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论文范例

一、古代诗歌的特点

（一）语言含蓄

通过诗歌本身，作者往往并不完全赋予感情的表达，而是通过大量事实或景色的引用起一个侧面烘托的作用，关于文章的中心思想和情感重心则是采用少量简略的语言描述，为读者留下一定的悬念，但读者又可通过钻研和思考揣摩出作者向表达的思维和情感技巧。从某种意义上说，古代诗歌给人的印象主要是含蓄、委婉却又不失节奏的强烈。

（二）塑造典型形象

无论是古代诗歌还是其他的文学作品，大多都通过塑造典型形象来反映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当时的生活状态，如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生动形象地表达了作者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其次，通过意境的构建来渲染气氛，将所要表达的典型形象赋予艺术性和代表性的涵义，深刻具体，比如杜甫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通过自我的形象塑造将自身的那颗忧国忧民的爱国热心尽情显露，也让后人对他的报国壮志所折服。

（三）增强语言效果

在古代诗歌中，大量的诗人都善于运用优美的语言表达，通过唯美的画面展示出丰富的内容主题，通过语言效果的增强，让意境变得形神兼备、五彩缤纷，在一些诗歌中，恰当的语言表现会让同一事物产生不同的艺术效果。

一、纯理论的手稿学

(一)一般理论

一般理论或普遍理论致力于从手稿研究的具体实践中提炼、概括、建立关于手稿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基本理论。一般理论来源于具体的手稿问题研究，并最终指导具体的手稿问题研究。长期大量的实证研究为普遍理论的获得提供实践的基础，普遍理论对于个案的实证研究具有理论的指导意义。一般理论包括手稿的定义、手稿学的具体内容、手稿学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手稿学研究的方法等。手稿是指作品形成之前一位作家书写的一切形之于符号形态的原始的东西，包括文字、图像等，其根本性质是原始记录性。手稿按照语种可以分为汉语手稿、英语手稿、日语手稿等多种。部分作家存在着先用外语写作发表在国内外刊物上、之后自译或他译为汉语作品的现象，比较手稿与译文之间的差异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不仅如此，用非母语的语言写作本身，就是一件值得探索的事情。手稿学是以研究手稿现象为基础或重点的一门学科。手稿学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一是考证辨伪。手稿研究可以解决一些学术上颇具争议的问题，如作品创作的确切时间问题、作家对某个人物的真实态度问题、作家对文学某些问题的真实情感问题等。如，通过鲁迅手稿的对比研究，学者得出了如下确凿的结论:“不同于《两地书》以及《故事新编》等手稿有鲁迅请许广平代为誊写的情形，《毁灭》手稿则从扉页设计到全文誊写，全部由鲁迅亲手完成，反映了他对于《毁灭》的重视程度。”严谨而科学的考订工作，使得手稿研究成为文学研究的基础。二是丰富对作家作品的认识。通过手稿与作品的对照研究，我们可以获得对文学作品的近距离观照，进入作家创作的历史场景，加深对作家作品的理解。“对手稿本的研究还可以把它和作品发表本或初版本进行对校、比较，这样我们可以更完整地看到作品的前文本与出版本之间的渊源关系、内容差异、艺术得失等。”三是可以进一步夯实文学研究的基础。现代文学研究的版本意识日益凸显，但所重视的版本多为初刊本、初版本，而对手稿本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手稿本是文学研究的重要材料，它的发现、出版、利用可以让文学研究具有更加坚实的基础。手稿学研究的方法，主要涉及版本学、校勘学、目录学、语言学、传播学、阐释学等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但同样可以借鉴精神分析学、文学地理学、性别研究、后殖民主义理论等作为方法。精神分析的方法应用在手稿的研究上，可以发掘作家被压抑的潜意识。“最近几十年来，随着女性主义的兴起，学者们，尤其是女性学者，开始重新发现女性手稿，从事女性手稿的研究，肯定女性在手稿文化中的作用。”女性作家的手稿，经男性批评家提出修改意见、推荐发表后，这个过程之间表现了怎样的性别权力关系，性别研究的视角可以让手稿研究获得新的发现。“一个文学家迁徙流动到一个新的地方，他的感受、体验、生命意识、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倾向等可能会发生某些变化，其作品的体裁、形式、语言、主题、题材、人物、原型、意象、景观等也可能发生相应的变化，也就是说，他的作品的本籍文化色彩会有所减弱，会融进客籍文化的某些成分。”起草于一个地方的手稿，后来因为作家的迁移，而在另外一个地方定型发表，作家的迁移这个地理因素以怎样的方式影响着手稿到作品的过程，这是文学地理学的方法。社会分析的方法，主要分析在手稿的修改、润饰到作品的定型之间，社会因素所起的作用，这些社会因素包括意识形态、主流诗学和赞助人三个方面。意识形态对手稿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由手稿到作品的定型之间所发生的重写、改编等主题与形式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主流诗学是一个时期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审美意识形态，它决定着手稿的风格、体裁、主题。任何一个作家的书写，都是在一定主流诗学的影响下进行的。赞助人包括在某一历史时期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个人、某些人物团体(出版商、媒体、政治派别、政党)和负责传播文学和文学思想的机构(院校、学术期刊、教育单位)，它们会制约手稿的形态。

(二)专门理论

手稿学的专门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媒介研究:

