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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旅美大陆华人学者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主体性的学科建构中，张旭东以其对“文化政治”的论述和对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反思与建构而具有特别的意义。首先，张旭东将“文化政治”视为现代性的核心，并透过这一概念，在普通与特殊、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重新思考主体性的呈现的问题，从而为处于西方现代性的“话语秩序”之中的中国文化和文学现代性如何穿透性地重新确立自身的普通性和主体性确立了基本的方法论；其次，张旭东透过对五四激进阐释学的重新阐释，考察文化政治的逻辑与中国现代性之间的关系，重建革命与五四之间的内在关联；再次，以对鲁迅的重新解读为中心，张旭东通过重新界定鲁迅的“文学性”的内涵，重建鲁迅的写作在文学性与政治性之间的关联，从而为打破西方现代性的话语秩序，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主体性打开了可能性的空间，并提供了方法论和具体的实践。
[关键词]张旭东；现代性；主体性；文化政治；鲁迅
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大陆一批年轻的学子，如刘东、张旭东、唐小兵、张英进、鲁晓鹏、刘剑梅等留学并执教于欧美大学，改变了欧美汉学界尤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原本由港台华人学者和西方汉学家主导的局面。旅美大陆华人学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尽管共处于海外的学科学术场域，却具有与港台学者及西方汉学家不同的文化价值立场。与港台出去的海外华人学者不断重构不同于大陆现代文学五四叙事与革命叙事之外的新的叙事脉络和现代主体性不同，大陆出去的华人学者，对五四启蒙文学和革命文学传统的主体性有着更为真切的价值认同，尽管他们在西方文化研究和批评理论的影响下，有着与大陆本土学者不同的具有一定解构色彩的文学史观和红色经典“再解读”的冲动，但从总体上，他们在海外显示出力图将启蒙和革命现代性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主体性建构的努力，从而成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构的一股新的力量。在旅美大陆华人学者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主体性的学科建构中，张旭东以其对“文化政治”的论述和对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反思与建构而具有特别的意义。首先，张旭东将“文化政治”视为现代性的核心，并透过这一概念，在普通与特殊、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重新思考主体性的呈现问题，从而为处于西方现代性的“话语秩序”之中的中国文化和文学现代性如何穿透性地重新确立自身的普通性和主体性确立了基本的方法论；其次，张旭东透过对五四激进阐释学的重新阐释，考察文化政治的逻辑与中国现代性之间的关系，重建革命与五四之间的内在关联；再次，以对鲁迅的重新解读为中心，张旭东通过重新界定鲁迅的“文学性”的内涵，重建鲁迅的写作在文学性与政治性之间的关联，从而为打破西方现代性的话语秩序，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主体性打开可能性的空间，并提供了方法论和具体的实践。
一、文化政治与主体性
