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计量论文范例

【摘要】

网络资源平台已经从传统的文献服务，向个性化的学科情报服务、科研交流服务的方向发展，本文对医学检验人员的网络自主学习路径进行探讨，包括文献辅助学习、综合资源学习、学术平台交流等学习路径。

【关键词】

检验医学；网络自主学习

我国的医学检验迎来了一个快速的发展期，在临床诊断和治疗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检验医学与越来越多的学科交叉融合，这对其从业人员的知识更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需要实时进行学科的知识补充，还需要及时了解检验医学相关的新设备、新技术、新方法和新标准，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愈发的凸显其资源的多样性和服务的便捷性，医学检验人员亟待改变原来的自主学习方式，通过更为便捷的网络自主学习途径进行知识更新。网络平台自主学习模式是以网络为基础的计算机网络的资源库、知识库为学习主要载体，进行有目的、自主的学习的过程[2]。网络资源平台已经从传统的文献服务，向个性化的学科情报服务、科研交流服务的方向发展。国外医学教育也愈发的重视对网络平台路径的应用[3-4]，本文对医学检验人员的网络自主学习路径进行探讨，包括文献辅助学习、综合资源学习、学术平台交流等学习路径。

1文献辅助学习路径

文献辅助学习路径，即通过文献跟踪、文献分析研读、文献计量等文献的辅助分析方法，实现对科研信息的动态跟踪，具有使用便捷、容易掌握的特点，是进行网络自主学习的常用路径。

0引言

CSSCI核心期刊论文数量反映了我国人文社科发展的总体情况。最近10年来CSSCI期刊论文呈下降趋势,从2009年的150069篇下降到2019年的119866篇。经济管理类CSSCI期刊论文数量与之类似,从2009的48102篇下降到2019年的32397篇。在人文社科研发经费与研发人员稳步增长的今天,这种现象是极不正常的。我国CSSCI论文持续下降的原因本质上源于影响因子的操控行为[1]。根据影响因子的计算公式,它是期刊统计年度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统计年度的平均被引次数,如果能适当降低载文量,那么有可能会提高影响因子。影响因子操控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何况一些研究表明降低载文量不一定会降低影响因子,因为载文量与影响因子无关[2-4]。此外人为降低载文量也会牺牲学术期刊的信息和知识量,不利于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健康发展。为了抑制载文量异常下降现象,有必要设计反映期刊信息与知识密度的新指标。开展相关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第一,有利于遏制期刊载文量异常下降现象,使期刊载文量与人文社科发展同步;第二,期刊信息和知识密度指标缺乏,有利于完善相关领域的评价指标,从而推进文献计量学的发展;第三,分析信息和知识密度指标与其他文献计量指标关系,为学术期刊评价提供新的视角和尺度。1994年原国家科委曾经出台过期刊信息密度的考核指标,就是每个印张的论文数量,该指标应用数年后逐渐被废弃。孙景峰[5]认为采用每印张论文数量表示信息密度并不科学。王蔚良、陈咏梅[6]指出论文的学术质量与文章长短没有必然关系。李晓红、冯保初[7]认为限制论文篇幅,影响学术论文的完整性,也不利于学术风气的成长。赵均[8]提出信息密度可以作为定性指标来进行评价,但不宜作为定量指标来使用。论文中包含的知识量测度一直是个研究难点。温有奎[9]提出知识元的概念,指不可再分割的具有完备知识表达的知识单位。传统标引使用关键词或主题词进行标引,以它为基础的信息检索系统可以提供基于主题词、关键词、作者、篇名词、文摘词等元数据的信息检索,甚至全文检索,检索结果是文献集合[10]。从这个角度,关键词是非常重要的知识标引,是知识元的重要组成部分。期刊论文关键词能反映一定的信息和知识,目前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是通过关键词研究学术热点,Atlametal.[11]基于词频变化和机器学习自动估算关键词一定时空内研究热度的变化情况。Zhaoetal.[12]进行关键词聚类研究,根据出现年份进行关键词热点分析。Shaffer[13]抽取论文标题中的词语构建共现网络,通过聚类分析识别新兴研究前沿。余丰民、林彦汝[14]通过基于学术论文关键词词频统计方法,构建研究热点漂移程度模型。奉国和、孔泳欣[15]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和词频分析方法,揭示学科研究热点及变化趋势。廖鹏飞,李明鑫等[16]从生命周期角度出发,尝试从被常规研究所忽略的长尾关键词中探寻领域新兴前沿,提升领域前沿识别的时效性。另一方面是关于论文关键词信息与知识含量的相关研究,李秀霞、程结晶等[17]研究发现,我国情报学期刊的关键词呈典型的负幂函数分布,期刊关键词分布的负幂函数方程参数可作为其学术质量评价的指标之一。安璐、余传明[18]通过计算期刊的关键词数量与方差,指出学术期刊质量的提升不仅依赖于被引频率、影响因子等,更重要的是规划、调整期刊的主题内容。马峥、俞征鹿[19]通过统计期刊文献关键词,设计了“红点指标冶,用来反映期刊内容与同领域的研究热点方向或主题的重合程度,以此评价期刊的学术质量。田大芳、张瑞丽等[20]以《中国图书馆学报》和《情报学报》为例,计算两种期刊关键词相似度,发现两种期刊的相似度有一定波动,但整体上呈现下降趋势。参考文献作为科技论文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包含了一定量的信息和知识,是影响科技论文质量的重要因素[21]。Biglu[22]通过研究SCI数据库参考文献数量对影响因子的影响,发现影响因子和参考文献数量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Corbyn[23]基于Science上发表的50000篇论文研究发现,参考文献越多,论文越容易得到更多的引用。姜春林、刘学等[24]研究发现,高被引论文倾向于引用高被引文献。梁春慧、孙艳等[25]对8585篇化学论文进行统计分析发现,高被引论文的参考文献数量明显比一般论文多。张垒[26]对档案学期刊的研究表明,参考文献数量与论文高被引不具有相关性,但高被引论文倾向于引用影响力较高的期刊。综上研究可以看出,关于学术期刊的信息和知识量研究,原国家科委提出的每印张论文数量指标存在不少问题,事实上已经停止使用。关于学术期刊信息和知识量的相关研究,学术界研究思路主要包括关键词分析、参考文献分析等,但目前研究主要目的是研究不同因素之间的关系,或者是研究学术热点,关于信息和知识量测度的研究比较缺乏,事实上迄今为止尚缺乏相关指标。本文以CSSCI经济学期刊为例,基于中国知网的引文数据库,在对学术期刊信息和知识量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从载文量、被引刊数、参考文献、关键词等角度多方面选择评价指标,并采用TOPSIS法评价,得到期刊信息与知识密度指数(Information&KnowledgeDensityIndex,IKDI),并研究其与其他文献计量指标关系,在此基础上得出研究结论并进行相关讨论。

