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体制论文范例

当下，学术期刊编辑的边缘化尽管是学界关注度较高的老话题，但从学术期刊编辑所面临的诸多现实困境这一维度加以透视并进行深入阐释的优秀成果还不是很多。如有学者从编辑的地位、待遇、学术、心理和角色等方面来分析编辑的边缘化现象，认为学术期刊编辑边缘化的原因在于编辑主体对期刊的“依附性、传统杂家观念的影响、内在发展动力和责任感的缺失、编辑角色能力的弱化”［1］;有学者认为学术期刊编辑边缘化主要是由于体制、编辑自身、职称评定和期刊自身发展方向等因素而产生的［2］;有学者进而提出克服边缘化的出路在于重建编辑主体精神，期刊编辑应重视提高其职业“敏感心、责任感、理论素养和数字化技术意识和能力”［3］。这些探讨尽管已涉及问题的诸多方面，但大多停留于现象剖析，较少从理论层面作出深入阐释。而如何从编辑体制和职业的多维复杂特性入手阐释边缘化问题的多重根源，进而从编辑学者化方向探讨边缘化突围路径，以促使学术期刊编辑可持续发展，正是本文所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一、学术期刊编辑面临困境的体制因素

学术期刊编辑边缘化是伴随体制内学术评价体系而出现的现实问题。新时期以来，期刊编辑在体制内逐渐被定位为独立于学术研究系列之外的一个群体。其在职称晋升时被列为单独系列，也就是所谓的编辑系列进行评比，这一评比的好处是编辑之间的对比显得更加明晰，缺憾是编辑与学者之间被划上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长此以往，编辑在人们的心目中也大都是指那些文章文字的加工者，人们甚至把编辑的工作美其名曰“为他人作嫁衣”。在这里，“他人”这一限定词，一方面说明了编辑的工作是富有奉献、创新精神的，另一方面说明了编辑是依附于作者以及作者文章而获得自我存在价值的“他者”。其实，如果追溯现代编辑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我们便会发现，现代编辑从作为一种职业开始便获得独立存在的价值。如陈独秀在担任《新青年》主编时，一方面从事编辑工作，另一方面从事写作实践，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由此成就了一代难以复制的神话。再如钱玄同作为北京大学的学者，在兼任《新青年》编辑时积极约稿，最终促成了鲁迅向文学创作实践的回归，创作出《狂人日记》这样第一部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短篇小说，由此开启了中国现代小说的新纪元［4］。尤其值得称赞的是，许多编辑还是多面手:一方面，他们从事期刊编辑工作，负责约稿编稿和发排等一系列事务性工作;另一方面，他们还是作者，或从事文学创作，或从事学术研究，成为著名的作家、批评家或理论家。如叶圣陶、茅盾、巴金等人便是一边担任期刊编辑，一边从事文学创作或文学批评，成为“左右开弓”的典范。特别是他们在担任编辑时不仅发现和培养了大批的青年作者或学者，而且还在文学创作或理论研究方面取得显赫的成就，茅盾和叶圣陶就是典型代表。1920年，茅盾担任《小说月报》主编后便着手对《小说月报》进行全面改版，由此不仅促成了他在文学批评和文学社团领域的发展，而且还成就了《小说月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替代的位置。当然，我们并不能说《小说月报》之于茅盾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毕竟，茅盾在入主《小说月报》之前便已是在文学批评界享有盛誉的批评家。但是，茅盾担任《小说月报》主编进一步促进了其文学的跨界写作，应该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如果说茅盾在做期刊编辑之余坚持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写作有其独特性的话，那么，叶圣陶作为文学编辑对当下的期刊编辑还是具有借鉴意义的。叶圣陶任《小说月报》主编时，沈雁冰(茅盾)把自己的第一篇小说《幻灭》交给叶圣陶。叶圣陶阅读后立即对茅盾说:“写得好，今天就发稿。”这种速度令茅盾“吃惊”［5］。叶圣陶还在一大堆自然来稿中发现了丁玲的处女作《梦珂》，然后在头条位置予以发表，接着《莎菲女士日记》等3篇小说都在头条连续发表。后来，叶圣陶给丁玲写信，告诉她4篇小说可以出一本集子，还为她联系了开明书店。小说集出版后，引起文坛强烈反响。当丁玲从外地来到上海上门感谢时，不善言辞的叶圣陶谆谆叮咛:“继续写吧，认真地写。”［6］事隔半个世纪后，丁玲仍怀着无限感恩的心情对叶圣陶说:“当年要不是您发表我的小说，我也许就不会走这条路。”［7］巴金在留学法国时把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投给《小说月报》，同样受到了叶圣陶的赏识。为此，叶圣陶在发稿预告上写道:“《灭亡》，巴金著，这是一位青年作家的处女作;写一个蕴蓄着伟大精神的少年的活动与灭亡。”对此，巴金后来回忆道:“倘使叶圣陶不曾发现我的作品，我可能不会走上文学的道路，做不了作家;也很有可能我早在贫困中死亡。”［8］作为编辑的叶圣陶，慧眼识珠已经非常不易，更为难得的是他并没有止步于编辑工作，而在编辑之余还从事文学创作，写出被茅盾誉为“扛鼎之作”的长篇小说《倪焕之》，成就了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著名作家的伟业［9］。至于现代出版大家赵家璧，尽管与茅盾、叶圣陶等文学巨擘相比有一定的差距，但他凭借其策划并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十卷本而成就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无可替代的独特地位。然而，在体制化日益凸显的当下，编辑自身的黄金时代似已逐渐远去。2012年7月30日，新闻出版总署印发《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党政部门、派、人民团体、行业协会、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主管主办的报刊编辑部，并入本部门本单位新闻出版传媒企业;本部门本单位没有新闻出版传媒企业的，并入其他新闻出版传媒企业。近几年，随着这一办法出台，不少高校已将期刊编辑部纳入企业运营的轨道，实行企业化的管理模式。面对从事业到企业的体制转变，期刊界呈现出无所适从、焦虑恐慌。编辑们既要有编辑专业知识，又要懂经营、会管理，这种复合型编辑的职业要求，给传统期刊编辑的素养带来极大挑战。除此之外，由于大部分高等院校以抓教学科研为中心，教师和编辑相比较而言，编辑往往处于边缘化位置，无论职称评定、课题申报，还是学历进修、信息技术培训、工资待遇等方面，都难以与教师相提并论。因此，这种不平等、不公正的待遇，不仅严重打击了期刊编辑工作的积极性，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影响到期刊编辑学术素养的提高。一方面，编辑无暇像茅盾、叶圣陶那样可以如此自由地穿梭于不同职业之间从事着跨界的写作;另一方面，也无法像赵家璧那样可以专心致志地从事出版工作。尤其令人深感无奈的是，编辑已经被设定为一个单纯的“门类”，已经成为独立于其他学科之外的所谓“学科”，而诸如文学创作早已不在考核的范围之内，即便专业的学术研究似乎也被逐出编辑行当的“伊甸园”，以至于考核所需求的仅仅是“编辑学”方面的相关学术性的研究成果。至于编辑在“编辑学”实践方面的表现如何，似乎早已被摒弃在考核之外。如此一来，编辑在体制内的学术评价体系中日渐边缘化的情形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从体制来看，编辑边缘化并不是由编辑的主观意志可以改变的，而是体制评判的自然结果;从职业来看，编辑边缘化也具有其无法取代的必然性，是职业规训的必然结果。编辑作为一种职业，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深远的。一般说来，期刊编辑在开始从事编辑工作之前，大都接受过一定的学术训练，甚至接受过博士阶段的学术训练。而接受过学术训练者进入不同的行业领域对其未来发展方向的影响是大不一样的，有些影响甚至截然相反。一个学者进入学术研究机构或者大专院校从事专业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自然与其进入期刊从事编辑工作会有不同的价值评价标准。从研究机构或大专院校的评价尺度来看，一个学者的学术研究水平的高低是其所在的体制对其进行评判的重要标准，这样，他自然就要向着评判标准规范的方向努力，并由此进入论文写作的实践，逐渐培育自我在学术论文撰写方面的能力。长此以往，其论文的写作功力也就可以不断地得到历练和提升。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在职称评审或任职考核时，许多机构在评价期刊编辑时注重的往往并不是其所编辑的文章产生怎样的学术影响力，而是该编辑撰写了多少篇学术论文、发表了哪些层级的论文。有学者曾经针对这一现象指出:现行的评价体制导致了人们“将注意力停留在与出版著作的数量和级别等表面层次”上［10］。然而，缘于职业使然，期刊编辑的自我价值重心已经不在于其撰写了多少篇论文，而在于其编辑了多少篇优秀论文。这种评价机制的错位不仅使编辑自我的人生价值无法真正得到体现，而且最终导致期刊编辑在体制内的逐渐边缘化，由此陷入无可挣脱的尴尬境地。多年来，尽管期刊界也呼唤期刊编辑学者化，但真正地践行这一倡导并取得成功的编辑毕竟为数不多。大多数期刊编辑未能走上编辑学者化的道路，反而走上了一条背离学者化的道路。这说明，所谓的要做到编辑学者化，其实隐含着某种期刊编辑在学者化道路上的艰辛和艰难。可以说，编辑这一职业体制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对学者化存在着对抗乃至消解，由此使得许多期刊编辑无法成为学者化的编辑。因此，我们要破解期刊编辑自身发展的难题，不能不追溯这一现象产生的本原。