张旭东将文化政治视为现代性的核心问题。由于文化政治关涉特殊性与普遍性要求，是在特殊与普遍、他者与主体的关系中来确立主体的普遍性的价值与地位，因而也就是主体性的问题。因而对中国文学现代性与主体性的思考，需要透过文化政治的视角才能获得某种穿透性的维度。那么，何为文化政治？对此，张旭东从“比较与可比性”出发来进行讨论。在他看来，比较与可比性问题并不局限于比较文学或文化研究范围，而是涉及到文化和文化意识的根本性问题，因而是一个哲学和方法论的问题。这里的方法论是指向一个价值领域和生活世界，是“指向不同价值领域和生活世界之间的相互渗透和相互竞争的关系”[1]（P3）。“真正的比较问题必然引发普通和特殊的辩证法；而普遍—特殊性之间的辩证法必然在具体的现实关系和符号关系中重新挑明一种文化政治意义上的、集体性的自我意识。”[1]（P3）他的这一论述基于这样的前提，即每一种文化，在其原初的自我认识上，都是普遍性文化，是就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世界、人与神、人与时间等基本生存维度所作的思考和安排。然而这种普遍性文化却是一种抽象的普遍性，由于它未能经过特殊性的中介，因而是未经辩证的、未经世界历史考验的普遍性。按照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思考的途径不是由具体上升到特殊，而是由抽象上升到具体。未经批判的普遍性和未经批判的意识和自我意识一样，不过是“一种幼稚的自我中心主义”，“一种想当然的空洞”和没有生产性的“自我同一性”[1]（P5）。“在当代错综复杂的文化交流和文化政治的现实关系中”，“任何文化和文化意识，任何一个集体性的社会存在，任何一个生活世界及其自我意识，都必须在一个超越了自身抽象的普遍性幻觉的基础上，在具体的历史的现实关系中，将自己作为一种普遍性的东西再一次表述出来。不然的话，这种文化或生活世界最根本的自我期许和自我定义就只能作为一种特殊性和局部的东西，臣属于其他文化或生活世界的更为强大的自我期许、自我认识和自我表述”[1]（P6），这正是由“普遍性”或“普世主义”话语的思想和意识形态的运作方式所规定。也正是这种历史中的强势文化不断地在刻意重新制定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的新秩序、新法则，使得文化、价值和生活世界的多样性说到底是普遍性的多样性，只有参与对普遍性的界定权才能维护一种特殊的具体存在的文化，否则将沦为他人普遍性话语中的特殊位置，接受他者普遍性话语对特殊性的界定，在他人的话语中生活，自身具体存在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将由此丧失。同样，“如果我们不能够在意义、价值和‘生活世界’的整体上考虑自身的具体特殊的文化形态，我们就谈不上具备一种文化意识，就谈不上有自己的文化。这种文化不可能凭空被‘创造’或‘想象’出来；它也不能借‘回归传统’去获得；他的历史性的存在依附于新的生活世界的建立，而它的概念轮廓则只能在文化价值体系内部和它们彼此之间交往和冲突过程中出现。”[1]（P9）上述论证实际上说明了两点：第一，普遍性话语的运作要求，只有参与对普遍性的界定才能获得特殊、具体存在的文化的辩护的权力，在这一参与的过程中修改和重新界定普遍性；第二，特殊的、具体存在的文化并非一种想象的或创造的东西，而有其历史依据和概念轮廓，对特殊、具体存在的文化的表述只有在价值体系之间的交往和冲突中进行。这既是可比性问题，也是普遍与特殊问题最终交集的文化政治。在这两个层次上，张旭东界定了文化政治的内涵：第一，文化政治是在一个法或法哲学层面上重新思考文化的问题；第二，文化政治的根本问题来自于活生生的具体的生活世界的体验，来自我们此生的具体有限的时间性，和我们所负载的历史经验和文化记忆，因而当代中国的文化政治思考就既与晚清以来的思路一脉相承又面临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文化政治的视角提出了一种重新处理中西关系问题的新视野，它将中西问题处理为当代中国的生活世界的基本形式与现代性普世主义意义—价值体系的关系，也即是在现代性所界定的普遍性的历史关系和理论表述的矛盾中探索中国问题的基本形态及其表述策略。然而，必须注意的是，现代性所界定的普遍性并不是外在于我们，也就是说，一个先验的、无需论证的“中国立场”或“中国意识”实际上也是不存在的。这是由于，在中国的“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过程中，“现代性”已经内在于我们的生活世界之中，“原先只是作为一种‘他者性’的‘西方文化’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时代性文体”[1]（P10），这就意味着在新的历史关头，中国文化的自我认同并非如何勘定同现代性和“西方文化”的边界，而是在于如何为界定普遍性文化和价值观念的斗争注入新的艺术，这种新因素“正是谈论‘传统’和中国现代性历史经验的唯一理由，也是批判地重新思考现代性的西方话语传统的或隐或显的动力”[1]（P10）。