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危机论文范例

作者：覃守达 单位：广西教育学院中文系

当前高校有不少人文课程拘泥于专业知识的抽象传授，缺乏形象生动的教学素材，尤其缺乏本土特色民族文化艺术素材，教材的内容和方法抽象、空洞、僵化、死板，很难激发民族地区大学生的创造灵感，因此，建设本土化的特色人文课程教材势在必行。与此同时，受全球化及市场经济的影响，许多少数民族民间艺术正在淡化、失传，民间艺术人才发生严重断层，因此及时挖掘和抢救民间艺术资源并建设成本土化的特色课程教材加以传承发展之，已经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研究任务。

1．研究现状

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尚未存在当代广西少数民族民间艺术鉴赏课程及其教材，更未存在有关这方面建设的研究，然而，在挖掘、保护并发展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已成为全球热点和国家策略的大好形势下，以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为基础的教学改革蔚然成风———如广西艺术学院《美术教学论》课程负责教师长期深入研究并利用广西民族美术方面的文化资源，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美术教学课程及其教材；广西民族大学《民族传统体育》课程负责教师也长期深入研究并利用广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体育教学课程及其教材。杭州师范学院美术学院董春雷在《文艺研究》（2005年第5期）上发表题为《民间美术与学校教育》的论文认为：民间美术根植于民间，是实用与审美、物质与精神的完美统一。它既蕴藏着民族精神，同时又历经了时间的洗礼，显示出强大的生命活力。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社会的变革，特别是在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人们的生活方式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民间美术的原生态面临严峻的挑战。河南大学艺术学院设计系胡俊涛在《教育与职业》（2009年第2期）发表的论文《高校艺术设计专业民间美术课程教学研究》也持相同的观点———民间美术根植于民间，是实用与审美、物质与精神的完美统一。但该文更进一步地指出，民间美术的艺术形态的内涵与本质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关爱与重视，许多教育研究者也在不断地探索研究这个领域。为了能更广泛、更深远地弘扬优秀民族文化，该文就民间美术的艺术特点，着重分析了课程设置意义、教学方法等问题，力求探索出一套较为合理的、适合艺术专业学生的民间美术课程的思路。

事实上，许多高校艺术类或人文类的教师都已经开始投入这一教学实践中，就如何运用民间艺术资源（尤其是尚保持完整的边远地区少数民族民间艺术资源）来整合艺术类课程或人文类课程，掀起一股强劲的课程教学与教材改革创新之风。最为典型的成功范例是原任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的王杰先生从1997年起，牵头申报了广西壮族自治区优秀教学改革项目“文艺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的跨学科交融”，接着又组织文艺学、民俗学、民族学、少数民族文学等学科硕士点，联合向自治区教育厅申请“审美人类学系列研究”，获得立项后，他们便深入地对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以及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边远地区）的民间文化艺术资源进行审美人类学田野调查，基于广西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资源来搞科研与教学，以审美人类学理论与实践为一条红线，把中文系相关的人文学科的研究贯穿成为相互关联的学术整体。在他的带动下，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审美人类学课题组积极探讨审美人类学学科建设的方案以及审美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方法、意义及其学理依据等等，自觉形成一门具有影响力的特色人文课程———审美人类学，该课程教学成果荣获2005年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排名第一）；很快，由王杰先生主编的《审美人类学概论》作为“十一五”国家级教材开始了立项建设。

2．研究内容及其方法

基于广西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资源来开展高校民间艺术鉴赏课程教材建设研究，是一项具有时代性迫切要求的教学改革任务。然而，面对广西11个少数民族许多不同族群或支系，分门别类地去挖掘、收集、整理其中的民间艺术资源，并形成一部当代广西少数民族民间艺术鉴赏课程教材，实际上是一个十分庞大而繁难的教学改革“工程”。因此，在立项建设研究方面，必须选择这样的思路：从壮族开始，逐个对这11个少数民族民间艺术资源进行研究，并逐个形成相关的当代广西少数民族民间艺术鉴赏课程教材。以壮族为例，具体研究内容为：整合并利用当代广西壮族民间艺术资源———侧重于壮族神话、山歌、舞蹈、戏曲（壮剧）、乐器、服饰、工艺美术等以及相关的研究成果，运用网络及多媒体等现代教育技术，开展当代广西壮族民间艺术鉴赏课程教材建设的研究。在具体的建设研究过程中，我们将采取以下的研究方法：

摘要：针对当前全球重大公共安全事件、自然灾害多发的态势，通过高校应急管理方案的制订进行研究，加大对应急管理方案的设计建设力度。进一步提高高校图书馆在遭遇安全突发事件时的应对能力。在对当前的日本高校图书馆的危机管理研究进行了分析，通过总结后，提出四项关键的应急管理方案子预案，以促进高校图书馆未来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高校图书馆；应急管理；方案；应急服务

一、引言

高校图书馆是高等学校收集、整理、保管、传播和利用文献资料的场所，也是为高校的教学、科研等活动提供知识和信息的重要机构。在当前的数字信息时代，能否为读者提供良好的“文献信息服务”已经成为了衡量一所高校图书馆服务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而决定高校图书馆服务水准的一个重要因素则取决于该馆是否拥有一套成熟的管理方案。本文将对高校图书馆应急管理方案设计及所涉及的关键内容进行分析和研究。

二、当前高校图书馆应急管理方案研究现状

需要指出的是，完善的高校图书馆管理方案既包括图书馆的日常管理方案，也包括在灾害、紧急状态、公共安全突发事件等特殊情况下的应急管理方案。特别是在经历了病毒疫情的图书馆界，对于建立怎样的高校图书馆应急管理方案应当予以足够的重视，并加大研究力度。制定符合高校图书馆自身特点的应急管理方案，当图书馆在遭遇公共安全突发事件及各类紧急事件时，能立即实施应急管理方案，是非常时期高校图书馆能够为公众及读者提供图书馆应急服务的重要前提，此举也进一步凸显高校图书馆通过对知识信息的服务和对文化的引领，帮助读者有效应对灾害，促进社会和谐与进行的社会职能。针对高校图书馆应急管理方案的研究现状，笔者于近日通过中国知网（CNKI）的期刊库进行了有关主题的文献检索。具体步骤为：先将“文献分类目录”做“清除”操作，接着选择其“信息科学”一级栏目，接着在“信息科学”一级栏目下勾选二级栏目“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随后在其检索引擎的“主题”栏中输入“应急管理”，“并”包含“高校图书馆”，并把年限设置为“1949年”至“2020年”，执行检索后共获得符合条件的相关文献9篇，在结果页面上方的“分组浏览”中选择“应急管理预案”主题词，检索获得符合条件的相关文献2篇，此2篇论文分别发表于2012年和2017年；接着在不改变文献分类目录的前提下，将“应急管理”更改为“应急服务”为主题“并”包含“高校图书馆”，年限仍为“1949年”至“2020年”，执行检索后共获得符合条件的论文文献10篇，其“分组浏览”主题词显示近8种分主题，仅“应急服务平台”为分主题的论文就有4篇，10篇论文文献的发表年度为：2010年1篇，2011年1篇，2012年1篇，2020年7篇。通过两次检索的结果可以得出结论，自病毒疫情发生之后，图书馆理论界对于“非常规状态下高校图书馆应急服务”的研究十分重视，所检索获得的10篇相关理论文献在2020年便发表了7篇；但以“高校图书馆应急管理方案”为主题的研究论文仅2篇，2020年年初至今未发一篇。