二、学术期刊编辑面临困境的身份因素

学术期刊编辑为什么会陷入令人如此尴尬的困境?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很多，但就其根本来说，与其所从事的期刊编辑的身份固化及其由此而来的自我认同有着直接的关系。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确认。其一，编辑身份决定了期刊编辑具有一双辨识学术论文水平高低的慧眼，而这一身份对学术论文的撰写则没有必然要求，这就使得期刊编辑的慧眼在愈发明亮的同时，其灵手则在闲置和荒芜中逐渐失却了写作的能力。学术期刊编辑作为期刊的第一道守门人，其职责所系在于从浩如烟海的来稿中遴选出优秀的稿件，然后让这些优秀稿件进入审稿程序。一般说来，来稿能够被编辑的法眼看中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目前，期刊编辑部或采用网上投稿系统，或采用电子邮箱，不管采用哪种方式，这些稿件都将直接接受网络背后的编辑的审视。这自然就需要编辑首先调动自己的那双“慧眼”来甄别稿件的质量高低，确认稿件的学术价值大小，然后作出用稿与否的判断。实际上，编辑在浏览这些稿件时要做到逐字逐句地阅读几乎是不可能的，其主要是根据标题、引论部分判断作者要谈什么问题，对这个问题又是怎么进行分析的，在最后的结论部分是否有新的学术见解或突破，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海选稿件正是需要编辑练就这样一双能够石中识玉、沙里淘金的慧眼。正是缘于编辑这一身份对学者的规训，相当一部分学者在进入编辑队伍之后，自认为所谓“编辑”就是修改、剪贴，有术而无学;是“为他人作嫁衣”的匠人，不需要掌握高深的理论。在这些错误思想的影响之下，编辑在练就较高的“眼上功夫”的同时逐渐地丧失了“手上功夫”，其结果是编辑成为学术论文的加工者，而编辑自身的价值也大都依赖其所编辑的论文而获得。然而，令人深感遗憾的是，从体制内的评价标准来看，作为责任编辑编发的学术论文所带来的荣耀并不属于编辑，而是属于作者，甚至在某些极端情况下，编辑连分享这一荣耀的机缘都没有。如此一来，期刊编辑便在体制内陷入了边缘化的现实困境。如果抛开体制对编辑本体加以追问的话，我们会发现，在常人的眼里，期刊编辑似乎就是学术论文的加工者，是文字的修饰者。也很少有人会认为编辑通过其加工的学术论文就实现了自我的价值。事实证明，一篇论文产生较大的学术反响，人们首先关注的是作者，而没有人会首先关注编辑。当然，人们首先关注作者也的确在情理之中，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没有几个人在首先关注作者之后也会想起那位做嫁衣的期刊编辑，这就使得期刊编辑被作者的高大身影所遮蔽，期刊编辑成了真正的看不见的幕后英雄。因此，期刊编辑即便通过其编辑的学术论文来有意识地寻求自我人生价值的实现方式，最终效果也多半会大打折扣。其二，编辑身份本身促使期刊编辑逐渐养成“字斟句酌”的习惯，甚至养成“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推敲”情结，这就使得期刊编辑在对学术坚守的同时，其写作能力逐渐离开实践层面而在“细枝末节”的“推敲”过程中逐渐退化。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期刊编辑作为名副其实的为他人做嫁衣者始终默默无闻，而在于期刊编辑在为他人做嫁衣时逐渐失去了为自我做嫁衣的能力。期刊编辑在为他人加工论文的同时，其职业责任使然的一个必然结果便是更为关注如何加工他人的论文。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论文的不足提出修改建议;二是对论文的语言进行精细加工;三是对论文的错别字、标点符号等进行修正;四是对论文的引文进行核对和订正。这四个方面的编辑工作，便耗去期刊编辑非常多的时间与精力。期刊编辑在对论文进行整体把握时，大都能够洞察作者提交论文所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匡正乃至建设性的建议，甚至有些编辑提出的建议还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深化提升作者提交论文的论点，直接参与论文的生产过程。至于论文的句子或错别字等问题，许多作者则没有切身的体会。实际上，经过编辑加工的诸多论文，其句法和文字的修改幅度是非常大的，但很少有作者能够真正体会并感知到编辑到底是怎么修改的。一般说来，作者关注的是本身这一结果，而很少关注论文在发表之前要经历不知多少次翻来覆去的编校修改加工，因而对期刊编辑在论文编校加工中所做的大量工作缺乏起码的了解，至于对隐藏其背后的编辑修改加工更是知之甚少。实际上，很多作者由于在遣词造句方面已经形成一种语言习惯，甚至有些习惯背离汉语语法规范，而这些问题都需要期刊编辑进行必要的更正。至于有些学术论文引用参考文献时的错误，更可谓比比皆是，这些错误的更正任务自然也落到了期刊编辑的身上。根据有关调查显示，有些学者的引文极不严谨，还有些学者随意更改引文，以至于出现“有引必错”［11］的尴尬局面。所有这些编辑常规性工作，耗去期刊编辑的许多宝贵时间，自然也就挤压了其撰写论文的时间。因此，就其自身要求而言，期刊编辑便被置于一个永无止境的文字“推敲”和繁琐的编校过程，而论文写作所需要一气呵成的心境则很容易被琐碎的编辑工作所消解。其三，编辑身份本身还决定了期刊编辑在编辑过程中总是如履薄冰，对论文写作心存敬畏，唯恐自己写出不成熟的论文被同行与方家耻笑，亦不敢轻易动笔写作，由此往往错失在实践中提升论文写作能力的良机。古人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从学术论文写作的内在规律来看，作者之所以能够进入写作的自由境界，首先需要挣脱的便是那种羁绊自我情思表达的语言。换言之，作者在进入写作时是绝少认真打磨文字本身的。这一过程恰如行云流水，尽管会存在某些瑕疵，但文思泉涌之后的恣肆的态势只能使其一泻千里，泥沙俱下在所难免。在此过程中，如果作者停顿下思绪，认真雕琢文字本身，甚至像贾岛那样纠结于“推敲”之中，那洋洋洒洒数千上万言的论文便绝难横空出世。然而，期刊编辑这一职业所带来的文字推敲积习却恰好窒息了作者所需要的论文写作的“气势”，这便从客观上限制了编辑进入自由写作场域的可能性。因此，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期刊编辑将其时间大都用在编校加工论文稿件上面，而在于编辑工作本身使他长期陷入这种无限循环往复的工作中，并由此阻碍了期刊编辑迈进写作自由境地的路径。严格说来，论文写作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期刊编辑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但这两种劳动指向的结果是不一样的。从论文写作来看，写作这种创造性劳动注重的是把闪耀在头脑中的思想用文字的形式外化出来，这就需要作者更为注重“手上功夫”，而“手上功夫”则更多地依赖不间断的实践而习得的。所谓的“曲不离口”，便是对这个习得能力培养的真实写照。从期刊编辑来看，编辑这种创造性劳动注重的是在作者既有论文的基础上如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精细加工能力，这就需要编辑更为注重“眼上功夫”，而“眼上功夫”则更多地依赖阅读优秀论文培养出的基本“范式”获得。所谓的“火眼金睛”，便是对这个能力的形象描述。由此看来，编辑这一身份本身便逐渐让编辑远离“手上功夫”而切近“眼上功夫”，其最终结果自然就是编辑评述起论文来“头头是道”，但根据其“头头是道”的理论来指导自己的写作实践则显得勉为其难。长此以往，编辑在疏远论文写作的同时，其写作能力的提升便成为空头支票。这样自然便导致期刊编辑循着职业分工逐渐成长为专事论文编校的“加工者”，而不再是论文写作的“生产者”。严格说来，其实编辑的身份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编辑实践中不断建构起来的。编辑身份的建构过程既是一个外在的社会诸多因素共同参与作用的结果，也是一个内在的编辑自我认同和皈依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编辑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和皈依对其影响更大，自然也更加深远，这也是外在的社会诸多因素最终起作用的根本所在。

