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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梁启超的中西文化观
梁启超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并较早接触了西方文化，形成了与国粹派和“西化派”不同的中西文化观。他自开始就“一面爱重国粹，一面仍欢受新学”，主张中西兼顾，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反对全盘西化。早在1896年他就已明确指出“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之后其“远法商周之旧制，近采泰西之新政”的主张贯穿于一生。梁启超是非常尊重传统文化的，即使在流亡日本乃至游历欧美期间，随着对西方文化的广泛接触，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弊端，也仍未将其放弃。对于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他认为“发挥之光大之，继长而增高之，吾辈之责也……”，强调中国人学习西方文化不能“复生出一种崇拜外人蔑视本族之奴隶性”。他把弘扬传统文化的重任寄托在中国青年身上，希望中国青年“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甚至告诫中国留学生:“诸君须要牢牢记着:你不是美国学生，是中国留学生。如何才配叫做中国留学生，请你自己打主意罢。”认为中国人学习西方不能忘记根本，不能丢弃传统。这样的见地在当时实属难能可贵。对于如何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梁启超主张要向西方学习，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加以整理和改造。他说，对于本国文化“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要发挥我们的文化，非借他们(西洋)的文化做途径不可，因为他们的研究方法，实在精密”。具体来说，就是通过“淬厉其所本有”和“采补其所本无”使中西文化达到融会贯通，综合创新。在具体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上，梁启超主张要有批判精神，要追求独立自主的学问———“不为古人所欺，不为世法所挠”。他曾大呼:“第一，勿为中国旧学之奴隶;第二，勿为西人新学之奴隶。我有耳目，我物我格;我有心思，我理我穷。”一战后，梁启超赴欧考察，进一步认识到西方文化虽有其先进性和优越性，但也非尽善尽美，于是更加坚定了他这样的认识:“中国旧思想的束缚固然不受，西洋新思想的束缚也是不受。一种学说到眼前，才要虚心研究，放胆批评。……研究只管研究，盲从却不可盲从。”正是基于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梁启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固然守旧落后，需用先进的西方文化加以改造，但西方文化有其特有的土壤，不能完全适应于中国国情，故主张学习西方必须从国情出发，要“通习中国之情势政俗”，避免“行之而不知其本”现象的发生;也只有如此，才能对于“西人之制度，何者可行于中国，何者不可行于中国，何者宜缓，何者宜急”，做到成竹在胸，而不会对西方文化亦步亦趋。这反映出他理性、求真和务实的一面。梁启超所主张的中西文化结合，并非简单拼凑，其目的是在吸收融合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富有本土特色的新文化。“吾中国不受外学则已，苟既受之，则必能尽吸其所长以自营养，而且变其质，神其用，别造成一种我国之新文明，青青于蓝，冰寒于水”。又说:“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的好处。”由此可见梁启超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和世界眼光，在他看来，学习西方不仅仅是为了救国救民，更因中国传统文化有其优势和长处，只要通过与世界先进文化相互吸收、融合，就会使之得以复兴、弘扬，最终达到惠及世界的目的。概之，梁启超的中西文化观，充满着强烈的文化自觉和自信，蕴含着现代化和本土化并举的理念，这在当时是极具前瞻性和深刻性的。必须指出的是，这种中西融合、熔铸创新的文化观，也深刻反映在图书馆学领域，成为图书馆学本土化理念的根源。