三、日本高校图书馆应急管理方案的设计与实践

摘要：

中国古代灾害文学的整理与研究却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目前主要的研究成果是论文。本文在前人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继续搜集文献，以求获得更充分的认识。

关键词：

灾害；古代文学；研究综述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灾害的影响波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文学中表现自然灾害的作品更是不计其数。中国古代灾害文学的整理与研究却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目前主要的研究成果是论文。唐元、张静《古代灾害文学研究现状综述》（《山花》2015.5）梳理了部分相关成果，本文继续搜集文献，以求获得更充分的认识。有的论文属于概述与理论指导的研究。全方位地概括灾害与社会的关系的有邹逸麟《“灾害与社会”研究刍议》（《复旦学报》2000.6）一文，文章指出灾难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研究我国历史时期灾害的时空变化，灾害对人口、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是认识中国国情的重要方面。黄敏《“灾害与文学”研究范式刍议》（《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6.1）认为“灾害与文学”聚焦于自然灾害，也关注天灾与人祸的关系，是强调文学反映功能的文学研究范式，但是我们不仅要关注作品的政治、社会层面及生命、伦理层面，也要关注作品的哲学、美学层面；关注对灾害的本体性书写，强调在灾害面前人类应该具有的现代思想，即哲学层面的思考。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研究古代灾害文学，近年来比较显著。如陈侃理《儒学、数术与政治——中国古代灾异政治文化研究》（北京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结合经学与政治，宏观探讨灾异观念，文章指出，灾异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对中国古代政治实践影响很深，远不止在思想层面；同时还指出，灾异说对权力的干预和约束缺少强制性，反而常常被权力所驱使。李军《灾害危机与唐代政治》（首都师范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从灾害与政治的角度，讨论国家机构在面临灾害危机时的具体应对政策，包括上至皇帝下至地方官员的对策，同时讨论了灾害与民族战争、藩镇政策与灾民动乱问题；“灾异天谴说”在灾异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中始终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也指出，灾异说对政治的修正效果是十分有限的。史学界研究成果细致入微，而文学研究以史学为依据、以文学作品为基础，但史学研究成果作为文学研究的参考，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对灾害文学进行人类学或者母题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方向。郭子辉《灾害神话：苦难现实的浪漫外衣——灾害文学源头探寻》（《长城》2012.2）认为灾害神话作为灾害文学的源头，对于先秦以来我国灾害文学创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但提供了文学素材，还提供了一种写作模式，一直贯穿到当代的灾害文学创作之中。李伟《先秦灾害神话之文学探析》（《防灾科技学院学报》2015.1），认为先秦灾害神话记录了自然灾害，表现了远古先民的原始宗教信仰，同时灾害神话对后世文学题材、结构等方面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更使其成为灾害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对灾害书写进行文学研究的成果有如下角度：以时代为单位进行研究。李瑞丰《先秦两汉灾异文学研究》（河北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试图建立“灾害文学”主题研究，并梳理灾异文学主题研究的理论基础与研究范围；关于灾异文学的现实意义，文章指出四点：一、作为赈灾手段之一的巫术禳灾，二、农业社会中作为社会评判的工具和道德评判的尺度，三、作为记实性史料及对灾异与自然和社会关系的反思，四、作为历史记忆的体验与民族凝聚力的激发。李文娟《东汉灾害文学研究》（安徽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文章指出东汉灾害文学的表现形式以及内涵不断地得到丰富拓展，灾害文学对灾害的记录已经超出了单纯的文字记载的范畴。杜玉俭、李莉《唐代文学中灾异观念的表现》（《广州大学学报》2006.6）指出灾异观念是天人感应学说的重要内容，灾异观念在唐代甚为流行，其表现形式与汉朝略有不同。以时代来限定研究范围，从文学史的角度来分析各个阶段的灾害与文学的关系，重点关注灾异观念、道德感召，有的文章从诗文创作者角度来分析灾难对创作动机的影响，具有开拓性。

以作家或具体作品为单位进行研究。杨古月《<左传>中灾异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指出上层社会的知识分子和下层社会的普通百姓对待灾异态度往往是截然相反的，而知识分子在谈灾异的时候，往往要把灾异和人民、君主乃至整个国家的兴亡结合起来，灾异对于上层社会的影响远远比对普通百姓的影响来得深刻。刘艺《杜甫天灾诗探微》（《杜甫研究学刊》2013.1）和吴夏平《白居易的灾害诗》（《古典文学知识》2013.3）同样如此。其中杨古月和薛雨的文章值得关注，探讨了灾异观念的变化和灾异对社会不同人群的影响，其余论文则停留在诗史互证的层面。研究灾害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方面。高璐《嘉靖大地震的发生与明代文学》（《社会科学家》2013.9）指出，此次地震的发生产生的震后文学作品，使得相关的受灾场景得到了生动而周详的描述；就祭悼作品而言，个人所写的悼念诗文更具有真情实感，文学性更强；地方在震后数年内涌现了大量的重修题记，亦有可备观览之作。从文学艺术性角度探讨的，目前只有侯英、唐元《康熙十八年地震诸家诗研究》（《短篇小说》2013.14）一篇，文章从康熙十八年京畿地震诗歌入手，讨论了地震诗歌所应具备的艺术因素。此类文章从更大的角度来研究灾难对文学的影响，涉及灾害对作家本人生活的影响、创作心理的影响，更注重灾害与作家、作品的互动关系。从灾害类型来展开研究的，侯英《由汶川抗震诗歌大潮看中国古代地震诗歌》（《防灾科技学院学报》2010.1）归纳出古代地震诗歌在内容上的某些共同特点。此外还有杨莹樱《中国古代小说瘟疫描写与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等文章。此类文章代表性不强，灾难与文学的互动关系与灾害的具体类型关系不大，而与灾难的造成的影响程度联系更为密切。

