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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过去,海外侨民经常在通过批脚(递送侨批的人)或批局(递送侨批的机构)来递送寄往家乡的书信中附带批款和简单的汇款凭证,称之为侨批。这种“银信合一”的书信模式使得侨批文化具有独特的研究金融的价值。基于侨批文化这一独特的属性,可尝试在金融视角下对侨批文化进行研究,通过对侨批关于金融问题中所涉及到的货币和侨批的金融属性进行研究,以及侨批与金融的关系,来探讨侨批文化对当代社会的启示。
关键词:金融;侨批;银信合一;启示
引言
侨批不同于一般的书信,它的重要作用在于实现批款的转移,这种独特性使得侨批能够长期存在并且不断发展。借助这一独特的工具,海外侨民能够实现情感信息的跨国交流以及货币资金使用权的转移。侨批文化蕴含着独特的、重要的金融信息,更是记载着我国甚至国际的金融的宝贵资料。
一、侨批所涉货币及其流通
银信合封,即海外侨民给家乡的来信中附带批款,通过民间渠道或侨批局来递送的侨批文化的基本特征,不同国家的批局每月解送的批款高达几千两白银。货币是侨批中非常重要的物品,也是寄收侨批的主要目的之一。侨批所涉及的货币,大体上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1935年以前的银本位时期;二是从1935年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政策至解放前夕的金圆券流通时期;三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90年代侨批终结之前的货币。”[1]侨批所涉货币随着不同时期的变化也不断发生变化。1.银本位时期侨批中的货币。明代正式采用“银本位”制度,使白银作为货币成为主要的支付手段。“1860年汕头开埠后,外国的银元在潮汕一带流通,其中有西班牙的双柱银币,葡萄牙的十字银元和墨西哥的鹰洋等。”[2]当时,寄批者会在侨批封上注明寄的是重银或者大洋。后来,新加坡的批信局主张批款一律采用大洋汇寄,清末民初才停止。银元在银本位时期所呈现的货币名称,也就有“鹰银”“洋银”“大银”“大洋”等名称。目前发现的时间最早的侨批实物,是由荷属吧城(今雅加达)寄嘉应的侨批信简,批上即有寄洋银“外付洋银贰大元”等字样。2.法币与金圆券流通时期侨批中的货币。1935年11月4日,国民政府规定发行国家信用法定货币,禁止白银流通。而金圆券则是1948年8月19日政府发行的代替法币的一种本位货币。这一时期,国际市场金融秩序不稳定,国币币值变化巨大,使得大量的美钞、港币涌入侨乡。如1936年新加坡寄潮安侨批封上,就有外附国币拾伍元,即寄国币,加盖“订交广东法币”等字样。3.新中国成立后侨批中的货币。1949年潮汕地区解放后,侨批局将外汇售给国家,由银行统一办理结汇。这一时期,批款一般经香港转汇国内,多以“港币”和“人民币”为主。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各地注入侨乡的侨批款数额不够稳定。针对这一情况,各批局与中国银行合作,由中国银行进行发放侨汇解单。如1953年郭昭穆寄往潮安的批封上,就有外附港币伍拾元的字样,即寄款为港币。
二、侨批所涉金融及其属性
经过长期的演变,侨批不仅包括“自然属性、文化属性,也演变出了社会属性”[3]等不同的金融属性。如果说侨批构成了一个金融活动的模型,那么这一科学模型“不仅仅是产生一个对它们所关注现象的理解,它们本身就体现了理解”[4]。魏革军博士曾在《金融的属性》一文中列举的这三种属性,仅从金融的主题出发,大而不细。而有的研究仅从人伦、契约和社会金融的角度谈侨批文化,又缺少了与原始金融属性之间的联系。可以通过对两者的结合,试将金融的属性衍生到讨论侨批中的“人伦金融、契约金融与社会金融信用关系”[5]。1.侨批中的人伦金融。人伦金融是一种以“亲情、友情”为核心的信用制度,是血缘和地缘关系的体现。一开始递送侨批的“水客”便是借助这样一种熟人关系,与寄批人建立和保持金融流通的相互信任关系。但只凭借“水客”这种个体的个人信用以及这种“彼此相熟”的关系,会使得侨批在汇款方面存在较大的风险。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流动性加强,人伦金融其弊端日益显露,在历史的推进下,逐渐向契约金融的方向发展。2.侨批中的契约金融。海外侨民在侨批中附有家书以及汇款凭证,这一凭证便可看作是简单的契约。由于其具有的“银信合一”的特征,潮汕地区有的研究人员认为,带有汇款凭证的侨批才是真正的侨批。在侨批递送的过程中,侨批业务逐渐突破原有的区域,单纯的熟人关系信用对侨批业运行秩序的约束力逐渐减弱。于是批局便借助以法律保障,建立一个有约定的信用制度,载体则多以契约为主,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人伦金融信用制度逐渐被契约金融信用制度所取代。3.侨批中的社会金融。随着侨批行业的不断发展,金融与侨乡侨民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金融的社会性日益凸显。侨民们经济活动区域的扩大使区域间的界限被打破。信用主体关系由“水客”递送时与寄批人这种单个金融信用主体的关系,演变成为整个侨批业务与金融机构———侨批局这一社会金融信用整体之间的契约关系;原本区域之间的契约金融信用制度也逐渐演变成为整个社会金融信用制度。这种制度由人伦金融信用、契约金融信用制度进一步进化演变而来,更加有力地保障和实现侨批业的运转。
