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现代文学中城市苦闷知识分子形象，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摘要:东北现代文学中有许多表现城市知识分子的作品。这些作品反映了生长在或走进城市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情感和生活。值得关注的是，这些作品着重描写了青年知识分子在时代的变迁中，在城市的旋涡中，在帝国主义侵压下的觉醒与抗争、痛苦与挣扎、逃避与无奈、困惑与沉沦等种种心态，表现出东北现代社会时期城市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与人生轨迹。
关键词:东北文学;现代;知识分子形象
东北现代作家的作品题材广泛，人物形象也几乎涵盖了社会各个阶层，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表现了城市中的知识分子。由于东北现代作家特殊的成长经历和成长环境，许多作品反映了生长在或走进城市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情感和生活。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些作品着重描写到了青年知识分子在时代的变迁中，在城市的旋涡中，在帝国主义侵压下的觉醒与抗争、痛苦与挣扎、逃避与无奈、困惑与沉沦等种种心态，表现出了东北现代社会时期城市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与人生轨迹。
一、觉醒与无奈
随着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城市已经成为新式教育的阵地、新思想的传播源地。城市的进步、城市经济的繁荣、新式学校的建立等，都使城市成为许多家庭为子女寻求良好教育之地，也成为青年学子向往之地。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青年学子来到城市求学、工作、生活，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新思想的洗礼，并重新审视和反思传统，希望通过接受新思想改造家乡、改造社会。东北现代作家就写到了一些出生于乡村的青年学子通过到城市读书而接触到新思想，开始觉醒，对社会、人生有了新的认识，并与自小接受的封建思想和观念相决裂，试图将接受的新思想、新观念运用到实际中，以期改变现状。例如，端木蕻良的小说《科尔沁旗草原》中，地主家的后代丁宁少年时离家在南方城市读书，接受新式教育，并加入了思想激进的社团，接触了新的社会思想。回到家乡后，看到了现实中农村的落后、农民的辛酸和家族的罪恶，试图用自己获得的新思想改善农民的生存状况和落后愚昧的社会;《绿色的谷》中的林小彪也是一个在城市中接受了新思想的青年，求学归家后，他用新的眼光看待一切，同情劳动人民，甚至对于家族留下的土地也认为“我的土地也并不是我的”，将田地都分给了佃户。然而现实总是过于沉重与复杂，这些较早觉醒、接受了新思想、怀抱理想与热情的青年最终都难免碰壁，这使他们体验到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很多青年因此无奈、怀疑、消沉，也更加迷惘，正如《科尔沁旗草原》中的丁宁所感叹的:“我悲叹这大草原的命运，我同情那些被遗弃的被压抑的。但是我对他们并无好处，我对他们，在他们看来，并不存在，只属于我自己。在我不属于他们的时候，我立的是特别的高，我可以高出他们没有相当的尺度可以量，而他们也看着我，如在云雾里。”“我现在才知道我是个十足的废物。”这种思想的觉醒与现实中的无奈所形成的反差，更形象地说明了进入新的时代以后，落后势力的强大和青年知识分子改变现实、改造社会的艰难性。
二、艰难与沉沦
