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消费理论范例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在《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一书中认为，现代工业社会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后工业阶段。后工业社会是以服务为基础的社会，最重要的因素并非体力劳动或能源，而是信息。中国当代的文化生态正处于转型时期，国内现代商业社会产生并流行的文化类型，以现代信息传播和复制技术为手段，以工业化、模式化为生产方式，以大众传媒为主要载体，以都市消费大众为对象，是一种娱乐性、休闲性的消费文化。   一、文化消费时代的特征   文化消费是指用文化产品或服务来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一种消费。在知识经济条件下，文化消费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文化消费呈现出主流化、高科技化、大众化、全球化的特征。在后现代消费社会中，文化作为一种“产品”，它的生产已经不是单纯为了文化本身，而是为了迎合、满足社会对文化的消费欲望，消费成了生产的原动力。消费社会关注的是商品符号价值的消费，即如何赋予商品更新奇更丰富的符号与概念。“消费社会的理论展现了社会形态从生产为中心的模式，向以消费为中心的模式转变。”〔1〕伴随这种变化的是人们消费逻辑和消费态度的变化，“个体越来越倾向于这样理解幸福的感觉:主要根据他们的消费水平相对于高消费层次的距离”〔2〕41。当今，消费社会已经从以商品形式占主导地位进入符号形式为主的时代，消费不再是一种物质的、纯粹的经济行为，而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符号消费的文化行为。人们的购买行为、消费行为不单纯是为了产品的实用，而是关注形式与品牌，品牌因之成了一种经济和声望的象征。文化消费也日益成为一种标志和符号。   多样化的后现代文化需求促进了文化生产的多样性，生产力的发展也实现了文化的批量生产和目的性生产，文化被贴上商品的标签并与身份、地位、品味等联系在一起，这种“商品”的批量生产与迎合的特定目的，在不知不觉中已经降低了自己的层次，这样，所谓商品附加价值诸如身份、地位、品味等也随之贬值，困境由此产生。“在消费社会里，消费的目的并非以商品为对象，而是消费商品中所蕴涵的符号价值。对商品的符号价值的消费构建了新的文化认同方式，引发了具有消费倾向的文化认同感。”〔3〕人们关注的不再是获得物品，而是通过消费实现自我、文化认同以及社会关系的意义。换言之，“我们是通过我们购买的东西和我们赋予所获得的商品与服务的意义来定义我们自身的”〔4〕456。“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5〕9。生产本身就是消费，文化的生产需要原料，而在后现代社会中，文化消费的原料已不再是文化本身，而是文化所制造的某种物质形态。这时，“文化”已不是特定阶层或少数贵族成员所占有，而是社会各个阶层都能获得。“批量”的速度性与“迎合”的目的性也加快了消费的步伐，人们往往因此疲于奔命于物质，却又发现自己始终处于文化精神的边缘。文化身份蜕变为消费价值，消费者不知不觉中成为商品消费的牺牲品。后现代社会经济的繁荣和政治的泛化使文化更加具有多样特征，而经济全球化以及传媒技术、立体音像的飞速发展又使文化面临单一化的挑战。   二、后现代消费时代的文化特征   消费社会是生活同质化与多元化并存的社会，也是信息社会和高科技社会。消费主体的感官享受取代了理性反思，后现代文化消费体现为人们的追求和社会理想行为标准不再是工作或劳动本身，而是以消费为衡量尺度的生活方式。物质极大丰富的同时，思想却愈加平面化和浅薄。   首先，文化的商品化和人的异化。后现代消费社会将文化商品化和市场化，文化不再依据其内在的精神价值为读者所欣赏，而成为可供消费的商品，文化已同其他商品一样，成为具有可销售性和可展示性的众多商品的一类。正如杰姆逊认为，“到了后现代主义阶段，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距离正在消失。   商品化进入文化，意味着艺术作品正在成为商品”〔6〕162。这意味着后现代主义文化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了消费品。金钱和消费的逻辑渗透到文化市场的各个角落，充满诱惑的广告就成为世界性的言说方式，主宰着人们的消费理念和消费动机，影视广告在编织生活美好图景的同时，也将人们带入心甘情愿的消费时尚和承诺梦想生活的超真实中，整个社会引诱消费者成为“上帝”而顺理成章使金钱和消费变作社会的统治力量，从而演绎了整个社会浓厚的功利主义氛围和拜金逻辑。“消费社会导致了人的本质的歪曲、社会等级结构的变动以及文化文本和商品的相互占有。人成了商品消费和无休止的物欲追求的奴隶;在货币和商品面前人人平等的信条后面是身份、地位、人格、人的尊严和价值方面的等级化。”〔7〕消费文化的拜金主义倾向掩盖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消费文化使人产生错觉，以为主体与客体、个人与其消费的物之间已经融合无间，这种认同表明个人已完全被物化。消费文化提供给异化现实中的人们一种文化认同的假象，以此掩盖现实中身份的真正缺失。   其次，精神的平面化与感官愉悦。商品拜物教和消费至上的原则导致了文化价值的混乱与匮乏。   当消费而不是精神成为社会的主流，金钱和商品及其附加的符号象征成为人们生活的惟一意义时，价值的混乱就不可避免。极度生产以及资源耗费，强大的消费主义不断刺激消费的欲望，不但造成了世界性的能源危机，也使人类在当代物质过剩中处于精神的贫乏状态。消费文化不仅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使整个社会文化转向享乐主义。各种娱乐节目、无厘头影片蜂拥而至，张扬着感官的愉悦与欲望，空洞无意义的内容大行其道，层出不穷的是形式上的花样翻新、搞噱头、娱乐至上。当“玩”和“乐”成为社会的文化思潮时，也意味着整个社会人文精神的衰落以及传统文化价值的合法性危机。   再次，文化消费的一元话语。后现代社会消解中心性和秩序性，倡导综合性、无主导的文化。在后现代文化消费语境中，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模糊，各类文化不断走向融合，体现了文化一体化世俗化的倾向。“如今，休闲、娱乐与文化已交织在一起，文化活动与娱乐活动已不再被完全分离开，同时，商品消费和文化消费也融合在一起，业余时间被视为文化、消费与娱乐合而为一的时间。”〔8〕126传媒的迅速发展造成新的文化霸权，文化消费的一元话语渗透于社会的各个方面，大众文化不断从价值层面驰入游戏层面，在虚无主义和低俗游戏中消费感性，并甘愿被传媒的一元话语所支配。#p#分页标题#e#   三、文化消费时代的文学理论话语转型   后现代文化消费甚嚣尘上，文化的商品化，日常生活的片断化，精神领域的贫瘠化，文艺表现力的匮乏，视觉影像造成的冲击都使文学理论的原有价值不断遭遇解构和危机。文艺为了生存而沦为商品，逐渐丧失了批判和否定功能。“边缘”话语的非体系性、反本质性也对文学理论提出新的挑战。文化消费时代文学理论话语也经历着选择与变化，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文学理论的话语选择。处于后现代文化消费时代的文学理论，其研究范式业已发生变革。   文学理论不仅满足于基于当代文化发展的纯理论建构，已深入到对文化消费的研究。国内学者运用文艺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从文艺消费的研究进入文化消费尤其是大众文化的研究，运用后现论和文本批评方法对媚俗、身体化、视觉化等消费倾向进行文化解读。文艺学视角的研究从某一角度进行深入分析，试图挖掘文化消费表象之下的社会文化根源，并较多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精神，明显地表现出对当今文化消费现状的忧思与反省。关于消费时代人文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有学者提出实现知识分子精英立场的合法转变，在意识形态层面消解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化集权意识，打破经院文化独尊局面。人文知识分子应该主动进入大众传媒，发掘大众文化、民间文化的价值资源。   实现单一的精英话语向精英、公众话语的渗透、融合、交流与互动〔7〕。这些对消费理论的研究和大众文化的思考展现了文学理论的发展已走向自觉之路。   其次，文学理论的理性探索。