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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俗体现了一个地方或一个国家人民的生活气息和特有气质。在中国文化“走出去”背景下，做好中国民俗的跨文化传播，对于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联通中国与世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传播学理论，以河北风俗活动为例，就中国民俗跨文化传播的现状与策略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传播学;中国民俗;跨文化传播
民俗，又称民间文化，是指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群体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并世代相传、较为稳定的文化事项，可以简单概括为民间流行的风尚、习俗。它体现了一个地方或一个民族人民的生活气息和特有气质。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民俗文化丰富，有“十里不同俗”的说法。政府对于民俗这种体现万千百姓生活习俗的文化是非常关注的，截至2014年，旅游与文化部公布了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共有165项民俗类非遗项目入选，占国家级非遗项目总量的12%，其比重之大足以体现国家对民俗文化保护和传承工作的重视。在中国文化走出国门的背景下，做好中国民俗的跨文化传播，对于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联通中国与世界的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民俗跨文化传播现状
我们就中国民俗传播的情况做了问卷调查。选取了河北省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80项民俗项目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对100名英国、美国居民对这80项民俗项目的了解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除了元宵灯会外，受调查人群对于其余民俗活动基本一无所知。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民俗体现的是某一地区特有文化，在国外文化语境中很难找到对应或相近的文化因素。我国民俗活动中有大量的祭奠、祭祀文化、丧葬习俗等，如妈祖祭典、女娲祭典、黄帝祭奠等。而受宗教影响，在西方国家中并没有这样的风俗，这种差异增加其传播难度。第二，我国民俗活动中有大量与农耕文化相关的元素，而西方人则是海洋工商型思维，对于富含这种农耕文化元素的译文不易理解。比如，冀东南地区、沧州、衡水等地有一个民俗是在农历二月二打囤，来祈求粮仓安全及风调雨顺。而在西方国家，很难找到和“囤”这种储存粮食容器对应的实物，这直接造成了跨文化传播的困难。第三，我国民俗活动涉及大量的历史典故、神话传说，例如:有些民俗活动和王母娘娘、女娲、炎帝、黄帝等有关，这些在西方社会中缺失的文化信息也会带来传播困难。
二、基于传播学理论的中国民俗跨文化传播策略
1．传播主体角度
传播主体负责发起传播过程，是传播过程的控制者，控制传播的内容、方式和渠道等。通常包括传播的发起者、策划者、源于文本编撰者和目标语文本译者四类。同一传播主体有时会身兼数职。中国民俗的传播主体应该是中国翻译工作者。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译者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对源文本进行理解加工，然后用读者能够接受的语言，译成目的语，实现跨文化传播。因此，译者的基本素养和翻译理念对民俗活动的跨文化传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跨文化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一名优秀译者要有广博的知识和深厚的文化积淀。所以译者要博览群书，增强阅历，加强基本素养的训练。充分理解民俗活动的内涵，了解民俗活动发展传承的历史及其对当地民众的特殊意义。同时要精通目的语读者的文化，在翻译过程中力求文化层面的求同存异，避免禁忌，提高读者对译文的接受度。这一点，在巴斯内特提出的“文化翻译观”和奈达的“读者反映论”这些理论中均有论述。即读者的反映是检验翻译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目前，西方铺天盖地的有关中国的报道和分析，充满了偏见和误解。因此，我们认为，作为跨文化传播者，译者肩负的任务是将我国的民俗传播出去，展现中国文化的魅力，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接受中国文化，但一味追求读者的接受度，忽略我们在跨文化传播中的语用目的是不可取的。从语用学角度来看，翻译是文章原作者通过译者与目的语读者进行的特殊交际，最佳交际效果是实现社交层面的语用目的。译者要用灵活变通的翻译方法，秉承“以读者为导向并达到跨文化翻译的语用目的”翻译理念，使译文在字面和表达习惯上，符合读者审美标准，同时最大限度保存民俗文化底蕴。
