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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老舍的创作集中体现了典型的北京文化精神，他的“文化小说”既有鲜明的传统文化精神底蕴，又有现代化的特质。本研究围绕老舍都市小说书写，并聚焦作品中的文化因素，主要从北京的风俗文化、老北京市民的文化性格，以及北京书写的东西方文化视角三个方面，探讨老舍是如何在传统和现代文化中达到一种平衡，创作出具有“中国气派”的文学北京的，对现代北京的都市文化研究和建设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城市文学； 现代化；北京研究
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北京作为古都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因而在向现代化都市过渡阶段保留了很多乡土性特征，是很明显的半现代化城市。作为京味文学的代表作家，老舍在都市书写的创作中，创造了一种“文化小说”，既突出了传统市井文学题材，着意描绘北京的遗风遗韵，又融合了现代人文主义的思想意识，极尽现代文化批评精神。在描写市井平民和民俗风情时，他秉持的是一种“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①的态度。他赞美着北京城的一树一木、北京人的气质风韵，同时也跨越文化的界限反思国民劣根性，指出传统文化之病根，在东西方文明的比照与分析中，试图探索出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
一、北京的风俗文化
北平是老舍挚爱的故乡，这里的风土人情和世态习俗皆成为他创作的灵感和源泉。老舍的“京味”小说主要以日常生活为根基，取材于老北京市井生活的种种场景，而那些上演在小胡同、茶馆和四合院里的故事，犹如一幅幅斑斓多姿的画卷，承载着古城的记忆，也照见了市民的灵魂。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古都北京尽管在现代转型中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思潮的冲击，但仍然保留着浓厚的传统文化基因，有着某种皇城的乡土性，这一点从老舍小说中热闹的民俗场景可见一斑。比如《四世同堂》里提到的端午节，家家必要准备粽子、桑葚等，还有那名噪一时的“满汉饽饽铺”，街头巷尾这时也会摆出应节的点心——五毒饼。光这还不够，过节这一天，人们还要在门楣上贴上神符或佩戴“葫芦”以辟邪，似乎这样才算是过节的样子。过春节更是有传统的一套规矩，如不能煮破饺子，正月初一至初五不可动刀，还要虔诚地向灶王爷祭拜，期盼来年一家能平安顺利。老百姓的生活虽贫寒而不忘诗意，这些五光十色的节日礼仪，给他们庸常暗淡的日常生活增加了生命的亮色，似乎只有照着这样的方式生活，才能深感活着的踏实和人生的意义，生活也才有乐趣。像《二马》中老马没事在伦敦大街上溜达，看着忙碌的人群，心中就会不由得想起北京：“我要是在中国多么好！过年的时候，咱也是这么忙！在外国过节，无论人家是怎么喜欢，咱也觉不出快活来！”②除了对节令习俗的细致描写，老舍还着力刻画了北京城独特的建筑景观，最有代表性的是四合院胡同结构，甚至有“大胡同三千六，小胡同赛牛毛”这样的说法，如《四世同堂》一开头便是那“名不见经传”的小羊圈胡同，在这里各路主角陆续出场，祁老人、钱默吟、冠晓荷……与西方现代社会不同，“胡同着重街坊关系，这是一种以‘家’为中心的辐射状人际关系”③，在这里可以看到没有血缘的亲人凑成一个热闹的大家庭，彼此宽容、融洽，邻里互相帮忙也都是真挚诚恳的。尽管在西方人看来，这种地缘关系是难以想象的，“最奇怪的是这些各有不同的人还居然住在一个院子里，还都很和睦，倒仿佛是每个人都要变，而又有个什么大的力量使他们在变化中还不至于分裂涣散”④。有人认为胡同文化里个人事务与公共事务界限模糊，邻里间也较少尊重隐私权，但事实上，胡同人家的情感关系是热烈而又不过分、亲热而又适度，他们极重人际关系，却也懂得分寸、平日莫论别人是非。总之，四合院体现着一种人生境界，是安分温和、耽于和谐的北京人创造出来的文化特质。老舍通过他所熟悉的节令风俗，以及诸如胡同、大杂院、茶馆等独特的地域景观，描绘出北京市民生活的横截面，也以独特的视角向读者表现出北京特有的文化，充满浓郁的地方特色。
二、北京市民阶层的文化性格
（一）礼仪文明
