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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文化史导论》写于抗日战争时期，正是中国文化陷入桎梏时期，如何让人们系统地认知中华自己的文化并未没落与湮灭极为迫切，这本著作钱穆以文化纵向轴为线索，从最早的地理背景谈及各国家的文化形成，到中西文化接触文化更新，没有采用普遍的时间横向轴与朝代的演变来阐述，而是一直以传统文化为明暗线，深入感知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结合历史的演进，形成独特的“史”。钱穆先生也在书中序言说道，“除却历史，无从谈文化”。所以此著作从全部历史的客观方面来指陈中国文化的真相。
【关键词】中国文化史；钱穆；文化多元；文化创新
钱穆先生从一开头便先阐释了文明、文化的不同。对人类生活而言，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于精神方面。文明是可以向外传播与学习的，而文化不同，它是由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中国文化中认为人类历史的运行，不是一种变动，而是一种转化，是一种绵延。因而中国在面对各种动荡仍能前进，亦是当前世界和平的维护者。
一、地理环境：中国文化之“轮廓”
钱穆从地理背景入手探索文化最初形成的环境因素，同埃及、巴比伦、印度古老国国家相比，指出中国与其不同之处，其他国家皆因地理环境慢慢走上独立发展的路径。而中国文化也很孤立也很特殊，其他三个古老的国家皆在一个小地面产生，独有中国文化产生在特别大的地面上，四大古国的发展均有赖于河水灌溉，好使农业易于产生。但不同的便是水系，其他三个国家均赖以一个水系，如埃及的尼罗河、巴比伦的底格里斯河与阿付腊河，印度虽地形复杂，却也只有在印度北边印度河和恒河流域。中国则有复杂的大水系，之间既可相互独立，又可靠大小水系之间的连接亲密频繁接触，中国文化便是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下酝酿了独特丰富的文化体系。对照全世界人类文化以往成绩而论，便只有西方欧洲文化和东方中国文化两大体统算得上源远流长。但细看仍有其很大不同，欧洲文化发源地为希腊，希腊各政府独立，中华由中央分封、有联系。细观欧洲和中国整个古代历史，中国往往是内部的政治变动、改朝换代，是一种变化形式的承接，大体而言依旧是“中国”，而希腊文化则相当于被其他外来者征服，是一种覆灭，西方的政治变动则是转变与脱节。从文化方面讲中国属于转变，意为核心不变，外在形式发生变化的“绵延”，是丰富与更新，即使是后来佛教的传入。西方则是变动，从内到外的改变。谈及上述不同，就要追溯到生产方式的不同，因为地理原因，中国人大多为农业生产，这种生产方式则是安定，而西方因着地理因素常常进行商业贸易，钱穆先生将此概括为“富而强”，但往往有着不稳定因素，西方人也则是对于“我”与“非我”看得十分清晰，任何事物都看作是两个对立，包括他们自己也是“身体”和“灵魂”的两个对立。但是中国因着稳定的生产方式，更注重向内看，看人生和社会也往往是浑然一体的，其根本是小我与自然的融合，也是中国人所谓的“天人合一”。如此观念的形成，便可以理解多少年过去了，中国实力、国力大增的情况下，为何仍以和平为发展道路，自古以来，中国便有“小家”“大家”的观念，如果可以，整个世界都是一个家。但西方往往就是挑战、各方面征服，非我即是对立。
二、国家、民族、宗教：中国文化之内核
钱穆认为人们往往对中国有着文化单纯与保守的印象是基于两点，一是中华文化史由中国人民所独创，民族和国家在中国史上是融凝为一的，二是由第一点发展而来的，正因为第一点，其文化演进常见为一线相承，传统不辍，扩展丰富方面较多，而转变较少，所以显得保守。但实际中国文化，一样有着他丰富的内容和运动的步伐。在历史上的国家凝成和民族融合这一过程，先生的观点可概括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从上古迄于先秦，这是融合与凝成的基业完成时期，以华夏族为主干，纳入许多别的部族。第二时期，自秦、汉迄于南北朝，在此期内又融汇了许多新流，进一步形成隋唐时代的中国人。第三时期，自隋、唐迄于元宋。