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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化诗学与文化研究是两种不同的文化思潮。文化研究是文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跨学科交融。它以其不确定性、开放性、实践性、多元性等给处于模式化境地的文学研究开拓了研究空间。文化诗学的提出是在对中国传统文论继承的基础上吸收了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合理成分，从新的角度来研究文学，让文艺学回归文学，也是对文学的新的界定。
关键词:
文化研究;文化诗学;政治性;审美性;诗意性
文化研究的发展为文学研究带来新的突破，它以其不确定性、开放性、实践性、多元性等给处于模式化境地的文学研究开拓了研究空间，带来了新视野。而文化诗学提出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对泛文化研究的“拨乱反正”。文化诗学的建构，开创了中国文学研究和文艺理论的新局面、新阶段。文化研究与文化诗学作为两个不同的文化思潮，在研究对象、方法、立场、学科属性、追求的价值体系等方面存在差别。对两者渊源、发展与不同的分析，会避免陷入两者概念的误区，同时对文学理论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一、文化研究的产生、发展及现状
(一)文化研究的发展
“文化研究”起源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法兰克福学派，其理论的奠基者是英国新左派理论家理查德•霍加特与雷蒙•威廉斯等。1964年，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世界第一个“文化研究”专门机构。自兴起以来，各种理论和实践成果层出不穷，对其概念、领域、范畴、研究方法不断探索、开拓。虽并未形成一个固定、明确的共识，但其影响力却与日俱增，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冲出欧美，蔓延到了全世界。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化研究进入我国，而在90时代产生影响。文化研究产生的两个重要背景是社会文化环境和学术内部的发展。90时代，中国经济进入转型时期，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不仅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巨大的变化，消费主义的时代到来，而且文化产业崛起，大众文化在中国蔓延开来。而学术内部，自80年代以后，邓小平提出文学不再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之后，中国的文艺理论出现了一个比较混乱的局面，突破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局限之后，各种文艺理论纷至沓来，尤其是西方的文艺理论观点，更是在中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此外，文艺学与美学等学科面对大众文化现象缺乏必要的应对和阐释能力，为摆脱困境，而向文化研究转向。1994年之前，中国学界对于文化研究尚处于模糊阶段，自1994年《读书》杂志发表《什么是“文化研究”》和《文化研究与地区研究》两篇文章之后，文化研究走向自觉。此后，相关学术研讨会与有关文化研究的丛书、专著、译著等开始出现。2000年之后，随着国外文化研究论著的大量翻译，相关学术研讨会的陆续召开，著作文章的增多，文化研究网站的相继成立，大学关于文化研究课程的设立……文化研究迎来了繁荣期。学术界在吸收西方“文化研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本土化的理论课题，在文学视野开拓性以及引导学术潮流方面有很大的贡献，让不同的学科从互不统属走向了合作交融，但是同时文化研究在中国学界也遇到了诸多问题，如今，文化研究逐渐失去其夺目的光彩，文化研究热处于冷却状态。
(二)文化研究存在的问题
文化研究在中国这几十年的发展，在突飞猛进的同时也存在弊端与问题，首先便是文化研究的定位问题。文化研究是跨学科的交流融合，不可避免的要带有各个学科的特征，那么文化研究是定位于文艺学还是社会学亦或是人类学，这便是一个问题了。文艺学是来源于苏联的一个人文学科的定义，文艺学其实就是“文学学”，因为中国人的语言习惯，所以习惯于叫文艺学。“文学主要被视为审美的语言作品”［1］其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审美性，现在有的却是在作品中没有了文学的审美性，偏重于社会学跟人类学的东西，与文学背道而驰了。其次，文化研究的范围偏小。中国的文化研究在选择研究对象时，往往受西方理论的影响，选择的对象以能够套用西方研究的理论为标准。中国的文化研究对象主要是大众文化，对其他领域的文化研究涉及很少。大多数的研究者将大部分的精力放到时尚、广告、影视传媒等这些当下比较热闹的现象上，紧跟时代潮流，对于那些大众文化以外的如民族问题、性别问题等却是少有涉足。最后，文化研究缺少中国本土化的东西。我们的文化研究是“走中国引进理论的老路，认为凡是西方的都是好的，不管合不合适都拿来套用中国的社会现实”［2］。一味的套用西方的理论，缺少自己的本土化的理论创新，不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大行其道，忽视中国的实际问题、忽视中国本土的社会现象。而且受到全球化的冲击，西方的浮躁风气开始影响中国的学术界，当然影响的不只是文化研究，但是文化研究却是最早受到冲击的。此外，文化研究的批判性精神降低，中国当下的文化研究已开始成为一个学术新宠、一种时尚、一种新的话语形式。［3］
