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论文范例

本文作者：李靓 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王瑶的《中古文学史论》(以下简称《史论》)和林庚的《中国文学史》(以下简称《文学史》)是20世纪40年代末期出现的两部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著作。其中《史论》是王瑶在1942年至1948年期间于清华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分期研究(汉魏六朝)”这一课程时的讲稿。而《文学史》亦是林庚于厦门大学教学期间所写,全书在1947年5月出版。两部书诞生于同一年代,都是古代文学研究史上不可多得的专著。在这点上,不少学者曾做出过评价,如程千帆曾评价《史论》:这(《史论》)也许并不能完全代替那些断代分体的文学史,但它是一种独特的构思和编排,它能够使这一时期文学上的若干问题从不同侧面凸现出来,从而显示了整个中古文学的全貌……这部书不仅本身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在文学史的写作上,也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模式,为后出许多同类书籍所取法。〔1〕

袁行霈在评价《文学史》时也说:他可贵的独特之处,或者说别人难以企及之处,乃在于他是以诗人之心从事研究,是带着新诗创作的问题和困惑来研究古典文学的,同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用来指导自己的创作实践。〔2〕可见两部书文学史地位之高,程千帆认为《史论》开辟了一种新的研究模式,使得后来许多研究者效仿;而袁行霈则认为《文学史》的创新之处在于独特的研究方法———以诗人之心来解读文学史。事实上,学界在对于这两部书的研究方法上已取得一些成果,如孙玉石的《王瑶的中国文学史研究方法论断想———以〈中古文学史论〉为中心》,〔3〕认为《史论》的研究方法主要体现在对于“史识”的自觉追求与客观的考证态度,以及“历史”与“现实”的统一。①又如葛晓音的《诗性与理性的完美结合———林庚先生的古代文学研究》,〔4〕作者从林先生的生平,对于楚辞、唐诗以及明清小说的研究中,探讨其对于古代文学的研究方法。他认为“林庚先生研究文学史,既有宏观认识作为主线贯串始终,又很注意以微观研究作为立论的依据。尤其重视作品字词的解释。”此外,徐晓村的《学术研究中的理性的客观态度———王瑶先生治学特点管窥》、〔5〕陈国球的《诗意的追寻———林庚文学史论述与“抒情传统”说》〔6〕等论文都对两位先生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探讨。这两本书在研究方法上都有其不可取代的创新性,且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方法,所以比堪两者的不同对古代文学研究具有较高的指导意义。

一、阐释现象与沟通新旧

王瑶在《出版自序》中说:本书的目的,就在对这一时期中文学史的诸现象,予以审慎的探索和解释。作者并不以客观的论述自诩,因为绝对的超然客观,在现实世界是不存在的;只要能够贡献一些合乎实际历史情况的论断,就是作者所企求的了。〔7〕在《重版题记》中他又说:文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既不同于以分析和评价作品的艺术成就为任务的文学批评,也不同于以探讨文艺的一般的普遍规律为目标的文艺理论;它的性质应该是研究能够体现一定历史时期文学特征的具体现象,并从中阐明文学发展的过程和它的规律性。〔7〕在他看来,文学史的研究不同于其他学科,与文学批评、文艺理论之研究亦有明显区别。文学史研究的任务不仅在研究文学现象本身,更重要的是从中找出文学发展的规律。由此可见其写作目的即是对于中古时期的文学现象做出相对合理客观的解释,并从中探讨文学发展规律。而林庚写作《文学史》的目的则大不相同,他在与张鸣的谈话中说道:“1934年我还在北京民国学院教书的时候,没有可用的文学史,我就想自己编一本,而且这本文学史能跟新文学衔接,而不仅仅是把古典文学讲完就完了,我那时是在写新诗的基础上,作为一个作家去写文学史的。”〔8〕他在自序中亦提及其写作目的,也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沟通新旧文学史是为其一,其二则是因为“近世文坛上派别与纠纷之多,其所以有这许多纠纷的缘故,便因为缺少了一个主潮。”〔2〕从两人的阐释中可见出,王瑶想以一个纯粹学者的目光来剖析中古文学的各种现象,并用客观的态度从社会环境与历史背景中找出原因,从而得出文学发展的普遍规律;林庚则不同,他试图在新诗创作的基础上创作出一本新的文学史,用以沟通旧文学与新文学之关联,进而寻觅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的主潮。

二、“史识”与诗意

“史识”是王瑶在文学史研究上的指导思想,也是《史论》的特色所在。所谓“史识”即善于在纷繁复杂的历史资料与现象中,通过理性的思维和分析,进行提炼和升华。“以一种客观的态度来严肃地对待在研究过程中所陆续发现的大量的新的事实和资料,从它们的整体和相互关联的关系中来严格地加以分析,”〔9〕力求得出更为接近实际的理论判断和历史结论来。王瑶在大量占有事实材料的基础上,对材料进行严密的分析论证,从而得出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如在《论希企隐逸之风》中,作者分别从文人自身的心理需求、汉末的时代背景、玄学的影响以及隐逸文学这四个方面对魏晋时期的隐逸现象进行了阐述。全文共列举了94条引文,其中包括《后汉书》、《魏志》等史书,《谢康集》、《弘明集》等文集,还有一些具体的诗作,如阮嗣宗《咏怀诗》等等。资料之详实令人惊叹,作者有条不紊地将魏晋时期的隐逸之风置于社会大背景之下进行探讨。他认为初期文人的隐逸只是为了逃避黑暗的现实,经过时间的沉淀,隐逸渐渐发展成理论,而理论又随着时间的推移得以升华,变成了单纯的为隐而隐。又如在《文人与药》中,作者为说明魏晋男子喜爱“熏衣”这一习俗,列举了《魏志•朱建平传》、《太平御览》、《晋书•贾谧传》、《世说新语》、《南齐书•武十七王传》、《晋书•王述传》等九条引文,从正反两方面说明当时男子爱美的现象。接着又从这一客观事实出发,联系当时社会的实际,对文人的爱美心态进行分析,揭示了文人与药之间存在的不可隔断的联系。

