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现代文学与其他文学思想的比对3篇，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一）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
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展望
历年来的台大师生藉由现代文学创作、译介与发行文学刊物的成果，和台湾文坛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更有开创性、主导性与关键性的位置。现今，为了促进现代文学研究，总图书馆也积极展开作家手稿资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祯和、王文兴、林文月与叶维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模，相信台大教授与研究生将秉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新世纪共同勾勒出台大、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复杂网络。
作者：洪淑苓 单位：台湾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与中文系合聘教授、台湾文学研究所所长
（二）
一、清代性灵学派的主要理论
袁枚等性灵派诗人强调自我，他强调“神气孤行”就是以“我”的“神气”出发，来做到统帅一切，并且能做到驾驭一切，将“我”看成是世界的所在。在袁枚所创作的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也是自我，也就是诗人需要具有天生的心理能力。同时，袁枚还强调诗人具有天生的心理能力，通过天生心理能力，代替艺术确定规则。但是，袁枚在强调天才的同时，却将“诗”、“学”与“书”对立起来，还将“学问”与“天才”对立，其诗说在重视天分的情况下，过分强调“天分”，走上了轻视、否定学问的困境。
二、清代性灵学派对现代文学的影响
(一)现代文学时期“性灵说”的发展
1、以进化论为基础创建“性灵说”。
进化论是西方理论，在19世纪传入中国之后对现代知识分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进化论指出人的性欲与情欲为基本动物性诉求，不应该成为遭到批判的对象，应该是理直气壮的，在新文学运动时期它是人的解放的重要的理论基础，如周作人《人的文学》主要是从人的个性解放以及人的解放的层面上看，具有重要的价值。依托进化论为基础的“人性论”为根本的现代性灵文学，重视人的享受与快乐的问题，在面对具体的事物时，都是致力于经营人的精致生活，体现了现代性，是一种注重人性为根本的新性灵文学。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人不能只是停留于动物的层面，而是随着时间的变迁不断进化，比动物更懂生活，这导致人和动物之间的差距越来越远，人需要变成有尊严之人，并且具有人的资格，人的解放是为了更好响应人内在生活，为了占得人的位置与获得人的资格而不断加以努力。并且还为人的解放指明了未来发展方向，也就是强调以人为本，并不是完全没有约束的，成为动物。林语堂等在《论小品文笔调》中倡导的性灵文学，虽然主要是在文学方面要注重抒情，接近人情，然而这种情既出自生物性，并且又超出了生物性感情。林语堂等人在大力倡导性灵的时候，又积极向人们介绍孔子，甚至将孔子作为性灵的“大护法”，其笔下的孔子是个性鲜明、丰满有人情味的孔子。所以，在林语堂看来，性灵和孔子是并不矛盾的，是贴近人情之下，性灵文学和孔子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
2、“性灵”内涵的新发展。
林语堂等人对“性灵”的内涵有了新的阐释，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性灵是以个性作为基础的。性灵作为个性表现的文学，如果没有个性的话，就不会有任何性灵可讲。从哲学的视角来看，个性是和共性相对的，形成一对范畴，是事物区别其他事物的特殊、个别性质，是让事物都有自身的特点。从心理学层面上来说，个性指的是人格，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经过社会实践来逐渐形成自己的个性心理特点与倾向性。林语堂《我们的态度》、《论幽默》强调的性灵是综合了上述两个方面的意义，在文学上积极发挥个性特色。在日常的生活中，指出某个人有个性，另外的人没有恶搞型，指的是在做事、为人、语言等方面表现出的独有的特点，注重的是与别人相比展现出来的独到个性;说某一人没有个性的话，就是因为这个人的个性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和其它任何一个人来讲是都可以的，人们从这一个性内就不能分辨那就是他自己。但是性灵强调的个性指的是不同于另外一个人、独有的个性。具有这一意义上讲的“个性”，才能将其称之为是性灵。林语堂通过个性来谈性灵，将性灵创建在个性基础上，简洁明了，既提升了对清代性灵的现代阐释，并且又进一步提升了宣讲的力度，推动性灵实现大众化。第二，性灵为个性无障碍自由的表现。个性无障碍自由的表现就是要做到独抒性灵，并且不能拘于格套。在文学上强调发挥个性，这被称之为是心灵，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了，直截了当来讲那就是个性。当个性与文学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成为性灵，所以，性灵是文学性术语，在文学内能自由表达人真实个性，在文学上就是一种写作技巧。第三，将幽默融入到性灵旗下。现代文学大家林语堂的《幽默杂话》、《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等指出，幽默和性灵是经由道家的中介有机结合在一起。林语堂认为幽默是源自道家，这样性灵就和幽默有了同样的源流。同时，这实际上是林语堂为幽默正名，证明幽默在传统文化内是有基础的，幽默实际上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林语堂指出幽默具有三个基本特点:一是多情而重智。在《新旧文学》中，林语堂认为智慧为幽默出现的必要条件。然而，只是具有智慧还不能产生幽默，幽默为从容不迫的态度，是对人生的批评，这是带有温厚的、具有人情的，超脱并具有悲天悯人的理念，具有同情心，是含泪的微笑。从这一层面来讲，幽默也是主张性灵的。二是和道统之间的对立。和道统产生对立，这是由幽默是人情的特点来决定的。幽默是从超脱派内的道家学派出现的，和道统是不能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性灵和道统的对立主要是是否接近人情，实际上幽默是接近人情，而道统却与之相反。林语堂认为幽默是谈了些近情的话。三是写实性。林语堂在《论幽默》中认为，幽默是采用实话的方式表达好幽默，这是合情合理的，出人意外主要是能表达人们所不敢说的。世人喜欢说一些合理的假话，这是不值得奇怪的，只要是有一个人能用老实话说出，就会让人哄堂大笑，他还创作了《论语》杂志来倡导幽默。
