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哲学论文范例

一、城市与城市文化的生成逻辑

城市作为复杂多变、包罗万象的现象集合和社会存在，其在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学科有着不同的定义。总体来说，城市的定义包含以下几个要素。第一，环境（生态）要素：这主要包括满足城市生产发展的人口、资源和自然等客观环境要素。第二，经济要素：城市是经济集聚和经济功能性的载体，经济发展所依赖的物流、空间、资本等要素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第三，社会要素：主要是指城市生产方式、价值观的独特呈现和表达方式，城市社会特征是一种文化的表达。城市并非是简单的人口、生产资料、商品交换的聚集地，它“不只是建筑物的群集，它更是各种密切相关并经常相互影响的各种功能的复合体——它不单是权力的集中，更是文化的归极”。城市是人类文化的载体和存在方式，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和人格价值诉求。正如斯宾格勒断言：世界历史就是城市和市民的历史。可以说，城市的发展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城市文化的发展历史。人类把城市作为地域性乃至世界性的发展中心，留下城市独特的建筑、习俗、风格等文化遗产，将各具特色的文化形成塑造为城市的灵魂。为了更好地理解城市文化，本文借用任平教授关于文化和城市文化的内涵定义：所谓文化就是与自然相对立的人类“内隐的或外显的行为方式”，文化在本质上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而城市文化就是以物质的和精神的空间显现的人的文化，城市、人、历史、文化及其相互关联城市的灵魂。城市文化可以分为四个层次：物质文化层即城市的建筑文化，管理秩序层即生活与行为制度层次，精神秩序层即心理观念文化等人文价值层次。这其中物质文化是城市文化的基础，制度文化是中介，生活秩序文化是表现，人文价值文化是灵魂，整个城市文化不过是由精神秩序、人文价值核心外化构成的文化价值体系。城市文化是城市与文化的统一体，是城市精神外化及人格化的表现，是都市人之为都市人的生活方式。城市文化属性首先表现为城市文化的开放性。开放性在早期商业城市的海外贸易和经济交往中得以发展，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以城市作为空间节点开拓世界市场建立普遍联系时，城市体系的聚集和扩散效应借以经济、文化的开放迅速扩大。对不同文化的接纳是城市社会交流的必要前提，源于经济的发达开放形成的对不同地域、文化价值观的异质主体的开放包容，最终打破传统乡村文化保守性而形成城市文化的开放性，成为城市文化的根本特征之一。城市文化属性其次是自治性。城市文化自治性是指内化为城市价值、文化结构、行为模式的平等观念、民主意识和法治精神。平等是市场经济的普遍原则，是对市场经济主体的承认和尊重，资本主义对交换价值的追逐，将平等观念与实现人的独立性一同“植入”了城市文化的精髓。在平等观念基础上进而产生广泛的城市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政治参与秩序。现代城市社会的复杂分工与社会交换呼唤确定性、统一性、稳定性的规则，于是正规、健全的法律保障体系开始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法律本身还内涵着对平等、自由、民主的价值追求。现实来看，平等、民主、法治基础上产生的市民社会真正成为“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城市正是市民社会的诞生地和发达健全的标志，是世界市场的支配力量。城市文化属性核心归于自由性。卢梭认为，人人生而自由。恩格斯说，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资本主义以对私有财产的自由支配与处置、以自由竞争为内在规律的资本增值实现对经济秩序的无形维护，自由文化表现为经济行为和社会功能上对提供选择的可能性、实现目标的手段的多样性以及获取劳动成果的公平性的满足，对自由的追求是人的本质复归的过程，是完整的人以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的过程，是从本质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彰显的过程。

二、城市文化的西方视阈演化逻辑

考察城市形成、发展史，可以发现城市、城市文化是生产力水平和专业劳动分工的必然产物。当公元前五千年左右人类发展所需的农作物开始积累时，一部分劳动人口得以解放从事非农业劳动的工作，早期城镇就已经雏形显现。人类长期的远古狩猎活动、谷物栽培、规模化生活以及文字记载等各种手段的实践和社会变革中，全部发展使得村庄文化逐步向城市文明退让。“人类能力的发展，人类自我的扩大……这种发展文化在城市结构上有许多表现，所有这些都是这种独特过渡的具体表现形式，亦即文明的兴起”。然而由于其与现代城市的突出差别，使得这样的前现代性城市（城邑、城镇）的发展数量、规模和质量都十分有限。随着18世纪末英国工业革命的号角吹响，现代性主导的城市化浪潮在世界各地以爆炸性的姿态快速推进，其与前现代城市在功能、规模、性质等各方面呈现出本质差异，正如吉登斯所描述：“现代的城市中心，是根据几乎完全不同与旧有的将前现代的城市从早期的乡村中分离出来的原则确立的”。然而，现代城市化的目的也仅仅在于实现工业化，进而满足资本日益膨胀的本性。科学技术无所不能的假象膨胀了工具理性，在造成理性与自然和人性的断裂的同时，造就了启蒙成为新的神学的退化。现代城市化造就了高效的生产机制、发达的工业社会，但两百年间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将人类在工具理性催生下的贪婪堕落极致展现，现代文明在现代性、资本全球化泛滥中造就了城市的发展困境和城市文化的无序迷茫。工具理性的失败呼唤人文理性的回归，人类和城市曾经追求的工业文明城市结构正在坍塌，当前知识经济、网络经济在通过信息重置人与自然、社会和人自身之间的关系，并深刻地变革城市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同时，城市表面繁荣下的冲突与浮躁深入城市文化肌理。面对城市和城市文化问题，西方学者从不同维度展开了深刻的思考与探索。以列斐伏尔、大卫·哈维、爱德华·苏贾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者，沿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径，将空间纳入资本扩张、生产方式的逻辑并视其为资本主义进入新阶段的表现。列斐伏尔通过“社会性、历史性、空间性”三元辩证法的改造，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正不断超越地理空间，通过社会生产关系由空间中物的生产转变为空间的生产即生产空间本身。大卫·哈维通过对“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理论升级，坚持认为城市生活中表现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时空压缩”体验，资本同一性扩张过程也是不平衡地理学的形成过程。爱德华·苏贾也认为空间具有本体论的性质，城市空间不再是生产的容器存在，而是被纳入了商品生产、利润增长和社会关系再生产的过程，城市空间具有自身再生产的能力和文化属性。海德格尔、胡塞尔、刘易斯·芒福德等后现代人本主义思潮，崇尚对日常生活的回归及去中心化、差异化的文化，后现念与当代城市文化的变革融为一体。人本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以情感、意义为本体，从人的认识、情感与本质的重读和发掘，用积极的日常生活经验来包容、协商和认同全部的差异、多元，倡导人道主义和日常生活实践的城市文化理念。海德格尔将城市定义为商品化、技术化、市场交换的场所和产物，通过对现象学文化意义的回归，揭示人类存在的根源及生命意义。胡塞尔否定实证主义的科学原则和量化的工具理性，以回到生活世界重拾丢掉的文化、价值实现对意义理性的重建。刘易斯·芒福德超越城市原始的防卫与商业等实用功能，在更高层次上阐释了城市力求差异化的文化交融和文化城市作为城市文明与社会的本质存在。