1信息与知识密度指数的原理

1.1期刊信息与知识密度指数的设计原则

第一,信息与知识密度指数应主要采用来源指标评价。期刊评价指标包括来源指标和引用指标,前者主要是期刊本身包含的一些指标,比如作者数、地区分布数、论文篇幅、关键词、参考文献、基金论文比等等,后者是期刊的被引指标,如影响因子、即年指标、特征因子、总被引频次等等。来源指标是引用指标的基础,从来源指标来设计信息与知识密度指数有利于更加合理地对一些相关因素进行分析,从源头和形式上提高期刊论文质量。第二,信息与知识密度指数应包括更加广泛的因素。对于学术期刊的信息与知识密度的评价,目前还是个很大的难题,因此测度时应避免视角单一,这样可以降低测度误差,提高信息与知识密度测度的稳健性。比如应综合考虑载文量、被引刊数、中英文参考文献、国际化水平、关键词覆盖范围等等。第三,信息与知识密度的评价指标主要应选用相对指标。采用相对指标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信息与知识测度的质量,避免单纯追求数量的现象。第四,权重稳健原则。用于测度信息与知识密度的指标有多个,由于处于探索阶段,对于每个指标的权重大小设计尚缺乏经验,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宜采用等权重原则进行处理,即摈弃主观评价方法,以客观评价方法进行指标体系评价。第五,避免自然权重原则。自然权重最初由俞立平、宋夏云等[27]提出,是指在多属性评价中由于标准化后指标均值不相等带来的权重偏倚现象。文献计量指标许多并不服从正态分布,自然权重问题会比较严重,所以要采用新的标准化手段,防止自然权重的带来的异常影响。