礼仪文明是构成北京文化精神的重要元素，老北京曾被誉为“礼仪之邦”的“首善之区”，而“最令老北京人骄傲的，就是比别处人更懂礼节”⑤。这种性格气质既源于满族、旗人文化，又离不开皇家官场礼仪文化的熏陶。一方面，旗人有许多繁杂的规矩礼数，在与汉民族融合的过程中，把传统的礼仪文化进行同化，变成旗人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据史书记载，满族人“平时相见曲右膝，右手沿膝下垂俗称‘打千’。亲故相见，行抱腰接面大礼，男女皆然”。甚至平日里的请安动作和语言都要恰到好处，分寸得当，简直变成一门为北京人津津乐道的艺术，“连走卒小贩全另有风度”。另一方面，皇城根畔的地理位置，赋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北京人以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和尊贵气质，皇家官场有比别处更精致讲究的生活方式，处处讲究排场、气派，维护皇族的体面，这种思想下传到民间，自然而然也成为老北京市民性格气质的一部分。如在《二马》中老舍所描写的北京市民请客送礼的学问，马家父子刚到温都太太家，就送上上等的茶叶，茶筒上标有“嫦娥奔月”的商标。“从北京带来点茶叶。伊牧师一筒，温都太太一筒，不成敬意！”⑥这是北京人待人接物的传统礼节。还有一次，玛丽救了马老先生一命，病好之后，马老先生“显着特别的讨好。吃完早饭便到后院去浇花，拿腻虫，剪青草”⑦，即使自己的店再怎么亏钱，也要讲究人情，买礼物谢谢人家。就算是天下乱得不可收拾，北平人也不会忘了礼节，这已经成为浸透在人物风度中不可丢失的东西，具有鲜明的北京文化地域特色。
（二）生活艺术
老北京有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找乐子，在酒足饭饱、茶余饭后，北京市民会自行寻找消遣，诸如养花、遛狗和斗蟋蟀，一些文人还会作画，吟咏写诗。而唱二簧、大鼓、时调，对于一些人来说，更是不在话下。不管生活多么艰苦，北京人都会注重这种“精神享用”，达到近乎于一种“物我为一”的境界。比如《四世同堂》里的钱默吟，“他每天的工作便是浇花、看书、画画和吟诗。到特别高兴的时候，他才喝两盅自己泡的茵陈酒”。他按着自己的理想方式生存，“有时候挨饿，挨饿也不出一声”⑧。以钱默吟为代表的市民阶层便有一种“苦中作乐”的生活态度，优雅雍容而又闲散慵懒，突显出北京人的精神修养。又如表演时全身心投入的小文夫妇，势必“把每一音都吹得圆，送到家……用着全份的精神把自己的生命化在音乐中，每一个声音都像带着感情、电力与光浪，好把若霞的身子与喉音都提起来，使她不费力而能够飘飘欲仙”⑨。这是一种生命快乐的沉酣，是庸常生活中迸发出的活力四射的生命之光，饱含着北京市民独有的气韵风度，由此可见北京人那“洒脱而又认真，闲散而又慎重”的玩乐态度。
（三）官本位和轻商思想
然而，这种散漫神情在西方经济的冲击下逐渐显得脆弱。老马来伦敦继承古玩店，却因疏散成性，以致成了伦敦第一闲人，“下雨不出门，刮风不出门，下雾也不出门。 叼着小烟袋，把火添得红而亮，隔着玻璃窗子，细细咂摸雨、雾、风的美”，享受着老年的舒服和有所依靠。他从不关心铺子的买卖，甚至有很多空闲时间帮温都太太养花种草。老马这种得过且过的态度，一方面是源于北京人一贯闲适的生活状态，另一方面是因为老马深受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即使他主要的经济来源是经营古玩生意，但他“天生来看不起买卖人的”，只有做官才有奔头，做买卖是永远没有出息的，太不高明。所以他鄙视经商，即使生意亏本，也不想法子来解决，反而对前来救场的李子荣横挑鼻子竖挑眼，极尽嘲讽。事实上，老马所保持的是传统社会中比较保守的商业经营方式，注重德行自我管理，这种经营模式往往以非商业的手段，如以信义、人情等道德评判来达到自己的商业目的，商业作风带有强烈的宗法社会的特质。很多北京城的老字号招牌，都是依靠人情信托而非商业契约，如《四世同堂》中祁天佑的小布铺，一向是言无二价，而且他积累的信誉就是最好的广告。而传统社会里，人们也只会为商贩的信誉而买单，古城处处弥漫着一种古旧悠闲的商业情调。但这种过于道德化的商业模式导致了传统商人现代管理经验的缺乏。与之相反的是老舍笔下的理想市民李子荣，他出国留学获得了商业学士，极具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认为发展工商业才是救国之本。李子荣十分照顾店铺的生意，他会给马老先生传授经商经验，比如怎样摆放货物吸引主顾的注意，怎样印写说明书，以及搭配颜色的技巧，都有讲究学问。但马老先生总觉得李子荣俗气，是黄脸的洋鬼子。老马对经商的鄙夷和对入仕的执着，深刻反映出旧社会的传统文化荼毒国人精神的一面，揭示出传统与现代文化观念的矛盾。
三、北京书写的东西方文化视角