2图书馆学本土化理念
1925年6月，中华图书馆协会在北京成立，梁启超在会上发表演说，独具慧眼地指出了当时我国图书馆界存在的弊端和问题，提出了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的号召，成为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指导性文件，堪称我国图书馆学史上一篇重要文献。而此文献恰是梁启超运用其中西文化观来阐述图书馆学问题，喊出了当时勃兴的图书馆运动中早已萌发的需要本土化的强烈心声。其本土化理念，集中表现在对大规模建设公共图书馆的理性态度和倡导“中国的图书馆学”的建设两方面。
2.1公共图书馆建设之“暂缓论”
梁启超一方面承认公共图书馆对公共文化教育的重要意义:“群众图书馆(或称公共图书馆)对于现代文化关系之重大，最显著的成例就是美国，我们相信中国将来的图书馆事业也要和美国走同一的路径才能够发挥图书馆的最大功用，”认为中国将来也要走“美国式”的大力发展公共图书馆的道路;另一方面却不赞成照搬美国的做法，反对现阶段在中国大量扩建公共图书馆。他说:“鲍博士到中国以来，在各地方，在北京，曾有多次演说，极力提倡群众图书馆———或称公共图书馆的事业及其管理方法等项，大旨在设法令全国大多数人能够享受图书馆的利益，与及设法令国内多数图书馆，对于贮书借书等项力求改良便利，这些都是美国‘图书馆学’里头多年的重大问题，经许多讨论，许多试验，得有最良成绩……但以中国现在情形论，是否应从扩充群众图书馆下手，我以为很是一个问题。”梁启超的这段话有一历史背景。即1925年，是中国“新图书馆运动”如火如荼的一年。“新图书馆运动”的宗旨之一，就是在全国各地建立新式公共图书馆。而“中华图书馆协会”这一专业学术团体的成立，标示着“新图书馆运动”趋向高潮，加之与会的成员大都主张扩建公共图书馆，更有两位参加者即美国图书馆学家韦棣华和鲍士伟博士，他们是美国图书馆协会派出的用庚子赔款建设公共图书馆项目的直接推手。因此说，梁启超的演讲是在“新图书馆运动”扩建公共图书馆的背景下进行的。然而他却逆流而动，唱起了反调，认为中国当前不适合大量扩建公共图书馆。这种胆识便是从他一贯的中西文化观而来的。他从当时中国的实情出发，给出了反对的理由:第一就“读者”来说，在中国，除了中学以上在校学生和各学校教师、各类专家学者等极少数有读书能力和读书需求的人外，社会上其他的上至官员、商人，下至社会地位低下的小贩、差役，乃至大量妇女儿童等等，均缺乏读书的能力和兴趣，因此根本没有一定要设立图书馆的需要和欲望。诚然，当时“中国人不识字的，总计起来占百分之八十……就是这识字的，或许能够看看书，然决没有真正的读书欲”。梁启超对此了然于心。第二就“读物”来说，在图书馆藏书中，除了施公案、天雨花等此类的旧书和礼拜六等此类的定期出版物受到一般群众的欢迎外，西文书和浩如烟海的中国旧书无几人能读，适合群众阅读的有趣且有益的图书极其缺乏。梁启超因此说:“事实既已如此，所以据我的愚见，以为:美国式的群众图书馆，我们虽不妨悬为将来目的，但在今日若专向这条路发展，我敢说:他的成绩，只是和前清末年各地方所办的‘阅书报社’一样，白费钱，白费力，于社会文化无丝毫影响。”梁启超认为中国有自己的特殊现状，即缺乏大量有阅读能力和阅读兴趣的读者，也缺少相关的适宜读物，再加上缺乏管理人才，“贸贸然东设一馆，西设一馆”，除只会浪费资金外，其收效甚微。为了不重蹈清末“阅书报社式”群众图书馆之覆辙，不能一味照搬美国大规模扩建公共图书馆的做法，这可以作为中国以后的发展目标，但现下应暂缓一缓，应放一放，而当务之急是利用有限的资金和人才，有选择地在适当城市建立一个适合学术研究的模范图书馆，“与其贪多骛广，闹得量多而质坏，不如聚精会神，将‘一个’模范馆先行办好，不愁将来不会分枝发展”。梁启超想集中极其有限的财力和人力，先建设一个具有示范性质的图书馆，然后引领和推动我国图书馆事业的良性发展。他这种从中国现状和实际需求为出发点，以期将“钱花在刀刃上”的精神，就是他强烈的本土化理念的体现。
