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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所谓生死观，是指人们对生与死的根本看法和态度。在对待生死问题上，中西方在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试着从中西方对待生死的态度入手，分析中西方生死观上的异同；具体表现在对生与死的认识和生的态度上的一致性，而在对待死亡和关注的重心上表现出不同的一面。
关键词：
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之一《哈姆莱特》里，丹麦王子哈姆莱特问出了人们最为关切的问题：生还是死。自诞生之日起，人类就不得不面对死亡的来临，如何对待生与死，或许是人类自诞生以来所面临的最大困惑。它不仅是一种自然现象，更是一种内在的精神现象和社会文化现象，涉及到人生的方方面面。如何处理、看待生死问题，决定了我们一生的追求和走向，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许多中外思想家、哲学家对生死问题进行孜孜不倦的探索，并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看法。春秋时期，当孔子的弟子问到仁义与生命相冲突该如何处理时，孔子毫不犹豫地答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认为仁义比生命更重要。孟子在其《孟子•告子上•鱼我所欲也》里写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明确表达，在生命和仁义的取舍上，要毫不犹豫地取义。司马迁则认为，人出生之日就决定了死的迟早来临，每个人都会面对，不同之处在于，死得是否有价值，生命是否有重量。古希腊名噪一时的哲学家伊壁鸠鲁表示：贤明之人，面对生死，都是以平常心对待，不恶生怕死；他们关注的是生命的质量而不是长度。1而柏拉图则认为，哲学是对死亡的预演和练习。古今中外的哲学家、思想家，虽处于不同的时空维度，却都对生死问题加以关注，得出不少相似的观点。他们用一生来诠释生的意义，在生中悟出了死的必然，并坦然面对，赋予了生死观本体论意义。
一、中西文化生死观的同
中西虽处于不同经纬，有着不同的文化习俗，但在面对生死观这一人类永恒话题面前，却有着不少相似。他们都意识到，生之偶然、死之必然，都看重生，喜生悲死。
1.生之偶然，死之必然
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在上古时期，先哲们就开始思考生与死的问题了。相传，上古时期，大禹因治水有功而成为华夏的领袖。一次，他与随从行舟南下，巡视各省的交通等各方面情况。到江心时，突然一条黄龙把船驮到半空、远离河水，船上的人顿时大惊失色、六神无主。大禹则处变不惊，大笑道：“我受命于天，竭力而劳万民。生，寄也；死，归也。”黄龙听后，反被大禹震慑住了，仓皇而逃。所谓“生，寄也；死，归也”，意思是生只是偶然而短暂的寄居在我们的肉体里，死亡才是最终的归宿。我们带着偶然来到世间，从此便踏上了死亡的旅途。所以生是偶然，死是必然。在明朝徐宏祖《徐霞客游记•续编》里，也表达了与禹相类似的观点。书里写道：“吾游遍灵境，颇有所遇，已知生寄死归，亦思乘化而游，当更无所墨碍耳”。认为生只是暂时寄存在人体内，而死早晚会来临，当死期至，生就到了尽头，看透了生死的规律，心绪自然愈加豁达。当代著名作家史铁生在双腿瘫痪后，也曾伤心、彷徨过，在那段刚遭遇灾难的日子里，他曾一遍又一遍地追问，“为什么是我？”然而回答他的只是沉默、沉默。渐渐地，他悟出了生死的真谛，在抒情散文《我与地坛》里写道：“一个人出生了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并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生是偶然，死是必然。”西方人同样不得不承认生之偶然，死之必然的自然定律。《圣经》有言：因为你来自尘土，就仍要回到尘土。上帝从满大地的泥土中捡出一块，模仿自己的样子造了人，在千千万万的尘土中，恰好是这一块成了西方人类的始祖。然而，最终却也要回归尘土。这跟我国的“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古罗马著名帝王兼哲学家奥勒留就曾反复劝诫那些对死亡充满恐惧的人们：“注意什么是死亡这一事实：如果一个人观察死亡本身，通过反省的抽象力把所有有关死亡的想象分解为各个部分，他就将死亡视为不过是自然的一种运转；如果有什么人害怕自然的运转，那他只是个稚气未脱的孩子。