1．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引入和传播   我国对生态女性主义的接受最早是从对生态女性主义作品的译介开始的。《寂静的春天》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与生态女性主义有关的译著，该书被视为是生态女性主义的奠基之作。书中描写了滥用农药、杀虫剂给生物及人类带来的严重危害，从环境污染的角度唤起人们对忽略的环境问题的关注。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也在一份报告中支持了卡森的见解。该书出版后，在美国和全世界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拉开了美国现代环境保护运动的序幕。尽管该书并不是真正以生态女性主义的身份在中国登台亮相的，但它在客观上为国内生态女性主义研究奠定了基础。之后，国内虽然陆续译介了《自然女性》、《自然之死》、《真实之复兴》、《女性主义与对自然的主宰》等一些与生态女性主义相关的著作，但总体而言，我国在对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相关论著的译介方面成果较少。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学界开始集中关注生态女性主义文化思潮，拉开了生态女性主义研究的序幕。1996年，《国外社会科学》刊登了关春玲写的《西方生态女权主义研究综述》，这是国内最早的一篇关于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研究的综述性文章。该文简要介绍了生态女性主义研究出现的新特点，论述了生态女性主义的主要流派及其观点(关春玲1996:25-30)。之后，国内许多专家学者纷纷撰文探讨妇女和环境的关系，从多个角度对生态女性主义进行介绍与研究。以中国学术期刊网数据库为数据来源，对近十五年来国内重要期刊发表的有关生态女性主义的论文进行整理分析后，笔者发现我国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研究是从哲学、伦理学、宗教等方面开始的，前期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这些领域。1996年，曹南燕和刘兵二人合作发表了《生态女性主义及其意义》，论述了女性与生态运动相结合的原因，较为详细地评述了生态女性主义对传统哲学的批判，以及生态女性主义提出的新的价值观和伦理学，并对生态女性主义的意义做出分析和总结(曹南燕、刘兵1996:54-60)。之后，陈喜荣(2002:525)在《生态女性主义述评》中，把生态女性主义归为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分支，指出生态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在反对传统哲学中的二元论方面具有共性，又有区别。该文还详细陈述了生态女性主义本体论的建设性贡献，指出“非二元论是生态女性主义认识论根据”。台湾的李慧利(2004:93)在《儒学与生态女性主义》中指出，儒学“天人一体”的概念“并不制止人类对自然的干预行为”，“承认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等于支持了某一种环境伦理。”二元论究竟是不是对妇女和自然双重压迫的根源?这个问题仍将继续探讨下去。李建珊和赵媛媛(2008:1-6)在《生态女性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一文中提出，生态女性主义可以借鉴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机整体观、“天人合一”的思想和仁爱观念，这有助于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深化和发展。   2000年，肖巍在《妇女研究论丛》上发表了《生态女性主义及其伦理文化》一文，这是典型的从伦理学角度研究生态女性主义的论文(肖巍2000:37-41)。2007年，香港树仁大学王建元发表了《生态伦理与中国神话》一文，该文尝试从中国古代神话(特别是有关女神的)中发掘生态女性主义的论点，以期提炼出中国古典文化中的生态伦理(王建元2007:35-43)。   此外，四川大学陈霞(2000:37-40)的《道教贵柔守雌女性观与生态女权思想》一文是国内第一篇将生态女性主义与宗教研究结合起来的学术论文，该文以生态女性主义思想为参照，探讨了中国道教独特的女性观念及其对妇女、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意义。作者指出，柔弱不是一种结果，而是一种策略，这是雌性反应的方式。如果我们尊重理解这种方式，在对待自然和社会时，不要盲目进取、以强力征服自然，也不要用暴力不公压制女性，反而能保全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和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和谐，从而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2010年，李瑞虹的《绿色神学:女性主义神学家鲁塞尔的生态思想探究》对美国女神学家鲁赛尔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评述(李瑞虹2010:93-100)。   近些年来，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概念已经正式进入文学研究领域。中国期刊网上的数据表明，从文学视角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研究呈现多维度的局面，涉及批评理论研究、文本研究以及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研究等。2002年韦清琦在《外国文学》上发表的《方兴未艾的绿色文学研究———生态批评》一文中提出，生态女性主义“是生态批评发展到第三阶段的产物，研究的前景相当乐观”(韦清琦2002:35-36)。同年，陈晓兰(2002:42-48)在《文艺理论与批评》上发表的《为人类“他者”的自然———当代西方生态批评》一文中把生态女性主义看作“生态批评”的一个重要类型，是最激进的非马克思主义批评，同时也是最具潜力的批评。从2004年开始，一批运用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对作品加以阐析的论文涌现出来，例如左金梅的论文《〈千亩农庄〉的生态女权主义思想》，戴桂玉的论文《从〈丧钟为谁而鸣〉管窥海明威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王文惠的论文《从生态女权主义视角对〈简•爱〉的重新读解》，张燕的论文《寻归自然，呼唤和谐人性———艾丽斯•沃克小说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刍议》，吴琳的论文《解读“海洋三部曲”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单乳女性家族回忆录———〈避风港〉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解读》等。笔者近些年来一直从事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作品和批评理论的研究，力图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实践研究相结合。2008年，笔者完成了以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美国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研究》，论文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化思潮和批判理论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着重探讨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对生态女性主义代表作家的作品进行阐析和解读，试图为国内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资源，为国内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研究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学研究领域，国内一些学者开始尝试运用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阐析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展现生态女性主义对中国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借鉴作用。例如2006年，韦清琦在《江苏大学学报》上发表的《中国视角下的生态女性主义》一文中强调，生态女性主义和生态批评类似，在参与经典的重构中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在文章中，他采用生态女性主义视角阐析了中国当代作家的文学作品，文章中涉及的不仅有女性作家的作品，还有男性作家的作品，通过对比分析，文章指出了男性作家与女性作家的生态女性主义写作的差异。通过具体的文本批评实践，他向我们展现了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对中国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借鉴作用。他认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有着良好的前景(韦清琦2006:19-23)。之后，他采用生态女性主义视角解读了贾平凹的短篇小说，尝试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提供一种绿色女性主义的解读范式(韦清琦2009:28-30)。王明丽(2010:107-112)把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新的叙事方式，用以解读晚清女性小说，发掘作品的深刻内涵和重要价值。#p#分页标题#e#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国内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研究视角日趋多元化，除了上述几种视角之外，还有语言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学术思想发展等视角，由于从这些角度进行研究的成果所占比例极小，笔者在此就不再一一评述。此外，自2003年以来，出现了以生态女性主义为研究对象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而且数量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由此可以看出，生态女性主义已引起国内学者越来越密切的关注，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的研究呈现出日趋繁荣的局面。但是，生态女性主义是一种生成中的前沿性的理论思潮，其理论思想还远未成熟，在理论建构方面还很薄弱，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的学者，都还是刚刚起步。   2．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的接受和发展探因   生态女性主义进入中国不过十来年的时间，已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从理论传播和接受的特点来看，这主要与两个方面的因素有关:一是受“本土”实践需要的制约，二是受历史文化的制约。从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历史语境来看，它一方面是受到西方生态女性主义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当代现实语境压力所致，是改变当下人们生存状态这一现实需要的呼唤。