这就需要进入到现代性的历史结构中去，这是因为“中国进入现代性基本关系中去的历史经验决定了看问题的特殊方式，现代性体制的某些成问题的方面、甚至它的整体性的‘合法性危机’由此变得明晰起来”[1]（P9-10），因而通过进入现代性话语的历史结构可以同“这些蕴藏在传统和中国现代性历史经验里的批判性、建设性因素相遇。”[1]（P10）
二、五四文化激进阐释学的文化政治
张旭东通过对五四文化的激进阐释学的阐释，来探讨文化政治逻辑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在关系。凭借这一逻辑，反对现代文学的自由主义观点（将五四视为启蒙以反对革命）或者保守观点（以晚晴反五四），反对对五四与革命的割裂性理解，而在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中重建连续性与断裂性的辩证法。《“五四”与中国现代性文化的激进阐释学》[2]是张旭东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代性的思考中具有概括性的一篇文章，是在90周年为纪念、反思和重估“五四”的价值所写。这篇文章主要解决“五四”与整个中国现代性经验的关系问题。对此，张旭东对“五四”研究的主流话语及因其僵化和过度地域化所引发的被各种外围和边缘话语包围、修正和颠覆的情况进行了反思。主流话语的僵化和过度地域化源于没有跳出“民主与科学”、“个性解放”、“进步”和“反传统”等关键词所划定的范围，没有将“五四”放在更大的理论语境里做开放性的理解，而种种边缘性话语则以“激进与保守”的讨论（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或“晚晴现代性”（上世纪90年代以来）来模糊和消解五四的划时代意义。尽管后者能够借助于更大的知识语境和问题关联域，但其将五四主流论述视为单一的、狭隘的政治化论述，通过历史主义逻辑（“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时间顺序）、学科专业化实证化的路径，以打破五四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压抑”为名，打通和排除“前革命”（晚清、民国）与“后革命”（新自由主义、“历史终结”、全球化、普世价值等等）之间的历史障碍的做法，不过是为了达到淡化或抹掉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实践的集体记忆和当代切关性的目的。作为“新一轮全球性文化权利和意义争夺中的一个局部性问题”[2]，“五四”论述“关系到过去九十年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性经验的全面理解和评价，从而同当代中国的自我理解和未来指向息息相关。”[2]因而在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生活中具有极为重要而关键的意义。在张旭东看来，像“民主与科学”、“个性解放”、“进步”、“反传统”等都仅代表五四精神的主观意愿或价值取向，如果将五四理解为一种客观的历史运动和思想运动，其核心实际上是“新”和“文化政治的逻辑”。“新”作为“五四”的核心之一，意指将新生活、新文化、新青年、新中国等内在化为中国人自身的情感方式和价值指向。“五四”作为一个分水岭，将之前带有外在的、威胁性的但又不得不去适应的种种“新”变为具有内在驱动力和哲学意义的“新”，从而彻底改变了晚清以来“理智与情感”、“可爱与可信”之间的分裂，使两者结合起来。“文化政治的逻辑”正是由上述“新”的内在化所带来的文化领域与政治领域贯通重合的逻辑，这种贯通重合的一致性带来由新文化、新价值、新人所创造的与自己本质相适应的生活形式或国家形式。文化政治的逻辑是现代性的根本逻辑。近代西方民族国家就是市民阶级为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提供统一市场、语言、制度和文化的过程中形成的。