9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在反观自身的体系建设的同时，也在密切关注文艺实践的动向和问题。在消费主义和商品拜物教的冲击下，原有的文艺体制运转曾失效，纯文学陷入尴尬的困境，文学理论批评界都在探索文学的出路问题。1993年开始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论争更将消费时代文学去向何方的讨论推向高峰。论争的实质在于，如何面对和评价文化消费时代出现的新现象，以及知识分子在这种新形势下如何进行自我定位与身份认同。钱中文提出“新理性精神文学论”，旨在弘扬人文精神、倡导人文关怀的初衷。这一文论始终立足于重建文学艺术的价值和精神，他说:“新理性精神是一种以现代性为指导，以新人文精神为内涵与核心，以交往对话精神确立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建立新的思维方式，包容了感性的理性精神。   这是以我为主导的、一种对人类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实施兼容并包的、开放的实践理性，是一种文化、文学艺术的价值观。”〔9〕13学者们还对消费社会中传统文学与美学的衰落和大众文化的兴起进行了批判，对消费和消费主义进行了激烈抨击，认为“它们‘不断地引发自然、社会和文化上的各种生态灾难’，造成了文学的‘单向性化’。在此情况下，文学应当有对于消费时代的‘切实的生态关怀’，应当实践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结合统一，为人类营造一个‘绿色的精神家园’”〔10〕。这些争鸣都展现了文学理论工作者重建精神深度意义的情怀与努力，以及试图重塑社会启蒙者的身份追求与理论尝试。   再次，文学理论的话语转型。9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理论界出现了诸多复杂的变化，处于后现代文化消费的文化生态语境中，文学理论界切实地感受到了文化消费的主导地位，在传媒的迅速发展下，传统的文化构成发生了重大的变异，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逐渐消泯界限。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导致消费主义理念渗透各个方面，表现为文化间的冲突与融合不断加剧。文学理论在此阶段做出了各种理论话语探索，摆脱被边缘化的身份，以融入社会现实的发展以及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文学理论界开始广泛关注大众文化的崛起及其对当代文化的影响。学者们比较客观地评价大众文化，从单纯地批判大众文化的媚俗性和商业性转向探讨大众文化的走向、如何引导和提升大众文化的品格。在西方各种文艺思潮、流派不断引进的同时，如何摆脱盲目西化的困境，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话语，“文论失语症”一度成为理论界讨论的热点，由此引出当代文论体系的建设、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以及全球化时代如何建构有中国文化特质的文学理论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讨论都表现了文学理论的话语转型，以及学者们对文学理论现状的反思，也显示了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中一直存在的古今、中西、体用等方面的文化冲突。随着90年代后期社会重大转型带来的各种问题，文学理论界进入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学者们走出文学文本，文化批评成为展示他们积极应对现实问题的重要方式，体现了文学理论话语的实践化与当代性以及批评功能的增强。   四、文化消费时代的文学理论前景   后现代消费时代造成的人文精神失落，文化价值失衡，以及欲望化、感官化、无深度的文化生态语境中，文学理论何为?文学理论话语如何发挥其积极的批判价值与意义?在文化荒漠化和媚俗化的洪流中，当代人如何在精神消解的世界上重新建构?如何进行文化精神的启蒙与重建?在后现代文化消费时代，消费活动不再富于人性的、有意义的创造性的活动，而成为被异化了的活动。消费主义正在迅速地改变和塑造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追逐消费的同时，也掉进了消费制造的迷阵。因此，民族的身份与文化认同逐渐被取代，并被全球化及其所倡导的消费主义理念所占据。文化消费以欲望满足为特征，本身具有虚幻性，导致人们生存意义迷失，从而瓦解了文化对整个社会的聚合力，使社会个体陷入认同虚无的文化焦虑。“当每个个体在灵肉濒临崩溃、身份焦虑的同时，只能在文明内部冲突的现实压力下寻求妥协的身份。因此，文化寻根就成为现代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意识和生存方式，个体就变成时刻追问自身存在根基的生存者。”〔3〕而所谓“身份焦虑”就是指身份的矛盾和不确定，即主体与他所归属的社会文化传统失去了联系，失去了社会文化的方向定位。   在当代文化生态语境中，文学理论界也同样面临着身份焦虑与文化身份认同的危机。焦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文学理论建设的某种困境，但也表现出文论界渴望突破难关、建构起富有中国特色的新文论话语的迫切与热情。时胜勋从身份的角度探索了当代文艺学学科反思的思想史意义，认为文艺学学科反思具体围绕历史路线和学理路线展开，文艺学学科理论反思否认有一成不变的文学和文学理论，对文学理论的自主性也加以质疑，学科建设经验表现出流动性特征，当代文艺学学科反思引发了文论身份的重组与重构，并为文论身份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问题域〔11〕。朱立元提出“立足现代文论新传统”、“借鉴和吸收中西文论资源”、“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相结合”的文艺学建设与发展方向〔12〕，陶东风提出重建“文艺社会学”，金元浦提出“文化研究”的文艺学构想，曹卫东提出“跨文化维度”的重建文艺学的构想，高小康提出“从文化批判回到学术研究”的文艺学构想，陈晓明提出“理论无国界”即“历史化与批评化相结合”的文艺学构想，杜书瀛提出“发展多形态的文艺学”构想等。#p#分页标题#e#   理论工作者们应审时度势，一方面不因消费时代的流行浪潮以及商品化、欲望化冲击而茫然失措，另一方面则应深入分析文化消费背后的运作模式，展开当代文艺思潮与文化理论批判，进行真诚地反思、分析与批判，指出当代文学面临的困境与危机，从而拓展文学理论的话语，发扬理论工作者见识敏锐，与时俱进的一贯风格，将颓废、充满欲望、无深度的文艺状况引向健康发展的道路，承担起建构时代精神价值的重任。文学理论工作者应考虑如何建构更加活跃、富有人性和创造性的文学理论，从而改变文学理论的身份焦虑与认同危机。   近20多年来。文学理论不断拓展边界，逾越文学的领域，和人类学、哲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相交叉。甚至文学批评的对象，也涵盖了各种形式的文化产品，包括文学与非文学。如今，文学理论界对西化和苏化的历史进行了反思，开始注重文学理论的本土思想资源，从而开始建立中国自己的现代化文论。从根本上说，文化认同是当代文化的自我重建活动，这种文化的自我重建活动首先要穿越物化的屏障，重建意义的深度模式。当前文学理论如能融合或吸收优秀的西方理论，努力寻找并阐释本土理论的文化价值与意义，运用充沛的理论资源，以历史、实践和当代为基础，成功地建构起自己的理论话语时，主体、自我的文化身份才能真正实现重建与新生。   如果文学理论仅是泛化的评介国外的理论，缺失自己的声音，还是会如走马观花，匆匆而过。如果一种理论术语架构比较完善的理论，没有在学术批评或教学实践中发挥真实有效的作用，那还是如纸上谈兵一样，与任何抽象、思辨的理论一样将会成为历史的过去。因此，文学理论研究应实现其实践的品格和科学的精神，积极介入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领域，结合批评主体的自我反思、生存或体验，从而促使接受主体发生转变，这样，理论批评的积极效果才会产生，理论界的现状才能真正得到改变。   同时，文学批评理论的价值也应得以发挥，引导接受主体去思考、体验、相遇，从而创造具有真正人文精神的理性话语。而且，在后现代文化生态语境中，理论存在状态是多元共生、众声喧哗，文学理论批评更需在文化研究和全球化背景中与时俱进，立足本国文化资源，吸收多元文化色彩和特质，从而发挥文学理论特有的审美价值与魅力。

