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论文范例

摘要：主席在党的五中全会中提出要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这是我国出版行业的机遇，也是挑战，因此，科技期刊的改革和转型势在必行。本文从科技论文大量外流的现象着手，分析了其形成的原因和导致的后果，梳理了近两年国家出台的相关政策，意图分析政策导向的改变对科技期刊发展的影响，并提出科技期刊应对深化改革时采取的措施。

关键词：科技期刊；论文外流；政策导向；期刊改革

2016年，主席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中国科学院第十八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十三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1]这使得我们将目光聚焦到科技论文的外流现象上来，更有学者很早就开始研究科技论文外流现象的原因。如，刘丽英等认为我国110个学科论文外流造成的文献经济总损失量为7.33亿元，其中农业工程领域论文外流导致文献经济损失总计为667万元[2]。董建军对我国学术论文的流失现状进行了分析，探讨了优质稿源流失问题的根源，并提出了对策[3]。王泽蘅研究发现中国论文外流数量比日本多、两国间数量差异逐年增大[4]。刘彩娥研究分析了我国科研论文外流的数量、质量和学科分布，并提出了防止科研成果外流的措施[5]。本文简要分析科技论文的外流现象的原因，并分析政策导向对科技期刊发展的影响。

一、科技论文外流现象及损失

截至2019年底，我国科技期刊总量为4958种，仅次于美国和英国。但是，中国SCI收录期刊仅占全球SCI论文总数的1.72%。2010—2019年间，中国作者发表了SCI论文275.5万余篇，其中只有2.2万余篇发表在中国SCI收录期刊上，仅占8.10%[6]。科技论文的外流不仅仅体现在数量上，论文质量也都较高。中国作者发表SCI论文引文影响力为12.83，同期全球SCI论文引文影响力为14.11[6]。其中被SCI收录论文数量最多的学科分类为：基础学科、应用科学等，而这些学科大多数涉及我国的高尖端技术领域，国家在这些领域往往都投入了大量的科研成本、科研经费，这不仅可能危害到科技信息安全问题，还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和国有资源外流。

二、科技论文外流的原因

国内大量优质论文外流的原因大致有两点。

据《2016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和《2017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2]公告的数据可知，我国出版的自然科学、技术类等科技期刊已达5014种，国际论文被引用频次、高被引论文数量、影响因子等指标都有所提升，我国科技期刊进入到了学科覆盖面齐全、学术水平和影响力不断提升、期刊各项事业不断进步的新时期。虽然我国科技期刊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和长足的进步，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现在还不是期刊强国，在出版质量、时效性、学术水平及刊网融合等方面与国际商业期刊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本文对我国科技期刊现阶段发展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提高学术水平的途径，以期为我国科技期刊发展提供参考。

1我国科技期刊发展存在的问题

1.1学术评价单一，学术导向有待完善

2006—2016年我国作者作为第一作者发表的SCI论文统计（见图1）[2],可见我国作者在SCI数量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把在SCI、EI等上增加了我国科研成果的国际显示度和影响力，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我国科学技术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但在目前的学术评价中，存在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学术机构唯SCI、EI马首是瞻的局面，把是否在SCI、EI上发表过论文作为绩效考核、职称晋升的重要指标，甚至“一刀切”式的对发表SCI、EI论文做硬性要求，这就造成大量优秀论文流失和科研经费浪费，威胁中文期刊的生存。在国内学术期刊评价体系中，过分依赖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等指标，以影响因子论英雄，评价体系单一，忽略期刊自身学科属性和社会效益，导致大量办刊人忘记办刊初心，把提高影响因子和总被引频次等指标作为办刊指南，被学术评价机制牵着鼻子走。

1.2大而不强，办刊水平有待提高

截至2017年，我国出版的科技期刊已达5000余种，期刊规模在不断扩大，已是名副其实的期刊大国，但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我国2008种科技核心期刊的影响因子平均值为0.628；在2007—2017发表国际论文累计超过20万篇以上的国家（地区）共有21个，按平均每篇论文被引次数排序，中国仅排在第15位，面临数量多，但学术水平和整体实力与世界水平有较大差距的问题。而且，我国科技期刊多附属在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中，多处于本系统中的边缘地位，在资金扶持、人才培养、队伍建设和发展规划上不够重视，分散、弱小、实力不强、集群化发展和规模化经营程度不够是当前的现状。

1.3刊网融合不深入，转型升级有待提升

据《2016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和《2017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公告的数据可知，我国出版的自然科学、技术类等科技期刊已达5014种，国际论文被引用频次、高被引论文数量、影响因子等指标都有所提升，我国科技期刊进入到了学科覆盖面齐全、学术水平和影响力不断提升、期刊各项事业不断进步的新时期。虽然我国科技期刊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和长足的进步，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现在还不是期刊强国，在出版质量、时效性、学术水平及刊网融合等方面与国际商业期刊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本文对我国科技期刊现阶段发展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提高学术水平的途径，以期为我国科技期刊发展提供参考。

1我国科技期刊发展存在的问题

1.1学术评价单一，学术导向有待完善

2006—2016年我国作者作为第一作者发表的SCI论文统计,可见我国作者在SCI数量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把在SCI、EI等上增加了我国科研成果的国际显示度和影响力，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我国科学技术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但在目前的学术评价中，存在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学术机构唯SCI、EI马首是瞻的局面，把是否在SCI、EI上发表过论文作为绩效考核、职称晋升的重要指标，甚至“一刀切”式的对发表SCI、EI论文做硬性要求，这就造成大量优秀论文流失和科研经费浪费，威胁中文期刊的生存。在国内学术期刊评价体系中，过分依赖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等指标，以影响因子论英雄，评价体系单一，忽略期刊自身学科属性和社会效益，导致大量办刊人忘记办刊初心，把提高影响因子和总被引频次等指标作为办刊指南，被学术评价机制牵着鼻子走。

