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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华和合文化是新的艺术形式产生的催化剂，在中华和合文化的指引下，使艺术形式保留各民族特色的同时，既不否认他们之间的差异，同时吸取各民族的特点，使民族间各方面的文化和谐互融，从而产生新的艺术形式。阜新东蒙短调民歌就是中华和合文化精神艺术形式下催生的一个新的艺术表演形式，百科全书式的记录了当地蒙古族部落的历史，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阜新东蒙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状况。本文立足于中华和合文化中“融合”的角度，对阜新东蒙短调民歌进行分析，更好地了解阜新东蒙短调民歌的历史印记及其在艺术领域渗透出的中华和合文化的精髓，增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宣传意念，以实际行动提升中华民族的自信度。
【关键词】中华和合文化；阜新东蒙短调民歌；文化融合
一、中华和合文化缘起
中华和合文化在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不断被精炼，成为中华文化中“和谐”概念中的精髓。“和”思想主要来源于儒家思想，儒家经典中存在着许多“和”的思想精髓，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品质和基本特征。“合”的思想主要来源于道家思想，强调“天人合一”，儒家和道家的思想，为我们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和谐”观念的资源。自秦汉以来，和合理念得到广泛运用，中国文化的发展也呈现出融合的趋势，同时保留了各流派的鲜明特色和个性。《吕氏春秋》就是百家九流之说融合的产物，代表了天下统一的社会发展趋势和人们想要和平统一的愿望。和合思想自产生以来，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贯穿古今，成为中华文化的精华和公认的人文精神。以普遍“和合”二字的运用上来看，“和”是指和睦、和谐，着眼于当前和现在；“合”是指融合、合作，着眼未来和发展。“和合”连在一起，就是既承认不同事物之间的差异，又把彼此不同的事物统一成一个互相依存的“和合”体当中，在“和合”的过程中相互吸取优点，摒弃短处，从而产生新的组合，促进新事物的出现、发展。可以说，“和”是“和合”的基础，而“合”是目的。中华文化在和合文化精神的指引下，不断创新，进而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古代哲学家对天地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观察和探索中，得到了和合文化，并总结了其现象和本质。在这个过程中，中华和合文化应运而生，并得到了传播和发展，成为了一个被大众广泛接受的概念。孔子“和而不同”思想，体现了和合文化的精髓。这一思想不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国家与国家，人与自然等关系，都可以用“和而不同”或者“不同而和”加以概括。
二、阜新东蒙短调民歌特征
阜新东蒙短调民歌是辽宁省阜新地区的一种传统艺术形式，在2008年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产生于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境内，原位于蒙古勒津地区，形成于十七世纪，已有300多年的历史。阜新东蒙短调民歌代表了蒙古族农耕文化，具有规范的音乐形式结构，每一首短调民歌都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记录了蒙古勒津悠久的历史和风土人情。阜新东蒙短调民歌的旋律大多由五个音符组成，“4”和“7”两个音符很少使用。宫调式，商调式和角调式也很少使用。伴奏乐器有四胡、马头琴、扬琴、竹笛、笙、九音锣等。歌词多为重叠重复，运用“对仗、夸张、比兴”的手法，使歌词深入浅出，回味无穷。曲调流畅，节奏均匀平稳，节拍整齐，旋律动人。内容主要分为叙事歌曲和抒情歌曲；演出中有独唱、合唱、二重唱、对唱等，具有浓郁的蒙古族勒津地方特色。在几代艺术家的继承、发展和创作中，阜新东蒙小调民歌有着完整而独特的艺术形式。它有广泛的社会艺术题材和体裁。同时保留了蒙古族固有的粗犷、大方、豪放的性格和欢快、质朴的农耕色彩节奏。还吸收和借鉴了宗教特色。
三、中华和合文化下阜新东蒙短调民歌的产生
中华和合文化提供了解决冲突、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思想理论指导，使中华文化在迎接新时代的挑战中，相互吸取优长，融会贯通，综合创新。和合文化有利于推动民族的团结、文化的融合，也就是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阜新原位于蒙古族勒津地区，人民过着草原游牧生活，有蓝天白云，骏马牛羊相伴。这种自由的游牧生活使蒙古族人民养成了豪放的性格。然而，恶劣的天气、部落间的战争等诸多因素又造就了蒙古族勇敢无畏的品质。长此以往，它们已经形成了一种固定的审美观念，并能反映在文艺作品中。1637年，土默特右翼第一任旗主善巴率部民进驻阜新地区，与原部落一起开垦土地。由于战争结束，与周边其他民族长期交往，生活习俗和文化形式相互融合，由原本的游牧变为半农半牧的生产生活方式，形成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相融合的民间文化。