本文作者：邢力 单位：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13世纪的蒙元王朝为世人留下了一部千古奇书─—《蒙古秘史》。它是以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兴衰过程为中心,记述蒙古族从神话传说起源到13世纪40年代五百多年历史演进的一部“敕修”官方史书,同时也是一部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永久价值的文学经典。它虽然以一定的史实为依据,但糅入了一些神话传说来解释英雄人物的诞生和历史事件的关系,同时在写作和叙事方式上形象生动,具有鲜明的文学性,因此可以说,《蒙古秘史》在对蒙古帝国创业史的记述中表现出很强的文学传说和历史色彩,是一部历史文学著作和重要的文化典籍。杨义在《〈蒙古秘史〉:七百六十年祭》一文中称赞此书“不仅在蒙古族文学史、而且在整个中华文学史上是一部掷地有声的奇书”①,此誉绝不为过。从内容来讲,《蒙古秘史》包罗万象,涉及13世纪中叶前蒙古族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语言等多方面的珍贵材料,堪称反映古代蒙古民族生活的百科全书。就文本而言,《蒙古秘史》的畏吾体蒙文原文早佚,流传至今的最早形态是14世纪末出自明朝翰林院的汉字音写本,即以当时的汉字拼写原书蒙古文发音并附有旁译和总译的一个特殊读本,具有很强的学术研究价值。

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魅力和价值,《蒙古秘史》引起了中外众多学者的高度重视。六百多年来,它的流传和研究遍及多种文字。目前,关于《蒙古秘史》的研究甚至引发造就了一门风靡世界的专门学科———“秘史学”。不言而喻,在《蒙古秘史》走向国际的过程中,翻译尤其是英译(有鉴于英语作为目前使用范围最广的国际交流语地位)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国内翻译界对于有关的研究尚未引起足够的注意,更没有联系到典籍翻译和翻译学的建设进行专门研究。另一方面,长久以来,我国民族学界对这部民族文史经典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史学、文学和蒙古文献学领域,对于其翻译研究价值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对《秘史》的英译研究更是从未有人问津。考虑到秘史学作为一门学科所要求的扎实框架和这当中英译研究的空白现状,本文拟对《蒙古秘史》的英译史进行纵向梳理,对其最具代表性和影响性的柯立甫译本展开微观评析,并对其英译的总体趋势进行分析和评判,以期从民族文学外翻的角度为秘史学甚而整个民族文学、翻译学建设提供新的学术视野和研究视角。

一、《蒙古秘史》及其英译史

1、《蒙古秘史》简介

《蒙古秘史》(Mongqol-unniucatobcaan),意即“蒙古的秘密历史”,是蒙古文人史官记载成吉思汗孛尔只斤黄金家族出身和家谱的古书。多数学者认为其原文为畏兀体蒙古文,约成书于13世纪,成书地点在蒙古高原的克鲁伦河(今蒙古国克鲁伦河)流域,作者佚名。《蒙古秘史》成书后,身为统治者的黄金家族将之视作“祖传家训”秘籍,“事关外禁,非可令外人传写”②。直到元亡明兴,此书落入朱明王朝手中,明太祖朱元璋为培养通达蒙古民情、军情之人以扫除漠北残余的北元势力,命翰林编修火原洁和马沙亦黑等以汉字音写其蒙古文并附有旁译、总译,以供学习蒙语蒙文之用,世人才有幸一睹它的奇书概貌。然而,遗憾的是,这部奇书其后只有汉字音写本传世,蒙文原本自汉译后迄今下落不明。也正由于此,《蒙古秘史》成为一部充满悬疑的“谜”书,有关的众多问题,如成书年代、原文形式、书名作者等,一直困扰和吸引着众多的蒙古族专家和文史学者。由于《蒙古秘史》的畏吾体蒙文原本早佚,“现存的《元朝秘史》,则是以六百余年前河北地域的汉字方音,译写《蒙古秘史》原文(当时尚存)的古蒙古语音而成者。”③换言之,目前对我们而言,《蒙古秘史》的存在源头就是一个包含了音译以及简单意译的汉译本,它在文献学上的地位堪比原著,其价值不言而喻。这个汉译本大约在明朝洪武初年(约1382年左右,有争议)形成,后有12卷本(正文十卷,续集二卷)和15卷本(明永乐年间收入《永乐大典》)分别传世。这两种本子在内容上完全相同,只是分卷有差别。

