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史论文范例

摘要：蒙古族射箭活动是其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现。射箭活动起源于狩猎生产，在文化传承以及民族性格塑造方面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并且其技艺传承也是民族教育的组成部分，与中原汉地的射艺有异曲同工的功效。蒙古族传统射箭文化研究是把民族体育这种物质与精神文化现象作为一个不断变化的文化整体加以研究，在外部研究蒙古族传统射箭文化与社会现状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内部研究蒙古族传统射箭文化的现状，各民族射箭文化的异同，射箭文化的社会功能，射箭文化的心理积淀，及其射箭文化在现代文明中的扬弃和继承、创新与发展，让其在新时挥更好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和育人价值。

关键词：蒙古族；射箭文化；民族传统

蒙古族是中国北方最为重要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曾经入主中原，建立了疆域最为辽阔的元朝，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对于蒙古族的历史、文化、民俗等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的热点。因为蒙古族骁勇尚武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所以体育运动文化是蒙古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骑马、射箭和摔跤为特色的“男儿三技（艺）”是蒙古族传统的体育项目，所以关于蒙古族传统射箭文化的研究是整个蒙古学的一个分支，虽然也有相关研究，但多支零破碎未成系统。总体来看，蒙古族传统射箭文化的相关研究大多还是在蒙古族民俗研究中被谈及，如或作为研究蒙古族男儿三艺（技）之一的一个分支内容，或作为那达慕盛会中的一个竞技项目，或作为整个蒙古族体育文化的一个构成部分，没有突显射箭文化自身的专业性研究。另外一种情况则是偏重蒙古族骑射运动的研究，蒙古族射箭文化分静态射箭和动态射箭两种，其中动态射箭就是所谓的骑射，是配合骑马运动的综合性运动项目，所以骑射只是射箭运动的一部分，而未能全面展现蒙古族射箭文化的全貌。射箭文化在蒙古族传统文化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对其研究也有着深厚的基础和前期成果，值得学界作以总结和归纳，以促进蒙古族射箭文化深入、全面的研究。

一、那达慕大会研究中的蒙古族射箭文化

那达慕是蒙古族历史悠久的体育盛会，射箭则是该盛会中最为重要的一项体育竞技活动，因此对蒙古族射箭运动的相关研究早期多出现在对那达慕大会的研究中，作为蒙古族传统盛会相关内容的一个环节予以展开。如特木尔吉如何、阿荣著的《那达慕（蒙文）》［1］，蒙文写就，认为锡林郭勒盟的那达慕最具代表性，作为蒙古族人民喜爱的一种传统体育活动形式介绍了那达慕的相关情况，其中谈及了射箭运动。相类似的著作还有那恩和确吉的《蒙古族那达慕（蒙文版）》［2］、德力格尔的《草原那达慕》［3］及贾瑞光的《那达慕文化变迁研究——以黑龙江省杜尔伯特那达慕为例》［4］等。相关论文最为丰富，如荣•苏赫的《蒙古族男子三项那达慕歌》［5］、纳古单夫的《蒙古族“那达慕”文化考》［6］、赵永铣、巴图的《那达慕文化的由来与流传》［7］、苏叶和刘志民等的《蒙古国那达慕的起源与发展》［8］等。上述这些研究无不是将蒙古族射箭运动作为大会活动主题之一予以讨论，而不是对蒙古族射箭运动的专项研究。那达慕作为蒙古族体育活动最为重要的展示和竞技赛会，当然无可厚非地成为研究蒙古族文化传承和展现的对象。射箭活动仅是那慕达大会其中的部分内容，因此基于那慕达大会的研究，并不能展现蒙古族射箭文化的全貌。