二、文学理论的新构想———文化诗学
“文化诗学”这个理论术语同样是源出于西方，它与“新历史主义”往往指称同一个批评方法和流派。“文化诗学”这一概念于1980年在斯蒂芬•格林布莱特的《文艺复兴自我造型》中正式提出。“文化诗学”被定义为“一种更文化的”(cultural)或“人类学的批评”(anthropologicalcriticism)。20世纪80至90年代初，文化诗学在国内尚处于萌芽阶段，研究水平相对滞后，系统的理论体系尚未形成，更多的是停留于译介层面。20世纪90年代之后，受美国新历史主义的影响，并在文化研究的对象发生转向与文化研究向日常生活审美化蜕变等文化研究出现问题的背景之下，根植于中国文学土壤上的文化诗学兴起。文化诗学的研究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极大关注。1995年，蒋述卓在《走文化诗学之路———关于第三种批评的构想》一文，提出了“文化诗学”的命题，他指出“文化诗学……是一个立足于中国本土文化语境、具有新世纪特征、有一定价值作为基点并且有一定阐释系统的文化批评。”［4］此后，李春青《中国文化诗学论纲———对古代文论研究方法的一种构想》《走向一种主体的文化诗学》，王岳川《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乐黛云《比较诗学研究需要一种跨文化的学术视野》，童庆炳《中西比较文论视野中的文化诗学》《文化诗学结构:中心、基本点、呼吁》《文化诗学:宏观视野与微观视野的结合》《新理性精神与文化诗学》《“文化诗学”作为文学理论的新构想》《根植于现实土壤的文化诗学》《文化诗学的学术空间》等一系列论文，对文化诗学进行了明确而系统的阐释。文化诗学是从文化角度来看文学，揭示文学中的文化内涵，不再是“‘就文学谈文学’总看不清文学是什么”［5］，这对文学研究就是一种超越，一种反思，文学作品中的文化意味是传统文学批评没有涉及过的问题。顾祖钊先生在《论中国文化诗学的理论创新性》中提到的朱自清的《背影》所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三纲五常中的“父为子纲”，文中的“父慈”，文本之外的“子孝”便是文化诗学的研究视角。还有《水浒传》中对宋江的评论也是如此。童庆炳在《从“文化诗学”到“文化研究”》指出“文化诗学”，一方面提倡审美与诗情画意，另一方面，我们又要提倡文化的视野。［6］这样就大体对“文化诗学”的定义做出了限定，文化诗学是从人类文化的层面对文学文本做出的审美的、以探究文学作品所蕴含的文化意蕴为目的的文学批评的批评方式。文化诗学是对古代文论理论的继承与创新，文学批评不可能割裂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文化、文学与作者之间的关系，只是研究文学文本。文化诗学要有现实语境与历史语境，这是文化诗学的一个特点。文化诗学不是一个新事物，而是古代文学批评就有的，如“知人论世”、“歌谣文理，与世推移”、“六经皆史”就是文化诗学。文化诗学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只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学理论的输入，中国的理论界由于对自身的不自信，认为西方的理论都是好的，一味地不加辨别地接受，让文化诗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一度的沉寂，童庆炳先生文化诗学的提出就是传统文学理论的一次重新审视，是对传统方法的继承与新生。也是在当下文化研究盛行下的“文艺学危机”的一个文艺学出路的解答。
三、文化研究与文化诗学之不同比较
文化诗学的提出是为了解决文化研究的对象发生转向，并且出现反诗意等问题。两者具有本质的差别，不仅体现在定义与内涵，还体现在研究对象、方法、立场、学科属性，追求的价值体系等方面。
(一)文化研究与文化诗学界定不同
文化研究学科界限不确定，研究领域不明晰，本身没有明确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也被称为“反科学”或“后科学”。文化研究至今经历了文化主义、结构主义、霸权理论、连接理论四种主要范式。自诞生之日起，就以其灵活性、多元性、实践性和批判性著称。由此，一般把文化研究定义为跨学科或多学科的文化理论。文化研究吸收诸多人文与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纳为己用。并且把各种边缘文化、日常文化现象等纳入自己审视范围。在当代中国学界文化研究至少蕴涵三种意义。首先是传统学科意义上的人类学研究方法;其次指一般性的对社会精神产物的关注和评析;其三则特指借助英美文化研究方法，对日渐兴盛起来的大众文化进行或批判或褒扬的文化行为。［7］学者对文化诗学从不同角度做了界定，童庆炳提出“文化诗学是对于文学艺术的现实反思”［8］，陈太胜认为“文化诗学是一种隐含着特定的‘系统哲学’的批评实践”［9］，李春青指出“文化诗学这个概念是为了倡导一种阐释方法”［10］，程正民认为“文化诗学是有别于当下西方流行的政治化的文化研究”［11］。综合归纳各个学者的见解，可以推断，文化诗学是一种以文学为落脚点的实践的批评方法。它是立足本土语境，融合中国传统诗学和西方话语，贯通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寻求文本细读与诗意，以人性的完善和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追求的一种富有广阔前景的理论探索。
(二)文化研究与文化诗学研究对象之异
