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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区域文化的学理千头万绪，本文选择区域文化的概念界定、内涵要义及其与主流文化关系的三个最基本的问题进行讨论，认为:区域文化的区域界定随着区域划分的变化而变化，其中既有行政区域亦有自然区域和文化区域;区域文化的内涵要义主要包括特性和共性、自守和开放、独立和包容、内涵和外延四个对立统一关系;区域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关系主要有源与流、根系与主干、基础与主导的关系。
关键词:传统文化;区域文化;主流文化;中原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各地区自主性社会经济建设和旅游产业开发的加强，传统区域文化日益受到重视，也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从现有的开发、建设和研究状况来看，区域文化百花齐放，研究成果层见叠出，不计其数，但尚有几个最基本的重要问题值得继续关注和深入探讨。本文略谈浅见，以陈一家之言。
一、关于区域文化的概念界定问题
区域文化虽已是一个非常流行的热门词语，但对它的概念界定，则仍是众说纷纭，亦不十分清楚。区域文化亦称为地域文化，顾名思义是一种与某一地理区域相关的文化，或产生形成于某一区域内，或覆盖流行于某一区域，即区域文化是区域的产物，以区域为依托，而作为区域文化依托的区域是有历史变迁和不同范围之分的，与此相应亦不断有新的区域文化出现。从历史变迁方面来说，区域文化随着区域划分的变化而变化。我国早期的区域文化是渊源于以中原地区为生活范围的“三皇五帝”和夏、商、周时代的中原文化，这是当时皇权统治范围内的总体文化，后来随着皇权和国家版图的扩大，中原成为一个区域，中原文化亦成为一种区域文化。到春秋战国时各诸侯国兴起，如“秦”、“晋”;“燕”、“赵”;“齐”、“鲁”;“巴”、“蜀”;“楚”(“荆楚”);“吴”、“越”等，均有以各诸侯国为称谓的区域文化产生，或以一国为名，或以两国为名;这些诸侯国虽然在秦朝以后不复存在，但作为以各自的地理人文为基础而形成的区域文化因素则延续了下来。自秦朝以降，由于国家版图的扩大和行政区域划分的变化，又有许多以行政区域为依托的区域文化的产生，比较典型的有岭南文化、西域文化、湖湘文化、关东文化、闽台文化等。到了近代以后，随着新政权区域和新型独立性大城市的产生，又产生了一些新的区域文化，如港澳文化、中共革命根据地文化、上海文化(或称海派文化)等。从区域范围方面来说，区域文化有大小区域之分。上述所提到的那些区域文化均可谓是大区域文化，都包括现在的一个省以上的地区。此外，在这些大区域文化之内还有众多的中小区域文化，它们虽有同一大区域文化的共性，但亦因有不同的地理人文环境而形成各具特色的小区域文化。如越文化中之东越(闽越)文化、南越文化、浙东文化、浙西文化;岭南文化中有广府文化、潮汕文化、香山文化;荆楚文化中的荆襄文化;吴文华中的苏南文化等。有的论者认为，区域文化不能以行政区域进行划分，而是以人文状况的不同特性进行区分，这种说法当然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可绝对而论，应该是两者均可。从上述所列举的大区域文化几乎都是以行政区域为范围的，中原文化和战国时期以各诸侯国为范围的文化，在其产生之时都是以皇权及诸侯国的统治区域来划分和定名的，只是到了这些统治区域消亡以后，其延续下来的文化在后续朝代里才不再与新的行政区域完全复合，但仍有一定的关系。上面所列举中小区域文化中则两种划分状况都有。纯粹以人文状况的不同特性进行区域文化划分，实际上更主要的不在于区域文化的划分，而在于文化区域的划分。区域文化与文化区域虽有一定的内在关系，但两者还是有区别的。区域文化的划分主要是从它的产生源头上进行划分，其后来因自身行政区域的扩展或因影响力的扩散等原因而扩大或覆盖到其他地区，则是其发展壮大的表现，但这不是普遍的情况。而文化区域的划分，则主要是指以不同的区域文化来划分地理区域，即以某一区域文化为主体文化的地区范围，这种文化区域既有与本行政区域相吻合的，也有跨越本行政区域的，后者的形成是某一区域文化形成之后，因其影响力所及而覆盖到本行政区域之外的其他地区，并成为该新覆盖地区的主体文化，从而将该新区域纳入到本区域文化之中。