主要研究手稿的媒介形式与传播形式。手稿的媒介形式多种多样，近代以来，手稿的存在形态主要是纸质媒介与电子媒介。纸质媒介是手稿存在的普遍形式。不同的媒介形式不仅影响着手稿的质量和寿命，而且影响着手稿的风格与传播。“新文学版本的变迁与传播和接受紧密相关，是新文学传播史、接受史和效果史的一个重要内容。所以，对新文学版本从传播学和接受学的角度去研究也很有必要。这需要研究传播机构、传播制度、传播媒介、传播方式等与新文学版本的关系，需要研究把关人(编辑)、接受者(读者、评论家、改编者、传抄者等)对新文学版本变迁的影响。”

一

按人才培养的类型进行高校分类，其最大的意义在于，通过确认高校具体的类型归属，可以明晰自身的办学定位，从而为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规定了基本路线图。我国高等教育教学改革一直作为一种“工程”进行安排实施，取得的成效是有目共睹的。但实际上巨大的投入与产出之间是不成比例的，改革的有效性已成为一个值得充分关注的重大课题。在我看来，要提高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有效性，首先应该解决好高校人才培养类型与教学改革设计的适配性的问题，高校的人才培养定位应当成为高校教学改革的基本出发点和根本落脚点。由于应用型高校的独特性，它处在学术型与技能型高校的“夹层”之中，在实际中不是“就高”偏向学术型，就是“触底”类同于高职教学，在学校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设计中缺乏应有的“定力”，而带来的教学组织设计以及评价等方面的问题也就更为突出。因此，应用型高校更需要找准自身的人才培养定位，在厘清人才培养类型与人才培养工作实施之间的逻辑关联中，夯实教学基础工作，优化教学改革的实施，以切实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目前，应用型高校从数量上看，它占了中国本科高校的大多数，从人才培养的数量看，它培养了大多数的本科人才，因此，基于应用型高校的定位，进一步深化这一类高校的教学改革意义重大。高校的人才培养有其基本规律和组织方式，学生通常要按照不同的学科专业进行分科学习。所谓学科专业其要义是知识理论体系的组织，不同的学科专业其建构各有特异。在这里，我们关注的是同一学科专业在不同类型高校的具体存在。从总体上看，它既应当遵循本学科专业的基本规律，满足学生对于本学科专业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能力的一般需求，同时它也需要注意它在不同类型高校的特殊需求，即要处理好专业学科的基本要求与高校类型的特殊要求之间的关系。关于基本要求，我们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1998年8月29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1999年1月1日起施行。）第二章第十六条提出的高等学历教育应当符合的“学业标准”：“本科教育应当使学生比较系统地掌握本学科、专业必需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掌握本专业必要的基本技能、方法和相关知识，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的初步能力。”这是对各类本科高校通用的要求。问题的关键在于各类不同的高校其各自的特殊性如何表达和如何满足它的特殊性。就应用型高校而言，人才的“专业性应用型”是其培养的基本目标，因此不同于“学术性研究型”人才培养的高校，它在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方面，对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在系统性上只要求“必需”和“足够”，而更强化对能力培养的要求。这就是应用型高校不同于学术型高校在人才培养方面所具有的显著的特殊性。由于培养目标的差异，应用型高校由学术型高校知识理论的一元教学，转变为知识与能力并重的双元教学，由学术型高校的从知识理论到创新，转变为从知识理论到应用，创新与应用，一词之异，彰显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本科高校在人才培养方面的不同价值取向和追求。知识与能力并重的教学设计，适配的正是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必由之路。由此可见，知行结合是应用型本科高校实现自身培养目标的关键之所在，它应当成为应用型高校的基本教学思想和人才培养的基本方式。

