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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艺体系学
“纯文艺”作品是时代本质的象征，它抵达了“永久的人性”的深度，对人生价值与意义等终极问题有深层的思考，突破了时代的局限，具有永久的文学价值，能够引起不同时代读者的共鸣。任何“纯文艺”作品的出现，都有大量的“文学”作品为其架桥铺路，没有“文学”作品的历史积淀，“纯文艺”作品是不可能横空出世的。基于对“文学”作品与“纯文艺”作品不同特点的认识，玛尔霍兹将文艺科学划分为文艺体系学与文艺史学，赋予其不同的功能，认为文艺体系学是通过对“纯文艺”作品的研究，来建立文学的典范与法则，文艺史学是以“文学”作品为对象来描述文学发展的历程，注重文学风格与类型演变过程的研究。一个是横向的体系建构，一个是纵深的历史考察。李长之依凭玛尔霍兹文艺科学的理论建立了文艺批评学的理论框架，他指出，文学的主要内容有三个:一是文学的美学(Literaraesthetik)，确定文学创作的原理与原则;二是文学批评(Literarkritik)，是文学的美学的应用;三是文学批评的应用，就是文学教育(Literarpaedagogik)。李长之引进“文艺科学”这一概念，目的是借鉴西方文学史上的美学范畴来促进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化，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科学，指导中国的文学批评实践，促进中国的文艺教育。李长之认识到，中国的文学批评要走向科学，首先必须进行文艺美学(文学原理)的建设，明确文艺美学的基本概念和范畴。他在《论文艺批评家所需要之学识》一文中首次使用了“文艺美学”的概念，认为文艺美学是纯以文艺作品为对象进行系统的研究，例如什么是古典，什么是浪漫，什么是戏剧、小说、诗……中国的文学研究不能完全采用中国古人的言说方式，应该以现代眼光对中国文学的工具、内容、形式进行重新估价，这就需要现代文艺美学范畴的引导。批评家只有掌握了系统的文艺美学知识，才能正确地开展文艺批评，把握作家的“真面目”与“真价值”。
文学观念是文艺美学的核心，也是文学批评的理论指南，文学批评必须基于正确的文学观念。李长之对中外文学理论史上的“文学”概念进行了历史的考察，解读其不同的历史内涵，并从文艺体系学的高度阐释了“文学”这一概念的现代内涵。在他看来，文学是一种以语言或文字为表现工具的艺术，作者凭借语言或文字把内在的体验表现到艺术形式，并使读者或观众也获得同样的体验。文学的奥秘蕴含在语言中。这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理论史上较为系统的文学定义，体现了李长之建设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学的尝试与努力。李长之也阐述了文学史与文学批评的不同，认为文学史的研究对象是“文学”作品，文学批评的研究对象是“纯文艺”作品。在他看来，“文学是生活各方面的反映，纯文艺是一时代(Epach)之最深的本质的象征，一个是表现偶然的，稍纵即逝的事件，一个是陈说不变的，必然的无限之物;……把一时代中之有永恒性者置之于直接的直观之中，把一时代之努力与欲求归之于最后的单纯形式之上，而且从而反映了在任何时代中之有所作用的，永久而纯粹的人性之不变的面目”;也就是说，“文学”受到时代潮流的左右与牵引，甚至表现一些偶然的、浅表的、缺乏普遍意义的事件，难以突破时代的局限，是文学史研究的范围。“纯文艺”则因为深入到时代的深层，探求了不同时代的人们所共同关注的问题，并以最恰当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为后来的文学树立了典范，是文学批评的研究对象。基于这一认识，李长之除了关注所处时代的一些作家作品之外，将更多精力投入到中西古典作家作品的介绍与研究之中，揭示其价值和意义，为现代文学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文艺美学论