因此，从区域文化的产生发展过程来说，在其形成之后，特别是在近代之后，某些区域文化随着其自身的发展和行政区域划分的变化，它与行政区域就不完全相一致了。区域文化和文化区域这两种概念，都是区域文化研究所需要注意和包含的。当然，也有完全以脱离行政区域而完全按地理特性来划分的区域文化。如以江河进行划分者，古已有之的黄河文化、江南文化、江右(江西)文化，新近提出的长江文化等;以山脉进行划分者，古已有之的泰山文化、华山文化，新近提出的黄山文化等;以方位进行划分的，大者如东夷文化、西域文化(西部文化)，小者如浙东文化、浙西文化、苏南文化、苏北文化、闽南文化等。此外，亦有论者认为区域文化属于传统文化的范畴，这当然言之有理，但亦不可绝对化。区域文化的形成都经历过较长的历史过程，并在区域社会中沉积和延续下来，存在着一定的传统性，因此也是一种传统文化，这是区域文化的大多数状态。这一传统的时间应该可长可短，长者自不待论，短者如近代以后产生形成的一些区域文化，它尽管历时不久，并在时代性上属于现代文化的范畴，与一般意义上的传统文化有所不同，亦有独特性的文化存在，不能把它排除在区域文化之外。即使时形成时间更晚，传统性更少的区域性文化，它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有特殊意义区域文化，也是有研究价值的。其实几乎所有大小、新旧范围的行政区域或自成一体的自然区域都蕴藏着自己特有的文化因素，只是特性、影响大小不同，或是否为人所知而已。那些已为人所知晓的区域文化，无论哪个、哪种区域文化，都是由人总结和提倡的，被认知和提倡较早，且特性较强、影响较大者则成名较早、名气较大;被认知和提倡较晚，且特性较弱、影响较小者则成名较晚、名气较小。其他尚未成名者，有的尚待发掘，有的意义不大。现在各地都在加强区域文化的发掘和研究、保护，涌现了无数的区域文化，基本上均是循着这些原理而提出的，但其内涵尚有待进一步探索。
二、关于区域文化的内涵和要义问题
首先是区域文化的特性和共性问题。各个区域文化由各自的地理人文、风土人情、政治经济等因素而构成，自有各自的内容、形式和精神，因而各有差异和特色，也就是所谓区域文化的特性。揭示、总结和传承区域文化的特性和社会作用，使之具有一定的学术和社会价值，应该说是区域文化研究和建设的最主要目的。但是有些不同的区域文化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共同因素和精神，特别是相邻和相属的区域文化之间。如吴文化和越文化，两者所依托的地理人文环境相差很少，其文化差异也很少，古籍《越绝书》有记载说:“吴越为邻，同俗并土”，“同气共俗”，甚至被认为是“同源同出”，因而该两者也被合称为“吴越文化”。又如齐文化和鲁文化，亦是产生于齐和鲁两个相邻的诸侯国，两国同处东夷之地。开创之时，周朝以姜子牙分封齐国，以周公旦及其子分封鲁国，齐行道家和法家之术，鲁行周礼和儒家之术，形成几近对立的两种文化。但后来，随着管子、孟子、荀子相继在齐国引用和宣讲儒学，使儒学和儒家文化渐入齐境，融入齐文化之中，出现了两国合成的齐鲁文化。其他战国时期产生的几个区域文化亦有类似的情形，如秦文化与晋文化合称“秦晋文化”;燕文化与赵文化合称“燕赵文化”;巴文化与蜀文化合称“巴蜀文化”。至于这些大区域文化内的小区域文化，则同源于一个大区域文化，更具有共性因素。研究区域文化的特性和共性各有其要义意所在，揭示区域文化的特性，旨在呈现中华文化的丰富多彩、多元并进;揭示区域文化的共性，旨在说明中华文化的联结纽带、多元共处。其次是自守性和开放性问题。区域文化既有区域的范围界限，又有地理人文等的特定条件，那么它的存在自有一定的限定性，《穀梁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说:“古者天子封诸侯，其地足以容民，其民足以满城，以自守也。”这种区域的限定性也就基本决定了区域文化的限定性。一般来说在它形成以后，其基本范围和内涵即处于相对固定和稳定的状态，具有一种相对封闭自守的性质，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成为一种传统。特别是相隔距离较远、风土人情差异较大的区域文化之间，其各自封闭自守性就更大，基本处于互相隔绝的状态，即所谓“作秦越之视”，不相往来。但是区域文化已有开放的一面，因为文化是由人创造的，人的移动就会带来文化的移动。自古以来，各区域之间并不限制人的移动，当一个区域有外区域的人进入时，就会把外区域的文化带入。