摘要：消费文化下，舞蹈艺术走向市场化与消费化成为一种必然趋势。舞蹈艺术不仅应在经济层面注重活化产品，提高影响力、收益和价值，还应在文化层面更看重长远的传播效益和作品符号背后的文化内涵。舞蹈艺术向观众传递和传播的是编创者对生活的认知、思考及表达，舞蹈创作不应只是“阳春白雪”“下里巴人”，也不应是一家独大的垄断局面。只有打破传统的创作方式，关注更多文艺工作者的生存状态，贴近生活，汲取广袤的素材，才能将舞蹈艺术创作反馈到民间，为百姓带来更多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

一、消费主义简述

费瑟斯通在《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中提到，真正的消费文化是工业化的产物。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人类逐渐生产出丰富的产品，促进消费。工业化的发展使得物资逐渐丰沃，催生出商品化的市场环境，并通过多样化的形式刺激消费。同样，市场也会采用商业性广告和宣传引导消费，以此形成大众较为成熟的消费观，对民众生活起到引导作用，从而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消费文化，这是属于费瑟斯通的后现代主义消费文化的大众传媒观。费瑟斯通借用作家布尔迪尔的重要观点指出，当前大众传媒蓬勃发展，呈现繁荣之势，使得消费主义得到发展；而消费主义的盛行则促使人们对商品的态度发生转变，即人们从注重商品的使用价值转变为关注商品的符号价值，从重视商品的唯一实用性转变为回归日常生活中审美化。这些变化得到了商家、媒体、广告主的积极响应，在消费文化的影响下，他们不断革新变化，创造新的代表性符号意义，使人们陷入消费文明中，消费欲望不断扩大，消费产品市场也不断扩大。地域文化催生品牌，现代媒体有助于品牌的宣传与传播，也有助于引导消费。同时，品牌催生无形的资产，拓展品牌的衍生品，有助于刺激循环消费。舞蹈艺术正是需要循环消费以不断吸引更多的观众观看，并逐渐被大众所接受，在刺激大众审美心理的同时提高大众的审美认知。