目前行世的主要有三种版本:15卷《永乐大典》本、12卷顾广圻本和12卷叶氏观古堂刻本。学术界研究和译注一般都是以错误相对较少的12卷“顾广圻本”或“叶德辉本”为底本的。1980年,额而登泰、乌云达赉两位《蒙古秘史》专家以上述三种版本中错讹较少的顾广圻本为底本,参照另两种本子进行校勘,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蒙古秘史校勘本》,这是目前比较权威的一个通行版本。现存的《秘史》由三部分组成:正文、旁译和总译。正文大字是用汉字音写的蒙语原文;旁译是附在正文每个词语旁的逐词训沽解释;总译则是指正文后面直译大义的汉译文。学术界为了研究方便,将明译正文段落(不一定是蒙文原文的自然段落)顺编序号,约定俗成,遂有了《蒙古秘史》共有282节之说。需要指出的是,《蒙古秘史》因翻译而衍生出了《元朝秘史》之名。《蒙古秘史》是原书名,而《元朝秘史》则是明廷译官在翻译后加上的题名。本文一般使用前者,只有在尊重史料引述原貌时,才采用后者。

一、教学内容改革的必要性

在如今流行的几种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中，道学家的文论往往受到高度评价，政治性强、具有道德教化作用、注重实用性的作品不但被选入教材，而且还得到推崇。与此相反，一些政治性不强但文学价值很高的作品却往往被视为“形式主义”、“唯美主义”而受到责难。文学史教材一向对唐宋古文运动推崇备至，而对骈文、赋等文体不遗余力进行抨击，都是这种倾向的表现。先秦两汉时期，文学还未独立，文史哲不分，真正的文学散文还未诞生，讲授古代散文自然不能不从历史散文和哲学散文讲起。经过魏晋“文学的自觉时代”之后，还将韩愈《原道》、柳宗元《封建论》等政论、史论文作为优秀文学作品进行讲授，恐怕是很不合适的。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内容的载体，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及作品选等教材可谓种类繁多，异彩纷呈。任课教师在选用教材时，应该依据人才培养目标，根据人才培养方案的要求，按照教学对象的学习目的和实际需求，本着“取法乎上，点面结合”的原则，选择一套学术观点公允，成果最新，材料丰富，学界有较高公认度的教材。在教学过程中，以此为本，兼介其他影响较大的文学史。

通过不同版本、不同观点的文学史分析比较，任课教师可以加以点评，也可以说明自己的观点，为同学们既开阔了学术视野，也为学生思考问题和分析、解决问题就方法意义上作了展示。尤其对那些拟报考研究生的同学帮助最大，为他们今后进一步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范例。就作品选而言，教师也应采取这种开放性的原则。在选择一种与文学史配套的作品选本的同时，还要向同学推荐介绍其他有关选本，并介绍各自的特色，并且鼓励同学们课下根据个人兴趣，指导他们阅读有关作家的选本及别集。这样做的好处不言而喻，为那些将来有志于研究古代文学作家的学生指明了道路。我国古代文学史的内容本身具有很大的稳定性，不像我国现当代文学史那样，具有很强的时代色彩、更新很快。

建国之后编著的文学史教材，具有一定的时代色彩，但其基本观点还是比较稳妥的，因而被使用多年受到众多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师生的好评。近年来，由于学术研究的日新月异，很多新材料、新研究方法与研究手段的出现，使新的文学史教材应运而生。老教材的优点是学术根基扎实、阐述精炼，缺点是名词老化，方法陈旧；新教材的优点是观点新颖，立论高远，缺点是有些观点争议较大。在教学过程中，建议把二者结合使用，取长补短，给学生介绍较为客观、准确、最新的文学史观点。另外，任课教师还应经常浏览国内外最新研究动态和前沿的学术信息，及时把学术界前沿的新成果吸收到教学中来，不断为自己的教学注入新鲜信息，增加授课内容的丰富性与科研色彩。

二、教学方法改革势在必行

教学方法的改革直接关系到教学目标的落实、教学改革的成败。教学过程中，教师应经常征求同学们对于教学的意见看法，并及时调整改变教学方法，以期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传统教学方法要求学生熟读乃至背诵大量的名句名篇，让学生从诵读中领略作品的韵味，进而体会不同作家作品的不同风格特点，从而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是其成功之处。但传统教学方法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诸如传播信息量小，不大注重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这也是难以避免的。传统教学方法的短处正是现代教学方法的长处。现代教学方法可利用多媒体技术，极大地增强了课堂教学的信息量，同时调动了学生视、听、触等各种感官，在短时间内全方位地接受尽可能多的信息，提高了学习效率。例如，在学生没有很多时间阅读大量文学名著的情况下，适当播放根据文学名著改编的影视作品可以使学生对原作有一个大致了解。指导学生将文学名著与改编的影视作品进行比较分析，探讨改编的得失，也可以使学生加深对原作的理解。

当然，现代多媒体技术在古文教学中运用，也不是万能良方。除了受客观条件的制约之外，运用不当也会带来副作用。在阅读和欣赏文学作品时，每个学生脑海中浮现出的文学形象是不一样的，对作品的理解也不完全一样。以观看影视作品代替对文学原著的阅读，就会削弱学生对文学语言的感受力和想象力。根据名著改编的那些影视作品已经被融入了改编者对原作的理解，即使标榜忠实于原著，也因艺术样式的改变导致不可能与原著完全一模一样。因此，在采用这种教学手段的同时，必须加强对学生阅读原作文本的指导，否则就会对学生造成误导，容易使改编过的影视作品等同于作家作品。

