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文化因素，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摘要：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不仅表现在物质方面的匮乏，更表现在扶贫政策受到深层次的文化因素影响。不同文化具有不同的性质特征，在精准扶贫的实施过程中存在必然的矛盾与冲突。为了使精准扶贫达到预期效果，本文从文化因素对扶贫政策的影响形式及关联程度进行分析，从而提出文化因素是提升精准扶贫效果的必然途径。
关键词：精准扶贫;文化因素;贫困文化;关联
目前随着扶贫工作的不断深入，贫困地区的精准扶贫在逐步实现“漫灌”到“滴灌”，“输血”到“造血”的转变。由于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资本薄弱、社会资本赤贫、文化资本欠缺，在城镇化进程中脱贫乏力[1]。因此在开展精准扶贫政策方面应注重民族地区的生产力发展，树立授人以渔的思想。相关部委已提出十三五时期要实施扶贫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纲要，加强文化扶贫。国内对贫困问题的研究已近40年，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多数文献集中在扶贫过程的经验研究，主要从经济与社会政策方面探索扶贫模式、扶贫手段和扶贫效果。2017年贵州省通过异地搬迁、产业扶贫等方式，完成120万人脱贫[2]。对扶贫效果如何巩固，目前多数学者注意到贫困者自身的能力会阻碍扶贫效果及持续性，学术界已开始关注贫困者的文化素质在扶贫过程中的影响。辛秋水认为贫困原因除物质资源贫困外，更是思想观念、知识技能等文化性的贫困[3]。对民族贫困地区不管是输血式还是开发式的扶贫模式，如果忽略贫困文化因素，极易导致返贫。目前对贫困者的自身文化因素的研究关注较少，尚未形成区位性、针对性的理论，大多是进行概括性的阐述。国家政策虽然将文化扶贫提升到新高度，但在民族地区还存在诸多认识的局面性。因此，基于文化因素，研究贵州民族地区扶贫政策与文化因素的关系具有积极的意义。
1贵州民族地区扶贫政策与文化因素的现状分析
贵州省的扶贫对象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地区，通过对贵州民族地区贫困因素进行考察，发现文化因素有其相应的民族特点，已形成特有的贫困文化。美国学者刘易斯在20世纪60年代曾提出，在贫困阶层形成的贫困文化，会引导贫困者不愿意通过自身的努力走向社会上层，而国内学者也进行了对贫困文化的研究，钱宁很早就提出西部地区的贫困主要是由于贫困文化造成的[4]。近几年，多数研究者认为，民族地区的贫困原因主要在文化因素，认为贫困者长期处于贫困环境中，贫困已变成常态化，形成了适应当地环境的传统价值观念、生产模式和行为规范，具体表现为自卑、守旧、安于现状的生活方式。贫困地区的文化因素主要是历史、经济、政治、人文、地理等因素长期综合作用的结果。贵州民族地区处于一个多民族文化重叠地带，各民族以农耕文化为主构成了各自多样性和地域性的民族文化。又因多数为喀斯特地理环境，在历史上交通闭塞，教育落后，村民长期处于封闭的生活状态当中，逐渐形成一种安稳、自给自足、观念守旧的传统模式，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1贵州民族贫困地区的文化特点
首先，思想观念保守。在贫困地区的民众，存在重男轻女、养儿防老等观念，各户都在两个小孩以上。有的家庭坚持生下男孩时才停止生育，导致家庭负担重，消费支出大，劳动量增加，投入生产活动的时间减少。再加上根生蒂固的小农思想，不愿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在生产过程中受文化因素限制，无能力考虑经济成本和机会成本，导致付出越多越贫穷，越穷而越不敢思变，越害怕风险，最后只能接受传统的种地劳作模式，形成现在经济上的贫困。其次，教育程度低。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获得物质利益的渠道增多，在贫困地区的劳动者可通过异地体力劳动，获得比种地更多的物质财富，在贫困地区的学龄儿童中形成读书无用论。新的生产技术及技能培训难以在贫困地区形成较好的推广和普及，国家尽管推行九年义务制教育，但因各种原因，导致辍学率高，即使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但在思想观念方面是否都达到锐意进取，改变命运的信心和决心，目前尚无定论。最后，贫困价值理念盛行。贫困地区由于群体文化程度低，价值观念消极，表现为听天由命、得过且过、小农本位、好逸恶劳、只求温饱、多子多福等价值观，逐渐淡化了农民敬业、创业和勤俭的精神。
1.2贵州民族地区扶贫政策与文化因素关联现状