三、学术期刊编辑面临困境的突围路径

期刊编辑从事编辑工作，在论文的撰写以及发表方面本来属于近水楼台的人，但其结果为什么不能“先得月”，反而“后得月”乃至“不得月”呢?其学术人生为什么反而陷入困境?面对如此困境，期刊编辑能否突围?又应该怎样突围?

摘要：采用文献计量学分析法，对我国以来关于乡村振兴的研究论文，从发文数量、发文作者、发文机构、载文期刊、学科分布和研究主题等方面进行详尽的分析，揭示了我国乡村振兴研究最具影响力的论文，用详实的数据展示了我国乡村振兴研究的发展状况和总体概览，为相关研究人员提供参考。

关键词：乡村振兴；文献计量学；乡村发展；文献分析

2017年党的报告首次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把农业农村的发展摆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位置进行决策部署，以达到2020—2035年显著缩小城乡差距、迈向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仅需要充分认识这一战略的重大意义，而且需要准确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的科学内涵、目标任务及实施路径，这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效率[1]。研究乡村振兴问题，可以向上追溯到乡村发展、新农村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的有关文献[2]。自党的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出现了对乡村振兴的多方面的诠释，关于乡村振兴的文献日益丰富，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见仁见智，形成了一系列的丰硕成果。为了了解我国学者关于乡村振兴研究的全貌，追踪相关领域研究的总体发展情况及动向，帮助相关学者把握研究的发展方向，本文采用文献计量法对“乡村振兴”相关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如每年的发文数量、主要发文期刊、高频关键词、主要作者和主要研究机构及最具影响力的论文等作全面的梳理和分析，呈现我国乡村振兴研究的整体现状和发展脉络、研究基础、当前研究的热点和发展趋势，摸清该领域的活跃作者群、最具影响力的学者，分析出主要研究机构及其影响力情况、最具影响力论文的研究内容和方向，以期为从事乡村振兴领域研究的学者提供信息支持和决策参考，也为探索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一定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基础。

1文献来源与选择

本文通过中国知网（CNKI）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获取研究数据。具体检索方法是：选择主题字段，以“乡村振兴”作为检索词，选择来源期刊类型为SCI来源期刊、EI来源期刊、核心期刊、CSSCI和CSCD来源期刊，以保证论文质量的可靠性。共检索到2827条检索结果。排除会议信息、相关报道和通知通告等非期刊论文后，共得2795条检索结果。检索时间为2019年12月30日。

2统计与分析

2.1论文年代分布。党中央关于“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于2017年，所以相关文献起始于2017年（25篇），2018年、2019年发文数量迅速增长，分别达到1004篇和1757篇，另外9篇论文属于2020年优先出版。这一变化表明此战略目标一经提出，就掀起了研究热潮，吹响了我国乡村振兴发展的新号令。

随着技术创新与媒体生态变化，三年来媒体融合加速推进，前行至深水区。学术期刊为了破解传统传播渠道的“中断”或“失灵”问题，几乎全部把数字传播的权利转授给了中国知网、万方等大型期刊数据库，并尝试运作“两微一端”，希望由此搭上互联网和新媒体的高速列车，实现华丽转身。然而事与愿违，聚合型的数据库由最初的合作伙伴，摇身一变成了竞争对手，导致孤立的纸本期刊学术传播中心的地位日趋旁落。大型期刊数据库不仅垄断了学术期刊的在线传输渠道，更为致命的是引领读者“去纸质化”的阅读方式和数据库下载论文获取信息的方式。可以说，学术期刊在媒体融合的过程中，旧的瓶颈尚未突破，新的问题又开始缠绕，距深度融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复合型编辑人才缺乏

媒体融合不是不同媒介形态的简单拼接，而是技术融合、渠道融合、平台融合、内容融合、经营融合、管理融合等全方位的调整，新技术的采用、传播渠道的改进、内容生产方式的创新、传媒组织形态的升级、传媒产业链条的重构、管理体制与政策的改革都要随之发生相应的变革。技术融合是整个媒体融合的基础，其中最重要的是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它们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过程中能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目前传统学术期刊的人才储备与技术支持无法满足媒体融合建设的需求。我国学术期刊的主办单位以高校、科研院所以及学会为主，由“体制内”任命的部分期刊领军人物，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和很好的学术理念，却缺乏驾驭新媒体业务的技术素养，没有树立拓展新媒体业务的基本目标，更没有规划新媒体业务的长远战略。目前很多学术期刊已通过集成的采编系统实现了审稿、编稿、发稿过程数字化，以及这一流程与PC端和互联网的融合，但这一流程与移动互联网的融合却进展迟缓。其关键在于，缺乏新型的复合型编辑人才。老编辑对新融合、专业技能（信息检索能力、计算机操作能力与多媒介转换能力等）的缺乏了解和掌握影响了他们对学术新媒体的热情和探索精神，影响了互联网思维在学术期刊领域的运用和发展，更制约了行业借助融合业务技能实现对多种媒体的资源整合。

2．媒体融合主导权缺位

我国现有传统媒体管理制度产生于计划经济时代，形成了以审批制度、主管主办制度、行业管理制度、属地管理制度为核心的规制政策。在这种体制下，传统学术期刊一直保持主流学术传媒地位，发挥着主体性作用。“其一，拥有公开出版的刊号，具有体制授予的合法身份，不存在‘无米之炊’的生存威胁；其二，牢牢把控着学术信息源（专业边界）和作者资源（学术水准），目前还没有任何学术新媒体能够与其分庭抗礼，对其构成挑战；其三，在现行的学术评价与期刊评价机制之下，只有具有正式刊号的期刊才能得到行政权力部门与专业评价机构的承认，尽管纸本期刊的传播功能早已名存实亡，但其‘记录功能’仍然受到学者们的重视。”［15］然而，恰恰是这类媒体，在媒体融合的道路上走得跌跌撞撞，深陷“不做等死，做了找死”的困惑之中，无法承担起媒体融合的主动权。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缺乏国家主导的大型公共服务数字出版平台，表现为具有公益性质的学术期刊没有公共技术平台的强力支撑，盲目“嫁接”或重复探索；二是学术期刊的市场主体地位模糊，身份尚为事业单位或改制后只是换块牌子的“翻盘企业”、改制后依然没有建立现代法人治理结构的传统媒体，在与新媒体融合过程中必然遭遇体制障碍与规制约束；三是学术期刊分散弱小、技术落后、经济实力不强，作为媒体融合中的被动者，它们根本没有实力与能力去主导媒体融合。互联网企业与新媒体公司是否具有媒体融合的主导权？答案也是否定的。从技术、平台与资本实力来看，它们有舍我其谁的优势。然而，在深入思考探究媒体融合发展的趋势时，我们会察觉到一些悖论的存在。首先，民营力量主导媒体融合，势必与党和政府强调的媒体的政治属性、舆论导向冲突，很难满足“可控可管”的传播要求；其次，中国知网、万方等大型期刊数据库虽然在数字传播方面几乎取代了纸本传播，但其在学术信息源、专业编辑权威性、学术共同体关系等方面存在明显的短板，因而无法替代学术期刊承担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再次，互联网企业与新媒体公司并没有获得体制授予的合法身份，还不具备与学术期刊刊号相当的学术传媒地位。目前流行的微信公众号与论文在线网站，不过是学术期刊的附庸或补充，暂时不足以动摇学术期刊的主流地位。

