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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代旧式文人结社的历史地理分布呈现出中心北移、多点开花的局面，即由晚清时期的江、浙向民国时期的京、沪转移，同时湖湘、福建、云南、岭南等地域性文人结社涌现。在创作上，近代地域文人结社以抒写乡情乡景为主，体认地域传统文化。近代文人结社的历史地理分布现象与文学创作直接对近代文坛的地域格局及其发展趋势产生深刻的影响，形成近代文坛的江浙、京沪文学中心区与岭南、福建、湖湘、云南、东北文学边缘区的相互辉映。
近代旧式文人结社现象突出。据初步考察，近代旧式文人社团有二百三十余个，主要分布在江苏、上海、北京、浙江等地，表现出地域分布的不平衡性。这种地理差异性学者关注不多。诚如杨义所云：“我们的文学史相当程度忽视了地域的问题、家族的问题，忽视了作家的人生轨迹的问题。这些地域、家族、作家的人生轨迹和他们的社会交往，对作家的文学生命的形态的形成和变异起到很大的作用，这是不应该忽视，而应该受到力求绘出中国色彩的文学地图的人们高度重视的。”［1］目前，曾大兴、梅新林等学者在文学地理学方面成绩颇为喜人①，但与杨义提出的“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要求差距甚远。因此，本文拟在全面考察近代旧式文人结社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地理学、文学地理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分析该时期文人社团的历史地理分布与社集创作，并进一步探讨文人结社对近代文学的地域格局的影响及发展。
一、近代旧式文人结社地理分布：中心北移，多点开花
近代文人社团有资料可考者二百三十余个，相关文献主要集中于《清末民国旧体诗词结社文献汇编》，或载于地方志，或见于日记，或录自诗文别集，或取自札记等。笔者以目前所考者为准，按时间顺序对近代二百三十余个文人社团的地理分布予以初步展示。嘉道年间文人社团41个，主要分布在浙江、江苏、广东、福建、北京等省份。其中，江苏、浙江两省各有11个，占该时期文人社团总数的51％。另外，广东、福建两省各5个，占该时期文人社团总数的25％。除此之外，北京地区文人社团有6个，山东有1个。在各省内部文人社团地理分布方面，广东省文人社团皆分布于省城广州，福建5个文人社团中有4个位于省会福州。江、浙两省文人社团多，分布广，不仅仅局限于省城：浙江省11个文人社团仅潜园吟社、东轩吟社位于杭州，其他分别在平湖、绍兴、慈溪、嘉兴等地；江苏省11个文人社团中南京只有3个，分别是苔岑诗社、江东词社、听松词社，其他分布于松江、吴县、娄县、苏州等地。咸丰、同治、光绪和宣统年间文人社团多达69个。其中，江苏、浙江各占16个，北京和福建各占8个，东北5个，云南4个，广东4个，湖南3个等。就省内文人社团分布而言：浙江省此时的文人结社主要集中于平湖；福建3个文人社团有两个分布于省会福州；江苏、湖北、黑龙江、云南4省的文人社团主要分布于省城以外；广东、湖南的等文人社团集中于省会城市。北洋政府年间旧式文人社团共计75个，主要分布于江苏、北京、上海、浙江、福建、黑龙江、广东、天津等16省市。其中，江苏省文人社团最多，有18个。其次是北京、上海、浙江，文人社团数分别为13个、12个、8个。再次是福建、黑龙江、广东、天津、河南、四川6省，文人社团数2至4个。最后是陕西、辽宁、吉林、安徽、云南5省仅1个文人社团。就各省内部文人社团地理分布而言，江苏18个文人社团分布较广，仅丹山十才子诗社、潜社分布于省会南京，其余散见于宜兴、吴县、吴江、常州、常熟、昆山等地。