1.2大而不强，办刊水平有待提高

截至2017年，我国出版的科技期刊已达5000余种，期刊规模在不断扩大，已是名副其实的期刊大国，但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我国2008种科技核心期刊的影响因子平均值为0.628；在2007—2017发表国际论文累计超过20万篇以上的国家（地区）共有21个，按平均每篇论文被引次数排序，中国仅排在第15位，面临数量多，但学术水平和整体实力与世界水平有较大差距的问题。而且，我国科技期刊多附属在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中，多处于本系统中的边缘地位，在资金扶持、人才培养、队伍建设和发展规划上不够重视，分散、弱小、实力不强、集群化发展和规模化经营程度不够是当前的现状。

1.3刊网融合不深入，转型升级有待提升

当今时代，随着电子信息产业的迅速崛起，人们的阅读习惯和获取信息的方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传统期刊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样也在面对着更新一轮的机遇。为提升期刊的国际影响力，众多期刊进入SCI等国际知名索引，其英文题目、英文摘要及关键词作为检索的重要环节，也直接影响了期刊被检索的准确度和被引用率。作为衡量科技期刊水平的重要环节，英文水平的高低从侧面显示了文章的质量，也反应了整本刊物的水平。文章从期刊编辑的角度，对影响科技期刊英文水平的因素进行分析，以期为提升科技期刊质量提供可行的参考途径。

一、影响因素

(一)作者。作为影响科技期刊英文水平的最根本因素，作者的教育程度、科研水平及写作能力都是不容忽视的。良好的教育程度是影响科技论文英文水平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这也与作者的科研水平和写作能力息息相关。教育背景和科研水平所提供的是基础，写作能力则是浓缩、提炼、表述和总结的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优秀的写作能力可以使文章锦上添花，有些作者有着深厚的教育背景和科研能力，自身学术水平较高。但受个人写作能力限制，或者英文水平限制，无法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很好地用文字表述出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章的质量。而一些作者的写作能力虽然不错，但受教育背景和科研水平制约，或者不通晓科技论文的写作规则，写出的文章没有科技论文的语感，影响了文章的整体水平。应注意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把自己的经验和研究成果用简练的语句总结出来，提炼精进，避免赘余和口语化表述，使文章更符合科技论文的要求。有了良好的写作能力，也仍需英文写作能力的支撑。英文不是简单的从中文到英文的转换，而是要根据语境和科技论文的要求进行转译，切不可生硬直译。应注意第三人称、科技论文常用的词汇和时态的使用，保持行文通畅，语法准确。注意中英文差异，从行文差异、语法结构等方面考虑英文的行文和句式，以表达清晰、流畅为主。英文的参考文献也是影响文章质量的重要因素，应引用得当，尽量选取可信的一手资料，以提升文章的研究价值和参考价值。英文的原版资料更具有参考价值，在引用时应尽量选用原文，而不是只看转译或转引的资料。

(二)编辑。除作者外，一篇好的文章也离不开编辑的贡献，好的编辑可以使文章锦上添花。虽然不直接参与文章的创作，但编辑在编排和文字处理上可以依靠编辑专业知识和文字处理技巧，帮助作者对英文部分进行加工整理。作为编辑，拿到一篇文章，首先要对其进行整体判定，根据具体情况设计编修方案，以确保文章的英文质量。部分作者不重视英文摘要，会选择用翻译软件一键转换，也会出现一些词不达意的现象。翻译软件虽然在专业词汇上有一定优势，但不了解中英文的语句结构的不同，翻译较为生硬、机械。翻译软件容易因为程序化断句，把不相关的词语拼凑在一起，翻译出来的文字也就与原文相去甚远了，这就需要编辑对英文质量进行整体的把关。其次，科技论文对词汇和语法也有一些特定的要求，编校时需帮助作者进行核对。由于科技论文专业词汇较多，涉及的专业性较强，所以进行修正的时候要保持与作者的沟通，避免发生偏差。编辑科技论文需要较高的科学素养，对一篇文章的内容应有清晰的判断。英文编辑的英文水平虽然较高，但科技论文的专业词汇偏多，专业科技英语的应用并不一定熟练，需要在关注英文的基础上，注意科技论文的特殊性，表述应简洁客观。再次，英文参考文献也需遵从国家规定的参考文献著录规则，不可缺失必要的著录项目。编辑需认真进行核对，填补缺漏，同时要确保参考文献的真实性和合理性。

(三)沟通和交流。文章的成功与否与作者和编辑的沟通也是密不可分的。适当的沟通交流有利于理清文章的脉络，使文字通顺，也可以提高专业性和准确性。对于编辑而言，一方面需要核对文章的准确性，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保持与作者的交流，避免误改、误译英文摘要。编辑的工作依附于作者及其作品，工作的创新性也离不开作者及作者本身[1]，因此更应注意与作者的沟通交流。

二、结论与建议

(一)坚定文化自信，做好英文科技期刊出版工作。要做好一本期刊，尤其是一本英文科技期刊，就要首先有自己的“底气”，树立良好的办刊信念，从精神的层面先做好“走出去”的准备。打好思想基础，明确目标和方向，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的出版方向，传承和发扬中华文化，在坚定文化自信的前提下，综合学习中外办刊理念的精华，遵循国际编辑出版的要求和规范的同时，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办刊道路，建设符合新时代新需求的英文科技期刊，为推进中华民族的文化繁荣做出贡献，努力向通往出版强国的道路奋进。