3．政策与规制缺陷

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融合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也给政府的媒体管理工作带来严峻的挑战。一是多头管理、权责不一。在互联网的监管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是行业主管部门，公安机关负责打击利用网络实施的各种犯罪活动，文化部门对文化产品、文化活动实施监督管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负责全国网络出版服务的审批和监督。这种管理体制职能交叉、条块分割，致使在监管的具体过程中，形成政府管理越位或政府管理缺位两种现象。比如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是把互联网和手机作为信息产业来定位的。但互联网和手机既有产业属性，又有媒体属性。单纯由产业部门管理，很容易造成行业管理和舆论监管的脱节。特别是新闻出版广电部门实行严格的内容监管，而电信部门只管传输不管内容，结果因传输平台的不同，就会产生天壤之别的规制差异。二是法律“跟不上、管不住”。近些年，虽然我国在新媒体管理方面已出台数部法律法规，但总体上立法层级不高、法律效力较低，“一方面，行政机关对现行行政法律文件的修改、补充滞后于新媒体的快速发展，造成法律制度不该有的缺位；另一方面，各行政机关进行听政活动所参照的法律文件多为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效力较低，仅限于本部门范围，造成有法可不依的尴尬；且各行政机关在制订、执行部门规章和行政规定时往往各行其是，又造成了行政法律制度执行的冲突”［16］。在学术传播领域，“双重管理体制”使传统媒体在发展新兴媒体业务时，远不如商业新兴媒体那样能够放开手脚大胆创新，经常是稍有创新、稍越雷池，就可能被“约谈”、批评。在媒体融合的大潮之下，尽管互联网与新媒体具有快捷、方便、及时、聚合等优势，但所在企业仍然拿不到体制所承认的正式刊号，那些仅在网络平台或新媒体上发表的论文统统被排除在体制认可的评价之外，这不能不说是体制壁垒与规制政策滞后性的体现。

一、引言

科技期刊是科技文献的主要载体，是展示科研成果、聚集前沿信息、传播学术思想、引领科技发展的重要平台。科技期刊的发展，对于促进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建设，提升科技文化国际交流的话语权，维护国家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2018年11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会议强调，科技期刊直接体现国家科技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要以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为目标，科学编制重点建设期刊目录，做精做强一批基础和传统优势领域期刊。①中文科技期刊曾是我国科研成果的主阵地，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我国科技的重要工作大都首先发表在中文科技期刊。然而，近30年来，尽管中文科技期刊品种数量不断增长，学术水平稳步提升，品牌特色日益鲜明，但由于外部环境变化以及自身改革创新不足，中文科技期刊的稿源质量下降，发展环境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逐渐滞后于我国科技发展水平，与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求的差距还在逐渐拉大。朱作言院士认为，“我国当前的科技创新体系还存在着一个非常突出的短板—科技类学术期刊。因为我国科技期刊数量和质量远不能满足科研成果产出的需要，导致大量的本土优秀科学论文‘交钱发出去’又‘付钱买进来’，科研产出的版权归国外出版商所有，成果的首发权和话语权受制于人。[1]”中文科技期刊发展面临窘境，还可能会带来一些影响深远的问题。梅宏院士认为，“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国家科学发展最快的阶段，中华文明史上的相关记载是缺失的”。[2]目前，中文科技期刊是中国科技期刊的主体。据统计显示，截止到2018年底，中国科技期刊数量为4973种（不含军队系统出版的科技期刊），包括中文科技期刊4519种，其中，汉语4477种，少数民族语言42种，英文科技期刊333种。汉语、少数民族语言、英文科技期刊分别占到总数的90.03%、0.84%和6.70%。[3]因此，在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征途上，如何办好中文科技期刊是科技界、出版界、政府以及全社会必须共同面对的一项重大课题。为此，本文在梳理、分析中文科技期刊面临的困境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中文科技期刊在科学运行机制中的功能作用及其管理体制，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中文科技期刊面临的问题及困境

科技期刊是一种发表自然科学及技术的杂志，从内容上来说，主要包括综合性期刊、学术性期刊、技术性期刊、检索性期刊、科普性期刊等。由于实践中各类科技期刊的边界并不是特别严格，本文中的科技期刊是以学术性期刊为主的泛指。关于科技期刊的研究由来已久。特别是建设世界一流期刊的目标下，科技期刊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有大量的项目、论文以及论坛以此为主题展开。综合相关的研究成果[1][4][5][6][7][8]，中文科技期刊面临的问题大体可归纳为内容建设、政策环境、办刊主体和运营技术四个方面：第一、从内容建设来看，优质稿源不足长期以来是中文科技期刊面临的最大挑战。优质稿源是科技期刊生命线，然而国内科研工作者的优秀论文投向国外的现象非常普遍，优质稿源流失情况愈演愈烈。祁丽娟、方梅统计了我国优秀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类中文科技期刊《计算机学报》《软件学报》《计算机研究与发展》近20年的论文情况。统计显示，从发文量来说以2006−2007年为界出现了趋势的变化，之前的年发文量呈上升趋势，之后则呈逐年下降趋势，稿源不足的问题愈发严重（见表1）；从第一著作单位来看，来自中国科学院和985高校的论文量从2008年起占比逐渐走低[9]。优质稿源外流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优质稿源匮乏，刊载论文水平下降，甚至许多优秀的中文科技期刊已经陷入“无米下炊”的尴尬局面，而不得不降低发文量，甚至增长刊期[9]。第二、从政策环境来看，评价体系导向使中文科技期刊生存更加艰难。大部分中文科技期刊在认可度上无法与国外期刊相提并论，研究人员需要在更高声誉的国际主流刊物上发表成果才会被同行认可，因此我国优秀的研究人员很少会将自己的成果发表在中文科技期刊上。而我国当前的评价体系使得SCI在国内受到过度的膜拜和推崇，成为各种项目、人才乃至机构评价的金标准、指挥棒[9]，加剧了中文科技期刊在优质稿源竞争中的不利地位。第三、从办刊主体来看，小、散、弱的运营业态严重制约了科技期刊的发展。我国科技期刊管理体制比较复杂，具有主管、主办、出版等多个层面。据统计显示，截至2018年底，我国4973种科技期刊共有1276个主管单位，仅主管一种科技期刊的单位有821个，平均每个单位主管3.9种科技期刊；如果基于第一主办单位来统计，共有3117个主办单位，仅主办1种科技期刊的主办单位有2401个，每个主办单位平均拥有1.6种科技期刊；出版期刊大于10种的出版单位32家[3]。从办刊人力资源来看，41.99%的科技期刊编辑部人数在4-6人，29.66%的人数7-10人；从期刊经营来看，72.45%的科技期刊总收入在100万元以内[10]。应该说，大多数中文科技期刊市场化程度不高，仍沿用单刊形式的“小作坊”运作，新刊创办和兼并重组困难重重，难以形成集约经营和规模效益，期刊的整体运营水平和自主良性发展能力难以有效提升。第四、从运营技术来看，网络化、数字化等新型媒介传播方式已经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科技期刊的出版形态和服务内涵，全球化、集群化、平台化运营已成为科技期刊产业发展的趋势，而我国只有少数科技期刊（群）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数字融合出版与传播，信息服务质量以及满足读者个性化的能力更是远远落后于国外同行[5]，与国际主要期刊出版集团的差距在逐渐拉大。从中文科技期刊面临的问题来看，优质稿源不足，造成了期刊刊载论文水平和期刊影响力下降，而影响力的下降，使得在现有的评价体系下，中文科技期刊在与中国英文期刊和国外优秀期刊争夺优质稿源的竞争中愈加处于下风，优质稿源更加匮乏。在当前的期刊管理体制下，期刊管理出版部门条块分割，以单刊形式为主的中文科技期刊无力也没有可能改变这种每况愈下的竞争局面，而竞争的结果更加固化了中文科技期刊小、散、弱的局面。与此同时，网络化、数字化等新型媒介传播方式对办刊主体提出了规模化、平台化的网络产业的新要求。所有的这些问题构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闭环，相关制度体系产生依赖并自我强化，在一定程度上被锁定在无效率状态，形成中文科技期刊难以解脱的发展困境①。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分析的中文科技期刊困境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中国科技期刊。