战争、民族间的矛盾冲突，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冲突实质是为了发展，民族间经过相互冲突，解决冲突，最终化解矛盾，满足各方的利益和要求，从而达到和睦共处，国家长治久安。阜新东蒙短调民歌的形成也与半农半牧的生产生活方式紧密相连。在阜新东蒙地区，在由游牧向农业的转变过程中，原本以游牧为生的部落渐渐转变为自然村落，这些大大小小的村落称为蒙古族聚居区。在聚居区中，以蒙古族村落居多，蒙古族人口的比例也很高。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阜新的许多村庄都不会说汉语。受汉族移民的影响，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产生了大量新的短调歌曲。这里的短调歌曲很少是纯农牧民创作的，而是常年生活在农牧民聚居区的胡尔沁、喇嘛和王府文书根据生活中发生的事件创作的大量短调民歌，这些短调民歌主要用蒙古语演唱，传播范围基本上都在蒙古族聚居区。这些短调民歌的创作者、演唱者和听众主要是蒙古族人民。大量的汉族移民为这些短曲注入了新的音乐元素。从清朝中后期开始，民间涌现出一大批职业和半职业说唱艺人。他们背着四胡，走村串户，到处歌唱。他们把小调民歌带到每个角落，随时把当地的现实生活故事编成新的短调民歌演唱。在许多短调民歌中，都唱到了蒙古勒津的山水、人物、生活、习俗等。因此，蒙古勒津也被称为“歌的海洋”。阜新东蒙短调民歌的题材涉及了蒙古族日常生活的多个方面，其中爱情题材的文学性很高，篇幅较长，每一首歌都像一首别有韵味的长诗，让人深陷在唯美的意境当中。如：情歌《云良》节选说起你从小出生的地方啊是那蒙古勒津旗的拉格拉村庄说起你被迫出嫁的地方啊是北京城霍天府上每每到春天的时候啊妈妈万物复苏百花开放到了那春天的三个月啊云良想念妈妈啊痛苦又悲伤和合文化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思想，科学理解和正确弘扬中华和合文化，加强对和合思想的研究和推广，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华和合文化的“和而不同”思想和阜新东蒙短调民歌也有某种契合的因素。“蒙汉杂居”，“半农半牧”的生产生活方式，“蒙汉语交融”可以理解为“和”，民族间自己的固有特色即是“不同”。既承认“不同”的语言、生活习俗、生活方式之差异，又以“和”来统一之，和合差异，而不抹煞个性。因此可以说，与中华和合文化相契合的阜新东蒙短调民歌，既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又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
四、中华和合文化与阜新东蒙民歌
清代，各民族之间的战争逐渐减少。在这样的环境下，各地区的艺术文化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尤其是各民族的民歌。从清初到中后期，蒙古族长调牧歌发展迅速。直到清末，东部蒙古族地区出现了农业，蒙古族可以长期生活在一个地区。生存环境的变化也给民歌的发展带来了机遇。此时民歌从“室外”转变成“室内”。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由于结束了长期的战争，生活变得稳定，与周边其他民族的长期交往，生活习俗和文化形式发生了变化，带来了文化的融合，民歌也从原本歌颂大自然，蒙古包的长调变为描写茅草屋、土墙等场景的短调，逐渐形成了具有农耕文化特色的新的艺术形式——阜新东蒙短调民歌。由此可见，“和合”文化是新的艺术形式产生的催化剂，在各民族保留自己特色的同时，既不否认他们之间的差异，同时吸取各民族的特点，使民族间的文化和谐互融，从而产生新的艺术形式。“和”是“合”的基础，民族间结束了长期的战争，彼此之间达到和谐，这是前提，是基础；“合”是“和”的目的和归宿，蒙古族和汉族之间进行文化交流，汉语与蒙语交融，蒙古族和汉族杂居生活，两个民族间相互结合、合作，带来了和合。和合思想同时体现了哲学的辩证关系，“和”决定“合”，“合”能动地反作用于“和”，两者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共同促进，共同发展。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先生在研究中华和合文化中的“和谐”概念时说过，“在当今科技高度发展的信息时代，人类要生存和发展下去，就必须争取‘和平共处’，必须实现‘共同发展’。要达到此目的，就要建立起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往大了说，就是要调整好国家与国家间、民族与民族间、地区与地区间的关系。同时也要建立起一种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可见，和合文化是我们人类需要追求的一种理念，它不仅体现在文化艺术领域，与我们的生活也息息相关。阜新东蒙小调民歌作为一种民歌，译成汉语的话与其他地区的民歌也很相似，但如果从歌词看歌曲的历史和文化内核，它是任何其他文化形式都无法替代的。我国有56个民族，各民族都有其悠久的历史，语言习惯，地域特征等。这些诸多不同的因素在发展中有了自己本民族深深的烙印。但在“和合”的过程中，本民族的基因不会改变，是在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交融的状态下，逐渐丰富自己本民族的音乐，使其不断变化、发展、翻新。
作者:徐宁泽 单位:辽宁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