一、近代化学教育变迁研究

曾琦的《二十世纪我国科学教育回顾》将化学教育放入科学教育的视野，把我国科学教育的发展划分为8个阶段，即萌芽阶段、形成阶段、过渡阶段、学习苏联阶段、探索阶段、十年动乱阶段、调整尝试阶段和全面发展阶段。周天泽、胡定熙的《化学和我国科学教育的开拓》介绍了我国科学教育“准备”“启蒙”“开展”3个阶段中化学和化学家的推动作用，并从该角度描述了近代中国化学教育的发展情况。WilliamH．Adolph是原齐鲁大学教师，他在《SomeaspectsofchemicaleducationinChi-na》中描述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化学课程、教材、学校状况以及人们的科学思维习惯等方面的内容，有助于我们从外国人的视角了解当时我国的化学教育情况。以上文献的研究对象包括高等化学教育和基础化学教育，对于更为具体的近代中学化学教育，相关研究主要有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编写的《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化学卷》［4］、樊冬梅的《中国近代普通中小学科学教育(1878－1922)》、解亚的《中国近代普通中小学科学教育(1922－1949)》。樊冬梅和解亚对我国中小学科学教育演变的历史过程和不同时期的特点进行了描述和分析，将化学教育的有关内容包含在科学教育这个大的范畴内进行说明。作者认为，从1878年到1922年，我国科学教育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各自为政到制度化、从学日到仿美的发展过程，1922年到1949年则可分为新学制颁布后的科学教育(1922－1927)、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科学教育(1927－1937)以及战乱时期的科学教育(1937－1949)三个阶段。

二、与近代化学教育相关的重要机构和人物研究

中国近代化学教育有三个重要的起源地: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以及近代教会学校。袁振东认为京师同文馆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式学堂，它开办的化学教育是中国化学教育的肇始，“此前一些西方传教士以及国内有识之士通过译书或讲演的形式在中国传播化学知识只是化学教育发端的萌芽，1904年清廷颁布新学制以后，中国的化学教育才得以全面发展。”江家发、陈波的《中国近代化学课程始端———“京师同文馆化学科”体系溯探》认为同文馆已经具备了学校近代化学的课程体系，为我国化学教育事业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徐振亚的《京师同文馆中的化学教育》从化学课程的开设过程、师资、教材和考试制度几个方面对同文馆的化学教育进行了系统研究。其他如《京师同文馆与中国近代科学教育》、《京师同文馆的创立与中国早期的自然科学教育》、《京师同文馆自然科学教育之得失思考》等论文，对同文馆的科学教育及其在中国近代科教启蒙和科学传播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研究，其中对化学教育多有涉及。对江南制造局的研究，一方面集中于其在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上的成就和地位，另一方面则主要是制造局翻译馆的西书翻译事业。最近，周俊博在《近三十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研究综述》中从翻译馆发展、翻译目的、赞助人、书目考证、重要译者、翻译方法、译著影响、译名统一、相关个案研究等9个角度，对近30年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总结。而有关江南制造局对化学发展所作贡献的专门研究则比较少见。江家发等在《江南制造局在中国近代化学发展中的贡献》一文中指出，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提供了中国第一批近代化学书籍，其中的《化学鉴原》被很多学堂、书院作为教材，在当时影响很大。编译馆陆续译出的《化学鉴原续编》(无机化合物专论)、《化学鉴原补编》(有机化学)、《化学考质》(定性分析)、《化学求数》(定量分析)、《物体遇热改易记》(物理化学的初步知识)、《化学分原》(定性分析)等6部化学专著，将西方化学的各个分支系统而完整地引入我国，对近代化学在我国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编译馆的徐寿、傅兰雅在翻译化学书籍时，首创了中文化学译名原则，对中国化学的发展和传播具有深远的影响。王玮的《中国近代教会大学化学教育(1901－1936年)》介绍了近代教会大学的化学科系、课程设置和教学情况，他在《中国近代教会大学早期化学课程与教材》中认为我国近代的教会大学使用国外原版教材，保证了其培养水平与国外大学基本一致。对我国近代化学教育的启蒙者徐寿的研究，影响较大的研究有袁翰青的论文《徐寿———我国近代化学的启蒙者》，杨根的专著《徐寿和中国近代化学史》，以及近年来汪广仁等人的专著《中国近代科学先驱徐寿父子研究》、《海国撷珠的徐寿父子》。傅兰雅对中国近代化学的引进、传播和普及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近年来王扬宗的《傅兰雅与近代中国的科学启蒙》、徐振亚的《傅兰雅与中国近代化学》、王红霞的《傅兰雅的西书中译事业》等专著和论文较全面地介绍了傅兰雅传播西学的事迹和思想。戴吉礼(FerdinandDagenais)的《傅兰雅档案》则根据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档案馆的全部傅兰雅档案，整理了其旅行札记、往来书信、翻译成就和相关论文集等资料，为研究傅兰雅和近代中外交往史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原始资料。近代中国的不少化学教育家同时也是化学家，他们主要致力于高等化学教育，目前已有不少相关的研究。而为基础化学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的教育家和出版家郑贞文和杜亚泉，研究者则较少关注。郑贞文与杜亚泉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理化部主任，是我国化学名词统一工作的重要奠基人，编译出版了大量理科教科书，对化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目前对郑贞文的研究仅有少量传记，如王治浩等人的《一代学人郑贞文》、《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理学编•化学卷》中的条目介绍，以及张澔的《郑贞文与中文化学命名》、钱益民的《郑贞文与我国化学名词统一工作》等对其在我国早期化学教育、统一化学名词和编辑出版方面所作贡献的研究。对杜亚泉的大量研究集中在其文化、伦理和政治思想方面，此处不赘述。对其在科学教育方面贡献的研究，阎乃胜进行了综述［7］。李学桃的《杜亚泉科技思想研究》、阎乃胜的《杜亚泉与中国近代科学教育》研究了杜亚泉的科学教育思想与实践，对其编写、编译的教科书进行整理，高度评价了杜亚泉在中国近代科学教育史上的重要作用。对其在化学教科书出版方面的成就，王建辉认为杜亚泉是商务印书馆最早也是最有影响的理科编辑，是“学者型的编辑和思想型的学者”［8］。刘晓嘉的《杜亚泉编辑思想研究》、余望的《探析杜亚泉的科技编辑思想与贡献》、陈镱文等的《杜亚泉对我国早期科技编辑和科技期刊发展的贡献》结合杜亚泉所处的时代，从编辑学的角度研究了其编辑出版的理科教科书、科技期刊等对我国科学教育的启蒙与普及的重要贡献。