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实施扶贫工作以来，扶贫模式经历了输血式、开发式和现在到户到人的精准扶贫模式，与之匹配的政策方面有普惠性“三农”政策加特惠性扶贫政策等。目前，随着精准扶贫工作的深入，在“六个精准”和“五个一批”的战略指导下，扶贫政策主要采取整村推进，在农业、旅游、生态、水利、劳务、移民、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逐一实施，使反贫困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从扶贫结果来看，具有明显的政策倾向性，考虑物质层面较多，忽略了对精神需求层面的关注，把农民增收作为脱贫的主要任务，欠缺从文化因素方面制定有效反贫困措施，或关注不足导致脱贫机制不完善，甚至出现部分返贫现象。国内外的扶贫经验证明，如果仅以经济收入来认识贫困根源，不可能准确而全面地了解民族地区贫困人群的生活，也就无法设计从本质上解决贫困问题的政策。如果扶贫只是保障人的生存权，忽略或淡化精神方面的需求，会形成先脱贫后返贫的恶性循环，甚至引发社会问题。阮竞若认为民族地区的贫困户不能脱贫，一是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处于边缘地位，二是特有的贫困文化与扶贫政策的主流发展形式不相容[5]。当前的扶贫政策中，由于关注文化因素的作用不够，从而形成民族地区的观念、行动与政府政策产生差异，导致扶贫政策大力推进，贫困群体漠然置之。
1.3贫困地区的文化因素对扶贫政策的影响模式
目前扶贫政策内容包含有物质技术、制度行为、精神观念三个方面，代表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在民族地区，由于地理环境、历史人文、价值观念、生产方式等的长期影响，已形成具有相对滞后的特定文化，两种代表不同生产水平的文化进行交流互动时，发生冲突、异见。然而，当前的扶贫政策制定者和基层政策的执行者，都忽视了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带来的矛盾，导致扶贫工作推进困难。第一，文化替代，强行推进。在许多扶贫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存在一刀切的问题，淡化了人文历史因素对贫困的影响，关注重点放在经济发展状况和收入水平的量化指标上，忽略当地文化背景。甚至有基层干部人员以自己的价值观，对贫困情况进行预判，没有真正从贫困主体的角度进行考虑，更没有考虑到是否会与贫困者固有价值观念抵触，单方面把扶贫政策思想强施于贫困者，让贫困群体直接发展第二、三产业，学习现代技术等实行脱贫，认为推广了先进理念、技术就能达到脱贫指标。如异地搬迁扶贫工作，出现贫困者与基层干部不合作现象。这说明在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政策主体和政策涉及的文化考虑不够，造成高层次的文化试图强行取代低层次的文化。第二，文化差异，冲突排斥。政府扶贫政策对民族地区代表着新的理念和生产力，而历史遗留来的贫困现象又形成相应的地域贫困文化，当二者相遇时，导致贫困文化对扶贫政策产生冲突、排斥现象。如贫困户坚守靠天吃饭、听天由命的农耕文化及思想，因此也对新生事物采取观望、甚至排斥的态度；加上民族地区本身由于经济、地理、教育质量等因素影响，导致受教育程度不高，观念落后，居民权利意识淡薄，参保积极性不高等现象[6]。
2文化因素对精准扶贫政策影响分析
2.1文化因素对扶贫政策的影响
不同的地理环境将产生不同的物质生产方式，继而影响着相应的群体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而思维、生活方式不同的群体，会形成不同的社会行为规则。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有其自身规律，贫困群体的行为选择方式是由具有地方特征的文化所决定，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从而也影响和制约着贫困者的行为选择。已有学者提出在封闭环境里，当文化还是区域文化时，则无矛盾与冲突。贵州民族地区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贫困文化大部分类似封闭平衡的状态，当扶贫政策试图打破这一平衡时，必定会产生影响，甚至冲突。
2.2文化因素对扶贫工作推进的影响分析
扶贫政策的实施效果好坏，取决于政策受体的积极配合程度。首先，民族聚居区的传统文化在贫困者心中根深蒂固，留恋祖辈就生活过的地理环境，具有深厚的乡土情结，畏惧异地搬迁，使他们不愿意离开原有生活环境，导致扶贫搬迁工作难以推进。其次，观念的消极使贫困者难以接受新事物。对扶贫政策推行的职业更新、技能培训、产业开发等缺乏兴趣，更易满足于无风险、能掌控、慢节奏的小农生活方式。纳克斯在《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认为贫困者的低收入导致低储蓄，形成低购买力，更易接受低投资引诱，形成低资本决策，从而表现为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的恶性循环。最后，部分贫困者存在得过且过、安居享乐的思想。课题组在2016年在黔东北部分县份发现，部分地区酒席盛行，想尽理由摆宴席，收礼金，攀比成风，一场宴席聚餐娱乐达几天，很少过问农事和进行农业生产。根据调查，在农民的主要娱乐活动中，看电视和打牌的有91.78%，串门走访的有22.02%，仅有10.70%和7.13%的人会在闲暇时间参加看戏和歌舞类娱乐活动[7]。可见贫困者在文化教育活动中参与性不强，使文化贫困加剧，使得他们对扶贫政策持消极态度和无所谓的心态，基层工作人员又忙于完成扶贫任务，则双方达成一个基于形式上的互动，导致扶贫政策未达到实际效果。