二、中国射箭运动研究中的蒙古族射箭文化

射箭运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历史悠久，并不仅仅是蒙古族特有的运动和传统，包括汉民族在内的许多民族都有射箭、游艺、训练等传统，所以很多在对中国体育运动或者射箭运动的整体研究中都谈及和旁涉了蒙古族的射箭运动传统。如马庸编著的《银箭红心攀高峰：谈谈新中国的射箭运动》［9］是较早研究民族传统射箭运动对新中国射箭运动的作用和推进的著作；也有专门从竞技体育角度展开的研究专著，如孟繁爱、董文瑾、朱萍编著的《射箭》［10］、茹秀英的《射箭》［11］；还有从体育史角度出发展开的研究，如刘秉果的《中国古代体育史话》［12］、王俊奇的《辽夏金元体育文化史》［13］、罗时铭的《传统射箭史话》［14］等。相关论文也非常丰富，如刘世明的《射箭述略》［15］、刘丹婷的《元明清射箭文化研究》［16］、房磊的《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射习俗》［17］、孟林盛的《晋北射箭文化溯源》［18］、余晓慧的《论古代军事射箭对体育发展的促进》［19］、李培金和栾彦茹的《中国传统射箭运动器材发展的现状调查》［20］、佘丽容和樊永安的《传统射箭复兴中的民族主义》［21］等。上述学者研究的视域较大，基本都是站在中国体育运动史或射箭运动整体研究的角度，所以蒙古族射箭只能是其研究中占很小比重的一部分。在整个中国体育文化和射箭文化的研究中，蒙古族因其民族传统保留较好，所以其射箭活动至今仍是活态民族文化，因此，其在整个中国传统射箭文化的研究中意义极为重大，成为中华体育文化的重要一环。

作者：邓佑玲 杨阳 单位：北京舞蹈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

引言“”之后，中国面临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局面，中央多次召开会议决定恢复生产，恢复文化艺术事业。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我国的科学文化等各项事业逐步恢复发展。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的舞蹈教育事业迎来了新的机遇。1978年10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北京舞蹈学校由中专改制为大学，北京舞蹈学校更名为北京舞蹈学院。以此为标志，正式翻开了新中国舞蹈高等教育的新篇章。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舞蹈高等教育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育理念、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教材建设、专业、学科理论建设、学位点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教育管理与制度建设、教育层次、教育的规模与结构、社会服务等诸多方面已渐趋完善和成熟。本文拟从舞蹈高等教育发展的三个阶段回顾其发展的历史。

一、中国舞蹈高等教育发展的起步期(1978—1992)

成立之初的北京舞蹈学院①，在教学机构及专业设置、课程设置、人才培养、师资建设、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及对外交流等方面不断探索、稳步发展。在中国舞蹈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上，北京舞蹈学院在这一时期处于一支独秀的地位。北京舞蹈学院的发展基本上代表了中国舞蹈高等教育诞生之初的那段历史。但我们也看到，中国舞蹈高等教育在北京舞蹈学院之外的一些地方开始逐渐起步。如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在1982年开始招收舞蹈史论专业硕士研究生，这意味着中国从此开始培养舞蹈高等教育硕士研究生人才，舞蹈高等教育的结构和层次由单一的本科教育发展为本科和硕士研究生教育构成的二级人才培养体系。

(一)教学机构及专业设置日趋完善1979年全国艺教会议通过了北京舞蹈学院设立舞蹈表演专业、舞蹈教育专业、舞剧舞蹈编导专业、舞蹈史及舞蹈理论专业四个本科专业的设想，确定“表演、教育、编导、史论”为学院的四大专业。从1978年到1992年期间，为了适应新形势及人才培养的要求，北京舞蹈学院多次调整或设立新的教育机构(系)。1986年11月，原来分属中国舞系和芭蕾舞系管理的中专部从两系分出，成立了北京舞蹈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到1987年，北京舞蹈学院逐步形成了比较稳定的专业及教学系部，以本科专业教育为中心的北京舞蹈学院基本完成了从中等专业教育向本科教育的“脱胎转型”。学院各级教学机构共设6个系1个部，分别是中国民族舞剧系、中国民间舞系、芭蕾舞系、编导系、史论系、社会音乐舞蹈教育系及社会科学部。6个系共设置11个专业(包含大专和本科)，分别为古典舞教育、古典舞表演、民间舞教育、民间舞表演、芭蕾舞教育、芭蕾舞表演、中国舞编导、民间舞编导、芭蕾舞编导、舞蹈史与舞蹈理论、社会音乐与舞蹈教育［1］。这样的专业设置一方面考虑到了舞种的不同，另一方面也考虑到了学科分类的因素。这种理论与实践、专业与舞种相结合的专业划分有效地促进了舞蹈事业发展，培养出了以舞蹈表演、舞蹈教学、舞蹈编导、舞蹈理论为主的各类人才。这些人才正是其后舞蹈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因此，我们可以说北京舞蹈学院在此期间形成的系(部)机构及专业设置，为中国舞蹈高等教育乃至中国舞蹈事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中国舞蹈高等教育及舞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2］。

