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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社会经济研究
对西藏远古时期的社会经济的认识、研究，是认识和了解藏区远古时期的基础。乔政《西藏远古经济社会略述》一文对西藏远古时期的农业、手工业、畜牧业和商业发展情况作了阐述。该文通过对昌都卡若遗址考古资料的分析，提出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卡若人已经过着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畜牧业和狩猎在经济生活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通过卡若遗址呈现的文物，我们可以看到，西藏地区的人类及其文化与黄河中游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值得进一步研究探讨。《贤者喜宴》记载，居住在西藏雅隆地区的原始人类，“食自然之稻谷，衣树叶之衣，生活状况犹如林中之兽类”。此时，西藏地区的先民尚未开始原始的农业生产，只是“食自然之稻谷”。霍巍《试论西藏高原的史前游牧经济与文化》一文通过考古材料，分析了西藏高原史前游牧业的起源、游牧经济与文化的基本面貌以及早期游牧民族在高原的迁徙与移动空间等问题，对距今约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以至西藏“早期金属器时代”史前游牧人群的生态环境、生活样态、艺术创造等从不同的侧面与断面作了大致勾勒，阐述了高原游牧业由原始农业转化而来的历史进程。作者指出，“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为我们揭示了西藏高原史前游牧经济与文化产生与发展的若干重要线索，尤其是提供了大量过去文献记载阙如的由史前原始农业朝着游牧业转化过渡以及史前游牧民族生活的细节，为重新构建一部西藏史前游牧民族的经济文化史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随着史前游牧经济的发展，早期作物种植、家畜饲养也逐渐兴起。徐旺生《西藏原始农业初探》一文从“新中国成立后田野考古的成就，结合历史时期的气候变迁，对西藏原始农业起源，以及西藏早期农业和畜牧业之间的承属关系作一初步探讨”。沈志忠《青藏高原史前农业起源与发展研究》一文，从历史地理角度分析作为独特地理单元的青藏高原是如何影响远古时期这一地区的人类活动，并将其与中原的农耕文化相对比，认为“青藏高原虽然地处中国的西南地区，但原始农业却与北方黄土高原相似”。但曾雄生在《中国农学史》一书中持不同观点，认为可能是受到起源于中原的粟作农业文化的影响，随后也可能受到西亚麦文化的影响。张亚生、占堆《从“蕃”和“乃”的词源看西藏农业起源》一文，则从词源角度来探讨西藏农业起源，作者认为“‘蕃’有农业生产地域、经济活动职业、以及土地占有者几项含义;‘乃’是栽培青稞之称谓”。从该文可以看出，藏区农业的起源与发展体现在历史的方方面面，随着西藏历史研究不断深入，对西藏农业的研究也会取得新成果。霍巍《从考古发现看西藏史前的交通与贸易》一文以近年来一系列考古新发现为依据，从交通与贸易方面进一步展示了西藏远古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文章指出，在西藏远古时期，“高原居民便已经和中原及黄河上游、喜马拉雅山周边地带的原始文化之间有着相互交往和影响，宝贝的南下，玉石的西传，麦类作物的东渐，早期金属器的传播，都在高原留下了重要的考古学文化遗存。这些史前文化的成就，奠定了后来吐蕃王朝统一高原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基础，也为我国西部边疆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开辟了最初的交流渠道”。
二、关于文化艺术研究
霍巍《西藏西部早期文明的考古学探索》一文，通过研究近年来西藏西部地区新发现的考古资料，回顾了在对西藏西部早期文明探索若干问题上的研究历史与现状，并通过对这批新发现的考古材料的分析，联系敦煌古藏文写卷中所涉及的关于西藏远古历史上“恰”“穆”氏族以及古老象雄文明等问题，指出其中可能存在的某些联系和今后的研究方向，对新出考古材料的时空关系及其学术价值也作了扼要的介绍。杨曦《西藏高原新石器时代文化简论》一文以西藏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资料为主要依据，对西藏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文化内涵、经济形态进行分析，以探讨西藏远古人类的生计文化以及高原自然环境与文化面貌的关系。并在对现有材料进行总体研究的基础上，归纳出西藏新石器文化的基本特点，表明西藏高原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向世人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文化。刘志群《西藏远古时期文艺发展渊源》一文对西藏远古时期文化艺术发展源流作了梳理，作者认为西藏远古时期，特别是原始社会的文化艺术，主要是以诗歌与散文形式流传在民间的神话故事和诗辞歌谣。法国著名藏学家石泰安指出:“歌唱家则歌唱一些隐晦的难解之谜，也可能还歌唱一些家谱故事……始终是以诗词形式来陈述的，其特点是使用了隐喻，口头禅般的套话和俗话。”石泰安认为，“谜歌此字的辞源即意识着它实际上是指以问答形式进行的轮唱，其中涉及到创世问题以及人和神的世系内容。”