学术期刊是报道具有学术创新的研究成果，开展学术交流的重要载体，学术期刊的发展状况总体上反映出一个国家科技研究水平和话语权地位，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支撑与基础［1－2］。大幅提升我国学术期刊的国际影响力，对促进国际社会认同，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实现“文化强国”的国家发展战略等各个方面，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针对当前我国学术期刊的学术质量及国际影响力与我国文化事业快速发展的总体情况并不相称，与“大国、强国”水平亦存在明显差距的现状，近几年来，国家已经采取了一系列力度空前的措施鼓励我国学术期刊走向国际化，并引起我国期刊界争先恐后创办英文期刊的潮流。但同时，导致的“马太效应”也值得我们注意。据粗算，国内顶尖的英文刊物从各种渠道获得的资助每年约300万元，相比而言，国内对中文期刊最高的资助为每年30万元［3］。这种重英文轻国语的期刊资助政策，不仅导致办刊人的严重心理失衡，而且使得中文学术期刊雪上加霜，举步维艰。笔者认为中文学术期刊应追求“立足本土、面向世界”，实现国际传播！通过文献检索发现，关于中文学术期刊国际传播的研究并不多［4－8］。祁艳红等人［4］探讨了我国学术期刊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具有成活点、生长点、嫁接点、爆发点这四点路径，但重点针对的是英文学术期刊；胡晓娟［5］析了目前我国华文社科学术期刊在国际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借助传播学视角，系统研究了国际传播的特点和规律；王会等人［6］通过对比，分析了中国期刊国际传播的现状，以及影响国际传播力的因素，提出应从政府支持力度、自身管理、队伍建设及期刊评价体系建设等方面入手，提升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力和传播力。总体而言，目前有关学术期刊国际传播的研究较多都针对的是英文学术期刊，而且主要讨论的是国际传播的现状和困境、制约因素，文献中给出的对策较多都是基于政策和理论的大框架性建议。而本研究主要基于办刊实践的调研分析，首先讨论了中文学术期刊“国际传播“的必要性，然后重点归纳出八条现阶段中文学术期刊实现“国际传播”的可操作性办刊策略，这些策略建议具有较强的办刊实践性，旨在为进一步推进我国优秀中文学术期刊的发展、提升中文学术期刊的国际地位提供前期基础。

1中文学术期刊“国际传播”的必要性

有人认为：当今世界上科技传播和文化交流的通用语种就是英语，中文期刊不符合国际化期刊的基本特征，论文语言的障碍和平台的限制是中文学术期刊的天生缺陷，无法改变。那么，中文学术期刊是否就理所应当仅仅只局限于国内，固步自封，完全不考虑国际战略？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首先，从论文作者的角度出发，我国的学术研究工作者需要将自己的最新学术成果与国际同行进行交流，希望自己的论文能显示在世界学术研究交流平台，并得以全球范围的传播，这样才能为中国的学术发展营造一个更为有利的环境，促进我国科技文化创新事业更快地进步和发展。其次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要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中文就要在各个领域拥有相应的国际地位。虽然我们必须承认当今世界上科技文化交流和传播的首选语种是英语这个现实，但同时也需提醒自己保持民族文化自信心，在国际学术交流中不失去自我，英语霸权的现实不可能是永远合理的、长久不可改变的。如果我们一味地把国内优秀研究成果发表在国外期刊或者只是考虑用英文来推介中国的学术成果，中文学术期刊只会越来越被边缘化［9］。作为中国学者和期刊人，有责任更多地参与到国际交流之中，努力让国际学术界和期刊界更了解中国［10］。中国的学术论文有国际推广的必要，同时，坚持中文传播也是发扬中华文化、提高民族凝聚力的使命所在。若能在遵循国际学术期刊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结合中文学术期刊特点，把优秀的中文学术期刊推向世界，则可提升中文学术期刊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进而使中国学术研究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和掌控力［11］。这是昂首挺胸走出去的姿态，更是一种主张自我的自信表现，这才是在推动中国学术成果的国际交流与融合过程中所应该推崇的。因此，中文学术期刊应在立足本土的同时，有必要努力走向世界，打通国际传播途径。

2中文学术期刊实现“国际传播”的办刊策略

中文学术期刊“国际传播”真正实践起来面临的状况较复杂。例如：国际传播，显然不是单纯的在互联网上全文上载和开放阅读，因为期刊单独上网在网络上的显示度非常低，容易成为信息海洋中被淹没的一粒尘埃；另外中文语言的不通用、中华文化的差异性宛如一座座高墙，使得中文学术期刊在国际传播过程受到重重阻碍，即使非常优秀的学术成果也很可能被忽略……由此可见，中文期刊的国际传播不能仅停留在口号式的倡导，空泛的坐而论道。于是，笔者通过办刊实践以及调研了一系列“中国优秀国际影响力”（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引证年报》遴选）中文期刊的办刊策略，针对提高中文学术期刊“国际传播”能力，总结出以下几点在办刊实践应用中的可操作性措施：