当代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矛盾，具体表现为一方面现代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提高了女性自身的素质，而另一方面，这种现代化进程又加剧了贫富分化，大多数人尤其是贫困妇女的生存状况日益恶化。与此同时，环境问题也成为中国在新世纪里面临的最大挑战。虽然环境保护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建国五十多年来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一些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生态环境破坏的范围在扩大，程度在加剧，危害在加重，这不但影响国家生态环境安全，也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除了现实需要之外，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还有赖于中国本土的思想文化资源。从中国自身的思想资源来看，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资源，它是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哲学基础和理论支撑。道家阴阳和谐的关联性思维，化二元性为二级性，避免了本体上的二元对立;道生万物的哲学观体现了人与世界的连续性。著名汉学家安乐哲指出，在道家哲学中，关联性思维模式占据着主导地位。“阴”和“阳”作为关联关系的核心概念，并不是定义现象某个本质特征的普遍原则，而是表述具体差异之间的创造性张力的解释性概念范畴(安乐哲2002:257-259)。阴和阳不是构成事物的本质属性，而是在具体情境中相对而成的。“阴”和“阳”二者之间不是逻辑或因果的关系，而是一种美学秩序。它揭示了一种由不可取代的个别项所形成的特定同一性。“具体事物的这种执着的特殊性和这种特定统一性的和谐具有紧张的关系。”(安乐哲2002:80)也就是说，理解具体事物时，应承认其差异性和多样性，尊重整体性，把每一个具体事物都作为一个独立整体看待。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认为，西方父权制的二元论思维模式导致了对女性和自然的双重统治，因此，它提出“彻底的非二元论”的主张，提倡多样性，尊重差异性，强调整体性，相信事物之间的相互关联性，而道家的这种非二元模式的整体性的思维正是生态女性主义所追求的。   汉学家本杰明•史华兹曾指出，老子“将女性作为无为和自然原则的象征而加以赞颂”(史华兹2004:209)。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强大处下，柔弱处上。”“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守柔曰强”(陈鼓应1984:89，342，237，265)。这里，老子明显表现出对与女性相关的品质“柔”的偏爱和推崇，强调女性的特性和价值，赞扬女性的智慧和品德的伟大作用。可以说，中国传统哲学与生态女性主义在主要观点上的契合是西方的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前提。   中国现实的妇女和环境问题证明了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贵柔守雌”，“和而不同”的哲学思想是西方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契合点，我们可以此为基础，合理整合内外资源，构建和谐正义的世界。   3．生态女性主义对中国学界的影响   生态女性主义自引入中国以来，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对环境哲学、女性主义批评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颇为引人注目。生态女性主义以独特新颖的视角拓宽了生态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的视野。它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分析环境问题，研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理解生态环境问题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压迫，揭示破坏自然、压迫女性以及其他各种压迫都源于同一种力量:父权制文化。在以父权制文化为基础的权力秩序中，女性、自然都受到男权意志的统治和剥削。在生态学家看来，造成目前生态危机的原因是以人类为宇宙中心的世界观，但是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以男性为中心的世界观才是造成这一危机的真正根源，所以，她们不仅反对人类中心主义，而且还反对男性中心主义。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对作为压迫妇女和自然的共同根源的父权制文化的揭示和批评，使我们能够避免把当代环境问题的根源简单归结为抽象的人类中心主义。   生态女性主义极大地丰富了女性主义和生态学理论，拓展了女性主义批评的内涵，为生态批评注入了新的内容，推动了生态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生态女性主义用生态学的观点补充完善女性主义，意识到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与人类对自然的压迫相互联系，理解这种联系对女性主义和生态保护意义重大。它促使女性主义把对性别压迫的挑战拓展并延伸至包括反抗压迫非人类自然在内的其他各种压迫形式。生态女性主义不仅反对人类对自然的破坏，而且反对男性对女性的压迫，白人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异性恋对同性恋的歧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等任何形式的压迫。它力图消灭建立在父权制基础上的二元论和统治逻辑，提倡尊重差异，主张和谐、正义的原则，呼吁恢复女性长期以来被压抑、扭曲的天性，重建和弘扬女性美德，诸如平等意识、宽容精神、对他人的关爱等。#p#分页标题#e#   生态女性主义既关注生态与性别的关联，又注重考察造成这些问题的深刻的历史根源，将其置于具体的权利关系和物质层面加以考究，并提出以本土知识体系为基础重建生态文明，这对于我们在这个方面的研究具有积极的启示作用。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有助于我们避免孤立、片面地看待妇女问题，把性别与环境、性别与发展等有机地结合起来，用历史的、语境的方法对其加以研究，立足于我国的国情，整体地解决这些问题。“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理论虽然不能直接解答我们中国妇女面对的问题，但是它开拓了我们的思路，使我们得以从不同的角度分析问题，甚至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王政、杜芳琴1998:2)   此外，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领域的运用，为文学批评引入了一个新的视角。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从“自然”和“女性”双重视角解读文本，重新审视女性与自然的关系，男性和女性的关系，揭露男性对女性和自然的剥削和掠夺，批判一切压迫形式和观念，使文学作品中一贯被作为背景和陪衬的、被读者忽略的自然和女性突显出来，从“缺席”转为在场，从无声变为有声，唤醒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和男女平等意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生态女性主义有助于人们改造内心世界，达到塑造人、教育人的目的，为树立正确的女性观和自然观提供精神资源，为缓解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危机、实现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可持续性发展提供舆论导向作用，最终使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男性和女性和谐相处，协调发展。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将“女性美德”和“生态原则”作为衡量文学作品价值的新标准，使文学作品中隐藏的或者被人忽略的意义被重新发掘出来，并被赋予新的意义。它积极推崇关爱自然与女性的创作，从而将一些新的文本纳入批评的视野。凡体现出整体的、相互关联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洋溢着关爱、同情、抚育温情的文学作品都受到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的推崇。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在经典文本的重构、对男性作家自然写作进行生态女性主义视角的评定以及重写文学史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   生态女性主义确立了新的伦理价值观，改变了传统的审美价值观念、文学研究的思维模式和文学批评范式，为文学批评家们提供了新的文学批评尺度，为当代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模式，为文学理论的发展和进步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使得文学理论的建构更具方向性，同时更具时代色彩。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近些年来，中国的生态女性主义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总体而言，中国的生态女性主义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在广度和深度上进一步拓展，拓宽研究视野，加强生态女性主义话语的多层次研究，发掘出有中国特色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资源。此外，国内的生态女性主义研究还需要加强跨文明比较研究，加强中西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交流，充分利用中国丰富的传统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资源，为我国生态女性主义视角的文艺理论研究提供资源。   由于生态女性主义尚处于发展之中，理论还不完善，另一方面也由于国内一些学者对生态女性主义还了解得不多，而且在多数情况下，它是作为一种生态哲学或者环境伦理学被学术界引进和介绍的，研究者侧重于关注它对中国环境保护和科技哲学建设的意义，而对于生态女性主义思潮之于文学研究的意义则重视不够，所以，一些批评家指责生态女性主义过于偏激。笔者以为，生态女性主义在提升被压迫者的地位、宣扬被压迫者的价值、批判父权制给妇女和自然造成的后果方面，确实有些激进，但是非此不足以引起世人的关注，可以说正是这些偏激的特点才使生态女性主义日益成为人们重视的批评理论，这种“策略性的偏激”或许会有益于社会进步。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弘扬女性美德和生态原则，主张以此来抗拒、消除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的危机，对其中比较激进的观点，我们应该仔细辨析，区分出有价值的部分和主观、片面的观点。此外，生态女性主义对现实的反思与批评卓有成效，在解构和颠覆父权制意识的过程中，扮演了理论先锋的角色，但从理论建设方面来看，生态女性主义研究还亟待加强，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

