陶渊明接受分为三个时期，即奠基期（东晋南北朝）、发展期（隋唐五代）和高潮期（两宋），并且力求从共时形态和历时形态两个层面上来进行陶渊明接受史的探讨。刘中文《唐代陶渊明接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按照唐诗的发展线索，全面而有重点地描述了唐人对陶渊明思想与艺术接受的历史特点，阐述了陶诗与唐诗之间复杂的、深层的关系。田晋芳《中外现代陶渊明接受之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则探讨了现代的陶渊明接受情况，包括中国和外国的接受，视角较独特。此外，唐会霞《汉乐府接受史论（汉代—隋代）》（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罗春兰《鲍照诗接受史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王芳《清前谢灵运诗歌接受史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分别对汉乐府、鲍照诗歌、谢灵运诗歌的接受情况进行了研究。

（二）唐五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唐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李商隐、元稹、白居易、姚合、贾岛等人的诗歌接受研究。台湾杨文雄《李白诗歌接受史》（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是第一部古代文学接受个案研究的著作，对李白诗歌接受进行史的梳理和分析。后来，王红霞《宋代李白接受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则对宋代李白的接受作了较为具体详细的论述，按宋初、北宋中后期、南宋前期、南宋后期等四个阶段加以探讨。台湾蔡振念《杜诗唐宋接受史》（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版）对杜诗的唐宋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和分析。黄桂凤《唐代杜诗接受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则专注于唐代杜诗的接受研究，把唐代杜诗接受分为盛唐、中唐、晚唐五代三个时期。杜晓勤《开天诗人对杜诗接受问题考论》（1991）、《论中唐诗人对杜诗的接受问题》（1995）等论文则专门论述了中唐诗人对杜诗的接受。谷曙光《韩愈诗歌宋元接受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通过大量的文献梳理系统地探讨了韩愈诗歌在宋元的接受情况，认为“以文为诗”是韩诗与宋、元诗人在艺术上息息相通的中心线索。

查金萍《宋代韩愈文学接受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则从韩愈的儒学思想、文学思想、诗歌与散文四个方面全面论述了宋人对韩愈的接受情况，指出宋代对韩愈文学的接受是在北宋时期，到南宋则渐趋衰弱。刘磊《韩孟诗派传播接受史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韩愈、孟郊等人的诗歌传播接受情况进行了探讨。杨再喜《唐宋柳宗元文学接受史》（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探讨了唐宋时期柳宗元的接受情况，特别是宋代的接受研究尤为详细，先是总论，后是分古文和诗歌两方面来论述。刘学锴《李商隐诗歌接受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分为“历代接受概况”、“阐释史”、“影响史”三个部分来探讨李商隐诗歌的接受史，重点是“历代接受概况”，以大量的文献梳理排比了一千多年来的接受历程。米彦青《清代李商隐诗歌接受史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认为李商隐诗歌在理学盛行的宋、元、明三代并没有被广泛地接受，清代才是李商隐诗歌接受的重要时期。全书从虞山派、娄东诗派、黄任和康雍诗坛、黄仲则及乾嘉诗坛、桐城派及曾氏家族、吴下西昆派、樊增祥、易顺鼎、清代女诗人等地域文学、家族文学和女性文学几方面来探讨清代对李商隐诗歌的接受。