三、城市文化的马克思主义批判逻辑

在城市文化的现代与后现代争辩、多元性与一元性激烈交锋的背景下，“只有通过某种主导型文化逻辑或者支配性价值规范的观念，我们才能够对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的真正差异做出评估”，这也为马克思主义对城市文化的审视批判提供了出场的可能。马克思将资本主义作为城市文化分析的现实语境，揭示资本作用下丰富、多样、复杂的社会历史性，明确扬弃资本逻辑作为实现社会发展统一的样态，是马克思主义城市文化理论的基本批判理路。

1.人的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城市文化论述的本质解读。

一、科学实践哲学的“整体科技文化观”

传统的科技哲学观念包括三个基本假设:第一，科学命题具有普遍性，理论是研究的最终成果，存在一种科学知识从地方性到普遍性的过程，最后的科学知识一定是普遍化的，这个过程被称为“去地方性和去语境化”;第二，实验、观察等科学中因素与理论相比处于从属地位，理论处于第一位;第三，研究的地方性场所、实验建构及所需的技术设施、研究人员所处的特定社会关系网络，以及研究中遇到的实践性难题，都视为科学知识产生的偶然因子。所以在传统科学哲学观念视野中，对科技文化的内容主次地位理解便是:科技知识处于核心地位，具有统御性，因为科技知识是普遍性和适应性的。其他的科技制度、科技教育等往往处于从属地位，是围绕着科技知识进行的，基本构成了“众星拱月”式的科技文化观。而科技实践哲学则不同，在对传统科技哲学批判的基础上，以实践为核心，它提出了自己的科技文化观念。第一，它认为根本不存在完全独立的客观世界，“只有介入世界，我们才能发现世界是什么样的。”我们的实践就是世界活动的一部分。第二，科学研究实质上是一种实践活动，科学知识和其他理论知识相比，并不具有优先性，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科学知识本身发挥作用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再适应”的过程，而不是“普遍性展现”的过程。第三，观察实验和科学知识本身相比不是次要的，从属的，而是必须的，他们使得科技知识变得“普遍适应”。由于科学实践哲学对科学技术完全不同的理解，其科技文化观念便截然不同。正像第三点所描述的，它认为科学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并不能分出主次，而是相互依赖相互依存，地位是非常平等的，构成了“平行”式的整体科技文化观。美国媒介理论家和批评家尼尔•波斯曼在其著作《技术垄断》中曾有深刻的描述。“技术变革不是数量上增减损益的变革，而是整体的生态变革。”在他眼里，新技术的诞生是一堆黑火药里面送入了一个火苗———并不是牛顿范式下机械论所描绘的简单增减替换，而是一个整体的化学反应。技术并非作为一个个孤立的个体而存在，而是作为一个生态的整体而存在，“重要的(技术)变化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它不仅仅导致这个技术群的变革，而且也将导致整个相关的社会生态的变革。为了更好地理解科学实践哲学的整体科技文化观，下面将围绕着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科技文化建设来展开。

二、陕甘宁时代科技文化建设成功缘何可能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便开始着手进行陕甘宁边区建设。当时陕甘宁可以说科技文化全面落后，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科技知识匮乏。陕甘宁迷信泛滥，广大群众旧意识、旧习惯严重存在;卫生防疫知识空缺，边区疫病肆虐，人畜死亡率很高。农业生产基本是粗放式经营，基本靠天吃饭，使用原始技术和工具，农作物单产低下。工业技术非常落后，基本只有零星的轻工业，严重依赖外援，一半以上县份的人民不懂纺织。二是科技教育落后。陕甘宁边区学校极少，文盲占90%，有些村庄100%的为文盲。曾任边区主席的林伯渠曾经这样描述道:“边区是一块文化教育的荒地。学校稀少，知识分子若凤毛麟角，识字者亦极稀少。在某些县如盐池一百人中识字者有两人，再如华池等县两百人中仅有一人。平均起来，识字的人只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一。至于小学，全边区过去也仅有一百二十个，并且主要是富有者的子弟。整个边区的中学生是屈指可数的。社会教育简直是绝无仅有的事。”初期文化教育与传播极端落后的矛盾使得科技文化建设形同虚设。三是科技体制空白。由于地处偏远，这块地区基本上没有任何的科技政策支撑，也没有任何科学研究机构涉足，更谈不上科研团体的出现。按照传统科技哲学中科技文化观的观点，在如此愚昧落后的地区开展科技文化建设，应该以科技知识为核心，其他的科技教育以及科技体制为辅，才能真正开展起来。但事实不然，由于陕甘宁边区科技文化建设极端落后，简单地普及科技知识并不能达到科技文化建设的目的。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反而遵照了科学实践哲学的整体科技文化观，每一块都下足了本钱。