2.3贫困具有代际传递性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的经济学家在研究贫困阶层长期性贫困的过程中，发现贫困家庭和贫困社区存在贫困的代际传承现象；莫伊尼汉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也认为由于受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低下，贫困者的贫困程度会越来越深。通过救济式的物质扶贫，只能暂时缓解贫困者目前的生活状况，如果不从贫困者的文化根源发力，依然会出现返贫现象，甚至产生代际传递性。有学者认为，贫困文化的群体性决定贫困文化将以既有的文化特性传承，贫困群体的生产方式是行为和思维模式及价值观念的载体，具有一定的持久性和稳定性。因此这种贫困代际传递将严重影响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几代人的思想，影响扶贫政策的预期效果。
3利用文化因素提升扶贫政策效果
贫困文化与扶贫政策虽然有不统一之处，但可以通过人为干预达到一定程度的协调，使二者联动，统一。扶贫政策与贫困文化可以通过一定载体进行有机融合，互利共赢，达成扶贫政策与文化因素偶合联动。许多学者提出了通过提高贫困者的文化素质，从而帮助贫困者脱贫，主要观点有三个：第一，与教育扶贫相结合，加大贫困地区的教育投入，提升群体的文化科学素质[8]；第二，在精准扶贫的基础上，统计、分析文化素质短板。针对性的设置文化站、文化中心、远程教育等服务设施[9]；第三，对农民进行技术教育与培训，有针对性地开设技能培训，保证学有所用，学用相融，提高被精准扶贫的家庭和个人的科学文化素质和现代价值观念[10]。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因素对贫困现象有深层次的影响，目前已提出从提高贫困者的文化素质角度来达到消除贫困。同时，也要认识到文化间的融合、联动不是简单地整合成单一的另一种文化，而是一个赋予原文化生命力和发展动力的有层次性的互动过程[11]。当多个不同民族群体文化之间，采用同等条件的文化建设，经过持续性的主动或被动互动，最终会致心理和行为发生变化，产生文化同心力，从而达到原民族文化新的生命力。所以，促进贫困地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是打破文化贫困陷阱的关键[12]。总之，从文化因素的视角来看，提升贫困者的文化水平与精神层次，才会从根源上解决贫困问题，只有正确认识到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特有的文化因素与扶贫政策两者之间的关系，认清两者联动的要求、影响与作用，才能推动两者在矛盾中逐渐走向融合、互动，保障精准扶贫政策的效果。
参考文献
[1]全,吴虑,朱成晨.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逻辑框架——基于农民工城镇化的视角[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4(1).
[2]刘久锋.贵州脱贫攻坚再战告捷[EB/OL].
[3]辛秋水.文化扶贫的发展过程和历史价值[J].福建论坛(人民社会科学版),2010(3).
[4]钱宁.贫困文化与西部的贫困问题——论西部民族贫困地区发展中的文化困扰及社会学的西部使命[J].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99(2).
[5]阮竞若.文化视野下的扶贫[D].贵州财经大学,2013.
[6]桂海君.浅淡贵州民族地区农村社会保障[J].贵州民族研究,2004(3).
[7]傅佑全.教育扶贫是实施精准扶贫国家战略的根本保障[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6(5)．
[8]边晓红,段小虎,王军,等.“文化扶贫”与农村居民文化“自组织”能力建设[J].图书馆论坛,2016(1).
[9]张世定.文化扶贫:贫困文化视域下扶贫开发的新审思[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16(2).
[10]张雪真,刘淑兰.精准扶贫视域下农民素质的提升[J].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7,11(6).
[11]陈平.多元文化的冲突与融合[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
[12]陈前恒,方航.打破“文化贫困陷阱”的路径:基于贫困地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调研[J].图书馆论坛,2017(3).
作者:邹勇 单位:贵州理工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