2.2倡导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
出于对我国图书馆事业冷静、深刻的认识和思考，梁启超不但给当时公共图书馆建设热潮泼了冷水，而且还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的号召，倡导图书馆学的本土化。众所周知，中国现代化的图书馆完全是“舶来品”，由之而来的图书馆学从一开始就出现了“水土不服”现象，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西方的分类法和编目法无法适应卷帙浩繁的中国古籍，所以在图书馆学现代化的同时迫切需要本土化。其时早已有不少有识之士大力倡导并积极开展图书分类和编目的本土化探索，如沈祖荣、杜定友、洪有丰、查修等。而梁启超以他当时的地位和影响，在这样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上明确倡导图书馆学本土化，说出了图书馆人的心声，因此影响极为深远。他坚持运用中西文化观来解读图书馆学，认为:“学问无国界，……图书馆学的原则是世界共通的，中国诚不能有所立异，但中国书籍的历史甚长，书籍的性质极复杂，和近世欧美书籍有许多不相同之点，我们应用现代图书馆学的原则去整理他，也要很费心裁，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事整理之人，须要对中国的目录学(广义的)和现代的图书馆学都有充分智识，且有神明变化之，庶几有功。这种学问，非经许多专门家继续的研究不可，研究的结果，一定能在图书馆学里头成为一独立学科无疑，所以我们可以叫他做‘中国的图书馆学’。”而且主张“这种事业是要中国人做的，外国学者无论学问如何渊博，决不能代庖”。他自信地指出，中国之前虽无“图书馆学”这个词，但图书馆学的历史却很早也很发达，自刘向、刘歆、荀勖及郑樵至近代的章学诚等，不仅对目录学有着各自精到的见解，还留下如各史之艺文经籍志、书目提要学、各种公家或私人之藏书目录及目录学专家的题跋和札记等，这些都是中国特有的极丰富的图书馆学材料和研究方法，只要用西方图书馆学原理加以改造，就一定能建设出“中国的图书馆学”来。然后他又用极富远见的眼光审视这种富有本土特质的图书馆学，以为它“不但为中国学术界开出新发展的途径;无论何国的图书馆关于中国书的部分，都能享受我们所建设的成绩，凡属研究中国文化的人，都可以免除许多困难。所以这种工作，可以名为世界文化工作之一部”。在梁启超看来，经过了本土化而建立的“中国的图书馆学”，必定能屹立于世界图书馆学之林，进而造福世界图书馆学。以梁启超的睿智，不难看出要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当务之急便是要“培养图书馆管理人才”，而人才的培养又与他主张建立的模范图书馆密切相关。在此学术研究型的模范图书馆内，附设有相应的图书馆专门学校，使学生在学习现代图书馆学理论的同时，能进行扎实有效的专业实习;并强调这个图书馆专门学校所负的重任，就是培养能将西方现代图书馆学的原理和方法与中国传统目录学等学术相结合的人才，从而开展“中国的图书馆学”的建设。他们不仅有普通的图书馆学专业知识，而且还能成为“中国的图书馆学”的发源地，因为以后可以依靠这些人培养、带动更多的中西兼容的专才充实到图书馆学本土化的队伍中来。这种从实情出发，本着节约和高效的目的，将图书馆学教育与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相结合的一举两得之法，也是梁启超的本土化创举。梁启超还针对当时最棘手的图书分类和编目问题如何本土化发表了看法。他强调衡量一种分类法的标准有两个:一是要“科学的”(最少也要近于科学的);二是要将古籍和新书囊括无遗。这种认识源于他的分类编目实践，认为中国旧有的四部分类法极不科学，无法容纳新学书籍;而引进的西方分类法又不能充分容纳中国古籍，所以亟需发明一种适合中国图书馆实情的新型分类法。对于编目，他认为在确定好分类法以后，不能简单采用外国通行的方法加以套用就算完毕。因为中国书籍性质杂芜，“到底哪部书应归哪类，试随举十部书，大概总有四五部要发生问题，非用极麻烦工夫将逐部内容审查清楚之后，不能归类，而且越审查越觉其所跨之类甚多，任归何类，皆有偏枯不适之处”。因此主张运用古人在文献著录中常见的“互见”和“裁篇别出”这两个虽然繁难却极其重要的方法加以解决。