三、对中国近代化学建立和发展的研究

我国古代的化学工艺和经验化学有着很高的水平，但作为科学的近代化学不是中国古代化学演进的结果，而是在近代从西方引入的。郭保章等人在《中国化学教育史话》中指出近代化学“19世纪中叶传入中国，化学教育开始时期，几乎与传入时期同时发生”。因此对中国近代化学史的研究对于化学教育和教科书研究同样是不可或缺的。诸多化学史专著，如我国第一本中国化学史专著———李乔萍的《中国化学史》、岛尾永康的《中国化学史》，以及近年来周嘉华等的《世界化学史》，侧重化学学科自身的发展，涉及我国的内容多为古代化学成就，对中国近代化学、化学教育的建立和发展几乎没有涉及。部分化学史专著，如赵匡华的《中国化学史(近现代卷)》、郭保章的《中国现代化学史略》、袁翰青的《中国化学史论文集》、JamesReardon—Anderson的《TheStudyofChange，ChemistryinChina》结合近代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背景，研究了化学在中国的传入和发展，其中涉及化学教育在中国的起步与开展情况，提供了大量相关史料。袁振东的论文《现代化学在中国的建制化(1927－1937)》依据史料对1927－1937年“南京十年”时期现代化学在中国的建制化过程进行了系统考察和分析，认为这10年是现代化学在中国建制化发展至为重要的时期，为此后中国化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张培富等的《书籍史视阈中的中国近代化学发展史考察———基于对“民国”时期出版的化学著作的计量分析》通过对民国时期化学著作的出版要素进行计量分析，结合著作产生的历史背景，从书籍史角度对近代化学在中国的发展进行了微观的历史考察。

四、近代化学术语研究

一、当代语境下古代文学课程体系的多维构建

当前，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现状已不适应教育发展的需要，必须构建全新、多维的教学实践体系，以增强古代文学教学的现代气息，提高古代文学的学科魅力。

(一)编写适应学校教学实际的教学大纲，确立少而精的知识体系及以“史”为纲，以“作品选”为本的教学原则

当前，《中国文学史》教材多种多样，各有特点。但大都篇幅庞大，难以在有限的教学时间之内完成教学任务，因此编写适应学校教学实际的教学大纲尤其重要。在大纲中，应强化基础，突出教学重、难点，确立少而精的知识体系，为教师保质保量完成教学任务提供依据和准则。尤其要妥善处理文学史与作品的关系，确立以“史”为纲，以“作品选”为本的原则，强调原典教学。文学作品是文学史形成的基础和主要构件，折射了文学的发展历程。读者正是通过对文学作品的感知、欣赏和理解，来把握作家的理念与创作、文体的产生与发展、文学现象的诞生与演变等过程，并进而把握整个古代文学史的发展脉络。可以说，讲述文学史是从宏观视角认识文学作品产生的客观条件及其在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价值，解读作品则是从微观角度考察古代文学史的形成基础。借助文学史背景揭示作品内涵，可以延伸学生的审美思考，拓展其理解的维度;以具体作品为例印证文学史现象，则可以训练学生的史学思维，培养其科学合理的文学史观。“文学史”和“作品选”先天具备的关联性和不可分割性，决定了讲授者不能将它们判然分开。那种侧重“文学史”而忽略“作品选”的教学，无疑只是在形式上提高了效率，完成了教学任务，其实际教学效果则可想而知。