(二)师资与科研的总体水平渐进提升经历十年“”，北京舞蹈学院的教职工人数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处于停滞状态。1978年升格为大学之后，学校面临舞蹈专业师资不足的问题。1980年学院设置中国民族舞教育系时招收60多名学生，到1984年毕业时有28人留校。从1989年到1991年，学院各专业毕业生有50余人留校。此外，从北大、北师大、中国艺术研究院等院校毕业的本科生及研究生共20余人也给北京舞蹈学院注入了新的血液。到1992年底，全院共有教师257人②，比改制为大学时的1978年增加了88%［1］。其中拥有本科学历的教师占据了很大的比例，有不少教师拥有硕士学位。另外，学院还通过夜大学、函授等方式不断提高了学院教师的文化素质，学院教师的数量和整体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升。随着北京舞蹈学院师资学缘结构、学历结构的不断优化，加上师生的共同努力，学院于1984年成立了科学研究处，着手研究改善舞蹈学院的招生、培养机制以及职业病等急需解决的课题。学院还多次举办学术论坛，这些论坛一方面提高了教师的科研水平，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学院的学术内涵及办学水平。学院的多项科研成果获得了文化部的科技进步奖，教师的论文及著作也相继出版。随着学术活动的不断增多，学院于1985年创办了院刊《舞蹈教育与研究》，即目前《北京舞蹈学院学报》的前身。刊物的创办成为了中国舞蹈教育研究的重要学术阵地，也是推动舞蹈学走向学科成熟的重要载体之一。

(三)招生与课程设置目标明确，成效初显在招生方面，从1980年到1992年北京舞蹈学院一共招收了550名大学生，其中女生303名，男生247名。由于舞蹈专业的供求特点，舞蹈学院采取了灵活的招生方式，学院在1981年、1983年、1986年、1988年并未招生，其他各年份多考虑生源与社会需求情况确定招生人数，并未盲目地扩大招生人数。这期间的学生毕业去向清晰，大都流向了各种文艺团体及各类艺术院系，专业对口，学有所用。在这些毕业生中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舞蹈家及舞蹈教育家。这期间学生在校主要学习的课程为政治课、专业基础课、舞蹈史论、文化课、选修课及讲座，其中专业课(专业基础课和文化史论课)占据了较大比重，而专业课中基础训练所占比重最大。在所有专业中，各类舞蹈专业的基础训练课一般占据了50%以上。这样的课程结构，特别是较大专业基训课的比例安排，对于当时院团表演人才的培养和成才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2010年9月26—27日，“多元视野下的中国文学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隆重召开。本次会议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语言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早稻田大学国际日本文学•文化研究所共同举办。大会开幕式由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主任李春青教授主持。北京师范大学校党委副书记唐伟、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童庆炳、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张健、北京语言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黄卓越、早稻田大学教授高松寿夫分别为本次大会致辞。来自中国大陆、日本、瑞典、美国、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众多知名大学、研究机构的8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大会并发表了论文。

一传统文学思想研究与当代文论建构

传统文学思想与当代文论建设的关系在理论界是一个常论常新的问题。无论是进行古代文论研究的学者还是致力于当代文论建构的学者都要对这个基本的问题做出自己的解答。在这个基本问题的视域之下，一系列的相关问题都成为学者们热烈讨论的话题：如何认识自己的传统？如何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展开文化的交流与对话？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如何为中国文学思想研究定位？与几年前理论界热烈讨论的“理论焦虑”现象相比，此次会议出现了一批学者的研究成果，正在试图以具体的研究成果为理论建设夯实根基，在中国文学思想研究领域发出更加坚实有力的声音。这些研究成果当中既有对理论研究方法论的探讨和反思，也有具体的个案研究；既有对基本理论问题的清理，又有开掘理论研究新视角的探索，正如主持分会场讨论的程正民教授谈到的感受：过去谈的“多元”更多的是理论上的描述和要求，今天的“多元”则有了丰富的实践成果。