第三次民族融合全盛，因而有明代的中国。第四时期则是清朝至现代，又融合了满、羌、藏等，无疑又是新的中国民族融和。而国家凝成和民族融这两大功业是基于五个阶段完成，禅让制度、王朝传统制度、父子相传（兄终弟及）、继世承绳。中国文化中的一大收获便是有这一理想的“世界政府”出现，而不是像西方文化在历史的演进中，历经了多个单位与中心，中国始终是一脉相承的。钱穆先生对于古代观念的民族观念展开叙述，提出中国民族其实并没有清楚的民族界限。例如商周之战时，周王室所发的种种文告，并无根据民族观点的通告，也不丝毫有流露商、周互为异民族的意识。但古代观念上有另一个分辨的观点，古人所谓的华夷，一是生活方式不同，非农业社会，非城市国家。二是未参加和平同盟，因为中国自古就具有包容性，不单单在意血统，更注重思想的融合，因而崇尚和平，希望天下大同。宗教观念在商周观念为下界的王为上帝的代表。中国民族的宗教范围总在政治圈里，这是中国一大特色，在商周时期的政治力量已经超于宗教之上了，相传此种制度为周公所定。即便如此，也不能片面地认为中国古代的宗教是一种为政治服务。中国人观念的宗教是大众群体所公共的，是不与小我直接感通，包括皇帝在内，换言之中国人观念里的上帝并无意志与态度，即以地上群体的意志为意志，因此中国的宗教是具有现实性的，但并非是兴趣狭窄的限于尘俗的，而是混合成整体，亦是中国人的“天人合一”。中国人的国家观念也非常宽容，甚至于有一个“天下观念”超乎国家观念之上，中国常常愿意超越国家的疆界，来求天下太平，全不束缚于狭义的国家观念里。内在而积极的观念则是“家族观念”，中国人的家族观念往往建立在孝这一观念上。生活状况则是前文提及由于地理背景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农耕与游牧方式，后随着国家规模扩大，发展为士农工商兵。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两个最显著的特征：新民族的羼杂、新宗教的传入。中国史之所谓异域指着一种生活方式与文化意味不同的人，中国对外政策往往采用怀柔政策，让人心悦诚服。魏晋南北朝是继春秋以后完成了中国史上第二次的民族融合，这之后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北方士族抱有天下统一世界大同的潜在希望，北方很快统一。南方士族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人和推广人，也同样在推进民族融合的步调。由于新的民族融合背景，儒家思想作为社会领导中心的功用又渐次堕退，新的社会问题产生，而已有思想体系无法解决矛盾，人心无所依托，便有新的思想传入。印度佛教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最为契合，即使传入中国，也从未取代中国的传统文化体系，而是出现了一种调和和完整的新境界，因为在中国史上，没有不可泯灭的民族界线，亦无不相容忍的宗教战争，宗教的传入扩大了思想领域新境界，中国也一如既往地用吸收、融合的方式来接纳新事物。宋元明清的社会动荡比起魏晋南北朝是有过之无不及，但此时的宗教已不会再兴起。首先是因为佛教已然中国化，宋代新儒学发展使得中国又回到以儒学为中心的气象，佛教思想已不像之前能够成为中国人内心的向导与指引。其次是因为新的平民学者崛起，书院林立，平民思想盛行，也重新掌握了人生大道的领导权。最后就是文学艺术的发展有代替宗教的功能。前文说到中国对外政策一直以怀柔为主，教化是向内向外的终极目标。在复杂的地理背景下以及随技术发展，交通便利，这两大优势为文化移植、文化融合提供了有利条件。因而对内进行文化融合、对外进行文化移植，中国人天下太平与世界大同的理想似乎也在一步步向前发展。随着造纸术印刷术的发明，使得文化传播成本更小，平民社会也就能接触的更多。文化方面白话文兴起，戏曲盛行，音乐小型化、平民化，使其更加通俗易懂，也更利于普及到平民社会。美术方面例如陶瓷业、丝织、刺绣、雕梁画栋、园庭建筑、工艺精品等都可称得起“匠心独运”四字，注重自然与实用，也使得中国艺术审美走向纯净朴素、精致化。
三、文学、艺术：中国文化之代表
