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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背景下,从文化视角对武术“非遗”传承人的保护与发展问题进行了思考.认为:当前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有关传承人的研究成果较少,且以硕士学位论文为主要形式;武术文化的“活态”传承特点客观上彰显了武术传承人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系统性研究和“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对于武术传承人的相关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借鉴和实践参考.
关键词:武术;武术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武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因其特殊的文化价值与内隐的民族精神愈发受到重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武术无论是作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民族传统体育运动,还是区别于西方的人类身体文化和艺术,对于国人而言都具有更为特殊的意义和价值.2017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文件,明确提出了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价值、目标和要求.在这种历史的新时代背景下,中华武术的传承与保护显得更为迫切.如果说在某种程度上,武术与中医、书法等能够反映或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武术传承人群体文化的理念与信仰、精神与追求或可看作为中华传统文化或中华民族精神的缩影.正因为如此,武术作为一种活态传承,文化保护的意义更加大于文化保存的价值.而其中,作为活态传承的主体———武术传承人的研究值得广大研究者高度关注和重视.
1武术“非遗”保护的学术研究进展
1．1武术“非遗”保护的学术关注
2003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32届大会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标志着全球范围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全面开始.从2003年我国文化部公布第一批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项目到2017年文化部公布的第五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显示出国家对于传统文化保护与发展的高度重视.为进一步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精神以及«体育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关于“重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保护和利用”的相关要求,2013年,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中心制定了«中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推广管理办法»,并于当年公布了“中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目录”,其中有110余武术拳种入选目录.作为我国较早从非物质文化视角关注传统武术的学者,程大力2003年就明确提出了传统武术作为宝贵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尽快向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申报.此后,更专家学者针对如何保护传统武术,从不同层面和视角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使之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内得到更好的保护与发展,如邱丕相、王岗、吕韶钧、周伟良、郭玉成等.截至2017年12月，在国家公布的五批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中,已有60余项武术拳种入选.近年来,非遗视角或背景下和武术保护、传承与发展相关的研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文化学和社会学视角进行的研究.此类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武术文化当展的梳理与分析,力求从文化层面上对当前武术的发展与保护提供学理层面的贡献,该领域研究成果丰硕,代表者如王岗(2013)、陈青(2006)等.二是运用地域学理论,对我国不同区域的地域武术文化进行研究,该领域研究学者有郭志禹(2000)、韩雪(2002)等.三是对民间武术发展进行理论层面研究,提出发展相关策略,如郭玉成(2007)、丁保玉(2012)、龚茂富(2013)等.四是运用跨学科理论对武术的保护与发展进行相关研究,如戴国斌(2004)、乔凤杰(2005)、吉灿忠(2000)等.近年来,还出现了一批较为年轻的武术学者开始关注武术文化及传承人相关的研究,如刘文武、王智慧、金玉柱等.此处,关于武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学、民俗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不再进行赘述.
1．2武术“非遗”保护学术研究问题的思考
不难看出,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武术传承虽成为热点,但是对于“武术传承人”的研究关注度不高,研究成果相对薄弱.通过中国知网对“武术传承人”进行关键词的搜索,仅发现了30余篇以“武术传承人”为篇名的学术文章.其中,2008年牛爱军在«武汉体育学院学报»发表的«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对“传统武术传承人”保护问题的探讨»成为较早关注“武术传承人”的学术文章.2010年河南大学胡继云的«传统武术拳种传承人保护机制研究»成为国内较早以“武术传承人”为研究内容的硕士学位论文.自此后,相继有«陕西关中红拳传承人调查分析及传承对策研究»(张志成,2011)、«陈家沟陈式太极拳传承人的生存状态影响研究»(郭建菊,2013)、«甘肃天水通备武学传承人调查分析及对策研究»(张含亮,2013)、«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峨眉武术传承人现状调查及传承对策研究»(林霞,2014)、«西宁市八门拳传承人研究»(武少洋,2016)、«武术传承人现实困境的三重视域解读———基于对雷家村梅花拳的考察»(宋领兵,2017)等硕士学位论文对“武术传承人”进行了相关研究.从整体上看,当前武术传承人的研究多集中于拳种传承人的个案研究,其中不乏有较好的学术研究启示与学术成果展现,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宏观背景下的微观传承人层面的研究具有积极的学术参考与实践推进价值,但总体来讲,可能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学理困惑和学术拓展的方向.在研究内容方面,理论与实践联系不够密切,基于文化学思考的学术研究多趋向宏观和表层,多局限于单项技术层面或者历史文化因素的归因分析,以及局部特征的文化“模式”探讨,故研究内容点多线少,系统的、整体性的研究相对较少,研究的主题与内容相对单一,尤其表现在对武术传承人的研究内容相对匮乏和缺失.在研究对象方面,研究对象拓展性不够,研究对象之间的关联度不够深入,对研究对象的共性与个性研究不够,主要表现在对民间武术传承群体社会空间特征研究的相对不足.在研究方法上,与人类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横向联系相对较少,跨学科应用的真正成果不多,同时也存在理论性的阐述较多,而微观的田野实证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的现象.在研究创新上,过多集中在“文化影响技术,技术反映文化”的传统立论,对于民间武术社会传承存在的核心深层问题与运行机制缺乏新颖立论和理论融合、创新.