三、如何理解中文科技期刊面临的困境

从历史看，把科技期刊作为一个问题的大规模讨论始于20世纪初，在文化体制改革的背景下，科技期刊面临的问题开始受到关注和重视。从历届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论坛的情况可以看出（见表2），相关的主题大体可以归结为期刊管理体制改革、如何应对数字化挑战、科技期刊如何更好地服务于科技创新三个方向，相关的改革路径也相应由此展开。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科技期刊管理体制的改革屡被热议又屡次搁浅。201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深化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的意见》中明确地指出了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转制的市场化改革方向。但是，决策层和学术界等对学术期刊属性的认识并不统一[11]，市场化改革进程再次延迟。2014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关于规范学术期刊出版秩序促进学术期刊健康发展的通知》中提出，通过建立完善学术期刊出版准入制度，以及扶持激励政策和保障体系，切实推动学术期刊健康有序发展。这就意味着，现阶段期刊管理体制改革逐渐让位并被包含在科技期刊如何更好地服务于科技创新的相关议题中。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科技创新，提升包括中文科技期刊在内的中国科技期刊的办刊能力（包括如何应对数字化挑战）和影响力，从2006年起，中国科协精品科技期刊工程、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等项目陆续实施。同时，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增设“期刊奖”，将社科期刊和科技期刊纳入到全国“百强报刊”评审推荐活动中。特别是在2015年，中国科协联合教育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关于准确把握科技期刊在学术评价中作用的若干意见》，为科技期刊深化改革和产业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为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夯实进军世界科技强国的科技与文化基础，2019年8月5日，中国科协、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学技术部联合印发了《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开启了新一轮提升科技期刊影响力的征程。该意见从优化学科布局、提升管理水平、提高运营能力、参与国际开放合作等方面提出了具体举措，并已经启动了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和分领域高质量科技期刊分级目录试点工作。尽管各项改革措施效果明显，特别是入选各类项目计划的科技期刊的办刊能力有了长足的进步，我们也有理由期待新一轮提升科技期刊影响力的各项改革举措对科技期刊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但是，科技期刊整体存在的问题非但没有被消解，反而越来越突出，中国的科技期刊问题已经成为一种影响我国科技健康发展和国际科技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而倍受科技界乃至全社会所广泛关注。科技期刊与文化出版和科技体制密切相关。沿着改革路径可以看出，由于文化出版和科技体制分属不同的行政管理体系，科技期刊的改革被人为割裂。同时，中国的科技期刊问题与科技发展水平具有同步性，随着我国科研水平的不断提升，相关问题越来越凸显，这也说明科技期刊的功能作用没有很好地与科学的运行机制相融合。因此，有必要从国际视野分析科技期刊在科学运行机制中的功能作用，探讨科技期刊业态的演化及其商业模式，进而深入探究中文科技期刊困境的深层次原因。

摘要：

硕士研究生是我国进行科技创新，知识传播的重要人才，是我国科研队伍的新生力量，而且很有可能成为未来主力力量，以繁荣我国经济，科技和文化为历史使命，然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大环境的变化，研究生的学术道德问题日益凸显。本文结合我国高校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术道德的现状,论述了硕士研究生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重要性，通过分析我国研究生学术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重点从学术制度建设方面进行研究，以求改善研究生学术道德问题。

关键词：

研究生；学术文化建设；措施；学术制度

我国硕士研究生是建立在本科教育基础上的更高层次的专业教育。它以培养对某一领域、某一学科有创造研究能力的专业人才为任务。高校的学术文化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作为学校立足之本的学术文化，直接决定着学校的生存和发展方向。另一方面，良好的学术文化，为我国培养出更多专业性人才，创造更多科研成果，对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也起着至关重要作用。所以，研究生自身的学术修养和品格状况以及高校学术文化建设，直接影响着我国高校创新人才，新型学术性人才的培养，关系到国家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

一高校硕士研究生学术道德的现状

（一）研究生学术道德问题的表现形式

1期刊国际化与期刊面向世界发展

为了破解这一尴尬局面，也为了应对加入WTO后国际出版大鳄对我国科技期刊资源的蚕食，更重要的出于科技强国的整体构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提出了科技期刊国际化的概念，就是让科技期刊走向世界，参与国际期刊竞争，争取和强化我国在国际科技期刊领域的话语权。这既是提升中国科技期刊影响力的重要手段，也是中国期刊市场从生存与发展两个层面应对国际化形势和冲击的战略选择。为从国家层面上推进科技期刊国际化，国家出台了《关于加快我国新闻出版业走出去的若干意见》(2012年)等一系列鼓励扶持政策并在资源配置等方面实行倾斜，分量最重的是2013年中国科协携手五部委联合启动“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通过“以奖促建”的方式，重点支持一批学术质量较高、国际影响力较大的英文科技期刊，着力提升学术质量和国际影响力;同时争取每年创办8～10种代表我国前沿学科和优势学科，或能填补国内英文科技期刊学科空白的高水平英文科技期刊。这是国内迄今为止对英文科技期刊资助力度最大、目标国际化程度最高、影响力最深远的专项支持项目。2013年11月，《科学通报(英文版)》等66种期刊和《摩擦(英文版)》等8种拟创办期刊、2种备选拟创办期刊共76种英文科技期刊被纳入计划范围，资助总金额达到9100万元人民币。期刊国际化对山东农业科技期刊来说似乎遥不可及，但需要说明的是，我国科技期刊国际化并不是要求所有科技期刊都达到国际化的程度，而是强调办刊国际化的方向和学习借鉴国外优秀期刊办刊模式、从办刊理念到办刊能力国际化的过程;通过对科技期刊形式、内容和经营方式等方面进行必要的技术、管理和制度创新，在立足国内市场和本土语言，适应我国体制改革、对外开放和科技发展需要的同时，增加国际化元素，进一步提升我国科技期刊的核心竞争力和学术影响力。从这个角度讲，期刊面向世界发展应该也必须是山东农业科技期刊追求的目标。