（一）考镜源流，彰显传统理论资源

北京师范大学童庆炳教授在《〈文心雕龙〉“物以情观”说》一文中以刘勰《文心雕龙》反复提出的“情”的范畴为讨论对象，认为刘勰对于文学情感问题的贡献在于他全面揭示了情感在文学创作中的运动。他指出，研究者们关注中国文学的“情”的传统，却忽略了中华古文论中“情观”论，即情感的移出过程。刘勰所提出的从“物感”论到“情观”论，恰好构成了诗人在创作中的情感全部运动。因此，研究者应对刘勰的“物以情观”的理论以更多的关注。南开大学的卢盛江教授在《蜂腰论》一文中认为“蜂腰”应以《文镜秘府论》的解释为准，蜂腰为什么是病犯，是考虑到句中节奏点。永明诗人提出蜂腰，诗作又犯蜂腰，是因为声律追求自身有矛盾，一些病犯规则从理论的提出到创作中实际运用有一个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圣元教授在《唐宋类书“文部”的文献文体学价值》一文中认为，中国古代类书尤其是唐宋类书最丰富、最集中、最系统地把中国古代文体文献资料汇集在一起，具有“综罗文体资料文献”的功能。中国社会科学院杜书瀛教授在《关于“评点”》一文中认为，“评点”是中国古典文论的典型形态和主要样式之一；通过对评点源流、理论形态特征、组成因素的清理和分析，他认为“评点”这种批评方式最切合中国人把握对象、感受对象的心理特点和思维方式。北京师范大学李壮鹰教授在论文《“选官”与“选佛”》中探讨了士林与禅林的风习的交相影响，并重点论述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唐后士人在贡举中形成的文人集团的组织形式是受了禅家“选佛”机制的启发，二是唐代的“秀句”、“格”、“式”等诗论著作形式也是士人选官与禅僧选佛交相影响的结果。首都师范大学左东岭教授在《论高启诗歌审美观念的转变》一文中对高启的诗学观念进行了考察，认为入明之后，其诗学思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主张格、意、趣的兼顾，表现在创作上则是台阁诗与咏怀诗的兼顾。但由于明初严酷的政治环境，从而使其诗学理想与创作实践同归于失落。首都师范大学吴相洲教授在《“绮靡”解》中认为：陆机《文赋》中所说“绮靡”是指诗歌声律而言；“诗缘情而绮靡”实际上承袭了儒家对诗歌的一贯看法；后世学人对“绮靡”的种种指责其实是一种误会。北京师范大学姚爱斌副教授在《王夫之〈诗•小雅•采薇〉评语的症候式解读》当中认为王夫之在评语中提出的“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倍增其哀乐”的观点，不但与诗意不合，也有悖其本人的诗歌情景观。忻州师范学院刘淮南教授认为《文心雕龙•原道篇》在文学理论基础的建构和文化血脉的承接方面，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北京语言大学郭鹏教授在《论“邵康节体”》一文中探讨了“邵康节体”作为一种特色化诗体从开始确立到流传的过程，辨析了包括《沧浪诗话》在内的宋人诗评中所谓“邵康节体”的本来含义。安庆师范学院方锡球教授认为明代中后期，唐诗学研究出现大量论争，最著者乃是“唐无五古”、“唐人七律第一”、“李杜优劣”等争议。在这些论争中，包含艺术理想范型与诗歌高潮、范型与诗歌衰落的关系，关涉“诗变”问题。