由于中国面临对外学习和抵抗列强、对内颠覆和挽救传统的严酷环境，因而政治与文化的贯通统一就显示出更高的要求。“如果说鲁迅笔下的阿Q代表了文化失败和政治失败的一致性和同一性，那么时代的‘雷锋’则体现了政治和文化的全面、彻底的重合。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现代中国的存在是一种直达个人的文化政治的集体存在，而‘五四’正是源头。”[2]因而，重读鲁迅也构成张旭东理解和阐释中国文学现代性和主体性问题的一把钥匙。虽然他对鲁迅的文学批评的文字并不多，只有《遗忘的系谱——鲁迅再解读》[3]、《中国现代主义起源的“名”“言”之辩：重读<阿Q正传>》[4]、《杂文的“自觉”——鲁迅“过渡期”写作的现代与语言政治》（上/下）[5]、《鲁迅回忆性写作的结构、叙事与文化政治——从<朝花夕拾>谈起》[6]和《重读鲁迅与中国文学批评的反思》[7]等文章和演讲录，但这在张旭东的文学批评和电影批评对象中，其文字篇幅和持续关注上却是突出的。如果说《遗忘的系谱》的写作仍然处于上世纪80年代国内的文化氛围，在本雅明的文人气质（个体与时代关系）的意义上来进行解读的话，那么后面的这些文章大多演讲和写作在近几年（2009年以后），并且有着较为集中的思想关切和文学解读的具体方法的一致性，都是围绕着张旭东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政治”这一时期的思考重心，从当下性、文学性和政治性的关系入手，来重读鲁迅文本的现代性和主体性意义。
三、重读鲁迅的理论与意义
在《鲁迅的回忆性写作的结构、叙事与文化政治——从<朝花夕拾>谈起》这篇演讲录中，张旭东指出鲁迅文本意义的历史性问题。“说不尽的鲁迅”之所以可能，并不在于鲁迅文本自身，而是由鲁迅文本所打开的一个历史性的阐释领域，一个问题史和精神系谱。1980年代的鲁迅、1990年代的鲁迅与当下的鲁迅，有着非常不同的阐释视域。这种差异可以从“传统与现代”的问题、中西关系问题以及左右问题上来做出说明。在1980年代，鲁迅是被作为启蒙精神、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的标志性符号而出现，在当时是被包裹在“文学现代化”、“个性解放”、“自我意识”和“审美自律性”等启蒙主义和新启蒙主义的意识形态中，这是一种由改革意识形态推动的“文化主义阅读”[6]。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天现代性已经不再是一个急迫的、笼罩性的时代议题，也难以在知识思想界形成共识，随着“古今”问题的重新定义，鲁迅作品也被置于更具包容性、文化张力和历史复杂性的新的文学概念下被重新审视。同样，随着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全球化和国际交流的日益深入，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力量对比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中西对比”与“援西入中”里，以西方文学标准为圭臬的思维定势也逐渐获得摆脱，对鲁迅写作与中国自身的文学、文字和文人传统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可以得到更为积极的探讨，也能够把鲁迅作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去认识。此外，在199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分化中，自由主义话语随同学院专业化成为知识界主流，随着左翼文化思想传统的边缘化以及近来种种批判传统意识的复活，为重新阅读鲁迅确立了一个更广阔、更具冲突性的激烈的话语场域，各种观念的剧烈交锋为重读鲁迅提供了活力，鲁迅与自身历史语境的关系，也在这种社会矛盾和价值失序日益激化的今天具有了被重新把握的可能性，更能够超越狭隘左右之争，为当代的批判意识和左翼思想“超越种种新的学院时尚和简单的民粹主义倾向，而将自己重新建立在一个深厚的道德、文化、社会心理的基础上，植根于近代中国的最坚实的知识思想脉络之中。”[6]在张旭东看来，在今天重读鲁迅需要历史地、批判地正视鲁迅写作的整体性和政治性，通过分析鲁迅文学性与政治性的辩证关系，把这两者同时重新确立起来。