在李长之的文学批评学之内，文艺美学处于基础地位，他十分重视文艺美学问题的探讨，坚持从审美的角度理解文学艺术的属性。文学审美论是西方近现代一种重要的文学观念，肇始于康德的形式主义美学观，后来逐渐演变出“为艺术而艺术”、“纯艺术”的文学观念，对中国现代文学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1930年代，朱光潜和梁实秋就文学的属性展开辩论时，李长之就运用康德的文学审美论反驳梁实秋的文学道德论。他指出，一个文学家应该以审美的态度观照人生，对人生既不忘情又不沉溺。正当的创作态度应该以创作本身为目的，一旦有其他的目的，作品的价值就会降低。作家必须抛开创作之外的功利考虑，任凭情感的自由表达，让创作心境达到自由状态，使作品臻于自然天成的艺术境界。李长之并不反对艺术的功利价值，认为艺术可以造福人类，可以发挥宣传效用，但作者创作时不应该被这些外在因素所束缚。李长之区别了价值与效用这两个概念，认为艺术的价值不等于艺术的效用，艺术的价值在于对人生的审美观照，“无所为，为事情本身而不为事情之附带效用，这就是价值世界的特点。至于说由此而产生效用，那是另一件事情。”
艺术的价值就是艺术本身，不是艺术在社会中所发挥的效用。艺术可以包含道德价值，但必须从属于审美价值，否则，艺术就会沦为道德的奴隶。他受到“五四”新文学观念的影响，批判了中国传统的“文以载道”的观念，力争文学的独立地位，并将这一观念很好地贯彻于文学批评实践，阐释了那些经典作品的文学价值。李长之的文艺美学具有深厚的思想基础，他认为美学是价值之学，美学的真精神是在反功利，在追求理想。美就是生命力的洋溢与充实，“生命是美的，而充实的生命更美，假若把充实的生命统统发挥出来，则更美。”李长之的美学是一种生命美学，具有生命哲学的色彩。他受到狄尔泰与柏格森等人生命哲学的影响，将美与文艺活动建立在人生命体验与生命冲动的基点上，认为文艺是人生命体验的表现。他所理解的体验是指基于生活经验的生命感悟，它超越了“理智主义”的偏狭，抵达人性的幽深与博大。他批判了“五四”新文化“理智主义”的倾向，认为真正的智慧尽靠书本或推理是不能得来的，必须根源于人的生命体验，世界上最有意义的东西是生命本身，而体验与生命直接相关。体验是对生命之流的提升，是对生命意义的领悟，为文艺创作提供丰富的源泉与动力。李长之对狄尔泰的体验概念有创造性的解释，认为体验是指可以构成文艺创作的一切的情境、感觉和事件，体验虽然与经验相关，但并不限于经验，而是对经验的超越与领悟，对于从未发生的情境的想象与向往，也属于体验的范围。
体验是一切艺术创作的母怀，作家在生命体验的感发之下，展开丰富的想像，摆脱生活经验的羁绊，进入艺术孕育的过程，形成鲜明生动的直观形象，以恰当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凝聚为“感情的型”，让接受者在想象中体验到活泼的生命情调，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李长之对艺术作品的审美特点有系统的认识。他认为，作家的生命体验一旦客观化为艺术作品，作品就拥有了独立的艺术生命，不能以对创作过程的心理学分析代替对艺术作品的美学分析。艺术作品也要通过读者的接受发挥艺术效应，但也不能以艺术效应的分析代替艺术作品的美学分析。作品是独立于作者和读者而存在的自足体，具有自身的构造规则，其部分只有在整体之中才具有意义，才能得到理解。这个统一体具有自己的目的与意向，所有的因素都为实现这个目的和意向服务。李长之将艺术作品划分为形式、内容与材料三个要素。他直接将形式称为技巧，认为技巧包括风格、手法与结构。风格是怎么说与怎么写的问题，关系到艺术特殊的工具，如西洋画的色彩，中国画的笔墨，文学中的语言。当一个作家所运用的语言具有特殊的色彩与情调时，便形成了某种风格。手法是说什么与写什么的问题，相当于李长之所说的材料。结构是指作品的整体设计，各部分的联络与穿插技巧。李长之以盖房子为喻，认为风格是如何安排砖瓦，手法是选择什么砖瓦，结构是房子的间架设计。三者相互配合，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表现作品的内容。
