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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发展农村文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在要求，是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客观条件，是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举措。进入新时代尽管滁州农村文化逐步繁兴，但是仍然隐匿着主体价值“消解”、传统文化“断裂”、文化供给“错位”的发展困境。鉴于此，应该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传承乡土文化基因、优化文化服务体系。
关键词:农村文化;发展困境;优化路径
发展农村文化不仅是涵养农村文化道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在要求，也是复归乡土文化价值、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客观条件，更是提供优质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化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矛盾的重要举措。新时代安徽滁州市积极实施乡村文化振兴战略，推进乡村文化建设工程，逐步促进农村文化繁荣昌盛，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仍然隐匿着诸多现实困局。因此，探究滁州农村文化发展的隐匿困境并寻求“脱困”之道是新时代条件下重构乡村文化共同体的现实命题。
一、滁州农村文化发展的现实困境
(一)主体价值的“消解”
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文化安全风险与挑战，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地区，主体价值面临着外部非主流价值和“西化”价值的消解式压力，而价值消解的结果则是对主流价值的背离与异化。［1］在滁州部分乡镇，非主流价值观、消费主义文化范式、个体自由主义、精致的利己主义“填补”了传统文化价值“退场”后遗留的意义区间，侵蚀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仰体系的文化基础，因而“集体行动失效”“村民争利”“村干部共谋”“盲目攀比”“磨洋工”等现象成为滁州部分乡村生活场景的现实写照。与此同时，由于滁州有将近一半的农村人口“外出打工”，因此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式家庭结构成为滁州农村社会的主要现实。外出人口在异地城镇的文化身份“融入困难”衍生出文化“无根感”和情感“无依感”，［2］留守人口的亲情缺失和陪伴缺位衍生出自我主体身份的生产失效和确证失败，催生出自卑情结和归属迷失。
(二)传统文化的“断裂”
传统文化场景的消逝、传统文化仪式的消弭、传统文化信仰的消解成为现阶段滁州农村文化场域的现实面向。在滁州广大乡镇，传统宗法关系与人伦价值体系日益碎片化，一方面，传统乡土伦理秩序被“肢解”，传统乡土风俗和乡土惯习被“抛弃”，传统乡土文化知识和社会知识被“遗弃”，乡土传说故事和名人传记日益变得记忆模糊，乡村古建遗存日益凋敝，村规民约日益成为“形式化口诫”;另一方面，传统乡土技艺无法传承，传统乡土工艺无法传递，传统乡土技术知识无法“再生产”，村民文化身份无法在文化场景和文化实践中自我生产。滁州农村传统文化的“断裂”催生出文化衰落、文化隔阂、文化虚化和文化碎片化问题，带来了滁州农村文化整合的困难，也衍生出滁州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目标性偏差和动力性消解困境。
(三)文化供给的“错位”
农村文化产品的供给应以村民的文化需求为着力点，实现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平衡。［3］然而在当前滁州部分乡镇，文化产品的供给“错位”问题依然存在，“政府配单”替代“村民点单”，政府意志替代村民意志，模板化供给替代个性化配置，静态管理替代动态调适，导致农村公共文化产品结构失衡、功能失效、效益损耗。同时受基层乡镇政府行政意志和绩效考核双重影响，［4］滁州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以“项目制”为供给形式，导致基层行政逻辑与市场逻辑、基层民主逻辑“脱嵌”，基层政府行政目标与文化产品市场效益、村民文化获得感“欠耦”。滁州部分乡镇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村民文化需求、供给目标之间的契合性和适宜性欠损，滁州农村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目标精准度、项目精细度、对象适宜度和方式多元度仍然不高。
二、优化滁州农村文化发展的路径
(一)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首先，加强农村思想文化阵地建设。积极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健全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机制，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农村社会心态;实施文明村镇创建工程，广泛开展文明家庭、最美家庭、星级文明户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积极推进开放式党校、农家书屋、文体广场、农民文化乐园等文化阵地建设，同时创新宣传工具和宣传方式，净化农村思想文化阵地。其次，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采取符合农村特点的方式和载体，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广泛开展“好人滁州”活动，营造“崇尚好人、学习好人、争做好人”的社会氛围，推动实施“好人成名人”和“名人成好人”工作，在农村树立见贤思齐、崇德向善、德行天下的良好风尚。第三，倡导诚信道德规范。