三、侨批金融对当代社会的启示
在探讨侨批金融的过程中,可以发现侨批文化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世界意义、社会意义、金融意义和文化意义等现实意义”[6]。而侨批文化的现实意义由于其自身所携带的特色,也不断随着时代变化和发展。1.对海内外发展的启示。今天,“互联网的日益迅猛发展,使网络媒体成为新的传播媒介”[7],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同他人取得联系。而在过去远没有今日便利,侨批中的批款是侨眷的生活来源之一。这种侨批的批款模式,一方面促进了侨乡的金融和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海外批局的建立也带动的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促进区域金融发展。2009年,中国集邮家常增书评价侨批:“侨批对世界社会文化进步有着深远影响,是人类通信史的一大贡献……在国际上无可替代。”[8]今天,侨眷不再依靠批款来生活,但他们充分利用侨汇兴办企业,发展当地金融经济,实现区域繁荣。不少侨眷也为吸引海外侨民来内地投资,兴办公共和公益事业起着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来说,侨批文化对当代中国区域经济以及世界经济仍然有着深远的影响。2.对社会文化的启示。从人文的角度上看,稳定的文化环境的影响力也不容忽视。侨批在抗战前期一直都正常运作,很少发生批款丢失的情况。此外,“从保留下侨批看,那时书写侨批者的水平远高于同时代人的水平,不仅许多侨批书写工整,内容完整,而且行文流畅,表达清晰,承载着厚实的文化。”[9]但是由于日本侵略者的干扰导致侨批寄送受阻,侨乡侨眷生活受挫。可见,政治、经济与文化方面的良好环境对于地区乃至国家发展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就金融本身来说,信用是其立身之本。在当今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十分重要。侨批业“信义合一”与“以信为本”的信用制度为我们的信用提供了“一个外在的、事实性的条件”[10]。对当下的企业文化乃至社会文化建设具有很强的学习和借鉴作用。在侨批递送的金融活动中处处渗透的信用精神是当代诚信体系建设的要求,更是文化建设的要求。通过学习侨批蕴含的诚信精神,对当代诚信建设,文化建设,对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作用。3.对金融建设的启示。1994年6月《泉州侨批业史料》出版时刘明康在序一中说:“侨批业这一特殊的金融组织形式在不同的特定社会环境下的经营特点、经营方法、经营手段对建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金融体系的今天有着许许多多借鉴之处。”[11]随着侨批业务的不断完善发展,批局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管理制度,侨民们经济活动的区域逐步扩大,金融与侨乡侨民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社会性日益凸显。这种社会金融信用制度由人伦金融信用、契约金融信用制度进一步进化演变而来,并且更加有效有力地保证和实现侨批的递送与侨批业的运转。我国仍然处在契约金融向社会金融制度的演进阶段,因此,必须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依靠刚性的约束来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推进社会金融建设良性发展。侨批经营中政府的管理对市场主体的行为有着很大的约束作用,在当今社会,这种社会金融建设依然需要政府的管理和监督,更主要的是建立和完善监督体系。从侨批发展史我们不难看出,践行诚信理念,辅之完善的法律法规,才能不断拓展业务,实现金融方面的建设。
四、结语
金融视角下的侨批文化研究,不同于已有的研究侨批或研究金融的成果。而是从侨批金融的角度出发,结合侨批文化和金融文化本身的内容,来阐述这两个方面之间的相互体现和作用,思考二者对当代社会的启示,指出侨批文化这一文化遗产研究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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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国银行泉州分行行史编委会.泉州侨批业史料[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1.
作者:林夏菁 单位:南京林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