1应用型本科高校《公共关系学》改革的必要性

根据应用型本科高校人才培养的要求，《公共关系学》的开设，要让学生具备形象意识、创新意识和危机意识，为提高学生的个人素质和就业能力奠定基础。

1.1培养学生的形象意识

《公共关系学》重在培养学生的形象意识，提升自己的形象气质使之符合公司要求的形象，同时公共关系讲究做得实在并说得精彩，在实际工作中并不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就能获得应有的评价，从自己做好到被他人认可要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大学生要懂得既会做事又会做人，不仅要在工作、学习上下功夫，还要在如何让自己被他人认可和理解上用心思，从而提升大学生的择业机会和就业能力。

1.2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创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也是高校素质教育的根本任务和要求。一些新颖脱俗的公关活动策划的核心就是创造性思维，这些创新思维方式打破封闭保守的思维模式，给学生带来极大的冲击,从而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使之成为创新的有心人。

1.3培养学生的危机意识

当今，世界各国在学术诚信建设上都给予充分重视，从出版制度、行业规范、行为准则、道德自律、责任体系建设等方面进行诚信危机防范。美国政府成立了学术诚信办公室网站，对学术不端行为、机构和学术期刊给予曝光，并限制这些主体接受联邦政府基金资助，情况严重的，可被起诉并判刑;美国新闻出版自由委员会高度重视媒体的自律，呼吁建设期刊自律系统，建立起完善的自律组织、规约和惩戒程序，并发展职业道德。欧洲科学基金会(EuropeanScienceFoundation，ESF)和全欧科学院(AllEuropeanAcademies，ALLEA)经过讨论研究，通过了《欧洲科研诚信行为准则》，制定了一系列编辑、出版机构伦理原则和行为规则。法国学者贝特朗认为，为了使媒体更好地服务于不同阶层的人，有必要建立起媒体职业道德规范。我国也极为重视学术诚信建设，同志在《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反对违背学术道德、违反法律的假学术行为，要注重诚信，树立良好的学术道德，遵守学术规范。中国知网研发了学术不端检测系统，实现对科技期刊，为防范学术不端行为提供了技术支撑;国务院、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制定了一系列规范出版行为的法律法规，对诚信建设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一些文献研究重视科技期刊对学术诚信的保障作用，但忽视了科技期刊自身的诚信建设。文献提出了困扰科技期刊诚信的3个原因:官本主义、市场异化以及监督缺位;文献提出了科技期刊诚信建设原则，如利益冲突声明、公开责任编辑姓名;文献探讨了编辑、作者、外审专家、读者之间的诚信机制。这些研究成果对科技期刊诚信建设具有一定指导意义，但研究不够全面和深入。科技期刊诚信危机是由一系列原因引起，不能仅靠制度建设或伦理建设，还要深入分析转型过程中科技期刊诚信危机的具体表现及其主要原因，二者有机结合，才能有效治理科技期刊诚信危机。德国哲学家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指出，“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这两样东西值得我们景仰与敬畏。在科技期刊诚信建设中，“头上的星空”指的是客观的出版环境，包括由出版法律法规、评刊体系、出版技术环境等各种要素组成的客观出版环境;而“心中的道德法则”是出版人员职业道德修养。客观的“头上的星空”和主观的“心中的道德法则”是科技期刊诚信建设的两个方面。科技期刊作为科学知识传播的守门人，肩负着促进我国科研成果传播的使命，必须建立和完善出版制度，包括出版诚信立法和完善学术评价体系等;同时，推动科技期刊业界的行业伦理规约建设，以及出版人员职业道德规范建设等。

1转型过程中科技期刊的诚信危机

1．1科技期刊诚信危机的严重后果

“诚信”一词中，诚为诚实，不弄虚作假;信为践诺，即践行所作承诺或根据相关规定履行义务。诚信就是诚实地践行承诺或履行相关义务。科技期刊诚信出版是指科技期刊出版人员严格遵守出版法律法规，恪守职业道德，公平公正处理出版过程中的每一道程序，最终满足读者对科技期刊的合理预期。科技期刊诚信危机是指科技期刊出版人员在出版过程中存在违反法律法规或职业道德的行为，导致读者降低对期刊的最终期望满足度，当期望满足度降低到一定程度，人们不再相信期刊办刊人在出版过程中能持公平公正的态度，对期刊质量和期刊品牌产生怀疑，诚信危机就产生了。科技期刊诚信危机将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1)助长学术不端之风。科技期刊出版人员本应是学术诚信的把关者，并应在端正学术风气、促进学术发展、防范学术不端行为方面起桥头堡作用，但却在工作中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出版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成为学术不端行为的始作俑者。一些科技期刊甚至成为追求不当利益的交易工具。(2)学术评价体系无法客观反映科技期刊水平。学术不端行为造成了统计期刊的来源数据不准确，使得核心期刊遴选难以得到公平、公正、科学的客观评价结果。(3)我国科技期刊影响力和公信力严重受损，使得国内大量优秀科技论文投向国外名刊。稿源外流现象不利于我国科技期刊质量的提高，进而影响了我国的文化自信。总之，科技期刊诚信危机不利于传播科学研究使命，不利于在世界学术话语权的竞争中掌握学术评价的主动权和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更不利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

1．2科技期刊诚信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

诚信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办刊过程中存在诚信问题。在市场化经营理念左右下，一些科技期刊在出版定位和导向上向经济效益看齐而忽略社会效益，存在一系列违反出版管理条例和道德伦理的出版行为。例如，有的出版单位以各种变相行为收取管理费、刊号费、版号费或以其他名义收取费用等，这属于法律法规明文禁止的买卖刊号、版号违法行为;有的出版单位没有严格实施三审制，将组稿、审稿、编辑加工等重要出版环节外包给第三方，从中收取一定比例的“外包费”;有的出版单位利用评刊指标的缺陷，制造互引，人为抬高影响因子，达到“入核”目的;有的出版单位通过行政干预，打开审稿制度缺口，导致低质量关系稿、人情稿的发表等。诸如此类的诚信问题日益突出，导致科技期刊的信任危机日益严重。诚信危机的产生还有其深层次的原因。(1)转型过程的复杂性。当前，我国科技期刊正处于多方面的出版转型过程中，例如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出版转型，由单一的纸媒出版向全媒体出版转变，以及从非法人出版单位向出版企业转变等。转型过程中涉及到一系列机制改革，以增加科技期刊出版的活力和竞争力，使科技期刊成为市场主体，自负盈亏。但转型是在摸索中进行，其复杂性决定了在此过程中遇到一些挫折在所难免。(2)法制建设相对滞后。法律法规是科技期刊诚信出版的保障，但由于一些出版法律法规建设滞后于科技期刊的改革和发展，导致出版定位和导向偏离了已有规定;或法律法规缺乏震慑力，违法成本低廉，使得违反出版相关法律法规成为常态;或现有的法律法规缺乏监督机制，导致违法行为没有被有效追究。(3)我国科技期刊出版伦理建设没有得到重视，尚未建立起有影响力的科技期刊出版伦理规约等。(4)现有的科技期刊评价体系存在缺陷，对影响因子的过度依赖导致科技期刊过度关注期刊影响因子，进而人为操纵被引频次来提高影响因子。