得知祝克懿的《语言学视野中的“样板戏”》已由河南大学出版社作为“文艺风云书系”丛书中的一种出版,颇为高兴。这不仅因为作者的这部由“话题敏感”而已“搁置”多年的书稿终于能够问世了,而更为重要的是由此让人感受到了一种令人欣慰的气息,这就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因其艰巨性和复杂性,是个坐冷板凳的研究项目”的“文学”[1]也已开始被放在了一个其应有的位置上而能被学界所审视和重视。作为曾经的导师,对该书稿的内容和其整个撰著过程中作者的种种艰辛我是清楚的,因而似乎也确有些话可说。   《语言学视野中的“样板戏”》是作者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修改增订而成的。书稿的实际写成是在2001年的年初,我虽不敢断言这是我国“文学”语言研究的第一部专著,但至少是这类研究中最早的专著之一;而在“文学”语言和文学的交叉结合研究上则是一部开先河之作。“文学”是一种产生于“”的特定政治、文化背景之上的文学艺术样式,“”“样板戏”是“文学”的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因着种种特殊的原因,它在“文学”中又具有了一种特殊的地位,因此对“样板戏”的研究在“文学”研究中也就有了特殊的意义。从文学史的角度看,“文学”作为文学发展的一段特殊历史,在整个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中实际上起着上勾下连的作用,现当代文学研究要有一个完整的面貌,“文学”的研究就是必不可少的。但实际上由于种种原因,如政治上的“忌避”,当事者的阻力,年轻人的隔阂和冷漠,自“”结束至20世纪90年代末,还是少人问津,以致在90年代末才有文学批评家发出了“‘’时期的文学研究几乎还可以说是没有展开”的感叹,并对“这种状况已引起文学界的深深忧虑”[1]。对“文学”的研究实际上是在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当不少学者深感其重要性而在90年代末发出了研究“文学”的呼吁,希望能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待“文学”,给“文学”以科学的评价成了不少学者的共识之后才开始起步的。本书的作者是90年代末的语言学博士生,正是出于对“文学”研究上“断层”现象的担忧,同时又深感“”“样板戏”在语言上有着种种值得研究的独特性,从而选择了将“文学”中的“样板戏”的语言风格问题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课题。这一研究虽说仅仅是对“”“样板戏”的并且只是从语言风格所进行的研究,但倘把其放在“文学”研究刚起步,在总体上还十分薄弱的整个大背景上来看,那么应该说是具有前沿性、开拓性的。实际上这类研究由于其艰巨性和复杂性,在当时做出这样的选择,不仅需要做好甘愿“坐冷板凳”的精神准备,而且确实也还是需要有一定的勇气的,因为就作者而言,实际上还面临着一个博士论文能否通过评审和答辩的现实问题。当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现在这早已不成什么问题,而作者也以其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精神和认真、踏实、严谨的作风而完成了这一课题。现在书稿能正式面世,能为“文学”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我想在为之高兴的同时,还应该大力倡导这种在科学研究上勇于探索和不畏艰险的精神。   至于《语言学视野中的“样板戏”》一书的本身,也是有着不少值得肯定的做法和明显的特点的。   第一,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从语言形式切入,以语言事实为依据来研究“”“样板戏”,从而对之做出了客观、科学的评价,这是本书的独到之处,也是其主要的学术价值之所在。自20世纪90年代末“文学”的研究引起了学界的重视并开始起步,这种研究实际上是在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上进行的。本书作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选择了以语言运用,主要是以语言风格特点的描写为主线对“”“样板戏”进行研究这一课题的。采取的是“从语言事实出发,让语言材料自身体现出来的结论说话”的态度。应该说这样的角度和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正确地得出结论,对科学地评价“样板戏”是颇为有利的。事实上从整部书稿来看,作者确是较好地贯彻了这一想法,其审视的目光一直是集中于语言形式特别是语言风格的本身,对其成败得失做出实事求是的分析、评判。而这种分析、评判又决非是简单化地对“样板戏”语言一概加以肯定或否定,而是区别不同情况进行分别论析。如,其中既有从“话语的审美价值”的角度出发对“样板戏”话语的肯定,也有对“负载政治理念”的话语的分析、批判和否定;既有对“样板戏”话语“雄浑豪迈”、“壮丽肃穆”、“繁富丰厚”、“奇崛独特”风格的肯定,同时又有对“豪放壮美有余,而柔婉优美不足”以及表现为对传统戏曲话语“偏离”的种种“僵化雷同的模式话语”的深刻批评。这类对“样板戏”话语的褒和贬、成和败的评论、剖析可谓是贯穿于论著的全部。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这种分析、评判和所下的结论,确实都是建立在充实的语言材料之上,做到了“让语言材料自身体现出来的规律来说话”,务求言之有据。可以说,从整体上看,《语言学视野中的“样板戏”》对“”“样板戏”语言形式特别是整体语言风格特点的描写、解释和评价是准确、科学的,而透过语言问题所涉及的对“样板戏”的评论也是辩证和实事求是的。   第二,通过对“样板戏”话语的多角度的剖析,还了“样板戏”的历史真实面貌。《语言学视野中的“样板戏”》对“”“样板戏”所进行的研究是一种多侧面、多角度的研究,并且这种研究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注意将研究对象和思考的立场置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相关的历史、文化条件中来进行的。论著通过考察历史上后起的某些戏剧样式对之前戏剧的传承或取代的史实从而为“样板戏”以现代戏面目的出现提供了理据性的解释;对“样板戏”话语赖以生成的特定话语环境的深入探析更是对“样板戏”形成的社会、思想基础做了深刻的揭示;而对作为戏剧样式有机组成的曲牌体和板腔体结构体式的探讨则是种铺垫,目的是为了证明“样板戏”在结构体式上的继承和创新。如果说上述的这些探讨论述还只是语言风格研究的外围准备的话,那么,对“样板戏”的语言运用及其风格特点的不同角度的全方位的描写、论析则是“样板戏”语言研究的正体部分,而这一部分的研究也同样是多角度、多侧面的:其中有对“样板戏”话语运用的总体原则的揭示,这就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形式完全服从于内容的需要。又有对“样板戏”各种表现风格的描写和评论:其中既对“样板戏”的“雄浑豪放”、“壮丽肃穆”、“繁富丰厚”的话语风格做了描写和肯定,同时又对其中过度强化铿锵有力、雄浑豪放风格而违背和破坏了音律的和谐美的弊病提出了批评。既对“样板戏”在词语选择、辞式运用上的某些创新之处予以好评,同时又对由于思想和语境的制约而造成的用词、择句、辞式上的缺少创新提出了批评。论著还在对“样板戏”话语“偏离”正常人性的情感缺陷的话语讨论的基础上分离出了其中的一种负载“政治理念的话语”,并对其实质和危害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分析,这种区分和批评是敏锐富有新意而深刻的。《语言学视野中的“样板戏”》一书正是通过上述各种不同角度、不同侧面的论析,使“样板戏”以其真实的历史面貌显现在我们的面前。而书中有关“”“‘样板戏’是打上时代烙印,负载了政治理念的现代戏,但也是具有革命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精神和一定审美品质的现代戏”的结论也因此而显得立论有据,十分可信。#p#分页标题#e#   第三,对“”“样板戏”的基本语言风格特征做了准确、细致的描写,从而填补了该领域研究上的空白。在《语言学视野中的“样板戏”》之前,在我国语言风格研究的历史上,“”“样板戏”语言风格的研究还是一个空白。本书作者在对全部“”“样板戏”所做的穷尽性统计和分析、综合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一个有关“样板戏”话语语言风格的研究系统。在这个话语语言风格研究系统中,既包含有“样板戏”话语的各类表现风格,也有“样板戏”所体现的话语的特定的时代风格;既有对表现在“样板戏”话语中的不同语体的交叉渗透的语体风格现象的关注,又有对因政论语体过度渗透所造成的不良语言风格问题的剖析;既有对“样板戏”的整体风格的宏观研究,也有对风格构成要素运用上成败好坏论析的微观研讨;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论著在描写揭示“样板戏”的整个话语风格体系的同时,还对之做了深入的解释,从而使得对“”“样板戏”话语的风格体系的把握,是一种建立在认知基础上的深刻的把握。由于对“样板戏”话语语言风格的研究实际上是一种跨越语言和文学的交叉性研究,因此这一研究在实际上不仅填补了“样板戏”话语言风格研究的空白,同时也成了“样板戏”乃至“文学”文学语言研究的先声。   除上所说而外,值得注意的是,“样板戏”话语的语言风格的研究和《语言学视野中的“样板戏”》的出版,还有着其他一些意义。   首先,这一研究不仅为“”“样板戏”的,同时进一步也为整个“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便利和帮助。虽然《语言学视野中的“样板戏”》仅是从语言运用和所具的风格特点切入对“”“样板戏”进行了研究,但正如辩证唯物主义所告诉我们的那样:“任何事物都是内容和形式辩证的统一。没有无形式的内容,也没有无内容的形式。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依赖于内容,并随着内容的发展而改变。但形式又反作用于内容,影响内容。”[2](P232)实际上“样板戏”的语言表现形式的形成离不开其所表现的思想内容,而“样板戏”所表现的思想内容又必须通过其语言形式才能体现出来,正由于内容形式上的这种辩证关系,使得对“样板戏”的语言形式的研究除了本身所具的意义之外,又可延伸开去,为更加全面、辩证地看待“样板戏”并最终对整个“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可靠的语言运用的亦即是物质性的依据,有助于对其做出科学的评价。   其次,为语言学和文学的交叉研究进行了探索,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由于《语言学视野中的“样板戏”》从事的研究是一种探索性的研究,并且这一研究在整体上看,其难度是较大的,就以“样板戏”话语研究来说,不仅必须有着深厚的语言学的基础和积累,同时又必须具有除语言学知识之外的对作为戏曲样式结构体式的其他各种构成要素的理解和把握。正因为如此,所以本书也和大多数探索性研究成果一样,个别章节还有进一步充实、完善的余地。   体现着探索精神的论著终于面世了,这固然值得高兴,但对一个探索者来说,这应该又是新的探索和更为切实地努力并取得更大成果的出发点,这是我所希望于作者的。