二、舞蹈艺术“市场化”创作

“市场化创作”已成为当今舞蹈艺术创作体系中的重要表现，决定着当代舞蹈艺术的基本特征，舞蹈艺术的市场化、消费化趋势日益引人注目。

1-舞蹈创作中心由“作品”转向“观众”

当前，舞蹈艺术创作正从以“作品”为中心逐渐转向以“观众”为中心。近年来，舞蹈艺术作品的“质量”意识和“思想”意识不断提高，实质上是市场消费意识强化的结果，最终目的是为了让“观众”满意并为此买单。在消费文化影响下，舞蹈艺术创作者必然会更加关注“市场”和“产业”，舞蹈艺术走向市场化与消费化是一种必然。大型民族舞蹈展演唤起的是消费大众在文化语境中对“民族记忆”“生存记忆”等久违的文化联想和审美满足，这一展演超越了消费社会中纯粹满足娱乐的大众文化产品，成为既有民族文化的深层内涵。如杨丽萍的《云南映象》汇集了彝族、佤族、傣族、藏族、苗族、瑶族、傈僳族、拉祜族、哈尼族、基诺族、景颇族、纳西族等12个少数民族及其众多支系的民族歌舞。符号的拼贴使云南各民族绚丽多彩的舞蹈形象生动直观地展现出来，这种拼贴将不同艺术类型的符号交融在一起，形成了“一串符号意义”。民族舞蹈艺术展演作为符号表征，提供给消费大众的是符号消费，通常运用现代媒体的传播方式，将对民族传统文化符号用于消费大众欣赏的拼贴和组合，使民族舞蹈艺术展演的符号叙事有更丰富的后现代意义。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内在审美逻辑进行了剖析，他认为，“符号的意义通过某种机制被组合在一起，能够像魔术师一般不可思议地制造出意义链条，满足人们无限的需求。”因此，在消费文化语境中，“观众”成为舞蹈艺术创作的中心。中国著名编导周莉亚和韩真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从历史生产和生活中寻找创作素材和元素，借助想象以及再现历史文化题材突出中华文化精神，彰显高度的文化自信。从《唐宫夜宴》《洛神水赋》到《只此青绿》，不断的“破圈”使其成为现象级作品，这说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被当代观众所认可的，满足了观众的消费期待，更引领着观众的观赏习惯和审美方向。除此之外，还有英国舞蹈编导马修•伯恩的男版《天鹅湖》，对众所周知的经典舞剧进行创新，打破了以往芭蕾舞剧以女性为中心的范式，拓宽了人性命题，激发了观众的“期待视阈”，获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舞蹈艺术不仅应在经济层面上注重活化产品，提高影响力、收益和价值，还应在文化层面上更看重长远的传播效益和作品符号背后的文化内涵，它向观众传播的是时代之声，而不是一时的名声大噪，这对大众而言是接受、理解和包容。

摘要：网络文化产业催生了一种全新的文化经济形态，那便是网络文化经济，这一形态的出现极大转变了文化生产与消费方式。在网络文化经济中，文化消费参与重构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化生产，表现出了在线消费、分众化消费等新趋势，同时还给网络文化经济范式的更迭，带来了很大的助力。基于此，本文主要针对网络文化经济与新文化消费趋势，进行了详细分析，希望能够对相关人员有所帮助。

关键词：网络文化经济；新文化；消费趋势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极大转变了文化传承模式，同时还促进了新的文化信息秩序的构建。网络文化便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并且以一种全新的方式，不断改变着文化发展形态与传统文化建设。具体来说，网络文化形成的产业经济，已然成为当前社会经济中十分重要的一支力量，对于国家现代社会经济发展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在此过程中，新文化消费也迎来了很大的挑战与机遇，所以需要积极进行改进与创新。就这方面来说，加强网络文化经济与新文化消费趋势，探究意义重大，具体分析如下。

一、网络文化经济的界定

网络文化经济就是以网络做主要载体，以虚拟资本价值实现当作重要目标，相对脱离物质生产过程的运行方式，完成价值实现的一种文化经济形式。就文化经济而言，其也是虚拟经济中的一部分，主要产生的是快感与意义。在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下，网络文化经济逐渐表现出一种全新的形态。网络文化经济涵盖面较广，不仅包括传统文化产业门类，同时还有完全以网络技术为支撑的门类。就前者来说，主要就是指将传统文化产品借助网络进行销售，有看得见摸得着的产品；而后者则有着很大的差异，其并没有实际性的产品，如网络直播、网络游戏以及短视频等。就其中的短视频来说，不仅在我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同时在海外市场也崭露头角。数据显示，2019年全球最受欢迎的5个APP中，抖音海外版Tik-Tok高居第二，全年下载量超过了7.38亿次。网络文化经济存在很强的虚拟性，而这种虚拟性的背后主要就是意义与各种符号。其实，网络文化自身就是一种符号，流动空间、无时间便是这种符号的物质基础所在。卡西尔觉得：人就是一种符号的动物，也就是说人是借助符号进行创造的一种动物。在网络时代背景下，人们生产与消费虚拟性的网络文化，而这一行为很好印证了卡西尔的理论。网络文化经济的重要特点是“创意”，并借助此来吸引广大消费者的注意力，推动经济进一步增长。不过，网络共享性，使得“创意”很容易被他人粘贴复制，这样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人们的创新积极性，同时还加大了网络文化产业版权保护难度。在网络时代背景下，每个人都能参与创造，并在他人创作基础上进行一定的创新。如果盲目地强调版权，那将会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互联网功能的体现。不过网络文化产业的核心所在是版权经济，所以怎样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便成为重中之重，需要各方面加强重视，并且深入进行研究。

