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东西方瘟疫电影价值向度文化差异探析，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摘要：外在差异正是由于内在的文化背景与追求不同所致，同为瘟疫题材电影，韩国电影《流感》和美国电影《传染病》两部作品从内部精神到外部表现都相差甚远。透过视听从理性角度去分析，我们不难捕捉到《流感》“感性流露”和《传染病》“理性表达”的精神内核。本文由外而内对这两部影片进行对比分析。
一、东西方电影价值取向差异的表现对比
（一）《流感》：从“电车难题”到“人性灾难”———“灾难片”式疫情片。伦理学中有一个知名的思想实验：一个疯子把五个无辜的人绑在电车轨道上，一辆失控的电车片刻后就要碾压到他们，但你可以通过一个拉杆让电车开到另一条轨道上，然而疯子在另一个电车轨道上也绑了一个人。你将如何应对这个状况？韩国灾难电影《流感》生动演绎了虚拟的“电车难题”。影片中，病毒来自一个东南亚偷渡幸存者，他将病毒带进韩国的一个城市———盆塘。病毒通过空气快速传播促使多人感染，从感染到死亡速度极快。在致命流感面前“人性灾难”甚至更加可怕，谎言、暴力、抢夺，硝烟充满了整个城市，未感染的人群希望逃离这座城市却遭遇武装对抗和地区封锁。对于影片中的韩国统治者而言，盆塘的流感就是一个“电车难题”，是让被感染的城市消失掉，牺牲几十万市民，切断病毒来源，还是解除封锁让他们出来，引发全国甚至全球人民的恐慌？影片末尾总统与美国对抗保护盆塘市民的时刻，把电影中的“人性斗争”上升到了一个至高点，最终因小女孩美日的体内产生了抗体，驶向轨道的电车才得以停止，“一个人”或者“五个人”的生命终将保全。若影片中没有美日身上的抗体，事态又将如何发展？不论从场面制作还是剧情起伏，《流感》都有着韩国其他灾难电影（例如《海云台》《釜山行》）一样的观后体验，是一种猛烈又细腻的深入人心。从“电车难题”到“人性灾难”，导演把现实灾难上升到人性灾难，以人性灾难体现出现实灾难的严峻。
（二）《传染病》：从“病毒雏现”到“疫苗研发”———“纪录片”式疫情片。同为瘟疫题材电影，《传染病》的知名度和评分远不如《流感》，但完整呈现了一种新型病毒如何快速蔓延到全世界的过程。没有过分震撼人心的画面和细腻的人物性格刻画，从头至尾就像一部冷静诉说事实的纪录片，将病毒的出现和控制、疫苗的研发和分配所带来的一系列蝴蝶效应呈现出来。《传染病》对于病毒入侵后人类的反应刻画极为真实，空荡的街道、筹备修建的方舱医院，为了利益造假的网络红人，药店哄抢连翘的民众，持枪抢夺超市的生活物资，连集体埋尸都没有运用过多声画技巧来达到渲染目的。正因如此，才越发毛骨悚然，一切像是真实的人间百态。同时，电影所体现的还有更多人性关怀：为了查出病毒来源的女博士最终感染，临死前还将自己的被子递给身旁的病人；年轻情侣之间的爱情超越了病毒带来的恐惧。在当下这个大环境里观看这部与现实匹配程度接近神级的电影，经历过，才更觉深刻。
二、东西方电影价值取向差异的具体解读
（一）从角色形象探寻东西方差异。对比好莱坞灾难片中的“超级英雄”，韩国灾难片中的人物多为去英雄化。电影《流感》中人物形象的缺陷化或非完美化使得角色深入人心，刻画得非常细腻，使整个故事更加生动饱满。男主饰演一位救助队员，仅捂着一条手帕在焚尸场翻找小女孩也没有被感染，这也是剧中不太合理的情节，我们暂且将它定义为主角的光环，而正是因为这个光环，灾难并未在他的身上折射出人性的阴暗面。相比之下，女主则与男主形成极其鲜明的对比，她为了女儿可以不顾医生的职业操守偷偷给女儿注射抗体，但这一切以“母爱”为前提，又让观众觉得合情合理。这份自私在该片中显得恰到好处，更能贴近人性。《流感》更厉害的地方在于，剧中几乎每一个配角都有着鲜明的人物性格特点：心系国民但总揽全局能力欠缺的总统；表面解围背后捅刀并制造最终暴乱的士兵军官；面对战友的死亡、无法解救自己母亲最终将枪口对准自己的阵营的士兵男孩……每一个鲜活的角色都因为病毒的入侵将他们身上的另一面展现出来：或光明，或阴暗。《传染病》虽然有许多电影大咖参演，但该片采用群演技法的角色设定别具一格，不突出剧中的任何一个人物，也没有过度去设置一些人物冲突。这点与《流感》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之处。剧中无论哪种角色，都按照自身生存逻辑继续生活。整部影片几乎涵盖了整个社会，尤其以全球为视角的拍摄方式，剧中人物设定繁多复杂，加大了拍摄的难度，但群演技法也无法明显突出剧中人物的性格特点，使观众在观看完整部电影后只对少数角色留有印象。