无论如何，死亡不仅是自然的一种运转，也是一件有利于自然之目的的事情。”2也就是说，生死乃自然之事，从婴儿嘤嘤坠地到长大成人，再渐渐衰老病死，都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我们与偶然中来到世间，遵循自然规律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如果害怕死，也就是不承认自然规律。我们应持的态度是，既不要因为生命终归走向死亡而唉声叹气，也不要过分畏惧死亡，以一颗平常心对待生死。即使在后来成形的基督教思想中，教徒信奉精神永存，但仍然不得不承认肉体之死的必然性。看来，中西思哲们都从自身入手，看清了生之偶然，死之必然，。在越来越重视科学的今天，生物学家用科学告诉世人，一个婴儿的出生也是一件多么偶然而奇妙的事情。成千上亿个精子在输卵管中冲锋陷阵，最终得以与卵子相遇并得到其芳心的，却只有一个。能在上亿个精子与唯一的卵子结合的可能性中，不偏不倚，最终生成了“我”，是一件多么偶然的事。然而，不管出生在什么样的时代、国度和家庭，最终都难免一死，这也许就是上帝的公平之处。
2.喜生悲死
从理论上，中西方思哲都认识到了生之偶然，死之必然，但就人们的观念而言，却又都认识到生的可贵，喜生悲死。我国历来就有重生悲死的传统。孔子虽然提倡“杀身成仁”，但仍然十分看重生之可贵。当其弟子季路问及鬼神之事时，孔子的回答是：“未知生，焉知死”。也就是说，活着的事情都没搞清楚，哪有时间去想死后的事呢，可以看出，孔子是十分看重生时的作为的，既然活着，就要有质量地活着，不然岂不浪费了一生？当其爱徒颜渊死后，孔子听说，深叹道：“天丧予！天丧予！”感到痛苦万分。不难发现，孔子是热爱生命、悲悯死亡的。另一位儒家代表人物孟子，虽提倡“舍生取义”，但也不忽视生。“舍生取义”的前提，是“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孟子不是不看重生，相反，他十分重视生，重视生的意义，正因为太看重生的质量，所以在生与义面前选择义，那样才更突出生的价值。而庄子作为道家代表人物，对生命也十分重视，他在《庄子•知北游》里说道：“人生天地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感叹生命的短暂。他还十分注重养生，有《庄子•养生主》篇，专讲养生之道，认为为人最首要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保命、全生。而想要做到这点，就应选取一种玩乐、玩世的生活态度，所以人应该顺应自然，忘却感情，不为外物所滞。3历史上，不乏追求长生不老之术的例子。秦始皇就曾派徐福东渡，求长生不老之仙草。魏晋南北朝时期，许多思想家哲学家追求仙风道骨的派头。而人死则是一件令人悲痛的事。所以，民间将对逝者的追悼会称为“丧事”“白事”。不少文学作品，都将主角遇害作为高潮，以此展现其悲的色彩。当代小说《活着》，更是用一件接一件的人生打击，表明活着的意义和逝去的悲伤。西方也不例外。西方长篇史诗《荷马史诗》里，特洛伊战争重要人物阿喀琉斯被帕里斯射中脚踵而死，特洛伊战争另一位英雄奥德修斯去阴间看他，当得知阿喀琉斯当了冥王后，十分艳羡地说：“你很划算阿，在人间获得辉煌，在阴间还是冥王。”可阿喀琉斯却回答道：“我宁愿在人间当一个帮工，也不愿在阴间当冥王。”4在阿喀琉斯眼里，人世间的生活是幸福的，他可以做很多事，享受美食佳肴，享受战争带来的荣誉，拥有财富，拥有美女……在生得伟大和生得平凡之间，他最终宁愿选择后者。死后，阿喀琉斯终于明白，不是如其母劝说他参加战争一样可以享有生后名的美好，活着即使是平凡无所作为，也是一种幸福。追求生活质量的伊壁鸠鲁虽强调快乐生活的重要，但仍然认为，只有活着这一前提，才有可能实现“生活得能避免恐惧”。
二、中西文化中生死观的不同
1.回避死亡与直面死亡
中华民族历来有重视生命群体意义的传统，然而在对待个体死亡面前，却持回避态度。在我国，虽然不少思哲在学术上讨论“死”的问题，但在生活中，从达官显贵到平民百姓，平时聊天都鲜有涉及“死”的，不得已谈到，也不会拿活人说事，就算提到逝去的人，也会用委婉的说法，不管是在文学作品里还是现实生活中都是如此。为表示对死者的缅怀和尊重，不直接说“死”而是以“去了”“走了”“没了”等词代替。5在鲁迅其散文《立论》里讲了一个故事：富人家诞一男孩，满月时，抱出来给客人们看，想讨个好兆头。不同的人说了不同的话，有的恭维，有的讲实话。说孩子将来要发财和做官的得了赏，说孩子将来得死的挨了打。本来，人生下来都是要死的，富人也懂这个道理。但听到人家说自己孩子将来是要死的，觉得不吉利，还没好好生活就想到死了，所以很不开心，还打了客人，这大抵就是中国人的传统思维吧。即使在面对死亡时，人们还会想出各种死而复生的桥段。中国人相信，人死后都是要变成鬼的。