(一)科技知识建设

科学知识在传统科技哲学看来是普世的、客观的，不受到任何约束的。但是在实践哲学看来，它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并不具有优先性。要使得科学知识变得“普世”和“优先”，必须辅之其他的技术方法，最难并不是知识本身，而是让受众能够接受。陕甘宁边区当时虽然落后，但是本土的地方性知识基础非常牢固:迷信普及、传统靠天吃饭的耕作等等加剧了科学知识建立其权威的难度。特别要指出的是，科技知识还面临一个比较重要的观念———从事农业生产中传统农民所选择的“安全第一”的原则。詹姆斯•C•斯科特在考察东南亚农民的生存状况后认为，农民经济的活动并不遵循利益最大化原则，而是遵从“安全第一”的原则。因为在传统的农业中，农民的生活环境恶劣，依附于地主的情况加上自然规律的不确定性，不得不选择自保优先。“如果说把农民看作面向未来的熊彼德式的企业家，忽略了他的主要生存困境，那么，通常的权利最大化假设则没有公平地对待他的政治行为。”在陕甘宁边区的科学知识建设过程中，边区政府在技术推广和知识普及中最难做的一环也是让大众能够相信并且接受。在医疗方面，边区政府教育和动员群众，同分散在边区各地的二千多个巫神作斗争，取缔他们的活动，揭露他们的骗人伎俩，直接消灭了旧有知识滋生的土壤，为卫生防疫普及铺平了道路。紧接着大力提倡建厕所、立猪圈、挖水井、灭虱子、勤洗晒、新法接生等，改变群众中的不卫生习惯。边区政府充分发挥千余名中医、二百余名西医、五十余名兽医的作用，发动和组织他们到农村或疾病流行地区服务。在农业技术上，边区政府遵照“利用原有的落后生产工具和技术，在可能条件下逐渐进到新的”指导方针，注重推广和发挥新式农作技术和先进工具的重要作用。光华农场成立于1940年，是边区唯一的农业试验场。这里集聚着一批由林伯渠亲自从延安各单位抽调来的优秀的农业、畜牧、兽医专家。尤其是在1942年，甘泉等县流行牛瘟，严重威胁农业生产。光华农场派兽医前往防治，在试制免疫血清和疫苗成功后，用铜制造注射器，用瓷瓶代替玻璃瓶，仅用半年时间，就扑灭了边区牛瘟，在群众中树立起了科学知识的权威。农场推广农作物、蔬菜、家畜良种，培育出优质高产的狼尾谷，两年间推广到17个县，面积一万余亩。农场逐步摸索出一些增产丰收的科学方法。诸如，加强试验农场、扩大良种、研究和改良工具、精耕细作、广施肥料、防治病虫害，改进植棉打卡，兴修水利，营造气候林，改良畜种等，改进羊的饲养管理及防疫等。这些新技术新方法的推广利用，对提高作物产量、改变农业落后面貌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靖边农民说:“先种麦子插黑豆，黑豆地里带萝卜，旱涝保收。”就是光华农场向农民推广的结果。经过边区政府不断运用科学技术这一武器让广大群众能够耳闻目睹，尤其是在破除迷信以及医疗上的受益，边区老百姓终于能够接受科技这一强大武器，并且对科学知识开始接受。但科学知识还需要普及，而且科学知识本身并不能代替科学文化建设，科学技术的运用只是第一步，要科学知识扩大范围并且完全占领思想阵地，还需要科学教育的传播建设。

(二)科技教育传播建设

一、传统经典文本的伦理哲学审美文化渗透功能

传统经典文本可以让学生学会关爱家人，有孝亲意识。“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能废远。”在《陈情表》中，李密与祖母相依为命的艰难生活，李密为了侍奉患病的祖母而屡次陈情辞官不做的至孝至亲又如何不让人感动落泪？“哭汝既不闻汝言，奠汝又不见汝食。纸灰飞扬，朔风野大，阿兄归矣，犹屡屡回头望汝也，呜呼哀哉！”袁枚的《祭妹文》每每读来都会潸然泪下、涕泪沾巾、感动非常。对比当今社会亲情淡漠、自私自利者动辄即将父母弃之不顾的文化气候，传统经典文本中强烈的孝亲观念无疑会给学生以深刻的审美情感渗透。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孝亲意识的人能有健康的职业情感。席勒说：“从感觉的被动状态到思维和意愿的主动状态，只能通过审美自由的中间状态来完成。……一言以蔽之，要使感性的人成为理性的人，除了首先要使他成为审美的人以外，别无其他途径。”蔡元培《在国语传习所的演说》中认为，“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蔡元培认为在国文教学中要把教材内容里足以引起美感、激发高尚情操的部分，教材形式上足以引起美感、激发愉悦情趣的部分，必须充分加以利用，使国文教学在实现其新的教育宗旨方面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传统经典文本可以让学生学会珍惜友情、爱情，尊重友情、爱情。白居易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相知相惜；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磊落洒脱，都可以在审美中让学生得到情感的洗礼，从而使他们能得以在日渐异化的现代化社会中、在日渐疏离的人际关系中葆有一颗情感的心，从而提高职业情感。“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刘兰芝和焦仲卿的坚贞执着“；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苏东坡对亡妻的痴情思念，都可以在审美情感的渗透中使学生在日益物质化、功利化的社会中，在“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的物质爱情中有所醒悟，从而反思自己的情感选择的价值尺度。奥斯汀的“言外行为”“、以言行事”等文学述行（speech-act）理论亦证明了文本的强大审美教育功能。“文学不仅创造自己的世界，而且还对现实世界产生（或施加）影响。”