在深入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大背景下，2011年3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了《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学位〔2011〕11号)。此次印发的是调整后的学科门类和一级学科目录。在过去的几年中，有关儿童文学的学科定位和内涵发展，已经有许多研究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也推动了儿童文学学科建设的发展。本文试图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国内外儿童文学学科发展的一些经验，对我国儿童文学的学科设置问题做一番探讨。   首先，从国内外设置儿童文学学科的状况和发展情况来看，儿童文学学科是关系到民族阅读能力提升和国家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和教育理论问题。   在我国国家标准GB/T13745—1992《学科分类与代码》中，“中国儿童文学”是“文学”下的二级学科;在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数据代码表》中，“儿童文学”是“中国文学”下的二级学科。   近些年来，我国每年也都会有若干儿童文学研究的项目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资助。例如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中，涉及儿童文学研究的，分别是“中国儿歌的审美艺术与现代演进”、“现当代美国少年小说类型研究”、“20世纪中国幼儿文学史论”、“西方儿童文学的中国化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现当代美国科幻文学研究”、“中美科幻小说发展机制比较研究”等。   在美国教育部2010年版的《高等教育学科分类目录》(ClassificationofInstructionalPrograms，简称CIP)中，儿童与青少年文学(Children'sandAdoles-centLiterature，编号为23．1405)是英语语言及文学(EnglishLanguageAndLiterature/Letters)学科门类下，文学(Literature)一级学科中，与总体文学(Gen-eralLiterature)、美国文学［AmericanLiterature(U-nitedStates)］、加拿大文学［AmericanLiterature(Canadian)］、英国及其他英语文学［EnglishLitera-ture(BritishandCommonwealth)］相并列的二级学科。它的宗旨在于“关注儿童及青少年文学的学术研究，以促进教师、图书馆员、出版者、图书经营者和写作者的专业工作，也包括对某个时代、某种体裁的文学研究，作家论，文学批评，以及对各种文学文本、对书籍装帧设计者、对儿童电影的研究”。同时，还在图书馆科学(LibraryScience)门类，图书馆科学与管理(LibraryScienceandAdministration)一级学科 下专门设置了儿童与青少年文学服务(ChildrenandYouthLibraryServices，编号为25．0102)的二级学科。这一国家行为，足以彰显美国对儿童文学发展、对儿童阅读的高度重视，也显示出了儿童文学、儿童阅读对国家未来发展的长远意义，值得我们借鉴和警醒。   在我国1997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没有儿童文学学科的存在。因此，长期以来，在实际儿童文学研究生培养中较为通行的办法是挂靠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等二级学科之下进行招生。例如:在2012年博士研究生招生中，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都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中招收儿童文学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而在2012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中，除北京师范大学自主设置儿童文学二级学科、下设儿童文学研究和科幻文学研究两个方向外，上海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沈阳师范大学、兰州大学、安徽大学等高校也都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下招收儿童文学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浙江师范大学还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下招收外国儿童文学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这就是在现行学科制度中，我国儿童文学学科所面临的现实处境。方卫平认为，“这一安排既为儿童文学学科在主流学术制度设计中争取到了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和发展空间，在事实上也维系了当代儿童文学学科在各项学术指标和制度建设方面的最基本的学术体面”，但是“从儿童文学研究的内部知识构成和学科组合上看，它同样包括了儿童文学基本理论、中外儿童文学史、比较儿童文学等分支领域”［1］。因此在总体定位上，笔者认为，包含儿童文学研究与儿童阅读推广研究等内容的儿童文学学科，应该成为“中国语言文学”(0501)或“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1205)等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   这样的看法是实事求是的。虽然不能排除儿童阅读成人书籍和成人喜爱儿童文学的可能性的存在，也不能说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在艺术上没有相通之处，但是，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儿童文学作为一个概念在现代社会之所以成立，是因为现代儿童文学的预设读者首先是儿童。在学科设置中没有儿童文学的存在，实际也就是对人生旅程中十几年的阅读生命的漠视。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更可以理解美国《高等教育学科分类目录》(CIP)中，要在文学(Literature)、图书馆科学与管理(LibrarySci-enceandAdministration)两个一级学科之下设置儿童与青少年文学二级学科，也可以从中体会到美国从国家总体战略的层面对儿童阅读的重视程度。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下文简称《纲要》)提出的战略目标认为，“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学习型社会”、“终身教育体系”这样的一些提法，包含了成人因为职业发展需要参加成人教育和培训，以期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这样的功利性目的。而学习和阅读作为一种享受审美愉悦的过程，一种人生的姿态，当然也是一个国民素质培养、造就和提高的过程。