北京、上海两地文人社团主要集中于城区。浙江8个文人社团则散落于省城以外的地区。福建此时4个文人社团中棣华吟馆诗社、菽庄吟社分布于厦门，福州仅陈衍主持的说诗社。广东3个文人社团仅竹林诗社分布于广州，而壶社、盂山吟社则分别位于岭东和东莞。国民政府年间旧式文人社团有47个，主要分布在江苏、上海、黑龙江、北京、天津、四川、福建、浙江等16省市。其中，江苏文人社团最多，有10个。其次是上海，有8个。北京、黑龙江分别有5个和4个，而天津、四川则各自有3个。其余如安徽、辽宁、奉天、陕西、湖南、云南等省市仅1个。就各省内部文人社团分布而言：江苏10个文人社团中梅社、华林诗社、如社、青溪诗社、上巳诗社、石城诗社位于南京；上海、北京、天津的文人社团主要在城区；黑龙江4个文人社团集中于省会城市齐齐哈尔；四川3个文人社团中雍园词社、云庄诗社则位于该时期的陪都重庆；其他省市文人社团则相对较散，只有福建寿香社在省会福州，其余皆散落于地方。综合以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三个基本观点：其一，近代文人结社主要分布于江苏、浙江、北京、上海、广东、福建等地，在地理分布上呈现出以江浙为中心的晚清文人结社转移至以江苏、上海、北京为中心的民国文人社团。晚清文人结社共计110个，其中江苏、浙江两省占54个，几乎占全国文人社团总数的一半；民国时期文人社团共计122个，其中江苏、北京、上海三地文人社团66个，超过全国文人社团总数的一半，北京、上海的地位明显上升。故民国以后文人社团的地理分布以江苏、北京、上海三地为中心。晚清时期浙江文人结社有27个，比较突出，然而在民国时期急剧减少至11个，尤其是国民政府年间浙江文人社团仅3个。其二，近代文人社团省市分布呈逐渐增多、多点开花的趋势。嘉道时期41个文人社团分布于7个省市，至晚清后期69个文人社团分布在15个省市，而民国以后120个文人社团分布于16个省市。其三，近代文人社团主要分布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江苏、浙江两省境内经济文化均衡，故文人社团并不局限于省城南京和杭州，苏州、平湖、嘉兴、绍兴等人文底蕴深厚的地方同样也有不少文人社团。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文人社团则以城区为中心进行组织。其他各省则以省城为中心，如福州、广州、齐齐哈尔等。近代文人社团历史地理分布之所以呈现出中心区北移与边缘区的多点开花，与这些地区的政治文化地位以及文人领袖的群体效应等紧密相关。作为都城，北京理所当然是近代时期政治、文化中心，汇集了全国文化精英，容易形成文人社团。晚清北京有文人社团12个，至民国则增加至16个。如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临桂词人王鹏运寓居京师，邀集张仲?、朱祖谋、王以愍、易顺豫、夏孙桐等词人举咫村词社。该社成员皆异地词人寓居京师，都城的文化氛围为词人结社吟诗课词创造了条件。其后，王鹏运还有举“春蛰吟”词课。《同声月刊》创刊号言：“历年变乱，词人多集北京、上海，联吟遣忧。”满清被颠覆以后，政治中心南移，广州、南京、重庆等皆曾是国民政府的政治中心。晚清时期南京仅3个文人社团，随着南京成为国民政府的首都，文化活动越来越活跃，文人社团成倍增长至8个。这很好地说明了政治中心的转移带动了文化文学的繁荣。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重庆作为大后方基地和陪都，聚集了一大批的文人志士，为形成国统区文学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旧体诗词方面，重庆有雍园词社与云庄诗社。