二、传统经典文本的行为哲学审美文化渗透功能

中国的职业教育起步比较晚，因此也存在着许多不足。“课程偏重‘专识’技能，忽视‘通识’修养。”“教学重‘物’轻‘人’”。职业院校的学生和中学生的学习目标有巨大差异。职业院校的学生大都想学得一技之长，这也促使职业院校的以职业技能培养为重心的人才培养目标，因而职业院校的学生普遍缺乏世界观、人生观的哲学审美文化指导。这也是为什么人们会经常感慨：人上过高中和没上过高中就是不一样啊。高中阶段对于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至关重要，并且因着高考的压力，无论是哲学、语文、政治、历史的学习都会影响学生的思想乃至人生。五年制高职的学生是初中起点，进入职业院校后，除了幼儿教育、初等教育文科等文科专业，几乎所有的人文学科都是公共课，学生都不会重视。对于哲学更是没有丝毫兴趣和感觉。于是进入工作岗位就难以达致人与物、人与人的和谐，受不了挫折，经不起打击，处不好与上级和同事间的关系。如果五年制高职院校的语文教学在必要的知识学习的基础上注重对学生进行哲学审美文化的渗透，以历代文人的亲身人生体会，形象地让学生具有一定的哲学审美文化修养，对于学生职业素养的提高是大有裨益的。苏霍姆林斯基说“:我一千次地确信,没有一条富有诗意的感情和美的清泉，就不可能有学生的全面智力的发展。”比如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其中就蕴含了深刻的人生哲理：人需有志，人需有坚韧精神，人需有探索精神，成功不会一蹴而就等。陶潜的《归去来兮辞》，“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可以让我们反省自身，反观自我，调整心态，尽快适应新环境。文学不只是人们工作之余的闲情偶寄，它还具有述行（speech-act）的力量“‘言语本身即行为。’使用这样的语言时,不再像最经常的那样是去‘描述’世界，而是给现实带来‘一些变化’。”传统经典文本正是因着这样深刻的述行力量使学生在潜移默化当中得到审美文化的熏陶，提高职业素养。

三、传统经典文本的生命哲学审美文化渗透功能

情感教育是着眼于人的情感等非理性因素与理性因素的共同和谐发展，通过“情感”这个中心环节，将“认知”和“道德意志”联结起来，并调节二者之间的矛盾，从知、情、意三方面全面塑造学生人格，以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康的审美情趣为目的的教育。对于人生起伏跌宕、荣辱悲欢的感悟至深者莫过于苏轼，他的诗、词、文广布各年级的语文教材。林语堂既是国学大师，又中西贯通，他只给两个人做过传，一是武则天，一是苏轼。人生观的契合或许是林语堂选择为苏东坡做传的重要原因吧？苏东坡少年得志，一直做到“判官诰院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然而由于夹在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之间，因而仕途坎坷、大起大落，屡次被放外任或被贬至偏僻蛮荒之地。在黄州艰难困厄、被人误解、鲜有人理会；《与程秀才书》曾言到，在海南“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碳，夏无寒泉。”在人生低谷，却能静下心来，留下了那么多篇的传世名作，可见他的阔达胸襟、达观向上、宠若不惊的人生哲学态度。否则不会有“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的人生追问和感慨；也不会有“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的自嘲洒脱；不会有“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美好希冀；也不会有“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恬适安然；不会有“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的宇宙意识；也不会有“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的时间相对论和对于人生价值的深刻体悟。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儒家文化作为一种伦理文化、一种行为哲学，以一种“准宗教”的形式维系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释道作为一种文化补充，以哲学审美文化的力量调节着中国文人的心灵和情怀。于此，苏轼可为典型。而五年制高职院校的学生则不然，没有深厚的传统审美文化土壤，浸润在同龄选秀明星和青春偶像的速成的大众文化的泡沫中，很难心境平和地去看待和处理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林语堂有名言曰：人对生活彻悟的程度源于在生活中遭受痛苦的深度。仕途得意、高兴畅快的日子总是稍纵即逝的，甚至来不及去记录，无暇、无心，也无必要。而痛苦的日子却是深深地深深地刻在心里，挥之不去，除非心灵的潮水退下来退下来，思绪可以静静地伫立。如林语堂在《苏东坡传》当中写到的，“只有宁静欣悦的心才能写出宁静欣悦的文字”。传统经典文本深厚的哲学审美文化力量正可以使职业院校的学生弥补缺失、弥合心灵，身心健康地去工作和生活。从“日居月渚，照临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处？”的《诗经•国风•邶风•日月》到屈原的“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的《离骚》，从张衡的“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到陈子昂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再到汤显祖的“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颜色如花，命如一叶”，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熏陶下的文人、艺术家无处不洋溢着深沉浓重的人生思考、生命意识，而通过这些传统经典文本的承载也成为了文化记忆，浸润着五年制高职院校学生干涩的心灵。有学者论道：“儒家诗教之所以具有这样经久不衰的生命力量，根本原因在于它脱胎于有着深厚民族文化底蕴的‘礼乐’传统‘。礼乐’传统作为民族远古精神心理文化的一部分，具有强烈的历史性和遗传性，他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制约整个文化系统。儒家诗教作为它的延续与发展，已经积淀为一种潜伏于文化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因而具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量。”

四、结语

一、体育文化生成模式的空间哲学意蕴阐释

一名长期生活在海外的跆拳道运动员能够被国家视为一名民族英雄，这一点是很值得我们研究的。体育是探讨“不同社会环境下种族、人种、民族、文化、认同复杂相互作用”的非常有用的领域。某位跆拳道运动员为诠释这些复杂的、流动的权力提供了样本研究价值。笔者将重点放在某位跆拳道运动员这个被理解为是特殊环境的结果。我们认为在两个国家，对一个某位跆拳道运动员英雄的公开热爱可以被视为一种文化认同的策略，通过这个战略，某位跆拳道运动员的社会地位得以重建。本文分析了诸如韩国跆拳道运动文化生成与发展这样的强势体育商品符号的粉丝认同形式，审视了标志着该粉丝认同形式的张力和不同推动力，同时还探讨了更地域化的当地体育竞赛的粉丝认同形式。本文以韩国跆拳道运动文化生成与发展为例，指出了韩国对这些相异却又相似的跆拳道文化“产品”的不同参与模式。韩国跆拳道运动文化生成与发展的消费与经济发展，全球化和现代身份构成有着积极的联系，而韩国跆拳道运动文化生成与发展却陷于失败和疲软的双重泥潭，生存在一个越来越以地方主义为负面品牌价值观的市场之中。对本土的边缘化，在民族和经济界限处变得复杂和分化，阻碍了本土体育文化的成功发展以及在体育竞赛中对韩国民族精神的推广。借由体育发扬民族精神是全球体育的共同特征。韩国跆拳道运动文化生成与发展是一个有着浓厚文化民族主义传统，其对西方商品标志的接受和消费方式有时被“全球本土化”了，揭示了如何在具体的物质背景下质疑抽象东西方二元对立话语。