东北现代作家作品中写得较多的是知识分子在城市中的贫苦生活和艰难处境，以及痛苦和沉沦的经历。东北连年的战争、日本的侵占、经济的萧条，使青年知识分子过着一种飘零流浪的生活，沦落在社会的底层，处于窘迫的境地。他们每天为物质而奔忙，虽心怀理想，却无法实现，感到现实与理想的差距越来越大。在艰苦的处境中，这些知识分子深切地体验到了生存的艰辛、国难下的痛苦。萧红《广告副手》中的芹和爱人蓓力已经没有钱生活了，挣钱的念头“就象一架压榨机一样”，压迫着他们的生活。生病的芹只能拖着病体找了一份广告副手的职位，她不断地告诉自己要努力地做好这份工作，因为画广告的“和街上的乞丐一样多”。结果仍然被辞退，而此时，家里已经空无分文了。萧军《烛心》中的春星，为了下月的生活费，每天想的就是“文章……稿费……文章……稿费”。《桃色的线》中的星和朗虽然是乐观的青年，但是窘困的生活使他们每天只能靠典当物品过活，他们逃避想到下一顿饭，可是这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下一顿吗……可以当被子啊，被子完了，褥子、衬衣、书、大衣”。即使星珍爱的敏子姑娘给补缀过的衬衣，也只能典当掉，“那是他流浪中苦痛时，仅有的安慰，仅有的快乐，仅有的幸福啊!……而如今为着‘吃饭’，他竟是不能不舍去他仅有的……安慰，快乐，幸福……并赖以系托他那忧伤之魂的桃色绒线”。舒群的《一位工程师的第一次工程》中写了两位由东北流亡到上海的知识青年，生活上“陷入了恐慌的境地，不仅欠了旅店的费用，而且当了自己的衣服”。他们也与《桃色的线》中的星和朗一样每天考虑着“我们怎么办呢?”“明天呢?”看不到未来的生活，只好“明天再说明天”地过着。为了生存，“我”的朋友———一位土木工程系毕业的学生，只好将最心爱的书一本本地卖掉，最后流落在街头，住的是他自己垒起的如同木棺的简陋小房里，门边挂的是“此处发卖收买旧书”的纸条。而“我”“走遍了许多大的商埠，找遍了每处所有的友人，结果只给了我短时的生活和离去的路费，终于没有获得一份职务，甚至临时的短工”。古丁《颓败》中的大学生穷到连馄饨都吃不起;王秋萤《丧逝》中的李辛、《离散》中的中学教师萍，也都在城市中失业，陷入生活的困境和心理的苦闷中。城市生活的繁华与开放，生活的贫困、艰难和苦闷也造成了一些知识分子丧失了生活的目标、理想甚至做人的准则，走向沉沦与堕落。东北现代文学细致地写到了这样一些知识分子的人生经历与心理历程。罗烽《归来》中的知识分子黎典曾是一个热血青年，但是在艰难的世道中，逐渐地感到绝望，走向了毁灭的道路。《平沙》中的白今虚，曾经不满于寄住的马府的污秽而出走，并参加过学生运动，但是在城市的灯红酒绿中，迷失了自我，“在醇酒妇人里埋葬了他的灵魂和智慧”。《颓败》中的大学生莫里，本是一位好学上进的青年，但工作后被城市的恶劣环境所污染，逐渐堕落。
三、迷惘与出路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新思想的涌现、外来思想的传播，首先是在城市产生了影响，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为知识分子接受新的思想、从旧的桎梏中觉醒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黑暗动荡的社会、复杂多变的局势，旧势力、旧传统的牵绊，又无法为知识分子指示出明确、清晰的前进路径，许多知识分子彷徨在城市中，往往不知何去何从，在痛苦无奈中迷惘不定，甚至沉沦或被黑暗所吞噬。特别是东北民族压迫尤其严重，处于殖民地的境地又十分恶劣，生活在其间的知识分子看不到前途，找不到出路，又不能浑浑噩噩、得过且过，因此所承受的煎熬、苦闷尤其深重。东北现代文学作品清楚地呈现出知识分子内心的徘徊、精神的迷惘。很多作品虽写了知识分子冲出旧传统的束缚，有了觉醒的意识，但是作品在结尾处对知识分子的未来出路却往往不能明确地写出，而多用模糊的语言简单提到，便匆忙结束全文，似乎给人以希望，但这希望却是如此的渺茫。这种缺乏明朗结局的创作成为了这一时期文学作品中的一个“通病”。而结局明朗的作品多数为抗日题材，以觉醒的知识分子走向抗日的道路为故事结局。古丁《颓败》中的人物喊出的“我简直不能再在这种环境生存了”，现实生存环境和境地逼仄与龌龊，知识青年已经非常明确地感到了，但是却找不到新的方向、新的出路。萧军《桃色的线》中的贫穷知识青年星和朗在艰难的时世中，有着难得的乐观精神，但却找不到出路，徘徊在城市间，小说写道:“‘走向哪里呢?’朗，发着怅惘的叹息。