（二）理论话语资源的重新审视香港教育学院的陈国球教授在《“抒情传统”论述与中国文学研究──以陈世骧之说为例》一文中集中探析陈世骧的中国文学史论，对“抒情传统”的提出背景和内涵进行了重新的清理和辨析。值得关注的是，本篇论文以翔实的资料展现出陈世骧站在中西比较的角度来阐明自己观点的文化立场，已经表现出那一代学人在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时，重新审视自身文化传统的自我意识和努力。他认为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陈世骧“抒情传统”的论断在解释中国文学和文化时，仍有不小的理论阐释空间。北京师范大学王一川教授试图激活传统文论中的“感兴”传统，为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为当代文学研究拓展阐释空间。他认为无论是“典型”还是“意境”这些来自古典传统的批评术语，都要回到“感兴”。他提出要把感兴和修辞论结合起来，即：感兴修辞，以弥补中国现代文论术语缺乏的困境。中国人民大学袁济喜教授在《从道器角度观察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知识建构》一文中指出，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不仅应注重其具体的理论学说，范畴命题，以及演变发展的通史，更应注重背后的精神价值的开掘与承传。要使中国古代文论走出以古释古的范围，与当代文学活动相融汇，变为当代文论发展与延伸的精神资源，这种创造性的精神阐释与承传是一项重要的工作。#p#分页标题#e#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的吴子林副编审以历史主义的精神透视、辨析了孔子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和“《诗》可以兴，可以群，可以怨”两个诗学命题，提出追求理想的人格精神和生命存在的完美境界，是孔子诗学思想的最高旨趣；孔子的诗学思想与其说是“实用”的或“功利主义”的，毋宁说是重视自我人格修养之人生实践的生命诗学。中国社科院彭亚非教授认为，中国文化的特征可以说是一种哲思文化，正是中国哲思文化与智慧文化特有的终极追问意识，影响了乃至决定了中国文学、中国诗学的特有本性。这一特有本性与中国文学、中国诗学的文构示意性叙事形式的结合，便形成了中国文学理念中相应的感知、意会的诗歌接受与阐释传统。中国传媒大学张晶教授则从中国文论及艺术理论中发掘中国美学中的生命感及空间感。以此来重新观照中国传统文论中的“物色”范畴以及“气化”思想，为我们认识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的特征打开了一个新鲜的视角。北京师范大学程正民教授认为，中国的文论研究需要有开阔的国际视野，通过国际交流，通过中西文论的比较研究，在世界文论的大背景和大格局中突显中国文艺思想的独特价值、地位影响。他着重介绍了巴赫金“外位性”理论对于文学研究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意义。西南大学代迅教授认为中国的文论研究要摆脱以西方中心论为基础的世界主义观念，吸收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同民族国家的跨文化资源，中国文论在异域的传播并富于建设性地融入西方文论体系，在世界主义文论话语的建构过程中将发挥不可替代的特殊重要作用。辽宁大学的高楠教授认为，文学理论的品格在于向着文学生成，因此他提醒研究者要始终着眼于从文学经验的维度出发来进行理论的阐发和开拓。北京师范大学毛峰教授则借鉴了传播学的理论资源来探讨中国文学思想的研究。北京语言大学的黄卓越教授在《批评史、文论史及其它》中指出，在目前所称的“文论史”的概念中，应当关注曾经占据主导地位的“批评史”概念的独特性，这源于批评史的概念在提出时所注入的特定内涵。由此可见，文论史的概念不仅不能全部囊括批评史的意义，而且二者之间实际上还存在着某种裂隙与紧张。通过对文论史概念的批判性反思，“理论之后”的趋势正在逐渐形成。因此黄卓越教授将批评史、文论史两个概念的区分作为重新理解学科史范式及其转换的重要命题。

一、翻译了一大批有价值的法国史论著

新中国成立之初，虽然马克思主义已经在中国广泛传播，但由于中国史学界对于法国历史的了解非常少，学者们对于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来学习和研究法国史比较茫然。为了更好地学习和研究法兰西的优秀文化，沈炼之认真阅读和翻译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论述法国史的文选及著作。“50年代初，我先后在新创刊的《史学译丛》上译了十几篇马克思、恩格斯写的关于法国的论文。当时国内还很少有人翻译，所以出版之后，很受读者欢迎。”[1]特别是恩格斯的《1848年的六月起义》、《未发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18封——法国社会党人和布朗热危机》等文章，在新旧社会交替转型时期的中国史学界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为刚刚跨入新中国的史学工作者提供了如何运用唯物史观研究法国历史的范例，更开启了新中国史学研究的正确方向。

沈先生还一直非常重视法国优秀的历史著作和资料的翻译工作。他认为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有必要研究和借鉴他国精华；作为一个新中国的学者，首先“必须从翻译资料工作开始”[2]。即使是中法关系不佳，甚至出现敌视状态的时候，他也以开放的心态，宽广的胸怀和高远的谋略对待翻译工作。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他广泛搜集和阅读法国作品，并着手翻译法国著名史学家查尔斯•瑟诺博斯（CharlesSeignobos）的《法国史》。1964年1月中法两国正式建交。同年7月，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这部译著。这是中法建交后中国出版的第一部汉译法文通史，为迫切希望了解法国的中国人民提供了资料，为中法文化交流做出了可喜的贡献。据沈先生后来回忆：“当时还没有一本从法文直接翻译过来的《法国通史》，我总算填补了一个小小的空白。”