二、新文化消费趋势

（一）文化消费形式不断更迭。在当前时代背景下，就文化消费定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争议，比较突出的有两种理论：一是批判性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大众文化存在很强的标准性特点，他们在文化产品消费上存在很强的被动性。而对于标准化的文化生产来说，也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消费者的文化需求，同时还会阻碍消费者文化素养的提升；二是以霍尔为代表的英国文化研究。这一理论与上面的批判性理论正好相反，他们觉得文化产品的意义并不是在产品自身，而是表现在受众和产品的互动过程中。同时，霍尔还将信息的生产流通，合理划分了几个阶段（见表1），分别是编码、成品与解码这三种。后工业时代，文化消费逐渐带有很强的网络色彩，这一环节中的消费者不仅处于解码阶段，同时还能在编码阶段积极参与至文化生产中。因此说，消费者并不是文化被动、主动接受者。在网络文化消费过程中，并不存在实质性的文化产品，甚至在此过程中还可能创造文化。

一、民族文化与营销策略

在企业不断经营发展中，不管是企业内部还是外部，都讲究的是一种策略。在实际经营过程中，民族文化特色会显得尤为重要。文化是一个社会中意识形态和物质相适应产生的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制度或者组织，是各个民族或是国家由于历史因素、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等的差异，所形成的各自独有的特色文化。民族特色文化不仅仅是包括在语言交流方面，还有宗教信仰、美学、各民族风俗习惯和信念等。比如中国人认为红色代表喜庆、热烈、庄严，但是法国人认为红色是危险的象征，是警告；龙是中国的意义，代表尊贵，是王者的象征，而在西方文明中，龙是恶魔的象征；这些差异都体现各民族、各区域的文化特征由于历史和环境的影响表现出的显著差异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企业努力争取消费者，扩大市场份额，从而使得企业得到长久发展。要想实现这一目标，企业就应该把产品营销策略与民族文化相结合，在产品策略文化塑造方面更为注重，赋予产品策略一定的文化价值，追求产品文化价值的实现。市场是企业营销策略开始的地方，也是营销策略工作的终点。企业应该以市场为中心，依据对市场的研究和调查，针对市场的变化，及时调整并改变原有的营销策略和经营方式。企业的营销策略的做出是依据特定的环境下进行的，然而市场环境是千变万化的，企业只有主动积极地研究所处的环境，及时采取适当的决策，才能采用最有效的营销策略。

二、企业营销策略的选择

市场营销策略是企业把消费者的需求作为出发点，根据企业以往获得的消费者的需求量和购买力等的信息，有计划对企业各项经营活动进行安排管理。企业经常采用的营销策略是4Ps营销策略、4Cs营销策略、4Rs营销策略以及4Vs营销策略。

1．4Ps营销策略

营销组合理论是在1953年尼尔•博登美国市场营销学会的就职演讲中提出的，这一理论提出后，4Ps营销策略随之出现。4Ps营销策略理论在企业市场营销策略理论界被广为接受，它是由美国密西根大学教授杰罗姆•麦卡锡在他的《基础营销》一书中提出，将营销过程各要素概括为产品（Product）、价格（Price）、渠道（Place）、促销（Promotion）四类，就是著名的4Ps。4Ps营销策略理论构建了市场营销基础理论的框架，4Ps理论是分析的单个企业，认为影响企业营销结果的因素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不可控制的因素，也是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比如国家政治、法律法规、经济水平、种族文化特征等环境因素；另一种是企业可控因素，企业可以采取各种方法进行控制，比如产品价格、销售渠道、促销方式等因素。企业市场营销策略选择的实质就是利用企业内部可以控制的因素来适应企业面临的外部不可控制的过程，即通过事前对产品价格、销售渠道、促销方式的计划和选择，针对变化的外部因素积极做出反应，采取动态的策略，从而促成产品交易的完成和实现企业的目标。

2．4Cs营销策略

1太极文化产业概述

目前太极文化产业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以技术为主的产业，通常体现在太极拳、太极剑、太极扇、太极养生功等技术的传授，通过技术可以达到愉悦身心、健康长寿的目的，也可以促成交流的平台;其二，以太极为主的相关服装产业，这个产业更接近市场营销;其三，与太极文化有关的交流比赛，比如在焦作每年举行的太极拳年会，来自世界各地的太极拳爱好者齐聚焦作进行太极拳交流，并且举行相关的比赛和表演，这可以看出太极拳文化产业的市场有很大的潜力;其四，与太极相关的影视动漫等产业，太极在影片中展现的往往是一种高深莫测的武功境界，影视的引导对太极文化产业的发展有着压倒性的作用。另外还有与太极产业相关的商标注册等等，太极文化产业可谓开发潜力巨大。

2市场营销相关理论概述

现代市场营销的定义为:致力于交换过程中，满足需求和欲望的人类活动。美国市场营销协会下的定义:市场营销是创造、沟通与传送价值给顾客，及经营顾客关系以便让组织与其利益关系人受益的一种组织功能与程序。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两点:一是传送给顾客价值，二是自身或与自身相关的组织或个人获利。总而言之，双方获利，各需所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消费观念的改变，市场营销的策略和营销方式以及概念也随之变化。比如，美国营销学家杰罗姆提出的4P组合，市场经济背景下产生的“4V”营销理论，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4V”指差异化(Variation)、功能化(Versatility)、附加价值(Value)、共鸣(Vibration)，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采用品牌营销、体验营销、“4V”营销、关系营销，并渗入了现代互联网营销理念。通过太极文化产业推广让更多的人获益，同时获益者向组织者或参与组织者支付一定的报酬。