(二)语录体和笔调说的出现
1、语录体的出现
林语堂提倡语录体，这是针对白话文的弊端提出来的，这是为了更好纠正白话文的弊端。林语堂在《论语录体之用》中指出，语录体实际上就是话怎么来表达，就怎么去创作。事实上，林语堂提倡创作语录体是为了注重自然率真的写作方式，这和强调性灵的文学理念是一致的。语录体还需要做到文字的简练，但是又不能和文言文那样难懂。从实践上来说，语录体就是做到像说话一样来进行创作。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林语堂倡导的语录体是不直接反对白话，相反，是为了有效维系白话文的基本精神。在新文学运动中，胡适认为在提倡白话文的时候，将白话作为所有文学的唯一工具，根本目的是为反对文学创作的韵律、用典等多个方面的束缚，而出现像说话一样得去创作的自由表达的作文模式。林语堂倡导这一语录体，实际上就是为了实现该目标。但是和新文学运动之初的情况所不同的是，胡适能通过倡导西方的欧化语言来更好的加快文言文的解体，推动了白话文学的不断发展，推动了人类的解放，但是到了19世纪30年代之后，白话文的发展受到了新的束缚，过分的欧化成为了主要的特点。林语堂认为当时的欧化已经成为限制白话文发展的屏障，已经限制了白话文的表达，成为人的性灵的束缚。林语堂提倡的语录体是为了抒发人的性灵才出现的问题，并且能有效纠正白话文过于欧化的毛病。
2、笔调说的出现
笔调说实际上是现代文学中倡导性灵的学者，为了更好配合性灵说才提出的。林语堂在《说文德》中指出，主要是有性灵就会造就“个人笔调”，这实际上是现代散文技巧，该技巧将情感和议论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具有个人特点的风格，该风格形成个人笔调后，就能在文章中去议论情感，这一情感是靠让性灵得到解脱后才出现。在之后的《论语》(下)中指出，个人笔调从本质上来讲，是适应性灵之后获得的结果，去想办法解脱性灵，这正是性灵说的重点。之后，林语堂在《发刊＜人世间＞意见书》中还倡导闲适笔调、小品文笔调等，不管是现代性灵派倡导的个人笔调，还是小品文的笔调，都归为一点，那就是去抒发人的性灵，并能表现人自身的个性，做到语出性灵，实现无拘无束的目标。总之，清代文坛中重要的文学流派之一的“性灵学派”，主张以“情欲”为内容的真性情，“性灵说”强调“真”，性灵学派诗人强调表现自我。文学发展到现代，文学大家林语堂等学者进一步诠释了“性灵说”，推动了性灵说的发展，以进化论为基础创建“性灵说”，演绎“性灵”新内涵，为了配合性灵说，出现了语录体和笔调说，所有这些都能看作是清代性灵学派对推动现代文学发展的重要影响。
作者：林茂森 单位：福建宁德职业技术学院
（三）
一、第一个十年(1917年～1927年)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即《新青年》)，标志着中国新文化动开始。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以新文学取代旧文学，对当时中国整个社会都形成了巨大的冲击，这一时期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构成了坚实的基础。主席曾经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17年爆发的俄国十月社革命，震动了全世界，也照亮了中国革命的道路。《新青年》应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发表了众多俄国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理论文章。而之后又涌现出大量关于新文学的理论和创作实绩，因此，在传统上我们将1917年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五四新文学运动一开始，国内就有越来越多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接受、介绍、传播马克思主义。随着深入发展，《新青年》的作家队伍开始分化。、陈独秀作为早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坚持将《新青年》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直到1923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这一时期，等人已经提出新文学运动必须由马克思主义指导，文艺要无产阶级化。恽代英、邓中夏等早期共产党集结在1923年创办的《中国青年》，掀起一次倡导马克思主义革命文学的高峰。第一个十年是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接触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十年，新文学在这十年的发展除了是与旧文学的决裂，更是对下一个十年作为主流思潮起到了理论铺垫和准备作用。
二、第二个十年(1928年～1937年)
这一时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关键的十年。这十年有众多的文学思潮:革命文学，自由主义文学、海派商业文学。1927年，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失败了，全体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陷入了深深的苦闷和彷徨，他们需要一种理论武器作为指导思想，将他们指向正确的价值观。1928年，太阳社成立和早期倡导浪漫主义的文学研究会，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这样适应了大革命失败后复杂的现实斗争和无产阶级单独领导革命的需要，进而促进了新文学的发展。在太阳社成员与鲁迅、茅盾论战中，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鲁迅、茅盾五四时期的作品无法满足当下的战斗需要，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之后鲁迅和茅盾经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学习下，有理有力地进行了反击，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再将马克思主义看作教条，经过这次的大讨论，使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界对马克思主义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提升了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内涵了解。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左翼作家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批判了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和反动的文艺思想，打退了它们向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进攻，捍卫了文学的阶级性和无产阶级在文学事业的领导权，使革命文学在斗争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左联提出文学大众化，介绍了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方法，在左联的领导下，作家们创作了大量革命文学作品。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这一时期成为文学思潮的主流。