2．1出版内容国际化

中文学术期刊“国际传播”，首先最为关键和本质的一点就是要在出版内容上面向世界：虽然出版语言是中文，但刊登内容和学术质量应紧跟国际前沿并具备国际学术水准。意思就是说，虽然期刊语种是中文，但刊登的研究成果更多地是在全球一体化的视野下研究本国实际的问题，或者从本国实际出发研究全球性的问题。例如《资源科学》在办刊宗旨上就明确提出了上述要求，建议作者以国际视野研究我国的重大资源环境问题，所提出的资源科学方法理论紧跟世界前沿热点，因此该刊逐步发展成为一本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中文优秀科技期刊。另一方面，在当前国家科技部、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科院、中国工程院等五部门发出“联手开展清理‘四唯’专项行动”通知的大背景下，这对于中文学术期刊的发展是个较好的契机，中文期刊的编辑们可投入更多的精力去邀稿、组稿，努力争取好稿源，提高期刊学术影响力，使得期刊所发表的科研论文能代表该领域的国际前沿进展。事实上，在各种翻译工具如此强大的今天，语言障碍不是大问题，中文学术期刊只要拥有的国际一流水准的出版内容，即使是非中文为母语的读者也会通过各种手段来获取到他们需要的论文内容和数据。对于中文期刊的传播内容，全球的读者一旦从被动接收变为主动获取，那么中文期刊的国际传播能力显然会大幅提升。

摘要：中学阶段是学生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重要阶段，美术教育作为人文学科课程对学生的成长起到了重要的润泽作用。在新时代“文化自信”语境下，教师通过传统民间美术教学可增强学生的文化认同感，为学生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奠定坚实基础。

关键词：文化自信;中学;美术教学;民间美术

“文化自信”是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科技创新化的现代社会中，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与价值的肯定。

一、新时代新语境，民间美术彰显文化自信

我国作为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当今多元文化发展的今天，亟须传承、发展优秀的传统文化。这种文化自信的培养，应在民族传统与文化的土壤中挖掘资源，同时要在基础教育的实施中传播，才能发挥影响人的作用。中学阶段是学生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重要阶段，美术教育作为人文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传承文化的重要使命。民间美术是人类文化最早的载体之一，承载着人类情感思想的传递，彰显着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人们智慧的结晶。在文化不断交融的今天，民间美术教学有助于学生积极参与文化传承，并对文化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二、挖掘教学资源，提升民族文化认同感

民间美术是基础教育阶段美术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往的民间美术课堂教学方式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参与度不高，导致部分学生传统文化意识较为薄弱。同时，以往的美术课堂教学过于注重让学生掌握相关的知识、技能，对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不够重视。一些民间美术未能结合时代特点融入新时代教育，导致部分学生对传统民间美术的理解停留在表面，对其蕴含的历史背景、文化深度、民族情感缺少深刻理解。中国民间美术种类繁多、寓意深刻，富有文化底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主要包括年画、剪纸、泥塑、扎染等。民间美术最大的特点是地域性、民族性，同样的表现形式处在不同的区域，所呈现出的造型各有特色。因此，它蕴含着丰富的教学资源。课程资源的挖掘与整合是民间美术教育的核心，教师在教学设计中应从教育目的、学生身心发展状况、课程性质出发，选择符合地域特点的教学资源，提高学生的审美素养，使学生感受文化传承，从而润物细无声地加强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当下，学术期刊编辑的边缘化尽管是学界关注度较高的老话题，但从学术期刊编辑所面临的诸多现实困境这一维度加以透视并进行深入阐释的优秀成果还不是很多。如有学者从编辑的地位、待遇、学术、心理和角色等方面来分析编辑的边缘化现象，认为学术期刊编辑边缘化的原因在于编辑主体对期刊的“依附性、传统杂家观念的影响、内在发展动力和责任感的缺失、编辑角色能力的弱化”［1］;有学者认为学术期刊编辑边缘化主要是由于体制、编辑自身、职称评定和期刊自身发展方向等因素而产生的［2］;有学者进而提出克服边缘化的出路在于重建编辑主体精神，期刊编辑应重视提高其职业“敏感心、责任感、理论素养和数字化技术意识和能力”［3］。这些探讨尽管已涉及问题的诸多方面，但大多停留于现象剖析，较少从理论层面作出深入阐释。而如何从编辑体制和职业的多维复杂特性入手阐释边缘化问题的多重根源，进而从编辑学者化方向探讨边缘化突围路径，以促使学术期刊编辑可持续发展，正是本文所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一、学术期刊编辑面临困境的体制因素