(二)完善课程结构，建设基础课、选修课及学术讲座相结合的网状课程体系

社会需求的多层次，人才模式的多样化，知识结构的多领域，要求教育与时俱进，具备科学合理的教育模式及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并重的教学形式。就中国古代文学而言，课程内容广博浩繁，因而强化基础，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展示亮点至关重要。而建设基础课、选修课及学术讲座相结合的网状课程体系不失为积极应对的合适途径。基础课是教学的重点，强调基础知识的积累，着重于“面”的拓展;选修课是基础课的补充，强调探究性学习，突出知识的研究性与前瞻性;学术讲座重在知识点的纵深，着眼于能力的提高。三者统筹安排，相互衔接补充，构成一个网状的立体教学体系，既促进了学生知识结构的优化，也有利于思维训练和能力培养。选修课的开设，就文体而言，可开设古代诗歌研究、宋词研究、散文研究、戏曲研究、小说研究等，以理清主要文体的发展线索，使基础课所学的文体知识更加深化、系统化;就文学史论来讲，可开设古代文论、文学思潮研究、文人心态研究。对文学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作家、经典，则可开设专题研究，如神话研究、《诗经》研究、《庄子》研究、《史记》研究、《红楼梦》研究等，使学生加深对主要作家、经典作品的理解，提高相应的研究能力。也可开设一些跨学科研究的选修课，如经学与文学、儒家思想与古代文学、宗教与古代文学、中西戏曲比较研究等，以拓宽学生的视野。此外，还可增开地域文学选修课，加深学生对中国古代文人的心理认同，激发学生爱国爱乡的热情。选修课应根据基础课的学习进度，面向不同的年级循序开设，既避免重复，又相互补充。在此基础上，每学期再适度安排几次学术讲座，介绍学术前沿问题及治学方法，培养学生的研究意识。上述三种课型，共同形成立体的教学体系，适应了学生个性化学习的需要。

(三)更新教学观念，增强古代文学教学的现代性，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与研究意识，促进知识向能力的转化

中国文学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下文称“两创”），是历代文人都会面对的学术话题。就古代文学而言，历代文学经典的建构途径与过程，事实上就是“两创”思想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具体实践。中国古代产生了无数的文学家、文学作品，经过大浪淘沙，经典性的作品一直流传下来。从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来看，作品的内在价值是其成为经典的根本和基础，这包括作品思想的广度与深度、艺术的魅力与影响力、情感的普遍性与感染力等。当然，文学作品能否成为经典，外部因素也起着重要作用。

一、经典建构与文学进步的内外动因

中国古代文学有其特定的产生、传播环境，其发展、变化也有特定的内、外因。从文学发展、演变与经典建构的外部因素来看，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第一，社会主流思想。中国古代不同时期都有占统治地位的主导思想，这是社会政治的需要。文学，包括各种学术，也是社会政治思想的表现形态之一，与政治密切相关，甚至在某个时期是政治的附庸。因此，政治意识形态对经典建构具有重要影响。这种影响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既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思想开放的时代，往往有利于经典的建构。相反，思想禁锢往往不利于经典的建构。在中国古代被官方以各种理由禁毁的书目中，既有糟粕性的，也有一些叛逆性的、与正统思想不一致的文学作品。古代官方为了适应当时的思想统治而钦定的作品，在今天看来既有许多糟粕性的东西，也有一些是非常重要的经典。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一些重要的文学典籍不断扩大传播范围，成为经典。因此，即使是一些不符合当时正统思想的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的价值也会逐渐被读者认可接受，进而成为文学经典。第二，文化政策。一个时代的文化政策，就是一个时代思想的风向标，对文学观念、文学活动、文学发展有重要影响。比如汉代把读经与文人仕途关联起来，体现儒家思想的著作便被当作经典而得到认可。为了统一经典，熹平石经的刊刻，对儒家经典的传播和建构具有重要影响。又如先秦以来官府实行的采诗制度，尤其是乐府机构的不断扩大，使得许多优秀的民间诗歌作品被保存下来，逐渐成为诗歌史上的经典。再如唐代以《史记》《汉书》《后汉书》为“三史”，并把“三史”作为科举考试的一科，从制度方面有力促进了以《史记》为代表的史传著作的广泛传播。唐代诗赋取士的文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对前代诗歌、辞赋经典的学习，也推动了当代文学经典的形成。第三，经济与科技的进步。书写载体与形式的变化以及文学传播手段的多样化也是一个时代文化发展的标志之一，对文学传播具有重要影响，而文学传播又是文学经典形成的重要因素。由简帛到纸张，由手抄到雕版，尤其是印刷术的发明，使文学的传播发生了重大变化。明代由于印刷技术的进一步提高，特别是套版印刷的兴起，给文学传播、文学评点提供了更大的便利，因而出现了大量的文学评点著作，诗歌、散文、辞赋、小说、戏曲的经典作品大多有评点本，有些经典作品还不止一种评点。除书面形式传播外，还有口头形式的传播。有些作品还传播到域外，说明这些作品得到更大范围的认可。经典建构与文学发展的内部因素，主要体现在文学思潮的发展上。文学思潮是一个时代政治文化发展的体现，对经典的建构有促进作用。古代中国文学是在不断继承和革新中发展的。当然，每个时代的文学思潮都与当时的文化发展息息相关。唐代韩愈、柳宗元掀起古文运动，举起了向先秦两汉散文学习的旗帜，其影响一直延续到宋代。这场运动使得先秦两汉散文得到高度重视。古文家对《史记》《汉书》的推崇与学习也使他们自己的文学地位得以提升。宋代诗坛的江西诗派，以杜甫等人为榜样，形成了自己的创作特色，人员众多，影响广泛。明代由于文学复古运动的反复出现，前代许多文学家和文学经典被树为典范。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散文流派，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这一散文流派，把前代的散文经典如《左传》《史记》以及唐宋八大家等作家的作品树为榜样，不仅在创作中学习，而且选编和评点这些作家的作品，这无疑巩固了前代经典著作、经典作家在散文创作中的重要地位。