二

正是在这样的应用型本科的视阈中，我们来探讨中国现代（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学问题。视阈的设置便于我们能在一个具体的议程中，建构一个理想的模式，由此观察话题存在的现实、问题，思考它优化的种种可能。应用型是我们言说这一话题的逻辑前提。在应用型本科与中国现代文学教学这组关系中，应用型是人才培养的根本目标，中国现代文学这一课程自然应该指向总的目标，而这一课程的教学则关联着实现培养目标的传授内容、教学模式等，即包含了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之需的“教什么”和“如何教”两个部分。中国现代文学是中文本科专业的重要基础课程，它和中国古代文学等课程支撑着这一专业的基本框架。一般地认为，这一课程为基础知识、基础理论类课程，通过课程的学习要让学生掌握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史程及其规律，理解重要作家作品、重要文学思潮和流派等文学史常识等；所以，以往教学只注重其中的知识要素的讲授，没有或很少注意挖掘这一课程中的能力因素的教学。当然，我们言说应用型本科中知识与能力双元教学，着眼的是这一类型高校教学的总体性要求，并不表示每一门课程都需要或都可以作双元并置的教学，如文学概论与基础写作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课程，基础写作本身就应是一门实践性见长的课程，写作能力培养应当成为这一课程教学的“主元”，而文学概论本身就是一门理论化程度强的课程，基础理论和知识的教学，应当是这一课程教学的“主元”。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能力培养。这里的关键是要从人才培养目标和课程内容实际的“有机”联系中，合理把握知识理论与能力教学的“度”。不同于学术性研究型大学人才培养的厚基础、宽口径，应用型本科中文专业的人才培养，更多地考虑适应某些具体的职业或岗位群进行专业的具体设置。这一类型的高校较少设置通用性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而更多地设置汉语言文学（师范）、汉语言文学（文秘）等专业方向，或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上衍生出秘书学专业。由此可见，在这一类型的高校，通过专业或专业方向的设置，从根本上确定了应用、实用成为学科专业基本的价值取向，由此也规约了在具体的课程教学中需要既重学理也重致用。在这样的背景中，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应当而且也有可能有所作为。但就现状而言，目前这种价值取向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中还悬置于一种形而上的理想，在整体上并没有付之于实际的行动。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作为传统的基础理论知识类课程，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中的应用因素并不可以唾手可得，在其中有机地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具有一定的难度；另一方面是教师已有的思维定势固化了教学行为。具体表现为，一是教学内容依照学术性研究型大学安排，目前采用的教材基本是由“211”大学、“985”大学教授主编的注重学术性、体系化，体量规模较大的教材，过重的学科化、体系化，与应用本科的“应用性”相背离，课程的价值依然停留于“为系统知识而组织”的层面。简单地搬用研究型大学的教材，不仅无法实施必要的应用教学，而且也使所谓知识体系教学浅表化。目前的现代（当代）文学史教材主要有两种制式，一种是现代与当代分离，分别编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当代文学史》；另外一种是合体的教材，如北京大学严家炎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中下三册，34章，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武汉大学陈国恩、樊星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下册，39章，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山东师范大学发、魏建的《现代中国文学通鉴（1900-2010）》（上中下三册，15章，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山大学黄修己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16章，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苏州大学朱栋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上下册，35章，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等。这些教材的大体量与应用型本科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相对较少的课时形成了矛盾。以常熟理工学院2014级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秘书学专业为例，作为学科基础课程的中国现代文学，师范专业安排课时两学期每周3节，共96节，秘书学专业安排两学期每周2节，共64节。很显然，如果按照通常的学科化体系化教学，这些课时难以承载学术研究型教材的内容，就只能以蜻蜓点水的方式过一遍而了事。二是教学模式的单一化。教学模式对于达成课程的教学目标至关重要。同样的教学内容，采用不同的教学模式其效果会有很大的不同。应用型高校教学中的应用性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教学模式上的导入。但在应用型高校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中，比较多的还是教师的单边主义，以教师讲授为主，有的纯然讲读预制的PPT，缺少师生的教学互动，较少地安排学生作为另一个主体对于教学的参与。三是在学生学习评价上有一种唯知识化的倾向，考学生对于教材的熟悉、对任课教师所教内容的记忆，以单一的试卷形式考核学生对于知识的掌握，把本为意蕴情趣生动丰富的现代文学简化为毫无生趣的一堆知识。这不仅使学生无法从中获得可以应用的能力，而且也会使他们对抽空了具体的文学存在的知识心生厌倦。其结果必然会影响这一课程的教学效果和价值实现。

三

明确了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目标及其课程教学的基本逻辑，发现了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中目前还不适配教学对象的主要问题，我们需要回到应用型的定位，回到现代文学课程本身，研究改进教学的具体举措。

1.我们需要调整并重组现代文学的教学内容，释放知识教学的空间，为课程的能力培养创造条件。

（一）

一、现代文学语言，白话并简洁

语言是进行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环节，对文学思想进行变革，那么就要现对语言进行改革，鲁迅笔锋驰骋纵横，词采飞扬，形式多样，变化多端。在语言表述方面，鲁迅的文学作品也颇具研究价值，是现代文学语言的典范。鲁迅擅长用平白如话的语言阐释较为复杂的社会关系和人性特点，通俗点讲，在现代文学语言的呈现上体现出“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的特点。鲁迅先生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之父，对采用白话文进行文学创作十分的提倡，暗藏鲁迅最内在的情绪体验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并且在自己的创作中也一直在坚持自己的白话文学主张，在他的杂文中还对那些反对白话文的人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另外，在“五四”时期，西方文化曾经大量的涌人中国，一些新的名词也就随之传人中国，这个时候作家们在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对于这些新名词的运用，鲁迅先生曾说:“欧法文化的侵人中国白话中的大原因，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所以说他非常主张主动对这些外国语中的有用成分进行吸收和利用，丰富自己的文学语言。

二、现代文学体裁，新诗应创新

关于文学体裁，鲁迅先生予以很多的建设性论述，他用自己的笔坚持社会正义，反抗强权，保护青年，且这些论述对于现代文学理论的构建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当时新诗的出现，可以说在文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少学者对其进行研究。鲁迅的艺术创造力是惊人的。但鲁迅先生在诗歌的创作以及批评方面都没有进行系统的论述，他的新诗只有《梦》、《他》、《桃花》等六七首而已，远不如他的杂文以及小说的创作数量。鲁迅先生对新诗的理论建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鲁迅先生认为新诗应该是对真实的情感进行的表达，他对新诗的择选和对新诗诗人的评价，要求用真实的健康的情感引起读者心灵上的共鸣。第二，鲁迅先生认为诗歌创作时应该对其内容进行重视。一首好的诗歌应是内容和形式俱佳的，诗歌对其语言进行有规律的排列组合，有利于精炼文字，使诗歌富有韵律。第三，鲁迅先生主张在诗歌的艺术形式上采用白话作诗，对新诗进行创新。在现代文学发展史上，诗歌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贵在创新。中国诗歌只有进行创新，才能够走上新生的道路。这里的创新是指题材内容的创新，语言与手法的创新。