虽然鬼有不少活人不能做到的便利，如可以在晚上自由飞，可以不吃不喝都不饿，但人对鬼始终有一种恐惧，就算自己的亲人死后，也要尽量多烧点纸钱香火，以防他们的鬼魂回去找他们。不少作品中，还描述了人死复生的故事。汤显祖在“玉茗堂四梦”之一的《牡丹亭》里，写到杜丽娘死后贪恋红尘，想方设法还魂，回到人间与柳梦梅再续前缘。在《聊斋志异》里，更是有多达六、七十个篇章是描写死而复生的。6西方文化则更多地展现了人类直面死亡的勇气。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被雅典法庭判以极刑后，从容面对。7在生命的最后一天，他一如既往，诲人不倦，与前来探望的学生谈论哲学，涉及的主要是生死。他说，哲学家之所以不怕死、还乐于赴死的原因，在于哲学家追求的是灵魂的自由，而要做到如此，肉体就得先死亡。所以，哲学就是预习死亡。死亡的结果如何？无非两种，一种是无梦的长眠，这不正是人们追求的东西吗？另一种是灵魂通往另一个世界，在那里，灵魂还可以与伟大的先贤欢叙，这是多么令人激动难耐的事情啊。而当毒酒被端到面前，他镇定自若地接过，一饮而尽，勇敢地践行了自己的哲学理论。后来的斯多亚学派同样主张勇敢面对死亡。他们认为，既然死是一件无法避免的事，何不勇敢面对，顺应自然，心甘情愿地接受他呢？挪威著名文学家易卜生在死亡之际，还能以玩笑的心态面对。据说，他临死之时，有很多朋友围着他，易卜生闭着眼睛安静地躺在那里。这时，护士过来，摸了摸他的额头，再看看他的面色，对周围人说他的状况好像好了一些，这时，易卜生睁开眼睛，慢悠悠地回了一句：“你说我的情况好了一点，正好相反，我现在马上就要死了。”语毕，他就死掉了。一个人在生命垂危之际，还能清醒地指出护士的错误，简直死得潇洒，也就有了喜剧效果。如此从容就死，活着的人也会少一份悲伤。虽然能像易卜生这样幽默而死的例子占少数，总体而言，西方社会对死亡也充满了悲伤情怀，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回避讨论死亡，还将之升华到哲学的高度，对于死，较我国而言，也就多了一份从容。
2.追求现世与关注来世
儒家向来追求生的意义，因而，在活着的时候，能有一份效忠天下的决心并付诸实践，才是儒士们一生的目标。孔子的那句“未知生，焉知死”，再明白不过地表明了他对活着时候努力的看重。道家总体而言虽没有儒家思想里的那份功利色彩，但也十分看重现世的幸福，追求生命的长度。佛教传入后，虽然主张业果相续，认为世间万物都是循环往复，不必在乎生死，但在这种以平常心对待生活的条件下，仍强调生前多行善，关注生的意义。而中国传统中，对于死亡的恐惧和对亡灵鬼魂的惧怕，以及对阴间的阴冷潮湿、阴森恐怖的想象，都说明中华民族对生的渴望。因此，中国人在生前兢兢业业，为社会做贡献，以求功成名就、流芳百世。西方则与我国传统相反，相对于现世而言，他们更追求来世的幸福，这与他们的宗教信仰密切相关。基督教认为，人由肉体、魂和灵组成，而灵才是应该追求的，肉体只不过是灵在人间的暂时寄托。要想死后升入天堂，生前就要多行善，而生前的贫贱富贵与最终是否上天堂没有必然的联系。基督教通过追求上帝从而使人们摆脱尘世间的罪孽，获得生命的超越，达到永生，因此，在西方传统里，人们将死提升为达到新生的途径。苏格拉底虽因亵渎神灵罪而赴刑，但他从容赴死，仍认为死后可以达到另一个世界，与先贤对话，从而使灵魂得以升华。本文从中西方文化对生死观的态度入手，认为中西方都认识到生之偶然、死之必然，都喜生悲死。但中国文化中追求现世的幸福，对死亡则采取回避的态度，西方虽喜生悲死，但能直面死亡，在现世与来世中，追求来世的幸福。当然，不管是中华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有几千年的历史，本文只是就整体而言就行简要概述，也有一些与论述相左的例子，这里不再论述。
作者：王小丽 单位：广西大学文学院
注释：
1.北京大学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366
2.奥勒留.沉思录[M].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8：14
3.赵晖.生死观上的人类智慧——中西生死观比较[J].学理论，2009（28）：93-95
4.邓晓芒.中西文化比较十一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282
5.时秀娟.委婉语的文化用于分析[J].枣庄师专学报，2001（1）：95-98
6.史小军，刘湘吉.《聊斋志异》中的死而复生现象解析[J].蒲松龄研究，2013（3）：18-23
7.赵玄.“苏格拉底之死”的伦理研究[D].保定：河北大学政法学院，201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