学术期刊编辑边缘化是伴随体制内学术评价体系而出现的现实问题。新时期以来，期刊编辑在体制内逐渐被定位为独立于学术研究系列之外的一个群体。其在职称晋升时被列为单独系列，也就是所谓的编辑系列进行评比，这一评比的好处是编辑之间的对比显得更加明晰，缺憾是编辑与学者之间被划上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长此以往，编辑在人们的心目中也大都是指那些文章文字的加工者，人们甚至把编辑的工作美其名曰“为他人作嫁衣”。在这里，“他人”这一限定词，一方面说明了编辑的工作是富有奉献、创新精神的，另一方面说明了编辑是依附于作者以及作者文章而获得自我存在价值的“他者”。其实，如果追溯现代编辑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我们便会发现，现代编辑从作为一种职业开始便获得独立存在的价值。如陈独秀在担任《新青年》主编时，一方面从事编辑工作，另一方面从事写作实践，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由此成就了一代难以复制的神话。再如钱玄同作为北京大学的学者，在兼任《新青年》编辑时积极约稿，最终促成了鲁迅向文学创作实践的回归，创作出《狂人日记》这样第一部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短篇小说，由此开启了中国现代小说的新纪元［4］。尤其值得称赞的是，许多编辑还是多面手:一方面，他们从事期刊编辑工作，负责约稿编稿和发排等一系列事务性工作;另一方面，他们还是作者，或从事文学创作，或从事学术研究，成为著名的作家、批评家或理论家。如叶圣陶、茅盾、巴金等人便是一边担任期刊编辑，一边从事文学创作或文学批评，成为“左右开弓”的典范。特别是他们在担任编辑时不仅发现和培养了大批的青年作者或学者，而且还在文学创作或理论研究方面取得显赫的成就，茅盾和叶圣陶就是典型代表。1920年，茅盾担任《小说月报》主编后便着手对《小说月报》进行全面改版，由此不仅促成了他在文学批评和文学社团领域的发展，而且还成就了《小说月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替代的位置。当然，我们并不能说《小说月报》之于茅盾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毕竟，茅盾在入主《小说月报》之前便已是在文学批评界享有盛誉的批评家。但是，茅盾担任《小说月报》主编进一步促进了其文学的跨界写作，应该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如果说茅盾在做期刊编辑之余坚持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写作有其独特性的话，那么，叶圣陶作为文学编辑对当下的期刊编辑还是具有借鉴意义的。叶圣陶任《小说月报》主编时，沈雁冰(茅盾)把自己的第一篇小说《幻灭》交给叶圣陶。叶圣陶阅读后立即对茅盾说:“写得好，今天就发稿。”这种速度令茅盾“吃惊”［5］。叶圣陶还在一大堆自然来稿中发现了丁玲的处女作《梦珂》，然后在头条位置予以发表，接着《莎菲女士日记》等3篇小说都在头条连续发表。后来，叶圣陶给丁玲写信，告诉她4篇小说可以出一本集子，还为她联系了开明书店。小说集出版后，引起文坛强烈反响。当丁玲从外地来到上海上门感谢时，不善言辞的叶圣陶谆谆叮咛:“继续写吧，认真地写。”［6］事隔半个世纪后，丁玲仍怀着无限感恩的心情对叶圣陶说:“当年要不是您发表我的小说，我也许就不会走这条路。”［7］巴金在留学法国时把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投给《小说月报》，同样受到了叶圣陶的赏识。为此，叶圣陶在发稿预告上写道:“《灭亡》，巴金著，这是一位青年作家的处女作;写一个蕴蓄着伟大精神的少年的活动与灭亡。”对此，巴金后来回忆道:“倘使叶圣陶不曾发现我的作品，我可能不会走上文学的道路，做不了作家;也很有可能我早在贫困中死亡。”［8］作为编辑的叶圣陶，慧眼识珠已经非常不易，更为难得的是他并没有止步于编辑工作，而在编辑之余还从事文学创作，写出被茅盾誉为“扛鼎之作”的长篇小说《倪焕之》，成就了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著名作家的伟业［9］。至于现代出版大家赵家璧，尽管与茅盾、叶圣陶等文学巨擘相比有一定的差距，但他凭借其策划并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十卷本而成就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无可替代的独特地位。然而，在体制化日益凸显的当下，编辑自身的黄金时代似已逐渐远去。2012年7月30日，新闻出版总署印发《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党政部门、派、人民团体、行业协会、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主管主办的报刊编辑部，并入本部门本单位新闻出版传媒企业;本部门本单位没有新闻出版传媒企业的，并入其他新闻出版传媒企业。近几年，随着这一办法出台，不少高校已将期刊编辑部纳入企业运营的轨道，实行企业化的管理模式。面对从事业到企业的体制转变，期刊界呈现出无所适从、焦虑恐慌。编辑们既要有编辑专业知识，又要懂经营、会管理，这种复合型编辑的职业要求，给传统期刊编辑的素养带来极大挑战。除此之外，由于大部分高等院校以抓教学科研为中心，教师和编辑相比较而言，编辑往往处于边缘化位置，无论职称评定、课题申报，还是学历进修、信息技术培训、工资待遇等方面，都难以与教师相提并论。因此，这种不平等、不公正的待遇，不仅严重打击了期刊编辑工作的积极性，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影响到期刊编辑学术素养的提高。一方面，编辑无暇像茅盾、叶圣陶那样可以如此自由地穿梭于不同职业之间从事着跨界的写作;另一方面，也无法像赵家璧那样可以专心致志地从事出版工作。尤其令人深感无奈的是，编辑已经被设定为一个单纯的“门类”，已经成为独立于其他学科之外的所谓“学科”，而诸如文学创作早已不在考核的范围之内，即便专业的学术研究似乎也被逐出编辑行当的“伊甸园”，以至于考核所需求的仅仅是“编辑学”方面的相关学术性的研究成果。至于编辑在“编辑学”实践方面的表现如何，似乎早已被摒弃在考核之外。如此一来，编辑在体制内的学术评价体系中日渐边缘化的情形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从体制来看，编辑边缘化并不是由编辑的主观意志可以改变的，而是体制评判的自然结果;从职业来看，编辑边缘化也具有其无法取代的必然性，是职业规训的必然结果。编辑作为一种职业，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深远的。一般说来，期刊编辑在开始从事编辑工作之前，大都接受过一定的学术训练，甚至接受过博士阶段的学术训练。而接受过学术训练者进入不同的行业领域对其未来发展方向的影响是大不一样的，有些影响甚至截然相反。一个学者进入学术研究机构或者大专院校从事专业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自然与其进入期刊从事编辑工作会有不同的价值评价标准。从研究机构或大专院校的评价尺度来看，一个学者的学术研究水平的高低是其所在的体制对其进行评判的重要标准，这样，他自然就要向着评判标准规范的方向努力，并由此进入论文写作的实践，逐渐培育自我在学术论文撰写方面的能力。长此以往，其论文的写作功力也就可以不断地得到历练和提升。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在职称评审或任职考核时，许多机构在评价期刊编辑时注重的往往并不是其所编辑的文章产生怎样的学术影响力，而是该编辑撰写了多少篇学术论文、发表了哪些层级的论文。有学者曾经针对这一现象指出:现行的评价体制导致了人们“将注意力停留在与出版著作的数量和级别等表面层次”上［10］。然而，缘于职业使然，期刊编辑的自我价值重心已经不在于其撰写了多少篇论文，而在于其编辑了多少篇优秀论文。这种评价机制的错位不仅使编辑自我的人生价值无法真正得到体现，而且最终导致期刊编辑在体制内的逐渐边缘化，由此陷入无可挣脱的尴尬境地。多年来，尽管期刊界也呼唤期刊编辑学者化，但真正地践行这一倡导并取得成功的编辑毕竟为数不多。大多数期刊编辑未能走上编辑学者化的道路，反而走上了一条背离学者化的道路。这说明，所谓的要做到编辑学者化，其实隐含着某种期刊编辑在学者化道路上的艰辛和艰难。可以说，编辑这一职业体制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对学者化存在着对抗乃至消解，由此使得许多期刊编辑无法成为学者化的编辑。因此，我们要破解期刊编辑自身发展的难题，不能不追溯这一现象产生的本原。