技巧在艺术作品中具有本体意义，艺术作品之所以为艺术，主要不在内容，而在技巧，因为技巧是文艺区别于非文艺的唯一标志。技巧不是外在的手段与工具，它已经与艺术家的生命体验融为一体。对于作家来说，语言文字已经成为他艺术体验的重要成分，构成了他的生命情调，因此，文学的特质和语言直接相关。李长之在《语言之直观性与文艺创作》中指出:“表现工具的不同，是可以限制内在体验的不同;无论在创造者或接受者的心灵里，那艺术的过程，都将受着限制。”文字“之所以唤起直接的情绪，并不只在靠它的声音，而在靠它的感觉价值，这些感觉相互结合，构成一种情调，当这时，那些直观的形象归附于这种情调之下，终则自它这里飘动着，越飘动越远了去”。这种生命情调基于作品语言的节奏、氛围、色彩与意境，它贯穿于作家的创作体验与读者的欣赏体验之中，使文学之美具有了特殊的意味。李长之还提出了“感情的型”这一美学范畴。他认为，“感情的型”是文学作品中剥除了一切外在因素与表现对象之后所剩余的核心价值，是抽去了对象又可溶入任何的对象的，它不受时代的限制，赋予作品永恒性。“感情的型”是作品内容的核心，是对作者人生经验与生命体验的艺术升华，它将作者在特殊情境的经验与体验上升到普遍的高度，凝聚为艺术的精华，使作品脱离它产生的社会环境与表现对象而存在，赋予作品穿越时空的艺术魅力。它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使作品抵达象征或隐喻的高度，唤起不同时代读者深层的人生体验与生命情怀。“感情的型”是“纯文艺”作品的标志，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都因为创造了“感情的型”而传播久远，为后人提供无穷的艺术享受。李长之以“感情的型”为艺术标准，对司马迁、李白、鲁迅等人的生命体验与情感类型进行了深刻的分析，阐释了作家深层的人格结构和精神内核。
三、文艺批评论
文艺批评是运用文艺美学的基本原理对作家作品进行分析与评价。李长之对文学批评的性质、任务、方法与标准等问题均有深入的认识，认为文学批评是一门科学。所谓科学，就是应该坚持科学的精神，必须客观、周密、精确，必须从作品中寻出其普遍而妥当的艺术原则。文学批评重在对文学作品艺术价值的探讨，必须有它自身的概念、术语和原理。李长之受狄尔泰精神科学的影响，认为文学批评属于精神科学的范围，并将狄尔泰传记批评的方法贯彻于批评实践之中，注重对作家生命历程与精神结构的探讨，树立了现代传记批评的典范。李长之对批评家的知识结构与修养有很高的要求，认为批评家的知识越丰富，对作家与作品的所见就越透彻。批评家需要具备基本知识、专门知识与辅助知识。基本知识是指语言学与文学史等方面的知识，为文学批评提供基础;专门知识是指批评家要熟悉文艺美学的概念和范畴，并懂得将这些知识熟练地运用到批评活动中去;辅助知识包括生物学、心理学、历史学、哲学、政治经济学等方面的知识。生理学与心理学有助于批评家了解作家的创作过程与人性特点，历史学有助于批评家了解人类历史演进的过程与规律，哲学有助于批评家对社会人生有高屋建瓴的认识，政治经济学能够帮助批评家对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有更纵深的理解。