2科技期刊诚信制度规范

“十一五”期间，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发展变化较大，随着高等美术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研究生教育日益普及，高等院校逐步向研究性大学转换，高校教师的研究性成果成倍增长，研究机构纷纷成立，课题申报数飞速上涨，立项数不断上升①，但高品质的学术成果却并不多见，反而在总量扩大的情况下，质的相对比率反而下降。这种情况在“十五”期间已经出现，国家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如控制博士生的招生规模，对学术期刊进行学术评估，对核心期刊进行动态评估，加强对课题项目后期资助的审核及资助力度，出台各种对优秀著作及科研成果的奖励措施，各家出版社对优秀科研成果也在每年的出版计划中留有一定的比例，但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不良的学术风气依然存在，量与质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   全国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学科研究的整体态势是个体性的研究增加而集体性的研究减少，专门领域内的研究向纵深发展，个案研究比较多，边缘性研究比较多，地域性美术研究亦逐渐增多，一些新兴学科的概论性著作也逐渐增加。整体上说明了学科研究领域的面在不断扩大，基础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这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国家项目的推动及省(市)、部门各级项目的立项与资助力度不断增强，大多数有研究前景的个人与集体项目都能获得各种不同的支持;二是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成倍增加，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但在总体上还是推动了学科研究的发展，因为其中的开题、评审、答辩等种种环节，在掌控论文的学术质量上还是发挥了作用，还有一些学生在认真地钻研学问。   与美术史论的传统学术研究相比，创作实践方面的研究更为活跃。美术市场空前繁荣，展览不断，当代艺术的浪潮一浪又一浪，画册、期刊及各种出版物让人目不暇接，对现状的研究也随之展开，美术批评理论也随着批评实践活动而有所发展，推动了各种创作理念;尤其是设计艺术理论研究，虽然还处于初创时期，亦初具规模，这与设计艺术教育的普及有关，与学科的基本教育规模与实践性有关，其研究成果大多还体现在教材与基础理论问题上。   现依据“十一五”期间美术与设计艺术学科研究的主要情况与基本特点，分述如下。   一、基础理论研究   “十一五”期间的美术基础理论比较薄弱。与“十五”期间相比，在研究范围上无突破，在数量上基本持平，基本上一年出版一本，还是以高等院校教材或辅助教材为主，如“美术概论”一类，有邓福星的《美术概论》(2009年版)、赵一丹的《美术概论》(2008年版)、陈美渝的《美术概论》(2007年版)及高国良的《影视美术概论》(2008年版)、肖清风的《设计艺术概论》(2007年版)、朱?主编的《设计艺术概论》(2006年版)，其特点是强调了个体性的研究，突出一家之言，走出了集体编著的大一统模式，展开了多元论述。在门类美术的基本理论研究方面，近十年来还是局限在影视美术，未见其他门类美术的著述。   在博士论文方面，则有些专题性的理论研究，如王云亮的《话语的转型:以宗白华的中国画理论为解析案例》(2008年版)，就在探讨20世纪中国美术理论话语的现代问题。   在“十一五”国家课题立项中，基础理论方面的选题比例也小，占美术类课题总量约17%，其中包括对西方艺术理论的研究，设计艺术理论、批评理论及各项专题理论研究，未见原理论研究，而且有些选题重复立项。   与美术基本理论研究现状相比，设计艺术理论的研究成果略为突出，且作者队伍也趋向年轻化，其成果形式还是以教材为主。如余强主编了一套设计艺术基础理论丛书(2006年版)，以及邵宏编著的《设计学概论》(2009年修订版)、胡守海的《设计概论》(2006年版)、张焘的《室内设计原理》(2007年版)、焦健等主编的《空间设计原理》(2007年版)、清华大学课题组编的《设计艺术的环境生态学》(2007年版，“十五”规划题)、何灿群主编的《人体工学与艺术设计》(2007年版)、陆小彪等的《设计思维》(2006年版)等等。专题性研究则有桂宇辉的博士论文《包豪斯与中国设计艺术的关系研究》(2009年版)，以及熊?的博士学位论文《器以藏礼:中国设计制度研究》(2007年)。   二、美术史研究   “十一五”期间的美术史研究依然是重头戏，成果数量不少，但值得称道的却不多。其间以教材为多，特别是中外美术通史写作，虽然看似以个人撰著为主，体现研究主体的学术立场及其观点，实际上还是取通用的体例及通常的史学观，无甚建树。五年间，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美术史出版有13本，外国(西方)美术史出版也有13本，基本上都属于简编。②   其中，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工艺美术史就出版6部，有5部是个人专著。应该说，这与“十一五”期间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大力展开有关，与设计艺术学科的兴起与普及有关，与文化研究及新美术史学观的兴起也有关系。外国美术史写作中比较值得关注的是陈平的《西方美术史学史》(2008年版)，特别是他又主编了一套“美术史里程碑”丛书，包括《罗马艺术》、《作为精神史的美术史》及《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   美术史的研究方法是这一时期倍受关注的问题。   图像学、艺术形态学、艺术社会学及艺术心理学等研究方法，甚至包括政治学、经济学、意识形态研究、比较研究等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也不断地渗入中国美术史学界，挑战传统的历史文献学及风格样式研究。   其间，较有影响的是美籍华人学者巫鸿的著作被介绍到大陆，如《礼仪中的美术》(2005年版)与《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中的思想性》(2006年版)。2007年4月，首届高等艺术院校美术史学教育年会在中央美术学院召开，会议主要着眼于青年一代的美术史学者，而来自各艺术院校及科研机构的青年学者所提交的论文，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两天会议不时掀起讨论的热点，如华南师范大学颜勇的论文《西学语境中的传统画论:以“墨分五色”的二三种现代诠释为例》，又如中央民族大学吴雪杉的论文《清初“四僧”与历史书写———民国时期美术史的一个考察》，还有中央美术学院张鹏有关寺观庙堂绘画、雕塑的研究，都具有各自不同的角度及独到之处。2008年4月第二届年会在四川美术学院召开，其研讨的主题是“美术的地缘性”，并设六个分论题，即(1)差异与融合;美术考古的视角;(2)地域性母题的图像呈现;(3)美术及其理论中的地方观念;(4)地缘性与风格流派;(5)文化地域性的价值限度;(6)地缘性理论的回顾和反思。显然，年会的学术议题已转向有关方法论的专题研究，“研究视角”比“学术立场”更受人关注。#p#分页标题#e#   2009年10月第三届美术史学教育年会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召开，主题是“边界与范式”，曹意强与潘耀昌均关注到越界问题，即在全球化视野下的“世界艺术研究”;而在“中国古代美术研究新视野”的专场讨论中，郑岩、张鹏等人所提交的论文依然注重图像分析，注意讨论具体的问题，由此及彼，由小见大。这样的研究方法正被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所接受。   中国美术史专题研究的主要成果来自于之前的一些研究项目。如属于“十五”国家重点项目之一的“中国道教美术史”(2003年立项)，其课题成果之一《论〈八十七神仙卷〉与〈朝元仙仗图〉之原位》(李淞著)获首届中国美术奖理论评论奖(2009年)，与其同时获奖的还有李超的《中国早期油画史》(2001年立项的国家年度课题)及裔萼的专著《二十世纪中国人物画史》(2001年立项的文化部青年项目)。   中国近现代美术研究在“十一五”期间依然是一热点③。已出版的专著有吕澎的《20世纪中国艺术史》(2006年版)、张晓凌主编的《中国现代美术史文献集》第一辑(2007年版)、陈瑞林的《中国现代美术史教程》(2009年版);再版的有阮荣春的《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原名为“中华民国美术史”，2005年版)、潘耀昌的《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潘公凯负责的“中国现代美术之路”的课题组(北京市教委共建项目)于2006年相继在香港、上海组织召开学术研讨会，会议邀请海内外学者就20世纪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问题展开讨论。张晓凌负责的“中国现代美术史”课题组(“十五”国家重点)也相继在北京、杭州组织召开编委会，其项目将在2010年下半年结题。郑工的《民国时期美术思潮》(2001年文化部项目，原题为“20世纪中国美术大论辩”)已于2006年结题(将在2011年出版)。而在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方面，数量更多，出版的也不少。   如顾丞峰的《现代化与中国百年美术》(2007年版)、薛娟《中国近现代设计艺术史论》(2009年版)、马琳的《周湘与上海早期美术教育》(2007年版)、华天雪的《徐悲鸿的中国画改良》(2007年版)等等。相比“十五”期间，研究范围扩大了，研究深度也加强了，其特点是以现代化理论为核心，注重社会文化的整体转型，同时也在进一步整理资料，敞开学术视野，消除偏见。   中国书法史论研究在“十一五”期异军突起。说“异军”则是因为在20世纪书法渐次游离出了中国美术圈，而在21世纪，在学科整合的过程中开始有所沟通，学科建设迅速发展，“十一五”期间推出了一批成果。如丛文俊等人合著的《中国书法史》丛书(2007年版)，欧阳中石主编的《中国书法艺术》(2007年版);专题研究成果可见之南方出版社的“书法研究博士文库”(第1辑，2009年版)，王元军的博士后出站报告《汉代书刻文化研究》(2007年版)，获第三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一等奖。   三、区域美术(含民族美术)研究   “十一五”期间区域美术研究比较活跃，正因为这一时期通史性的写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而地域性的美术研究又受到地方政府及有关文化教育单位的重视，作为地方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或有地方特色的研究项目进行扶持。区域美术研究的特点，一是文化中心区域，二是文化边缘区域。如北京的地区性美术研究就有两项成果，即邵大箴、李松主编的《20世纪北京绘画史》(2007年版)与李福顺主编的《北京美术史》(2008年版，北京市“十一五”社科规划项目)。前者聚集了国内颇有建树的美术史论家，如李树声、薛永年、水天中、单国强等人;后者主要是一批青年学者。二者体例不同，水平各异。相比“十五”期间出版的《上海美术志》(2004年版)和《20世纪上海美术年表》(2005年版)，在研究思路及具体做法上已不相同。