二、文学批评与经典建构

中国古代文学在自身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过程中，始终离不开阅读者的鉴赏、评论，这其实也就是文学批评的过程。文学家作为创作者，也有自己的文学认识与文学批评。司马迁在《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中提出“发愤著书”说，一方面说明了创作的动力和源泉，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司马迁对前代众多经典的学习，尤其是对经典内在精神和情感的学习。西晋左思《咏史》云“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三都赋序》云“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说明他在创作中学习过贾谊、司马相如和张衡的作品。古代小说中有许多模仿《西游记》《红楼梦》等经典的作品，说明这些经典小说被作家广为认可和接受。古代诗歌中有大量的“拟体”“效体”，如《拟咏怀》《拟古诗十九首》《拟行路难》《效陶诗》等，甚至有些诗歌直接化用前代作品，这也说明被拟作品具有榜样的力量。古代作品还有大量的“续作”，如《续红楼梦》等，说明这些作品得到了文学家的普遍认可，这是经典影响史的重要体现。文学评论家对前代作家作品的意义阐释，是文学经典建构不可或缺的环节，也是推进古代文学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必要途径。文学作品中隐藏着作者设置的“密码”，读者理解作品的过程就是解密的过程。评论家对经典作品的意义阐释，能引导读者深入理解作家作品的思想感情。这类意义阐释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较为系统的理论阐释。古代文学理论在先秦时期就已萌芽，发展至汉代，逐渐有了一定的思想体系，如这一时期的“美刺”说、“讽谏”说等。魏晋南北朝以后，逐渐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如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等开启了较为系统的文学评论的先河。刘勰《文心雕龙》、锺嵘《诗品》是唐前最有代表性的理论性著作，丰富了古代的文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并且对后来的文学评论产生了重要影响。唐以后的文学理论，出现了诗话、词话、文话、赋话等多种形式。在诗文评传统进一步深入的同时，文学批评涉及的文体也在不断扩展。古代的一些赠序、题跋、书信、墓志铭等，也包含着丰富的理论思想以及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历代正史中的文学传论，对文学演变发展的评论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基本勾勒出不同时代文学发展的线索。另外在刘知几《史通》、章学诚《文史通义》等史论著作中，也有许多关于作家作品的评论，值得重视。在古代还有独特的论诗绝句，以诗论诗，很有特色，或提出理论，或评价作品。二是文学点评。宋代形成评点风气，到明代达到鼎盛。点评是在原文本上的标记与评论，并形成一种新文本。在一部文学作品中，不同符号的“点”和各种形式的“评”，对读者有很大的吸引力，是读者阅读的引导者。古代的评点著作众多，甚至一部作品有多种评点，如《史记》《杜工部诗集》《红楼梦》等经典著作的评点超数十家。一些古诗文选本，虽是作品精选，但往往也有评点。评点家对作品的评点，大到思想、感情、段落、起承转合，小到章法结构、辞藻、对仗、用典、音韵等，深入细致。三是文学赏析。文学赏析是深入理解作品的基础，是进入文学审美、文学评论的前提。古代的评论鉴赏大多是感悟式的，也有较详细的分析。进入现代以后，系统的文学鉴赏之作陆续出现，唐诗、宋词等也都成为了人们赏析和学习的典范。在古代，一些名人的序言对作品也具有推介作用，尤其是一些文坛领袖、著名人物的序言、评价，往往影响读者的选择。在文学批评层面，还有一个特殊的阶层，就是古代的帝王。他们掌握着政治权力与话语，尤其是喜爱文学的帝王，往往对一些文学家及其作品有一定推崇。这种推崇，有些具有政治因素，如汉武帝对司马相如辞赋的赞赏、唐玄宗召李白入翰林等，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作家的影响，对文学作品的传播也有促进作用。

三、文本保存方式与文学经典建构

中国古代文学自身存在一种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需求与方式，同时，从经典文本保存的外部方式看，古代文学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也有其外在的表现形式。古代文学经典的建构，就在于经典文本的多样化保存，并为经典的传播和研究、学习和接受提供了多种途径。首先，是大量的文学总集。从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开始，历代编纂的各类作品总集众多，不仅给读者提供了学习、选择文学经典的基础文献，也对保存经典作品起了重要作用。其次，是作家个人的集子（别集），往往保存了作家创作的诗、词、文、赋等作品。有些别集是作家自己编纂的，有些别集是亲朋好友编纂的，而大部分作家的集子都是后人编纂的。再次，是大量的文学选本。由于古代作家、作品数量众多，一般人很难全部阅读，所以就有选择精品的选本出现。古代还有大量的类书，在分类介绍具体条目的同时，也收录或摘录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是文学选本的特殊形式。文学选本是文学经典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它的传播范围往往更加广泛，历代的文学经典大多和选本有密切的关系。选本不只是选作品，也往往和注释、点评等结合在一起。虽然不同的选本有不同的选择标准，但优秀作家的优秀作品，会被多个不同的选本选中，这体现了选编者共同的审美追求。一般而言，同一作品在不同时代的选本中出现的频率越高，说明该作品的影响力越大，生命力越强，越可能逐渐成为不朽的经典。与文学选本相关联的是文学教育。古代的文学教育对于经典的建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古代的文学教育是大文学教育，也就是文化教育。古代的文学教育途径与整个古代教育相一致，主要有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等。文学教育的读本，经过不同层次、不同受众、不同范围的传播，人们会对它们进行经典化选择。一大批有价值的选本，经过一代一代的流传，逐渐成为经典。因此，可以说，文学教育的过程就是经典形成的过程。文学教育离不开文学教材。近代以来大学的文学史教材，从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开始，对文学经典的选择各有不同，但总体上对经典还是有共同的认识。最后，古代文学作品的改编，也是文学经典化的特殊方式。改编有两种主要形式：一种是直接取材，一种是不断累加。文学作品的改编，有的改变了作品的文体形式，有的改变了作品主题，有的改变了作品结局，有的深化了作品思想，有的增强了艺术效果，等等，使得接受的群体进一步扩大。还应特别注意的是，史书对作家生平的记载和对作品的评价、收录、保存，对经典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篇:高中历史教学有效性策略研究