达娃《古陶———西藏原始文化史的缩影》一文通过对考古发掘的古陶的研究，认为西藏古陶瓷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组成部分，西藏古陶瓷器发展历史，是一部间接而形象的远古西藏发展史。文章指出，“在民族母体中孕育、成长与发展，它凝聚着创作者情感，带着泥土芬芳，留存着创作者心手相应的艺术形象，表现着民族文化，叙述着一个个动听的故事，展现着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记录着芸芸众生的悲欢离合，描述着民族的心理、精神和性格的发展与变化，伴随着民族的喜与悲而前行”。万代吉《倾听远古的舞动———探讨藏族远古时期的舞蹈》一文，主要从三方面论述了远古时期的藏族舞蹈，即从古人类遗迹、遗物，神话传说，原始舞蹈遗存进行分析研究。认为“藏族远古舞蹈的内容丰富，与当时的地理环境、生产劳动、人们的思维方式，原始宗教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李延浩等在《藏族原始“拟兽舞”考察》一文中，认为“产生于远古时期的藏族原始‘拟兽舞’，是藏族先民早期自然崇拜、万物有灵观念的产物。‘拟兽舞’不仅蕴含了远古藏族先民独特的思维方式与审美观念，重要的是其间隐含了藏族舞蹈起源的线索”。格曲在《西藏民族器乐发展史简论》一文中，对远古时期的器乐艺术做了简要概述，认为“远古时期文化、历史情况的资料异常稀少，对于了解那时的器乐情况造成了极大困难”。但同时又说:“就其现在所知道的远古时期的乐器而言，虽然是远不能反映其全貌，但是还是明显地看出这些本教和世俗民间的远古乐器对后期藏传佛教器乐音乐和民间器乐、歌舞、藏戏伴奏等产生的影响。”德却卓玛《论西藏狩猎岩画对远古先民经济行为的记录》一文给予岩画很高的地位，文章通过概述狩猎岩画的大致分类以及主要内容来分析其反映出的深层含义。作者认为，“在没有文字之前的远古时代，岩画是藏族先民最初的美术作品和‘文献’”。
三、关于丧葬习俗研究
沈跃萍《藏族神话及其远古丧葬习俗》一文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梳理，考察了西藏远古时期丧葬习俗，认为“西藏古代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与西北地区、西南地区的远古居民之间关系密切”。文章认为，文献记载中与“天绳”意义相近但又有着细微区别的“天梯”一词，实际上是与“高度”这一概念相关的“神山”之类，如高山峻岭的隐含代名词。这一提法，颇有创新意义。霍巍《西藏高原远古丧葬习俗的古史传说之历史考察》一文，依靠考古发掘出土的资料和文献资料的记载，对“天尺七王与‘天绳’神话”“早期陵墓起源的古史与传说”“松赞干布以前吐蕃诸王陵墓葬所的选择”等问题进行了梳理。作者认为，“对西藏高原远古丧葬习俗的古史传说进行一番历史考察，将为进一步的利用考古材料开展对于西藏古代丧葬习俗与墓葬制度的研究，提供有益的线索，作好先期准备”。霍巍《西藏高原史前时期墓葬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一文，详细考察了西藏新石器时代的墓葬、吐蕃部落时期的墓葬埋葬习俗的发展，并作了对比研究，认为“西藏最早出现墓葬的年代，至迟可以上溯到西藏新石器时代晚期(约中原地区的夏商时期)，距今约3000年前左右，这表明在原始宗教观念支配下产生的埋葬自己同伴尸体的丧葬意识，西藏高原史前人类并不落后于同一时代的其他人，精神文明的发展水平与周边地区大致相当”。作者认为，“西藏高原远古时期就有人类活动、生息、繁衍，他们是创造西藏高原古代文化的主体”;“从远古时期开始，西藏高原就与祖国西北、西南地区的考古文化之间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既说明古代藏区与内地文化联系的持续性，也说明古代藏区的民族迁徙与文化融合有漫长的发展历史，表明远古时期的藏族先民与周边地区的各部族一道，对于创造我们祖国的历史以及中华民族的形成，都有过重大贡献”。
四、关于其他方面研究
目前学术界关于西藏远古时期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还有考古、医学、体育等方面。石硕《西藏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对认识西藏远古文明的价值》一文，对40年来西藏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作了分析，对于这些考古发现在认识西藏远古文明的内涵、发展轨迹及其与黄河流域古文明的渊源联系等方面的价值作初步探讨。文章着重探讨西藏新石器文化的三元格局及其内涵，对卡若文化、曲贡文化和藏北细石器文化作了深入阐释，认为“在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地区已经不只是某一个单一的原始部落在活动”。霍巍《西藏考古新发现及意义》一文，根据西藏高原一批新发现的考古资料，将西藏远古时期分成石器时代和早期金属时代，认为西藏考古资料的发现与研究，对于整个亚洲古文明历史演进过程的描述，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从某种角度来说已经超出了考古学领域，对西藏历史、民族、宗教、艺术等各个方面的研究，都将产生不容低估的影响。”