正是基于这一思考，张旭东选取了这样一个视角，即将鲁迅作为20世纪世界范围的现代主义的一部分进行解读，从中探讨中国现代主义在鲁迅的历史境遇、写作风格和内心世界的起源。但这种解读并非把鲁迅视为一个现代派或现代主义者，而是通过阅读鲁迅来重新反思中国现代性及其一系列相关的政治经验和道德冲突。这是不同于1980年代将现代主义作为一个既成形式和审美程序而追问自身是否足够现代派的做法，而是通过鲁迅的书写，用中国经验来继续丰富和反思现代主义的概念，尤其在文学性的层面上，鲁迅是如何通过文学性的实践来理解现代主义，又如何从现代主义的角度来重新理解文学性，这正是张旭东鲁迅重读的基本旨趣。对张旭东而言，将鲁迅作为国际现代主义运动的一个环节，意味着：第一，鲁迅在作为现代派写作传统中的地位和位置，不是当成一个中国作家，而是在同诸如俄国现代主义、日本现代主义、北欧、东欧现代主义写作这样一个世界文学的脉络里来重新审视鲁迅作为20世纪早期现代主义大师的世界文学典范意义。在这个更大的语境中，鲁迅文本可以同此时此地的中国语境保持一种有效的距离甚至陌生感。第二，回归鲁迅的写作，让文本本身说话。这就需要有意识摆脱1980年代以来鲁迅研究的过度道德化倾向，不是把鲁迅当作“中国精神资源”、“道德源泉”或“新启蒙的资源”以支持个性解放、思想解放和反传统的社会性心理要求，甚至是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不是把鲁迅当做精神偶像；也不是像1990年代那样，将鲁迅视为一种道德主义社会批判和介入当下的心理依据，当作价值创造和意义争夺的核心。而是经由文本为中介，在“打开文本”的基础上，完成一种新的话语的、理论的、批判的构造。让文本自身说话并不是“回到鲁迅本身”，而是强调鲁迅文本的不可替换和逾越的中介性，正如人们对于鲁迅杂文这种最不具“文学性”的阅读，也同样并不为了了解鲁迅与何人争斗，杂文之所以得到不断阅读，仍然主要因为人们受鲁迅杂文文字的影响，文字层面上的快感构成鲁迅写作内在的文学性。这就意味着，需要重新分析和界定鲁迅的“文学性”乃至于文学性概念本身的内涵和外延。鲁迅的文学性并非像国内文学界所理解的，是与政治、历史、道德、思想等相对立的，狭义的、职业的、唯美的、形式主义的“文学性”概念，鲁迅的文学实践恰恰是对这种文学性概念有力的、不断的颠覆，因而强调鲁迅的文学性，正是通过鲁迅的写作实践，来显示文学性概念的内在突破、扩大和重新界定，及其在文学本体论意义上的不稳定、开放和混杂。因而是通过鲁迅的文学性来理解文学性所包含的政治性和历史性，它们都内在于文学性之中。因此，鲁迅的写作实践体现了文学内部关系和外部的辩证关系，所谓文学的外部关系只能通过文学的内部关系来理解。这是文学本体论最核心的一个关系，能够使我们摆脱庸俗社会学的理解或唯美主义的理解。重读鲁迅，正是在今天当“现代化”、“自我意识”、“形式自律”不再在知识上和理论上具有迫切性和有效性的情况下，为“重新在中国新文学写作实践和文学经验内部去反思文学本体论问题，把新文学内部包含的‘古典与现代’的问题，‘形式与内容’的问题，‘审美与政治’的问题提出来”[6]，提供一个重要的切入点，以之回应当下的学术史和文学史研究的问题（包括纯文学的问题、关于什么是文学的讨论、什么是史诗，什么是诗等）。
四、方法与实践：鲁迅写作的文化政治
为此，张旭东首先借助本雅明关于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关系的讨论以及美国解构主义批评家保罗•德曼的文学本体思想来进行回答。在本雅明看来，文学批评是第一性的，文学史是文学批评的派生，这是因为：文学史的重心是文学而非史，文学史没有严格标准的史学写作形态，人们对文学史的兴趣来源于文学，文学是文学史存在的理由。但是文学史除了有关文学的编年史、资料史、传记史、文学活动轶事之外，并没有提供更多的对于文学的理解，不能回答什么是文学的问题，对文学本质的理解无益。文学史只是由于人们对文学的热情进而派生出来的，这种热情本身并不从属于任何知性的、分析性的范畴，对文本和文学性的关心需要通过文学批评——这一关系文学作品和文学本身的“诗的使命”和“诗的前提”来完成，从这一意义上，本雅明进一步指出，文学批评仍然不是第一性的，其哲学基础来自审美判断。联系康德在审美判断上的表述，张旭东指出，审美判断力是一种非知性、非道德的把握的能力，感性和理性的结合具有直接性，体现了人类心灵的绝对的个别性和普遍原则之间奇妙的沟通，这就使得文学批评和文学同属于审美范畴，在关系上要比属于认知范畴文学史更为接近。