摘要：有效的教学策略一定要重视学生的主体性，注重学生兴趣的培养，注重学科之间的联系性，并实施科学的评价。

关键词：高中历史；有效教学；策略研究

高效课堂教学既是理念，也是策略，更是我们教育教学第一线教师的价值追求。任何课程都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都有其科学的知识体系和独特的学科规律。因此，教师在高中教学中必须遵循学科规律，注重科学性，要真正做到课堂的高效，教师就必须采取正确的教学策略。

一、激发学生兴趣，构建乐学的课堂、是提高教育有效性的先决条件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在每一个年轻的心灵里，存放着求知好学、渴望知识的‘火药’，就看你能不能点燃这‘火药’。”激发学生的兴趣就是点燃渴望知识的‘火药’的导火索。爱因斯坦也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当学生对学习内容有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就会在课堂上乐于参与、主动探索了，而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越高，课堂教学的效率就越高。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詹姆士曾用实验证明，通过激发兴趣，人的积极性甚至可以增加3～4倍。

因此，运用各种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构建乐于学习的课堂是提高教学有效性的先决条件。激发学生的兴趣的方式很多，每个教师都可以因地制宜、根据自己及学生特点来设置激发学生兴趣的方式。例如，丰富多彩的课堂导入方法；用生动诙谐的课堂语言吸引学生；开展有意义的第二课堂活动；指导学生撰写历史教学论文等等方法的运用，都可以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第一篇：高中历史课堂教学有效性策略探究

一、营造良好的课堂气氛

良好的课堂气氛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心态。教师还要尊重学生，中学生不同于小学生和初中生，基本的道理他们都明白，只是自制力较差，有一定的叛逆心理。他们有自己的个性、情感、兴趣、爱好，有敏锐的观察力，具备快速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应尊重学生的独特性，给予适时的引导鼓励。要营造宽松、自由、民主的学习氛围。中学生思维很活跃，教师应在正确引导的前提下，让他们充分发表自己的看法，教师对学生精彩的发言和精辟的观点应加以鼓励、概括升华和扩展，注意保护学生积极性和自尊心，这样学生也敢于发问。使课堂气氛始终处于和谐、民主、自由、活跃的状态，使学生由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这样才能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这样学生才能够尊重教师、配合教师，才能营造一个轻松愉快并且秩序井然的课堂。

二、提高对学生课堂主体地位的重视程度

首先，在教学实践过程中，教师应该注重课堂导入的形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教学内容方面，应使其尽可能丰富多彩，借鉴一些历史中的著名事件和小故事，使学生喜欢上历史课，还应该注重与一些其他教学科目的结合，帮助学生记忆知识点。历史并不是一门孤立的课程，它可以和语文、地理进行很好地结合，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广泛收集相关契合点，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使其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得到良好地调动。其次，在历史教学实践过程中，教师应让学生的主体地位得到充分地发挥。一是教师可以通过自己的教学影响力和课堂魅力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采用适当的方法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让其主动地参加到教学过程中来。二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作为学生学习历史的引导者，帮助其掌握相关知识点，并总结一些重要的历史规律。如对秦始皇、武则天等人物的评价，一般都会从他们对社会的贡献，在军事、农业等方面的突出表现进行评论，同时结合影响社会进步的阻碍处进行综合评价。

三、用好图文史料

新教材中提供了大量史料，图文并茂，处理好坏会直接影响教学效果。如果不用活史料，只对教材简单重复，不利于学生能力的提升。编者的用意是希望学生通过对史料的学习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做到论从史出，史论结合；注重探究学习，善于从不同角度发现问题，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养成独立思考的学习习惯，能对所学内容进行较为全面地比较、概括和解释。因此，要求教师要有较高驾驭能力：一是史料的选择，大部分可来自课本，还可以根据学生实际自行选择一部分，有机整合；二是问题设置要有梯度，一方面可以兼顾不同层次的学生；另一方面也是遵循认识的一般规律：从易到难、从低到高。史料运用得当。可以让学生在掌握基本历史知识的过程中，进一步提高阅读和通过多种途径获取历史信息的能力，通过对历史事实地分析、综合、比较、归纳、概括等认知活动，培养良好历史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