3市场营销角度下太极文化产业发展策略

3．1“4V”营销在太极文化创意产业中的应用

“4V”是指差异化(Variation)、功能化(Versatility)、附加价值(Value)、共鸣(Vibration)的营销理论。“4V”营销理论首先强调企业要具有差异化，从而树立自己独有的形象;其次，“4V”营销理论要求自己的产品具有柔性需求，针对不同的消费者有不同的对待和针对性的组合;最后，“4V”营销理论强调产品自身的悟性要素，即能够满足消费者的情感诉求。

我们知道，西方马克思主义延续了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思想，从科技、消费、文化等各个维度切入来批判现实，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社会批判理论，这其中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尤其值得重视，因为，大众文化批判不仅仅是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视角，而且成为当前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当务之急。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笔者认为只有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前提，审视当今的文化建设，才能在文化问题上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一、大众文化特点的透视和分析   大众文化已经成为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文化形态。就如同中世纪的宗教、十九世纪初德国的哲学和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自然科学一样，它以其自己的方式得到确立并深入人心。正如伊格尔顿所言“：高雅与后现代文化日益融合，成为西方社会的文化‘主导’”〔1〕81。因此，我们要深入探讨大众文化的本质特征和价值取向，从而对大众文化进行整体的透视和分析。   （一）大众文化使文化由高雅走向世俗。在传统社会里，文化的力量非常强大，伊格尔顿就指出，在宗教正在失去它对劳动大众的控制时，文化曾经是作为一个代用品在场的。我们可想而知文化力量的强大。而大众文化的出现，使得文化已经由原先作为高雅、追求真、善、美和激发人们欲望的精神物品转变为受市场所主导、被消费所控制的商品，是人人都可以得到的东西。在传统社会里，文化意味着教养，肩负着教育的作用，起着引导社会发展、社会进步的作用。伊格尔顿认为“，国家要繁荣，它就必须向其国民灌输适当类型的精神倾向；而这正是文化或教育的观念根据一种从席勒到马修•阿诺德的古老传统所预示的”〔1〕7。到了后现代社会，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受到身份政治、市场文化和后现代的意识形态怀疑主义的攻击，文化从精英阶层走向普通大众，从贵族式的“文明生活”变成了普通民众的“文化生活”，文化成为了人人都可以有的东西，文化曾经意味着巴赫和巴尔扎克，现在它已经扩展到海滨文化、警署文化、天空穿越文化等。文化也不仅限于少数的工艺作品，而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   （二）大众文化成为一种商品。在后现代社会，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文化和工业、贸易、金钱紧密相联，大众文化就像生产汽车一样被制造出来。它的生产主要是关心什么可以出售，而不是什么有价值，更不管使用价值，只追求交换价值。更为可怕的是，商品化进入文化意味着艺术作品正成为商品，甚至理论也成了商品，大众文化已经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张出来，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了消费品，文化成为商品生产的一部分。对此，伊格尔顿认为，“晚期资本主义宣称，如果艺术品是商品，那么商品也总是艺术品。‘艺术’和‘生活’的确近亲繁殖，即在一个密封的循环里，艺术向已经披上美学魅力外衣的商品形式看齐”〔2〕。过去，殖民政策是资本主义扩张的本质，而现在文化成了资本主义扩张的最重要工具之一。它像产品生产剥削剩余价值、军事侵略直接掠夺资源一样是为了获取市场和利润，与以往相比手段更加隐蔽。   （三）大众文化颠覆了传统价值观。大众文化将西方社会弄得分不清方向。这种商业性、有组织的大众文化的出现，对文明价值观的继续存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大众文化并非仅仅是对高雅文化的公然挑战，而使得文化从高雅走向世俗，而且它破坏了整个社会生活的道德基础。过去文化与经济属于两个过程，是互不影响的，而现在文化与经济紧密地融为一体。“文化的高雅目标与价值屈从于生产过程与市场的逻辑，交换价值主宰人们对文化的接受”〔3〕。因此，大众文化的反叛力量是高雅文化无法匹敌的，远远超过高雅文化对社会的引导作用。伊格尔顿指出，“高雅文化很难作为一种物质力量与文化工业的诱惑、一种宗教的偶像或一面国旗相匹敌。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作为崇高的文化很难与作为力比多的满足的文化抗衡”〔1〕83。这样它就消解了传统一体化、标准化的终极价值、唯一价值，使文化在价值观上处于无政府状态，表面上看是民主的、没有拘束的，社会大众更是处在无约束的狂欢中，在当下的享乐中舍弃了对社会应有的批判，抛开了对意义的思考，放弃了对价值的追求，这是一种没有底线、没有思考的吸毒式的文化享受，使人们从精神的禁忌与压抑滑到了宣泄与放纵的一端。   （四）文化问题也是政治问题的组成部分。大众文化不仅仅是一种文化风格，它隐藏着政治的意蕴。在后现代社会，文化问题不再是纯粹的文化问题，也成为政治问题的组成部分，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犬儒主义的全面投降。后现代主义和政治纠结在一起，文化已经不是纯粹的文化，是一种孤芳自赏的产品了。伊格尔顿指出“，我们这个时代所出现的情况是，文化好歹都已经再次———而且是自六十年代后期以来第一次———成了政治斗争的一个领域”。文化已经由解决办法的组成部分一跃而成为问题的组成部分，“一般文化与具体文化之间的冲突，不再仅仅是一场有关定义的战斗，而且是一种全球性的斗争。它是个现实政治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个学术问题……它是新千年世界政治格局的组成部分”〔1〕60。那么文化问题为什么会成为政治问题呢？伊格尔顿认为，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后现代主义是政治失败的后果，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早期的政治骚动中悄然浮出，“无论后现代主义出自其他什么地方———‘后工业社会’、对现代性的最终怀疑、先锋派的重新发现、文化的商品化、生机勃勃的新政治力量的出现，关于社会的某些经典思想体系和主体的崩溃———它也是，并且主要是一场政治失败的后果”〔4〕28。   二、大众文化产生的原因分析   大众文化产生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追求资本利润最大化，攫取剩余价值为目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罪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已有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文化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生产也起到根本性作用。