《纲要》指出“加强美育，培养学生良好的审美情趣和人文素养……促进德育、智育、体育、美育有机融合，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使学生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也正是看到了美育在培养合格、健全的国民素质中的重要作用。   而阅读恰恰是美育的重要方面，同时美育、阅读也是与“生命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等等命题息息相关的。儿童阅读能力的提升对儿童的成长，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又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是我们所面临的事关民族未来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中国国家软实力和竞争力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正是从这个方面讲，从与世界比较的眼光来看，中国的儿童阅读整体上还是缺乏的。正如梅子涵起草的第4届21世纪中国儿童阅读推广人论坛《郑州宣言》(2010年)所指出的那样:“很严格地说，中国儿童的文学阅读，童话阅读，在世界的景象中，属于贫穷。很严格地说，中国儿童的文学阅读，童话阅读，只是在很少很少的城市，很少很少很少的学校，很少很少很少很少的家庭开始了，进行着，而更多的地方，还是深夜熟睡，懵懵懂懂。所以，仍旧贫穷。很严格地说，中国儿童的文学阅读，童话阅读，捧在手里的，是经得起抚摸、珍惜的，书页中飘出的味道是纯正的真快乐、真智慧、真诗意的，仍旧很稀少，很零零落落。这照样还是贫穷。所以，请注意，我们要认识‘贫穷’这个词，我们要很真实地看着它，要继续行动。要热情持续，行走持续，大声疾呼持续，大声朗读持续，娓娓讲述持续”。事实上，阅读习惯的养成，更多的依赖于童年时期的阅读习惯和体验，也仰仗于儿童文学学科地位的建立。詹丹就认为，儿童文学不仅仅是阅读而已，其实它是一门学科，应当从学科的角度认识它的作用，给儿童文学以学科的地位，对于儿童阅读的推广具有深远的意义。［2］#p#分页标题#e#   从某种意义上说，似乎探讨儿童文学学科设置问题，有些杞人忧天，好像现有的状况，对儿童文学的发展来讲，产生的也许并不都是负面影响，就像韦勒克所说的比较文学学科中“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敏锐的眼光完全可以弥补缺少多年专门研究的不足”［3］。但是，从中国教育事业的宏观角度来看，问题就不是这么简单了。学科设置和目录常常是各个学科发展的“顶层设计”，也是对国家发展全局在教育层面和人才培养层面的“顶层设计”。我们在看到儿童文学学科现有的发展水平的时候，还是需要想一想，这是在儿童文学学科多么被忽视的情况下取得的。从全局来看，儿童文学学科在极少数高校取得的长足发展的同时，在绝大多数高校中，对这个第2期齐童巍:中国儿童文学学科设置研究11预设读者的年龄跨度达十几年、对培养一生的阅读习惯和人生姿态十分重要的学科，基本是空白和漠视。这不能不说是学科设置中的一个缺憾。《纲要》指出:“加强教育宏观政策和发展战略研究，提高教育决策科学化水平……研究和回答教育改革发展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促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   实际上，儿童文学学科发展就是一个关系到民族未来发展的现实问题和教育理论问题，儿童文学学科设置也是我国儿童文学发展和提升国民素质的“顶层设计”。有了儿童文学的学科名目，儿童文学才有可能在更多的学术土壤中得到良性发展，也能为儿童文学的发展提供更为良好的环境。因此，笔者希望能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加入到这个讨论中来，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尽自己的一份心力。   第二，在实际发展中，我国儿童文学学科已经有了相对独立的专业知识体系，已形成若干相对明确的研究方向。   我国儿童文学学科在现行的学科体制中，因势而为，在不同高校已经取得了不同情况的长足发展，形成了较为完整、独立的学科知识系统，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出现了儿童文学基本理论、中外儿童文学史、当代儿童文学思潮、图画书研究等领域众多的研究成果。［1］   从学科知识体系建设来看，“儿童文学是具有自己独立学科体系的，它包括儿童文学理论、儿童文学文体学、中国儿童文学、外国儿童文学、民间儿童文学、儿童文学与儿童教育、儿童心理学等”［4］。而学科知识的积累、学科体系的形成是一个学科发展的基石。“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儿童文学学术建设在视野、话题、方法、知识生产、学科推进等方面，显然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1］。这在已有的授予博士学位的儿童文学研究学位论文中也有体现，如《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1999年)、《“训诫”到“交谈”———中国新时期童话创作发展论》(2003年)、《儿童文学的童年想象》(2004年)、《儿童的发现与中国现代文学》(2004年)、《近二十年来中国小说的儿童视野》(2004年)、《论现代文学与晚清民国语文教育的互动关系》(2004年)、《植物与儿童文学研究》(2005年)、《中西童话的本体论比较研究》(2005年)、《幻想世界与儿童主体的生成》(2005年)、《中国发生期儿童文学理论本土化进程研究》(2006年)、《轻逸之美———对儿童文学艺术品质的一种思考》(2006年)、《倾空的器皿———成年仪式与欧美文学中的成长主题》(2006年)、《童年再现与儿童文学重构———电子媒介时代的童年与儿童文学研究》(2006年)、《荆棘路上的光荣———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2006年)、《成长之性———中国当代成长主题小说的文化阐释》(2006年)、《论中国当代儿童电影的基本精神》(2007年)、《出版文化视野下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以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为个案》(2007年)、《雅努斯的面孔———魔幻与儿童文学》(2007年)、《女性创作与童话模式》(2007年)、《马克•吐温青少年题材小说的多主题透视》(2007年)、《格林童话的产生及其版本演变研究》(2008年)、《晚清儿童文学翻译与中国儿童文学之诞生———译介学视野下的晚清儿童文学研究》(2008年)、《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初期(1917年至1927年)的外来影响———以安徒生童话为个案》(2008年)、《论儿童文学的教育性》(2008年)、《中韩现代儿童文学形成过程比较研究》(2008年)、《1949—1999年中国的图画书》(2009年)、《当代儿童文学的十年———1966—1976年儿童文学史研究》(2009年)、《类型视野中的儿童幻想电影研究》(2009年)、《伪满时期的蒙古族儿童文学研究———以伪满洲国蒙古文机关报为中心》(2009年)、《儿童文学的游戏精神》(2010年)、《中国现当代幻想文学研究》(2010年)、《另一种现代性诉求———儿童文学中的图像叙事》(2011年)、《日本儿童文学中的传统妖怪》(2011年)、《论安徒生童话里的“东方形象”》(2011年)等。这里仅依年份粗略梳理了各个年份授予学位的儿童文学研究博士论文，而没有列举出所有相关的学位论文选题。但是从中可以看出，作为学科积累重要组成部分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近年来在儿童文学基本理论、儿童文学史、比较儿童文学与外国儿童文学、儿童文学与教育等各个研究方向上的广泛而深入的掘进，已使得儿童文学研究呈现出日渐丰富和成熟的多元化趋势与面貌。   