三、结语

总之，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鲁迅研究是一项综合的系统工程，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文学自身发展演变的结果，鲁迅是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先生在小说中塑造了大量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在进行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鲁迅研究的过程中，应深究鲁迅先生在现代文学题材、语言、体裁方面的主张，通过研究鲁迅的人生选择与创作道路，促进现代文学的发展。

一、网络资源中现代文学史料的应用

从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史料随着时代记载历史手段的变化而不断发生着改变。从早期的甲骨文、竹帛、纸张到图片、影像以至于今天的电脑网络时代，记录手段的不断更新，也丰富和拓展了史料的概念及范畴。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谈道，“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对于当下的现代文学研究而言，大量现代文学史料的电子化和网络化则是我们必须去面对的新问题。对此，我们如何去认识和利用，目前似乎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意见，但不可否认的是，网络正在起着补充和替代传统图书馆的作用。一方面有大量已出版的图书资料通过影印扫描形成电子文本的方式置于网上供研究者在线浏览阅读，一方面大量数据库的出现囊括了以往研究的大部分论文，通过上网检索便能轻易获得相关的研究成果，更有一些史料不经纸媒出版而直接发表在网络上。

随着网络资源中现代文学史料的大量出现，逐步减少了以往研究者对现代文学史料应用、普及方面的一些顾虑。如马良春先生早在80年代就意识到因资料的“抢救”、影印工作的落后，而给研究者和教学工作者带来无法接触到原始书刊的苦处；也有学者认为“文献管理体制的落后以及传统文献整理、研究方法和手段无法适应现代文化变革需求”，是现代文学史料建设长期滞后的原因之一。而这些问题随着网络带来的便利，都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部分的缓解和弥补。通过互联网，研究者就如同找到了一个“流动的图书馆”，它不仅包含着丰富的学术资源，而且还具有查阅的快速、便捷、省时和超大容量的存储功能等优点。尤其是现代文学史料的境况又异于古代文学史料，在现代科技的影响下，现代文学史料借助录音、摄像、摄影等技术还保存下诸多影音史料，这类史料的保存和传播更需要依赖于网络。在2008年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十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有学者就呼吁“以现代数据库管理方式建立现代文学学科的资源库，并且从数据处理、资料归类的技术视角阐述其必要性和可行性”。网络已经与现代文学史料研究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作为现代文学史料新载体的出现，正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可以说随着网络的发达，网络资源中的现代文学史料已经在较大程度上推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进展。

因此，借助网络资源进行现代文学史料研究已经成为研究者必不可少的手段之一，网络学术资源对学术研究带来的便利，也已经得到多数研究者的认可。一篇学术论文从构思到资料搜集再到行文发表，都会同网络发生或多或少的联系，尤其在史料搜集方面。一位研究者说：“身处e时代的人文学者，在史料搜集上，除借助工具书之外，又多了一个选择，那就是电子数据库。台湾学者黄一农在其著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中，引用文献1099种，正是得益于数据库的方便快捷。”网络资源的重要性在笔者所写《抗战初期〈风雨〉周刊研究》一文的过程中也深有体会。《风雨》周刊系抗战爆发后创刊较早的几个重要文学刊物之一，它于1937年9月由嵇文甫、姚雪垠、王阑西等在河南开封创办，前后共出版了二十七期，对于推动抗战文艺运动的开展，鼓舞民心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份刊物虽是地方性期刊，但影响所及甚广，其范围不仅限于河南，还波及武汉、西安、苏北、山西、兰州、重庆、延安等地，是当时推动抗日救亡文艺运动的重要舆论阵地。这样一份具有重要意义的期刊，在包括当时创刊地开封的河南大学图书馆也不见踪迹，这就严重影响了学界对她的关注和研究。但这份重要的期刊却通过网络，在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的“民国期刊”一栏找到了第3到27期，且能够全文浏览。通过阅读笔者发现了这份刊物刊发了一大批来自平津沪等地的流亡作家的创作，他们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救亡文化活动，唱响了中原地区抗日救亡的洪大歌声，为河南也为全国抗战初期文艺运动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记录。再举一例，日本学者岩崎菜子也通过网络检索美国马里兰大学普兰格文库，发现了十多篇冰心的佚文，写出《冰心旅居日本期间的佚文的发现与美军“占领期”的审查》一文刊发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1期。