二、学术期刊编辑面临困境的身份因素

学术期刊编辑为什么会陷入令人如此尴尬的困境?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很多，但就其根本来说，与其所从事的期刊编辑的身份固化及其由此而来的自我认同有着直接的关系。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确认。其一，编辑身份决定了期刊编辑具有一双辨识学术论文水平高低的慧眼，而这一身份对学术论文的撰写则没有必然要求，这就使得期刊编辑的慧眼在愈发明亮的同时，其灵手则在闲置和荒芜中逐渐失却了写作的能力。学术期刊编辑作为期刊的第一道守门人，其职责所系在于从浩如烟海的来稿中遴选出优秀的稿件，然后让这些优秀稿件进入审稿程序。一般说来，来稿能够被编辑的法眼看中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目前，期刊编辑部或采用网上投稿系统，或采用电子邮箱，不管采用哪种方式，这些稿件都将直接接受网络背后的编辑的审视。这自然就需要编辑首先调动自己的那双“慧眼”来甄别稿件的质量高低，确认稿件的学术价值大小，然后作出用稿与否的判断。实际上，编辑在浏览这些稿件时要做到逐字逐句地阅读几乎是不可能的，其主要是根据标题、引论部分判断作者要谈什么问题，对这个问题又是怎么进行分析的，在最后的结论部分是否有新的学术见解或突破，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海选稿件正是需要编辑练就这样一双能够石中识玉、沙里淘金的慧眼。正是缘于编辑这一身份对学者的规训，相当一部分学者在进入编辑队伍之后，自认为所谓“编辑”就是修改、剪贴，有术而无学;是“为他人作嫁衣”的匠人，不需要掌握高深的理论。在这些错误思想的影响之下，编辑在练就较高的“眼上功夫”的同时逐渐地丧失了“手上功夫”，其结果是编辑成为学术论文的加工者，而编辑自身的价值也大都依赖其所编辑的论文而获得。然而，令人深感遗憾的是，从体制内的评价标准来看，作为责任编辑编发的学术论文所带来的荣耀并不属于编辑，而是属于作者，甚至在某些极端情况下，编辑连分享这一荣耀的机缘都没有。如此一来，期刊编辑便在体制内陷入了边缘化的现实困境。如果抛开体制对编辑本体加以追问的话，我们会发现，在常人的眼里，期刊编辑似乎就是学术论文的加工者，是文字的修饰者。也很少有人会认为编辑通过其加工的学术论文就实现了自我的价值。事实证明，一篇论文产生较大的学术反响，人们首先关注的是作者，而没有人会首先关注编辑。当然，人们首先关注作者也的确在情理之中，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没有几个人在首先关注作者之后也会想起那位做嫁衣的期刊编辑，这就使得期刊编辑被作者的高大身影所遮蔽，期刊编辑成了真正的看不见的幕后英雄。因此，期刊编辑即便通过其编辑的学术论文来有意识地寻求自我人生价值的实现方式，最终效果也多半会大打折扣。其二，编辑身份本身促使期刊编辑逐渐养成“字斟句酌”的习惯，甚至养成“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推敲”情结，这就使得期刊编辑在对学术坚守的同时，其写作能力逐渐离开实践层面而在“细枝末节”的“推敲”过程中逐渐退化。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期刊编辑作为名副其实的为他人做嫁衣者始终默默无闻，而在于期刊编辑在为他人做嫁衣时逐渐失去了为自我做嫁衣的能力。期刊编辑在为他人加工论文的同时，其职业责任使然的一个必然结果便是更为关注如何加工他人的论文。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论文的不足提出修改建议;二是对论文的语言进行精细加工;三是对论文的错别字、标点符号等进行修正;四是对论文的引文进行核对和订正。这四个方面的编辑工作，便耗去期刊编辑非常多的时间与精力。期刊编辑在对论文进行整体把握时，大都能够洞察作者提交论文所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匡正乃至建设性的建议，甚至有些编辑提出的建议还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深化提升作者提交论文的论点，直接参与论文的生产过程。至于论文的句子或错别字等问题，许多作者则没有切身的体会。实际上，经过编辑加工的诸多论文，其句法和文字的修改幅度是非常大的，但很少有作者能够真正体会并感知到编辑到底是怎么修改的。一般说来，作者关注的是本身这一结果，而很少关注论文在发表之前要经历不知多少次翻来覆去的编校修改加工，因而对期刊编辑在论文编校加工中所做的大量工作缺乏起码的了解，至于对隐藏其背后的编辑修改加工更是知之甚少。实际上，很多作者由于在遣词造句方面已经形成一种语言习惯，甚至有些习惯背离汉语语法规范，而这些问题都需要期刊编辑进行必要的更正。至于有些学术论文引用参考文献时的错误，更可谓比比皆是，这些错误的更正任务自然也落到了期刊编辑的身上。根据有关调查显示，有些学者的引文极不严谨，还有些学者随意更改引文，以至于出现“有引必错”［11］的尴尬局面。所有这些编辑常规性工作，耗去期刊编辑的许多宝贵时间，自然也就挤压了其撰写论文的时间。因此，就其自身要求而言，期刊编辑便被置于一个永无止境的文字“推敲”和繁琐的编校过程，而论文写作所需要一气呵成的心境则很容易被琐碎的编辑工作所消解。其三，编辑身份本身还决定了期刊编辑在编辑过程中总是如履薄冰，对论文写作心存敬畏，唯恐自己写出不成熟的论文被同行与方家耻笑，亦不敢轻易动笔写作，由此往往错失在实践中提升论文写作能力的良机。古人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从学术论文写作的内在规律来看，作者之所以能够进入写作的自由境界，首先需要挣脱的便是那种羁绊自我情思表达的语言。换言之，作者在进入写作时是绝少认真打磨文字本身的。这一过程恰如行云流水，尽管会存在某些瑕疵，但文思泉涌之后的恣肆的态势只能使其一泻千里，泥沙俱下在所难免。在此过程中，如果作者停顿下思绪，认真雕琢文字本身，甚至像贾岛那样纠结于“推敲”之中，那洋洋洒洒数千上万言的论文便绝难横空出世。然而，期刊编辑这一职业所带来的文字推敲积习却恰好窒息了作者所需要的论文写作的“气势”，这便从客观上限制了编辑进入自由写作场域的可能性。因此，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期刊编辑将其时间大都用在编校加工论文稿件上面，而在于编辑工作本身使他长期陷入这种无限循环往复的工作中，并由此阻碍了期刊编辑迈进写作自由境地的路径。严格说来，论文写作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期刊编辑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但这两种劳动指向的结果是不一样的。从论文写作来看，写作这种创造性劳动注重的是把闪耀在头脑中的思想用文字的形式外化出来，这就需要作者更为注重“手上功夫”，而“手上功夫”则更多地依赖不间断的实践而习得的。所谓的“曲不离口”，便是对这个习得能力培养的真实写照。从期刊编辑来看，编辑这种创造性劳动注重的是在作者既有论文的基础上如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精细加工能力，这就需要编辑更为注重“眼上功夫”，而“眼上功夫”则更多地依赖阅读优秀论文培养出的基本“范式”获得。所谓的“火眼金睛”，便是对这个能力的形象描述。由此看来，编辑这一身份本身便逐渐让编辑远离“手上功夫”而切近“眼上功夫”，其最终结果自然就是编辑评述起论文来“头头是道”，但根据其“头头是道”的理论来指导自己的写作实践则显得勉为其难。长此以往，编辑在疏远论文写作的同时，其写作能力的提升便成为空头支票。这样自然便导致期刊编辑循着职业分工逐渐成长为专事论文编校的“加工者”，而不再是论文写作的“生产者”。严格说来，其实编辑的身份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编辑实践中不断建构起来的。编辑身份的建构过程既是一个外在的社会诸多因素共同参与作用的结果，也是一个内在的编辑自我认同和皈依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编辑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和皈依对其影响更大，自然也更加深远，这也是外在的社会诸多因素最终起作用的根本所在。