1.2期刊信息与知识密度指数的评价框架

信息与知识密度测度框架如图1所示。主要从信息与知识载体、信息与知识内容、信息与知识来源、信息与知识来源国际化、信息与知识影响这5个视角进行测度。信息知识载体:主要从载文量角度进行测度。在版面一定的情况下,假设质量不变,那么载文量大的期刊无疑具有更多的信息与知识含量。载文量是个双刃剑,曾经出现过一些期刊载文量人为加大导致期刊质量下降的情况,后来更多期刊片面认为降低载文量会提高影响因子,因此近年来CSSCI期刊载文量又出现普遍降低的异常现象。文献计量指标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管理调节作用,对学术期刊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需要进行适当干预。信息知识内容:采用篇均关键词表示。一般每个期刊都规定了关键词的数量,但有一定的弹性,总体上变化不大。关键词越多,意味着期刊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涉及的范围越广,期刊信息和知识量越多。但是这里面需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是关键词的近义问题,由于中文的特点,关键词之间意思相近或相同的情况不少,这里存在信息冗余,目前还没有较好的解决办法。第二是关键词的重复问题,如果期刊专业性较强,必然有很多关键词是重复的,篇均关键词较少。对于这个问题,只能说专业性较强的期刊关键词指标相对不占优势,但鼓励这些期刊增加关键词有利于跨学科、交叉学科研究,还是有利于提高期刊质量的。信息来源指标:采用两个指标表示,分别是篇均中文参考文献和篇均英文参考文献。学术研究是在前人基础上进行的,即使是前人的错误也是研究的重要基础。所以不管引用目的是什么,这并不妨碍用参考文献数量来反映期刊的信息与知识含量。需要注意的是,从单篇论文的角度,难以采用参考文献指标来评价其信息和知识量,因为对于单篇论文个体,需要通过论文内容来对其创新进行综合判断。但从期刊评价的角度,因为期刊是若干论文的集合,所以从期刊总体信息与知识量评价的角度,用参考文献相关指标是可以的。信息知识来源国际化:用外文参考文献比表示,这里外文主要是英文,但也包括少量的日文、韩文、德文、法文等。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即使是人文社科研究,国际交流也大大增强,如果一个期刊引用更多的国外文献,说明其具有更广阔的研究视野。当然由于学科不同,期刊引用国外参考文献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比如经济学引用国外参考文献比例一般较高,中国历史引用国外参考文献比例较低,但评价一般用在同一学科的不同期刊之间比较,因此这个问题的影响相对较小。信息知识影响:用新扩散因子表示(NewJournalDiffusionFactors,NJDF)。该指标是Frandsen[28]提出的,用期刊被引刊数除以载文量。由于每个期刊的办刊偏好、办刊特色均不一样,一个期刊被引用的期刊越多,说明该期刊具有更多的信息和知识量。这个指标是期刊信息与知识密度测度中唯一的一个影响指标。

一、引言

在社会科学研究逐步深入的几天，随着研究分析和评价工作的深入，理性化和科学化的对待SSCI文献逐渐被人们倡导。他们认为，一个国家一方面应该留意SSCI文献的数量，另一方面更要重视SSCI文献的质量。但是，由于目前没有很好的测度文献质量的工具，那么可以用文献影响力来评价文献质量。因此国内外以文献的影响力研究为核心对社会科学研究展开了系列评价工作。影响因子（IF，ImpactFactor）作为国际上通用的期刊评价指标，它不仅是测度期刊的有用性、显示度和学术影响力的重要指标，同时也可以作为测度期刊所在论文质量的重要指标。影响因子作为衡量学术期刊影响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它是以引文为基础的，其评价的主观性相对较小，能够更精确、客观的测定期刊的质量。

二、国外学者对SSCI影响因子研究综述

国外的很多学者认为影响因子能够具有评价文献质量的功能。Seglen（1997）说，以引文为基础的影响因子在评价文献时，相对于其他方法较为客观。Geary（2004）说在学术研究质量与政府拨款、基金资助、职称评定和晋升相挂钩的今天，学术期刊质量的评估可以通过其发表期刊的地位展现。EggheandRousseau（2000）和Svensson，（2010）指出SSCI的影响因子作为测定期刊质量的指标，也能够作为评价文献质量状况的最有用的方法。DanielaRosenstreich（2012）在分析GoogleScholar和SSCI相关领域的期刊影响因子及其排名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同一篇文献在不同数据库的影响程度是一致的。RonaldN.Kostoff等（2007）对比分析了中国和印度的SSCI文献发表期刊的加权影响因子，评价了两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影响力表现状况。

三、国内学者对SSCI影响因子研究综述

我国学者利用基于影响因子对我国在国际上发表的社会科学文献的影响力进行了研究。胡俊荣等（2004）基于影响因子，分析了华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状况。党亚茹等（2005）【基于2000-2004年SCI、SSCI和A&HCI的影响因子研究，对天津市基础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影响力状况进行了分析。程莹等（2007）在统计分析国内9所名牌大学的SCI、SSCI论文的累计影响因子的基础上，对国内名牌大学的平均质量进行了研究。于晓华（2008）基于影响因子角度，分析了1998-2007年SSCI经济学领域期刊的英文论文数量和质量情况。刘莉等（2009）以期刊影响因子作为分析论文影响力的指标，评价研究了我国国际化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影响力情况。刘红建等（2012）基于1975-2010年中日韩三国的社会科学文献发表在SSCI的影响因子，分析了中日韩三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竞争力状况。