相较于北京、南京这些辐射全国的政治中心而言，福州可以说是具有地域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它在福建省内举足轻重。近代福建有正式文人社团19个，其中福州有13个文人社团，分别是嘉道时期的筠心社、吟秋诗社、西湖诗社、梅崖词社，咸同年间的聚红榭词社、可社，光宣年间的瓠社、琼社、社、西社、支社，民国时期的寿香社和说诗社。福建文人结社的文化传统也是促进近代福建文人社团繁荣的原因。林拓所言：“一个地区的文化人才与周围地区相比较，拥有相对多数的现象并不罕见，但它一旦成为文化密集地，并对其他地区形成强劲的影响力，那么，它完全有可能就是区域性的文化中心。”［2］群体效应是一种从众的心理现象，主要指群体成员在领袖的带动下产生的集体行为。历代文学流派与文人群体的形成皆离不开文人领袖，如欧阳修、苏轼与北宋诗新运动，李梦阳、王世贞与明代前后七子，袁宏道、袁宗道、袁中道与晚明公安派，朱彝尊与清初浙西词派，张惠言、周济、谭献、陈廷焯、朱祖谋等与晚清常州词派，等等。文人领袖所带来的群体效应无疑是促进本地文化与文学繁盛的重要原因，亦是文人结社的重要契机。近现代时期，上海之所以文人社团云集，文学兴盛，除与作为当时的大都市上海有关之外，与文人领袖避居上海租界也有关系。他们带动了身边文人的结社吟诗课词。如成立于上海之舂音词社、午社、白雪词社、沤社、声社等与朱祖谋、夏敬观等词人领袖的倡议有关。潘飞声《沤社词选序》曰：“辛未之秋，夏君剑丞招集?园，同人议倡词会。时朱古微先生以词坛耆宿，翩然戾止，厥与甚豪，遂推祭酒。是日拟调《齐天乐》，有即席成者，会中共十四人。嗣后每月一会，以二人主之，题各写意，调则同一，必循古法，不务艰涩，襟袍之谐，唱酬之乐。虽王仙中集中咏物诸作蔑以加焉，由是遂成沤社，入会益多。有隔数千里而邮筒寄递者。讵意壬申近腊，东寇乘我不备，突然袭攻沪北。我军歼敌，敌复集大队来攻，炮火轰天，迁徒流离，各不相顾。余家且陷贼中，仅以身免。朱古老于乱前已撒手西行，同人每不通音问，词社星散，殆如水中沤矣。逾岁之夏，沪居始定，同人重集江滨，社事再举，重拾坠欢。盖读白石道人词‘自胡马窥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非变徵之语耶。同人惧词稿之散佚，谋梓以存之，汇送夏闰枝先生选定，合为一册。昔朱古老与半塘老人寓燕京，庚子之乱，成《庚子秋词》两卷。今此卷刻，恨古老不及见矣。”［3］沤社成立之初，身为词坛领袖的朱古微，振臂一呼，追随者影从。
二、地域书写：地域文化传统的认同
浓厚的地域文化传统是文学兴盛的最佳土壤，是文人结社吟唱的催化剂，是地域文人群体创作上的文化传统认同的归属。江、浙文化底蕴深厚，人杰地灵。据江庆柏《清朝进士题名录》记载，江、浙两省清代进士人数均超过全国进士总数的10％，而“四川、湖南、云南、贵州、广西、甘肃和奉天占进士总数的比例均在3％以下，进士人数最多的江苏是进士人数最少的奉天的16倍。沿海省份的进士数目远远超过内地和边远省份的进士数目，沿海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六省的进士数占全国进士的48．82％，几乎为一半；而边远省份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甘肃、奉天六省的进士数仅占全国进士的11．76％，略高于十分之一”［4］。清代进士的历史地理分布基本上可以反映清代地域文化与文学繁荣的情况。据林葆恒《词综补遗》记载，清代词人共计4841人，其中江苏有词人1651人，浙江有词人1046人，两省词人数占全国词人总数的一半以上。特别是清代词坛的两大词学流派亦产生于江浙，分别是浙江的浙西词派和江苏的常州词派。