二、跆拳道运动文化生成的空间哲学意蕴

以韩国跆拳道运动文化生成与发展为核心的后殖民民族认同建构主导着韩国社会，在韩国多个社会、文化和政治机构中被重新生产。然而，后独立时期的韩国国家特征是国家机构和政策系统性编排了民族主义氛围。两者之间的联系十分普遍，以至于韩国公共话语时常（不正确地）互换使用文化这个概念。然而，近年来也出现了更“多元”的公众话语，特别是韩国跆拳道运动文化生成与发展也被纳入国家体育发展目标之中。此外，上文提到的民族危机在韩国跆拳道运动文化生成与发展中被不同程度的复制。尽管像其他亚太国家一样，中国也接待了来自英国、西班牙和美国等国职业足球俱乐部的访问，但却未能在国际体育场合中表现出强大的民族主义血脉，有时发展成民族主义。韩国跆拳道运动文化生成与发展“冠军奖杯巡回展”已经成为联系位于“边缘”的韩国球迷的方式之一。本文主要通过媒体报道评论来展现在韩国跆拳道运动文化生成与发展备受欢迎的背景下，韩国跆拳道运动迷的表现、观众量和人们对本土比赛形式的兴趣消减这一现象。该因果假设十分有力，也得到了文中初步证据的支撑，但要证实它，还需要对韩国跆拳道运动文化生成与发展的体育体系机制做更加全面的实证研究。西方媒介体育资本的这一“逻辑”是体育文化更加复杂、多层面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但还是与媒体和文化中心主义的传统发展有相似之处。近年来，韩国跆拳道运动文化生成与发展注重于全民参与竞技或全民健身（Sportforall&MassSports）战略。全民健身作为人类与民族健康的有机组成与实现部分，将由单纯的竞技项目促进国民健康转向多元领域（竞技项目、舞蹈、休闲、游戏、旅游观光等）促进，对大众体育从业人员、研究者、组织管理者开辟了新的视野。如游戏（Game&Play）、休闲娱乐、旅游观光（Tourism）等社会领域涉及身体、竞技、健康元素的环节，将作为有机构成与辅助部分再造文化体育新潮流。全球范畴内通过销售（官方和非官方）及媒体报道为韩国跆拳道运动文化生成与发展，提供了一个与这些全球化商品文化视觉符号相接触的场所，韩国跆拳道运动文化生成与发展广泛可得且相对负担得起。所以，韩国跆拳道运动文化生成与发展相关的视觉消费行为可被解读为连接晚期现代性生活社会经历和全球资本主义的当代文化节点。

作者：朱璞玉 单位：江苏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摘要: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水文化研究至今，学术界已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了准确掌握我国水文化研究的新动态、新形态、新业态，本文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为检索对象，采用高级检索方式，对检索出来的关于“水文化”的论文，从学科分类、发表年度、文献来源、关键词、研究机构及论文影响力诸方面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以期为构建“水文化+”研究范式提供理论基础，推动水文化研究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水文化;研究态势;分析

1988年10月25日，在淮河流域四省治淮宣传工作会议上，李宗新先生首次提出应大力开展水文化研究。①历经近30年的发展，在水文化理论、水文化建设、水文化教育、水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运用计量分析和统计学知识，对检索到的水文化论文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

一、水文化研究的学科分类与发展轨迹

我国高等学校教育专业设置按“学科门类”“学科大类(一级学科)”“专业”(二级学科)三个层次来设置。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中，设有13个学科门类，110个学科大类。水文化归属哪一个学科?经检索发现，文学、工学、经济学等学科门类文献比较集中，教育学、理学、法学、历史学居中分布，管理学、艺术学、哲学分布的较少，农学、医学、军事学没有相关文献，文化及水电工程是关注最多学科。在上述学科门类中，排本学科门类首位的是:文学是中国文学33篇，工学是水利水电工程239篇，经济学是工业经济119篇，教育学是高等教育19篇，理学是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25篇，法学是民族学13篇，历史学是考古10篇，管理学是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10篇，艺术学是美术书法雕塑与摄影8篇，哲学是中国哲学6篇。除上述研究领域文献较多外，还鲜见于作物学、农业资源与环境、植物保护、林学、中药学、医学技术、军事思想及军事历史、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等学科。由此可知，水文化研究内容广泛，不仅有文史哲人文学科内容，而且还有理工类自然学科，同时还有经管法等社会学科的内容，属于新兴的文理交叉学科。我国水文化研究历经开展宣传研究(1989—2003年)、服务水利实践(2004—2006年)、政府倡导推动(2007—2010年)和规划专项建设(2011—2014年)阶段，基本上与年度发表文章数量趋势相吻合(见表1)。特别是2011年水利部《水文化建设规划纲要(2011—2020年)》以来，《基于人水和谐理念的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体系研究》和《中国水文化发展前沿问题研究》两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点)课题相继立项，国内学者的水文化研究主要聚集在水文化理论、水文化遗产、水文化资源、水工程文化、地域水文化、水文化教育传播等方面。从表1可知，1989—2001年，水文化研究的论文较少，年均不足6篇，低于年均篇数的年度为1989年、1992年、1998年、1999年、2000年，尤其是1993年和2001年分别为0篇，这说明水文化研究处于萌芽阶段。2002—2006年，论文数量呈平稳缓慢增长态势，平均每年约20篇，这说明我国水文化研究正处于稳步发展阶段。进入2007年后，论文数量呈快速增长趋势，到2008年、2010年达高峰期，随后呈现下降趋势，这说明我国水文化研究正趋向稳定和成熟。从2011年开始，论文数量呈现直线上升趋势，年均为86篇。2011—2016年篇数占所有论文的53．4%，说明此阶段是我国水文化研究领域的探索和快速发展阶段。与此同时，1989—2003年，没有研究生以水文化选题作为学位论文。2004—2016年，学位论文共39篇(博士学位论文2篇，硕士学位论文37篇)，学位论文数占所有论文的4．06%，说明我国水文化研究在基础理论方面相对比较薄弱。在学位论文中，最早的博士学位论文是2004年艾菊红的《傣族水文化研究》②，最早的硕士学位论文是2005年刘虹弦的《水脉相连气韵横生———水文化在现代城市形象中浸润和延续》。在水文化文献中，主要来自《治淮》《河南水利与南水北调》《水利发展研究》《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中国水利》《江苏水利》《水利天地》《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学报》《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涉水行业主管部门、高校、科研院所主办的期刊。在水文化研究中，涉水行业高等院校期刊如《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学报》《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南昌工程学院学报》等成为主要学术交流阵地。尤其是《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自1985年创刊就设有“水文化研究”专栏，成为全国期刊界历史最长、影响最大、声誉最高的特色栏目。此外，《北京水务》《中国三峡建设》《山西水利》和《城乡建设》这四种期刊数量也位居前列，说明水文化研究与水利建设也紧密相连。