四、对SSCI影响因子研究的评价

一、学术期刊及其评价

学术期刊作为一种重要的学术评价机制，其学术功能和社会角色经历了历史性的演变，它不仅是学者进行学术发表、知识交流和知识产权确认的重要载体，更是一种由点到面的学术社会生产网络，是汇聚学术共同体和引导知识生产方向的关键性要素。学术期刊评价是学术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评价领域要建构科学合理、公正权威的学术期刊评价体系，发挥学术期刊的学术引领、学术共同体凝聚、科研诚信监督的作用，激发学术创新力、引领学术风气。在评价政策方面，2016年5月，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建立科学权威、公开透明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价体系[1]；2018年2—7月，中办和国办相继印发了《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和《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2018年1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这些文件对期刊评价提出新要求，着力解决评价标准一刀切问题，实行差别化的分类评价，体现“破四唯、分类评价、关注差异、鼓励特色发展”的精神。这些指导性文件指出开展期刊评价要充分发挥同行评议的作用，论文引用榜单和影响因子排名等仅作为各类评价的参考。期刊评价方法主要有自上而下的行政评价、同行评议、量化指标评价和综合性评价[2]。但是，近年来，随着科学文献计量学的发展，量化指标不断生成，并成为期刊评价的主旋律，例如引用率、转载率、影响因子、自然指数、H指数等[3]。期刊的定性评价法主要是同行评议，即同一学科研究领域或同一研究方向的专家，按照一定的学术标准，对学术期刊的研究成果、人员和机构进行评价[4]。一些学者指出了期刊量化评价作为一种临时性的政策手段面临的困境，“以刊评文、过度量化、行政主导、功利性、同质化、忽视差异性和人文社会科学发展规律等”[5-7]，认为合理的评价应以学术共同体主导的同行评议为主，辅之定量和定性数据作为支撑。而所谓的定量与定性结合的综合评价法，是将同行评议引向一种定量化和技术性的维度，由专家对评价对象进行打分，将打分结果进行统计，并进一步提出同行评议质量控制的方法，如采用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模糊数学法等[8-9]。这种量化倾向往往忽视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特点和学术评价的社会文化环境。量化框架下的同行评议在期刊评价中处在辅助和边缘地位，还需建构完善的定性评价的理论和方法框架。