因此，江浙一带在浓厚地域文化和文学传统的影响下，近代文人结社较为普遍，晚清江浙两省共有文人社团42个，占该时期文人社团总数的45．6％，而进入民国以后江浙两省仍有35个，占民国旧式文人社团总数的31％。如道光时期汤贻汾主持的江东词社、端木?主持的听松词社，咸丰时期张景祁主持的吟秋词社，同治时期蒋春霖主持的九秋词社、刘炳照主持的鸥梦词社、谭献参加的寒碧词社、郑文焯主持的鸥隐词社与吴社等颇有影响。在创作上，近代地域文人社团常以乡景、乡情、乡俗为题材，这类作品为读者提供了新鲜的题材，读之有身临其境之感，亦是对地域文化传统的认同与承续。如道光十八年成立于嘉兴的鸳水联吟诗社社集有歌咏西施的组诗《倾脂河曲》，有吟咏当地民俗风情的节令组诗《岁除新乐府》，分咏“叫火烛”“担檐尘”“放年学”“卖春联”“跳灶王”“祀床婆”“压岁钱”“隔年饭”等，有歌咏乡民祭祀的《马头娘神弦曲》等，形成了一幅嘉兴风土民情画卷。民初江苏宜兴的白雪词社展示地域历史文化，如徐致章《满江红•吊五人墓》、蒋兆兰《减字木兰花•题延陵季子墓》、程适《徵招•谒玄墓》《八声甘州•访徐竹逸先生愿息斋故址》、储凤瀛《苏幕遮•范坟》、储蕴华《?人娇•真?墓》等词作借吟咏本地先贤，重新唤起了人们对乡贤文人的怀念。两宋时期闽北词学发达，涌现出柳永、刘克庄等词学名家，颇受世人称颂，尤令闽中词人传诵。嘉道年间，闽县词人叶申芗出于浓厚的乡邦情结，编纂地域词选《闽词钞》，亦与好友许赓皋组建梅崖词社，相互酬唱，共同开启晚清闽中词学的先声。此后，闽中词学兴盛，词社不断，有谢章铤主持的聚红榭词社、李宗?等组织的瓠社、何振岱主持的寿香词社等。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卷十九：“长乐谢枚如广文侨居榕城，好与同志征题角胜，曾汇刻聚红榭唱和诗词，词学因之复盛。虽宗法半在苏辛，亦颇饶雅韵。”［5］谭献《复堂词话》：“闽中词人，道咸间唱和颇盛，予在闽所识，如刘赞轩、谢枚如辈，皆作手也。社集有《聚红榭诗词》之刻。”［6］可见晚清闽中词社影响颇为广泛，得到谭献等名家的赏识。近代福建词社常以福州附近的鼓山、西湖、乌山、镇海楼、涌泉寺等名山胜水为社课题材。在形式上，近代地域社团吟唱时常喜用竹枝词、棹歌以展当地风俗民情。如民国二十三年（1934），青溪社与?园社联合举行团拜，与会者六十三人，刊有《青溪九曲棹歌》。社集根据《青溪故实杂抄》和地方志记载，较详尽地叙述了青溪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风俗民情、历史掌故等。兰社成员常以竹枝词的形式来吟咏江苏的本土风光，生动活泼，读来更是琅琅上口。如刘雁秋《常州竹枝词》六首分咏常州的文笔塔、斗坛、荆川墓、皇亭、天宁寺以及乾元市场，真实形象地向读者展示了常州深厚的人文底蕴。朱铭新《秦淮竹枝词》十首，分别吟咏夫子庙、桃叶渡、钓鱼巷、乌衣巷、徽章、中山路、老万全酒家、禁娼、血花公园等，淋漓尽致地呈现南京秦淮河一带的古色古韵与风俗民情，给读者身临其境之感。除此之外，为了加深社员之间的文化体认，近代地域文人社团喜同题吟咏，以同题共作的方式来集中描写某一地域的风土人情，刻意表现乡土之情。民初旧式文人社集颇为看重这种创作方式。如冷社成员同咏威呼、爬梨、水店、糠灯等，云南翠屏诗社成员同咏云弄山温泉等，此种以人们熟悉的乡景、乡情为吟咏对象，既有利于诗人之间的交流切磋，提升诗艺，也进一步增进了以地缘为纽带的文人之间的地域文化传统情感指向。而对于地域与乡贤前辈遗留的文化传统，近代地域文人社团更会自觉接受，并主动传承下去。希尔斯称：“人们会把传统当作理所当然的东西加以接受，并认为去实行或去相信传统是他们应该做的惟一合理之事。”