二、水文化研究的热点、焦点与团队分布

文献分析表明，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中还没有刊发与水文化相关的哲学、社会学、政治、法律、文化、教育、历史类文章，中文核心期刊刊发水文化研究文章更少。在水文化研究论文中，被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期刊论文较少，《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或收录论文屈指可数。这说明，水文化研究期刊层次和期刊学术影响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通过对关键词出现的频率进行分析，可以很好地体现一门学科的研究领域和研究热点、焦点。水文化研究出现频率极高且排在前列的关键词有“水文化”“水”“文化”“水文化遗产”“人水和谐”和“水文化建设”。这说明，以上述词语为关键词的文献相对比较集中，是水文化研究关注的重点和焦点之一。同时，频率在4次以上的关键词主要有“建设”“水利风景区”“保护”“内涵”“水文化教育”“水景观/开发/保护利用”“教育/水资源/水利院校/城市发展/发展”“水利/可持续发展/研究”“传承/生态文明/水文化传播/和谐/水利工程/水环境”和“水利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等，由此可见，水文化研究的范围和领域更加广泛，如水生态文明、水文化传承创新、水教育传播、人水和谐等成为水文化研究新态势。通过分析研究机构，可以了解我国水文化研究团队和研究基地分布格局。水文化研究发文排在前3位的全部来自高等院校，分别是河海大学、南昌工程学院和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其中，河海大学38篇，发表文献最多，占总数的3．94%;南昌工程学院和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发文章分别占总数的2．07%、1．87%，这与河海大学水文化研究所、南昌工程学院水文化研究中心和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水文化研究中心都是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密不可分。上述研究基地已经成为水文化研究、水文化教育和人才培养的高地。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梵文研究中心主办的“梵学与佛学研讨会”于2011年10月22－23日在苏州召开，本次会议得到苏州西园寺普仁方丈及诸寺众的大力支持与协助，来自北京、台湾、香港、上海、广州、成都等地区近50名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学者就中国当前梵学与佛学的研究、人才培养及未来发展趋势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交流。   本次会议共收到36篇论文，其中基于梵汉或梵藏汉对勘的大乘佛教经论与思想研究的论文，就有16篇。在这些经论中，最受关注的是在中土流传甚广的《维摩诘所说经》。黄宝生研究员在其《〈维摩诘所说经〉梵汉对勘导言》中以梵文本与汉译中的什本、奘本《维摩诘所说经》的对勘为基础展开研讨。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万金川教授的《梵汉对勘研究的文化与思想转向》一文，从思想文化传播的角度，对梵汉对勘的价值与意义做了讨论。中山大学哲学系范慕尤博士的论文《〈维摩诘经〉文本对勘的启示》，列举出数则《维摩诘经》梵文写本与汉、藏各种译本间存在的差异，结合僧肇、窥基等人的注释，剖析不同译本中所体现的哲学思想，认为鸠摩罗什有改译经文的行为，很可能源于中观思想和大乘菩萨道实践思想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梵文中心常蕾博士在其《〈入楞伽经〉梵汉对勘札记》中指出若能充分利用汉译佛经翻译时间早、同本异译多、时间跨度大的特点，对梵文佛经的校勘工作会有相当的帮助。梵文中心葛维钧研究员的《智者大师解经中的问题及其影响》一文以《法华经》梵汉对勘为基础，指出智者大师对《法华经》经文形式与内容两方面的误读。   中观与唯识典籍的整理与研究是深化当前大乘佛教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本次会议上发表的许多论文即是基于梵、藏、汉等不同文本的校勘，对中观唯识典籍所做的文献整理或思想探讨。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麦文彪博士的《早期“般若经”的流变与梵汉对勘的若干问题》一文，以《出三藏记集》所提供的文献讯息为出发点，配合近年有关“般若经”的研究成果，尝试重建早期“般若经”传入汉地的面貌，分析现存“般若经”文字材料的流变，并对若干梵汉对勘时必需注意的方面做出探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萨尔吉副教授在其《〈中观心论颂〉梵藏对勘举隅》中，通过对勘印度大乘中观派论师清辨的《中观心论颂》梵文写本与藏译文本，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的文句差异，并对致异的原因做出各种推测。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何欢欢博士的《“瓶空”与“虚空”———试论清辩对吠檀多哲学的批判》一文也是基于对清辩《中观心论》的梵、藏对勘，以此论与乔荼波陀《圣教论》中出现的“瓶空喻”为切入点，还原以清辩为代表的佛教中观自立派与吠檀多派的论辩细节。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叶少勇博士宣读了《新发现月称造〈六十正理论释〉梵文残叶》一文。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刘震副研究员的《〈赞法界颂〉与〈地藏菩萨请问法身赞〉》一文，通过比勘在西藏流传颇广的题名为龙树所作《赞法界颂》的梵、藏、汉文本，揭示三种文本间的差异。   中国社会科学院梵文中心周贵华研究员提交的《〈解深密经〉的三时判教》一文指出，《解深密经》是瑜伽行派的根本经典。因此经的梵本不存，目前只能根据汉译、藏译的“三时判教”几段译文，进行对比分析，以显示两者思想的异同，由此可更好地体会《解深密经》的判教意趣。台湾政治大学宗教研究所耿晴助理教授在《检讨〈金刚般若论释〉与〈摄大乘论释〉的关联》一文指出，世亲在《摄大乘论释》以prabhāvita描述成佛时法身从遮蔽状态变成被显露状态的转换，这个词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论》的散文注释中亦有类似的用法，足以说明《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论》与《摄大乘论释》皆出自世亲之手。台湾法鼓佛学院释惠敏法师发表的《梵本〈大乘庄严经论〉之研究百年简史》，利用Zotero书目管理系统，展示近百年来梵本《大乘庄严经论》研究的历史，介绍相关的研究成果，并从时段、研究者、成果类型等多个维度，揭示出《大乘庄严经论》百年研究史的细节。   有三位学者分别从密教的成就师、经典与本尊三个角度，探讨了秘密佛教或曰金刚乘佛教的相关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薛克翘研究员的《印度佛教金刚乘成就师坎诃巴》、梵文中心李南研究员的《略论〈喜金刚本续〉》、台湾佛光大学佛教学系刘国威副教授的《佛教密续独特女性本尊Kurukullā(咕噜咕咧佛母，作明佛母)相关梵藏文献的初步研究》均做了此方面探索和研究。   梵汉对勘是深化当前中国佛教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也是推进汉语史尤其是佛教汉语研究无法回避的瓶颈。香港教育学院中文系主任朱庆之教授的《汉梵佛典双语标注语料库的构建》，介绍了他目前主持的“汉译佛经梵汉对比分析语料库建设及汉语历史语言学研究”项目。梵文研究中心姜南博士的《汉译佛经中标记分明的时体表达式》重点讨论有显性标记的动词形式，揭示出汉译佛经表现动词时体范畴的特点。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王继红副教授的《论部汉译佛典篇章标示成分考察》意在考察《俱舍论》梵语原典以及真谛、玄奘两种汉译本中的篇章标示成分。。   有论文对名号、词语做了精细考察。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陈明教授的《须大拏太子诸名号考源》、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惟善副教授的《鲁波与阿鲁波的梵语区别》、西南科技大学陈秀兰教授的《“五体投地”语源考》即是如此。   梵语声明学或曰梵语文法研究一直是中国梵学与佛学研究中的弱项，因此，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罗鸿副研究员的《关于〈依缘月光疏〉梵藏蒙校勘的初步报告》、北京大学博士生张雪杉的《西藏自治区存梵文语法写本初步调查》、北大硕士生王臣邑的(DiegoLoukota)《波你尼〈八篇章〉中的变位被动动词形式:历史比较角度下的形态与语义分析》等值得推荐。   台湾法鼓佛学院邓伟仁博士的《中国古代僧人的梵语知识:方法论探讨》意在通过汉文藏经中所保存的梵语知识，讨论中国古代僧侣文人对梵语声明学的认知方法与接受情形，探求中国古人对梵语的学习与认知。梵文中心周广荣副研究员的《真言与王权》，以最能体现梵语神圣属性的真言与王权之关系为题，分别探求婆罗门教、印度佛教、汉传佛教传统中，真言与世俗王权之间的不同关系，揭示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中蕴含的政教关系。医方明在佛教僧团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过积极作用。中国藏医院的刘英华医师的《〈八支心要集〉传承与传译》一文正是基于他对印度古代医方明典籍《八支心要集》在南印度传承状况的实地考察而撰写的。#p#分页标题#e#   在这次会议上，把研究对象限定在正统梵学范围之内或其背景之中的文章只有两篇。梵文中心副主任孙晶研究员的论文《筏罗婆的Anubhasya研究》，对吠檀多重要哲学家筏罗婆的哲学思想及其注释《梵经》的《小注》(Anubhasya)做了论述，意在揭示其“纯粹不二一元论”思想内涵。台湾政治大学黄柏棋教授的《马鸣〈佛所行赞〉及佛教之转型》一文从梵语文学史上宫廷诗与赞咏诗的兴起，考察了马鸣《佛所行传》与佛教“梵语化”转型之间的关系。

