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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关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其起源和文化特征的探讨。就起源来说，多数人认为少数民族武术起源于战争和原始狩猎活动；也有学者提出少数民族武术与其传统文化关系紧密。关于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特征的探讨，主要体现为民族性地域性强、宗教信仰浓烈等方面，例如李德祥《中国哈尼族武术文化初探》（1994）、张延庆《从少数民族传统武术生存的社会文化背景管窥其内在特点和形式体现》（2006）、邓以华《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与武术研究》（2011）等文章，都从某个侧面对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特征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总体来看，相关研究主题还比较局限，只是触及了少数民族武术文化之冰山一角，缺少对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的起源、发展、流变、传承、文化内涵、文化特征、文化生态及其文化空间等作深入的系统性的研究。
二、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研究构想
（一）从文化发生学的视角解析少数民族武术的发展脉络
研究少数民族武术首先必须廓清少数民族武术的源与流，对其发生与发展的脉络有一个总体的把握与掌控，这样才能高屋建瓴，使研究更具逻辑性和条理性。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少数民族武术的起源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一般来说，战争是武术的温床，而原始舞蹈则成为少数民族武术产生的催化剂。具体而论，诸如原始狩猎、部族战争、生产实践、模仿巫术以及原始舞蹈等都可成为少数民族武术发生的源头。同时又由于各民族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尽相同，决定了孕育于其中的武术文化的产生亦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这就要求研究者洞悉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从而能够对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的发生做出客观真实的判定，任何人云亦云或者主观臆造的做法都是有失偏颇的。研究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的发展，则要注意梳理少数民族历史上与武术相关的典型历史事件，因为这些都是促进少数民族武术发展流变的重要因素，往往决定着武术的发展走向。例如对土家族武术文化的发展历程来说，东南抗倭战争就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对土家族武术的发展影响深远。
据相关史料记载，明嘉靖年间，东南沿海倭寇为患，而当时的明王朝军队武备松弛、军心涣散，战斗力极其衰弱，时任浙江巡抚御史的胡宗宪认为：“短兵相接，倭贼甚精，近能治者，惟湖广兵之镰钩枪弩之技”，必须动永、保二宣抚（慰）司精兵，于是湘西永顺、保靖以及鄂西容美土家族土兵乃奉朝廷征调开赴苏浙沿海抗击倭寇，他们在抗倭战争中屡战屡捷，以其独有的镰钩枪弩武技和作战阵法使得倭寇闻风丧胆，成就了“东南第一功”的传奇。后来戚继光在土兵阵法的基础上创立了鸳鸯阵法，魏源在《圣武记》中即指出：“谭伦、戚继光之鸳鸯阵法，即土兵阵法。”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同时也为土家族的武术文化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对回族武术史的研究则应该以其民族的形成为主线，从其民族的迁徙历程以及后来明王朝对回族人民的残酷压榨和回族人民的反抗斗争等史实，来阐释回族武术文化的发生、传承、发展和演变的脉络。
（二）以文化三层次理论梳理少数民族武术文化内容
少数民族武术文化是指少数民族历史上以及少数民族集中聚居区所存在和发生的一切与武术相关的精神或物质产品的总和。为了体现出研究的条理性，我们可以借用文化三层次理论，将少数民族武术文化内容概括为物器技术文化、制度习俗文化和心理价值文化三大类。具体而论，物器技术文化包括少数民族所创造的各种武术套路、武术器械、练功方法、练功器具、岩画遗迹、武术著作、武术人物等主体武术文化，以及图腾信仰、神话传说、宗教巫傩、丧葬习俗、传统舞蹈、节日庆典等民俗文化中的相关武术文化；制度习俗文化主要包括少数民族武术的结社组织、规章制度、教授方法、传承方式、武德礼仪、比武方式等内容；心理价值文化则主要指少数民族武术文化所反映出的民族性格和心理情感等内容，包括民族的自强不息、坚韧顽强、崇武尚勇、忠贞爱国等优秀品德。由此可见，少数民族武术文化内容多姿多彩、内涵丰富，既有抽象的文化又有具体的文化；既有显性的文化又有隐性的文化；既有表层的文化又有深层的文化，这就要求我们对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的研究，不能仅限于表层的挖掘、整理某一拳械技术，而应该透过现象寻求本质，进行对深层的文化内涵的探析，不仅要研究少数民族本体武术文化，还应深入探究少数民族相关武术文化，重视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武术文化现象的研究，要透过武术文化现象能够看到其民族的优秀品质。
（三）从民族性格与地域文化两个层面提炼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特征
少数民族武术是在少数民族独特的民族文化背景中氤氲而成的，带有本民族文化基因的印迹，同时少数民族武术又是在一定的地域环境中形成的，其本身又不可避免地受到特定地域社会文化生态的影响。由此而论，少数民族武术的文化特征带有明显的双重性，即民族性格特征和地域文化特征。
1.少数民族武术的民族性格特征