三、第三个十年(1938年～1947年)
这十年是中国最苦难的十年，这一时期，全中国被分为几片不同的统治区域: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作家们在这十年的作品也分成几种类型。抗战初期，抗日救国成为作家创作的主要内容:有歌颂前线将士英勇抗日的作品、有鼓励民众奋起反抗的作品，作品中充满了对未来胜利的信心。这一时期，作家们的创作与大众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文艺属于人民的践行。抗战相持阶段，作家们的作品有的开始揭露抗战中社会的黑暗，有的则开始讨论中国文学未来发展的道路。在国统区，揭露黑暗成为作家作品的主要内容。在沦陷区，爱国作家在日寇的铁蹄下，创作出民族精神鲜明的作品。在解放区，解放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作家的作品呈现出大众化特色。1942年，在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大讨论中，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思想光辉和战斗威力，对中国现代文学以至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与建设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成为指导中国革命文学的纲领性文件，使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使它与人民相结合并成为人民的文学的，是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的意义在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来观察、分析、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文艺发展中的问题，总结了“五四”以来革命文艺发展的基本历史经验，解决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政策问题，特别是提出了文艺的工农兵方向，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解决了文艺为人民群众服务和如何为人民群众服务的问题，解决了革命过程中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的文艺大众化和民族形式等问题，对中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具有伟大的指导意义。《讲话》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讲话》思想指引下，中国现代文学跃进到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四、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现代文学
(一)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指导下，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创作指导思想上，中国现代文学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思想指导下，真正彻底地解决了文艺为人民群众服务和如何为人民群众服务的问题。五四新文学运动承担着反帝反封的任务，但作家创作与人民存在严重脱节。最终，主席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了这一问题，文艺要为人民服务，该怎样为人民服务。
(二)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指导下，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主题、题材、人物也发生了深刻的巨大的变化。第一个十年中，新文学主要是反封建的主题。作品的主要内容是暴露封建社会的罪恶和上层社会的腐朽、堕落，反映劳苦群众的痛苦生活和悲惨命运。作品的描写对象和接受对象主要是城镇小市民和知识分子。第二个十年里，作品的题材扩大了，反帝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罪恶的题材占了主要地位，写农村题材的作品也比较多。反映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斗争的作品大量出现，特别是有些作品反映了三十代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向，如茅盾的《子夜》、《林家铺子》。第三个十年中，文学创作继承了“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优良传统和战斗精神，不断发展。解放区出现了新的题材，写抗日斗争、农村土地斗争、工农业生产题材的作品大量涌现。反映工农兵群众的生活生产和斗争，歌颂解放区，歌颂中国共产党，歌颂工农兵，成为解放区文艺作品的基本主题。五、结语马克思主义一传入中国就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所接受，并且影响了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进程。马克思主义给中国现代文学注入新鲜血液、生命和灵魂，为中国现代文学指明了前进方向，开拓了发展道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现代文学在革命航道上，乘风破浪，奋勇前进，不断发展。
作者：孙涛 单位：西藏民族学院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