作者：黄硕 初广志 单位：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

研究缘起

任何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积累数量庞杂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在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等方面的价值都值得探究。为此，整理学术发展脉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既有学术史方面的价值，又可以对当前的研究提供借鉴。走过三十年历程的我国广告学正处于这一阶段。部分学者已经从新闻传播类、广告类期刊上的学术文章以及硕士论文入手，运用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梳理了国内广告学术研究的发展轨迹。归纳起来，这些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两类：

（一）梳理广告学术发展轨迹以定量研究手法进行历时分析，描绘广告学术研究文章在数量与分布、研究主题、论文著者、原载刊物及其他方面所体现出的特点，并对中国广告学术研究发展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加以阐释，揭示出我国广告事业的阶段性发展历程。例如，何佳讯、王智颖分析了《中国广告学研究20年主题分布与阶段演进》[1]；姚曦、李名亮选取了1979-2002年《全国报刊索引》收录的共计2375篇广告学文献，统计了广告学论文的发表时间、著者、研究方法、研究取向、研究主题及刊载情况，对中国大陆广告学论文研究现状做了详细的评析[2]；于静对广告学期刊论文的数量及主题分布、著者及机构、期刊类别及核心期刊进行了定量分析[3]；郑欢在分类界定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广告三大学术期刊在2008年所发表的学术研究文章的研究方法[4]。

（二）对广告学术研究的反思和规范李彪通过对1995-2007年我国四种主要新闻传播学术期刊的考察，发现大量的文章采用定性研究方法为主，尤其是思辨论证法，而定量方法很少运用[5]；丁俊杰等对1979-2008年我国五种主要新闻传播学术期刊的梳理，指出广告学术论文研究方法简单陈旧、论证深度不强、缺乏实质性理论突破等问题[6]；杨柳基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新闻与传播》的统计和分析，认为我国广告业存在“重术轻学”、研究领域不平衡、广告专业学术期刊缺失等问题[7]。此外，彭子玄基于对1998到2006年九年间美国《广告杂志》杂志的内容分析，从研究主题的变化预测了西方广告理论研究的发展[8]；郑欢等基于传播类博士论文选题的实证研究，对传播学“5W”领域的研究进行了评述[9]。可是，目前关于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仍是空白。在正常的学术环境下，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方法和结论应代表本学科发展的前沿和最高水平。

研究思路

本研究试图以历年的广告学博士论文为对象，从研究主题分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参考文献的专业性、学科之间的交融性等方面进行分析。本文所提到的广告学博士论文，包括研究者所能搜集到的不同学科以广告为研究对象的论文。