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强化农民社会责任意识、规则意识、集体意识和主人翁意识，提升农民道德自律能力;加强农村社会诚信建设，以培育诚信文化为重点，建立健全覆盖农村的征信系统，完善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形成崇尚诚信、践行诚信的乡风民风。［5］最后，促进乡村移风易俗。充分发挥农村党员干部带头作用，强化党员意识、标杆意识，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引导农民群众尊良俗、去低俗、除恶俗;有效发挥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禁赌禁毒协会等群众组织的作用，遏制大操大办、厚葬薄养、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深入开展“移风易俗”活动，利用各种媒体平台普及信息技术知识、卫生保健常识、法律法规知识等现代生活知识，引导农民群众保持文明健康生活理念，养成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
(二)传承乡土文化基因
首先，保护传统乡土文化。实施传统村落保护工程和国家文物保护样板工程，保存乡村重点文化遗产的整体风貌和历史信息，强化历史文化名村文物保护;划定乡村建设的历史文化保护线，实施文化保护工程，重点保护文物古迹、传统建筑、农业遗迹、灌溉工程遗产等;推进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重现历史风貌;以历史文化名村为重点，系统保护乡村历史文化遗产、景观风貌和人文资源;加大农耕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开展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承人抢救性保护工作，建立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基地，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保护体系;同时推动白曲、端鼓、洪山戏、凤阳民歌等地方特色曲艺戏曲传承与发展。其次，重塑乡土文化生态。紧密结合特色小镇、美丽乡村建设，深入挖掘乡村特色文化符号，盘活当地特色文化资源，走特色化、差异化发展之路;以形神兼备为导向，保护乡村原有建筑风貌和村落格局，把儒林文化、宋明文化、天长孝文化等地方特色传统文化元素融入乡村建设中，深挖历史古韵，弘扬人文之美，重塑诗意闲适的人文环境和田绿草青的居住环境，重现原生田园风光和原本乡情乡愁。
(三)优化文化服务体系
首先，健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按照有标准、有设施、有内容、有人才的要求健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县级图书馆、文化馆建设，发挥县级公共文化机构辐射作用，同时加强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实现乡村两级公共文化服务全覆盖，提高文化服务效能;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标准，推动资源整合和闲置场地设施利用，鼓励有条件的乡镇综合文化站增建扩容，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建设村史馆，加大对村级综合文化中心建设的倾斜支持。其次，增加农村公共文化产品有效供给。建立农民群众文化需求反馈机制，推动政府向社会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开展“菜单式”“订单式”服务;支持美丽乡村、脱贫攻坚、移风易俗等“三农”题材文艺创作生产，组织各类文艺工作者开展“深入生活、扎根基层”采风活动，鼓励文艺工作者推出反映农民生产生活尤其是乡村振兴实践的优秀文艺作品，鼓励各级文艺组织深入农村地区开展“送文化年货”等文化惠民活动。第三，推动农村公共文化产品“自供给”。完善群众文艺扶持机制，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农民群众性文体活动，同时培育挖掘乡土文化本土人才，培育乡村文化能人;鼓励开展“乡村春晚”等群众性节日民俗活动，搭建乡村文艺展示交流平台，支持文化志愿者深入农村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志愿服务活动，另外，创新举办中国农民歌会等大型活动，开展公共文化场馆免费开放活动，推动农村文化发展繁荣。
三、结论
发展农村文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在要求，是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客观条件，是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举措。进入新时代虽然滁州农村文化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仍然隐匿着主体价值“消解”、传统文化“断裂”、文化供给“错位”的发展困局。因此，应该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传承乡土传统文化基因、优化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参考文献:
［1］蔡琼闫，爱敏.价值消解折射高校主体间性教育的缺失［J］．高教探索，2005(06)．
［2］王巍.社区教育视角下社区共同体意识的生成理路———基于四川省J县社区教育实践分析［J］．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
［3］王巍.农村社区教育功能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耦合研究———基于四川省蒲江县农村社区教育实践的考察［J］．行政与法，2020(2)．
［4］彭勃.从行政逻辑到治理逻辑:城市社会治理的“逆行政化”改革［J］．社会科学，2015(5)．
［5］杜勇，韩佳丽.普惠金融在农村有效运作的根基:农村社会诚信［J］．财会月刊，2015(27).
作者:王巍 单位:中共滁州市委党校理论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