第三，社会对儿童文学学科有很大规模的人才需求。   最近这些年，儿童图书出版事业飞速发展，其码洋在整个出版业中所占的比率越来越高，成为出版业中增速最快的业务。“中国少儿出版在经历了十多年的10%以上，甚至15%的环比高速发展后，2010年继续以两位数的增长率‘领涨’中国出版业”［5］。行业的高速发展，也对儿童文学专门人才提出了新的更大的需求。王泉根教授就曾撰文指出，儿童文学专业“毕业生大受用人单位的欢迎，还有用人单位已经向明年毕业的儿童文学研究生‘订货’了”，因为“全社会关注下一代健康成长的力度也越来越大，涉及到下一代成长的相关用人单位，学校、少儿出版社、报刊杂志、影视传媒动漫等，都急需懂得儿童文学、儿童阅读、儿童心理的专业人才”［6］。另外，《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将“阅读浅近的童话、寓言、故事”，“诵读儿歌、儿童诗和浅近的古诗”列入了语文课程的学段目标之中，并在“关于课外读物的建议”中列出了“童话，如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叶圣陶《稻草人》、张天翼《宝葫芦的秘密》等”以及寓言、故事、中外童谣、儿童诗歌、“科普科幻作品，如儒勒•凡尔纳的系列科幻小说”等等。［7］#p#分页标题#e#   这对小学教师的儿童文学素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有必要在师资培养中，重视儿童文学学科知识的传授。而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儿童文学和那些预设读者并非儿童的文学是血脉相通的。儿童阅读习惯和兴趣的培养，对整个语文教学都有着奠基性的作用。詹丹就认为现在没有把语文教材中的文学作品当作文学作品来教是一个突出问题，其根源与儿童时期缺少人文性的阅读有关。［2］   第四，经过6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我国儿童文学研究生的培养实践已经初具规模。   我国儿童文学研究生的培养开始于1979年。   方卫平指出:“1979年，当时的浙江师范学院在中国当代大学的人才培养体制中首次招收儿童文学硕士生，相隔20年之后，1999年，朱自强在东北师范大学以学位论文《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获得了文学博士学位，成为当代中国大陆第一位以儿童文学研究论文获得博士学位的研究者。进入21世纪以来，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以及台东大学先后招收并培养了多名儿童文学博士研究生，将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高端人才的培养，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1］。2008年开始，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又创新地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下培养儿童文学研究生。这些儿童文学研究生的培养实践也为儿童文学学科的发展、壮大、成熟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在课程体系建设方面，2009年9月“儿童文学课程体系的建设与实践”项目获得了教育部第六届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是授予在高等教育教学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取得显著成果的集体和个人，在总体上代表了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教学工作的最高水平，充分体现了近年来我国在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方面所取得的重大进展。   儿童文学课程体系的建设与实践进入教育部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显示了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发展，儿童文学学科积累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依据《关于做好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二级学科自主设置工作的通知》(学位办〔2011〕12号)，2011年9月15日至10月15日，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学学科作为涉及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教育学三个一级学科的自主设置交叉学科，在教育部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二级学科自主设置信息平台”进行了公示。根据该论证方案，我们看到该校儿童文学学科的研究和招生方向将进一步细化为中国儿童文学、比较儿童文学与世界儿童文学、儿童文学与儿童文化三个方面。这也是二级学科设置自主权交给高校的新形势下，儿童文学学科发展所面临的新的机遇与挑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2011年工作要点》指出，2011年中国的学位与研究生工作包括“印发《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编写一级学科简介，编制《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二级学科目录》”。但是根据《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二级学科自主设置实施细则》(教研厅〔2010〕1号)，今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的二级学科目录将不再是体现国家权力的指令性目录，而是根据各个高校设置的二级学科进行统计汇编而成，是指导各个高校设置二级学科的参考性目录。［8］   这既意味着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等自主设置的儿童文学二级学科有可能进入国家二级学科目录，但同时也表明今后我国儿童文学学科设置主要还是依靠拥有中国语言文学及相关一级学科学位授予权的高校的自主意识，依靠社会对于儿童文学学科的自觉、主动意识。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儿童文学学科由于发展历史等原因，在我国主要还是聚集在不多的院校，尤其是师范院校当中，例如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等，但儿童文学学科却成为了这些学校的特色学科。《纲要》指出:“促进高校办出特色……引导高校合理定位，克服同质化倾向，形成各自的办学理念和风格，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争创一流”。儿童文学学科的现状其实正符合这样的办学要求。因此，当前，儿童文学学科既可以成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9］的切入点，同时也是高校“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争创一流”所面临的重要机遇。

