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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政党文化是一个复合型政治概念。在我党的正式文献中虽然并未直接使用这一概念，但在党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建设实践过程中，已经明确体现出了政党文化建设的不同侧面并产生了积极的效果。深入研究政党文化建设，是适应新形势需要，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完成历史使命的迫切需要。本文以西柏坡时期的政党文化建设作为典型样本，从政党文化建设的历史背景、政党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政党文化建设的当代启示三个方面进行了梳理，意在揭示政党文化建设的规律以及对当代政党文化建设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西柏坡；政党文化；建设规律
[基金项目]
2015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建设》（HB15DD002）阶段性成果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至今一直重视党的文化建设，但“政党文化”这个概念却从未在党的正式文献中出现。所谓“政党文化”，是指政党为全体成员所认同的意识形态（或说政治思想）、组织心理、制度规范、行为作风以及由此决定的政党形象。[1]（P13）西柏坡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发生重大历史性转折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文化，继承了延安时期政党文化的精华，开启了新中国建设时期政党文化的新篇章，形成和铸就了体现时代要求的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新形态。从政党文化建设的视角系统研究、深入剖析西柏坡时期政党文化这一重要成果和典型样本，对于把握政党文化建设的规律，建设中国共产党人的共有精神家园，确保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西柏坡时期政党文化建设的历史背景
西柏坡时期与井冈山时期、延安时期一样，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时期，更是中国革命进入最后胜利阶段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我党面临着四个转变，即党的工作中心由农村向城市的转变，党的任务由领导革命向领导国家建设的转变，党在国家中的地位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革命性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正因为如此，1973年2月26日，曾评价说：“西柏坡是和党中央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指挥三大战役在此，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此。”1988年11月26日，黄震将军为西柏坡题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这里的“最后”和“走来”，都表明了西柏坡时期的历史性转折。在这里，我党科学分析了面临的形势，明确了党的历史使命，谋划新中国的宏伟蓝图。然而，从党的自身建设状况来看，还面临着许多不适应新形势需要的问题，其主要表现：
（一）思想和作风不纯问题
抗战胜利后，随着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党的组织也不断壮大，党员人数从1945年的120万人骤增至1947年的270万人，由于党员数量的快速增长，新党员的人数占了全体党员的一半以上。伴随党员数量的快速增加，在一些党组织特别是在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中，由于组织不纯带来的思想、作风不纯问题也明显地暴露出来。“可以这样说，党内不纯的情况不改变，即使政策彻底也不行，不只是完不成任务，也不能进行战争，还会使党走向灭亡。”[2]（P386）也指出：“全党同志必须明白，解决这个党内不纯的问题，整编党的队伍，使党能够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完全站在一个方向，并领导他们前进，是解决土地问题和支援长期战争的一个决定性的环节。”[3]（P1253）
（二）纪律松弛、组织涣散问题
自从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军队那天起，就一直被视为“逆匪”，多次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即使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仍然采取分割政策，不断对我解放区进行封锁。这种因长期处于游击战争而使革命根据地被分割的状态，一直持续到解放战争初期。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党“曾经允许各地方党的和军事的领导机关保持着很大的自治权，这一种情况，曾经使得各地方的党组织和军队发挥了他们的自动性和积极性，渡过了长期的严重的困难局面，但在同时，也产生了某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损害了革命事业”。[3]（P1346）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后，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不良风气如果不能扫除，必将严重影响解放战争的进程。
（三）滋生“四种情绪”问题
西柏坡时期，随着军事上不断取得胜利，在一些党员干部中逐渐出现了贪图安逸、骄傲自满、不思进取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情绪。因此，1949年1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全党“不要使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尖锐地指出：“胜利冲昏头脑，今天更有可能，胜利越大，包袱越大，紧张困难时易团结。这必须警惕，要教育干部，首先是要使高级干部懂得，战争打完了，真正要做的事情才开始，届时很可能感觉打仗还容易些。”[4]（P536）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更加明确地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3]（P1438）对全体党员干部的告诫，正是基于对当时干部队伍现状的准确判断，而这种担忧，则来自于在延安时期关于“周期律”问题的思考，这也成为我党提出“进京赶考”的根源所在。针对上述问题，党在西柏坡时期力图通过加强政党文化建设，强化党员和各级党组织的政权意识，保持共产党人的纯洁性和先进性，从而完成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使命。
二、西柏坡时期政党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