二、期刊评价研究进展

学术期刊作为知识生产的一个特殊部门，具有深刻的政治性、社会性和情感性，学术期刊与社会转型的关系决定着期刊特点与发展方向，这也决定了学术期刊评价的复杂性。期刊评价是对期刊上发表的学术成果的优劣、编辑人员的专业素质和水平、编辑部的管理运营能力、期刊的学术影响力等进行的综合评价，如利用影响因子高低核定期刊等级，确定核心期刊分布；通过同行评议来识别优秀成果形式[10]。期刊评价是学术活动和学术评价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导向作用是推进我国学术评价伦理化、合理化的路径之一。期刊的定量和定性评价体现了质化和量化研究在期刊评价中的应用。现阶段，对期刊评价两种方法主要集中在同行评议和科学计量法。同行评议法是主要依赖专家问卷的定性评价法，科学计量主要是影响因子类指标法，它主要是依赖于论文高被引的定量评价法。对期刊评价理论和方法的研究主要有三大理论脉络。第一，沿着科学计量中文献计量学的理论和方法框架，文献计量学家侧重于期刊评价的量化方法和具体技术的研究，不断细化和推进期刊量化评价方法。遵循引文分析法的理论路径以影响因子为核心，深化拓展期刊影响因子类指标的设计，从影响因子到H指数、G指数、Z指数和HC指数的推进[11-12]。以及开始探索一种基于大数据的模糊集的分析方法，将模糊综合评价法将文献计量法应用于内容评价，建构矩阵检验、权重分析和综合判断[13]。在定性评价的同行评议法方面，文献计量专家采用专家问卷的打分排名法，利用分值量表和等级量表等对评价结果进行层次分析，并进行归一化处理和一致性检验。对科技类期刊的同行评议则将其引向一种量化方法技术路线，研究质量控制方法，如控制时间、成本、对评价结果进行量化处理[9]。也有一些文献计量学者关注定性和定量评价方法的关系，并集中讨论同行评议与影响因子的相关性，从纯技术手段对比两种方法在科研评价中的作用[14-16]。文献计量学的期刊评价法仅是量化评价的一个的维度，它更侧重对评价的技术方法层面的探讨，现阶段，期刊的量化评价仅停留在简单量化阶段，纯粹的技术主义路线不能解决学术评价中的问题，它忽视了中国学术发展特点和学术评价的社会环境。第二，一些人文学者开始从方法论角度批判期刊量化评价的弊端和问题，他们认为“量化评价扼杀了人文学术”[18]，它是一种功利性的评价，不是一种学术批评和评判[19]，期刊评价的分裂和异化在于评价主体的分裂、评价定量和定性方法的二元对立，特别是评价主体归于评价机构后，以文献计量学家为主的定量评价盛行，这致使学术共同体丧失了评价主体的资格[20-21]。人文学者还指出评价机构评价人员大多是文献计量学家，他们缺乏学科专业背景，不了解数据的价值和数据背后的社会意涵[6]，他们设计的通用性、纯量化的指标抹杀了不同评价目的对评价方法和标准选择的差异性，掩盖了个性化的数据，扭曲了定量评价。一些研究站在学术评价的视角审视期刊评价，认为定量和定性评价方法应相互补充，合理、科学的评估应该使用多种工具组合，围绕研究目的实现定量与定性的结合。科学计量学在学术评价中虽然存在局限和缺陷，但作为一种辅助性的工具以及数据的提供具有其意义，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指标的价值和内涵，以及评价工具使用的社会情境性。学术评价的困境体现为两种方法存在内在的张力，没有完美的方案，应坚持定性为主、定量评价为辅的方法[3]。这些研究从哲学方法论层面，对现今以文献计量为主的期刊量化评价法进行批判，它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但是，一方面，探讨评价方法大多停留在对期刊简单量化评价的批判上，而对社会科学的量化方法的内涵讨论并不充分，因为文献计量为主的简单量化评价仅是定量评价的一个维度。另一方面，这些讨论集中在哲学思辨层面，在评价方法上并没有提出建设性的方案，可谓“只破不立”。虽然他们提出期刊评价要回归学术共同体，采用同行评议法，但缺乏对其方法论和具体操作方法的探讨。一些文献计量学家针对人文学者的批判开始探讨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特殊性，提出定量与定性评价两种方法要结合[22]，他们渐渐认识到文献计量法不能进行不同群体的比较研究、不能处理个体和历史经验层面数据，他们也开始探索优化的科学计量方法，将学科差异和社会属性纳入量化分析，关注不同研究成果的测量层次、不同学科的知识集中和分散规律，解决评价同质化标准的差异性和可比性问题。在数据分析过程加入社会人口学属性的控制变量，关注科研成果相关的复杂因素：年龄、职业生涯周期、性别、研究领域、合作范式等变量[23-25]。但这些研究并没有跳出量化研究的框架，也没有提出具体的定性研究方法。第三，在知识社会学视野下关注同行评议过程，它从知识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层面切入，关注期刊评价在整个知识系统中的角色，这对期刊评价的研究具有启发性。评价涉及到价值和伦理层面，我们可以从知识的特性和知识传播的特点关注期刊评价的政治性、社会性和情感性。特别是对同行评议的社会学研究，从评议体制角度研究学术生产体系和学科文化对评价的作用，关注评价的社会情境性、认知建构性和反思性[26]。关注同行评议的社会文化和价值层面，揭示同行评议制度中权力关系和认知文化。进而建构知识认知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关联，揭示学术生产、评价体系和学科文化的特点。综上所述，现阶段期刊评价方法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纯技术和哲学思辨层面，文献学派注重于评价方法的技术路线，侧重在技术层面探讨两种方法的优缺点、考虑评价结果的一致性和差异性。这种技术主义路线缺乏从方法论层面关注两种期刊评价方法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内涵。在期刊评价方法体系上，这种对评价方法的在理论基础和方法框架方面，都未触及期刊评价过程中的学科文化和评价文化。人文学者的哲学思辨层面的批判，缺乏对方法论和评价方法的具体研究，总体来说，量化和质化研究方法在期刊评价中的应用相对比较滞后，期刊评价研究需建构一种中观层面的理论和方法框架，在定性评价方面需要探索质化研究体系在期刊评价中的应用，建构期刊评价的定性研究的方法论框架。

摘要：

学籍管理在远程教育管理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毕业审核及证书颁发等工作对于学生来说更是重中之重。为了更好地了解远程教育学籍管理的研究现状，采用文献计量法与内容分析法，从文献数量、著者、著者来源、期刊来源、文献被引次数及研究主题等方面，对目前该领域的研究内容进行了分析和综述，以期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