2021年6月，青年学者周夏的新书《拯救与困惑——中国早期电影中的女性悲剧（1905-1949）》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周夏现为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一直在女性电影研究领域深耕，2006年在中国传媒大学取得电影学博士学位，此专著就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历经十五年修改锤炼而成。

此论著2015年被纳入了中国电影出版社的“中国电影史工程”。为了纪念中国电影诞生110周年和世界电影诞生120周年，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中国文学艺术发展专项基金资助出版了20本电影史著作，由电影史专家饶曙光和丁亚平主编。这套丛书内容涉及非常广泛，有电影家研究、电影导演研究、电影公司研究、电影刊物研究、电影院研究、电影观众研究、电影政策研究等等，包括周夏女士所作的中国早期女性电影研究。

21世纪初，学术界提出了“重写电影史”的口号，饶曙光研究员认为我们应该建构“开放的电影史观念”，从电影文化和电影综合性角度出发，建构新的中国电影史，在借鉴西方电影理论的同时，贯穿着立足于中国电影实践，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华美学传统中汲取营养和智慧，从当下的新业态中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思路的原则。周夏女士的这本专著就是用女性主义理论、方法去观照、审视整个中国早期电影的发展状况，从电影的源头系统梳理出女性与电影的互动关系，从1905年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诞生，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女性电影人与电影中女性形象的历史发展脉络，尤其是女性在电影业的表现情态，并深入解析这个双重命题背后的复杂社会成因，可以说是一部显现女性问题的中国电影断代史论，具有一定的开拓性。显然，这部著作为解读“中国早期电影”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不乏多层次多方面的启示意义。

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侧重电影史，梳理了早期电影中的女性形象模式，分为默片时代、30年代和战争时期三个阶段，重新发现被历史淹没的女性先锋电影人，并分析了政治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的新思想和民间大众的传统文化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下篇侧重女性悲剧论，主要分析了女性在社会历史中的悲剧命运及其背后运作的男权法则，从生活悲剧和艺术悲剧这两个层面阐发男性所建构的女性悲剧的审美意义及其实质。对女性从自然属性到社会角色到女性悲剧传统和审美效应的深刻剖析，把一种电影史、电影文化研究扩展到了哲学社会学的领域，挖掘了女性悲剧背后的社会原因，“女性苦情戏”的历史传统和美学表现形态，以及不同性别的接受心理。

这本学术专著把研究视野聚焦在20世纪上半叶早期电影中的女性形象，这一时期的女性形象具有特定的复杂性，1905-1949年正是中国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也是中国女性第一次解放时期，出现了一大批集中反映女性主题的电影。作者通过电影学的历史维度、社会学的性别维度以及美学的批评维度三个研究维度，多种面向地对早期女性电影做了扩大化和开放化的研究。研究对象不仅包括摄影机前后的女性：女演员、女编剧、女导演、女制片人的研究，还包括银幕上下的女性：女性角色和女性观众研究。这么全面深入地早期女性电影研究应该说是第一部。