［7］如民初淞滨吟社挖掘并展现了上海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浓厚的乡邦情怀是近代文人社团创作最大的特色。这种特色也存在一定局限性，“这种情结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创作视野，多局限于关注地域眼前的风景民俗，表现地域文学的小传统，往往缺乏旗帜鲜明的文学主张，甚至有意疏远和忽略了文学本应表现的时代主旋律。”［8］当然，也有个别文社在创作上未局限于地域书写，而是及时反映时代重要事件，如岭南越台词社、福州聚红榭词社等率先反映道光时期的鸦片战争，为咸丰文坛的新变做了铺垫②。可惜这些创作因信息闭塞而未能及时引起文坛的注意，也未能迅速传播而得到文坛的认可。
三、地域格局：文学中心区与文学边缘区交相辉映
因政治经济中心的不平衡、文学文化传统的差异以及文人领袖的群体效应而导致近代文人结社呈现出较强的地域特征，文人结社的历史地理分布影响近代文人群体的生成以及文学地域格局的发展与变化：主要由晚清时期的江浙文人群向民国时期的京沪文人群转移，期间亦涌现出声势颇为壮观的广东、福建、湖南、东北等地域文人群体。明清以降，江浙两省逐渐成为全国经济文化的中心，文学文化的深厚传统为晚清文人结社创造了良好的土壤，先后涌现出潜园吟社、鸳水联吟社、嬉春词社、江东词社、竹林诗社、九秋词社、春晖社、鸥隐词社、铁华吟社、月桥吟社等五十余个文人社团，仅浙江平湖即诞生十余个文人社团，几乎著名的文人皆先后加入文人社团，如蒋春霖、端木?、汤贻汾、谭献等，江浙文人群体当之无愧地成为全国文学的中心。曾大兴指出，真正对文学家地理分布格局起决定作用的，最直接与最稳定的因素是文化。文化重心在哪里，文学家的分布重心就在哪里；文化重心向哪里移动，文学家的分布重心就向哪里移动［9］。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北移，京津沪成为全国文人士子聚集所在地，出现了?园社、寒山社、沧社、丽泽文社、小罗浮社、城南诗社、午社、咫社、须社等影响颇大的四十余个文人社团，朱祖谋、王鹏运、况周颐、林葆恒、唐圭璋、夏承焘等文坛巨匠云集京津沪，一时间颇有盖过江浙等地的风头。在近代以前，文学中心区和边缘区的文学表现截然不同，中心区文学十分繁荣发达，而边缘区文学星星点点，难成气候。范松义在研究清词的中心区与边缘区时称道：“就清词的整体格局而言，江苏、浙江两地为绝对中心，江浙以外则边缘区。江浙与词学边缘区的关系概言之有两方面：一方面，清词中心江浙具有强大的文化向心力，边缘区之词常会汲取其营养；另一方面，某些边缘区之词也会对江浙词产生一定的逆向影响。不过，两者之间的关系存在地域差异，不可一概而论。”［10］文人结社不仅对主流文学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而且是地域文人群体兴盛的关键因素。近代因文人结社而涌现出的湖湘词人群、闽中词人群、岭南文人群、云南文人群等地域文人群体，与主流文学相互辉映，共同形成近代文学的繁荣局面。如近代湖湘词坛的繁荣与近代湖湘文人群体的兴盛有关，更直接与晚清湘社的成立、唱和密切相关。诚如袁志成所言：“湘社是晚清湖湘词坛重要的词社，成员之间相互切磋，不断提高词艺，在词风上表现出对浙西词派咏物词风的承继。湘社虽然是偶然的暂时性的词人社团，却也给晚清湖湘词坛带来了新气象，既是对湘中六家词的继承，也促进了晚清湖湘后期词坛的发展兴旺。”［11］湘社成员的唱酬将整个近代湖湘词人纽结在一起，对形成湖湘词人群功不可没。以梅崖词社、聚红榭词社、瓠社、寿香词社等词社为纽带，以许赓?、谢章铤、林葆恒、何振岱等为词坛领袖，近代福建词人群编纂《闽词钞》《闽词征》，续写地域文化传统，其闽音填词的辩论补充丰富了近代词学思想，提高闽人治词的自信心，形成颇具特色的近代闽中词人群体。