摘要：从培养惯例来看，大三大四高年级学生的课程通常以专业选修课为主。但在实践中专业选修课的教学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客观原因在于，高年级学生的时间有限，必须针对这一具体情况设计信息更加密集，转化效率更高的课程。专业选修课的沉浸式融合是多门选修课的有机结合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问题，在实践中也取得了正面效果。其思路值得重视和优化。

关键词：专业选修课；沉浸式教学；课程融合；毕业论文

从国内大学培养方案的惯例来看，一二年级主要以公共课、必修课和通识选修课为主，注重基本专业知识的体系性建构；三四年级则开始向专业选修课倾斜，注重建立在学生兴趣基础上的差异化培养。以西南政法大学哲学专业为例，三年级安排了《文化哲学》《法哲学》等一系列部门哲学专业选修课，以及《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就业指导》等工具性选修课。但实践中却存在不少问题，如选修课到课率低，学生积极性差。结果导致高年级的专业选修课和工具选修课在老师和学生眼中处境尴尬。学生为了挣学分勉强出勤，老师由于缺乏严肃的聆听者而意兴阑珊，两者共同形成了所谓的“大四现象”。［1－2］为此，我们在三年级下期的《法哲学》专业选修课中以毕业论文设计为模拟对象，尝试了沉浸式的选修课多课程融合的教学实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相关的做法值得借鉴与审视。

一、高年级选修课处境尴尬的主因

从理论上讲，“专业主干必修课”＋“专业部门选修课”的专业课程设置是尊重专业学科规律，尊重学生自主意愿的合理选择。专业必修课提供各个专业基本的知识体系，专业选修课则照顾到了学生的兴趣方向。但在教学实践当中专业选修课的实际效果却远远不如理论上那么美好。据调研报告显示，八成左右的学生具有明确的选修意愿［3］，不过选修课的实际效果却难以获得多数学生的认同［4］。排除选修课体系设置不科学，比如内容重复、先难后易；教师积极性不强，比如备课成本和产出收益不成正比；高年级学生管理松懈等外在偶然因素，我们认为造成专业选修课“失格”的客观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高年级学生面临升学、就业、职业资格认证考试、毕业论文设计等多方面的任务，专业选修课程虽然数量不多，但相对高年级学生对时间的分配和权重而言，仍然显得过于繁重。在众多任务当中，能够分配给专业选修课的有效时间非常有限，因此在大三大四仍然指望学生全身心投入专业选修课程的学习，这是不现实的。第二，由于专业选修课本身属性，难以同主干课一样具有较高的信息有效率。简单地讲，相比于主干课程，专业选修课的开设范围有限，并且各个专业选修课传递的信息范围较窄，往往并不适应于本专业的每一个学生，或者说对不同学生的有效性差异较大。对于相当部分学生来讲，专业选修课有效信息产出率低下，是一种不经济的无奈之选。

二、课程有机融合的解决思路

专业选修课相对于专业主干课程具有补充性、灵活性、趣味性等特征。但由于升学和就业压力，高年级本科生学习目的和动机明显向实用方向倾斜，更愿意把精力集中在服务于各类考试的课程上。所以高年级专业选修课通常被当成“休闲课”“水课”，教学效果自然不会理想。专业选修课的理论价值和它的实际境遇天差地别，这个问题的成因是多层面的，消解这个问题办法也是一项系统工程。但毫无疑问，其中重要的一环是专业选修课的突破创新。虽然高年级选修课课程数量较多，但单个课程的覆盖面和信息量相对主干课程极其有限。如何在“专业主干课＋专业选修课”的框架下有效改变这一局面呢？我们认为课程的有机融合是最有可能成功的改革思路。如果专业选修课的课程融合能够做到一方面减少学生的必要课时，一方面又能够保留几门被融合课程的核心内容，强化信息供给的效率，那么问题就能同时得到解决。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从课程设计的层面上提高专业选修课的信息供给效率。就此问题，先对相关成功经验进行考察。国外著名学府的选修课设计大多具有课程功能多元化，课程内容专题化，注重学科交叉的特点。［5］专业选修课设计向更加符合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所需要的“问题导向”倾斜，表现为课程的“部门化”和“领域化”。这在国内也并非新鲜，原因在于专业选修课的部门化符合当下主动学习的理论。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认为，学习本身不是外界知识信息刺激心灵从而产生理解。理解的机制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统摄和涵盖。当代学习和认知理论中的重要一派，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习得知识的关键在于新知识在原有知识结构基础上的建构和生长。与这种学习观相契合的方法则强调探究、合作、自主的主动学习，而非知识传输的被动学习［6］。按照学习者主动建构知识的观点，教学所提供的无非是知识生长的平台。相比以客观知识体系为平台，以对问题理解和阐释为平台，显然同主体的联系更为紧密。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是理解和解释的主观性所在。所以，专题化、问题化的课程总体上更能唤起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然而，仅仅在课程内容上具有“问题意识”，还不足以保证每个人都积极参与，主动学习。教学实践也表明，部门化的选修课程也的确不能保证良好的教学效果，当然，这同学生、教师、管理等因素也有直接关系，但如前所述，偶然性和主观性因素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问题的关键在于，适合主动学习的学习对象并不必然引起切实的主动学习和有效的主动学习。为此，我们的课程改革思路是把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教学实践往前推进一步，以一种沉浸式的，或者说“角色扮演”的教学方法，通过师生之间共同实践的方式，利用教师对相关问题的主动学习动机和知识建构经验，为学生提供参考。简单讲，教师除了传达必要的体系知识之外，更重要的是在共同的学习研究实践中传达理解、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经验。相比于一般的经验交流，沉浸式体验教学所传达的经验是在相似背景、相似处境、相似语言中的，是更容易被理解接受的。结合国外选修课的成功经验以及当代教育理论，启发我们设计一种沉浸式的课程融合模式。具体讲这种模式包含三个步骤，第一，设计部门化、领域化、问题化的教学内容；第二，由教师赋予学生一种特殊的身份或任务；第三；教师引导、伴随学生完成身份或任务要求的相关体验。按照这种思路，我们能用一门选修课的课时涵盖多门选修课的重要信息，并通过“问题化”和“体验式”的课程设计，有效地实现多门课程的教学效果和教学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