因为作者本身也是女性，所以也构成了女性作为话语主体对电影史的一种书写和表达，从而使这本书成为真正的女性电影史。她认为，男权社会里的女性悲剧是男权政治的产物，这也是本书所要揭示的核心要义，她在书中明确表达了探讨电影艺术中的女性悲剧，最终是为了给予现实生活以观照和反思，希望能在对中国女性电影史论有所丰富和建构的同时，也能对当代电影的女性塑造和当代社会先进的性别文化建设产生一定的启发意义和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也是书写“女性电影史”的最终目的。

当然，这只是“中国女性电影”研究的部分成果。自1949年至今，中国电影随着社会不同阶段的更迭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面对着全球化的竞争，经历了新媒体技术的革命，逐渐走向产业化的发展道路，形成了多样化、类型化的发展格局，而“女性命题”在这一阶段的电影中也变得异常复杂，期待她早一日完成她所规划的完整的《中国女性电影史》。

作者：赵叶珠 陈志伟 李月华 单位：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厦门演艺职业学院

女性学(women’sstudies)作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源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第二次女性解放运动,是妇女运动在学术上的集中体现,并在美国高校最先出现,迄今已有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美国女性学的诞生与机制化过程既是美国妇女运动在学术界的渗透和延续,也是学术界对女性主义的吸纳、继承与发展。美国女性学学科机制化过程经历了三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发展阶段,即以机构建设推动人才培养、以人才培养推动课程建设和以“机构设置—人才培养—课程建设”的互动推动学科发展。本论文将探讨这一过程发生的路径、特点及其对中国女性学学科发展的启示。

一、以机构建设推动人才培养

美国女性学研究机构的设置主要有院校和国家两个层面。在人才培养方面以院校层面的组织和机构为主,国家层面的组织则对女性学研究起着重要的协调和信息沟通的作用,两者都为女性学科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高校女性学系所、女性学中心的建立

1960年,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院长由玛丽•邦廷担任,这是战后拉德克利夫学院的第一位女院长。玛丽•邦廷曾任鲁特格斯大学道格拉斯学院院长,是一位科学家。她常常谴责不尊重女性、忽视女性成就的社会现象和行为。为此,她到任后不久便在学院里成立了美国第一个由女学者组成的女性研究中心———邦廷研究所[1]。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1970年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学院建立了美国第一个女性学系(Women’sStudiesProgram———女性学项目)。该系首次开设了独立的女性学专业,设置了独立的女性学课程,拥有独立的一套教学班子、专门的课程设置和运行经费,并建立了由19人组成的女性研究委员会来管理这一项目。女性学系的建立标志女性学作为实体进入高校教学体系,高校开始将女性学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来进行教学和研究。随后,美国高校如康奈尔大学、马里兰大学、杜克大学、斯坦福大学等纷纷建立起女性学研究机构。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目前在美国以高校为基础的女性学(包括社会性别学)机构至少有400所左右[2]。多数以女性学项目,或女性研究中心或女性学中心(Women’sStudiesCenter),或性别研究中心命名;有些高校则成立女性学系(Women’sStud-iesDepartment)。1995年,美国高校以女性学系(department)冠名的大约有20个,许多女性学项目随后转为系。因为“在大部分大学,资源(特别是教师名额)、奖励和报酬都是按‘系’划分的,提供资金的机构只知道‘系’和‘系’所拥有的决策权,‘系’是学科最合理的建制”[3]。高校女性学项目和女性学系是以教学为主的机构,主要负责女性学课程设置,并进行学位教育。此外,许多高校还建立了女性学研究机构,主要提供教学以外的服务和活动,如开展与女性相关的性别、社会、文化课题研究,并组织相关会议和讲座等学术性工作。如斯坦福大学培养女性学专业人才的项目叫“女性主义研究项目”,也建有女性与性别研究机构,名为“米歇尔R•克雷蒙性别研究所”,是美国著名的研究机构。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机分校也设有女性学项目和女性研究中心;亚利桑那大学除了建立女性学系外,还建有西南女性研究所等等。表1为美国若干著名大学的女性研究机构设置的基本情况,这些机构均成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机构均由少量核心成员与数十名相关学科的人员构成,可提供本科及研究生层次的教育教学服务。

摘要：生产和再生产的快速化在促使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诱发出诸多问题，导致消费者购买欲望降低，进而制约了地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针对这一现状，本文对文化创意领域的原型进行详细阐述，并提出“原型驱动”的创意机制，期望能为创意设计领域注入新思路和新方法。

关键词：原型驱动；文化创意；过程模型

1原型概念解析

原型，英文原作“Archetype”，意为原始方式、原始模型。两千多年前由心理学家最先开始对原型理论研究，现在文学、人类学、语言学、艺术等众多领域已有比较系统的研究。因受时代背景和学科特征的影响，设计领域的原型研究还处于初期阶段，本文在现存原型理论基础上对文化创意原型细化与扩展。

1.1文化创意原型

文化创意领域的原型是指对设计活动具有启发作用的灵感来源，最先由湖南大学易军副教授（2014年）提出，主要参照认知心理学和荣格心理学的原型概念，并结合文学、艺术和建筑等应用研究进行阐述[1]，本研究以此为根本并借鉴文学评论原型概念，对其内容作具体说明。从荣格心理学角度来说，文化创意原型是传统文化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集体经验，被遗传下的经验范式无形中影响着后辈们的生活，基于传统文化的原型设计较容易激起特定人群的集体潜意识，继而激发人们深层次的情感产生。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原型作为区域文化的典范，拥有此区域文化的绝大部分特征，是人们被问及该地域文化时，最先联想到的事物。在对某区域文化创意设计时，围绕其文化原型的创意较容易被认同。基于文学领域的原型研究认为，器具、建筑、服装服饰、平面艺术、民风民俗、工艺技法等均属于原型的表现形式；文化创意原型的研究不仅限于事物本身，还包括背景信息、工艺流程、创作主题、形式规律、操作方式等，以上内容都可成为创意来源。由此可见，基于传统文化的创意来源较以前更为丰富。