此外，网络对域外史料的收集也带来便利。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和港台及海外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在查阅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时，眼光就不能仅局限于大陆，而是要将其伸展到港台、海外。鉴于特殊的地域原因，在一段时间内，部分国内研究者对大陆之外的学术资源接触较少，而通过网络则可以部分地弥补这一缺憾。台湾“国家图书馆•台湾广域数位图书馆”、“台湾博硕士论文资讯网”、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网”等网络资源建设工作都做得比较好，已成为大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的一个重要参考。譬如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网”已经把诸多在香港出版的现代文学的重要报纸期刊影印版传到网络上，方便读者浏览下载。其中包括《人人文学》《八方文艺丛刊》《大众文艺丛刊》《香港文学》及《大公报》《文汇报》《华侨日报》《星岛日报》的文艺副刊等。笔者在这一网络资源中查阅时，就无意中收获了师陀的两篇文章《再谈风格》和《一仆几主？》。这两篇文章对于认识师陀晚年生活具有重要意义。《再谈风格》发表于《香港文学》1986年第13期，在《师陀全集》中未见收录。通过仔细查阅比照，笔者发现它和《全集》中的《我的风格》一文有部分内容重合，但也有不少增删，两篇文章标注的写作日期又都是“一九八五年五月三十日”，由此可推测该文是《我的风格》一文的另一版本。《一仆几主？》发表于《香港文学》1985年第7期，无疑是篇讽刺当时中国内地官僚体制的小文，采用第三人称叙述，以汪长统（与师陀的原名王长简颇似）与友人章寄飘的对谈为主，全文充满了无奈之情。文章一方面讽刺上海的市政建设，“他在这里居住了三十一年，只见马路扒了铺，铺了扒；扒了再铺，刚铺好再扒。如此下来，每日扒铺不止，大有‘愚公移山’精神”；另一方面对造成这种奇怪现象的原因做了剖析，“任何政府都有衙门，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也应该有衙门；只是衙门泛滥成灾，坐在衙门里自称‘人民公仆’的老爷们泛滥成灾，好的坐在衙门只管划圈圈，白拿薪水不办事；坏的只会结党营私，逢迎拍马，相互排挤，为的是升官爬上去，他们做尽了坏事”。此文在艺术上虽未有多少闪亮之处，却写出了“”结束后中国的另外一种真实状况，传达出作者的某种焦虑感。除了师陀之外，还有很多作家在香港等域外发表了大量文字，研究者通过网络可以足不出户就获取到相关史料。

二、网络资源中现代文学史料的鉴别

网络为现代文学史料研究发掘新材料提供了可能，但我们也应认识到网络资源中各种史料在大量涌现的同时也可能是泥沙俱下。网络这一新载体的出现，在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带来便利的同时，随之衍生的问题也不少。

一、坚持课堂教学的核心作用和教师在教学实践体验式活动中的组织中心地位。

其一，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许多来自国外的教改理论与国内教育环境和教学现状严重脱节，只能作为理论概念来探讨，很难落实到具体的教学活动当中。典型的例子如学生主体论。从理论上讲，任何教育活动都应以受教育者为主体，让其自主完成学习过程和学习任务。可是，此理论有一个大前提，即受教育者必须长期置身于自主性学习的教育环境中。试想一下，我们存在这样的环境么？让刚从应试教育环境中拼杀出来的大一学生自我管理和自主学习，无异于放任自流，“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此理论不切实际之处，显而易见。其二，现代文学的教学内容庞杂，需要一定历史文学知识的积累和储备。现代文学的范围虽说只有短短30年的时间，可作家作品和思潮流派纷至沓来，且背后大多涉及复杂的政治、社会和思想运动以及重大历史事件，这对那些知识储备严重缺失的学生本来就一头雾水，让其自主学习，结果只能是搅一锅糨糊，连基本线索都理不清楚。其三，严重不足的课时和课外阅读时间也不允许学生进行自主性学习。学生课外时间有限，没时间准备和思考，课内师生更没时间充分交流和讨论，一来二去，教学效果必然像夹生饭，学生对基本的专业知识没掌握，独立思考和学习能力亦没养成，徒劳无益，白白浪费了宝贵的大学时光。鉴于上述问题，我们紧紧抓住课堂教学这根主线，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教学活动的开展是在教师的设计、组织、引导下进行的，一定意义上，教师决定了教学活动的性质与效果，而把关注点集中于学生，忽视教师，显然是片面的认识。”我们把现代文学史的框架、发展脉络，重要文学思潮的特点、背景和影响，重点作家作品的分析、鉴赏，这些教学内容要在课堂讲授中完成，目的是构建学生的专业知识基础，这也是兜住教学之底的基本要求。对于那些基础较差，主动学习能力较弱的学生来说，这种课堂上的“强制灌输”，不失为一个差强人意的好办法，起码使其不至于对本课程“一无所知”。不放弃一个学生，保证每个学生不掉队，是教育的底线，我们的教学必须守住。大学教育不仅是知识和技能的教育，更是素质和能力的培养与教育。“要坚持知识、能力和素质协调发展，继续深化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的改革，实现从注重知识传授向更加重视能力和素质培养的转变。”所以，具备基本的专业知识和学科素养，只是现代文学教学目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文学审美能力、想象能力和写作能力。然而，拓展学生的文学审美能力、想象能力和写作能力，仅靠少得不能再少的课堂教学是远远不够的，有针对性地组织学生进行大量而有效的课外实践活动，才是培养和提高学生综合实践能力的重要支撑和重要渠道。另外，更重要的是，课外实践活动教师不能撒手不管，不能完全交给学生去“自主学习”。课外活动是集体活动，至少以班级乃至年级为单位，需要制定明确计划和实施方案，协调各方关系，管控活动进程，推进预期效果，而学生不具备这个能力和条件。所以，教师还应该担负起组织和引导责任。当然，我们这里强调的是“组织引导”作用，而不是像在课堂上一样的“主导”作用。