十年“”一度打断了沈先生的翻译工作。“”结束后，沈先生立即带领杭州大学法国史研究室的同仁开始有计划、有目标地翻译资料和进行学术研究，先后选译和出版了总共8期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史资料选编》，这些重要的文献资料和优秀的学术专著章节摘录，为研究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此外他还组织人员翻译了《法国工人党的诞生》，“不仅为中国学者提供了有关工人党创立的第一手资料，而且也给理论工作者提供了有价值的新思路，必将推动中国对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史的深入研究”[1]。后来，沈炼之教授又花了近五年的时间翻译了《盖得派》一书。该书是克洛德•维拉尔的博士论文，“也是在这一领域的权威之作，全书770页，内容十分丰富，作者熟练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旁征博引大量文献、档案资料，以严密的科学论证、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法国工人党的起源、组织、学说、活动及其地域分布，正确总结了工人党走过的成功与挫折的艰难历程，分析了这一时期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从分裂到统一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许多发人深思的独创性见解。本书至今仍不失为这一研究领域的权威之作，具有现实意义和启迪作用”[3]。该书的翻译为我国学者研究法国工人党提供非常珍贵的素材。此外，他翻译的威尔逊的《罗曼•罗兰传》、戴高乐的《希望回忆录》、罗素的《权力》，J.E.斯温（J.E.Swain）的《世界文化史》，时至今日仍有很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二、撰写了一批很有价值的法国史论著和论文

留法期间，马迪厄•艾伯特•泽维尔•埃米尔（MathiezAlbertXavierEmile）求实与创新的治学精神对沈炼之影响非常大。“在里昂学习期间，他经友人介绍，专程去拜访在第戎大学讲学的史学大师马迪厄教授，并听完了其讲授的关于法国大革命史讲座的全部课程。沈先生是唯一聆听过马氏讲课的中国学者。”[4]此后，沈先生一生研究的重点都在法国史，撰写了《简明世界近代史》、《法国简史》、《法国通史简编》和《法国革命史讲话》等多部著作，“他的研究成果具有明显的开拓性和很强的现实感”。

在他的著作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法国通史简编》和《法国革命史讲话》。1990年出版的《法国通史简编》是继张芝联主编的《法国通史》后我国史学界的又一重要成果，是一部既有中国特色又能反映最新研究水平的法国通史。该书最具特色、最引人注目的是“新”。可以说，这是一部结构新、观点新和内容新的“三新”之作。

摘要:

如何在“一带一路”战略下推进回族学的创新与发展，是回族学当前必须关注的重大问题，也是回族学学科建设面临的重大问题。回顾回族学走过的历程，它以无可争辩的事实宣告回族学已经基本建立。在此情况下，如何像蒙古学、藏学一样，把回族学建成一门独立的人文社会科学，加强其学科建设，意义十分重大。要做到这一点，需廓清回族学研究中依然模糊不清的认识或观念问题、处理好与学科建设密切相关的诸类关系，并力求具体指出当前回族学学科建设和回族学研究应着重关注的重点领域和重大问题，从而通过完善学科体系，加强学科建设，为回族学的早日建立做出不懈努力。

关键词:

回族学;学科建设;重点领域;重大课题

任何一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建立都取决于它满足社会的需要和满足的程度如何;任何一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与发展也同时取决于它满足自身学科建设的需要和满足的程度如何，回族学也是如此。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学术认识，笔者以“‘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回族学创新与发展”为背景，谈谈当前回族学学科建设的几个重要问题。

一、回族学的基本建立和回族学学科建设的意义

回顾我国的民族学发展史，经过百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近七十年的研究与建设，回族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但同时，作为一门新学科，面对学科创新与发展的时代使命，其学科建设的重大任务也被提上回族学的重要日程。既然要谈回族学学科建设问题，还要回答某些来自对回族学的质疑，那就不能不对形成一门新兴学科的要素或标准进行对照研究，不能不对中国回族学百年研究与发展史作一简要梳理。回顾总结百年来回族学在中国的研究实践和成长历程，探索回族学之所以成为一门独立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规律，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和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