1.2文化创意原型特征

摘要：中国传统节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底蕴，是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中职学生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养成时期，中职语文教师可以利用中国传统节日所渗透出的情感对学生进行人文情怀的教育，使其陶冶情操，增强文化自信。并且通过多样的语文综合实践活动，让学生了解、传播、弘扬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提高其文化素养，努力把学生培养成有文化底蕴的现代文明人。

关键词：中国传统节日教育；中职语文教学；渗透与应用

一、中国传统节日教育在中职语文教学中的意义

中国传统节日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缩影，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生活行为层面上的真实体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保留至今的有除夕、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冬至、腊八、小年。这些传统节日都有其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显示出其强大的文化生命力。指出，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1］。中职学生正处于少年向青年过渡的时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世界变成了“地球村”，越来越多的中职生热衷于过“洋”节日，对于本民族传统节日却知之甚少。据笔者在任教的5个班级的调查统计，220名学生中知道4个以上中国传统节日的只有28名学生，占比12.73%。有些学生倒是知道传统节日，比如端午赛龙舟吃粽子，中秋赏月吃月饼，但对节日的来源及内涵一无所知。中职语文教学大纲也明确指出语文教学任务是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和科学文化素养，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和吸收人类进步文化，为培养高素质劳动者服务［2］。语文学科不仅仅是一门工具学科，它更是一门人文学科。因此，对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语文教师是责无旁贷的。

二、结合教材，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

笔者所在中职学校学制三年，作为公共基础课，语文学时被严重压缩，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容在教材内所占比重也很少，仅有一些古诗词及一小节语文综合实践活动中的“对联觅趣”。即便如此，作为语文教师，笔者在授课过程中还是努力对学生进行传统节日知识的渗透，抓住一切机会点燃学生对传统节日的兴趣。中国古典诗词中常以传统节日作为题材，节日是作品的背景，往往是诱发作者情感抒发的线索。一年级新生入学后不久即逢中秋，假期之前笔者适时调整教学计划，先行讲解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带领学生一起感受苏东坡是如何过中秋的。中职生对中秋节吃月饼，团圆很是熟悉。教学中笔者先通过师生互动畅谈各自家乡的中秋习俗，引出问题。如中秋节与哪种意象最为相关？词中是否出现了该意象？词作者又是如何描摹该意象？诸如此类问题的抛出，立即引发学生的兴趣，他们会谈及各自家乡的赏月习俗，甚至各自家乡不同风味的月饼。最后一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由月及人。中秋望月饮酒、吟诗怀人，这就是中国传统节日——中秋所特有的韵味。至此，笔者较为成功地把“月圆、人圆、事圆”的中秋愿景传递给学生。同样，第二学期开学初抓住元宵节刚过这个契机，笔者即讲解《青玉案·元夕》，通过讲述词中描述的元宵“东风夜放花千树”“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的场景及“宝马雕车香满路”“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看花灯、闹元宵的习俗，来丰富学生对于传统节日的认识。清明前夕，笔者会和学生一起回顾小学学过的杜牧的《清明》，介绍清明节的来历、习俗，让学生“慎终追远”，更为深切感受这个节日的内涵。

三、将中国传统节日引入综合实践，加深学生对节日的感受每个传统节日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渊源和厚重的内涵，让传统节日进入语文课堂，是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提高学生文化素养的一个重要途径。第一，在传统节日到来之前，笔者会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设计一些他们感兴趣的活动主题。比如，在第一学期末寒假前，笔者会围绕教材里的“语文综合实践活动——对联觅趣”讲解对联的起源、发展演变等相关知识。根据学生的现有实际水平，搜集一些景区名胜、老字号商店古今著名对联，品味欣赏这些对联语言运用的技巧；分析上下联是如何相对的，其精巧之处在什么地方；同时结合这些对联的出处、作者等情况，领悟对联与建筑物的特点、功能以及主人身份、情趣等之间的关系。春节假期要求学生回家收集左邻右舍的春联，开学初班级内交流。笔者把传统节日教育贯穿于第一学年始终，随着季节更替适时让他们了解中秋赏月、重阳孝亲的厚重内涵，清楚春节贴福、贴春联、给“压岁钱”的传统习俗。第二，在“诵读经典古诗，弘扬传统文化”的语文实践活动中，开展节日诗词朗诵会主题活动。古代文人墨客留下了很多吟诵传统佳节的诗词歌赋，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笔者要求学生在节日诗词朗诵会上所选的诗词歌赋都必须与中国传统节日有关，比如，王安石的《元日》（春节），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欧阳修的《生查子·元夕》（元宵），杜牧的《清明》（清明），文秀的《端午》（端午），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七夕），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秋）［3］，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李清照的《醉花阴·重阳》，等等。要求在朗诵会上谁选得多，背得多，加以奖励。学生通过收集背诵学到了很多诗词歌赋，不仅滋润了他们的心田，陶冶了他们的情操，提高了他们的文学素养，而且通过诗词朗诵，他们能更深切地感悟到传统节日的厚重内涵及更好地进行文化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