远程教育；学籍管理；文献计量法；内容分析法；综述

学籍是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身份的象征，而学籍管理作为教务管理的一个分支，是一项政策性强、原则性强的工作，是学校对学生在校期间管理的一个基本支撑，能够综合反映学生在校期间每个阶段的变化情况，同时也是学校了解、掌握学生基本情况和数据信息的一个重要途径。作为一名远程教育学籍管理工作者，在对近十几年（2000-2016年）相关学术研究调研的基础上，对远程教育学籍管理研究内容进行了综述，并从中得到了一些启发。

一、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

（一）研究方法

本文作者：赵湘 苏迎盈 单位：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

目前艾滋病已在全球广泛流行，我国于1985年发现首例艾滋病病人［1］，截至2011年底，估计中国现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HIV／AIDS病人）78万（62万～94万），其中艾滋病病人15．4万［2］。为探索艾滋病研究领域的现状，采用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hineseBiomedicalLiteratureDa－tabase，CBMDisc）作为检索库，检索1981－2011年艾滋病文献，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其进行统计分析。

1材料与方法

1．1资料来源

主要来自CBMDisc，CBM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开发研制的综合性医学文献数据库。该数据库收录了1978年以来1800多种中国生物医学期刊，以及汇编、会议论文的文献题录，年增长量约40余万篇，每月更新。覆盖范围涉及了基础医学、临床医学、预防医学、药学、中医学及中药学等生物医学的各个领域。检索系统具有良好的兼容性，多种词表辅助检索，可获得良好的查全率与查准率。

1．2检索策略

（表略）

中国现代历史上非常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冯友兰，一生著作颇丰，其学术研究主要是围绕以哲学史为中心的东西文化的全方位比较，对中国思想史、中国学术史、中国哲学史很多领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被学界称为新一代儒学大家。一直以来，广大科研工作者对冯友兰有关理论思想的探讨、挖掘的脚步从未停息，经过潜心研究，产生了一大批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创新成果，发表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更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了冯友兰理论思想。然而，学者对冯友兰研究领域的相关学术成果的年代产出分布情况如何？研究成果的传播媒介有何特征？基于此，本文以情报学理论为指导，选择文献计量学的方法与理论，选取《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作为数据来源，以冯友兰研究领域科研人员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为研究对象，从论文年代总体分布和期刊来源进行分析与总结，通过定量研究找到其内部发展的规律，多角度、多层次、全面、客观的反映冯学研究事业科学的发展态势，以期对国内广大冯友兰研究领域内的学者进行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智力参考。

1.数据的获取

选取CNKI期刊全文数据库作为数据源，样本时间截止到2019年，选择“题名”检索字段，输入检索式“题名=冯友兰”，数据期刊类型来源为“全部期刊”，“模糊匹配”，确定检索。将获取到的题录数据全部下载并导入到NoteExpress软件中，利用软件功能剔除一稿多投的重复数据以及非学术性论文，最终确定用于统计分析的数据789条。根据研究需要，对论文年代产出、核心区域期刊等计量指标进行统计，并得到初步结果。

2.论文年代产出情况

科学交流的规律研究一直是科学计量学研究的热点，随着复杂网络研究的兴起，对于科学交流规律的研究更加深入。在国内外学术界中，学术论文的发表被公认为是科学交流最主要、最直接、最便捷的表现形式，其论文产出数量是评价某一主题研究和发展的状况的重要指标。一段时间内，任何学科的繁荣程度和发展态势主要受外因（社会的需要和认可）、内因（学科自身发展所处的阶段和水平）这两方面因素所决定。通过对CNKI收录冯友兰研究领域内的789篇学术期刊论文的年代产出分析发现，有关冯友兰研究的学术期刊论文较早的文献是1981年复旦大学的文献《论公孙龙的违反辩证法——与冯友兰先生论“白马非马”》，从辩证法的角度与当时冯友兰教授探讨“白马非马”的哲学相关问题。截止到2019年，国内对冯友兰研究的相关成果的产出情况，每年的发表的论文虽也在增长，但相对比较稳定（趋势线y=1.2259x－0.7619，R2=0.6132），总体呈现“震荡式”的增长模式，见图1所示。此外，789篇学术期刊论文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对冯友兰不同主题研究的学术地位在国内得到了稳固和提升，学术研究创新成果的社会意义和学术影响受到了国内学术界广大科研工作者的广泛关注。

3.期刊来源特征分布

3.1整体论文期刊的种类和数量。通过对CNKI收录相关冯友兰研究领域内的789篇学术期刊论文的来源期刊数据统计结果显示，789篇学术论文主要集中分布在341种学术期刊。其中，被目前国内核心期刊（主要指北大中文核心、CSSCI和CSCD）收录的共计122种，约占全部期刊种数的35.09%。122种核心期刊总的载文量为386篇，约占全部论文总数的48.92%。由此可见，从计量角度上国内广大科技工作者在对以冯友兰为主题的相关研究中的学术成果期刊分布表现出整体研究质量较高，且高质量学术期刊成果的数量几乎占据“半壁江山”的局面。