‘左不是在地球上滚吧!滚到那里算那里!地球如果要不许我们滚时，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到另一个星体上去白相白相。”王秋萤《离散》的结局写失业的萍“不再回头，朝着前边一条曲折的小路走去”“朝离开那城市的路上走着”。《丧逝》中李辛自问:“往哪里去呢?”“他有些迷茫了。”舒群的《一位工程师的第一次工程》中的“我”从东北到青岛再到上海，再离开上海，走遍了许多城市，但是却始终找不到自己的落脚点。《颓败》中的大学生莫里虽然毕业后找到了较好的工作，有了生存的依赖，但是对于他的人生而言，却并没有看到希望，很难找到光明的出路。东北现代社会城市中的很多知识分子在黑暗环境下所经受的心路历程，正如《莫里》中所说:“坦途走成死路，狂热诱起幻灭。现实抹煞了空想，虚无蚕蚀了锐志。麻醉虽能粉饰丑恶，清醒之后，却依然不能忘却。超绝固可遮掩血腥，跌落下来，但仍旧不许挣脱。”
四、知识女性的苦闷
东北现代著名女作家萧红曾说过一段关于女性的经典话语:“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而且多么讨厌呵。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长期的牺牲状态下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惰性。”［1］这不仅是她个人悲苦经历的体会，也是对她同时代女性状态的概括。在中国现代，知识女性刚刚从封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可以和男子一同学习、工作，这使女性地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但是，中国漫长封建社会的影响，却仍然像一条看不见、斩不断的绳索，束缚住了女性前行的步伐。女性形式上的解放，并没有带给女性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与幸福，相反处于新旧观念冲突中的女性，却要面对更为严峻的生存环境的考验。白朗《四年间》是这一时期描写知识女性深刻的短篇小说之一，作品细致地表现了进入婚姻中的知识女性的艰难境地。小说中的黛珈本是一名上进、有理想、蔑视旧礼教的青年女性，想“要做一个人，要做一个有为的女人”，不想“混混沌沌地活下去”。但结婚后，在婆婆“做媳妇的人就只有管理家务是她的职责”的要求下，放弃了读书;生产的痛苦、孩子的接连夭折，夹在封建迷信老人中间的无奈，使她强烈地感到了婚姻给女性带来的伤害:“结婚是女人堕落的路。是女人的陷阱，是埋葬女人的坟墓!”当他再次走向职场时，职场中的虚伪、势利、献媚等种种丑恶，又使她更加苦闷，曾有过的种种希望不断地破灭了。现代东北女作家梅娘《蚌》中的梅丽是一位受过现代新思想影响的知识女性，她本来可以拥有幸福，因为她不但有一份像样的工作，而且还有一个喜欢的恋人。但是黑暗的社会轻易地就剥夺了一个年轻、漂亮女性的幸福:家长的包办婚姻、同事的有意中伤、舆论的推波助澜，将她陷于阴险的处境中。而梅娘的另一篇作品《鱼》中的女主人勇敢地走出家庭，追求自己的真爱，但是男人的无情自私、社会的冷酷，将她的梦想和人生一同葬送。舒群的《画家》中，离开了东北的女画家到了上海之后，丈夫在东北被日本宪兵以嫌疑犯的罪名捕去，不能到上海与她会合，无依无靠的她失去了生活的来源，最后不得不去做美术模特，眼看着自己的画被人卖掉而心痛，被人称赞却与己无关，在精神上受到极大的煎熬。东北现代文学中出现的城市苦闷知识分子形象，因其具有真实性和强烈的时代色彩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鲜明的印迹。它折射出了在中国现代城市化进程中早期知识分子艰难前行与成长的历程，无论对于东北现代文学还是现代中国文学都具有典型的创作价值和创作意义。
参考文献:
［1］季红真．萧萧落红［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11.
作者:王言锋 单位:大连教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