2武术“非遗”传承人的文化研究关注
2．1武术文化研究更应关注“人”的文化活动
“文化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观念之间关系的意义系统.”[1]武术文化的研究,其实质是在研究民族文化如何通过武术形式的载体实现自身的传承与发展,因此,“文化的流动”始终是武术文化研究给予关注的学术思维脉络.尤其是伴随着近年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宏大背景,民间武术文化保护的研究,已经逐渐成为热点和焦点.民间武术文化研究中的文化关注更倾向于民间底层、大众草根文化,与传统的精英式的、自上而下的文化研究视角有较大的区别.其研究中的文化主体更关注于“人”进行的各类文化活动现象,如人际关系、婚姻家庭、传承法则、习武信仰、生存状态等问题将是文化研究的主要内容,这与学院派的竞技武术文化研究有着较大的区别,这也就是民间武术文化研究的起点和意义所在.民间武术研究不仅仅要看传统的文化,更要涉及武术在当地社会变迁中文化的变化,因为只有真正意义上厘清了武术文化脉络中的“变”与“不变”,才能更好地去保护文化.因为文化保护并不仅仅在讲传统,民间武术的保护也不是“博物馆”意义上物品封存和文化固守.也因为没有人能拒绝现代,更不可能操控文化的静止与流动,因此,须从实践理论反观、诠释和重构民间武术文化,学术洞察武术活动的主体传承人的社会实践、文化空间与文化创造,以及通过文化写实来思考武术存在于当前社会发展的文化动力,以及深入了解和诠释传承人的社会生存意义和学术启示等相关问题.
2．2构建武术“非遗”传承人“民族志”的整体系统研究方法与视角
从当前跨学科的视角看,社会学与人类学在武术文化传承发展的应用相对较为广泛.因此,无论是以注重社会结构的社会学还是以文化为研究主体的人类学,在关注结构的同时,都无法回避对人的社会活动意义的深层学理探究.在一定意义上,结构与行动、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成为社会学和人类学共同关注的学理问题.正因为如此,早期以关注和研究“异文化”而起源的人类学,自费孝通“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的研究模式就开启了后期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广泛融合,尤其是社会学人类学的学科交叉发展.因此,在某种层面上,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自觉融合发展都表现了其学术研究视野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拓新,都表明了两者在研究时无法回避或者忽略研究对象的整体系统性观察.如人类学的“民族志”就是较为典型的一种.“民族志”既是最主要学术成果的展现形式,也是人类学整体性研究方法的体现.民族志主要从经济生活、政治制度、亲属制度和宗教信仰四个方面来全面考察人类的文化活动.以民族志的形式从整体文化脉络中去梳理、分析和抽提民间武术文化,去勾勒和描绘出更加原生态的民间武术文化图景.而作为人类学较为新兴发展起来的影视人类学,其民族志电影作为人类学的影视表现形式,是通过镜头所建构的图像寻求对文化的表现,诠释图像背后所隐含的意义,寻求对人与文化更本质的了解,除了记录、保存的功能,也是建构文化事实的一种展示.因此,可以设想,对武术传承人的研究是否可以采用此类方法,即运用影视人类学新兴手段和跨学科方法,以“武术民族志”人类学影片的成果形式,在学术文本和视觉文化两个层面,较为全面地反映武术文化社会现象存在的真实和传承人社会活动的文化空间,突破民间武术传统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拓展武术研究的跨学科视野和研究空间,或许也具有一定的学术理论价值.但总而言之,全面系统性地把握“传承人”的文化空间已是一个很好的切入视角和方法.