1引言

近10年来我国CSSCI核心期刊载文量出现了持续下降现象(见图1).自CSSCI核心期刊产生以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论文大致呈现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1998－2009年,其特点是载文量总体处于上升态势,从1998年的67805篇增加到2009年的150069篇,平均每年增长7.49％;第二阶段是从2010年至今,载文量持续下降,2019年载文量为119866篇,平均每年下降2.22％.经济管理类论文发展规律与人文社会科学所有期刊基本相同.经济管理类论文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8－2009年,载文量总体处于上升态势,从1998年的21607篇增加到2009年的48102篇,平均每年增长7.55％;第二阶段是从2010年至今,载文量持续下降,2019年载文量为32397篇,平均每年下降3.88％.在人文社会科学研发经费和研发人员持续增加的情况下,载文量下降是不正常的.根据教育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公布的数据,2009年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发经费为54.63亿元,研究人员为425939人,2018年研发经费为190.54亿元,研发人员为764235人,平均年度增长率分别为13.31％和6.02％,均处于高速增长状态.由于广大高等院校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产出的主要力量,在人文社会科学投入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无论是CSSCI期刊论文还是经济管理类期刊论文均同步下降,这进一步说明其中包含着人为的因素,是一种异常现象.研究学术期刊的信息密度及其测度问题非常重要.所谓学术期刊的信息密度,就是单位版面内期刊学术论文知识和信息量的平均大小.在学术期刊版面相对不变的情况下,载文量下降意味着论文篇幅变长,总体上反映了期刊信息密度的下降.当然对于这个问题的分析只局限于宏观层面,对于微观而言,决定单篇论文信息量的完全是其内容,与篇幅长短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在载文量下降背景下,研究期刊的信息密度测度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有利于补充完善现有学术期刊信息密度测度指标的不足;(2)分析信息密度指标与其他文献计量指标之间的关系,丰富学术期刊评价理论;(3)有利于防止人为降低信息密度现象,稳定载文量,促进学术期刊健康发展.学术期刊的信息密度最早是指每个印张的平均论文数量.1994年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颁布五大类科技期刊质量要求及评估标准,其中信息密度是指每个印张刊载结构、概念完整的文章数量的多少,规定信息密度在5篇/印张以上才可评为优,低于3篇/印张则列为不合格.这项规定当时对于期刊载文量增加有显著影响,随着这项规定逐渐被废除,一直到2009年前后,这种影响才逐渐消除.当时对信息密度的界定确实存在不少问题.何英、李育琪等通过对版心尺寸进行修正进一步优化了版面信息密度评价指标[1].孙景峰认为学术期刊的信息密度是测定期刊输出能力和生产率的一个基本依据,是评价期刊有用性的主要指标之一,但每印张论文数量并不科学[2].李晓红、冯保初指出过分强调信息密度,限制论文篇幅,影响论文完整性,不利于阅读和引用,对学术风气也有不良影响[3].赵均认为信息密度不能作为学术期刊评价指标中的定量指标来使用,但是用作定性指标还是非常有意义的[4].王蔚良、陈咏梅认为文章的长短与其学术质量没有一个必然关系,不同学科和不同体裁的论文篇幅也有差异[5].针对近年来学术期刊出现的载文量下降现象,李睿认为论文的核心在论证,所以应该关注论证质量,而不是刻意增加篇幅[6].许力琴、顾黎等认为载文量减少而页码不变,会使期刊的信息密度减少,从而渐渐演变成虚肿的、隐形的“亚健康”状态,一些期刊通过压缩载文量、做小分母来增加影响因子是不对的[7].鉴于信息密度存在的问题,方润生提出了科技期刊有效信息密度的概念,分析了科技期刊有效信息密度、期刊目标、读者需求之间的关系[8].史春薇、赵杉林等根据我国科技期刊的现状,介绍了有效信息和无效信息的概念,分析了产生无效信息的原因,主要有中英文摘要过长、推导过程太详细、专业应知应会的知识介绍过多、科研背景介绍过多、参考文献过多和图表加英文标题[9].李世涛认为论文的学术水平高,出版周期短,可读性强,信息含量就高,编辑的责任感和高素质是扩大信息量的保证[10].曾绍伦、陈于后等研究了信息密度指标与已有期刊评价结果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信息密度指标与期刊影响因子、平均引文数和篇均页数均呈现负相关关系[11].从现有的研究看,关于信息密度问题的相关研究主要是早年国家提出信息密度考核规定后不久,一些学者开展的相关领域的研究,随后此类研究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随着近年来期刊载文量的下降,学术界重新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对于单纯用每印张论文数量衡量信息密度的作法,学术界总体上持反对态度,认为其不能很好地反映信息密度,其负面效应较大.还有一些学者从广义有效信息密度的角度进行了一些分析,但缺乏定量研究.总体上在以下方面有待进一步深入:(1)摈弃每印张论文数量作为信息密度指标,却没能提出更好地反映信息密度或有效信息密度的指标;(2)在载文量异常下降的背景下,迫切需要引入期刊有效信息密度考核指标,以防止载文量异常下降现象日趋严重;(3)如果设计出期刊有效信息密度考核指标,有必要分析其与其他文献计量指标之间的关系,从而对该指标的适用条件和注意事项作进一步的讨论.本文以CSSCI经济学期刊为例,基于中国知网(CNKI)的引文数据,根据期刊扩散情况、关键词数量和载文量,提出一个新的反映期刊有效信息密度的指标———期刊信息密度因子,然后分析其与其他文献计量指标的关系,并对其适用条件进行了讨论.