2重点扶持，打造精品科技期刊

为提升中国科技期刊的整体水平，科技部自2000年以来，先后立项进行了“中国精品科技期刊战略研究”和“中国精品科技期刊服务与保障系统”的研究工作，提出了打造精品科技期刊的概念。2005年制定了精品科技期刊遴选指标体系，出台“精品科技期刊战略实施方案”，对入选期刊分类分级提供经费资助，并给予以政策支持为主的多方位扶持。2008年公布了第一批300种中国精品科技期刊和23种国际化精品科技期刊名单。2011年进行了第二次评价。在此基础上，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2012年推出“领跑者5000—中国精品科技期刊顶尖学术论文平台”(简称F5000)，从300余种“中国精品科技期刊”中遴选出各学科影响力较高的5000篇科技论文，面向公众开发，扩大论文影响和利用深度，同时平台将与国际和国内重要检索系统链接，向世界推介我国的优秀科研成果，增强我国的学术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中国科协2006年启动“精品科技期刊工程项目”，设立了培育国际知名期刊、培育国内领衔期刊、培育精品后备期刊项目。此后每三年为一个实施周期，陆续设立精品科技期刊示范、期刊学术质量提升、期刊出版质量提升、期刊出版人才培育、期刊数字出版建设、期刊资源集约建设等项目。至2011年，共有454种(次)期刊成为精品科技期刊示范项目，资助总额为4840万元。中国科协网特设立“精品期刊工程项目”栏目，每月将从科技期刊示范项目各选择一篇代表性论文刊登，进行广泛交流。“精品科技期刊战略实施方案”规定对项目支持的期刊要从期刊已有的基础和学科优势、期刊的规模和集约化效应、期刊的国际化要素、主办单位条件和编辑人员素质四个方面进行考查，尤其强调“编辑的业务素质在提高期刊声誉中起主导作用，主编的魅力和责任感是办好科技期刊的关键条件，严谨的审稿机制、编委的学术地位是期刊学术水平的前提”。“精品科技期刊工程项目”也要求受资助期刊应围绕加强期刊优秀选题组稿、提升高影响力论文比率、加强审稿专家队伍建设、实施优秀论文奖励政策、加强期刊编委队伍建设等八个方向实现重点突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精品科技期刊战略”实质上是对学术期刊社会公益属性的认可，表明在转企改制的背景下国家已有政策、基金和资金作为扶持。一般而言，在国家出台科技、农业相关扶持政策后，地方政府也会制定相应配套措施。科技期刊大省陕西到2012年已举办了两届精品科技期刊的评选和奖励。这无疑给山东科技期刊以遐想和期待，但任何扶持都是有标准和条件的，其中学术质量是科技期刊永恒的主题。

3优化期刊结构和资源配置，实现集约化发展

集约化经营首先是应对期刊国际化竞争的必然选择。为提高市场竞争力，各主要国际性出版商在近半个世纪以来通过期刊兼并、新刊创办等手段进行资源整合，实施期刊集群化经营战略，以实现最大限度占据市场份额之目的。国际最大期刊出版商爱思唯尔于1947年创办第一份期刊，直到1970年其期刊数量也不超过10种，但此后通过不断的兼并整合，目前已拥有2500余种期刊，每年发表在国外期刊的中国科技论文中超过26%发表在爱思唯尔学术期刊上，中国科研工作者每年下载的外文科技论文中，有59%来自爱思唯尔的科技与医学全文数据库ScienceDirect(SD)。自然出版集团截至2011年共出版期刊102种，其中自办期刊40种，联合出版期刊62种，其核心期刊《Nature》发表过16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论文，仅2011年中国在《自然》系列期刊上225篇，比2010年的152篇有明显增长，与2000年的12篇相比，更是不可同日而语。这些著名的出版集团能吸引包括我国在内的优秀科学家，最主要的原因是它们世界公认的学术影响力。2011年的《期刊引用报告》(JCR)显示，近700种爱思唯尔期刊(约占其总数的40%)名列JCR学科分类的前10名，其中188种期刊名列前3名，13种位列第一;《柳叶刀》系列杂志的影响因子最高，从33．633上升到了38．278，《细胞》的影响因子则稳定在32．403。自然出版集团自办40种期刊中，2009年的影响因子超过20．000的期刊有14种，超过15．000的期刊达到19种，2012年最新的JCR排名中，有14个排名同类期刊第一;《Nature》的影响因子达到36．280。在综合类科技期刊中连续5年位居第一。如此卓然不凡自然云合景从，由此不仅可以吸引世界顶级的科研成果，而且可以迅速提高研究者的国际学术地位和学术影响力。当然，从300多年的科技期刊发展历程和当今世界范围来看，集约化并非提高科技期刊竞争力的唯一途径，出版100种以上期刊的出版机构非常少，即使在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这样的大出版集团也屈指可数。但科技期刊的集约化、规模化效应却显而易见，也是科技创新所必须的，究其原因，在于学术资源和物质资源的综合利用与配置，学术受众链的有效接续和学术的衍生开发，期刊的整体经营与学术成果的系统推广，不同期刊的强势互补。爱思唯尔出版公司有7300多名期刊编辑、200000名审稿人监控期刊的内容和学术方向，并负责同行评审过程的运行，在保证审稿质量的同时，密切关注新兴和交叉学科的发展，进行周密的市场调查，根据学科发展的趋势和热点适时创办新的刊物。以干细胞研究为例，文献计量学研究显示该领域论文产出近10年快速增长，这从统计学角度印证了该学科的形成和发展。爱思唯尔下属的细胞出版社抓住了干细胞领域研究大发展的时机，在2001～2007年创办《MolecularCell》、《DevelopmentalCell》、《CellMetabolism》、《CellStemCell》等系列杂志，并在该领域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样，自然出版集团影响因子超过15．000的19种自办期刊中有15种创刊于2000年后，其中14种与生物医学研究领域密切相关。仅通过对学科发展前瞻性的判断力，集约化经营的人力资源优势即可见一斑;两大集团在期刊出版方面的专业化、品牌影响力、先进的网络化数字化平台、集团化的运营和营销等因素都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而且从经济角度看，集约化的核心内涵就是靠规模经济实现高效管理，从而节约成本，并实现整体效益和效率的最大化。爱思唯尔在2011年收入为61亿英镑且年均增长14%，利润率高达37%，80%的收入来源于科技期刊。集约化、规模化发展带来的这种“名利双收”令我国科技期刊界叹为观止，从国家层面看，不啻为一剂破解报刊业“小、散、浅”的结构性弊端、增强报刊出版传播能力的济世良方。作为第一批中央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和国内第一家工商注册的“中国”字头出版集团公司，2003年6月成立的中国科学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标志着中国科技期刊拉开了集群化发展的序幕。截至2012年8月，该公司汇聚了260多种专业科技期刊，每年出版科技论文3万余篇，从期刊数量看，位居国内之首，全球第十;中华医学会主办的期刊已达126种，形成了国内外医药卫生界数量最大的期刊系列;高等教育出版社Frontiers系列期刊虽然起步较晚，但目前系列期刊已合计达到24种。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些“期刊集群”或“期刊联盟”目前多停留在“规模化”和“市场资源”的层面上，距“集约化”尚甚远。期刊集约化经营首先要解决的是分散，更重要的是从粗放增长转向强化内涵。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在这方面令人称道，重组后的11种科技期刊近年来影响因子屡创新高，期刊的论文质量及学术影响力发生了质的变化，5个英文期刊全部被SCI收录，已初步形成生命科学领域的高端集群。沈阳农业大学2009年将原分散于各学科的6种期刊集中在学校出版部统一管理，管理上实行“五权统一”，即主编聘任权、编制调配权、职称评聘权、财务管理权、年检审验权集中在学校出版部;办刊上实行“五好建设”，即“好品牌、好管理、好队伍、好渠道、好效益”的期刊评价体系;经营上实行“五位一体”，发行部、广告部、网络部、开发部、会展部共同组建沈阳新农传媒公司。经过4年的运营，不但期刊影响力普遍显著提高，2012年期刊经营收入达到2000万元。

4大力推进数字出版和期刊网络集成平台建设

既有的版权保护体系基于传统媒体环境而建立，学术期刊与新兴媒体的融合使现有学术期刊传播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随之，该体系也呈现出较大的不适应性，出现了诸多困境，表现较为突出。