批评家具备了这些知识，才能在广阔的文化视野、社会历史背景中揭示作家作品的真相。完整的知识结构诚然重要，但批评的胆识更不可少，李长之将此称为批评精神。所谓批评精神，就是正义感与明确的是非观念，对美好的事物有一种深入了解的要求，不能容忍邪恶。批评家应该具备坦白、爽直、刚健、笃定、勇猛与决断的品格，对于作品的价值做出客观公正的分析与评判。这是对批评精神的最好描绘，也是李长之自身批评活动的真实写照。李长之认为，文学批评的任务“就是对于作品求一个真面目和真价值”，在充分理解作品的基础上对作品的价值进行客观公正的评判。文学批评有四项彼此相关的任务，第一个任务是理解作品说的是什么，第二个任务是理解作品为什么这样说，第三个任务是分析作品说得是否成功，第四个任务是评价作品这样说好不好，前两个任务重在理解和说明作品的“真面目”，后两个任务重在分析和评判作品的“真价值”。所谓理解，就是要追寻作品“是什么”与“为什么”，理解作者的创作本意，排除自己的“偏见”，进入作者的内心世界与生活环境，用作者的眼看，用作者的耳听，感受作者的悲欢，设身处地，分析作者的天性、教育与阶级基础，了解时代精神与思想在作品中的渗透。只有这样，才能深入理解作者说的是什么与为什么这样说的道理。批评家必须将作家与作品置于宏阔的物质环境、文化环境与文学环境，才能把事情的必然关系指出来，把作品之所以产生的根本原因找出来，真正回答作品“是什么”与“为什么”。
文学批评的科学性根于理解得是否正确，但这只是文学批评的第一步，只有价值判断才是批评的最终目的，批评家要运用一定的标准对内容与技巧进行分析和评判。在作品内容方面，李长之主张要衡量作品是否体现了健康的人生理想与社会理想，是否体现了人类的真、善、美、爱等基本价值，是否有利于人类的进步与发展。李长之认为好的批评家应该具备艺术理想、人生理想与社会理想。艺术理想是批评家审美理想的体现，是人生理想与社会理想在艺术中的渗透，具体表现为批评家对作者的创作态度与作品内容的评价。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李长之更看重技巧的价值与作用，他对技巧问题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其核心思想是有机统一的审美观念，包括内容与技巧的统一、个性与技巧的统一、多种技巧的统一，最终上升为“感情的型”。从这一艺术原则出发，李长之要求作品具有完整、协调、统一的艺术品格，色彩、节奏和格调必须协调一致。优秀的作品都能达到内容与技巧的高度统一，技巧的极致就是内容的极致，艺术离不开形式但又超乎形式。内容与技巧统一的关键在于熟练地驾驭语言，使语言与表现对象水乳交融。文学创作就是“如何把生硬方块的字，使读者见了变而为活活泼泼的印象”，使作品达到“但见性情，不睹文字”的艺术境界。
四、文艺教育论
李长之对教育问题十分关注，他认为教育在个人方面是求为完人，在社会方面是求建乐园。“什么是完人呢?就是情感与理智，身体和精神，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各得其平的发展。”在个人完成方面，要发挥科学教育与文艺教育的作用。文艺教育是李长之文艺批评学的价值指向和逻辑终点，是文艺批评的延伸。他认为，批评之建设性的任务就是教育，文艺批评的科学化，是为了帮助读者大众以科学的精神认识伟大作家和伟大作品的“真面目”与“真价值”，推进文学教育，提高读者的精神修养。文艺批评虽然是一项高度专业化的工作，与大众的距离好像十分遥远，但与读者大众具有潜在的联系，最终要指向大众。文艺教育就是要使大作家的精神和一般人发生联系，通过对大作家深入细致的研究，发掘大作家的真精神与真价值，使一般读者从中有所汲取。激发读者的感受力、生命力、想象力和体验力，提升读者的精神境界。
李长之是从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国人精神境界提升的高度来理解文艺教育的。中国古代有很多优秀的作家作品，但这些作家作品的真精神并没有被现代人认识和吸收，更没有转化为一般中国人的精神营养。只有通过文学批评，将优秀作家作品的真精神和真价值发掘出来，才能发挥对读者的教育作用。李长之指出，我们民族伟大的作家在民族的精神教养上还没有发生影响，屈原的真精神、陶潜的真面目、杜甫的伦理价值都没有变成一般人的血与肉。改变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文艺批评与文艺教育，以专门的技术对作家作品进行定性与定量的分析，然后将文艺批评的结果通俗化与普及化，以满足一般读者的精神需求，救济国民精神的贫弱。