2期刊信息密度因子提出的原因及其原理

2.1近年来期刊载文量下降原因及危害分析

期刊载文量持续下降的原因,很大程度是为了提高期刊的影响因子.影响因子的计算公式是用学术期刊过去两年在统计年度的被引次数除以载文量.由于分母是载文量,因此人们误认为只要筛选出优秀论文,另外适当降低载文量,就能提高影响因子.这是影响因子操控现象之一,是不道德的.法拉加(FalagasME)和阿莱克西欧(AlexiouVG)系统归纳了影响因子操控的行为,包括学术宣传、引用干涉、拒绝消极研究、增加综述论文、喜欢合著者多的论文、拒绝隐藏摘要研究、发表热门话题论文、喜欢名家论文等等[12].俞立平、宋夏云等基于情报学期刊的研究发现,载文量与影响因子无关[13].刘晨霞、张昕等对涉农类科技期刊的研究发现,对载文量较小或较大的期刊而言,影响因子与载文量正相关,对载文量中等的期刊而言,影响因子与载文量呈负相关,但拟合优度并不高[14].降低载文量是否能提高影响因子,本质上取决于学术期刊是否能够筛选出优秀论文.如果学术期刊因为载文量的限制剔除的那些论文已经达到了发表要求,那么降低载文量不仅不能提高影响因子,反而有可能降低影响因子.如果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水平提升很快,期刊稿源非常丰富,那么这种情况出现的概率就非常高.而我国目前即是这种状况,作为具有一定研究质量的CSSCI核心期刊,其论文录用率总体偏低.撇开载文量与影响因子的关系不谈,人为降低载文量还会带来其他负面效应:(1)迄今为止,通过载文量操控影响因子的行为主要存在于中国,国外尚未见报道,这极大地影响了我国学术期刊的声誉;(2)在相同版面下,人为降低载文量牺牲了期刊的知识和信息含量,不利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也是学术期刊缺乏社会责任的体现.对于单篇论文而言,在保证论证完整性的前提下,论文篇幅加长并不能增加信息量,信息密度反而会降低;(3)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办刊资源和办刊能力总体上比较丰富,如果说2009年论文达到高峰时办刊资源尚显不足的话,那么经过10年的发展,这个问题也得到了根本改善.人为降低载文量,本质上是对办刊资源的一种浪费.

2.2简单用论文篇幅来衡量信息密度的缺陷

传统采用每印张论文数量衡量期刊信息密度之所以受到学术界反对,主要有以下原因:(1)学术论文的信息量或者知识含量主要是由其内容决定的,论文篇幅虽然某种程度上能反映一定的问题,但毕竟有限;(2)人为限制信息密度的方式大致有以下几种:一是人为延长论文的长度,降低信息密度;二是将长篇论文分为两篇,同样降低信息密度;三是缩小论文长度,表面上能提高信息密度,但可能导致论文论述不够全面,影响论文质量.不管什么方式,都是强行用形式来影响内容,均不可取;(3)期刊信息密度受学科发展速度影响,此外不同学科期刊的信息密度也存在较大差异,不宜一概而论;(4)用传统论文篇幅指标衡量信息密度,信息密度并非越大越好,如果精简过多,导致论文难以看懂,这也影响了信息和知识传播,本质上还是会降低信息密度;(5)我国学术期刊属于准公共物品,论文篇幅本质上应由作者和学术共同体决定,作为期刊主管部门,本不应加以干预,除非学术期刊出现市场失灵现象.综上所述,不宜直接采用载文量、论文平均篇幅、每印张论文数量等简单指标衡量学术期刊的信息密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