澳门文化局近年也资助一批有关澳门美术与设计方面的研究项目，已结题并待出版的成果有胡光华的《澳门绘画史》、刘佳的《澳门设计艺术》。   由澳门基金会编辑出版一套《澳门史新编》(2008年版)，收录了莫小也的《澳门早期美术史:远古至1850年》与郑工的《澳门美术史的分期与分类》。莫小也的研究课题“澳门美术史”(2003年立项的国家年度题)也基本完稿。   相关的研究成果还有李伟卿主编的《云南民族美术史》(2006年版)、张亚莎的《西藏美术史》(2006年版)、范晓杰等人合著的《山西美术史》(2009年版)、朱琦的《香港美术史》(2007年版)、徐文琴的《台湾美术史》(2007年版)。还有一些民族美术史的研究课题在“十一五”期间陆续立项，如彭林绪的《土家族工艺美术史》(2007年度)、张景明的《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造型艺术与文化表意》(2007年度)、李青的《丝绸之路与西北民族美术史研究》(2007年度)、李宏复的《中国少数民族刺绣工艺文化研究》(2008年度)及姜钟浩的《中国朝鲜族百年美术发展历程与特性研究》(2009年度)。   区域研究的性质应属于文化研究，或者说是有关地方知识及在特定空间区域内文化关系的总体叙述，故在文化边界、共时性关系、差异性论述等问题上容易形成关注的焦点。只是目前美术学界对文化研究的方法及意义认识还不明确，故在写作时容易出现视野不清。其中最大的认识误区，就是将区域美术研究作为局部范围内的一般美术史写作，即被缩小了空间范围的通史性写作。实际上，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研究，其目的不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都不一样，要解决的问题更不相同。这一问题在2010年4月的“中国地域性美术史研究暨《北京美术史》学术研讨会”上已被提出，但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四、边缘性的文化研究   边缘性的文化研究主要指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   “十一五”期间，美术学及设计艺术学处于学科的基本建设阶段，新的边缘类型学科出现不多，其队伍基本是由民间美术、工艺美术及设计艺术等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构成，理论基础较为薄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兴起后，带动了民间美术与民间工艺美术的文化研究热潮，但真正理论上的带动却是文化人类学及民俗学。如乔晓光的《本土精神: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间美术研究文集》(2008年版)、吴志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新视野下的福建民间美术》(2008年版)、沈泓的《节庆狂欢:民间美术中的节俗文化》(2009年版)等。还有一些研究课题在“十一五”期间陆续立项，绝大部分都属于调查报告④，其立项在美术及设计艺术类中每年的比例数高低不等，如2007年有五项(其中两项为国家重点)，2008年有四项，2009年有六项(其中两项为国家重点)，分别为当年美术及设计艺术类总立项数(含文化部项目)的19%、10%、17%(不含工艺史研究)，但重点题所占比例很大，2007年为50%，而2009年则为100%。#p#分页标题#e#   ⑤随着2007年当代艺术市场的火爆，艺术市场学也为人们所关注。有些学者开始研究艺术市场的运作规律，涉及种种与艺术品交易有关的经济现象，思考其中的理论问题，并涉及当代艺术的存在意义及其评价体系，重新判定艺术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重新判定艺术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重新面对艺术的公共性，面对在新的城市天空中艺术的存在方式及交流方式。艺术社会学的内容必须置换，重新书写，其研究方式也不是传统的历史学所能胜任的。应该说，这方面的研究正处于开始阶段，研究成果多是调研报告，以及建立在宏观基础上的分析判断。中国艺术市场的不规范，许多统计数字不可靠，资料来源也很复杂，给深入而客观的研究带来很大困难。有些学位论文涉及到艺术市场机制、艺术市场语境下的当代艺术发展问题，关于中国艺术市场史的研究也已起步。   2006年，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了艺术市场分析研究中心，由赵力主持，并主编了一套《艺术财富》丛书，如《艺术财富》(一)(2006年版)、《艺术财富:全球艺术市场新格局》(2007年版)、《艺术财富:全球化与中国艺术市场》(2008年版)、《艺术财富:金融危机下的艺术市场》(2009年版);同时艺术市场分析研究中心还陆续出版了2006年至2010年的中国艺术品市场的研究报告。自2009年起，国家文化部艺术市场研究中心也连续了2008年与2009年的《中国艺术品市场年度研究报告》。2010年4月，由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雍和园管理委员会、艺术北京当代艺术博览会主办了“2010艺术经济论坛———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艺术市场与艺术收藏”，其议题有宏观经济背景与目前艺术市场、中国经济发展和艺术市场复苏、亚洲当代艺术市场是否能够走出危机以及亚洲艺术市场的前景。   五、创作理论与实践研究   美术创作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历来是美术学研究最为薄弱的环节。大多数著述都停留在基础性技法理论教材的编撰，也有结合自身的艺术创作实践总结一些经验，提出一些看法，有的也试图建构一个系统的创作理论框架，实现自己的艺术主张。   与原理论研究不同，创作理论的研究正在于实践性及可操作性，其中技术性的成分比重较大，或者说，其解决的主要就是技术理论问题。特别是在新媒介、新材料不断出现的当代社会，艺术的创新性不断为人所重视，而创作理论与实践研究却有所不足。研究比较活跃的应属设计艺术学科，如新媒体艺术、图形创意研究、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设计中运用等，论文数量较多，也有一定的见地，而那些传统的绘画与雕塑领域，创新性研究不多。但在“十一五”期间立项的一些国家课题，有望在这一方面取得发展。如2007年度的“中国画写意传统中的世界性研究”(国家重点)、“中西绘画图式与时空观念比较”(国家一般);2008年度的“书法创作理论研究”(文化部项目);2009年度的“当代中国水墨语言体系研究”(国家一般)、“中国北派山水画的自然形态与笔墨形态研究”(国家一般)、“基于工作过程的服装设计理论与方法论研究”(国家一般)、“数字传媒设计中中国元素的融入及其应用研究”(国家一般)等。   六、问题及反思   问题一: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选题规划上最突出的问题是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依然混合在一起，既不利于设计艺术学的项目规划与立项，也在挤压美术学的项目资源。在国家学科分类目录上，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都是二级学科;同样，在国家学科分类及代码表上，美术与工艺美术、书法也是并置的。   因为多项学科均囊括在“美术学”内，造成每年“美术学”类的项目申报数居高不下，从而引起项目资源配置上的问题，导致“美术学”类的申报项目被大量削减，影响了学科的健康发展。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一些新兴学科的研究出现不少学术泡沫，与规划项目扶持不当也有关系。我们往往看到社会的需求，却没有注意到项目承担者的实际学术水平与科研能力。   问题二:学术创新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独到的见解，这一点在集体编撰的项目中最容易被中和，最终使研究成果流于平庸。这并不意味着否定集体的智慧，否定研究课题的集体行为，否认学科带头人的积极意义，而在于我们如何正确处理科研立项中学科的“体系化”建设与“课题性”研究的关系。所谓“体系化”建设，即指那些学科的系统性理论建构;而“课题性”研究，则是针对某一具体项目的深入研究。从目前的学科发展情况分析，恰恰需要的不是这些“通史”或“通论”，而更需要在某一课题上深入发掘研究，得出新的研究成果，拓宽研究领域。如果没有基础性的“课题”研究先行，那么，“通史”和“通论”只能停留在编撰的水平，不断重复地拼凑组合，在所谓的“框架结构”上做文章。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不需要学科的体系化建设，学科的体系化建设不能只停留在“通史”、“通论”上，而应该形成各自不同的理论派别，从基础理论开始，形成“一家之言”，才能构成“百家争鸣”的大局，促进学术繁荣。   现阶段我们更需要独辟蹊径式的研究，从而加强某一选题的研究力度，以点带面，拓宽研究的领域。   特别在传统的中国美术史学领域，鼓励那些最适合个体性研究的选题系列，形成几项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如中国的宗教美术就是一个极有学术发展前景的研究领域，尚且不论四大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及敦煌莫高窟)美术，论敦煌学的影响及其在国际学术上的地位，就算那些零星散布在全国各地的佛、道美术作品，数量也极其庞大。中国古代美术遗品中，半数以上应与佛、道有关。这是其它国家和地区难以具备的文化遗产与学术资源。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一样，古代美术遗址及遗迹的保护与研究也迫在眉睫。过去，我们已经整理出版了大量的图录与图册，相关的文献资料也陆续加以整理，但深入细致的高品质论文却难得一见，相关的研究选题也很少。#p#分页标题#e#   另外，继续鼓励少数民族美术研究，以边缘性的文化研究排解单一性的主体叙述，建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新格局。同时，由少数民族美术及边远地区的美术研究拓展至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美术研究，提升区域美术研究的学术水平，既看到历史文化在不同区域间的交流与互动，也揭示美术在地区性政治生活与文化生活中的作用及意义。   问题三:美术基础理论研究贫弱。基础理论需要较长时间的学术准备，尤其需要由创作理论沉积一段时间后再行引发新的突破。目前，艺术创作空前活跃，艺术家的创作自由度也大，但却匮乏新的理论思考及相关艺术实验的研究报告。   我们不能说美术创作中没有学术问题。过去美术家总期待着理论家帮他们解决理论问题，而理论家往往又帮不了这个忙，因为那些理论问题都与创作实践密不可分。与其他的人文学者一样，美术创作者总为范式问题所困扰，而突破范式的束缚则被认为是天才的创造力的体现。但范式的成形及传播需要知识的帮助，一个成系统的新知识才能支撑艺术的新范式。当代艺术鼓励创新，也为新的艺术理论出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而这种理论又会支持新的艺术批评，促进艺术创作的实践，沟通艺术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审美联系。