作者认为与其说是孔子与儒家思想规定了此下的中国文化，不如说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传统里，自然要产生孔子与儒家思想。学术体系中重要的便是《诗经》《尚书》《易经》《礼》，这其中既有政治、民众百姓生活、哲理性及代表天地间自然界乃至人世界种种的复杂情形。总体来看，中国学术是一般注重实际的，但又同时想摆脱外面重重的束缚，用空灵渊微的方法直入深处，这也是中国文化的特征之一。孔子本人及其学术理论也为中国带来文化百花齐放的时代，其中墨承接于儒家，但与其思想不同，其实细读墨家基本理念会发现过于理想与不现实，且其不像儒家有可行措施，一味地提倡节俭却忽略了美的艺术等。再细看道家学术理念，在历史的长河里总有儒家流弊暴露时，道家便加以挽救。道家多人生哲理与政治哲学，却最终并不能走上自然哲学与科学的路，因而中国文化的大传统，又回归于以儒家学术体系为中心来。中国文字的特征为最先象形，后到意象。那么结合中国学术，会发现他们在走统一的路径，想以简单代表复杂。从古至今的文字发展同时具备简易和稳定两个条件，这也是中国特征的艺术性，空灵象征具体，不由欣赏古人的创造性，艺术美感与实用兼具。作为中国人，一直令我们骄傲的时代便是唐朝，因而在世界上唐人二字便是繁荣的象征。钱穆在书中将唐代比喻为中国史上的宗教革命与文艺复兴。唐代的诗文书画皆登峰造极，散文诗文韵诗极盛。这一切皆与禅宗的盛行关系密切，运水担柴，莫非神通。嬉笑怒骂，全成妙道。十六个字便将当时文学艺术活泼自然空灵洒脱的境界体现出来。“唐代人对于文学、艺术的种种趣味与汉朝对于政治社会的种种计划，是中国文化史上两大骨干。后代的中国，全在这两大骨干上支撑。”而其个性发展也不仅仅局限于文艺美术，亦有制度的伸展，唐律与新的选拔制度，都是新的创新。经唐的创新，宋的承接发展，自此以后社会趋于相对稳定，也没有新的贵族形成，科举制的产生也使得传统文化始终保留在官员身上，因为选拔考试的相对公平，使得社会整体文化水准上升，适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
四、交流与创新：中国文化之未来
近代时期亦是中国文化继续扩大与融合。不可否认我们这一时期的确落后于世界发展,深究其因，当时的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是非常有自信的，也是愿意学习外族异文化的，但当时的西方文化并不对中国文化的胃口，因而我们将科技发展一并排除在外了。且中国人从未讲究研究“物之性”，而不注重“物之构造”。这也是中国千年以来文化源远流长的原因。作者在文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何中国传统文化机构里没有科学的地位，那么学习是否可能，是否会折损自身。先生回答道不是没有科学的地位，只是近年来步步落后。中国人民也普遍对科学理念较为平淡，再者在应用上，中国人对外武力征服观念薄弱。曾经有人用这样一句话来讽刺中国，中国发明火药是用来看烟花的，而西方则用来发明武器。但历史告诉我们，崇尚和平也需要有保护这一切的外甲，不然就是软弱。至于折损自己本有的，更是无稽之谈，中国传统文化一向是高兴接受新元素，在于中国强大的中和性与包容性，因而擅长吸收变通，应该还能在此基础上开新，我们学习西方文明更是为了丰富繁荣我们自己的文化。
五、结语
钱穆先生见解独到，胸襟宽阔。首先，这本书字里行间可以看出钱先生自内而外、贯穿始终对自己国家历史文化的自豪感。其次著作条理清晰，宏观条分缕析，字里行间流露出中国仍有其内在尚新之气概。先生最开始只从复杂地理背景来阐释，看来有些片面。但随着看完整本书，从不同的角度都可以找出答案。最后，钱先生这本书的脉络像在回答两个哲学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无论作为哪一代的人，都应该清楚地认识自己的国家，认识自己的历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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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武才娃.评钱穆的《中国文化史导论》[J].湖北大学学报,2000,(4):67-72.
作者：王敏 单位：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