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历史延续性。政党文化也不例外。西柏坡时期的政党文化建设，正是我党对井冈山时期和延安时期所形成的政党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众所周知，中共自诞生之日起就深受苏共和第三国际的影响，因而，其早期的政党文化建设直接延续了苏共模式。1935年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由于受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全面抗战的影响，中央通过整风运动等一系列举措，彻底清除了“左”倾错误，排除了第三国际和苏共的干扰，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系统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对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等问题一一作出了回答，从而确立了党的意识形态，并从中共的领导体制、组织制度、生活方式、党风党纪等方面加大建设力度。尤其是七大新党章的通过，直接促成了中共政党文化在延安时期的成型。西柏坡时期，我党继承了延安时期政党文化建设的经验，极大地丰富了政党文化的内容，深化了政党文化的内涵，系统而又卓有成效地开展政党文化建设，为取得新中国的最后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
（一）培育独特的政党精神
政党精神是政党的灵魂，是政党文化的核心内容，是政党建设的基础和灵魂，是改造党员主观世界的必要途径。政党精神是一个历史概念，政党精神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不断丰富的历史过程。重视党的精神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特有的政治优势和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后，同志多次告诫全党，革命成功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儿，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艰苦卓绝的伟大672016年8月（上）斗争中，我党先后培育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和西柏坡精神，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政党的指导思想决定着政党的精神追求及其行动。自党的一大开始，我党便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并于井冈山时期培育了“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的井冈山精神；而以“信念坚定、不怕牺牲”为内核的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1945年，中共七大又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进党章，这充分体现了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执政前形势最稳定、时间最长的时期，这一时期，包括政党文化建设在内的政党建设进入全面成熟阶段，形成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的延安精神。西柏坡时期是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精神建设最辉煌的时期。较之井冈山时期和延安时期，西柏坡时期我党的军事力量及政治影响力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夺取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到城市的伟大战略转移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其中心任务。因此，西柏坡时期党的精神建设紧紧围绕这一中心政治任务，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体现了时代特点的政党精神——西柏坡精神，使党的精神建设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个时期，在马列主义、思想指导下，我党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精心培育政党精神，形成了以人民至上为价值追求、以敢打必胜为精神特质、以“两个务必”为精神内核的西柏坡精神。正是靠着这种精神，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坦途，完成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
（二）制定严密的组织制度
政党的组织制度是政党文化的重要体现和载体。早在延安时期，就曾向全党明确提出：我们要建设的是“一个有纪律的、思想上纯洁的、组织上纯洁的党，合乎统一的标准的党”。[5]（P261）那么，怎样才能使党有纪律、思想和组织上都纯洁？延安时期，我党通过七大修改了党章，完善了党的组织体系和组织制度，明确规定了党员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为了预防革命胜利后再走李自成的老路，西柏坡时期的组织制度建设得到进一步强化，形成了一系列党员干部必须共同遵守的规矩、制度，以调节党内关系、强化执行力度。正如同志指出的：“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党的规矩、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有力推动了党的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西柏坡时期，党的中心任务首先是军事斗争，即打倒国民党，建立新中国。因此，为了纠正党和军队中各级领导机关存在的自由主义、地方主义、游击主义等倾向，取得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党中央先后制定了党内工作制度和生活制度，重新颁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建立健全了请示报告制度和党委制度，确立了党委会工作方法，明确了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制度。与此同时，围绕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和如何建设这个国家的问题，也进行了制度设计，提出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为建成这样一个国家，要积极吸纳各派进行合作。有了规矩、制度，如何保证其得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是政党文化建设中必须要正视的问题。西柏坡时期，为提高各级党组织的执行力，党中央以学习教育为抓手，增强纪律意识，以监督问责为手段，狠抓落实，教育党员干部要严守纪律底线，形成了人人敬畏制度、人人遵守制度的良好氛围。
（三）塑造良好的政党形象
政党形象是政党的重要文化符号，是政党文化的重要构成要素之一。对党内而言，良好的政党形象能大大增强党内的认同感和荣誉感，从而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对外而言，良好的政党形象能赢得民心，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戴，从而激发人民群众的归属感，形成强大的向心力。因此，党的形象就是党的生命，党的形象关乎党的事业的成败，更重要的是，党的形象还关系着党能否执政（执政的合法性）以及长期执政的问题。西柏坡时期正处于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的前夜，能否塑造并维护良好的政党形象便成为政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为增强党内的认同感，党中央着眼于党的建设特别是作风建设，在继承和发扬延安时期形成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大胆实践，从时代要求出发，以“两个务必”作为作风建设的重点，极大地丰富了作风建设的内容。