1.法律难以跟上新媒体发展节拍

学术期刊没有作者许可是否可以网络使用存量论文。“先授权后使用”是版权使用的通常法则。依此，学术期刊网络使用论文除法定例外必须获得作者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授权。然而，广大学术期刊对历史上的大量存量论文，尤其是互联网还没有兴起时登载的论文，并没得到这样的授权。这意味着从法律意义上讲，学术期刊们是无法直接网络使用这些存量论文的，除非他们一个个找到作者，拿到授权，但这又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学术期刊与新兴媒体融合是大势，但若不能很顺畅地利用这部分存量作品，融媒进程自会大大受阻。学术期刊是否有“孤儿作品”的网络使用权。或者因为作者离世且无继承人，或者因为版权管理信息不全而无法找到作者，或者其他原因没有作者，等等，使得很多学术期刊掌握大量的“孤儿”或“无主”作品，对于这些作品是否能网络使用，目前得不到相关法律支持。学术期刊通过“用稿声明”方式获取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法律效力问题。目前大部分学术期刊通过“用稿声明”或“投稿声明”方式来获取作者的信息网络使用权，诸如“凡经本刊采用的稿件，即视为作者同意授权本刊对其图文作品形式网络传播再使用的权利”。对于这种获权方式的合法性，学术界有不同声音，司法实践也未给予实质性支持。[4]经过作者许可的网络使用是否不需要学术期刊的授权？依照我国现行《著作权法》规定，论文信息网络传播权在作者手里，为此，一些网络媒体时常只获得了作者的许可便转载使用已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这样的网络使用对学术期刊的利益损害很大，最直接的影响当然是发行，此外也是对学术期刊论文生产投入的否定。学术论文的最终成稿出版，并非仅仅是作者的劳动成果，外审专家的评审，编辑的选稿、审稿和与作者的反复讨论，校对的审校，等等，学术期刊投入了很多，网络转载时不经过学术期刊的许可，这意味着这种投入是“为他人作了嫁衣”“被打了水漂”，是一种不公正的对待，也会严重挫伤学术期刊的积极性。现有“合理使用”给融媒环境中学术期刊合法利益带来潜在风险。如果微信或微博用户个体在朋友圈或微博空间里以学习、研究或欣赏的目的将学术期刊的论文进行上传或转发，那么这样的作品使用是否适用“合理使用”？依照传统环境来看，这样的作品使用属于我国《著作权法》所规定的“合理使用”。但在融媒环境中，若也简单将其适用，就有可能对学术期刊合法利益带来较大的损害。因为假如用户是网络大V，那么这样的上传或转发就可能带来很大的论文点击量和转发频次，这自然会冲击到学术期刊的发行量，损害学术期刊和作者的利益。

2.学术期刊版权素养整体偏低

2010年9月《传媒》杂志曾经展开过“中国媒体人版权素养调查”，数据表明，与其他媒体人相比，期刊人的版权素养最低，只有18%的期刊人经过版权培训，3%的期刊社有自己的法律顾问。[5]其中的学术期刊也不乐观。2014年和2017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分别认定了两批学术期刊名单，第一批为5756种，第二批为693种。这些学术期刊大部分处于“小弱散”的状况：几名编辑，有时会有一两个编务和一两名经营人员，加上社长总编，大致10人左右规模；经营收入大多是勉以度日或靠体外输血；至今没有一家叫得响的学术期刊出版集团，期刊之间的合作交流也很少。此外，这些学术期刊的体制机制时常较为保守，大量依然是事业单位，一些已转为企业的也仅仅是“翻牌公司”。总的来说，学术期刊现有的状态很不利于学术期刊版权素养的提升。一方面，没有能力在版权领域做过多的投入，如设置版权管理部门、整理作品版权信息、展开维权保护、让员工接受版权培训，等等；另一方面，也缺少动力，体制的庇护和资源的红利虽不能使日子“红红火火”但也能“旱涝保收”，版权保护所带来的增利很难内化为一种激励。

3.版权的授权和评估环节不畅

版权的保护与利用相辅相成，合理的版权保护有助于版权利用的顺利进行，顺畅的版权利用能促使版权得到更好的保护。现今融媒环境中学术期刊的版权利用不是太畅通，突出表现在版权的授权组织不发达和价值难评估两方面。融媒环境中如何将学术期刊版权的三大利益方——作者、学术期刊和新媒体用户联系起来，这需要较为发达的版权授权中介组织。当前，与学术期刊版权相关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虽成立时间较早，但依然处于职能较弱、权限不大、规模较小、市场化程度不高的阶段，学术期刊版权授权时较少会想到借助它的力量。版权作为无形资产，如何评估其价值，这本身就是传统难题。一篇学术论文究竟价值几何，惯例评估做法，一是国家法定规定，如《使用文字作品支付报酬办法》的千字稿酬标准；二是合同约定，当事人互相约定价格。然而，现有法定规定针对传统纸质环境中而形成，融媒环境中是否适用没有法律支撑，也时常得不到相关当事人的认可，如论文的市场表现数据，如点击率和转载率的造假问题，便容易使作者或学术期刊质疑所获得的版权报偿。合同签订习惯的未养成，如很少有学术期刊与作者签订书面的授权协议，以及新环境中版权价格的很难达成等客观因素导致的合同签订率不高，也使得借助合同约定来评估版权价格的这一方式不能有效发挥作用。