2．传播对象角度
传播对象即传播内容，是由一系列有意义的符号组成的信息组合，符号包括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民俗最贴近人民的身心与生活，其内容包罗万象，节日有节日民俗，劳动有劳动民俗，生活有生活民俗。跨文化传播过程既涉及民俗活动又涉及民俗的由来、禁忌等。较之其他内容而言，如上文所述，这些民俗在目的语的文化中没有对应内容，因此，民俗事象的跨文化工作困难重重。以祭祀为例，据我们统计，和祭祀密切相关的民俗占河北民俗事象总量的43%，但其传播度较差，只有17%的受访人群听说过某一祭祀民俗，3．5%的受访人群了解民俗的意义。中国人重视祭祀主要受到两种思想的影响:第一，对神的崇拜。人们总是希望通过祈求得到神灵对自己或家人的庇护，因此愿意在特定时间将最好礼品奉献给神灵，天长日久的习惯形成了民间的对神祭祀文化。第二，中国传统文化受孔孟思想影响深远，对于血亲和人伦极为重视，讲究“百善孝为先”。形成了对长辈“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观念。事实上，在全球众多国家中，中国是最提倡尊敬祖先、孝敬长辈的国家。因此在重要年节，生者通过祭祀显示自己的孝心，缅怀先祖就成为了中国的一项重要民俗事象。而在西方国家，祭祀有不同的意义。受基督教影响，西方认为人是带着原罪来到世上的，其所有活动都是为了赎罪，而死亡是通往永恒生命的通道，其丧葬和祭奠的目的是告慰亡魂，送其升入天国，接近上帝。面对这样的困境，我们认为，在传播过程中，不应孤立地对民俗活动进行传播，要学会“讲故事”，讲清民俗活动的来龙去脉，讲明每项民俗活动涉及的渊源、典故等，使其更加丰富、立体。在介绍民俗活动的同时，还可以使传播客体增强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了解。
3．传播客体角度
传播客体指民俗跨文化传播的受众，是传播效果的检验者，因而是传播学关注的重点对象。中国民俗跨文化传播的受众是外国公民，或者是对中国文化缺乏了解的人。因此，在传播过程中需考虑以下几点———第一，考虑传播客体的语言结构。传播内容是给传播客体看的，因而传播的目的是得到客体的接受和认同。由于中国语言与传播客体使用的语言在词句层面、语篇语体层面差异较大，因而在翻译时首先要考虑使用传播客体熟悉的语言结构。例如，我国伏羲文化源远流长，在河北、湖北、湖南、陕西等地伏羲的祭奠是一项非常隆重的民俗活动。检索课题组的自建语料库发现，对伏羲文化介绍中出现最多的一句话是“伏羲文化历史悠久，它起源于公元前2436年，经过漫长的发展，到上世纪末形成了影响深远的祭祀仪式”。这种一个主语带多个动词或者是短句的现象在汉语中很常见，但是不符合传播客体的语言结构。在传播时，译文应将汉语中的并列短句转变为目的语中的状语或者定语。这样的句子符合目的语语言结构的要求，能够提高民俗活动在传播客体中的接受度。第二，顺应传播客体的认知结构。对此，我们提出两种处理方法。中西方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中有很多相似之处，彼此文化有互通现象，有相似的文化因子。我们可以借助传播客体文化中相似的文化因子，顺应传播客体的认知语境，实现传播目的。比如:在西方文化中有过Valentine’sDay(情人节)的传统，在传播中国民俗“七夕”时，我们可以借助这一文化因子，激活传播客体认知语境中旧的语境信息，提高传播对象的接受度。再如:篓子会，也叫傩舞，是河北廊坊一带很有名的民俗，在正月举行。人们用芦苇编成篓子，糊上宣纸画好鬼怪的形象，里面点上蜡烛，通过耍篓子来驱鬼除疫。在传播这一民俗活动时，可以借助传播客体文化中“万圣节”的文化因子，动态顺应传播客体的文化，提高传播对象的接受度。此外，传播时还可利用传播客体对异域文化的好奇之心，在不触及目的语文化禁忌的前提下，将传播对象原汁原味介绍给传播客体，扩大传播客体的认知语境，实现民俗事象的跨文化传播。在传播史上，热词和外来词融入文化的成功案例比比皆是，如CocaCola(可口可乐)、功夫(Kungfu)、磕头(Kowtow)等。近年来，中国民众对于圣诞节文化的接受也能够证明这一策略的可行性。中国民俗文化博大精深，民俗活动丰富多彩，做好民俗文化的传播对于我国大国形象的树立，以及其他国家对我国文化的认知至关重要。作为传播主体的传播工作者和翻译工作者应该勇于承担历史使命，积极响应在报告中提出的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号召，从传播学角度入手，采用灵活多样的方式，做好民俗活动的传播工作，为中华文化的广泛传播做出应有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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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钟悦 张秀梅 张庆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