西柏坡时期，经过结合开展的整党运动，基本上解决了党内思想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但党中央并没有因此而盲目乐观，而是居安思危，从长远考虑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能力，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告诫：“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3]（P1438-1439）即使在即将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之际，仍然保持着高度警惕，提出了“进京赶考”的命题：“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6]（P155）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党自身作风建设的高度重视。为了让各派深入了解和认识中国共产党，党中央全面落实统战政策，不断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于1948年发出“五一”口号，正式提出各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从而树立起了良好形象，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与支持。为了赢得更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西柏坡时期我党积极做好宣传工作，把党的政治主张及时传递到千家万户，在人民心中树立起一面光辉的旗帜，使广大老百姓了解党的主张，响应党的号召，最终赢得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拥护。总之，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自身的作风建设，凸显了共产党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塑造了一心向民、立党为公的崭新形象和党领导下的新型军队“人民子弟兵”的光辉形象，从而取得了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
三、西柏坡时期政党文化建设的当代启示
政党文化是政党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它体现着政党的精神追求以及为实现这一追求而采取的行动。西柏坡时期的政党文化建设紧紧围绕解放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这一中心任务，全方位开展政党文化建设，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既保障了革命事业的胜利，又为建设时期的政党文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和重要启示。
（一）牢记宗旨，培育政党精神
一个政党要想取得政权、执掌好政权并长期执政，首要的就是要加强政党精神的培育。政党精神是党的价值取向的集中体现，是为实现理想、宗旨而努力奋斗的重要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60多年过去了，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虽然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发生了变化，但我们的根本宗旨并没有变。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更加需要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政党精神是强大的思想武器，有了它，就能在党内形成科学的价值理想和正确的价值追求，就能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并以此引领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要牢记党的宗旨，坚定理想信念，时刻走在时代的前列，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二）狠抓落实，强化制度执行
政党的制度文化包括各种成文的规章和日常的行为规范与行为模式，是一个政党精神文化的产物，体现着政党的价值观念。西柏坡时期所形成的党的制度文化，是基于自党成立以来的经验和当时所面临的任务而逐步完善的。这其中，既包括党的领导制度和党内生活制度这些“有形”的制度，也包括一些“无形”的规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同志曾提议：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并列。这六条建议，虽然在当时并没有形成文字，但却收到了良好的效果。2013年7月11日，同志面对写有这六条规定的展板说：“不做寿，这条做到了；不送礼，这个还有问题，所以反‘四风’要解决这个问题；少敬酒，现在公款吃喝得到遏制，关键是要坚持下去；少拍掌，我们也提倡；不以人名作地名，这一条坚持下来了；第六条，我们党对此有清醒的认识。”这段话语重心长，切中要害：制度文化重要的不是制定了多少制度，而是要严格按照制度执行，即要提倡并提高执行能力。西柏坡时期，我党不仅完善了制度，更重要的是严格执行这些制度。总之，西柏坡时期的制度文化建设，一方面有了相对完善的有形与无形的制度，另一方面，还着力抓好制度的贯彻落实，由此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政党文化建设的内容，为今天的政党文化建设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党的制度文化建设必须围绕中心工作展开，必须着眼于党的建设来推动制度的落实。
（三）多措并举，维护政党形象
西柏坡时期，我党十分注重党的形象建设，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着力维护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为了让人民群众真正了解党的宗旨、光大党的形象，扎实开展“开门”整党运动，公开党支部，把党的会议同群众大会相结合，吸收非党群众参加党的会议，让整党在群众的监督下进行；整合新闻传播机构，丰富宣传方法，采取正确、及时、有效的措施，加大思想政治宣传工作力度，全方位加强对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宣传引导；坚持领导率先垂范，以忘我的工作干劲、廉洁自律的承诺和民主团结的作风，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宣传英模事迹，树立革命典型，倡导艰苦奋斗、开拓创新、为革命胜利而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这一系列的举措，极大地提升了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激发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坚定了人民群众立志跟党走的决心和信心，为争取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在革命时期，形象就是旗帜，形象就是力量。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我们同样需要人民群众与我们一道，共同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共同奋斗。这就需要我们与时俱进，针对人民群众的疑惑，针对党内出现的问题，针对党的形象受损的现实，通过创新举措，改善党的形象，筑牢我们的群众基础。
作者：李彦青 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党校科技文化教研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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