二、现代诗歌和散文量大质优

名家名作迭出，课堂教学只能涉及鲁迅、郭沫若、徐志摩、闻一多、戴望舒、艾青、穆旦、周作人和林语堂等具有文学史转折意义和流派首席代表的作家作品，大多数作家作品只是点到为止。其原因一是课堂教学时间有限。现代文学课程一学年102课时，若除去节假日，常常不满100课时，靠课堂讲授很难全面完整地将现代文学优秀诗文之美呈现出来。原因之二是诗歌和散文与其说不好讲，不如说“讲”不是最好的教学方式。一方面教师要将感性体验与理性分析的和谐度把握得恰到好处，另一方面需学生积极主动进行课外阅读和课堂配合。否则，课堂效果很难出彩。毫无疑问，诗歌与散文最有效的学习方法是个体阅读。通过阅读领会文（诗）意、体验情感和品味人生，潜移默化提升审美能力和想象力。可是，基于个人兴趣而主动阅读的学生并不多，而且，每个人的兴趣点是有限的，个体阅读易使阅读固化，造成阅读面狭窄。如何调动大多数学生的阅读兴趣，扩大阅读视野，体验阅读美感，并有效检验阅读效果，是摆在教师面前的一道难题。各高校通行的解决办法之一是举行诗文朗诵会。我们根据民族地区高校学生的实际情况，经过多年摸索，基本形成具有自己风格和特色的诗文朗诵会。首先，有目的、有目标地将诗文朗诵会与教学活动紧密结合，循序渐进，逐步深入。现代文学是学生刚入学就接触的文学课，学生们对现代文学甚至文学还处于初步认知阶段，不能过早压担子，所以，现代诗文朗诵活动必须分步实施，由浅入深。我们的措施是两步走：第一学期举行集体朗诵会；第二学期开展个人朗诵比赛。第一学期以班级为单位举行集体朗诵会，朗诵作品是郭沫若的《凤凰涅槃》。《凤凰涅槃》是20世纪20年代诗歌的最强音，具有里程碑意义，是第一学期现代文学教学内容需要重点掌握的知识。它气势磅礴，情感充沛，变化多端，非常适合集体朗诵。学生们根据自己的阅读体验，揣摩诗歌的思想内容和情绪流程，分角色，想变化，或领诵或合诵，或男声部或女声部，或对话或自白，朗诵体验强烈，朗诵气氛热烈。活动不仅强化了学生对本诗的理解，提升教学效果，而且极大地调动起学生阅读现代诗歌的兴趣和积极性。同时，通过这样的集体朗诵活动，也能加深新生之间的交流，并激发他们的团结合作精神和集体荣誉感，为后续的学习和校园生活打下良好基础。第二学期开展个人朗诵比赛。个人朗诵比赛一般在每年五月底六月初举办，亦有遥敬白马湖作家群的意思在里边，故名“我们的五月我们的六月”诗文朗诵会。此次朗诵会在现代文学课程接近尾声时举办，旨在全方位检验本年级现代诗文学习成效，因此规模大，要求高。程序上，先在班内选拔。要求每个学生都要参与选拔，学生自己选定朗诵内容，并由同学们公议，选出前十位，参加年级比赛。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每个同学都能主动阅读作品。同时，在挑选心仪作品和评议其他同学朗诵的过程中，训练和培养学生诗文鉴赏能力、评判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然后，汇集年级拟朗诵篇目。要求减少重复率，原则上重复不超过两篇，而调换篇目的过程，就是再一次强化学生的阅读量和阅读面的过程。最后，经过精心准备———背作品、演练动作、选服装和挑配乐后，正式参加比赛。其次，有意识、有目的培养学生的自我管理和组织能力。两次朗诵会的前期准备工作均由学生自己完成，学生们集思广益，不断创新朗诵模式，提升朗诵效果。第一学期的集体朗诵注重集体智慧。每一年级或每个班级的艺术处理都各有不同，变化和差异较大。比如，同一段落或角色，有的班是集体朗诵，有的是分男女声部，有的是分组，有的是个人，朗诵效果大不一样，这说明学生们对诗意有了自己的理解和思考，教学目的自然就达到了。第二学期的个人朗诵会更加强调学生的主动性和自主性。朗诵篇目学生自己选，参赛资格由学生公举，主持人自定或毛遂自荐，评委学生自己当，组织协调工作学生自己干，一切由学生自主自理。教师放手让学生自己做，既调动起学生的朗诵积极性，也锻炼了学生的独立策划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再次，坚持发放朗诵活动评比的鼓励性奖励。个人朗诵比赛虽然只是教研室层级的教学活动，但得到了学院的大力支持。在经费窘迫的境况下，学院每年都挤出一定资金，支持活动。我们用这些少量经费买一些与现当代文学有关的新书，作为参与学生的鼓励性奖励，并要求所有学生传阅，意在引导和督促学生多读书，读好书，提升学生阅读层次和品味，扩大学生的阅读范围和思路。最后，邀请院系领导和宁夏著名青年作家与学生互动交流。诗文朗诵会尤其是第二学期的个人朗诵比赛，经过近十年的培育，影响面逐渐扩大，已成为学院教学活动的品牌项目，受到院内外各方面的重视。院系相关领导近三年来场场出席，在实践体验式的教学殿堂拂去尘音，聆听经典，同沐诗情；在庄重与轻松的氛围中音共话文学，泯师生之界，议感触之微，享心灵之净，直有浴沂风雩之情高意真之境。个人朗诵比赛还有一大特色，就是每次邀请一位宁夏青年作家参与活动，让学生与作家面对面交流，谈文学，谈创作，谈读书，分享文学背后的故事。有静心聆听，也有观点交锋，场面真诚而令人感动。师愿每位同学心中装着朗诵会的记忆走世界，于感念文学中，安稳前行。