在后现代社会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大众文化的关系，伊格尔顿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第一，资本的本性，市场机制是促使文化商业化的动力。伊格尔顿说：“市场是保证社会既高度解放又深深反动的最好的机制。”〔1〕82第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扩大市场的需求是为大众文化泛滥奠定条件。“对于社会主义思潮而言，资本主义，这第一个真正全球性的生产方式，已经为一种更加积极的普遍性奠定了条件”〔1〕89。第三，后发国家对现代性的渴望与追求，客观上促使了大众文化的全球化，这与后殖民主义也是紧密联系的。“有些国家，在这个古怪的时间变形中，必须拼命地跑着追上现代性，是因为其他的国家认为他们在它的前面”〔1〕97。第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庇护的意识形态为大众文化作了辩护。“资本主义的掠夺行径通过自卫反应的方式培养了大量的封闭文化，而资本主义的多元论意识形态然后又可以将他们当作丰富多彩的生活形态加以赞赏”〔1〕151。#p#分页标题#e#   （二）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价值观以追求异化消费为首要目的，追求文化的快感。资本主义生产追求最大的利润，必然要求尽快将所生产的产品让渡出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分析了资本周转对价值增值的影响。这种建立在消费主义基础之上的文化消费，是一种建立在异化需要基础上的文化消费。鲍德里亚提出系统消费的社会理论，指出当今资本主义已经从由生产主导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为以消费主导的垄断资本主义，他认为，当下资本主义社会我们消费的不是物，而是符号，符号价值已经超越了使用价值。对于消费主义主导的后现代社会中的文化消费，伊格尔顿认为，存在着西方主导的“文化优越论”，西方文化优越并通过文化工业制造大众文化，向全球输出，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在特殊的生活方式意义上的文化被殖民主义戏剧性地凸现出来，这既肯定了西方生活的优越，也正好在它们需要对其感到确信的时候将殖民主义权力的同一性视为相对物。”〔1〕150   （三）科技的非理性应用导致大众文化的泛滥。随着现代化的进展，尤其工业革命之后，社会发展等同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等同于科技进步，技术理性被推崇到极端，技术理性凸显了人的主体性和价值。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服务于资本增值，技术被用来控制社会成员的文化消费，服务于资产阶级统治，这样使技术的理性应用走向了反面，导致生产、传播文化的科技成为服务于企业追求无限利润的手段。詹明信认为，大众文化的基本创作手法是拼贴和复制，拼贴是一种不同于现代主义的别有用意的“戏仿”“，戏仿”原是指对所模仿的原作有一种隐秘的感应，但已经不是纯粹的“仿品”，而是掺入个人的理解和特征，但是拼贴却已经没有个人的理解。除了拼贴，还有复制，科技的发展使文艺作品可以被复制、传播，只要我们愿意，就可以复制出无数完全相同的艺术品，并且复制的作品与原作一模一样，这种情况致使艺术成为一种“类象”。这样就使曾经给人们带来美好理想的艺术作品的神秘色彩消失，人们似乎失去了理想，也失去了现实。   三、大众文化批判的审视   作为一门学说，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发展轨迹最主要的还是沿着经典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路径运行。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后现代社会的理论形态之一，我们可以从其理论思维中总结出其基本特点，对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有一些启示。   （一）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坚持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科技非理性批判三个维度的结合。其中生产方式批判是理论基础，要建立科学形态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首先，必须要找到大众文化泛滥的根本性原因，揭示大众文化出现的本质，不能在纯粹文化范围内讨论文化。其次必须将其纳入对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视野中。坚持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反对把大众文化的出现看作是文化发展的新形态，看作是文化危机，而要从分析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入手，指认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非正义性，是资本对于利润的追求的无止境性导致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是以大众文化批判为切入口，是关于资本现代性批判的当代社会批判理论。对此，大众文化批判学者自己也认为自己是在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有效性，伊格尔顿就坦言：“如果某些尼安德特人式的马克思主义者设想社会改造只有一个人（工人阶级），那是一个错误，如果新近流行的后现代主义者设想‘新政治运动’现在已经使这个人变成过时的了，那同样是一个错误。因为这将或者意味着否定经济剥削的存在，或者意味着带着‘精英主义的’武断去设想，在向资本的权力挑战的时候，不属于劳动阶级组成部分的妇女、同性恋者或者种族群体自己可以代替工人阶级。”〔4〕72   （二）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回应了后现代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质疑。后现代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在理论上也批判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同属后现代社会中批判大众文化的理论形态，具有后现代主义性质，我们知道后现代主义是当前学术研究领域中很流行的词汇，已经渗透到人文学科的研究领域。它具有反基础主义、反主客二元论、反总体性、偏爱差异性、多元性、碎片化、不确定性等特征，所以，后现代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具有反科学技术性，认为科学技术是导致文化危机的根源和特征，而作为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是反对科学技术的非理性应用，而不是反对科学技术本身，他对科学技术的非理性应用的追问是追问到资本主义制度，认为是制度导致大众文化泛滥，而非科技本身。

摘要：本文基于体验式的理论与方法，对雷州蒲织进行分析，从外在、中间、内在三个层次思考雷州蒲织文化创意产品设计，探索体验式雷州蒲织的发展。通过设计赋予文化创意产品更多的文化内涵，更好地展现雷州蒲织文化的生命力，引发消费者对内在精神消费的需求，促进雷州蒲织的发展，进而增加其文化创意产品的内在附加值，引发相关文化创意设计者的思考。