总之，梁启超主张整理中国书籍不能简单照抄现代西方图书馆学的方法，一定要将其理论与中国传统目录学相结合，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图书分类及编目学，此见解实属精审。概之，梁启超运用中西文化观阐释图书馆学，认为不能全然照搬西方图书馆的实践经验，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来掌握图书馆建设过程的轻重缓急;通过继承和挖掘中国优秀的图书馆学遗产来努力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这样不仅能解决当下图书馆存在的问题，而且最终会使中国图书馆学走向世界。
3余论与反思
如何学习西方现代图书馆学，如何对待我国传统的图书馆思想和实践，如何把握两者间的关系，这是自近代以来中国图书馆建设者就面临的一个时代课题。梁启超以互补发展、融合创新的中西文化观和与之一脉相承的图书馆学本土化理念，给我们指明了方向: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不能与我国优秀的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和实践割裂开来;在引进西方现代图书馆学理论技术的同时，要有批判精神，要顾及中国社会现实和社会需要，如此才能做到学术独立和自主，并建设出富有原创性的“中国的图书馆学”，这是我国图书馆学的唯一出路。然而，经过近百年的发展，距离梁启超心目中“中国的图书馆学”的建设仍任重道远，以至上世纪末吴慰慈教授又发出了“图书馆学学科建设要本土化”的呼吁。若以梁启超的主张衡量今天我国的图书馆学研究，表面上可谓一派繁荣，但学理性问题的研究少之又少。至于中国传统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古籍整理等方面的内容更是少得可怜，或“被作为珍玩，局限在文史考证的水平上自娱自乐”，更奢谈图书馆学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了。另一方面，正如梁启超认为的，中国学界缺乏“自由独立，不傍门户，不拾唾余之气概”，使得图书馆学研究“始终处于不断跟踪与追随国外的发展水平的被动状态”，缺乏学术自觉意识，尤其缺乏对西方图书馆学的反省批判意识，而以译介西方学术，炒作新概念、新理论、新工具为荣，这与梁启超的学术主张相去甚远。百年前他就表达了关于学术独立自主的真知灼见，具体到实践当中就是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要考虑到中国社会现状和图书馆实情。比如他在译介和运用西方学术时，总会以西方为参照自觉联想到中国情形、中国现状，通过联系中国本土的需要自觉进行话语转换，从而为中国以后的发展考虑，体现出接地气、讲实际的特点。而今的图书馆学研究至少在联系实际方面仍有待加强。例如我国高校普遍建立的“模数式”图书馆所实行的藏、借、阅、习一体化的全方位开放服务管理模式，是与西方国家之国民高度的规则意识和文明借阅习惯，以及馆员强烈的服务意识和责任感相适应的，如此才能使这种模式发挥最大效益。然而这种全方位开放模式在我国引进后，因未与中国现状做很好对接，特别是没有针对国人较为缺乏的规则意识和服务意识做有效改进，许多图书馆仍沿袭陈旧的管理制度和方法，于是问题不少，比如“在馆”图书的遗失问题———读者为寻一本显示“在馆”的图书而屡屡不得，成为各馆普遍存在的现象。这便是照搬国外，未能有效进行本土化的教训之一。总之，我国现代图书馆学研究和实践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如上述提到的照搬照抄，不顾及图书馆实情和现状，过度技术化和工具化，忽视人文关怀等等。产生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在于当今学人片面的中西文化观。而要解决此问题，得先扭转对中西文化的态度，确立起码的文化自信，否则一切无从谈起。在此意义上，梁启超的中西文化观及其图书馆学本土化理念，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作者：刘应芳 单位：浙江师范大学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