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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历程
近代西方文化的传入无疑是一种引进型的形式。在谋求富强的功利意识的指导下难免出现许多偏差，从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来看，西方文化基本上是以强势的态度对中国文化进行排挤，最终的传统文化甚至到了被清理和筛选的地步，而这一切都是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进程所造就。近代中西文化交流渗入到了当时社会形态的各个领域，包括西方体育与以武术为代表的本土体育直接的接触、纷争与融合。在这段时期武术出现了两种形态表现：一种是以孙氏武学体系为代表的民间武术的自身整合与发展，它是在西方文化强势压迫下，传统文化以顽强的生命力展现自己精华一面的结果，是传统文化的自然延续。另一种便是以中央国术馆的国术体系为代表的近代武术的转型，它是本土体育与西方体育交流的产物，是一种新型的体育形态，可以说是武术的现代化转型，它是具有西方体育形式的本土体育。两种武术形态都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具有深刻的文化价值及指导意义。
2传统文化的自然延续———拳与道合
清末民初，外强凌入，叛乱四起，内忧外患的动荡社会为武术的兴起与传播提供了土壤，民间秘密组织的发展，村社民团的成立，对武术发展起到了强大的推动作用。西方火器的传入，渐渐弱化了武术在军事战场的实用性。1900年的“庚子拳变”标志了在热兵器时代武术彻底的从战争被淘汰。此时盛行于民间的武术，摆脱了纵向秘密发展的束缚，开始了前所未有的交流与发展，各门各派开始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许多优秀的拳师“各家拳法兼而习之”形成了自己的武术体系，而其中最为著名的当数孙禄堂的孙氏武学体系。孙禄堂先生自幼习武，天赋异禀，在深得太极、形意、八卦三拳的奥妙之后，深参诸子思想，继承前人的武学研究下，合三家为一家，曰：内家拳。结合自己一生的武术实践创立了武、道结合的武学体系，孙氏武学体系以《周易》《丹经》为理论依据，参以儒、释、道三家学说对武术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把武术与传统哲学中的道相结合：万势起于“无极”而终于“一”，提出了武学的“三层道理”“，三层功夫”“，三层练法”。其中最高层次的“炼神还虚”，“洗髓”，“化劲”或是“金丹”都旨在“本良知良能面目，复还先天”，养一身之正气，也就是儒家孟子的“浩然之气”。通过意识和形体的练习，以完善人的品格，达到儒家所提出的“仁”的境界。而这种术与儒家修身哲学的融合确实能从中西文化交流中找到根源。在《形意拳学》自序中孙禄堂先生说到“然富强之道，在乎黎庶之振作，振作之主义在精神，若无精神则弱矣。人民弱，国何强？欲图国强，须使人民勿论何界，以体操之不可缺之一科。”这一段话中民强则国强的观点，来源于19世纪初的“国民主义”的思潮，随着西方思想的传入，许多的先进份子已经意识到了国民性的问题，即国民是一个国家的有机构成分子，国民的强弱承载着国家的强弱。而以传统儒家修身哲学来增强国民精神又是当时“国学”“、国粹”在武术中的展现。庚子事变以后，顽固守旧派彻底瓦解，一度出现了“无人敢谈中学”的情景“，全盘西化”的论调猛然兴起，正如起初顽固派们提及的“变夏为夷”的忧虑一样，许多怀揣传统文化的士大夫们感到了中国文化生存的危机，他们在西方思维的影响下，不再是像顽固派那样固守传统文化，而是提倡文化中的精华部分，认为中西文化均有优劣，都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他们反对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和对人民进行的奴隶教育的“伪儒”知识，而先秦诸家的思想和儒家修身哲学都是中国文化的精华部分。特别是一战后西方各国出现的经济危机，让更多信奉西学的人都冷静了下来，正如梁启超所说，他们为了资源和利益野蛮的进行争夺，丝毫没有文明可言。严复也尖锐地批评道：“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而此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爱、重情义、重和谐的思想正是西方物质文明所欠缺的。“以中国救西方”的思潮把儒家文化的修身育德，探求人的良知良能的人伦哲学推向了高潮。孙禄堂先生饱读各家之经典，深得诸家之思想，而最终把术与道合的道归于儒家的修身之道，正是文化交流下，传统修身文化顽强展现自己的外在表现，也是热衷与传统文化的士大夫们为求传统文化生存做出的努力。