（二）从叙事手法探寻东西方差异。和西方电影不同，韩国电影叙事注重社会批判和人性关怀。在瘟疫电影中也毫不吝啬地体现了这一点。《流感》采用常规线性叙事，片头流感传播途径的扩大和几位主角关系的层层递进相结合，将韩国社会几个阶级的人物与病毒的抗争作为叙事线索，其中，高层以总统和领导为代表，中层以医生女主和她的同事群体为代表，底层是以男主为代表的救助队员。用多条线索串联起叙事线，将韩国社会的阴暗面以及都市危机暴露在银幕前。近几年来，韩国社会新闻暴露出来的社会问题引发韩国电影创作者的关注，许多反映社会问题的优秀作品浮现。好的电影必定是由合理的叙事构建起来的，使用《流感》这类叙事方式的电影也较为常见。导演既在影片叙述中映射了敏感的社会问题，也抒发了对底层人物的关爱。电影的叙事通常均由一个状况开始，根据因果关系的模式引起一系列变化，产生一个新的状况，给该叙事一个结局。在这些叙事编排之下，在电影结束时解决所有的冲突，达到高潮，并升华电影的主题。电影发展到今天，当然也有许多“跳出框架”的作品，电影《传染病》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采用群像叙事方式演绎整部影片。大多电影采用两到三个主角，一条线索推进情节。而《传染病》人物众多，导演刻画又平均用力，线索众多，片中场景频繁切换，被一些观众诟病太过零乱，没有把故事理顺。《传染病》中并没有一个绝对的英雄式人物，不像标准式美国大片中都会突出一个超级英雄，但这样的讲述方法巧妙之处在于给影片创造出真实感，因为当一个毁灭性的世纪灾难摆在你我面前时，不可能出现一个好莱坞般的英雄人物，也不可能仅凭一己之力便能拯救苍生。
三、东西方电影价值取向差异的文化根源
（一）理性与感性：美学思维的差异。在东方传统儒家思想中，人道心性之学置于自然物理之上，涉及到社会和人文的学科范畴成为东方文化瑰宝，善用感性而非理性地对待事物，从古至今的艺术作品都洋溢着“东方美学”之风采。而西方文化从古希腊时期开始便在天体、算数、几何等学科研究上造诣深刻。其美学思维独具科学性、精确性，与东方国家相比构成了截然不同的美学思维模式。美学思维的差异也使东西方在电影创作风格和表现内容上区别明显又各自散发着独特魅力。东方的美学思维是主客一体，强调意境。西方的美学思维是主客二分，强调主体认识和改造客体。在西方的电影发展历史里，其风格和艺术表征一直备受其纪实派电影理论的影响，从许多电影里都能感受到其独特的艺术风格。而在东方，电影是从古老艺术形式作品中慢慢演变发展而来的，仍然带有浓厚的儒家文化的影子。观看电影《传染病》，得到了一种接近真实的感官体验，面对电影创作的“冷静处理”，受众反而会加深对电影人物处境和环境遭遇的感同身受，在观影后能结合当下产生更深层次、更冷静的思考。而《流感》带给观众的是更强烈的感官震撼，更多的是营造一种意境，迅速让观者得到情感共鸣，达到情感上的升华。以儒家学派为代表的东方美学思维感性、婉转，平和保守而又浪漫热忱；以毕达哥拉斯学派为代表的西方美学思维理性、严谨，具象直白而又冷静深刻。正是由于东西方美学思维的差异让电影人在世界电影史展开的画卷上描绘出多彩的图景，在现代美学观里相辅相成、和谐共生，各自施展着自己的魅力，共同影响着世界电影史的发展。
（二）“初级”与“次级”：伦理价值的差异。东方与西方自古便形成相对而立的伦理价值，儒家思想主张基于血缘，将社会关系建立在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五伦”基础之上，建立以血脉、亲缘连接的社会网，“初级化”伦理体系由此诞生。与之相反，西方则主张摈弃基于血缘而组成的社会关系，淡化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形成“次级化”的社会。而这种差别是如何诞生的呢？在古代东方社会文化中，只有被纳入亲缘、地缘等人伦关系或宗法人伦关系才能被有序治理，而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宗法等级观念，论辈分、分亲疏。儒家将“五伦”作为基石，将伦理关系统统建立在其基石之上，最终讲求的是以血缘和地缘作为基础的社会格局间的互动和延续，而非建立在“五伦”之外的“一般性社会格局”之上。这便是儒家伦理所追求的伦理的“初级化”。然而西方的伦理路向与东方刚好相反，中世纪伦理思想奠定了人对神的崇拜及人与神牢固关系的基石。上帝的出现，将原本起源于个人与城邦的“初级化”彻底毁灭。中世纪思想认为人类处在社会中，只有与上帝的关系才是最具本源性的。对于基督教徒来说，不管在什么环境下他们与上帝的关系都是最为紧密的，因怕影响至高的人神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甚至是血缘关系都遭到了压制和疏远，家庭和血缘的纽带断裂，一步步迈向“次级化”的道路。由此展现的伦理价值的差异在《流感》和《传染病》中也有着强烈的体现，深掘到其内部才能发现其伦理价值的差异。《流感》中浓墨重彩地渲染了其中的亲情、爱情、友情。女主把已经感染的女儿带进安全区自行救治，在儒家伦理价值做铺垫的背景下也显得合理。相比之下，《传染病》虽然片中也有父女之间和情侣之间的情感交流，但电影以“轻描淡写”的拍摄手法将其表现出来，也与其伦理价值相符合。翻开历史之卷，人类历史从来不乏灾难，或者说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历经灾难、与灾难对抗的漫长历史。重要的是我们到底该如何应对，否则人类遭遇的便不仅是灾难本身。阴霾散尽、阳光普照，疫情终将被战胜，但我们关于疫情的反思却不能停止。
参考文献：
1.李政亮.洞窥人心与结构希望：韩国灾难片中的“小孩”角色分析[J].艺术科技,2017(04):111-112.
2.王赟姝.拯救韩国社会危机：韩国新灾难电影初探[J].电影评介,2018(11):15-18.
3.孟傲.新型媒介形式的美学分析[J].青年记者,2016(11):64-65.
作者:侯潇雨 单位:湖北民族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