刘荣平认为：“谢章铤主盟的聚红榭唱和是清代词坛参加人数多、活动时间长、影响大的词人结社活动。它不但促进了闽词的中兴，而且对晚清词学的兴盛，亦具重要意义。”［12］在近代闽中词人群形成过程中，谢章铤主持的聚红榭词社承前启后，作用突出。以越台词社、山堂词社和学海堂为联系纽带，以张维屏、陈澧、潘飞声为词坛领袖的岭南词人群卓然独立，以尊体和抒写真情为词学主张，在创作上与主流词坛接触而保留地域色彩，促进了岭南地域词学的兴盛。范松义指出：“岭南词学的兴盛是越台词社产生的基础。另一方面，词社一旦出现，对岭南词的发展又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从外部来说，越台词社的活动会进一步弘扬岭南词风。在越台词社中，不乏谭莹这样的岭南名士，他们本就有一定的号召力，加上在一起共同结社，多次举行群体活动，这样产生的合力又大过个人，会对岭南词坛造成更大的冲击，从而使岭南的词学创作、研讨之风更加浓厚。越台词社词人群以集团力量推动了岭南词的发展，使得近代岭南词坛更具活力，其文学意义不容轻忽。”［13］范松义所言中肯，越台词社于近代岭南词坛意义非凡。近代东北文学的繁盛与文人社团的涌现密不可分。如咸同时期辽宁沈阳的藕乡吟社；光宣时期黑龙江的梅花诗社、塞鸿诗社、松江诗社；北洋政府时期黑龙江的松滨吟社、花江九老会、龙城诗社、嘤鸣社，辽宁沈阳的冷社，吉林的松江修暇社；国民政府时期黑龙江的奎社、清明诗社、雪鸿诗社、商山诗社，辽宁沈阳的溧凌诗社、明伦诗社，等等，汇集了一大批文学爱好者，平时社课吟诗填词，切磋技艺，抒写情怀，或开一地文风，或聚名人名流，推动了近代东北文学的发展，与主流诗坛相互辉映。近代云南各地文人纷纷结社，此起彼伏，先后有桂香诗社、共联吟社、翠屏诗社、吟秋诗社、莲湖吟社、如兰诗社、晴川学社、南雅诗社等十余个文人社团，亦有社集《翠屏诗社稿》《莲湖吟社稿》《南雅诗社稿》等。其中翠屏诗社规模最大，社员六十余人，以书院学生为主体，影响颇大。近代云南文人社团的诗歌吟唱与主流诗坛相呼应，引领晚清云南诗坛宗唐风尚，民国云南诗坛以诗存史，推动了该时期的诗风演变。不仅如此，近代云南文人结社为云南现代文学社团的繁荣营造了良好的氛围。“晚清民国云南旧式文人结社的繁荣为云南现代文学社团的建立营造了良好的土壤，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东南沿海高校的西迁，更有力地推动了云南现代文人社团的蓬勃发展，如云波文学社、朝曦社、春蚕社、南荒文艺社、警钟社、救亡诗歌社、冬青文艺社、微波社、文聚社、枫社、文艺社、新诗社、百合诗社、火星社、今日文艺社、文秧文学社等在云南这片土壤中生根发芽。”［14］
四、小结
近代文人结社高度集中于江苏、上海、北京等地，而且表现出历史地理的位移：晚清时期的江浙中心区向民国时期的江、京、沪转换。此种文人结社的历史地理分布，直接影响了近代文学地域格局的形成，表现为以江浙、上海、北京为首的文学中心区以及岭南、福建、湖湘、云南、贵州等代表的文学边缘区。岭南、福建、湖南、云南等文学边缘区，如以湘社为中心的湖湘词人群，以越台词社为中心的岭南词人群，以梅崖词社、聚红榭词社以及瓠社为中心的福建词人群，民国时期以齐齐哈尔的奎社、清明诗社、雪鸿诗社为中心的黑龙江诗人群等，在创作上与主流文学保持交流，以书写乡音乡情为主，表现了浓厚的地域文化传统，从而导致近代文学中心区与边缘区的文学创作交相辉映，共同构成近代文学的文学生态。
作者:曾娟 袁志成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湖南城市学院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