3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近代武术的转型
虽然中西方文化在交流与磨合时期充满了坎坷，一度出现文化复古和全盘西化的极端现象，但文化的交流还是产生出了可喜的成果，创造出了一种崭新的文化形式，这种文化兼顾中西，相互融合，而又不同于中方，也不同于西方，却更适合时代的发展，这个过程也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化的转型阶段，而以武术为主的传统体育也在这种背景下开始走向转型，其结果便是运用西方体育来构建富有“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中国体育”。近代武术出现了三次次序性的转型尝试，第一次尝试是1911年左右，马良创立的中华新武术，它的主要贡献是把门派众多，拳术繁杂的传统武术简化为拳脚术、棍术、剑术等几个科目，又把摔跤纳入新武术，其主要形式是模仿德式体操，在当时北洋政府的助推下在学校教育系统中开展。其次是具有民间性质的武术组织———精武会。其宗旨是“提倡武术，研究体育，铸造强毅之国民”，它对武术的传播以套路演练为主，提倡包括民族舞蹈、音乐和西方体育及音乐等多元化文化形态。最后便是兴盛一时的中国国术馆的国术体系。1928年3月中央国术馆在南京成立，由东北军高级将领张之江发起并担任馆长，以“发扬武术国粹，增进全民健康，化除派系，整理教材，训练师资，统一教学，研究改进，务求普及，以达明耻教战，强种救国之使命”为宗旨，成功总结并推行了包括马良新武术和精武会的成功经验，对民间武术进行整理改良，编排成统一教材，出版武术书籍及刊物，极大地促进了武术的习练与传播。在西方竞技体育的标杆下，推出了散手、短兵、长兵等最初的竞赛武术，并在1928年与1933年举行了两次国术考试，编排和实践了最早的武术竞赛规则，开设教授般、师范班、练习班、青年班、少年班，以“泛学博通、文武兼修“为教学原则，教授了一大批技术全面的武术人才，其中大多都成为了近现代武术发展的中流砥柱。在1936年的德国柏林奥运会，中国武术代表团以精湛的武艺震撼了西方世界，从而把武术推向了世界。中央国术馆国术体系，是中西方文化交流渗透到体育范围中的杰出成果，与马良新武术和精武会相比，它是武术现代化转型相当成功的案例。马廉祯教授对国术体系进行了高度的评价“它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具有现代体育特征的民族体育体系”。虽然国术体系在民国开展的声势浩大，确实也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民族危机让每个稍有民族意识的人都感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富国强兵，保家卫国是指导国术开展的重要原因，而这是完全与西方的体育相违背的。国术体系虽以体育的标准来改造，却不是以体育的形式来开展。
4对两种武术形态的评价
以孙氏武学体系为代表的传统武术，是民国时期武术大发展一个代表，它是传统文化延续的产物，也是武术与传统文化交流的结果，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大儒”的梁漱溟先生在1968年的“”时期，全然不顾安危，上书力陈保留孙禄堂先生的《拳意述真》等武学著作，可见它浓厚的文化价值。对孙氏武学把实用性的武术归于修身的一种形式，许多人仍持质疑的态度，武术的实用性到底如何从庚子拳变已经体现出来，而且实用性的武术中并不能明确表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在重伦理，重道德的农业社会中，武术与传统思维，传统哲学的结合已成必然，从早期的苌氏武技中以初见端倪，只是这种结合要经过像苌乃周和孙禄堂这样的文人才能完成。从一种民间的“俗文化”到士大夫们趋之若鹜的“雅文化”，孙氏武技穿越了这条鸿沟，但这仍然只是个开始。以中央国术馆国术体系为代表的近代武术的转型，正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产物，它是一种新的体育文化形式，它借助了西方体育模式来组建本土体育结构，虽然这只是一次尝试，而且或多或少的出现一些问题，但依然对未来武术的发展具有指导性的意义。
5小结
目前武术的发展艰难而又坎坷，而民族复兴的根本任务便是文化的复兴。清末至民国，一个复杂多变的时及与推广，而对该问题的研究是武术研究与武术教育首要解决的问题。由此来论，该研究视角的重要性就可以想象了。因此，鉴于教育在武术研究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武术本质论争中教育视角也将愈来愈受重视。
作者：王校中 单位：华南师范大学体育与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