三、诗歌散文而外，现代戏剧教学亦不易在课堂上取得理想效果。

据调查，来自偏远山区的学生进大学前从未看过话剧，城市学生也极少到剧场观看话剧，学生对话剧普遍具有陌生感，这就使得课堂话剧教学往往如隔靴搔痒。因此，让学生体验话剧的舞台感和现场感，真正理解话剧的精义所在，进行话剧教学演出实践是不二法门。可排演话剧不像诗文朗诵，一个人就能完成。演话剧不仅费时费力，而且需要多人参与合作。话剧活动时间长，协调跨度更大，组织难度更高，对学生的热情和教师的耐心都是不小的考验。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年的摸索，我们还是找到了比较可行的办法。首先，提早布置，人人准备。第二学期开学初，便将本学期排演话剧《雷雨》第四幕、从各班中挑选最合适角色的信息告诉学生，让他们各自选择角色，自由组合，分成演出小组，在课余时间排练。原则是每人必须选定一个角色，加入一个小组排练，演出与否，均与平时成绩挂钩。保证人人有角度，人人有演出。其次，期中预演，集体评判。经过两个月的排练，各小组在班级进行汇报演出，全班同学既是观众又是评委，并就每组每个角色的演出效果进行讨论评价，选出演得最好的角色，重新组合成一个演出班子，继续做院校级公开演出准备。这个过程极大地调动起学生研读作品的热情，演出效果又出奇又出彩。效果一，促使每个学生认真仔细地阅读《雷雨》。学生要想选定自己的角色，一般性阅读是做不到的，必须进行反复比较的思考性阅读，并揣摩、吃透扮演角色的性格和特点，才能找到适合自己和自己喜欢的角色，这就大大促进了学生对作品的熟悉和理解程度。同时，从《雷雨》入手，逐渐培养起学生对于话剧的兴趣，许多同学不仅延伸阅读了曹禺的其他作品，还对其他话剧作家的代表作品有所涉猎，可谓一举多得。效果二，引入竞争机制，激发起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每个人都渴望获得别人的承认，大一的学生正处于表现欲和好胜心强的阶段，所以，学生们参加话剧排演的积极性很高。小组演出评比时我们发现，学生不仅表演十分认真，讨论也相当热烈。谁演得好，谁演得不好，都要说出所以然。因为每个人身上都有角色，所以大多评论起来头头是道，有理有据。随着表演和讨论的深入进行，学生们对剧中角色性格与作品内涵主旨的理解、把握就更到位，也达到了深化教学和自主学习的目的。效果三，创造舞台实践机会，从体验表演中体验人生，丰富人生，增长学养。可以说，绝大多数学生没有上台表演话剧的机会。在大学期间与话剧能有一次零距离接触，并亲自参与表演，体味表演的细微之处，相信会给学生们的大学生活带来丰富内涵和人生体验，并留下终生难忘的记忆，也会使学生保持对话剧及表演艺术的欣赏和尊重，从而具备中文专业出身者应有的文化素养。效果四，公开演出，不仅出色出彩，扩大了影响，而且同学们树立起宝贵的自信心。公开演出是同学们自己争取来的。之前，由于没有合适的机会和平台，《雷雨》演出只在班内进行。2011级文秘班的同学觉得意犹未尽，提议在“我们的五月我们的六月”诗文朗诵会上助兴演出。老师觉得可以让同学们试一试。同学们马上全身心投入排练，组建了演出班子，导演、意见观众、道具和音效一应俱全，每个人的台词背得烂熟，还专门去宁夏话剧团租借了演出服装。上场后，学生演员们很快进入角色，表演大方又专注，语气、表情和动作相当到位，一下就把观众带入剧情氛围，赢得师生观众的一致好评。因而，下一级的《雷雨》演出就成了师生的共同期待。小组表演结束后，没等老师布置，2012级的同学自动接力，主动开始排练，并邀请演出同学做指导，听取意见，吸纳经验，公开演出更上一层楼，在师生中的影响力日渐扩大。有了两个年级演出基础，同学们的信心大增，酝酿成立话剧社，意欲排练更多的剧目，保持演出。效果五，树立榜样，形成传统。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目前，外国文学教研室表示，要借鉴现代文学体验式教学实践的经验和方法，排演外国经典话剧。相信在人文学院师生的共同努力下，话剧体验式教学实践前提下的话剧演出活动，一定能继续传递下去，发扬光大，形成宁夏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优良的教学传统，让更多学生受益。

四、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培养的是具有中文知识和中文修养的专业型人才

一、传统思维方式对文学现代性的误读

现代社会中，文学的现代性是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中国现代文学在复杂的矛盾过程中生成，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这两种异质的文化在现代社会相遇时便产生了激烈的冲突、碰撞，两者充满了悖谬、矛盾，但也有契合之处。不过，许多研究者对这一过程的矛盾性、复杂性缺乏深刻的理解，他们依从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来理解阐释现代文学的现代性问题。近现代文学转型时期，现代文学的先驱者曾大量地介绍西方文化思潮、引入文学作品，包括鲁迅在内的许多作家都有意识地接近西方现代文学传统，吸收、改造了西方文学的模式和手法进行文学创作。外国文学传统对于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作家起到了参考系的作用，许多批评者据此认为：现代文学自生成起便奉西方理论为圭臬，因而西方文学传统及价值体系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追求的惟一目标，中国文学传统在其强劲冲击下，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断裂，这一时期现代文学的民族性也随之彻底消解。持这种看法的不在少数，他们把现代性和民族性截然对立起来，认定民族性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内涵，它同西方的现代性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非此即彼的对立思维方式使他们产生了这样的认识。但是，我们能否对民族性、现代性做出如此简单的界定、区分？显然是不能。例如：能否因为五四文学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无情批判就认定它是中国文学传统的一次彻底断裂呢？笔者认为不能，原因有两个：