一、文献回顾及研究思路

1．研究现状

纵观以往文献，目前毕业论文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一是观念层面的问题，对毕业论文工作不够重视；教师定位不准，投入不够；学生没有正确的态度。二是制度层面的问题，教学目标设置不切合实际；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教学环节烦琐，流于形式；缺乏合理的监督考核机制。三是论文写作中存在的问题，包括选题大而空，学生写作能力、文献检索能力、数据收集与分析能力缺乏，论文写作不规范等。基于上述问题，学者们探索并探讨了多元化模式教学和当前网络语境下毕业论文指导方式的变革路径。可见，既有研究对毕业论文教学存在的种种问题表象作了较为详尽的描述，对于我们认清毕业论文教学现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但经过梳理发现相关文献也存在着不足之处：现有文献的研究路径呈现单一化趋势，要么仅从制度层面来谈其弊端，要么只就教学过程来谈其问题，少数文献能兼顾两方面来分析但因没有明确的厘清而陷入混为一谈的尴尬境地，均难以廊清毕业论文现状的全貌。

2．研究思路

为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考虑到毕业论文教学不同于一般课堂教学（主要为线下面对面授课方式），具有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特点，为解决目前公共管理类本科毕业论文中存在的选题空泛、缺乏实践、内容空洞、缺乏创新等主要问题，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能动性和创造精神，拟引入建构主义学习理念来探索公共管理类本科专业毕业论文教学的思路。建构主义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于欧美国家的一种庞杂的社会科学理论，是学习理论中行为主义发展到认知主义后的进一步发展，被称为当代教育心理学中的一场革命。建构主义理论重新界定了学习的含义，认为学习是在一定的情境即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其他人的帮助即通过人际间的协作活动而实现的意义建构过程，“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是学习环境中的四大要素。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强调“以学生为中心”，教师只起组织者、指导者、帮助者和促进者的作用，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利用情境、协作、会话等学习环境要素，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精神，最终达到使学生有效地实现对当前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的目的。建构主义对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教学观念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对学习和教学做出了新的解释，以这种理论为指导提出的设想，对改革传统教学具有重大意义。在以下的研究中，拟以广东海洋大学公共管理专业为例，通过近五年457篇毕业论文文本的分析，揭示本科毕业论文存在的制度设计和现实问题，找出其机制弊端和人为影响因素，基于建构主义教学理念提出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使本科毕业论文发挥它应有的检验和考评作用。

二、现行的本科毕业论文教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制度设计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