一、对于乾隆御制诗作的研究

近年来，随着对乾隆研究的深入，对其御制诗作的重视程度也日益增强，具体的研究成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从文献学的角度对其诗作进行整理出版。这些著作或将其诗作纠集成册，或以某一特定专题对其御制诗做专门性的辑录、出版，或对诗歌总集进行刊误、版本考察。如《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⑥将乾隆所有的诗文进行辑录，以便查找与研究。选本则有孙丕任、卜维义的《乾隆诗选》⑦，吴景仁的《乾隆蓟州诗集》⑧和石光明、董光和等的《乾隆御制文物鉴赏诗》⑨、《乾隆皇帝咏西苑北海御制诗》⑩等。《乾隆诗选》共选录乾隆御制诗190首，按照写作年代加以编排，并对所选诗作进行了简要的注释和题解，一些字词和典故也作了详细的笺注，有助于读者了解其诗作的概貌；《乾隆御制文物鉴赏诗》将乾隆存世的咏颂古器物诗作选录成册，全书分为《咏绘画》、《咏玉器》、《咏陶瓷》、《咏漆器》、《咏砚》五大类，为读者提供了可资研究和鉴赏的资料；《乾隆皇帝咏西苑北海御制诗》则是从光绪五年（1879）清廷刻印的《高宗纯皇帝御制诗集》中摘录咏西苑北海诗文639题701首，加上高宗御制《白塔山总记》、《塔山四面记》以及《永安寺古井记》、《御制玉瓮歌》一并结集成册，并附以建筑及景物现状照片近百幅，便于作者直观的了解乾隆咏物诗。这一类的论文如《清乾隆皇帝御制南海子诗文辑录》、《清•乾隆皇帝咏香山静宜园御制诗》等。对于乾隆诗作版本进行考察的成果主要是一些论文，晏爱红的《乾隆〈乐善堂全集〉版本改定考》对《乐善堂全集》的版本进行了考察。此外还有单嘉玖的《〈御制乐善堂记〉册页及其修复》、李人俞的《〈高宗御制诗集〉注释中的一处错误》等。这一类论文很少，都是从细微处入手，或对乾隆诗选的某一版本进行源流考订，或对其诗选的注释进行考察。从文献学角度来看，这一部分研究成果对于乾隆诗作的整理与考订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第二，从文艺学的角度对乾隆诗作进行评价或研究。这一类别还未出现专门性的著作，只是在学者撰写的清高宗的传记中附带提及。具有代表性的如钱宗范的《乾隆》，其中第九部分以若干具体诗作为例，较为深入地剖析了清高宗御制诗的艺术水平和历史价值。在思想内容上，他认为：“乾隆的多数诗歌，是紧紧结合了他的政治活动而写的，不仅通俗易懂，而且具有现实主义的色彩。”周远廉的《帝大传》中第十三章第一节也简要论及了乾隆诗作，他认为：“总的来看，乾隆帝之诗，很多是纪实之作，包含了相当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政治含义，或述某事某制，或言己之政见，或为争取汉族名流学者，或臧否人物评论史事，从政治、历史的角度看，还是颇有价值的。”孙文良、张杰、郑川水所著《乾隆帝》第八章第一节中说：“乾隆留下的诗，技巧虽不足称道，内容却很珍贵”，“简言之，乾隆的诗是他一生政治活动和日常生活的实录，在他执政期间清帝国所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都可以从诗中看到”，“水灾之重，人民苦难之深付笔端，使人们对‘康乾盛世’有更全面的了解，可补正史之不足。”郭成康在《乾隆正传》一书中也称论乾隆诗作“不暇锤炼，以整体上来看，被后人评为‘格调不高，佳作不多’”，“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审视，这些近于苛刻的评论也许并不错，但乾隆数以万计的诗章中也时见清新自然的篇什。特别应该指出的是，皇帝献给孝贤皇后的上百首诗，堪称最见真情的上乘佳作。”更重要的是，“乾隆诗的价值在它的纪实性，古人有言‘诗以证史’，数以万计的‘御制诗’弥补了《清高宗实录》的不足，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可以说是18世纪中国的一部诗史。”由此可见，乾隆诗作虽已引起学者的注意，但相对文学性而言，它的历史价值受到的关注更多，大家对其诗作的评价大多集中在史学意义的阐述上。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并不多，现有的论文或探讨其诗作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等，或通过诗歌来探讨乾隆某一时期或者某一方面的心态。典型的如戴逸的《我国最多产的一位诗人———乾隆帝》，该文第一次全面论述了清高宗御制诗的得与失，归纳其诗风为：“不拘格律，不事雕琢”、“不主张立异，不使用绮词丽句”，“他的诗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正襟危坐的道学气味，绝没有儿女情、脂粉气”。作者在深入解析、研究御制诗基础上，从历史的视角发掘出了各类御制诗的价值，并且认为“乾隆的诗，历史的价值大大超过了艺术价值。”。刘庆宇的《试论乾隆少年时代的佛教观—————以〈乐善堂全集〉为中心》从《乐善堂全集》诗文的解读中对乾隆少年时代的佛教观进行了分析。而傅东光的《御笔〈林下戏题卷〉与乾隆晚年的“林下人”心境》则从乾隆御笔《林下戏题卷》入手，籍乾隆不同时期所作的6首《林下》诗，探索其晚年归政过程中内心世界不断变迁的发展轨迹。钱宗范的《乾隆诗歌探析》，史礼心的《“十全老人”“十全”诗———清高宗乾隆的诗歌创作》、曹东方的《乾隆诗简论》等都从内容与艺术特色两个方面对乾隆诗作进行了分析；孙继心的《从避暑山庄的三块诗匾看乾隆皇帝的晚年心绪》、段钟嵘的《从山庄诗文看乾隆对儒道佛的态度》、江滢河的《乾隆御制诗中的西画观》等都通过对其诗作的分析探讨乾隆的心态。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对于乾隆诗作进行简单赏析的文章，如刘宝琴的《乾隆避暑山庄诗注释》、恩淑玲的《乾隆皇帝咏五台诗注释》等，承德师专避暑山庄诗选注小组也进行了一系列的乾隆诗作的选注。近年来，还有一些硕士、博士论文对乾隆诗作进行了专题的研究，如崔岩青的《清高宗御制纪事咏史诗研究》从史学史的角度考察御制纪事咏史诗的史学价值、史学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清高宗的历史观、史学意识与成就。刘冬的《清高宗御制水利诗与乾隆治水》从乾隆御制的水利诗入手，对乾隆年间的水害，以及所采取的一系列治水措施进行了考察。章采烈《论乾隆御制〈四库全书〉诗的史料价值》对乾隆三十九年（1774）至嘉庆二年（1797）期间所写的107首关于《四库全书》编纂的诗歌进行了分类，认为诗作客观而真实地记载了《四库全书》纂修的全过程，是其他史料的补充。可以说，这些论文皆倾向于将乾隆诗作与史实相结合来进行考察，论文的侧重点在史，而不是诗。

第三，从文化学的角度对于乾隆诗作进行考察。如郭黛姮的《乾隆御品圆明园》通过乾隆的诗词，结合圆明园所构建的实体，阐述了园林特点，以及圆明园发展、变化缘由等，这属于建筑文化方面的探讨。蔡镇楚、施兆鹏的《乾隆皇帝茶诗与中国茶文化》则是从《御制诗集》中收录的近200首茶诗说起，纵论博大精深的中国茶文化,认为其茶诗开拓了中国茶诗与茶学研究的文化视野,这些诗作亦是诗文化与茶文化结合的产物,是中国文人饮茶之习的生活情趣和审美理想的诗化,是中国茶文化美学的艺术结晶与重要载体。诸如此类的文章还有巩志的《清朝乾隆皇帝诗赞建茶》、童光侠的《乾隆皇帝的陶瓷诗》、杨平的《乾隆御制诗文与圆明园植物特色》等。然这一部分的研究成果仅仅限于文化层面上的考虑，与其诗学思想的探讨也并没有关系。

二、对于乾隆御选书籍的研究

乾隆曾亲自为一些书籍撰写序言，表达对文学的观点，如《御选唐宋文醇序》、《新刻稽古斋文集序》等等。学者们对于这一方面的研究如下：第一，大部分成果集中于《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等文献的研究。如郭伯恭的《四库全书纂修考》輱訛輨中第一章探求纂修四库全书的目的，其中就乾隆的编书动机做了一番分析，“高宗诏访遗书，编纂《四库》，其政治作用，一言以蔽之，即寓禁于征也。”作者从政治角度对乾隆的编书目的进行考察；而陈晓华的《〈四库全书〉与十八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中也有涉及乾隆的内容，如第四章《学术与政治之间》中将乾隆朝的政治与当时的学术相联系，对当时一系列的文学现象进行了解读，但对乾隆的文学思想却没有过多的阐述；再如司马朝军的《〈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其中第四章《清高宗与〈四库全书〉》中，引用了大量乾隆帝颁布的诏令来论证其编纂思想，“《总目》的纲目出自钦定，帝王著作编列出自钦定，体例出自钦定，去取出自钦定，存目根据钦定”，行文中大量引用了乾隆帝的诏令，但作者着力于编纂过程，没有过多论及乾隆的文学思想。研究论文也大多着力于分析乾隆与《四库全书》编纂之间存在的政治因素，如张小芹的《〈四库全书〉乾隆谕旨中的“不收、改、删、销毁”等问题评议》，作者从乾隆在《四库全书》编修过程中下达的二十五道谕旨入手，将它们分为“不收”书籍的谕旨、关于改与删书籍的谕旨、关于销毁书籍的谕旨，从而对于乾隆在编纂过程中所体现的政治倾向做出梳理；此外如党为的《清高宗四库全书谕旨内史学与正统观研究》、张明海《谈编纂〈四库全书〉的目的及其时代特征》等亦从这一角度进行阐述。王作华的硕士论文《乾隆皇帝与〈四库全书〉的纂修》中第四章论述了乾隆学术思想以及满清皇族思想对《四库全书》的影响。这些研究成果集中对于《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等的考察，通过对编纂过程以及删订标准的考察来解读乾隆的编书思想。第二，对其他御选书籍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于《四库全书》的系列研究来说要分散得多，但其中也不乏对其文学思想进行探讨的文章。典型的如莫砺锋的《论〈唐宋诗醇〉的编选宗旨与诗学思想》輰訛輩，作者认为《唐宋诗醇》的编选体现了乾隆的编选宗旨———尊唐与尊杜，诗集特别强调诗歌的政治教化功能，对涉及民族斗争的内容相当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