当这种外区域移入人数达到相当规模，或有重要的文化人物移入时，就会在这一区域内出现和形成移入者所带来的外区域文化，这种现象一般在每个区域文化中都有存在。在历史上，这种不同区域之间的人口和文化人物的移动是相当频繁的，各区域文化之间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现象亦颇为普遍，甚至有人口大迁徙而产生独成一系的新文化圈，如岭南、闽台、江右(江西)、巴蜀文化区域中的客家文化。到了近代以后，在许多大城市中，伴随着大量移民而出现的这种文化的跨区域存在更为明显。区域文化自守性和开放研究的各自要义在于，前者有助于认识其形成传统的缘由，后者有助于认识其发生变迁的缘由。再次是独立性和包容性的问题。区域文化的自守性和开放性，也就决定了它具有独立性和包容性。就独立性而言，区域文化自守在自己的区域范围内，以自己所在的区域为根本所在。因此，它与其他区域文化之间虽有一定的联系，但没有依存关系，而是独善自处，自成体系。尽管各区域文化中都会有外部文化的进入，乃至融入，然而这些外来文化大多不能改变其固有文化的根本和主体。即便是客家文化这样有较久历史和较大影响的文化，也只是散落在各相关区域中，成为所在区域中的一派文化，或许可以成为其聚居地的一个很小的区域文化，但没有成为其所在大区域的文化根本和主体而形成一个集中的区域文化;已有的相关研究也多取民系文化和聚落文化的角度，而未见有从区域文化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又如上海这样一个近代形成的移民城市，其文化根本和主体仍是本土文化，即便是其中人口和势力最大的宁波人和广东人也不能以浙东文化或岭南文化作为上海文化，而只能融入其中，成为上海文化中的一派或一个元素。就包容性而言，区域文化因其开放性而使各区域文化之间得以互相交流和互动，乃至彼此容纳。上述的战国时期形成的大区域文化的分而合一，以及客家文化的产生、上海文化的形成，都是区域文化包容性的明显表现。区域文化独立性和包容性研究亦各要义所在，前者以凸显其独特性，后者以透视其可融性。最后是内涵和外延问题。区域文化既有自己的独特性和开放性，自然就会有其内涵和外延的存在，其独特性由内涵得以显示，其开放性由外延得以反映。所谓内涵，就是各区域文化中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和因素，主要是指它的本体文化，应包括它的区域范围，以什么标准划定;内部结构，如地域结构、文化因素结构、民系结构;基本特点，有什么有别于其他区域文化的核心文化和基本特点;主要精神，形成了何种独特的精神气质;历史影响，在历史上发挥过怎样的社会作用。所谓外延，主要包括各区域文化所辐射的外流文化和它所保留的外来文化。外流文化是指本区域文化流入其他文化区域的文化，其中有的被同化或融合，有的则未被同化或融合而独立存在。这种独立存在的外流文化，虽仍保留着本区域文化的特质，但已不在本区域的范围之内，不能再作为本区域的文化，而把它作为本区域文化的外延比较合适。外来文化，是指进入某一文化区域内而未被同化或融入的外部文化。与外流文化相应，这种外来文化虽从区域概念来说它已是本区域文化中的一种文化，亦与本区域文化建立了一定的关系，但仍保持着其原来的特质而独立存在，因而不能把它作为本区域的文化因素，而只可作为本区域文化的外围文化或寄生文化。这种区域文化的外延，类似于客家文化，是随着人口的流动而散落到其他文化区域中的，亦具有民系文化或聚落文化的特性。区域文化的内涵和外延的研究的各自要义所在是，前者有助于反映区域文化的具体内容和要素，后者有助于认识区域文化的交流和互动。
三、关于区域文化与国家主流文化的关系问题
中国历史悠久，幅员广大，区域众多，使区域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同时中国自古便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虽有更代换朝、版图张缩、离乱分合，但统一是基本态势，因而亦自古存在着相应的国家层面的主流文化。因此，中华文化中既有区域文化亦有主流文化，两者关系如何是中华文化研究中的一个极其重要问题，也是区域文化研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问题，其中至少包含下述两个方面:一是区域文化与主流文化的渊源关系。