本雅明对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这一区分，为张旭东提供了悬置文学史，而从文学批评的角度重读鲁迅写作的特殊能力、可能性、自由和批评的潜力的契机。而美国解构主义批评家保罗•德曼的文学形式本体论的思想，则为张旭东解读鲁迅写作的可能性及其蕴含的文化政治的激进性提供了一种方法论。在解构主义看来，语言总是在不断地颠覆自身，对文学本体的追求也同样如此，任何一个好作品都会颠覆前一个好作品所确定的关于什么是好作品的概念，任何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文学体裁和写作样式同样会颠覆以往文类标准，使之相对化，这就使得文学本体总在不断地颠覆，使文学不断回到文学性的起点和根源。这种对文学根源的不断回归回应了文学内在的法。在张旭东看来，鲁迅的《野草》作为散文诗，“某种程度上它既颠覆了诗的稳定性也颠覆了散文的稳定性，在这个相互颠覆中，诗在形式空间内部把散文这个形式变成了一种内容”[7]，其内部形式空间是双重的。作为个人回忆性散文作品集的《朝花夕拾》，内部的很多篇目却具有很强的叙事性和虚构性，而《呐喊》、《彷徨》作为虚构小说，却又有回忆和传记性杂文和散文的要素，《伤逝》甚至可以视为哲学论文。而对于鲁迅的杂文和杂感更难从文学上进行界定，尤其作为鲁迅写作高峰的杂文，“对文学性的理解可能是最极端的，最微妙的那种文学性是可以通过杂文来把握的”[7]，它不像《新文学大系》第一个十年所写编的欧洲意义上的小说、戏剧等符合既成文学样式那样的“创造性照搬”，而是在既没有离开自己的文学传统，又没有定规，既最充分西化，又最不西化，既最传统又最不传统。从表面看，鲁迅的杂文离形式自律、体制性物化等文学的“核心”最远，但由于文学性被简约到不能再简约的地步，使得他已经没有任何外在化的依靠和凭借，而这就不得不使人们重新面对何为文学性的问题，所以，在张旭东看来，鲁迅的写作并不仅仅是一种形式创新，而是在不断探索文学边界的颠覆和重建，“在看似离文学最远的地方把白话文学同中国文学的源头重新联系起来”[7]。其次，透过德勒兹关于“小文学”和“大文学”这对概念的阐释以及詹姆逊的“第三世界国家文学的民族寓言”理论，张旭东试图从全球文化政治的视域来重读鲁迅写作所具有的文化政治的内涵。德勒兹在对卡夫卡小说的解读中，提出了“小文学”（minorliterature）与“大文学”（majorliterature）这对概念。“大文学”指欧洲主流文学，是关于中产阶级兴起以及他们生活的世界、核心价值的，所谓资产阶级主旋律的文学，它代表市民阶层，围绕财产权（如《傲慢与偏见》写的陪嫁多少，底层阶级与上层阶级的联姻，财产交换）和问题（如《安娜•卡列尼娜》和《包法利夫人》中的通奸、婚外恋，讨论女人内心世界），以及像现代派所写的潜意识、梦、变形、纯私人的内心孤岛等。作为资产阶级的主流文学，“大文学”没有公共性/集体性。与之相比，“小文学”则是非主流的写作，以卡夫卡为例，卡夫卡是住在捷克的犹太人，他以德语写作，虽然德语在东欧是高级的语言、哲学的语言和文学的语言，但由于卡夫卡作为犹太人和捷克人的特殊身份，使得德语对他来说是“偷来别人家的孩子”[7]，因而在语言层面上找不到一种归属感，在语言内部时刻意识到语言本身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压迫性和解放感，从而语言具有“内在的政治性”[7]，通过德语写作，卡夫卡不仅表达了个人的孤独感和疏离感，而且通过语言内部的挣扎和斗争传达出一种犹太人、小人物、知识分子和边缘人的集体的命运。因而使卡夫卡的写作脱离主流文学的意识形态幻觉，作为一种语言内部的存在状态和感知状态，“小文学”参与到一种集体政治性的寓意性表达之中。卡夫卡的写作尽管像《地洞》、《变形记》等，没有写出历史、革命和现代性，但在“异化”中写出了“人和整个现代世界在存在意义上的关系和政治意义上的关系，集体的关系”[7]，因而它本质上却要比资产阶级主流文学更大。张旭东将詹姆逊的“民族寓言”概念与“小文学”联系起来，指出两者在非中产阶级文学上所具有的相似性。透过德勒兹和詹姆逊的理论视域，张旭东在一种全球化的文化政治的视域中，肯定了“小文学”和“民族寓言”所具有的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文学的主体意义，尽管“民族寓言”备受西方中心主义的指责，而“小文学”在当下可能也并不能受到人们情感上的接受，但对张旭东而言，鲁迅的写作实际上就是一种“小文学”，《阿Q正传》不是史诗，它透过一个传记的内部矛盾，写出了整个中国文化作为“命名系统”的“不可能性”，从而把意义的命名行为、价值和“难堪状”在各个层面“再现”出来，是“对中国人集体传记在语言和叙事形式上的不可能性和可能性的寓言性探索”[7]。