1.就新文学构建的目的来看

其作品大都包涵着对国家、民族命运的焦虑以及希望民族获得新生的愿望，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正是儒家思想在中国知识分子心里长期积淀的产物，无论是鲁迅的社会启蒙、郭沫若的民族再生理想、闻一多的爱国热望以及茅盾的社会剖析都以关注社会现实、力求挽救国家危亡为前提，这种使命感与责任感正是中国文学传统忧国忧民情怀在现代社会的主观抒发。现代文学的先驱者们把批判锋芒指向传统，其目的并不在于解构中国文学传统中的一切，而是要汲取西方文学中的养分，重构富有活力的民族新文学，这一过程是在对传统的反思、批判中实现的。在今天看来，无论是“甲寅派”，还是“学衡派”，它们的确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但这些思想还是为现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足以借鉴的资源，即使是曾鼓吹“全盘西化”的胡适也不断地修订自己的主张。没有批判就不会有对民族传统更好的继承，没有汲取，现代文学也就不可能发展，这一点文学先驱者鲁迅始终坚定着自己的信仰。鲁迅在早期的《文化偏执论》中就提出“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文化构想，中期在《看镜有感》中号召新文化的先驱者们必须有一种能够“自由驱使，绝不介怀”外来的“汉唐气魄”，后来鲁迅又提出建立既要有现代的形与色又要不失民族灵魂气质的现代中国文化，而30年代王新命等人提出“存其所当存，去所当去”“吸收其所当吸收”的对待中外文化传统的原则与鲁迅在后来提出的“拿来主义”相类似。总之，现代文学先驱者们用西方文学思想作为参考系并将其传统“中国化”，来剔除文化传统中落后的旧质，重建民族新文学，这是对文学传统进行审视、整合、重构的过程，文学的民族根性并没有在反思、批判中消失，而是在此过程中寻求新生。

2.就文学的表现载体来说

许多人认为新文学采用 文学研究白话文进行创造，这是中国汉字在外来文学的冲击下的痛苦嬗变过程。这个过程中的痛苦应该是有的，但我们还应注意这里还存在着文学自身变革的问题。早在维新时期，谭嗣同、梁启超就提出“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观点，黄遵宪则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的主张，可见白话文并非新文化先驱的首创，它体现了先驱者对前人变革文化传统的总结。另外，变革后的汉字更多的是形体的简化，汉字内在的象形性思维、线条性风格依然没变，用母体文字进行言说，本身就是文学民族性的最好体现。现代文学受到西方文化传统的影响，较明显地体现在“形”与“色”的外在形式上，代表“灵魂气质”的民族根性并没有丧失。现代文学是在传统文化同西方现代文明的冲突、碰撞，融合中生成、发展起来的。研究者们更多地看到冲突、矛盾，不注重期间的融合，这显然是二元对立思想限制下的产物，不仅禁锢了研究者的思维，也限制着对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入探讨。文学活动是一个多方面多层次的复杂过程，它是不可能完全遵照某种单一的理论范式进行的，因此用简单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来研究现代性是行不通的。何况，文化间的对立、冲突本来就是现代性的一大特点，没有对抗与冲突也就没有现代性。研究者如果不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那只能是触及文学的表层理论，无法探求文学现代性的本真面目。

二、新型动态思维方式对文学“现代性”的理解与重构

一、中国现代文学面临的语境局势

(一)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和发展

鸦片战争，使得中国的国门被打开，而我们的知识分子也深刻意识到国家的落后，文学界由此觉醒，并积极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之中。过犹不及，“打倒孔家店”、“反对文言文”等口号和思潮使得古代文化与文学受到强烈排斥，这种过于极端的决定未免显得急躁了，也正因为如此使得中国现代文学今后的发展遗留下不小的隐患。20世纪初的文学革命，将现代文学的序幕正式拉开了，有伤痕文学、乡土小说和九叶诗派等。一直发展到如今有穿越小说、奇幻小说和都市言情等出现，表面上看来现代文学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态势。但仔细追究，我们会发现繁荣的背后正是一派虚无和浮躁，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到了西方理论的影响，另外本土文化改造所产生的影响也很深，而我们自己的文学史和本民族的文学意蕴已越走越远，我国的现代文学可谓是进入了“瓶颈”。

(二)文学“断裂层”

现代文学史已有近百年的时间，然而却尚未真正出现能与古代文学相媲美的文学作品。没有一部小说可以与《红楼梦》比肩，没有一首现代诗歌可以与唐诗相对抗的诗歌。文学是一门较为感性的科学，其应当具有一定的现代性以反映当下的真实生活，同时也不能与历史母体相脱离。在经过历史的“大浪淘沙”之后，现代文学中鲜少出现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只知向前看却忘了回顾身后，因而使得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出现了“断裂层”。

二、古代文学资源的传承

(一)丰富的古代文学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