一个民族的民族文化性格是由其历史文化长期积淀而成的，例如北方的蒙古族、满族等少数民族历史上由于长期过着游牧生活，迁徙不定，逐水草而居，其生活大多离不开草原和骏马，从而决定了北方少数民族所具有的独特民族文化性格，“那就是慷慨悲歌、豪气任侠，存在着一种浓厚的尚武遗风”。北方民族的武术多表现为工架舒展、放长击远、豪迈奔放的技术风格。而南方少数民族诸如傣、瑶、苗、哈尼、纳西、傈僳、土家等民族，由于长期生活于丘陵、山地之间，地势复杂，交通不便，过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活。因而南方少数民族的武术多注重防守动作，讲究防中带攻，动作紧凑是其特色。以苗族武术为例，苗族武术的历史与苗族的历史是紧密相连的，而苗族的历史从某种程度来说既是一部迁徙史，同时也是一部敢于反抗斗争的英雄史。在历史上苗族被称为“苗蛮”，一直摆脱不了被强盛部族或封建王朝讨伐与征剿的厄运。苗族在长期的反抗斗争中逐渐养成了机智灵活、坚韧顽强的民族性格，由此形成了苗族武术以防守为主，防中带攻的技术特色，其技术讲求“三十六攻、七十二防”与“两防一攻三变五合”之技巧，充分反映了苗族人民安身立命的心理特征。由此可见，南方民族武术与北方民族武术所体现出的民族性格特征是大相异趣的。
2.少数民族武术的地域文化特征
我国地大物博、疆域辽阔，各地地理环境、气候水土不尽相同，北方广袤的草原大漠不同于南方的丘陵高山，西南喀斯特地貌迥异于江南的水网田埂。地域环境的差异性决定了地域文化的多样性，而少数民族武术又是在特定的地域环境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这就决定了各地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特征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南拳北腿”、“东枪西棍”、“拳兴于齐”、“剑起吴越”，这些拳谚本身就充分体现出生态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长期生活于草原大漠，地势开阔，一马平川，作为马背上的民族，决定了其武术以骑射著称。而西南少数民族长期生活在沟壑纵横、草茂林密的山区，野草、杂石处处掣肘，其武术则突出地表现出山地民族以短兵格斗为主的特征。由于地势的险要，习武者要在狭路、险峰、绝壁之处克敌制胜，故其武术只可能表现为动作紧凑、灵巧快速的特点，体现出“拳打卧牛之地”的特色。例如土家族武术多贴身短打、动作迅疾，一般起腿不过腰。苗族武术注重桩功、拳型紧凑、动作严密。而“拉祜族、布朗族的武术，不管是拳、棍，还是刀术，咫尺之内便可完成整体动作，是适应山地丛林狭隘环境格斗的拳种，”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性特征。此外，少数民族武术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受到地域人文环境的影响。“百里异习、千里殊俗”，各地少数民族在生活习惯、节日礼俗、思想意识、宗教信仰等传统文化方面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从而导致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特征的多样性。例如土家族先民以狩猎为生，土家族地区“现今广为流传的‘十二埋伏拳’，就是由设卡捕猎的狩猎技术演变而来的一套古老拳术”。云南傣族“泼水刘尧峰蔡仲林：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研究探微节”上表演的孔雀拳，彝族“火把节”、藏族“望果节”上的武术表演等，则带有浓郁的节日文化特色。又如西南少数民族武术多带有较为浓厚的宗教色彩，“巫”、“舞”、“傩”往往是其武术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
（四）遵循技术反映文化的原则进行少数民族武术个案研究
个案研究法即“麻雀解剖法”，它是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中比较成熟的一种研究方法。研究少数民族武术文化同样需要选取典型拳械进行实证性的个案剖析。因为典型拳械是在本民族长期历史文化浸润下产生并成长起来的，带有浓厚的民族文化基因的印迹，通过对典型拳械的研究，可以透视该民族武术文化的共性特征，从而更加深入地了解该民族的武术文化及其传统文化。我国少数民族众多，但由于各民族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不尽相同，其武术文化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某些民族武术文化宏富，典型拳械较多，例如由回族人所创编的查拳、弹腿、八极拳、劈挂拳、心意六合拳等都是享誉海内外的优秀拳种，而某些民族独自创编的典型拳械则相对较少。因此，在典型拳械的选取上可以是本民族土生土长并有一定影响力的传统拳械，同时也可以选择从外面流入本民族并已发生文化交融且受众较广的拳械为个案。对少数民族典型拳械的个案研究不能只仅仅停留于表层的技术层面的探讨，而应该通过对技术的分析从而窥探其文化的内涵，分析其文化现象的成因。例如张延庆等在对回族武术研究中，通过对“汤瓶七式”的研究即认为回族武术大都带有浓厚的宗教情结。而当我们在研究土家族武术时，通过对土家族武术中有关“虎”的拳械套路、动作名称、拳术口诀、技术风格的探讨，即可窥见其民族有着浓厚的白虎崇拜文化，“白虎”作为土家族的图腾信仰，在其武术文化中同样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三、结束语
少数民族武术是在频繁的迁徙与战争、严酷的生存环境以及独特民族性格中氤氲而成的类出于群的一种文化事象，它是我国武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各少数民族所经历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不尽相同，其武术文化必然会体现出不同的特色。因此，对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的研究必须将其置身于该民族特定的文化空间场域之内，唯有这样才能真正通过武术这一载体映射出该民族的文化特色。
作者：刘尧峰 蔡仲林 单位：上海体育学院武术学院 湖北民族学院科技学院 湖北大学体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