3武术“非遗”传承人保护发展的思考
3．1“田野中”寻找传统武术传承人文化脉络的中国逻辑
在2016年«人类学视野中的地域武术文化研究»一文中,我曾经提出:“微观式的田野调查将成为地域武术研究的重要研究方法.”[2]“事实上,田野工作之于作为一个学科的人类学来说已经远远超出了研究方法甚至方法论的意义”[3].田野工作的学术贡献在于注重实践,为广大武术科研工作者重新强化和梳理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让研究者更加尊重事实,做到有理有据,而非断章取义或者坐而论道式的“空谈”.武术是一种文化,更是一种历史.正因为如此,武术文化的研究,尤其是武术传承人的研究,在注重社会田野调查中横向存在现象分析的同时,也不应忽略纵向的文化历史“惯习”(布迪厄)分析.正是在这种纵横交错的文化网络中,我们或许才能发现、找寻其文化的脉络和传统的逻辑.或许,这也正是印证了人类学家郭于华提出的“实现学术研究宏观与微观的自由穿梭”.此外,田野中寻找武术传承人的真实,并不仅仅局限于研究者所在的地方.正如格尔兹所说:“人类学家并非研究村落(部落、小镇、邻里),他们只是在村落里研究”[4].因此,所谓文化脉络的中国逻辑,是期望在武术传承人群体的调查中,能够发现武术对于中国人的意义以及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等系列问题,并以此围绕而展开深层次的理解.正如在«农村代际冲突中老人行动方式变迁研究»一书中,作者对安徽省某村的38位老人进行了深度访谈,重点“讨论了老人在代际冲突中的行动方式,并从中揭示了当前我国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中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动过程和实践特征问题”[5].从我个人的理解,此类田野式的操作与实践正是武术传承人相关问题研究可以借鉴参考的学术视角与研究方法.当然,近年来有关武术传承人的研究成果中,也有相似的探索和思考.
3．2“活态中”实施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工作
非物质文化遗产工程的开展对于民间武术的发展无疑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众所周知,“重申报,轻保护”的老问题依旧存在并延续至今.国家非遗认定的国家级、省级、市级等各类级别的武术传承人,这些特殊的群体(包括民间大量未入选成为传承人的武术拳师)在支撑着中国传统武术的“过去”与“未来”,在现代社会中究竟是以何种方式来进行传承与传播的,如何在活态文化语境中去推动民间武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做到利益与实效有机结合,则是今后中国武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道路上的重要工作.“传统武术是中国现代武术发展的根”,这句话好像已经“余音绕梁”了很多年,然而,在竞技武术对现代武术的推广方面,尤其是国际推广做出卓越贡献同时却带来了诸多发展问题的当下,传统武术的保护似乎更是一种超越技术层面的民族文化保护工作.从2006年国家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至今已经过去了12年,然而,传统武术的保护与发展工作现状却依然严峻,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正因如此,中国传统武术工作的重心是如何在“非遗”有利背景下推动民间武术的可持续发展,尤其是传承人的保护、技术传承的规范与体系化、经济收入政策和生活保障制度,以及相关书籍、音像资料的整理等内容.特别是在民间经济收入较低、没有稳定工作却依然常年坚守武术传承的那部分群体,或许是更应该值得关注和保护的研究对象.2017年,一部纪录片«寻找手艺»感动和震撼了诸多有着或多或少传统文化情怀的国人,这种感动不仅仅是为了纪录片中拍摄者的无私奉献和守望传统的执着精神,通过镜头寻找的中国199名民间艺人平凡的生活空间,更让我们感受到了何谓中国文化、何谓中国传统、何谓中国精神和文化自信.“当时我不懂,现在我懂了”[6](徐皓峰«逝去的武林»),文化的记录与研究在于对民族文化的顿悟、尊重与自信,武术传承人的研究也亦当如此.
参考文献:
[1]罗红光．人类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407．
[2]陈振勇．人类学视野中的地域武术文化研究[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6(2):51G55．
[3]庄孔韶．人类学经典导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272．
[4]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M]．韩莉,译．北京:译林出版社,1999:29．
[5]乔超．农村代际冲突中老人行动方式变迁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1．
[6]徐浩峰．逝去的武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432.
作者:陈振勇 单位:成都体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