作为一种边缘的、“次要的”、讽刺的东西，《阿Q正传》“具备一种文学写作的张力和寓意能力，具有一种语言内部的激进性和艺术体制内部的颠覆性。”[7]而这正与德勒兹关于文学性的立场极其相似，两者都是通过语言的实践和行动不断保持、恢复和激发文学写作语言内在的激进性和革命性。通过对鲁迅写作的“小文学”定位，张旭东指出了当下重读鲁迅对于纯文学的讨论、文学形态的讨论以及20世纪中国文学讨论的意义，尽管没有言明，但这种重构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体性的意味却已经显露出来，我们不妨从张旭东的论述中进一步展开，在我们建构20世纪中国文学主体性的过程中，张旭东重读鲁迅的方式揭示出我们必须做的工作：即我们既要反思由西方资产阶级主流文学所建构的“文学性”观念，又必须在全球与中国具体的历史视域中检验中国作家写作的具体实践形态，并透过我们自己的历史视域与当下存在来反思和重构主体性的具体内涵。也即是说，通过重读鲁迅来反思“文学”的概念，通过重读鲁迅来反思“现代性”/“现代主义”的概念，最终达到建构我们自己的主体性的文学和现代性。如果说，在《遗忘的系谱》中，张旭东与当时国内的思想氛围相一致，都是力图通过对鲁迅的研究，还原鲁迅政治阶级论述面具下的普通人的面孔，另一方面又在80年代思想解放和新启蒙的思想文化语境中重建鲁迅启蒙者的形象，在批判时期知识分子个体与时代、政治的体制性依附的前提下塑造鲁迅作为独立的文人的身份的话，那么，在全球化时代，随着西方的全球性话语的普遍性主张和国内新自由主义话语的强势，时代的问题境域已经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变化。重构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与反思西方话语的普遍性论述背后的文化政治的逻辑是一体两面的过程，如何在西方现代性话语（全球化话语的理论基础）的象征秩序中，来把握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代性，这需要重新思考中国现代性的自身逻辑。张旭东透过对“五四”激进诠释学的阐释，从“内在化”与“文化政治”两个层面来理解中国现代性逻辑，在鲁迅的重新解读中，透过其文本内容的语言形式实验与文化寓言之间关系的把握，来重建个体经验与时代关系的新的可能性，“以及由这种关系所决定的写作策略和形式强度”[8]，为打破现代性的话语秩序，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主体性打开了可能性的空间。
[参考文献]
[1]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张旭东.“五四”与中国现代性文化的激进阐释学[J].现代中文学刊，2009，（4）.
[3]张旭东.批评的踪迹：文化理论与文化批评：1985—2002[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4]张旭东.中国现代主义起源的“名”“言”之辩：重读《阿Q正传》[J].鲁迅研究月刊，2009，（1）.
[5]张旭东.杂文的“自觉”——鲁迅“过渡期”写作的现代与语言政治（上/下）[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1）（2）.
[6]张旭东.鲁迅回忆性写作的结构、叙事与文化政治——从《朝花夕拾》谈起[C].孙晓忠编.生活在后美国时代——社会思想论坛[A].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
[7]张旭东.重读鲁迅与中国文学批评的反思[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6）.
[8]张旭东.“让鲁迅的文本自己说话”——张旭东教授访谈录[J].文艺研究，2009，（4）.
作者:郑焕钊 单位:暨南大学中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