文化研究一般被称为是一种广义的社会学研究，具有极强的政治性、批判性与意识形态属性。它以人类社会纷繁芜杂的文化现象为研究内容，致力于揭示文化现象背后的心理学、人类学成因等。文化研究的对象往往是社区生活、种族问题、性别问题、怪异理论、流亡文学等，一直是为精英意识的文学研究者所不屑的边缘化领域。中国的文化研究主要的是研究大众文化，也就是当下的占据文化话语权的潮流文化。童庆炳指出，目前的某些学者将研究对象蔓延到去解读城市规划、广告制作、模特表演、街心花园、去解读时尚杂志等。这就让文化研究渐渐脱离文学文本，成为趋向反诗意的社会批评。文化研究是从文化角度深入到文学作品，关注的是外在的社会文化，是文学文本的社会化或者说是文学文本的数字化之后的产物，而不再是单纯的文学文本，其关注的是社会文本，关注的重心是社会。文化诗学，不仅仅是传统批评方法，而且是受到西方文化研究的启发，结合西方理论的合理成分而形成的。文化诗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是让文艺学回到文学文本的研究，让文学回归文学。文化诗学强调的不仅仅是文学的文化价值，它是以文化为切入点，对文学作品的重新诠释，而且强调的文学的审美价值。文化诗学首先是审美的，没有了审美性，那文学就不再是文学，文学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必要，文化诗学虽然在追求审美的同时也兼顾了文化与意识形态的东西，但这些都是可以为审美服务或者是通过审美可以达到的。文化诗学通过对审美的追寻，将文学理论从苏联的模式中解脱出来，不再强调文学与作家如何，也不再一味的强调文学与社会如何，不再将文学与生活混为一谈，让文学回归到文学自己的位置。让我们的文学理论与政治因素保持一定的距离，文学不应该单单为政治服务，文学可以与政治有交集但不能成为政治的附庸，这是对我们的学科尊严的维护。与文化研究相比，文化诗学并不对当前的文化热点产生过多的热情，而是坚持把重心放在文学上。坚持文学的诗意与审美，并且把人文与历史维度相结合。不但加强与中国古代文论对话，又有效地与当下的文学进行对话，借鉴其他学科和理论。
(三)文化研究与文化诗学立场区别
文化研究的研究立场呈现为一种“反传统”的姿态，它是对客观、价值中立的当下主流学术话语的冲击，它是多元价值与少数话语合法性的提倡者。文化诗学的旨趣是诗学的，提倡深度的精神文化，即人文品格，具有积极的社会人生价值的精神导向。文化研究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它与社会、政治制度关系密切。通过对具体的社会关系和环境分析，表现文化如何展示自身和受制于社会与政治制度。文化研究积极寻求促使社会和文化的重建和批判性的政治介入。它重视关于本土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价值认同，却对共同拥有的文化身份表示怀疑。当下价值中立的主流价值态度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研究者对现实问题的判断与鲜明立场，文化研究站在边缘立场，反抗主流文化观，具有深刻的人道精神和民主精神。文化研究寻求价值的多元性，关注文化的复杂性和差异性，而不是普遍的文学价值观。童庆炳指出，文化诗学的基本诉求通过对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的解析，提倡深度的精神文化。深度的精神文化即人文品格。它以人为本，关注人的全面发展。蒋述卓也指出，文化诗学的价值基点是文化关怀和人文关怀。此外，文化诗学的旨趣是诗意的，审美的。当今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引领潮流，随之而来的环境污染、贪污受贿、贫富悬殊等社会的问题沉渣泛起，经济发展与精神发展失衡现象明显。文化诗学是在审美和诗意追求的背后是对人全面发展的渴望和对人的生存意义的追问。由此可见，文化诗学正确处理了文化、文学、社会直接的辩证统一关系，坚持辩证互动的思辨方法。最后，文化诗学立足于现实。文化诗学并不脱离现实，而是通过从文学作品中发掘出深度的精神文化和历史理性来回应现实。这不仅能够反映时代的需求，又能促进文学的新发展。自20世纪末以来，学术界陷入了所谓的“学科危机”，文化研究这一学科却是风生水起，让广大研究者看到希望的同时，却也出现不少问题，文学研究从文学走向社会，对文学产生消解的危机。文化诗学的提出正是吸收了西方文化研究的合理成分，站在人类文化的角度去看待文学文本，透过文学文本看到文本背后所蕴含的文化意味，看到文学作品所要表现出的文化传承的内蕴。回到文本，回到语言，回到审美，是文化诗学所追求的旨趣。
作者：崔泉彬 单位：安徽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第四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1．
［2］张春梅．对中国文化研究现状的反思［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
［3］戴锦华．犹在镜中:戴锦华访谈录［M］．北京:知识出版社，1999:219．
［4］蒋述卓．走文化诗学之路:关于第三种批评的构想［J］．当代人，1995(4)．
［5］顾祖钊．论中国文化诗学的理论创新性［J］．文学理论研究，2013(3)．
［6］童庆炳．文化诗学:作为文学理论新构想［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1)．
［7］杨俊蕾．文化研究在当代中国［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
［8］童庆炳．植根于现实土壤的文化诗学［J］．文学评论，2001(6)．
［9］陈太胜．走向文化诗学的中国现代诗学［J］．文学评论，2001(6)．
［10］李春青．文化诗学视野于中的古代文论研究［J］．文学评论，2001(6)．
［11］程正民．小说特性和民间文化［J］．文学评论，20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