由于传统文化的断裂，社会出现了理想与价值的真空，功利主义盛行，人的精神浅薄空虚，生活丧失意义，“所看宇宙自是干燥而枯窄的空气而已，石头而已，灰尘而已”。文艺教育的使命在于以文艺批评为基础，重铸国民的精神世界，为现代文化建设与社会发展确立精神价值的支撑。李长之致力于发掘孔子、孟子、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韩愈、曹雪芹、鲁迅等作家的真精神与真价值，就是对文艺教育理论的践行。这些作家的精神能够激发人的生命力，培养人健康和谐的人格，养成人丰富的内心世界。如孔子的古典人格，孟子的战斗精神，屈原的高洁人格，司马迁的博大胸襟，李白的浪漫情怀，曹雪芹的纯真多情，鲁迅的生命意志，都能对现代人丰富精神世界的养成产生有益的影响，对现代文化发挥救偏补弊的作用。
李长之的文艺教育论是一种审美教育论，他认为教育的本质是使人在精神上“扩大而充实”，审美教育最能体现教育的真精神，它可以以全代偏，以深代浅，以内代外，超越知识教育、道德教育与技能教育的枯燥和偏颇，使人获得全面的发展，铸造新个人与新人类。审美教育也是一种生活教育，所涉及的是整个生活，而不是生活的一部分，是打入生活之中，而不是附加于生活之外。审美教育的本质在于以文艺作品的美促进人生命的完善，告诉人如何协调肉体与灵魂的关系、感性与理性的关系、社会与个人的关系、神性与兽性的关系，培养读者超越的情怀、高雅的趣味和圆满的人格，帮助读者发现生活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在审美教育之中，艺术的理想就是人生的理想，美的极致就是善的极致，艺术与人生在审美中达到了高度的统一。李长之的文艺教育论源于席勒的审美教育观，承续了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等人的美育思想，表面上看来缺乏新意，但他能够将这些学说纳入自己的文学批评学的体系之中，赋予其更丰富的文化内涵。
五、结语
李长之文艺批评学的理论框架虽然来自于玛尔霍兹，但却融贯了自己创造性的理解，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为文艺批评学的建设确立了美学根基。文艺批评学是一门自成系统的学问，决不是就批评论批评，它必须建立在文艺美学的基础之上。李长之将狄尔泰等人的生命美学和儒家的生命美学融会贯通，建立了以生命体验为基点的文艺美学。
第二，建立会通中西的文学批评学。李长之认为中国古代缺乏系统的批评理论，但他仍然从古代典籍中发现了不少对于建设现代批评学具有启示的思想。如儒家的形而上学，孔子的古典精神与美育思想，孟子的批判精神与“充实之谓美”，司马迁的批评方法，都为李长之所称道，并被纳入批评学的理论体系之中。
第三，从文艺复兴的高度建设文艺批评学。李长之具有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对于国民精神贫弱的现状忧心忡忡，认为只有建设科学的文艺批评学，才能发掘中外优秀作家作品的真精神与真价值，以文艺教育振奋国民精神，促进中国的文艺复兴。
第四，与同时代其他批评家的批评理论相比较，李长之的文艺批评学更具有系统性与包容性。他以生命体验为核心，广泛论及了文艺创作、文艺作品、文艺批评与文艺教育等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感情的型”、“感情的批评主义”、“批评精神”等概念。李长之具有开放的批评观念，拒绝狭隘的政治批评、道德批评与社会批评等批评模式，以作家的生命体验为核心，广泛吸纳各种学说与方法，建立了兼容并包的文学批评体系，对于当下文艺批评价值体系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作者：刘月新 方红 单位：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