三、学术期刊编辑面临困境的突围路径

期刊编辑从事编辑工作，在论文的撰写以及发表方面本来属于近水楼台的人，但其结果为什么不能“先得月”，反而“后得月”乃至“不得月”呢?其学术人生为什么反而陷入困境?面对如此困境，期刊编辑能否突围?又应该怎样突围?

一、引言

作者自称语作为学术语篇互动元话语的一个重要子项，是作者表达研究立场和态度时高频使用的元话语资源，关系到作者主体性身份的显现程度。作者自称语之中的第一人称代词得到语言学界的高度关注，诸多研究探讨了其在中外学术语篇中的使用情况，如彭芹［1］等对比了中外岩土类期刊英文摘要中的第一人称代词，发现国内期刊鲜见使用第一人称，提醒相关学科的学者和编辑予以重视。李民［2］等考察了中国学者与英语本族语者在学术论文中对第一人称代词使用的异同，得出前者多用第一人称代词的复数形式凸显团体属性、后者多用单数形式强调研究独特性和新颖性的结论。高霞［3］基于可比语料库研究发现中外学者间第一人称代词的使用差异显著，但差异倾向并不一致。相比之下，作者自称语作为一个整体得到的关注则少得多。不同的学术团体会以其独特的方式进行交流和互动，跨学科语言差异正逐渐成为学术英语研究的新热点［4］。经济学学科论文摘要是否呈现相似的特点？这值得进一步的研究。有鉴于此，本研究尝试考察中美经济学期刊摘要中作者自称语的使用情况，探索并阐释其共性与差异。基于语料库的定量统计和对索引行的定性分析，本文尝试回答以下问题：1．中美经济学期刊摘要中，作者分别使用哪些自称语？频数是否有差异？2．所体现的作者角色是否有差异？有何差异？背后的原因何在？