老舍的北京文学创作深受西方现实主义“城市小说”的影响，再加上当时内忧外患的环境，知识分子急需救国的良策，因而在创作中，老舍着眼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革新改良，其小说带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和批评精神。但在城市书写中，他并非在西方文学后面亦步亦趋，而是始终站在中华民族这个基点上，以一种东西方文化视野，思考中国文化在西方价值观冲击的大背景下，应该如何自处，并表现出对于中国城市现代化的文化期待，这是一种有别于西方现实主义的文学，带有醒目的民族文化特质。旅居英国的经历，让老舍的文化视野中始终存在一个英国文化的参照系，他在东西方文化的比照中传达出对传统本位文化的理性怀疑与批判，并试图平衡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关系。一方面，他有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肯定；另一方面，对于文化糟粕和旧社会瘤毒，他也会毫不留情地指出其弊端，进行猛烈的抨击。《二马》中，老舍试图以英国国民性为参照，审视传统文化中包含的国民劣根性。他感受到了当时的英国人之进取精神、独立的国民意识，在那里，无论男女老少，都各司其职，靠自己的积极拼搏以实现自己的目标。玛力一从学校毕业，就在传习所学习卖帽子，靠自己的努力工作一周就可以赚十六个先令。六十多岁的伊牧师，虽然拿着丰厚的养老金，却没有想着过老年的安逸日子，而是满心里希望成为一个大学中文教授，这样他又可以工作个五六年。年过古稀的西门爵士，虽不做事，却还以严谨的治学态度，花着心力研究陶土。相比之下，当时的中国人却守旧、重面子、轻实际，有着根深蒂固的君父思想和等级观念，如以老马为代表的旧派市民。老马认为，家里巨细都应由自己说了算，他从不征询儿子马威的意见，还执着地想让儿子也走上仕途之路，谋个一官半职，甚至最后一意孤行，把爷俩赖以生存的铺子卖掉。他身上有着浓重的为官意识和等级观念，爱虚荣，讲面子，常常表现出皇城市民的天然优越感，并发展成为盲目的自大与自负。老舍不无沉痛地指出：这种“过熟”老化的北平文化正是产生大量“出窝老”的“老中国儿女”的巨大温床。老马的生活状态和精神样貌，是旧中国传统文化荼毒国人精神理念的真实写照，揭示了现代社会思想与保守愚昧的传统文化观念之间的深刻矛盾。然而，难能可贵的是，在对比中老舍也肯定了中华民族的固有美德：爱好和平、追求和谐、平等待人等。对于敬业奋斗、自尊自爱的北平良民，老舍总是情不自禁地大加赞叹，如《二马》中的李子荣和《四世同堂》中的祁天佑。老舍也在很多作品里尽力渲染中华民族反抗侵略的刚毅精神。像诗人钱默吟，虽然过着闲适无为的生活，不问柴米油盐，有着超越生存功利的爱好，但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却爱憎鲜明、立场坚定，拼尽全力与侵略者斗争，宣传抗日思想，甚至还支持儿子为国捐躯。在这部作品中，还有一系列可歌可泣的抗日英雄形象，如祁瑞全放弃学业，参加抗日队伍，后来也抛弃儿女情长，亲手掐死当了汉奸的女特务招弟，而之前他曾深爱过招弟；还有司机钱仲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与日本鬼子同归于尽。另外，老舍也赞美着北京人“温雅自然”的性情，比如落魄的小文，总是那么从容不迫，尽管曾经也显赫一时，却也没有骄气，总是客客气气、和和气气的；如今虽然家道中落，但不见其自卑，也不费心巴结别人。街坊邻居有难，他也总是尽其所能予以帮助。老舍也是这么写知识分子祁瑞宣：“不知从何处学来的，或者学也不见就学得到，老是那么温雅自然。”他们都生活得泰然、怡然，温煦而又沉静，与古城合为一体。这也大概是与古城合致的性情之美，是人的性情也是城的性情。同时老舍还发现了英国根深蒂固的民族弊病，那就是妄自尊大、偏狭的民族意识、顽固的殖民观念、狭隘的民族歧视等。老舍在散文《英国人》中说道：“他以为天下没有会讲英语的，除了他们自己，他干脆不愿搭理一个生人……英国的是一切；设若别处没有那么多的雾，那根本不能算作真正的天气！”⑩老马出去遛狗，竟被一群毛头孩子叫老黄脸、哈巴狗；买戒指时也免不了受到歧视，差点被店员报警抓走，原因是他们觉得身上有超过二十镑钱的中国人必定是强盗。老舍始终坚持民族性，并以西方文明为镜，对东方的文化传统进行客观性的反思，而对于东西方文化的剖析也使他一再超越笔下的人物，反映出那个时代中知识分子的自觉担当。
四、结论
老舍的创作集中体现了典型的北京文化精神，他的“文化小说”在保留鲜明传统文化印记的特色下，还带有现代化追求的特质，以独有的宽容和温情对传统文化的病根进行审视与批判。在现代与传统的夹缝中，老舍竭力在二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他对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都没有绝对地肯定或否定，因其二者皆有合理性和价值弊端。老舍以自身文化创造的冷静和自信，完成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超越，而他创造的具有“中国气派”的文学北京，也由此焕发出有别于西方现实主义文学的独特魅力。
作者：孙小惠 单位：南京理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