关键词：体验式理念；雷州蒲织；文化创意产品设计

雷州蒲织因其美观大方、经济实惠、实用性强等特点，符合当地人民的生活需求，深得气候湿润、夏热多雨的雷琼半岛人民所喜爱，时至今日，雷州半岛仍在使用着这传统的技艺。其融入生活与习俗之中，成为雷州地区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雷琼地区与周边地区、国家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上有着重要的地位〔1l。雷州蒲织作为一种民间手工艺品，有着鲜明的地域特征，文中通过对雷州蒲织进行深入地了解研究，基于体验式的设计理念，以文化创意设计方式去激活，赋予其产品更多的文化情感内涵，为消费提供更优质的情感与体验服务。

1体验式理念概述

体验(Experience)一词出自《朱子语类》，一指的是亲身经历所体验，二是通过亲身实践所获得的经验。其中包含了体验式学习、体验式营销、体验式消费、体验式经济、情感体验等方面的知识。1970年，世界著名的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未来的冲击》一书中提出:”继服务业发展之后，体验也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支柱”[2]。体验经济的出现与发展，带动了社会相关服务行业的崛起与发展。陆定邦老师在《正创造——镜子理论》一书中指出：从体验经济的角度而论，任何一个商品的采用，都可被视为是一连串的体验经验[3]。自体验经济的出现与发展，越来越多的行业将其概念应用到相应的设计之中，以增强产品的使用体验感与服务，促进人与物的内在情感交流，从而激发人们的消费欲望。

2雷州蒲织现状

雷州蒲织，又名雷州草织，是一种把蒲草编织成日常用品的传统手工技艺，其工艺精巧独特，独具地方特色，有着较高的工艺研究与观赏价值，是广东省的一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4]。分布于整个雷琼地区，并非独属雷州地区所特有。因其主要分布在雷州半岛中部的雷州市，故而以此称呼作为申请名。雷州蒲织技艺复杂，从开始的制作到完成，要经过割草（或买草）、晒草、压草、去头、舂草、选草、染草、清洗凉晒（素色的蒲织产品不需要这两个环节）、起头、织肉、织花、织角、穿边、去边整理等一系列的繁琐复杂工艺。因整个制作环节跨越的时间长度较长，耗时耗力，蒲织品种单一，缺乏设计感等问题，雷州蒲织将面临着严峻挑战。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和工业革命的快速发展，机器纺织、皮革、纤维纺织等工艺的兴起与发展，市场可供人们选择的产品越来越多，蒲织品的市场需求逐渐变少甚至开始滞销。且蒲织业本身的收入就不高，从事蒲织技艺的多以老人妇孺为主，蒲织技艺的传承后继乏人，蒲织技艺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此外，传统的蒲织工艺品因其产品单一、缺乏设计感、色彩单调等问题，失去了原有的竞争力，无法在市场的众多的产品中吸引消费者，故而被市场所遗忘。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地快速发展，相关工艺制造者为了追求片面的经济利益，一味加工式地追求产品的数量与速度，放弃了传统的舂草技艺改用汽车碾压的方式加工，致使蒲草表皮毛躁易断，导致雷州蒲织产品的品质下降。再者，在市场竞争中，当遇到其他行业的冲击之时，一味地靠打“价格战”维持，使得蒲织的艺人的利润变得越来越微薄，很多人慢慢放弃了草编，以往的蒲织规模产业也在逐渐消失。

摘要：新型城镇化是现阶段我国的改革突破口，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为此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路径，反之，新型城镇化是二者融合发展的重要空间与载体。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研究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融合理论，为其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包括融合经济理论、特色经济理论、文化消费理论、创新理论。

关键词：旅游产业；文化产业；新型城镇化；融合理论

一、引言

乡村振兴、城乡融合是现阶段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为其开辟了具有地方特色与差异化的途径。同时，新型城镇化的对象，即乡村、城镇等为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载体。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由于乡村、城镇处于不同的地区，导致民族文化、特色文化等元素的不同，为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的融合创新发展加入了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创新元素。由此可见，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因此，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对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的融合创新发展的理论基础进行探讨与研究，尤为重要。

二、研究综述

对文献检索与搜集发现，以新型城镇化为背景，对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理论基础进行研究的文献几乎没有。已有文献关于新型城镇化、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的研究，以近年兴起的乡村文化旅游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研究较多。Mullins（1991）是第一个提出乡村旅游城镇化观点的学者，并被城市旅游研究引用至今。Saxena等（2008）以英国威尔士边境地区乡村为例，用定性研究的方法，认为根植于内生性的参与和创新，是综合乡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国内学者对乡村文化旅游的研究是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提出而展开的，因此起步较晚。雷清（2011）、邱玉华等（2012），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旅游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研究与探讨，指出其协调发展的道路，并对其提出建议。刘津含（2013）、张媛（2013）认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离不开乡村旅游的强有力的带动作用。李霞（2014）从空间理论及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对二者的互动发展进行了论证。卢杰、闫利娜（2017）以江西省11个地级市为实证研究的对象，通过构建耦合度评价模型，根据乡村文化旅游与新型城镇化建设二者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得出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并分析其内部结构排序，从而得出政府应积极推动旅游业发展，走差异化道路，实现旅游扶贫和就地城镇化，构建有效的利益机制，进一步加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文化旅游的耦合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综合文献可见，对乡村文化旅游与新型城镇化的研究视角及研究方法逐渐增多。早期学者主要从理论层面对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文化旅游两者之间协调发展的关系进行探讨，而且提出相关建议。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逐渐开始使用定量方法或实证研究对乡村文化旅游与新型城镇化的关系、发展路径等进行研究探讨。但是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对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理论研究却是空白，这又是发展的趋势所在，因此，亟需学界对其理论基础进行深入研究探讨，填补理论基础研究空缺，提升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三、理论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