二、语料采集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通过随机抽样的方法自建两个小型英文语料库：中国经济学期刊摘要语料库（简称CNC）和美国经济学期刊摘要语料库（简称USC）。前者语料选自国内经济学顶级期刊《中国工业经济》，后者语料摘自美国经济学顶级期刊AmericanEconomicReview。为了保证较好的可比性，两个语料库只收录上述两个期刊同一时段（2018年）的摘要文本，且均由随机抽样的50篇英文摘要组成。语料库的库容方面，CNC为15092词，USC是6502词，可见平均篇幅上，中国经济学期刊摘要远超美国，高达2．3倍之多。有鉴于此，统计节点词频数的时候，本研究不但报告其观察频数，也列出每万词中出现比率的标准化频数，以保证可比性。使用Antconc软件，分别在两个语料库中检索各类作者自称语：第一人称复数词“we、us、our”、第一人称单数词“I、me、my”、第三人称词“theauthor（s）”、物称词“this／thestudy／research／paper”。对于作者自称语缺省的情况，本研究首先利用正则表达式检索被动语态，其次通过人工方式识别语义上省略“bytheauthor（s）”的索引行。各类自称语的频次数据绘制成表，进行横向、纵向比较，并通过观察索引行进行分析、解读。

三、结果与讨论

（一）作者自称语的种类与分布

表1统计了两个语料库中作者自称语的种类与频数。从中可以看出，就自称语总数而言，CNC语料库的观察频数高于USC，但是标准化频数呈现迥异的结果，中国经济学期刊中的作者自称语总数显著少于美国（153．1：259．9）。作者自称语是构建作者身份的重要手段，而中国作者缺乏对其充分的利用。另外，从表1亦可直观发现三个基本特点：1．中国经济学期刊摘要主要使用物称型作者自称语（如“本文”“本研究”），而美国经济学期刊摘要则主要采用第一人称代词（如We／I等）；2．第三人称代词（如“笔者／theauthor（s）”）在中美经济学期刊摘要作者自称语中均未出现；3．在作者自称语“缺省”方面，中美期刊摘要差异显著，标准化频次比为29．8：4．6，中国远高于美国（近6．5倍）。中国作者之所以衷情于“本研究”这种物称型自称语，一般认为主要原因是物称符合学术语篇要求的公正、客观和严谨，也符合国内期刊论文摘要写作规范。美国同行广泛使用第一人称自称语，则源于第一人称具有直接高效和行文流畅的优势，有助于简明扼要地阐述原作的内容。另外，中国学界倾向于认为第一人称显得主观，影响学术结论的客观性，而美国学者相信第一人称不仅不妨碍学术语篇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反而更有利于作者推销自己的成果和观点，有助于自己的研究得到编辑、同行和读者的认可，增加自己论文被同行检索、下载和引用的机会。此外，美国作者将论文视为辩论性语篇，需要双向的互动、参与和介入，因而在众多作者自称语中，第一人称最具吸引力。第三人称是“折衷”性的作者自称语，既无第一人称的“高调”也无物称的“低调”，理论上比较符合中国学者的心理，而语料库数据证实第三人称不仅被美国作者遗弃，也未得到中国作者的青睐。作者自称语的缺省是依靠被动语义结构来实现的，如例1。被动结构的优点是简洁明了，丰富句式，结构紧凑，信息密集，便于体现学术语篇的客观性。但是，过度使用会造成摘要行文单一，句子变得冗长且缺乏活力，影响文字经济性和可阅读性，如例2，为了缺省作者隐藏身份而强行使用被动语态，反而造成句子头重脚轻，伤害了摘要的可读性。而且，频繁地以“去人称化”的方式隐匿作者会形成“冷冰冰”的印象，导致摘要缺乏“人情味”，削弱吸引力，影响论文在学术话语社区的宣传和推销。中国学者表现出的对被动语义结构的滥用和误用，非但不会增强学术语篇的客观性和严谨度，反而违背了在学科同行中推介自己研究成果的初衷。中国经济学期刊摘要中，作者自称语以物称为主（占57．1％），辅以第一人称复数自称语（占23．4％）和缺省自称语（占19．5％）；在美国方面，作者自称语中，第一人称占绝对统治地位（89．9％），其中以复数为主，亦不乏单数。特别指出的是，第一人称虽然在中美经济学期刊摘要作者自称语中均有使用，但是频次差异显著（248：21．5），美国远高于中国。此外，中国经济学期刊摘要中未出现第一人称单数自称语，而在美国方面，第一人称单数的频次甚至高于物称（21．5：18．5）。不同的作者自称语在学术语篇中具有相异的特征和效果。第一人称自称语体现作者敢于彰显自己的权威和自信，勇于凸显自身学术贡献，不回避自身的学术责任；其中，第一人称复数能体现较强的作者参与度和贡献度，第一人称单数更是展示作者权威和信度最强有力的标志语。在凸显作者的角色和地位方面，第三人称效果稍逊于第一人称。物称即非人称或以抽象实体指称，如“本文”“本研究”，其本质是隐藏作者身份，意在强调学术研究的客观性。借助被动句式形成的作者自称语缺省情况，其实质是使作者回避，让作者彻底隐身，以期获得研究客观性的认同。也就是说，表1数据揭示了一个道理：中国经济学期刊摘要中，作者身份多被隐藏，甚至彻底隐身，但是通过少量的第一人称复数得到一定的“曝光”，却未曾通过第一人称单数得到强烈的凸显；而在美国经济学期刊摘要中，作者身份得到充分的“曝光”，甚至被强烈地凸显。这种巨大差异可能源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中国文化强调集体主义和中庸之道，个人不喜欢出头、冒尖，惯于隐藏身份，一般不高调宣示个人贡献，而西方文化奉行个体主义，认为个体身份高于群体身份，强调个体，重视个体独立性、个体责任。因而，相比中国，西方学者在学术语篇中更勇于用第一人称表明自身立场、态度、自信和权威，强调自己的学术贡献和学术责任。这一点在中美第一人称单数的使用频次差异上得到充分的印证。表1显示，第一人称复数在中美经济学期刊摘要作者自称语中均有出现，起到了凸显作者身份的作用。然而，其所体现的作者角色是否有差异？本研究继而进行了更深一步的考察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