西藏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它“不仅接受和融合着来自祖国内陆以及中亚、南亚古老文化的影响，同时，其固有的民族文化传统也对外部世界产生辐射，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夏格旺堆、普智《西藏考古工作40年》一文，回顾了40年来西藏考古工作主要成果，重点对近10余年中在西藏全区发现的西藏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早期金属时代、吐蕃王朝时期与古格王国时期的各类遗存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工作作了简要地介绍。该文比较系统地使用了西藏考古发掘的最新资料，对西藏远古时期社会基本状况作了较为综合性的描述。斗嘎《藏医学的起源与苯医》一文，根据藏族远古有关藏医药最初起源的神话传说、藏族早期史料记载以及苯医著作《本玉》与藏医药学莫基著作《四部医典》的比较研究，证明藏医药学是以苯医为基础，汲取其它国家和民族医学的许多精华而形成的一种民族医学。该文对西藏远古时期的医学多有考证。沈德功《试论西藏古代体育的产生与发展》一文认为，“西藏古代体育的产生是以西藏古代人类的活动为基础，源于人类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实践。随着人类的进步和西藏社会的发展，产生于生产生活和社会实践的西藏古代体育，逐步从生产劳动和生活等实践活动中分离出来，用于训练武士、宗教祭祀、竞赛娱乐等，从而形成了颇具西藏民族特色的体育活动并延传至今”。
五、三十年来西藏远古时期历史文化研究简评
纵观三十年来西藏远古时期历史文化研究，呈现出研究领域较为宽泛、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具有积极时代意义和研究人员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等主要特征。一是研究领域较为宽泛。就笔者目前检索到的文献看，关于西藏远古时期历史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经济、文化艺术、丧葬习俗等三大领域，每一领域又分为若干不同的方向。诸如关于西藏远古时期社会经济方面的研究，主要探讨了该时期的农业、手工业、畜牧业和商业，甚至对史前原始农业朝着游牧业转化过渡以及史前游牧民族生活的细节都作了阐释，并分析其与中原文明的关系。关于西藏远古时期风俗习惯的研究，主要是丧葬习俗方面。通过丧葬习俗，对藏区远古时期各个方面的认识，会有比较深刻的印象。二是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和视角。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除了运用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的视角，还广泛运用了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艺术学等学科研究方法，研究者思路和视野开阔，产生了一批有一定深度和影响力的论文和著作。譬如对西藏远古时期文化艺术的研究，就是通过多学科视角来进行的。其中，刘志群、达娃等学者就运用了考古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分析视角。三是鲜明的时代意义。关于西藏远古时期历史文化的研究，以具体形象的材料有力地证明西藏古代历史、古代文化史上的若干问题，证明了西藏远古时期的发展与华夏文明具有密不可分的千丝万缕联系。研究者借此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青少年维护祖国统一与民族团结，坚决反对分裂，共同建设好祖国的边疆。四是学者的地域性特点。研究者大多为西部学者或者长期执教于西部高校或省区科研机构。如四川大学藏学研究所的霍巍、石硕等先生，长期关注西藏远古时期的历史和考古。此外还有西藏大学、西藏民族学院和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一部分学者。这些学者曾多次深入到西藏调研，对诸多问题有比较深刻的体会。
六、总结
综上所述，学者对西藏远古时期历史文化的研究，已经产生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开拓了较为宽泛的领域，形成了科学的多维度视野。但是，仍有许多可以拓展之处。其一，研究中对藏文文献、外文文献的重视程度还有待加强。藏文文献和国外关于西藏研究的成果颇多，这些文献应该得到重视和运用，这对于更加全面地认识和了解西藏远古时期，无疑将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其二，目前关于西藏远古时期历史文化的研究，主要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及本世纪前五年，近年来很少有学者关注，而运用近几年的考古发现和国外大量的研究资料，结合藏文文献对西藏远古时期历史文化进行研究，扩展空间很大。其三，系统性研究还有待加强，学者多就西藏远古时期历史文化的某一方面进行研究，目前没有较全面、综合性地研究西藏远古时期历史文化的专著问世。
作者：韩雨颖 单位：西藏民族学院民族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