从国家的产生和形成过程来看，国家以区域为构成部分和基础，并随着国家版图的扩大而有更多的区域并入其中，这些区域在国家产生和扩展之前已经存在，即先于国家而存在，但在国家产生和形成之后则被划分为各个行政区域而得以强化。与此相应，附着于区域的区域文化，其最原始的成分亦在国家产生之前已经存在，在国家及其行政区域产生之后得以强化和建造。同时，国家产生之后，为着统治所属的各个区域，也会采取某些以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为主的主流文化。在历史长河中，区域文化和主流文化之间有一种互相孕育关系。一般来说，在原始时期先有区域文化后有主流文化，此后则互相共育。形成和主宰夏商周三代的作为最早中华文化主流的中原文化，它是在先前已经存在的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各族团区域文化，并吸收融合长江流域的各区域文化的精髓而形成的。此后，随着国家版图的扩展和中原人口的四向扩散，中原文化被传播到东南西北的各个区域，并与当地的土著文化相结合孕育出当地的区域文化。这些新生的区域文化，因流入的主流文化因子不同和土著文化的差异而孕育出各别的区域文化，战国时期各不相同的各诸侯国文化，都由周文化不同因子和各地土著文化结合的结果。如作为春秋战国时期三大文化派别的儒家、道家、法家文化，都是这样产生的。其中的儒家文化所以在鲁国产生，与周公旦及其儿子引周礼治鲁有着直接的关系，使孔子在继承周礼的基础上始创了儒学。此外，这两者之间也存在着源流关系。一般来说，区域文化是源，主流文化是流。这不仅是因为:区域文化先于主流文化而存在，而且还因为区域文化直接植根于基层和民间;而主流文化不仅建筑于区域文化之上，而且承载着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治国之道，它必然会随着国家统治者及其治国之道更替和时代变迁而不断改变。秦汉以后历代的主流文化，或出自庙堂或出自民间，且大多出自民间，亦即出自区域文化;近代以后还增加了外国文化的来源。如作为中国古代社会2000多年主流文化的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法家文化分别渊源春秋战国时期的鲁文化(鲁国孔子)、齐楚文化(齐国姜子牙、楚国老子)、齐魏文化(齐国管仲、魏国李悝)等;作为宋代以后兴起并成为士大夫治国治家新理念的理学则创自湖南人周敦颐;作为明末清初流行并成为洋务派思想源头的经世致用思想出自吴越文化(浙江的黄宗羲、江苏的顾炎武，另有湖南的王夫之);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指导思想的“三民主义”则出自岭南文化(孙中山)。由此可言，区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根系，主流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枝干主干，互相依存，缺一不可。二是区域文化与主流文化的肉灵关系。区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构成部分，犹如人的各部肢体;主流文化中华文化的引领者，犹如人的灵魂。没有区域文化就没有中华文化，也不会有主流文化;没有主流文化，区域文化就只能是一盘散沙，甚或互相打架，不能得到协调和整合，不能形成整体性的中华文化，也不能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凝聚力。如由于中原文化和儒家文化的产生、扩散和延续，使各区域文化中有了共同的基因，有了形成共识的基础。主流文化还因其具有较强的时代适应性、主宰性和先进性，对区域文化有着引领作用，使之明确发展和前进的方向。由此而言，区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基础，主流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导，各有功用，互为依存。基于上述思考，在区域文化研究中必须同时兼顾主流文化，既避免区域文化研究的孤立化和碎片化，也避免主流文化研究的无根化和片面化。
作者:虞和平 单位:华中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